戴震学说的历史命运

                                   陈祖武

戴震是活跃在乾隆中叶学术舞台上的一位杰出大师。继惠栋之后，他与之齐名而主持一时学术风会。梳理戴震为学历程，探讨其学术旨趣，对于准确地把握乾隆中叶的学术大势，进而揭示乾嘉学派的历史特质，显然具有典型意义。 

一、从江永到戴震 

戴震，字东原，一字慎修，安徽休宁人。生于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724年1月19日），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1777年7月1日）在北京病逝，得年54岁。 

休宁地处皖南山区，乏平原旷野，缘地少人多，一方山民每每“商贾东西，行营于外”[1][1]。戴震早年家贫，一家生计仰仗其父弁贩布四方维持，十岁始得入塾求学。惟聪颖敏慧，勤学善思，由精读《说文解字》入手，渐及《尔雅》、《方言》，乃至汉儒传注、群经注疏，从而奠定坚实为学根柢，走上训诂治经以闻道的治学路径。震晚年曾就此回忆道：“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卅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1][2] 

乾隆五年，震随父贩布江西、福建，并课督学童于邵武，时年18岁。七年，自邵武归，值儒臣程恂在乡，震遂拜谒师从。恂为雍正二年进士，乾隆元年中式博学鸿词，官翰林院检讨，有“休宁山斗”[1][3]之称。此时，婺源著名学者江永正以西席而深得程恂器重。永为一方大儒，学宗朱子，精于《三礼》及天文历算、声韵、舆地。承朱子遗志，早在康熙六十年，永即撰成《礼书纲目》。乾隆初，清廷征集该书入《三礼》馆。之后，永又致力于《近思录》的集注。乾隆五年，入程恂家馆，完成历学书七卷，计有《金水二星发微》、《七政衍》、《冬至权度》、《恒气注历辨》、《岁实消长辨》、《历学补论》、《中西合法拟草》等七种，旨在与梅文鼎遗说商榷。同年八月，永随程氏入都，《三礼》馆臣方苞、吴绂、杭世骏等，皆与之问学论难。翌年八月返皖，自九年至十二年间，江永皆执教程氏家馆。 

戴震既秉程恂之教，亦受江永为学影响，于乾隆九年至十二年间，相继撰成《筹算》、《六书论》、《考工记图》、《转语》诸书。尤以《考工记图》最为程恂所重，十二、三年间，曾向儒臣齐召南推荐，获齐氏赞为“奇书”[1][4]。 

乾隆十四年，戴震学已粗成，以正致力的《大戴礼记》校勘稿，而与歙县学人程瑶田定交。翌年，又经瑶田而交西溪汪氏叔侄。据程瑶田事后追记：“庚午、辛未（乾隆十五、六年——引者）之间，余与稚川及余姊婿汪松岑三人同研席，每论当世士可交而资讲习益者，余曰戴东原也。东原名震，休宁隆阜人。先是己巳岁，余初识东原。当是时，东原方踬于小试，而学已粗成，出其所校《太傅礼》示余。《太傅礼》者，人多不治，故经传错互，字句讹脱，学者恒苦其难读，东原一一更正之。余读而惊焉，遂与东原定交。至是，稚川、松岑亦交于东原矣。”[1][5]此后，震与诸友皆问学江永，成为江氏学术的追随者。震尤为江永所喜，叹为“敏不可及”[1][6]。时值清廷诏举经学特科，永以年逾古稀而辞荐，并致书戴震，表示“驰逐名场非素心”[1][7]。 

十六年，戴震补为休宁县学生，年已29岁。十七年，震应汪梧凤聘，执教歙县西溪汪氏家馆。翌年，江永亦来西溪，应聘主持汪氏家馆讲席，于是汪氏一门学人及戴震、程瑶田等，皆得朝夕从永问业。据《江慎修先生年谱》乾隆十八年、“七十三岁”条记：“馆歙邑西溪，歙门人方矩、金榜、汪梧凤、吴绍泽从学。休宁郑牧、戴震，歙汪肇龙、程瑶田，前已拜门下问业，是年殷勤问难，必候口讲指画，数日而后去。”[1][8] 

乾隆十九年，因与同族有权势者发生坟地纠纷，戴震被迫负笈远游，避仇入都。抵京之后，虽困于逆旅，但却以所擅天文历算、声韵、训诂和古代礼制诸学，广交钱大昕、纪昀、王鸣盛、王昶、朱筠等新科进士，遂以天下奇才而声重京师。钱大昕于此所记甚明：“戴先生震，性介特，多与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余，策蹇至京师，困于逆旅，饘粥几不继，人皆目为狂生。一日，携其所著书过予斋，谈论竟日。既去，予目送之，叹曰天下奇才也。时金匮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学，求精于推步者，予辄举先生名。秦公大喜，即日命驾访之，延主其邸，与讲观象授时之旨，以为闻所未闻。秦公撰《五礼通考》，往往采其说焉。高邮王文肃公安国亦延致先生家塾，令其子念孙师之。一时馆阁通人，河间纪太史昀、嘉定王编修鸣盛、青浦王舍人昶、大兴朱太史筠，先后与先生定交。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1][9]纪昀、卢文弨亦有专文推尊震学，昀称：“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以降儒者所不能及。”[1][10]文弨则云：“吾友戴君东原，自其少时，通声音文字之学，以是而求之遗经，遂能探古人之心于千载之上。既著《诗补传》、《考工记图》、《句股割圆记》、《七经小记》诸书，又以余力为《屈原赋》二十五篇作注，微言奥指，具见疏抉。”[1][11]姚鼐甚至致书称戴震为“夫子”，提出师从问学的请求，为震所婉拒。戴震复书云：“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昨辱简，自谦太过，称夫子，非所敢当，谨奉缴。”[1][12] 

在京三年，戴震既播扬一己之学，反对“株守”成说，“信古而愚”[1][13]，主张合“理义”、“制数”、“文章”为一以求道[1][14]，亦不忘表彰江永学术。乾隆二十七年三月江永病逝，五月，戴震即为永撰行状，以供他日史馆采择。文中，记此时史事云：“戴震尝入都，秦尚书蕙田客之，见书笥中有先生历学数篇，奇其书。戴震因为言先生。尚书撰《五礼通考》，摭先生说入观象授时一类，而《推步法解》则取全书载入，憾不获见先生《礼经纲目》也。”[1][15]晚年的江永，则以戴震的“盛年博学”[1][16]而引为同志，据称：“余既为《四声切韵表》，细区今韵，归之字母音等，复与同志戴东原商定《古韵标准》四卷、《诗韵举例》一卷，分古韵为十三部，于韵学不无小补。”[1][17]而在江永逝世之前，戴震亦有长书一通答永，以讨论《说文解字》的六书学说，从而显示问学江永以来的出兰之获。书中，戴震写道： 

《说文》于字体、字训，罅漏不免，其论六书，则不失师承。……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凭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实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曰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曰会意。四者，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卬、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伸，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于自然，立法归于易简，震所以信许叔重论六书必有师承，而考、老二字，以《说文》证《说文》，可不复疑也。[1][18] 

述许慎六书学说而明晰如此。难怪江永于问学诸人中，要独称戴震“敏不可及”[1][19]了。 

二、惠栋与戴震 

乾隆二十二年冬，戴震离京南还，途经扬州。此时的扬州，正值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驻节，见曾擅诗，雅好经史，一时江南名儒多集于其幕府，南来北往的学术俊彦，亦每每出入其间。戴震抵扬，恰逢大儒惠栋、沈大成主卢幕西席，助见曾辑刻《雅雨堂藏书》，以表彰东汉经师郑玄学说。此后二三年间，戴震皆客居于卢见曾幕。面对饱学务实的前辈大儒，戴震为宗法汉代经师的风气习染，与先前在京中俯视一辈新科进士，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惠栋长戴震27岁，乾隆十九年即入卢氏幕府，最称前辈，影响卢氏及一方学术亦最深。惠栋早先即从亡友沈彤处得闻戴震博学，此番晤面，若旧友重逢。据戴震称：“震自京师南还，始觌先生于扬之都转盐运使司署内。先生执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吴江沈冠云尝语余，休宁有戴某者，相与识之也久。冠云盖实见子所著书。’震方心讶少时未定之见，不知何缘以入沈君目，而憾沈君之已不及觏，益欣幸获觏先生。”[1][20]戴震同惠栋在扬州的相处，虽不过短短数月，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于其尔后为学，留下了颇深的影响。其大要有三： 

首先，推崇郑玄学说，抨击宋明经学为“凿空”。王昶为惠栋学说的追随者，早年求学苏州紫阳书院，即问业于惠栋。乾隆二十一、二年间，昶又与栋同客卢见曾幕。二十三年五月，惠栋在苏州病逝，王昶为栋撰墓志铭，文中记云：“余弱冠游诸公间，因得问业于先生。及丙子、丁丑，先生与予又同客卢运使见曾所，益得尽读先生所著。尝与华亭沈上舍大成手抄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学之根柢，莫余为详。”[1][21]为明一己学术宗尚，王昶青年时代即以“郑学斋”为书室名。乾隆二十四年九月，戴震与王昶同在卢见曾幕府，应昶请撰《郑学斋记》。震文开宗明义即云：“王兰泉舍人为余言，始为诸生时，有校书之室曰郑学斋，而属余记之。今之知学者，说经能骎骎进于汉，进于郑康成氏，海内盖数人为先倡，舍人其一也。”继之尊郑玄为一代儒宗，述郑学兴废云：“方汉置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先师皆起建、元之间，厥后郑氏卓然为儒宗。众家之书亡于永嘉，师传不绝独郑氏。及唐承江左义疏，《书》用枚赜所进古文，《易》用辅嗣、康伯二经，涉前儒之申郑者，目曰郑学云尔。故废郑学，乃后名郑学以相别异。”戴震认为，宋明以降，经学的积弊就在“凿空”二字。他说：“郑之《三礼》、《诗笺》仅存，后儒浅陋，不足知其贯穿群经以立言，又苦义疏繁芜，于是竞相凿空。”震文以朱子当年抨弹王安石《三经新义》为例，指斥宋明经学的病痛云：“自制义选士以来，用宋儒之说，犹之奉新经而废注疏也。抑亦闻朱子晚年治《礼》，崇郑氏学何如哉！”文末，戴震沿惠栋训诂治经、兴复古学的主张而进，对郑学做出界定，指出：“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驰以逃难，歧为异端者，振其槁而更之，然后知古人治经有法。此之谓郑学。”[1][22] 

其次，继承惠栋遗愿，引沈大成为忘年友，致力于古学复兴。沈大成少惠栋3岁，邃于经史，通故知今，为惠栋兴复古学事业的志同道合者。惠栋生前，为大成《学福斋集》撰序云： 

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此儒林之业也。余弱冠即知遵尚古学，年大来兼涉猎于艺术，反复研求于古与今之际，颇有省悟，积成卷帙。而求一殚见洽闻，同志相赏者，四十年未睹一人。最后得吾友云间沈君学子，大喜过望。夫所贵于学者，谓其能推今说而通诸古也。……沈君与余，不啻重规而叠矩，以此见同志之有人，而吾道之不孤，为可喜也。沈君邃于经史，又旁通九宫、纳甲、天文、乐律、九章诸术，故搜择融洽而无所不贯。古人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吾于沈君见之矣。[1][23] 

惠栋故世，沈大成与戴震在卢见曾幕府朝夕共处。大成喜震乃“耆古之士”，乾隆二十五年夏，约震复校何焯校本《水经注》。大成有校记云：“庚辰初夏，从吾友吴中朱文斿奂借何义门校本，复校于广陵。同观者休宁戴东原震，亦耆古之士也。”[1][24]戴震则以得前辈师长的护爱而感念不忘，欣然撰文，尊沈大成为“卓然儒者”。据称：“沃田先生周甲子六十之明年夏，以《戴笠图》示休宁戴震。先生在维扬使幕也久，震之得识先生也，于今四年，盖四三见。其见也，漏下不数商而复离，离则时时悬于想似。岂形遇疏者神遇故益亲邪？抑非也？先生于《六经》、小学之书，条贯精核，目接手披，丹黄烂然，而恂恂乎与叔重、康成、冲远诸人辈行而踵蹑也。盖先生卓然儒者。”[1][25] 

之后，戴震北游，阔别有年。乾隆三十六年，沈大成文集重行纂辑，大成二千里驰书，嘱震为文集撰序。戴震如约成文，文中重申：“先生之学，于汉经师授受欲绝未绝之传，其知之也独深。”因此，他认为文章无非沈大成为学的绪余，可传者则是由小学故训入手的治经之道。戴震就此指出： 

夫先生之可传，岂特在是哉！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幽而表微。然其名义、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于莫之能通。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藉，辨言则舍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先生于古人小学故训，与其所以立言用相告语者，研究靡遗。治经之士，得聆一话言，可以通古，可以与几于道。而斯集都其文凡若干篇，绳尺法度，力追古人，然特先生之出其余焉耳。[1][26] 

再次，弘扬惠栋学术，提出“故训明则古经明”的著名主张。乾隆三十年，戴震客游苏州，曾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以纪念亡友惠栋。文中，震于惠栋学术推崇备至，有云：“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涘。”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戴震承惠栋训诂治经的传统，提出了“故训明则古经明”的著名主张。他说： 

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1][27] 

在乾隆中叶的学术界，戴震之所以能与经学大师惠栋齐名，其根本原因不仅在于他能融惠学为己有，而且还因为他进一步把惠学与典章制度的考究及义理之学的讲求相结合，从而发展了惠学。正是由此出发，戴震对惠栋学术做出了创造性的解释，指出： 

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 

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1][28] 

乾隆三十四年，戴震为惠栋弟子余萧客所著《古经解钩沉》撰序，重申前说，系统地昭示了训诂治经以明道的为学宗旨。他说： 

士贵学古治经者，徒以介其名使通显欤？抑志乎闻道，求不谬于心欤？人之有道义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为心之精爽，其微也则以未能至于神明。《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 

这就是说，学古治经，旨在闻道。道何在？戴震认为就在《六经》蕴含之典章制度。所以震接着又说： 

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又况古人之小学亡，而后有故训。故训之法亡，流而为凿空。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 

既然宋明数百年的凿空治经不可取，那么正确途径又当若何？依戴震之见，就当取汉儒训诂治经之法，从文字、语言入手，他的结论是：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1][29] 

从惠学到戴学，有继承，更有发展。戴学之继承惠学者，为训诂治经的传统。这一传统导源于清初顾炎武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30]，至惠栋而门墙确立。惠栋于此有云：“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1][31]戴震一脉相承，播扬南北，遂成乾嘉学派为学的不二法门。离开文字训诂，乾嘉学派将失去其依托。然而，戴学之可贵处则在于发展了惠学，它并不以诸经训诂自限，而只是以之为手段，去探求《六经》蕴含的义理，通经以明道。因此，在《古经解钩沉序》篇末，戴震指出：“今仲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君定宇，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也。”[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