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 | 由“战”转“和”：中法战争时期《申报》的舆论导向

作者：黄飞，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中法战争牵动国人神经，引起清廷内部的激烈讨论，集中表现为“清流”与洋务派“战”与“和”的角力，《申报》始终保持对这一议题的深度舆论参与，发挥舆论引导的功能。以马尾海战为转折点，《申报》的舆论导向经历了由“拥战”到“主和”的转变；同时，作为体制外言路的《申报》对体制内言路“清流”的态度也由推崇转向批评。《申报》的转向之举亦让其政治立场遭受质疑，《申报》回应读者并与《字林沪报》就何为“忠君爱国”展开论战。其认为“战”与“和”的表态不能作为是否“忠君爱国”的判断标准，审时度势、据事直书方为真正的“忠君爱国”。

关键词

中法战争  《申报》  《字林沪报》 “清流”  舆论导向

1883年底，中法因越南问题爆发战争，此次冲突一直持续到1885年6月《中法新约》签订。作为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又一次激烈的中外军事冲突，中法战争牵动了国人的神经，它不仅成为清廷内部的议政核心，亦在民间引起广泛关注。作为民间舆论代表，《申报》予以持续关注，累计进行了数百万字的战事相关报道及评论，其有言，“洋洋数百万言，已几罄南山之竹”。自1883年12月至1885年6月，《申报》不仅每天刊发中法战事讯息，还发表了300余篇有关战事的社论。如此高频率的社论发布，可见《申报》对中法战争的舆论参与程度之深，充分发挥报人引导舆论的主动性。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清政府广开言路，对体制内言论的钳制有所放松，以建言著称的“清流”崛起，朝廷内清议之风勃兴。王维江提出崛起的“清流”成为《申报》“安全”议政的“话题”，体制外言路的《申报》通过追随“清流”议政赢得政府官员读者群体。他还认为《申报》发挥舆论引导功能时着意于“政治正确”。王维江提出的《申报》与“清流”——体制内外两种言路互动的视角，为我们研究《申报》在中法战争时期的舆论参与带来启示；然而，《申报》报人的舆论引导是否仅以“政治正确”为指针，追求合于主流政治，此判断值得商榷。此外，目前学界虽有对《申报》舆论导向的讨论，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申报》主战立场鲜明，亦有学者提出《申报》的“主战”与“主和”舆论交织，其中，“主战”占据主导地位，但“主和”的声音亦强而有力。《申报》在中法战争中的舆论导向究竟如何，仍待厘清。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

一、 拥“战”与推崇“清流”

1882年上半年，法国攻陷河内，意图北侵，直窥云南。当时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法越之事在清廷内部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形成主战与主和两种势力。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认为中国军力薄弱，“深入鏖战，恐无把握”，尤其担心与法海战，中国“兵轮船本少，又未经战阵”，而法国“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主张息事宁人。而陈宝琛、张佩纶、张之洞等在士林及舆论界享有崇高声望的“清流”则牵引国内舆论走向，主张对法国采取强势态度，积极主战。陈宝琛与张佩纶上奏：“欲长治久安，非出于一战不可。”张之洞提出：“助越之势，沮法之气”，“断无坐视之理”。主战与主和两股势力激烈博弈。1883年下半年，伴随法军的不断北侵，越南北部局势紧张，清廷对法态度渐趋强硬，接受“清流”的建议，进行了加强边防以及派遣徐延旭、唐炯等出关备战的积极部署。

1883年12月14日中法交火，中法战争正式开启。中法战争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法在越南北部交战；第二阶段为法军侵扰福建后中法海战爆发与越南北部陆战并行。随着战事进程，中国应该对法国采取何种态度——“战”还是“和”，不仅在清廷内部持续牵引“清流”与洋务派的角力，同时亦引起民间舆论的广泛关注。

1882年5月，《申报》即开始关注、报道法越形势。在法国攻陷河内后，《申报》专门刊发社论讨论越南形势，认为对越南之事的处理具有示范效应，且从地缘角度来看越南对中国十分重要：“法人之在安南，异日英亦效尤，求逞志于缅甸，则欧洲两强国毗邻于中朝之边省疆场，其能无事哉？”此外，《申报》提出应以琉球为前车之鉴，在越南一事上积极应对：“苟闻此信，当必有顾全大局存救小邦者。独惜中国处事迟疑，计及于此，而安南早为法人所并。其不至于日本夷灭琉球，而始向诘问也几希矣。”《申报》在越南问题上赞同“清流”的主张，在后续对法越之事的报道与评论中发声呼应“清流”。中法正式交锋前，1883年12月中上旬《申报》对中法战局进行预测，分析国际形势，建言中国应全面做好战备。其先后刊发社论《中法战局论上》《中法战局论中》与《中法战局论下》等讨论中法战局，鲜明表达对入越作战的支持，“中国于此而决计与法人战，可谓顺天从人矣”，“以余观之，中国不特得天时、得人和，即谓之兼占地利，亦可矣”。自1883年12月下旬起，《申报》积极追踪报道战事消息，高密度发表社论。在中法战争的不同阶段，《申报》的舆论导向呈现差异。

（一）对“战”的呼应

对中法战争第一阶段（1883年12月14日至1884年8月26日）《申报》刊发的与中法战争有关的156篇社论予以系统梳理、分析，可观察到：在此阶段，整体上《申报》积极主战；同时，亦注意捕捉朝局走向，在主和之声高涨之时避其锋芒。以下进行具体论述。

1883年12月14日起，中法山西之战激烈进行，“清流”主战的声音占据主导，而主和派仍在积极与法国交涉。《申报》持续跟踪战况，在1883年12月下旬至1884年1月刊发多篇社论，其中1月即刊发16篇。这些社论分析了法国军力、策略、动机，主张加强两广边防及海防、提升战船等装备的性能，并提醒清廷慎防奸细、保障战报信息安全等；同时，亦表达了积极应战的立场，不赞同与法讲和，“鄙意以为中法未尝不可一战”，有社论的标题更是鲜明提出“法人大言不足惧”。

1884年2月，法军占领越南山西逼近北宁，在“清流”牵引下，清廷内部请战声音持续高涨。清廷一方面顺应“清流”请战要求，增加对越南的援军；另一方面令洋务派领袖李鸿章与法人和谈。《申报》注意到清廷应对法国的两条路径，在社论中表露出对洋务派和谈的忧虑以及对“清流”主战的支持。2月23日，《申报》刊发社论，阐述“言和”之难：“中国今日而欲与法人言和，其事实有难焉”；“中国因此不肯果战，岂真畏法人哉？不畏法人而仍赔兵费，其何以对海疆义愤之民也耶？法人志骄气傲，目前虽已中馁，特狃于前日之得意，不甘遽萌悔祸之心，固宜借报仇之说，以待他人之转圜。然而为中国计者，则又不得不虑之深矣”。在对洋务派主导的和谈表达出疑虑后，2月27日《申报》刊发《再论中法和战大势》一文，支持“清流”的主战呼吁，提出中国有欲战之意，“目前法人或者有和意，而中国已断断不肯和矣”。3月29日，《申报》刊发《论调停越事之难》；4月2日又刊发《法人不肯罢兵说》，讨论法军无求和真心，中国应坚定主战立场。

中法战局的进展，甚至牵动朝局变动。4月8日，慈禧太后突然发布懿旨，以中法战争失利为由将以恭亲王奕为首的军机大臣全班罢免，此次政权变动为晚清后期的一次重要政变，史称“甲申易枢”。《申报》一直密切关注政局形势。4月15日，《申报》刊发了清廷内部权力更迭的消息：“十三日奉朱谕，礼亲王世铎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勿庸学习御前大臣，并勿庸带领豹尾枪；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钦此。”有民间舆论将此次政局变动视作清廷准备对法采取强硬立场的讯号，“恭读上谕，更立朝臣、易置疆吏，皆主战之几之先见者”。然而，《申报》有不同的看法，20日刊发社论《问战》，表示：“近日更易枢臣之举，恐亦未必专为此事，旁人私议以为观于所易诸臣，疑朝廷有锐意用兵之志，此则不过臆度之词，未遽以为信也。”

甲申易枢后，伴随主张“和戎”的恭亲王一系被清除出中央决策系统军机处，清廷内部主战声势持续壮大。5月4日，“清流”引领翰林院官员对主和派的核心人物李鸿章进行弹劾，甚至“以杀李鸿章为言”。8日，主战的“清流”要员吴大澂、陈宝琛与张佩纶，同时被分别任命为会办北洋、南洋及福建事宜大臣。“清流”得势，让《申报》支持“清流”的底气大涨。11日，《申报》头版刊发《曾袭侯致李中堂书》，曾纪泽在此函提出，法人“欺软怕硬”，中国须“实力备战”，“须御之以刚”。《申报》在此函后表示：“苟知严备战务，即为易于成和之理，则亦无庸龂龂焉。古人云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其序不可紊，其理不可易也。众人言和而一于和，曾侯亦未尝不言和，而欲以战为和之地，其识见之卓越，岂仅加人一等而已哉！”《申报》借曾纪泽之信函表达自身的看法：单纯求和非上策。

在“清流”被重用之时，李鸿章负责的对法和谈取得进展。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将福禄诺签署《中法简明条约》。获悉中法和约达成的消息后，虽然《申报》在13日刊发此消息，并在14日社论《书和局电音后》中表达对中法和解的期待，但是《申报》并不认为和约能带来和平；15日又刊发社论《和局质疑》：“法人固已心满意足，此而不成和议，又将谁俟乎？如愿以偿在法人，夫复何求？第中国之兵祸虽可自此稍缓，而将来未必保无他事。”

《中法简明条约》的签署为中法衅端暂时画上了休止符，同时，和约得到新组枢廷及其背后支持者慈禧太后的认可。在此种形势下，《申报》不得不收敛主战倾向。5月31日，《申报》刊出《中法和成：书曾侯与李相书后》一文，引用读者“平心持论人”的言论：“非不欲战也，更非必主和也；非不欲战，但不欲轻于一战；非必主和，但不能不出于和。”《申报》认为“平心持论人”调和了“战”与“和”的冲突，“诚不得谓之无见也”。

然而，中法和约签署仅月余，6月23日中法在北黎又爆发冲突，战火再起。收到战火重燃的消息后，《申报》自6月底开始，连续刊发社论，追踪、分析中法关系。7月2日《申报》刊发《论中国不撤防务之善》，随后以几乎每日一篇的频率刊发社论，暗示与法国“一战”；并在一些社论中旗帜鲜明地展现主战立场。这些社论主要有：7月13日，《论和议尚有难成之势》；7月16日，《论中国不可不一战》；7月17日，《论中国目下情形惟有一战》；7月21日，《论法人在中国无可以战》；7月22日，《论战说》；7月23日，《论中国人心不可不一战》；8月9日，《言战》；8月13日，《论鸡笼一战为中国最好机会》；8月15日，《论今日之势惟有速战》；8月17日，《论中国此时当明与法人示战》；8月19日，《论目下战务愈不宜迟》。

“清流”一直保持对主和派的攻势，在中法和约签署后，这种攻势不减反升，特别是法国再次挑起战火后，弹劾主和派的奏折纷至沓来。作为主和派的代表，李鸿章成为弹劾的焦点，弹劾他的奏折多达47份，纷纷要求清廷罢斥李鸿章，认真备战，争取对法战争的胜利。《申报》注意到朝局形势的变化——“清流”牵引的主战势力对主和势力进行反扑，因而积极组织言论对“清流”进行呼应。8月5日，《申报》刊载“淞北草莽臣第一伤心人”来稿《言和末议》，赞扬张佩纶等“清流”人士有备而战并加强防务的主张。《申报》刊登此稿，借此文表达对“清流”主战立场的支持。8月20日，《申报》刊登社论《论总署欲和之意》，提出对法一战是民心所向，“凡在普天率土之人，无一不同声愤懑，咸谓当与法战，虽败犹荣，即肝脑涂地而不悔”！同时，呼吁朝廷顺应民心，坚持“战”：“人心如此彼，当轴诸公曷不详加体察而一为泄之耶！”

（二）对“清流”的推崇

《申报》发行后，逐步成为清朝官员了解西方、“打探西方”的重要渠道。阅读《申报》，是清朝官员“通晓”洋务的捷径。1882年5月12日，恽毓鼎在日记中记载：“阅申报，法国大兴师攻越南，有灭此朝食之势。然越南为广西藩蔽，使法国并而有之，非中国之利也。”王维江考察恽毓鼎为湖北粮道恽萃农之侄，当时寄居在恽萃农府，在其府中看到《申报》，得以获悉法国在越南的相关情况。此外，王维江还注意到，在1884年一直以游幕和坐馆为营生的文士欧阳星也发现，处在中法危机漩涡中的闽省大吏，“皆看《申报》”。诸多士人与官员成为《申报》的读者，而为了巩固、扩大读者群体，士人出身的《申报》报人在办报实践中展现出对这一群体的价值认同。在“清流”牵引朝议走向、领衔士林并在士林享有声望之时，《申报》对其言论形成唱和，并对“清流”群体予以高度褒扬。

自中法战端开启，《申报》一边关注前线战事，一边关注清廷内部动向，在变动政局中支持“清流”，其高频率的发声与“清流”对主和势力的搏击形成呼应。与此同时，《申报》还对此时期活跃的“清流”要员吴大澂、陈宝琛、张佩纶与张之洞等人多加赞扬。

7月2日，《申报》刊发社论，分析会办北洋、南洋以及福建事宜大臣吴大澂、陈宝琛与张佩纶三位到任以及张之洞赴任两广总督，给中国海防格局带来的新变化：“各处边防较前转严，而于闽洋特简张幼樵星使为帮办大臣，而前日又有加刘省三爵帅以巡抚衔督办台湾防务之命，于南洋则特简陈阁学为帮办大臣，于北洋则特简吴清帅为帮办大臣，此三大臣者成鼎足之形为犄角之势，声势联络，首尾可应。而两广军务尤为吃重，则以张湘涛制其军。”“其防守情形直是无间可入，而于是法人之气沮矣！”《申报》高度肯定几位“清流”要员履任对中国海防的意义，认为他们的履任加固了中国海防之基。

7月31日，《申报》头版刊发社论《综论中国防务》，赞扬中国人才济济，尤其对三位“清流”要员——吴大澂、陈宝琛与张佩纶赞不绝口：“其继起英贤，春秋鼎盛，足以折冲于樽俎之间，连筹于帷幄之内。奇才异能，文武足备，决策制胜，谋勇俱全，足以迈越前人，如吴清帅、陈伯帅、张幼帅者。”

其时，张佩纶赢得较多关注，《字林沪报》赞扬张佩纶“于海疆事宜任劳任怨，丹心规划”。《申报》更在社论中对其多有称赞：“闽防兵力之单，素所共悉，疆臣大帅亦非身经百战，迨张幼帅持节赴闽会办闽防，而八闽军威于以一振，遂以闽海防务悉数委之幼帅一人。”《申报》赞赏张佩纶，并期待其在福建海防发挥重要作用。

二、 转“和”与批评“清流”

1884年8月，法国将战火引至中国东南沿海。23日，马尾海战爆发，中法战争进入第二阶段。26日，清廷颁发上谕，指出法国“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求”，“先启兵端”，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侵入。此道上谕亦刺激了舆论界，国内主战之声进一步高涨。

（一）马尾海战与《申报》的立场转向

在国内主战情绪高涨的情势下，《申报》的态度却发生变化。直至中法海战爆发初期，《申报》一直展现出鲜明的主战立场：25日与26日，《申报》先后刊发社论《论御敌仍当以炮台为重》《论中国水师实为有用》，为中国海防献计，并赞扬中国水师，“令人深喜夫中国水师之可用”。然而，几天后，随着对马尾海战战况的了解，《申报》报人对中国海防之信心急剧下降，主战立场发生动摇。对在中法战争第二阶段（1884年8月27日至1885年6月27日）《申报》刊发的与中法战争有关的176篇社论予以系统梳理、分析，可以看出此阶段《申报》的态度转为主和，随着战事进展，这期间虽偶有波澜，但总体基调为主张保和局。相关分析如下。

获悉清军在马尾海战中惨败，“华军之受创甚重，各处炮台均被轰毁，船政局厂及附近小村落亦同遭毁坏”，《申报》大受触动，8月31日刊发社论《闽江战事失算失援说》，探究马尾海战战败之因。《申报》分析清军在马尾海战中有两大失误。其一，为“失算”：“一误于口岸炮台之不阻；再误于马江兵船之不备，遂致轮艇皆沉，伤兵如许。”其二，为“失援”：“夫海防分隶南北洋，自江南以至闽粤，皆属南洋所辖。闽中有事，而吴淞、舟山并无法船踪影，则可调江浙各口之船以往援，即粤东亦然。奈何皆存坐视之心，而使闽事一败涂地。”当时清政府在海防装备上不足——“中国船炮之不精”，以及指挥、调度系统的无力——“失算于先而又失援于后”，让《申报》感到清政府军事准备并不充分，不足以与法国持续进行军事对抗，“不如先此之深恃华兵”。尤其是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后，其立场由主战转向主和，并在后续新闻实践中逐步展现出这一转向。

9月2日，《申报》在第一版刊发了“粤海钓徒”来稿《录言和书》，为立场转向进行试探与铺垫，并为引导民间舆论走向进行准备。“粤海钓徒”在来稿中提出，中法交战对中法两国及通商各国皆有害，“两者相持不得下，而商民之受害者大矣，不特华民、华商之受害已也，即法商、法民何尝不受害？非特中法两国商民受其害而已，即局外各国商民亦何尝不受其害”？他还认为中法两国“当必有悔祸之萌”，然而两国皆不便启齿，如果有局外之国，“出而为之调停，折其衷而归于至当，或者争战之局，尚可挽回”。因而，“粤海钓徒”呼吁《申报》牵引此事，“久知贵报风驰薄海内外，欧亚墨阿无不周遍，当必有人焉见而心动，投袂出门，效鲁仲连之所为者，是则中法两国人民之厚幸，而亦未始非贵馆之阴功也”。总而言之，“粤海钓徒”认为中法交战，既无益于中国，亦无益于法国，应该言和，同时希望有第三方出面调停。

第二日，《申报》即在第一版刊发社论《论时势之岌岌》，呼应“粤海钓徒”来稿，并在“粤海钓徒”之论的基础上阐发主和之意：

夫兵家之事，胜负不能先定，然虽不能先定，有时亦不能不冒险，而此时中国应否冒此大险，此则攸关极大之事，所当审思而熟处者也。观于福州之役，本馆实有不如先此之深恃华兵者，本馆深恐阅报诸君有所不喜，但本馆不得不将实在情形详细陈说。当此之际，中国大有岌岌之势，俾天下皆一为思之，目前兵事不能讳饰，刻下法国所用兵费，与未攻福州之前相仿，并未多增。据本馆意见，法国亦不甚愿，兴此大兵，耗此巨饷；或者在福州所坏中国之财物，亦可视为抵销。惜乎法人亦不肯自来请和，中国又不便自已〔己〕言和，惟望旁人出为调处。倘此时再不说和，则法人增兵新兵将至，既至之后，一系大国，一系强国，两边不免血战，延至一年之久，费一年之极大兵饷，一年之生意滞碍，并有胜负之不测，不更殆哉？

《申报》逆流发声：马尾海战暴露中国海防薄弱，继续与法国再战代价极大。此番剖白亦展示《申报》报人由“战”转“和”的两大关键性促成要素：报人的责任与担当以及对全面、真实的战事信息的掌握。

《申报》自创刊起，就有着清晰的定位：“博采舆论，以见政之善否”，使“民之意”“达于上”，“真可便民而有益于国者也”。“法越之事大局攸关”，《申报》自觉投入到中法战争报道的新闻实践中。

为了及时、全面获取信息，《申报》依托电报这一新式传播手段，构建了自己的信息采集网络。《申报》的信息采录渠道多元，“法越军事止能就所闻者而录之”，“西贡有电报则不能不录，西商有传闻则不能不录，中国官场有消息则不能不录，各处有邮信则不能不录，华商私家之函报亦不能不录，香港中西各报之记载亦不能不录”。具体来说，《申报》在信息采集方面的举措如下。

其一，聘请专门人员采访消息。

中法起衅后，因军事信息涉密，“中国官商以大局攸关，日深悬念”，为“先得的音，借抒远注”，《申报》聘用专门人员打探消息。1884年3月，《申报》派遣访事人前往越南战场，开启战地采访之例。然而，《申报》访事人受到法国阻挠，为了能够打探消息，《申报》退而求其次，“另托华商在彼坐探”；此外，还委托西方友人打探、传递消息。在英国和香港，以及一些通商口岸，如牛庄、天津、南京、镇江、福州、厦门、宁波等处，都有《申报》所派遣的访事人。随着中法战争的推进，尤其是中法海战爆发后，《申报》还往吴淞口、镇海、清江、淡水，以及广东沿海等战事前线派遣访事人，收集战事讯息。

早在1873年，《申报》就聘用访事人采访消息，但访事人的规模并不大，“访事人”一词每年在报纸上出现最多不过数十次左右。然而，在中法战争爆发后，这一情况发生变化，“访事人”一词出现频次骤增为数百次：1884年共出现235处，其中175处与中法战争相关；1885年前6个月，“访事人”一词共出现116处，其中51处与中法战争相关。中法战争后，《申报》一直保持此种“访事人”规模，直接表现为此后“访事人”一词在《申报》出现频次居高不下。借助广泛招纳的“访事人”，《申报》逐步建立了自己的信息采集网络。

其二，采录国外报刊信息。

外文报刊亦是《申报》采集信息的重要渠道。作为中国的对手，法国的本土报纸自然引起《申报》的关注，《法京画报》《法京日报》的报道讯息，以及越南发行的法文报纸《西贡法字报》，都成为《申报》的关注对象。此外，英国的本土报纸以及香港发行的报刊，亦是《申报》的重要信息来源。如，《申报》从英国《泰晤士报》及“世单搭新闻纸馆”获取信息，还从香港《循环日报》《德臣西报》采录信息。中法海战爆发后，战事波及的通商口岸发行的英文报纸所报道的相关讯息，亦引起《申报》的关注。如《申报》采录厦门当地英文报纸刊发的讯息：“厦门西字报云，现在台湾所有装米、沙船，皆为法人禁阻，不能驶出口外。”

完善的信息采集渠道给《申报》提供了不一样的视野。最初，《申报》报人视“清流”为“精神领袖”，并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拥护“清流”，倾向于“与法一战”。然而，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尤其是中法海战爆发，依托于完善的信息采集网络、熟悉前线战况并深谙洋务的《申报》洞察清朝海防的脆弱，其态度与立场逐步发生变化，由主战转向主和。

1884年9月，《申报》刊发一系列社论，评说清朝海防情况及防务形势，主要有《论海口不如陆战之可恃》《论长江防务可争先着》《论战》《论中法近日情形》《台湾防守说》《论官军接济已迟》《缓堵吴淞口利害说》《台防续论》《中西炮火利钝说》《论海防特重炮台》《坚筑炮台以固京师说》《论闽防近势》《法军定造小火船说》《闽防无船商》等，全方位阐述清朝海防基础薄弱、准备不充分，与法国相比处于劣势。此外，《申报》还发表《法人见恶于华人说》《论华人义愤》，剖析华人之民声、民气，提出海防薄弱下民气可用。然而，其仍希望国人看清客观情况，如在社论《论中国大度》中彰显中国宽容之意，暗示应与法国和解。

（二）对“清流”的批评

虽然,马尾海战后《申报》由主战转向主和，但是，其对“清流”的态度并未马上发生改变。马尾海战战败后不久，《申报》多有为张佩纶等“清流”人士开脱之词，“吾观初三日之役，制抚、两宪安然在城，督战者仅有张幼帅一人，若船政大臣则于船局被毁之后退入省城，亦可知其未尝统兵矣。惟穆将军则据电音，谓曾于法船反攻长门炮台时竭力拒战，顾亦不知此后如何法船遽得出入也。总之闽省实无知兵之人，若幼帅本以书生拜将，然使节到闽，法船已布满马江，且有帮办之名无专制之责”。“张幼帅此次在闽会办海防实属不遗余力，惟为时过促，容有不及更改之处。”《申报》认为张佩纶已经尽职，但其无实权、拳脚受缚，同时战事进展过速，令其反应不及。此外，《申报》还对另一位“清流”要员张之洞大加赞赏：“张香帅与彭钦宪闻福州定期开仗，已忧形于色，谓闽防未甚整顿，恐失利于法人。香帅随发电信与张幼帅，所言甚详，大意以鼓舞士气为先。钦宪于三十日三发电音与何小帅，事机秘密，外人无得而知者。然二大宪为国忧勤，无分畛域，洵不愧柱石臣也。”《申报》肯定张之洞的作用与贡献。

马尾海战后，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面对如此惨败，9月16日，张佩纶“为马尾水师失利，请旨严议”，自请逮问。起初，《申报》对张佩纶等人的过错表示谅解。21日，《申报》头版刊登社论《论闽防近势》，将中国失败原因归咎于法国诡计：“即张幼帅之出类拔萃，亦以到闽已迟不及布置，误中诡谋，无所措手。” 10月5日，《申报》刊登张佩纶与何璟的请罪奏折，后来刊登读者阅后来信——对张佩纶请罪折中的提议予以肯定，展现出对张佩纶的理解：“今日基隆马尾之战，何至无援无救，一败不可收拾耶？回思令人愤闷。今张幼帅复有此议，具见老成谋国，先后同心，赠绕朝之策，收补牢之效，望亟登诸日报，俾秉钧者采择施行，海防可期日有起色矣。”

因中法海战惨败，张佩纶等“清流”人士受到清廷内部的责难与弹劾。18日，翰林院编修潘炳年会同在京的闽籍官员弹劾会办福建海疆大臣张佩纶、船政大臣何如璋，“为大臣玩寇弃师，偾军辱国，朋谋罔上，怯战潜逃，请旨查办，以伸国法，以服人心”。潘炳年等言官的弹劾开启了清廷对张佩纶等“清流”人士的追责之路，而《申报》亦参与了此次体制内言路的对决，离弃了“清流”，主要表现在对于张佩纶的批判。

10月22日，《申报》刊登潘炳年等言官弹劾张佩纶等人之奏折。24日，《申报》又刊发社论《书潘太史参张何二钦使奏折后》，举宋朝的一介文人虞允文带兵胜金之例，对张佩纶之兵败进行批评：“张星使虽到闽未久，然约计已有月余，有船有兵，足资凭借，非若允文之仅有三四百人也。法船之入马江，误于和议之不即决裂，然法船之陆续驶进者，至有十余艘，终日耽耽〔眈眈〕虎视于旁，与我船相去咫尺，非我击彼，即彼击我，此即非新开衅隙之法船，亦当预为之防不此之备，而致为所乘，犹诿之曰猝不及防，此则所最不可解者。”对于自身态度的转变，《申报》解释为：此前，所派访事人采集消息与张、何二人奏折“其间微有不同”，但是“为尊者讳，为贤者隐之理”，并未报道；而此次潘炳年“会同闽籍京员三十九人，则其为公言也，可知此三十九人皆籍隶闽省，则其见闻皆确也”。《申报》认为，张佩纶之罪“更浮于何”，因为“张公平日之威望清名有以致之，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10月底起，《申报》对张佩纶等“清流”人士的态度转为批判。《申报》的转向及对张佩纶的批评还引起李鸿章的注意，他电告张佩纶，“《申报》刻闽绅疏太酷”。

《申报》对“清流”并非完全依附与推崇。因“清流”“好谈经济，遇有交涉事件，不满于意，辄不避嫌怨，慷慨直陈”，《申报》对其多有推崇并跟随其议政，然而，当其出现错误并为清议不容，《申报》亦会抛弃他们。随着中法海战持续进展，张佩纶、陈宝琛等“清流”人士因督办不力而被清议问责，《申报》亦开始对张佩纶等人进行批判。

12月16日，《申报》刊登友人来信，并袒露对张佩纶、陈宝琛等“清流”态度转变之因由。来信对张佩纶与陈宝琛两位“清流”代表人物的崛起与跌落进行回顾与反思：“张幼樵、陈伯潜两星使，少年英俊，望重木天，居恒好谈经济，遇有交涉事件，不满于意，辄不避嫌怨，慷慨直陈。京中大僚无不敬而畏之，目为救时硕彦。圣上以言举人，破格推用，委以重大事件，俾历练以老其才华。”“张星使之事前漫无布置，临时徒事张皇，事后又多掩饰，更为清议所不容。吁半世盛名，一朝尽失！夫亦大可伤矣！”在此来信后，《申报》有按语：“本馆于二星使之事，屡经据事直书，未敢多参末议。”“知我罪我，所不计焉。”此按语显示，《申报》自认对于“清流”的拥护与批评皆是秉持据事直书原则。

三、 由“战”转“和”后受到的责难与应对

《申报》承袭于西方，接受西方的办报理念。《申报》在一篇《论西字新报屡驳申报事》的社论中有言：“本馆华字日报，所以供华人之耳目者也，所以博华人之信服者也，使不庇护华人，则华人将服其议论之公乎？使不推美华人，则华人将喜其纪叙之善乎？西人之于日报意，亦犹是耳。”《申报》认为自身作为中文日报，理应持中国立场，在中法战争战事报道中亦应践行这一立场。中法战争初期，《申报》注意到国际舆论对中国不利，“中法之事，谅山一役，衅实开自法人，而西人言之，则多以为咎在华人”；并认为中国声音的缺位是外国舆论偏向法国的原因，“谅山之役，其事先见于西贡法字报及巴黎斯新闻纸，各西报馆见之即据以译录于报，遂至众口一词，皆谓法直而中曲”。为了破除西人对中国的误解，《申报》积极发声，并建议设立官方外文日报馆，如此，“俾西人见之，知华人之意向、中国之情形，有以明其是非曲直之所在”。

虽然，《申报》秉持中国立场，为中国发声，但是，其由西人创办的背景，让不少中国人视其为洋人的报纸。从一个阅读史的事例，可窥见一二。1880年9月28日，李慈铭在日记记录了中俄伊犁危机时期《申报》对清廷态度的观察：“西洋人《申报》言，中国三品以上主和，三品以下主战。”通过此段记载可知，李慈铭将《申报》视作西洋人的报纸。虽然《申报》以中文出版，由中国人担任主笔，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立场，但是《申报》西人办报的背景让部分中国人将其视作西洋“喉舌”，尤其是在中外关系紧张时，这种特殊身份更易引起士人群体的怀疑，引起读者对其“政治立场”的质疑。

（一）对读者质疑的应对

中法海战爆发后，《申报》目睹中国海防虚弱与海战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主战立场退却。然而，在主战之声占据舆论高地之时，这种逆流转向非常容易引起读者的不满，“阅报诸君有所不喜”。为了稳定读者情绪，逐步让读者接受其舆论转向，《申报》做了细致安排与部署，主要有两个步骤。

其一，投石问路与直面质疑。

1884年9月，一位署名“粤海钓徒”的读者来稿，为中法海战爆发后《申报》舆论的立场由主战转向主和的转向提供了契机。9月2日、3日，《申报》先后刊发“粤海钓徒”的《录言和书》与社论《论时势之岌岌》两文。当时《申报》的转向引起读者群体的不满，面临强大的舆论压力，“此论一出，是之者少，而非之者多”。读者群体对《申报》发出代表谁及为了谁的质疑，“一时遂啧有繁言，群起而攻”，“此则曰法国之阴谋，彼则曰法人之冒托，因辞害义，指摘交加”。

自中法生衅，《申报》在中法战事上或明或暗表达出主战立场，形成对“清流”的呼应，同时也吸引了尊崇“清流”的读书人的目光，被一些读者视为代言者。对于《申报》由主战转向主和，读者难以接受。读者“云溪渔隐”的投稿《驳粤海钓徒言和书》极具代表性，被《申报》选取刊载。“云溪渔隐”疾言批驳了“粤海钓徒”，反对言和：“粤海钓徒者，吾不知其何许人，殆法人之冒称者，不然亦汉奸之类，受法人之赂而为所用者。何其言之专顾一面也？”同时，他还质疑：“贵馆与钓徒固早已心心相印，而钓徒特为之先声耳。” “云溪渔隐”怀疑《申报》与“粤海钓徒”相互串通，“粤海钓徒”为《申报》之马前卒。

针对“云溪渔隐”具有代表性的批评与怀疑，《申报》刊载其文后，即在其文章后面正面回应并进行自白：“本馆于中法事起，随时竭忠尽虑，刺探外情，并屡抒管见，登诸报首。诚以军国大事，必先知己彼，审察机宜，或可效愚者之一得，非比乡会试空策，但得鼓吹休明，颂扬得体，便足以称佳制也。”“观马尾之役，中国水师几至全军覆没，而法则毁船局轰炮台，鹰瞵鹗顾，长扬而去，是两国之水师相去尚远，苟此时有邻国出为排解，即以马尾之所失，抵谅山之所得，在中国已有过之无不及，而法亦可以心满意足矣。自此仍归于和，保全商务，岂不甚善。”《申报》认为两国交战必须了解对方的实力，然后根据实力对比做出适宜的应对。根据中法海战的情况可知中法两国水师差距甚大，中国应该认清现实，及时止损。陈述完自身转向主和之因由后，《申报》阐述了刊登“粤海钓徒”来书的原因及其所发社论与“粤海钓徒”来书之间的关系：“恐无人焉肯作鲁仲连耳，乃甫经筹及，适接粤海钓徒来书，真所谓先获我心，亟为录报，复以意犹未尽，次日又引伸而论列之。”《申报》表明自身在中法海战后已经有和谈之意，与“粤海钓徒”并无串通。

其二，回应质疑与引导舆论。

随后，9月11日《申报》在第一版刊发社论《论中法近日情形》，全面回应舆论界对其立场转变的质疑，详细阐述言论变化的原因：“本馆前此所以著时势岌岌一论者，盖因中法均系大国，兵端一开，其势不能挽回，必至苦战频年，靡有已时。是以本馆将从前之机事及日后之情形设为问答，直言无隐，煞具一片苦心，非有所偏执也。夫当中法初开衅时，本馆固力斥赔款之非；后见法国肆行无礼，决意索赔，不肯言和，本馆当时立论，以为值此时势，中国惟有与法人一战。夫战危事也，两国交争，彼此皆受其祸，此固尽人而知之矣。迨福州开战，两国得失相等，可不索赔，此正可以言和之时矣。本馆欲乘此时，将一切报仇泄忿之私意扫除净尽，欲中国稍安毋躁，熟思而行。”《申报》表示自身并非一意主和，而是随着战事进展，根据不同形势，做出不同判断。此外，《申报》还表示，秉笔人“食毛践土”，自当“忠君爱国”，同时认为作为报人，真正的“忠君爱国”应该是审时度势、据事直书，即不为一己之私，“徒逞血气之勇，执一偏之见，不复统全局以相筹”，而是促使“人之熟思此事，量力而行，无为大言以相煽惑，致秉钧者或违已〔己〕见而强出于战也”。

《申报》的回应与剖白赢得部分读者的理解，其亦趁势继续引导舆论。12日，《申报》刊登支持者“泉唐草庐”之《和战平议》一文：“贵馆于十三日报内登有粤海钓徒一书，次日复有论时势之岌岌，骤阅之似近偏见，难餍众心，及反复循诵，知实具忠君爱国之忱，是规时势以立言，非妄抒议论者所可同年而语。”“两国生灵出入于枪林炮火之间事非儿戏，自宜熟思审处、筹及万全方无后悔，若徒张大其词冒昧尝试，不特败固可忧，即侥幸一胜亦不足以为喜。” “泉唐草庐”对《申报》报人的忠君爱国立场予以支持与赞扬。

（二）对《字林沪报》批判的回应

《申报》的舆论转向不仅面临读者群体的质疑，同时还遭遇同行《字林沪报》的挑战，引发了对《申报》转向主和是否违背忠君爱国这一“政治立场”的讨论。总体来说，《字林沪报》组织系列文章对《申报》进行批判，认为其转向主和是“亲法抑中”，违背忠君爱国立场。对《字林沪报》的批判，《申报》亦组织了回应。

《申报》与《字林沪报》的论战集中于1884年9—10月，情况如下：

9月3日、4日，《字林沪报》连续在头版刊发读者“血性男子”所写《普天率土约》与《接录普天率土约》，鼓舞对法作战的士气。9月4日《字林沪报》还刊发“心不平人”对《申报》的批评，其认为《申报》“立言之偏不必论矣”，并认为《申报》为法国“站台”——“目下情形法人有不得不求和之势，而《申报》馆主笔者亟欲为之设法也。”随后，《字林沪报》还陆续刊登一批批驳《申报》之《论时势之岌岌》社论的来稿，认为“尤足令人发指”，并认为《申报》主笔身为华人，却态度反复扰乱民心，“为华衣华服，华子华孙，何至狂悖乃而”，“言和言战，倏反倏正，惑我民心”。5日，《字林沪报》刊登“天下抱愤人”对《申报》的讨伐：“所议与法国言和一条，字字夸扬法人之声势，言言谤毁中国炮台、战船、统带、官员无一足恃”，“令人怒发冲冠，胸怀气塞”。“天下抱愤人”批判《申报》“必是法国种类，故出此言”。同时，“天下抱愤人”称扬《字林沪报》刊发之文，“令人击节称叹，鼓舞忠肝义胆”，并期待《字林沪报》痛批《申报》的卖国行为，“著一痛快檄文，刊入报章，使该报阅之，庶不敢于光天化日之下肆口妄谈”。

不同于《申报》对战局的担忧，《字林沪报》对前景比较乐观，6日刊发社论《论中国有制法之道》，提出“闽江之战，水师虽遭挫衄，而大帅镇静如恒，各口布置海防不见丝毫忙乱，所以然者，盖中国自有制法之道而不击乎”。12日，《字林沪报》刊登“蓬卢卧□生”对《申报》的批评文章《论〈申报〉主和之谬》；13日，刊发“望平南生”的《妄语可憎》；16日、17日，连续刊发“持平子”的《中法和战驳议》及《续中外和战驳议》。“持平子”将“粤海钓徒”之《录言和书》、《申报》社论《论时势之岌岌》以及“泉唐草庐”之《和战平议》皆视作“《申报》馆之流”的卖国言论，提出“国家之兴衰在德不在力”，并认为中国拼全力与法国一战，法国无法获胜。

面对《字林沪报》等的质疑，《申报》通过刊发支持其观点的读者来稿的方式进行回应。17日，《申报》刊登读者“申间斥非子”之《非议可笑》：“近观沪报，将贵报粤海钓徒言和篇及时势岌岌论，极力诋排，几若山膏之骂，阅竟不觉厌恶，顿生如陈仲子食鹢鹢之肉，不得不出而哇之。”并指出，“忠言半皆逆耳，□□握茝，往往詈□，申申然有识者，断不耳食浮言，一唱百和”。基于此，他认为《申报》主笔及粤海钓徒，“立言之意无非□保全商务大局，爱惜亿万生灵起见，凡有血气莫不深为钦佩”。同时，他认为《字林沪报》所陈论说，“非仅事铺张，即随声附和”，如此，“上无益于国，下无利于民，纸上空谈，无理取闹”；还认为《字林沪报》主笔，“不思退敌之良谋，徒以责人为本，言战则扬厉侈张、空言了事，一闻言和便若芒针刺背，其于前后大局全不顾虑”。“申间斥非子”认为《申报》格局高远，敢发逆耳忠言，是真正的“忠君爱国”者所为，而《字林沪报》媚人炫世、不顾大局。

20日，《字林沪报》刊发读者“斤斤子”之《辞惭宜距》，回应“申间斥非子”。“斤斤子”提出：“粤海钓徒言和一书及时势岌岌论，偏甘犯众愤，罔顾大义，若此书系出诸西报，尚属局外之谈，或在明降谕旨以前，密上当轴，自不失为权宜之论。至今日而尚持此议，则徒足以消士气而张敌焰耳，而究其旨归，不过曰挖肉补疮，输金与敌而已。此何异以岳武穆为强梁，以秦桧为识时务者耶？先生所谓爱国忠君者，果如是乎？” “斤斤子”认为真正的忠君爱国不应该在战时鼓吹和谈，涨敌人之势而消解自身士气。随后，《字林沪报》连续发文，提出“倘泥和戎，是为纵敌”，主张对法继续采取强势态度。

面对《字林沪报》的持续舆论围剿，《申报》积极应对，28日刊发“窥豹一斑主人”之来稿《读新闻纸论辩中法宜和宜战各条书后》。“窥豹一斑主人”进行文法解析，提出引发广泛讨论与争议的“粤海钓徒”来稿非《申报》自导自演。其后，“窥豹一斑主人”表达自己的立场：“若将钓徒与馆主言和之论为大谬不然者，予也参观再四，反复推详，觉议战者既出于忠义愤发之心，议和者亦本于蒿目时艰之隐。揆情度理，初不容率行轩轾于其间，然二者理本同原，言终异致。”“要之今日急务就真实情形言之，究以时势岌岌一论为切实不浮，以旁观者清，较胜于当局之迷也，谓予不信请徐待之。”他对主战与主和二派进行调和，并赞赏《申报》的客观、理智立场。

《字林沪报》继续对《申报》的攻势。10月4日，刊发读者“丰台旧隐莲锷”的《答论时势岌岌书》一文。“丰台旧隐莲锷”对《申报》立场转向的标志性社论《论时势之岌岌》十分愤怒，“不禁拔剑斫地，拍案狂呼，而动不平之鸣”，认为“我国家勇将如云，谋臣如雨，区区法虏何难迅扫妖氛，何物狂徒辙为悖谬之谈，妄作言和之论，堕我士气，摇我民心，呜呼”！17日，《字林沪报》又刊发社论《论法人讳败之故》，提出“一战不胜可以再战，再战不胜可以三战”。《字林沪报》继续主张对法国采取强势态度。

10月底开始，舆论界的形势发生变化：因主战的“清流”在海战上的失败并遭受弹劾，主和派逐步占据上风，舆论界主战声势减弱，就连《字林沪报》在对法态度上亦趋于缓和，与《申报》的论战平息。28日，《字林沪报》刊发《以和为贵》，表示国际社会希望中法消弭衅端。海战的失利，让主和的洋务派逐步取得优势地位，而原本占据优势地位的“清流”一系跌落神坛。1885年1月28日，清廷下旨对中法战争中处事不利的“清流”人士予以惩处：“张之洞保荐徐延旭兼资文武，实属失当，惟该督于简任两广后练兵筹饷，聿著勤劳，着从宽交部察议。陈宝琛、张佩纶力举唐炯、徐延旭堪任军事，请饬分统滇、粤各军出境防剿，卒至偾事，贻误非轻。张佩纶会办闽省防务，马尾一役尤属调度乖方。陈宝琛着交部严加议处。张佩纶着即行革职。该员尚有被参之案，即着来京听候查办。”伴随对“清流”的惩处，主和之势在清廷内外不断攀升，“战”与“和”的舆论争议随之消失。

余  论

中法战争爆发后，战事进展成为举国瞩目的焦点，“战”与“和”构成朝廷内外关注的核心议题，对战事的连续报道以及对此议题的参与成为《申报》争取读者、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发力点。在对核心议题“战”与“和”的参与过程中，《申报》亦迎来对“战”与“和”争议的表态、与“清流”关系的处理以及应对“战”与“和”的舆论导向转变牵引出的舆论争议的层层考验。

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流”与《申报》报人分别开启了体制内外言路之路。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初期，《申报》报人参与“清流”话题，与其相向而行，同频共振。中法战争爆发后，《申报》与“清流”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以马尾海战为转折点，《申报》经历了由拥“战”与推崇“清流”到转“和”与批评“清流”的转变。最初，《申报》视“清流”为“精神领袖”，并在“清流”与洋务派的“战”与“和”论战争中支持“清流”，倾向“与法一战”。然而，随着战争进程推进，尤其是马尾海战爆发，中法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后，依托于完善的信息采集网络、熟悉前线战况并深谙洋务的《申报》报人洞察清政府海防的脆弱，态度发生变化，由主战转向主和。若说在“清流”遭遇清议声讨、面临追责后，《申报》转向对其的批评尚可以用合于主流政治进行解释，而《申报》由“战”转“和”的表态则难以用此进行全面解释。在中法海战仍在持续、朝议走向尚未明晰、舆论界主战之声依然占据主导之时，《申报》并未为了“安全”而隐匿自身的真实态度或者延后表态；而是冒着被舆论界质疑“政治立场”，甚至可能流失读者的风险，选择第一时间袒露自身“和”的转向。《申报》此举更多展现出《申报》报人审时度势、据事直书的责任与担当。

值得注意的是，《字林沪报》与《申报》高度互动、交织与流动，且二者皆深谙洋务，然而，在马尾海战后的“战”与“和”的表态时出现差异：《字林沪报》坚持刊发主战言论，表达自身的主战立场，并对《申报》的“政治立场”进行质疑。《申报》与《字林沪报》的论战展示了二者的不同取向：与主流声音汇合或是发出不同的声音。具有高度相似背景的两份报纸，言论刊发为何呈现如此大的差异？本文在对二者论战进行梳理、还原之时亦尝试进行解答：二者对报人应该秉持的价值立场有不同理解，即对何为报人的“忠君爱国”有不同解读，基于不同的解读，二者在处理与主流舆论的关系时呈现差异。本文只是基于一个视角对此问题进行粗浅解答，并期待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