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9年第3期，本文注释从略。

摘要：“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条约体系的形成和“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起点。学界关于这场战争的研究多从政治、军事、外交史等角度切入，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本文旨在通过对近代历史教科书中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内容的梳理，观察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基本认知，思考教科书与近代知识的创出、流转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近代历史书写中的位置问题。

一、战争爆发之原因

近代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受日本影响甚大。桑原骘藏1898年完成的《中等东洋史》，提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樊炳清的译本以《东洋史要》为名，由上海东文学社印行，其中“卷四•第三篇英人东渐•第三章阿片之战”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如下：

自五口通商以来，罪徒多受雇于外船，冀免逮捕。日本历二千五百十六年（咸丰六年），有挂英国旗之商船名亚罗者，清廷官吏登船搜索，捕清人十二名以去。香港知事巴笃斯怒，诉于两广总督，不得要领。会法国教士亦于广西为清民所杀，其翌年英法两国，乃合军陷广东，更北上，入白河，逼天津。

……

当清廷苦内乱之时而英法之军逼天津，于是清廷于天津暂立草约，退两国兵。其翌年批准交换之际，清廷以炮击英法使臣，故两国兵复逼白河，清将僧格林沁防之，大败，大沽天津北京皆陷。文宗幸热河（直隶承德府），使皇弟恭亲王与二国议和，时俄国公使衣固那邱甫在北京，斡旋于英国公使额尔金，与法国公使古禄士之间，遂左约和成，实日本历二千五百二十年（咸丰十年）也。

一偿英国金一千二百万两，偿法国金六百万两。

二许英法两国遣公使及领事驻支那

三许耶稣教徒得自便布教。

四南京条约所指五口之外，更开牛庄、登州、潮州、台湾、琼州、九江、汉口为商埠。

桑原笔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历史事件，附属于“阿片之战”的主标题，具体文字则以时间顺序分两部分展开，一为在广州附近发生的“亚罗号事件”前后在广东发生的冲突，二为英法军北上至《北京条约》签订。两部分叙事各成一体，其间穿插有涉及太平天国的叙述。作者没有专门深究战争原因，而是在不同阶段的叙事中略加涉及。就前一阶段而言，“罪徒多受雇于外船，冀免逮捕”是事件发生的大背景，船“挂英国旗”、清方“捕清人”和英方申诉无果、法国教士被杀也均以陈述事实的笔法写就，没有作者个人的价值判断。至于后一阶段的原因叙述也呈现同样特点。

中国人自编的教科书则将“第二次鸦片战争”看作一个独立事件加以叙述。富光年《简易历史课本》（1906年）第五十四课“英法陷京及内地传教”史实部分的文字虽然简约，却构筑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当发捻大乱时，英法合兵陷广东，虏总督叶名琛，更图北犯。朝廷与订和约未成，英法又率兵犯天津，官军屡挫，遂陷京师，焚圆明园。文宗幸热河，派恭忠亲王与各国议和。偿金千二百万两，开通商口岸凡八埠，约中又许传教内地。”在叙事中讨论战争原因，斥英法之非。与之类似，同时期沈恩膏《本朝史》（1908年）和章嶔《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8/1911年）分别以“英法入寇”和“挨罗船事件及天津条约”“北京协商及天津追加之约”为题进行独立叙述，他们既能简单陈述战争的原因和进程，亦通过遣词造句的选择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

汪荣宝《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1909/1911年）可能是第一部详细叙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教科书，在第三编第二十五章“英法同盟军之入寇”中，他不仅用近7200字的篇幅勾勒了战争的全过程，而且章节体的结构设置也把对战争原因的分析追溯至 1856年之前的中英关系，在行文中通过“广州绅民之排外”和“叶名琛之外交政策”两小节展开：

广州绅民之排外：鸦片战争之终局，中国政府，许以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英国通商之地，又许英国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住居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既略如第二十三章所述。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既以次建设领事馆，英人得自由出入，以时与地为官相见。而广州绅民自三元里决战后，与英人积嫌已深，乃坚执乾隆朝通商旧制，合词诉大府，请毋许英人入城。时耆英督两广，知所请与江宁条约不相容，置不答。绅民乃传檄远近，大起团练，不支官饷，亦不受官约束，骎骎与官为仇。而英人方以条约为词，数请入城，不得，则贻书谁让……

叶名琛之外交政策：名琛亦颇能选将募兵，击平境内土匪及群寇之阑入者。五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名望日隆。名琛益自负，常以雪大耻尊国体为言。凡遇交涉事，驭外人尤严，每接文书，辄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顾其术仅止于此，既不屑讲邻交之道，与通商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审诸国之虚实强弱，而谋所以应之。香港总督包冷，性刚愎，与名琛已积不相能。咸丰六年，英政府以巴夏礼H.S.Parkes任广东领事。夏礼尤负气，好争小节，既与名琛争入城约不得，则日夜思构衅……

在汪荣宝的分析框架内，自鸦片战争后中英双方围绕广州入城问题而渐生嫌隙，绅民排外情绪高涨，加之时任两广总督叶名琛与英国在华官员的个性龃龉，共同构成了战争爆发的远因；而“亚罗号事件”只作为“衅端”，是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此外，改订商约、法国教士被杀、公使驻京、换约构衅等要点则作为影响战争不同阶段的具体原因，依战事的展开而铺陈。以上三部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关于战争原因的分析模式。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后，历史教科书在“本国史”的脉络下，叙述内容没有出现明显变化。

叙述内容发生明显变化出现在1929年。承袭“国民革命”和“国耻”言说，1929年颁行的《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写道：“研求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概况，说明近世中国民族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以激发学生的民族精神，并唤醒其在中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同年颁布的《高级中学普通科本国史暂行课程标准》也强调“注意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经过”。此后，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原因分析，要点虽然与之前大致相同，但在具体行文时却将其置于一个新的叙事逻辑下，即强调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如何祖泽《新亚教本•初中本国史》（1933年）指出，排外情绪的产生是由于“原来鸦片战争，粤人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最先感觉苦痛”，因此战争原因是“英人终于不肯罢休，为要完成他的东方侵略政策，便借端开衅”。再如朱栩新《新课程标准初中本国史》（1932年），虽然承认入城问题和排外情绪的存在，但其均是由于“野心勃勃的英、法、俄诸国，就趁此作进一步的侵略”所导致。在王钟麒、宋云彬《开明中学讲义•开明中国历史讲义》（1934/1937年）中，这种叙事逻辑更为明显：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者已看破了中国的弱点，便处处挑衅，乘机侵略。同时中国虽受帝国主义的武力压迫，缔结了不平等条约，但政府与人民的排外倾向，并不因此而衰退。以此之故，当太平天国及捻回之乱发牛时，又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事情。将战争爆发根源归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故作者对“亚罗号事件”的看法是：“其实这是借题开衅，假使中国强盛，或外国不敢引起国际战争时，即使把他们的领事无端杀却，也只好隐忍的。”

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和“沦陷区”出版的一些历史教科书出现弱化“帝国主义”色彩的倾向，关于战争起因回到汪荣宝教科书的叙述模式中。如中等教育研究会《高中本国史》（1938年，北京）以为：“自从鸦片战争失败，逼成城下之盟。民众对外的反感，因愤激而加深，遂致发生感情的冒昧的排外举动。列强方面已经窥破中国武力的薄弱，与内政的腐败，乘太平天国捻回诸乱事继续抗清之际，以武力肆行侵略，而掠取多量的权利”。教育总署编审会《高中本国史》（1939年，北京）与之基本一致。冯趾祥《本国史纲要》（1943年，成都）将战争原因归纳为“广东绅民之排外”“徐广缙叶名琛之虚矫，不谙外情，处理交涉不当”“亚罗船事件”和“广西杀死法教士”等。其余如朱翊新《本国史纲》（1938年，上海）、周景濂《本国史》（1938年，长沙）、教育总署编审会《初中本国史》（1939年，北京）等书，在承袭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大幅减省文字，只留下寥寥数语。以上六部教科书无一存在“帝国主义”之类似表述，如果说“敌占区”教科书编写受到日本控制而有意为之的话，但“国统区”的情况却与国民政府1940年《修正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提出的“近代所受列强之侵略与其原因，尤宜充分说明，以激发学生复兴民族之意志与决心”要求相左。

要之，以1929年新学制颁布为标志，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原因的叙述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史实表述。如战争“衅端”—“亚罗号事件”，自桑原教科书始，就笔者目力所及，各教科书大多站在中国立场，斥英国主动“启衅”。在以下四方面叙述中，教科书著者的立场不断倾斜。其一，船只属性。1929年前的教科书或直述船属英国，或仅言“船挂英旗”，或云“中船英旗”，三种观点散见，但英方始终在场；而1929年后，前两种表述大幅减少，持“亚罗号乃中国船”论者甚众。其二，登船原因。1929年前，仅少数教科书确认船上载有罪犯，大多教科书或隐而不言，或语含怀疑，如章嶔《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8、1911年）称“水师弁兵以是船为清所有，疑为通番”、汪荣宝《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1909、1911年）称“巡河水师千总见之，疑为奸民托英籍自护者”，等等；但1929年后，更多教科书确认船上载有“海盗”“奸商”，以此强调清方登船的合法性。其三，肇事原因。“船入粤河”是指责英方侵犯主权在先的有力论据，持此论者在1929年后显著增加；“拔旗”看似中方不当之举，1929年前的教科书大多予以承认，如沈恩膏《本朝史》（1908年）指出“西例以失旗为大辱”；1929年后，教科书虽不回避此事，但多加以回护，或视之为偶然事件，如金兆梓《新中华本国史》（1929、1932年）“偶拔去英国国旗”、赵钲铎《初级中学适用·本国史》（1932年）“偶拔去所悬英旗”；或以船只属于中国、“不知外国礼节”等原因开脱。笔者暂时无意在此考辨“亚罗号事件”的本相，但1929年学制改革之于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

可见，从桑原骘藏的分期叙事到中国人自编教科书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看作一个整体，从汪荣宝确立的“三段式”分析框架到1929年后“帝国主义侵略”言说，其间的断裂与延续甚为显明。特别是在对“亚罗号事件”的分析上，教科书编者在既有史实的基础上，通过有选择的表述既贯彻了个人的价值判断，亦使之影响着读者历史认识的形塑。

二、 叶名琛与“火烧圆明园”

如何在教科书长篇叙事中捕捉编者的核心思想与要旨所在？叶名琛和“火烧圆明园”这两个影响战争进程的关键点是值得深究的，前者反映了国人对这位两广总督的“自我”认知，而后者则刻画出作为“他者”的英法联军形象。

教科书对叶名琛的描写最初仅仅涉及到“亚罗号事件”中他对英方诉求的忽视。樊炳清译桑原《东洋史要》（1899年）提到“香港知事巴笃斯怒，诉于两广总督，不得要领”。章嶔《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8/1911年）也主张叶名琛的不作为是导致英国“遂与清构兵衅”的直接原因。相比早期教科书的简略，汪荣宝《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1909/1911年）勾勒出一个复杂多面的叶名琛形象。著者首先回到1856年之前，以“名琛之外交政策”单独成节，深究叶名琛与战争爆发的内在联系，在肯定叶名琛能力与功勋的同时，也指出官名俱增使其愈发自负，与对手包冷、巴夏礼存在诸多龃龉（见上节引文）。“亚罗号事件”发生后，叶名琛的行为则有颇多可商榷之处：其一，捕人后面对巴夏礼的诘问，“名琛谓此小事不足较”“顾绝不为战备”；其二，英方攻击黄浦炮台后提出入城面议之请，“名琛坚持前约，又心惮英人诡谲，虑既见而受辱，遂不许”；其三，与额尔金交涉时，“名琛谓其语狂悖，置不理”；对法美居间调解的要求，“名琛谓彼皆比周以胁我也，遂不听，顾亦不设备”；其四，不仅性格有缺陷，“名琛狃前功，蓄矜气，好大言”，而且笃信扶乩，“一切军机进止，咸取决焉”。简言之，汪荣宝对叶名琛的描写伴随事件进程而具体展开，评价相对全面，虽指责他的自负、固执与不作为，但亦有为其辩解之语。

一如前述，此后教科书承袭汪荣宝对叶名琛的分析框架，但其中的批评却日益尖锐。傅运森/夏廷璋《师范学校新教科书•历史》（1915年）指向叶的外交知识贫乏和性格自负：名琛无外交学识，惟凭盛气以陵驾外人，赵玉森《新著本国史》（1928年）更以“叶名琛糊涂”为题直言著者不满。

评价的转变还体现在对广州城陷后叶名琛被俘至印度一事的表述上。早期，尚有教科书用“执”字（如“执总督叶名琛，送加尔加达”），稍稍顾及了这位清朝总督的颜面；此后则多用“虏”字，暗含不屑与讽刺。关于叶名琛客死他乡的表述，较早的教科书无太多评价，甚至给人以悲怆之感，赵玉森补订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1912年）写道：“由香港至印度，犹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自是广州为联军占领者凡三年，名琛遂于印度客死焉。”但1920年后的教科书则将被俘一事看作叶名琛耻辱的极点，如李岳瑞/印水心《评注国史读本》（1926年）专设“叶名琛被虏”一节详加叙述：

名琛走匿左都统署，同盟军大索得之，挟以登舟。从者以手指河，劝之赴水。名琛瞠目不语。事闻，褫名琛职，以侍郎黄宗汉代之。名琛被虏至香港，后又被挟至印度之孟加腊，幽之于镇海楼上，日诵《吕祖经》不辍，年余病死。时人恶其辱国辱身也，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赵玉森《新著本国史》（1928年）有“叶名琛被虏”一节，内容如下：

“海上苏武”，是谁的别号？便是这丧师辱国叶名琛的别号。名琛初被挟至香港，仍每日作书画，应洋人的请求，便题上列的四字。你想苏武是汉朝有名的人物，出使匈奴，被匈奴留下，在海上看羊十九年，没有失了汉节，这是何等的节操！名琛如何能比他？可算是无耻已极了！”

针对叶名琛被俘被囚的事实，教科书的批判达到顶峰。前者认为“六不总督”是“时人恶其辱国辱身也”，后者认为“海上苏武”更是叶名琛无耻的自称。教科书的如此论述或与《清史稿•叶名琛传》不无关系，其表述为：

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九年，卒，乃归其尸。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编撰于1914—27年间的《清史稿》并非教科书所本史料的最早出处，其来源可以追溯至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一文（1887—1888年间整编入《庸庵文续编》）。该文对叶名琛在战争前后的行为多有记录，诸多片段被教科书直接采用，“六不总督”之说亦始于此文。不过薛福成虽然有感于“时人读其诗，未尝不哀其志，而憾其玩敌误国之咎也”，“六不总督”乃“反言以嘲之云”，但他也意识到叶名琛处境之艰：“叶相相见林文忠、裕忠节诸公，或以挑衅获重咎，或以壮往致挠败，而主和之人，又皆见摈清议，身败名裂。于是于可否两难之中，别创一格，以蕲所以自全者。高谈尊攘，矫托镇静，自处于不刚不柔，不竞不絿之间。乃举事一不当，卒至辱身以大辱国。”显然，薛福成对叶名琛的进退失据既有批评，亦有无奈，这与教科书中“时人恶其辱国辱身也”之说并不相同。需要指出的是，薛福成并非“亚罗号事件”的直接见证者，《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也是在兼采《洋务续记》《中西纪事》等书的基础上完成。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到教科书在知识生产与传布中的层累性与选择性。

在1929年后的教科书中，有关叶名琛的叙述只围绕其外交决策失误展开，此前生动的人物刻画与尖锐批评却不多见。笔者以为原因或许有二：其一，从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到《清史稿•叶名琛传》，再加诸多教科书对“海上苏武”和“六不总督”的批判，叶名琛的“耻辱”形象已成定式，无需多言。其二，在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的叙事模式下，远在广东的“亚罗号事件”与叶名琛只是一系列冲突的起点，在京畿发生的亘古未有的“火烧圆明园”事件显然更有冲击力。

汪荣祖曾梳理过“由晚清士人延续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圆明园的痛苦记忆，以及由此转化而来的“民族主义式的历史书写”。与之略有不同，教科书关于“火烧圆明园”的叙述反映出一定的差异性。“火烧圆明园”一事与联军攻入北京、皇帝避居热河相连。在记述咸丰离京时，清末教科书多遵循中国传统史籍的书写方式，用“幸”“狩”“狝”等字样；这种用法在民初虽偶见，但“走”“奔”等中性词汇已是主流；1929年后，数十部教科书使用“仓皇幸”“仓皇出狩”“仓皇卒”“避”“（出）走”“（出）奔”“逃奔”等字样，只有白进彩的2部教科书使用“北狩”一词。

不难理解，清末教科书颇有“为尊者讳”的考虑，如汪荣宝将咸丰离京描述为一件主动选择的审慎之举，“上知禁兵不足恃，京师不可守，遂决北狩之计”，而“火烧圆明园”也被看作巴夏礼被释放后的泄愤之举。民初教科书既无为清室掩饰之责，也能相对客观地陈述圆明园被焚之原因。赵玉森补订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1912年）如是写道：

奕䜣允开门延入，而前此与巴夏礼同执见羁狱中者，比释放时，已监毙至十余人，盖中国尔时监狱之黑暗，及管理之无状，举为泰西人所未闻睹。英人检遗骸，验刑其，咸大愤，复扰海淀，火三日夜不绝，扬言将犯禁城。

“火烧圆明园”虽是英人“大愤”之举，但其根源在于清朝监狱黑暗导致被囚英俘的非正常死亡。与其指责英法联军的野蛮行径，不妨反思清朝政制的腐朽落后。1929年后教科书关于“火烧圆明园”的叙述愈发模式化。绝大多数教科书对“火烧圆明园”的原因避之不谈，只是通过生动的文字叙述其经过、结果，以此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怀和对侵略者的仇恨情绪，如傅纬平《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1933/1934年）描述了如下场景：

到十九日黄昏，全园俱燃，殿座牌坊，亭台楼阁，千万个火舌争吐，黑烟羃天，声若雷吼。英记者有在旁的，记此事云，“当时火光之下，吾等彼此相看，宛如魔鬼。”一霎那间，雄壮美丽的建筑，并掠剩的物件，概付之一炬，化为灰烬了。这园创自雍正帝，历乾隆到咸丰，费一百数十年的经营，今只有瓦砾场了。

此外，不少教科书还配有圆明园遗址的实景图片，进一步深化帝国主义者的残暴形象。

回到同治十年（1871年）的春天，王闿运在重访圆明园后写下长篇叙事诗《圆明园词》，以“百年成毁何匆促，四海荒残如在目”感叹“废宇倾基君好看，艰危始识中兴难”；徐树钧为该词作序时候回顾了圆明园罹难的经过：

十年六[八]月十六日，上方园居，闻夷骑至通州，仓卒率后嫔幸热河，道路初无供帐，途出密云，御食豆乳麦粥而已。十七日，英夷帅叩东便门，或有闭城者，闻炮而开，王公请和，和议将定。十九日，夷人至圆明园宫门，管园大臣文丰，当门说止之，夷兵已去。文都统知奸民将起，环问守卫禁兵，无一在者，乃自索马还内，投福海死。奸人乘时纵火，入宫劫掠，夷人从之，各园皆火发，三昼夜不熄，非独我无官府诘问，夷帅亦不能知也。

清末进士李光汉《前海疆•战北京》一诗是对上文的简化：“通川[州]烽火逼，仓皇幸热河。密百惟豆麦，宫禁满兵戈。守卒开门揖，奸臣意若何？劫灰犹未冷，銮驭泪珠多！”皇帝出幸、餐食豆麦固然可悲，但纵火劫掠的是“奸人”，开门迎敌的是“守卒”和“奸臣”，相较于此，“夷人”之过尚在其次。面对着同样的残垣断壁，痛苦或许只是国人关于圆明园历史记忆的一个面相，教科书历史书写的流变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历史认知的改变。

三、两次鸦片战争的比较

事实上，教科书中叶名琛、“火烧圆明园”叙述变迁的背后，反映的是不同时期教科书编者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历史定位的不同认知。需要指出的是，对此问题的考察离不开与“鸦片战争”相比较。

就编写体例而言，梳理教科书中的近代（世）史开端是思考这一问题的起点。首先来看历次课程标准的相关规定：1929年前诸课纲均未对此予以明确，直至1929年《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方划定“自明季至清季即自十六世纪初期至二十世纪初期”为近世史，并确定“东西新航路的发见与欧人的东来”为起点，同年的《高级中学普通科本国史暂行课程标准》与之保持一致。1932年和1936年两次《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以“中西交通之渐盛与西学之输入”为起点，《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以“明清之际”为起点，要求开篇讨论“欧人之东略”和“基督教与西方科学之输入”。1940年《修正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修正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将近代史的开端定在“清初”，1948年《修订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无相关规定。

相较课纲流变的简单明晰，教科书的历史分期与两场鸦片战争的定位问题则略显复杂。那珂通世《支那通史》（1889年）将中国历史分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其中近世又可分为三段，上段自蒙古始兴至元惠宗北迁，中段自明太祖至毅宗，下段自清世祖始。然而该书实际出版内容迄辽宋而止，缺少元明清部分。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1898年）将近世期看作“欧人东渐时代”，其开端是“清之初叶”。这种观点在1929年前似为主流，如1909年清朝学部审定的陈庆年、汪荣宝教科书的历史分期与桑原一致，民初教科书大都也强调清初的重要性。其中，两次鸦片战争被置于“清之中叶”或“清之外交”的主题下，只表明时间之连续，却无意突出战争之影响。不过，以元初为近代（世）史起点的两部教科书略显特殊，赵懿年《中等历史教科书·本国之部》（1913年）“今代史”始自嘉庆，吕思勉《新学制高等中学教科书·本国史》（1924/1927年）“最近世史”是中国受外力压迫及其反应的时代，始自清朝全盛后的西力东渐，两场鸦片战争的地位似乎有所拔高。

1929年后诸教科书大抵符合课纲要求，以明亡清兴为限断，但两次鸦片战争已不局限于“清之中叶”这类历时性框架，如以明季为开端的两部教科书，郑昶《新中华语体本国史》（1931/1934年）将之纳入“不平等条约的缔结”的主题，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1931/1934年）将之纳入“帝国主义侵略的开端与不平等条约的缔结”和“西欧列强的乘机侵略与不平等条约的缔结”的主题。

最明显的是出现了若干直接以鸦片战争为叙事起点的作品，如：高博彦《中国近百年史纲要》（1927/1932年）、孟世杰《中国近百年史》（1931年）、吴贯因《新建设时代·高中中国近百年史》（1933年）、冯趾祥《本国史纲要》（1943年）、施瑛《简明近百年本国史》（1947年）。

此外，金兆梓《新中华本国史·初级中学用》（1929/1932年）虽以宋初为近世开端，却认为《江宁条约》的签订是“满清外交失败第一声”。一些无明确分期的教科书同样突出了鸦片战争的特殊性，陆东平/朱翊新《新主义教科书·高中本国史》（1929年）强调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者侵略的开始”，沈味之/朱翊新/朱公振《初级中学教科书·初中历史》（1929年）将“拒毒之战”与“英法联军”放入“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的脉络；金兆梓《新中华本国史·高级中学用》（1933/1934年）上下编以“不平等条约缔结”为界，两场战争同属“始作俑之不平等条约”的序列；钟月秋《高中本国史》（1932年）非编年体著作，但亦将鸦片战争看作“清代外交失败之第一声”。简言之，1929年后，两次鸦片战争多被纳入“帝国主义侵略”或“不平等条约缔结”的叙事体例，由此，作为起点的鸦片战争之重要性得以凸显。

从具体行文来看，在1929年前后，教科书中关于两次鸦片战争影响的表述也出现逆转。早期教科书于战争影响的讨论着墨不多，桑原《中等东洋史》（1898年）没有相关表述；幸田成友《东洋历史》（1902/1903年）没有提到鸦片战争的影响，只是在叙述完《北京条约》后简单提及：“大清既与佛国和，专从事征定长发贼”；他将两场战争的影响作整体描述，“以前后二次之与外战，知欧洲火器之优胜，清人乃招留在上海之外人，于是英米佛三国之人，内向效用”，太平天国内乱亦平。清末自编教科书关于影响的评述大多只针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所签订条约而展开，如富光年《简易历史课本》（1906年）关注条约引发的民教冲突，“咸丰时，传教载入约章，由是交涉日繁，民教之祸，岁有所闻矣”。沈恩膏《本朝史》（1908年）强调条款内容“皆含有利益均沾之语意，我国始穷于应付矣”。

汪荣宝《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1909/1911年）“鸦片战争”一节的结尾从两方面思考了战争影响。一方面，条约中“确认诸国为平等敌体之友邦”和“公文照会，禁用夷字”的规定使朝廷为清议所挟；另一方面，条约没有解决导致战争爆发的鸦片问题，且产生了严重后果：

朝廷不得已，至咸丰九年，遂公然弛禁，以洋药之名，征收关税。由是吸食鸦片之弊风，不啻为法律所默许，而诸外国人反从而丑诋之，或且携我国一二粗制烟具，陈诸博物院，以为我国民风俗之代表矣。

该段文字成为1929年前诸教科书关于鸦片战争影响的主要表述，多部教科书直接采用该说。在“英法同盟军之入寇”一节结尾，汪荣宝将两场战争合而论述：

盖自道光朝禁烟启衅以来，以一省之地，牵掣全局，事变百出，而始终实一线相承，至是始一结束，且为后来东亚辟一新世界焉。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意味着“新世界”的开端，影响波及东亚。之后，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影响的表述多从积极角度出发，如：赵玉森补订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1912年）认为，总理衙门的设置“盖中国自是始知外交之关涉重要云”；普通学书室《增订普通新历史》（1913/1915年）指出：“自此役以来，有识之士，洞见外事，曾左诸人开其先，故船政局制造局招商局方言馆等，渐次创办，遣学生出洋，聘外人为顾问，欧洲文物，相接日近，无不为此等之大辱所致也。”此外，赵玉森/蒋维乔《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1913/1924年）、赵玉森《师范学校新教科书·历史》（1914年）、傅运森/夏廷璋《师范学校新教科书·历史》（1915年）、陆光宇《新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1925/1928年）等书也持有类似观点。显然在民初教科书中，“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要性要高于鸦片战争。

对两场战争影响评价的偏移出现在李岳瑞/印水心《评注国史读本》（1926年）。作者认为，“鸦片之战，为西力东渐之第一著；而同盟军之役次之。自此中国国民之柔弱易欺，欧人已洞见之矣。”他将两次战败与“国耻”叙事相连，前一场战争后的鸦片不绝是“辱国病民，不亦甚哉”，而后一场战争中的皇帝出逃、城下之盟更是“辱国甚矣”。

随着1929年前后“帝国主义侵略”叙事模式的成型，对两场战争影响的表述完成逆转——鸦片战争的重要性得以凸显，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则有所下降。如高博彦《中国近百年史纲要》（1927/1932年）将《南京条约》视作“中国劈头第一次大损失”，并从国际、国内两方面分析战争影响，国际影响有四：“（一）英国争得国际平等地位。（二）荷，比，葡，普，班均派遣领事来粤。（三）法美诸国，援例缔结通商条约，交涉遂日多。（四）订舟山不割让他国之条件，启各国划定势力范围之先声。”国内影响同样有四：“（一）开近百年中国事变之原。（二）粤民严拒英人入城，伏后日广州事变之机。（三）战争主要之禁烟问题，战后漠然不问，咸丰八年且公然弛禁，流毒至今不已！（四）鸦片战争中国在国权上之损失。”

在最后一条“国权损失”中，著者又详细讨论了“居留地之起原”“裁判权之让出”“关税协定之开始”和“最惠国条款之定订”四个要点。然而，该书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影响的讨论只集中在“英法联军之役中国在国权上之重要丧失点”一个角度，具体涉及修订商约及其带来的“居留地之扩大”“领事裁判权之扩张”“新税则之规定”和“内河之开放”。著者对于两场战争影响的分析维度与文字权重都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反照出的历史认知也不言自明。

1929年后教科书的相关表述已无需赘言，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开端的鸦片战争显然被赋予了更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也只是根据条约内容来分析对中国主权的侵害，不少教科书甚至在完成战争过程和条约签订的叙事后便止笔不谈。如周景濂《本国史》（1938年）强调“鸦片战争是打破中国几千年来闭关独立的第一件大事”，《南京条约》“凡割地、赔款、开港、贸易自由、干涉关税，都已包括在内，以后的不平等条约，不过从此延扩罢了”；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只谈及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内地游历和传教等具体条文。再如周予同《本国史》（1948年）专设一节讨论“南京条约和他的影响”：“从此以后，外患内乱相逼而来，不仅清廷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就是中国民族也因此日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了”；对《天津条约》只有“从这以后，所谓内河航行权、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协定权等，都被英、法等国夺取了”一句；对《北京条约》更无只字评论。

至此，不妨讨论笔者一直小心使用的专有名词——“第二次鸦片战争”。出于对既有认识的考虑，笔者在文中统一了名词的用法。然而在本文所有涉及到的教科书中，关于这场战争的指称绝大多数为“英法联军（之役）”。检索相关数据库亦不难发现，“英法联军（之役）”是民国时期的主流，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用法不仅出现较晚，而且数量有限。本节的梳理不难为这两个专有名词的更替提供一种解释：1929年以前教科书对鸦片战争的评价多为负面，但对“英法联军（之役）”的重要性则多有提及，因此无需用“鸦片”来勾连二者；1929年后，这种认知发生逆转，“英法联军（之役）”的用词虽是定例，但对其影响的评述却愈发减少，作为鸦片战争延续与附属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观念渐成主流。

四、余论

从以上战争原因、关键人物/事件、以及战争影响三个层面检视了清末民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表述。就教科书所反映出近代国人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基本认知而言，以樊炳清译桑原《东洋史要》（1899年）为代表的日译教科书是中国近代教科书之发端，它们以历时性叙事为主，“第二次鸦片战争”被割裂为不同阶段，与其他事件一道铺陈，其中既少有对原因和影响的分析，也无著者的价值判断。受其影响，清末自编教科书虽仍将原因、影响的思考寓于叙事，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被完整叙述，且著者对清室多有回护。经清廷审定的汪荣宝《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1909/1911年）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建构了关于战争原因的分析框架，对两次鸦片战争“前者抑后者扬”的评价也直接影响了1929年前的诸多教科书。1929年之后，“帝国主义侵略”成为教科书叙事主线，战争原因被归诸此脉络，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起点而受到格外关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则渐渐被忽视。在半个世纪出版的近百部教科书中，两次鸦片战争历史定位的此消彼长，也昭示着国人历史认识的起伏跌宕。

就教科书与近代知识体系建构的关系而言，1929年后关于战争过程叙事的连续性仍在，但是国民革命后的“反帝”“国耻”言说影响了教科书的叙述模式。因此，政权鼎革或许并不会直接作用于教科书编写，真正的变革往往发生于争取民族独立、构建现代国家诉求高涨的时刻。在论及教科书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时，有关叶名琛和“火烧圆明园”叙述的变迁提供了理解之素材。叶名琛形象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清末知识人在思考战败原因时，既无法归咎于皇帝，也没有强调西方入侵，被俘的总督只好成为“替罪羊”——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将民间的“集体记忆”转化为士人精英的“个体知识”，经由《清史稿》采纳成为学术化与国家化的“专门知识”，最后通过教科书的吸纳与传布成为被广大国人所接受的“大众知识”。同样的转化也出现于“火烧圆明园”的表述上，清末知识人回护了被迫出逃的咸丰皇帝，也没有直接苛责于英法联军，其问责对象是国内的“奸人”；民初教科书亦能从清朝政制腐朽的视角加以反思；时至“反帝”情绪高涨的1920年代，圆明园的瓦砾不仅是“国耻”的见证者，更是鼓舞民族自强的利器，于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罪行成为每个国人不可忘却的历史记忆。简言之，教科书作为近代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不仅是反映国人历史认知的最大公约数，更是国家意志与政治权力实施的知识装置。

教科书对于读者的影响虽不易衡量，但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历史书写的梳理有助于加深对此问题的理解。笔者曾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研究进行过系统考察，在陈恭禄、蒋廷黻所开创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范文澜所代表的“革命话语”的相关论述中，都不难找到清末民国历史教科书的影子。跨越1949年的时代巨流，无论是大陆如范文澜、胡绳等强调“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马克思主义史家，还是台湾以郭廷以为代表、继承蒋廷黻“近代化史观”的南港学人，甚至美国“哈佛学派”费正清提出的“冲击一反应”模式，他们旨在突出鸦片战争的近代意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要性却隐而不显。这种评价模式与1929年后的历史教科书叙述一致无二。在文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模式的构建非一日之功，从“咸丰庚申之变”到“英法联军”再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的事实依旧，关于战争的历史书写的分量却在不断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