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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汉学探析(二)
来源: 作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06-15

 

 

三、汉学的形成一惠栋和吴派学者

 

    胡渭、阎若璩等都是过渡性的人物,他们治学重视审音读字和具体的证据,但并没有打出汉学的旗帜,也没有完全摆脱宋明理学的影响。皮锡瑞评论说:(若璩)证古文之伪甚确,特当明末宋学方盛,未免沾染其说。夫据古义以斥《孔传》可也,据宋人以斥《孔传》则不可[1][25]。阎若璩为了证明《孔安国传》之伪,有十三处征引宋儒之说,以驳《孔传》,这是阎若璩不彻底的地方。当时,宋学与汉学还在进一步分化,要到下一代,即乾隆时代,才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章太炎说胡渭、阎若璩,皆为硕儒,然草未精,时糅杂宋明澜言。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1][26]

    任何一个自成体系、别立门户的学术派别都有自己的思想宗旨、治学方法、研究重点和学术风格,这是需要长期积累、磨砺才能够形成的。到了惠栋时(雍乾之际),一切条件才基本具备,才能构筑起汉学的牢固阵地,形成和宋学分庭抗礼的局面。惠栋和他的友侣、学生都是江南人,被称为清代汉学中的吴派。当时人这样说:吴中以经术教授世其家者,咸称惠氏。惠氏之学大都考据古注疏之说而疏通证明之,与六籍之载相切,传至定宇先生    (即惠栋),则尤多著纂,卓卓成一家言,为海内谈经者所宗。[1][27]于是吴江沈君彤、长洲余君仲霖、朱君楷、江君声等先后羽翼之,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发之[1][28]

    惠栋(一六九七--一七五八年,清康熙三十六年——乾隆二十三年)字定宇,江苏吴县人。惠氏世代传经,曾祖惠有声是明末秀才。祖父周惕、父亲惠士奇是康熙年间的进士,都是有名的学者,著作很多。惠土奇任广东学政,提倡学术,颇有成绩。惠栋生长在学术空气浓厚的家庭环境中,自幼笃志向学,家有藏书,日夜讲诵。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1][29]。惠栋二十岁就考取秀才,但屡应乡试,均不第。乾隆十五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当时惠栋已五十四岁,被推荐,又来被录取。他专心经术,闭户读书,未涉仕途,尤其精通易学。

惠氏的学风,继承了顾炎武的传统,治经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经书的意义。惠士奇说: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1][30]又据戴震叙述惠栋的治学:松崖先生(惠栋)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上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1][31]。惠栋认为:汉代学者都有师承渊源,训诂由经师口授,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平行。要理解经书的真正意义,必须恢复汉儒的训诂,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能废也[1][32]。他批评魏晋以后,治经者常常用俗字代替古字,使经书的意义晦而不彰。他研究易经,订正七十余字,认为;诸家异同,动盈数百,然此七十余字,皆卓然无疑,当改正者[1][33]

    惠栋提倡由古书的文字音训以求义理,这是汉学家共同信奉的原则,也是区别于宋明理学家的治学特色。惠栋继顾炎武之后开辟了新的学术蹊径,影响甚大。乾隆中叶,海内之士知钻研古义,由汉儒小学训诂以上溯七十子六艺之传者,定宇先生为之导也[1][34]。惠栋的后学王鸣盛、钱大昕也抱同样的主张,王鸣盛说: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1][35]钱大昕说: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1][36]就是吴派以外的汉学家,包括戴震等皖派学者,都持同样的观点。所以,激烈地反对汉学的方东树说:此是汉学一大宗旨,牢不可破之论矣此论最近信,主张最有力,所以标宗旨,峻门户,固壁垒,示信学者,谓据其胜理,而不可夺矣[1][37]。汉学家们共同尊奉、反复强调的这个原则当然是有道理的,要弄清楚古代经籍中的思想内容,当然必须弄清古文字的音义。连古文字都不认识,哪里淡得上研究经籍呢?可是,魏晋以后,人们越来越不懂得古文字了,对声音训诂茫然不晓,却大言不惭地治经说经,牵强附会,随意解释,有的人干脆将不认得的古字胡乱地换成俗字,篡改经籍,真意尽失。从顾炎武开始,直到惠栋、戴震正是针对这种不良的风气,强调要从声音、训诂、校勘、考证的基本功夫入手,来整理和和研究古代的经籍,这样才能够消除长期以来附加在古书上的误解和歪曲,认识其原来的意义,这是比较严谨,包含着一些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汉学家们对语言文字的研究花了很大精力,这门被称为小学的学科本来只是为了研究经籍的需要,是附属于经学研究的。后来,名家辈出,著作很多,积累丰富,附庸蔚为大国,小学成了清代的一门很发达的学科。

    惠栋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尊信和固守汉儒的说经,因此,这个学派被称为汉学汉学的名称不能完全反映戴震以后的学术特点,但却颇为恰当地表现了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的特色。惠栋的父亲惠士奇已很重视汉人对经籍的注释,他说: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而其说犹存于汉,又说: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1][38]。但惠士奇还不算是专宗汉学的,到了惠栋才高举汉学的旗帜,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完全撇开魏晋以后的经说,回复到汉以前去。所以,焦循说:吴人说易,父子殊方。惠士奇《易说》,独申己意。其子栋《周易述》,则持守旧说。[1][39]

清代学者回复到汉儒的经说,这是从清初以来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归宿。尽管清朝政府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可是理学的权威已经失坠,人们看到:宋儒说经,连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制都没有搞清楚,甚至经书的真伪不辨,恰如盲人摸象,一知半解,猜度臆说。知识界已不能再建立起对宋学的虔诚信念。解除宋学的束缚,摆脱宋学的影响,这是思想潮流的大势所趋。有头脑的知识分子从笼罩数百年之久的宋儒说经的迷雾中冲出来,将走向何处?新的近代知识宝库的大门还是紧闭着的,他们不可能打开它。于是探本寻源,回到古代,希望从遥远的过去寻找到思想依据。在他们看来,汉代去古未远,遗说尚存,是求知的宝藏,要寻求古代经籍的本来面目,只有回复到汉儒的经说。惠栋批评魏晋以后的学术,盖魏晋以后,经师道丧,王肃诋郑氏而禘郊之义乖,袁准毁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邹湛讥荀壻而周易之学晦。郢书燕说,一倡百和,何尤乎后世之纷纭也[1][40],又推崇汉代经学,汉儒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平行[1][41]。从反宋走向复汉,这是清代前期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势,吴派这是段路程的顶点,表现了强烈的复汉色彩。

反宋与复汉是当时思潮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反宋,意味着摆脱传统学术,在一定程度上是思想解放的表现。反宋的结果却回复到汉学去,在当时也只有回到汉学,才能另立壁垒,与宋学旗鼓相当地对抗,但应该指出,离开宋学而完全回到汉学,表明思想学术界走上了新的歧路,是思想解放的夭亡。宋学固然主观穿凿,是替封建主义服务的学术;汉学也多附会曲解,同样了是为封建主义服务的。当时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突破封建思想的羁绊,因此,出于此,即入于彼,仍旧在封建主义经学的老框框里圈。.这是吴派的局限性,大体说来,也是整个清代汉学的局限性。

吴派的代表人物惠栋专精《周易》,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等书。他说: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中(指李鼎祚《周易集解》)。他撰写《周易述》,研究三十年,易稿四、五次,完全抛开魏晋以后的注释,专宗虞仲翔(虞翻),参以荀(爽)郑(玄)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1][42]

惠栋的注意力集中于构筑汉学的森严壁垒,对汉人的易说搜辑钩稽,不遗余力,而且推备至。汉儒说经,有精华,也有糟粕,惠栋不加别择,全盘继承。汉代经学有今古之分,惠栋以虞翻为主,虞翻世传《孟氏易》,属今文家;而惠栋又参以荀、郑诸家之义,荀爽、郑康成传《费氏易》,《费氏易》却属古文家。因此,惠栋将今古文混杂,兼收并蓄,不免相互抵触。汉人说经,讲阴阳灾异,天人合一,讖纬之学。惠栋的作品中也明显地受其影响。惠栋很得意的是以古字改俗字,如改正易经的七十多个字,认为:卓然无疑,是纠正了后儒妄以俗字改古字之误,其实,他改正的字也是成问题。阮元就批评他:国朝之治周易者,未有过于徵士惠栋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与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盖经典相沿已久之本,无庸突为擅易,况师说之不同,他书之引用,未便据以改久沿之本也。但当录其说于考证而已[1][43]。阮元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惠栋强调复古,尊信汉人,可是汉儒的古说并不都是正确的,即使诠释经籍也是这样。《四库提要》评惠栋,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1][44]。王引之也说: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1][45]

与宋学的空谈相反,惠栋治经,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1][46]但也并不是不正面发挥自己的思想。他的《明堂大道录》,自诩是弄清了长期没有弄清的古代明堂之制的真面目,其实不过是依据汉人之说,发挥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认为:明堂是古代祭祀、朝觐、养老、尊贤、布政、施教的地方,立明堂为治天下之大法。又他对作了诠释,引《韩非子解老》为根据,说理字之义,兼两之谓也。人之性禀于天,性必兼两,在天曰阴与阳,在地曰柔与刚,在人曰仁与义,这是以事物矛盾对立的普遍性来解释,和宋儒说,根本不同。又说:好恶得其正,谓之天理。……后人以天人、理欲为对待,且曰:天即理也,尤谬[1][47]。这话直接驳斥了程朱理学,而和戴震的理欲说极为接近。

惠栋的朋友沈彤、学生余萧客、江声以及王鸣盛、钱大昕,大昕的弟侄钱大昭、钱塘、钱坫等都是苏南人。他们大多格守惠氏尊汉的学术途径,被称为汉学中的吴派,戴震说:先生(惠栋)令子秉高与二三门弟子,若江君琴涛(江声),余君仲林(余萧客),皆笃信所授,不失师法。……而吴之贤俊后学,彬彬有汉世郑重其师承之意。[1][48]

沈彤的代表作是《周官禄田考》。欧阳修曾怀疑《周礼》,认为按《周礼》,官多田少,禄田将不足数。沈彤考证其实施情形,以答复欧阳修的疑难,惠栋称誉此书二千年来聚讼,一朝而决[1][49]。其实,《周礼》是后出的书,成于战国时,书中所言托之西周,未必是西周的实际情形。沈彤据以考证西周制度的实施,未免拘泥过甚。余萧客作《古经解钩沉》,搜辑唐以前经解,是一本辑佚书,钩稽排比,用力颇勤。但成书匆促,精审不足。当时学者王鸣盛、戴震都有所批评,王鸣盛说它好古而不知所择有本系后人语妄摭入者,有本是汉注反割弃者。书不可乱读,必有识方可以有学,无识者观书虽多,仍不足以言学[1][50]戴震则批评它名为钩沉有钩而未赏赐人者,有沉而未钩者[1][51]江声与王鸣盛都是继阎若璩、惠栋以后,研究尚书的,学风和惠栋一致。江声作《尚书集注音疏》,一是尊汉注,取马(融)郑(玄)之注及大传(伏生大传)异义(许慎《五经异义》),参酌而辑之,更旁采他书之有涉于尚书者以益之[1][52]一是好改书,以古字改俗字,采说文经子所引《书》古文本字,更正秦人隶书及唐开元改易古字之谬并且以篆写经,复三代文字之旧[1][53]。这两个特点,比惠栋还要变本加厉。江声精通古文字,但泥古太深,生平不作楷书,即与人往来笔札,皆作古篆,见者讶以为天书符篆[1][54]。王鸣盛的研究范围稍之广阔,但好古尊汉则尤甚。他作《尚书后案》,专尊郑玄,王鸣盛自己说:《尚书后案》何为作也?所以发挥郑康成一家之学也 [1][55]杭世骏为此书作序称:《尚书》一经,世宗伪孔安国传,郑氏之注灭没于散亡之后,……光禄卿王君西庄(即王鸣盛),当世之能为郑学者也,戚然忧之,钻研群籍,爬罗剔抉,凡一言一字之出于郑者,悉甄而录之,勒成数万言,使世知有郑氏之注,并使世知有郑氏之学[1][56]。王鸣盛只尊奉郑康成一家,连其他汉儒的经注也放在次要地位,魏晋以后的注疏更不在话下。他评论汉代经学:两汉经生蝟起,传注麻列,人专一经,经专一师。直至汉末有郑康成,方兼众经。自非康成,谁敢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使学者知所归乎![1][57]王鸣盛的长处是别择较严,避免了惠栋兼收并蓄,混淆今古文的毛病,缺点是盲目拜倒在郑康成脚下,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偏枯狭窄,不能有创造性的研究。王鸣盛说:治经断不敢驳经,……经文艰奥难通,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1][58]汉学家的弱点在王鸣盛身上表现得最为集中,而且更加理论化,固定化了。王鸣盛还以治经的方法治史,作《十七史商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譌脱,审事迹之虚实,辩纪传之异同,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也。 [1][59]

在吴派学者中,学识最博、成绩最大的要推钱大昕。他的研究范围是多方面的,精通经学、史学、天文、历算、音韵、训诂、金石、词章,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1][60]。他虽也恪守汉儒的宗旨。认为: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1][61]诂训必自汉儒,以其去古未远[1][62]。但态度还不像其他吴派学者绝对化,他认为:对古人的学说,既不可轻易诋毁,也不应过分株守,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譌规过,非訾毁前人,实以加惠后学[1][63]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1][64]。他以毕生精力,作《二十二史考异》,对篇幅浩繁的正史作了系统而细致的研究考证,他的方法是用二十二史的不同版本互勘,也用其他书籍碑版作比较,指出了正史中的错误、缺漏和矛盾,订正了传抄或刊刻上的讹误。钱大昕不多谈义理,可是他的议论中也有一些突破封建框框的思想。封建社会中,君道最尊,弑君是大逆不道,而钱大昕却认为:被弑的君主都是无道之君,如果君主贤明,也就不会产生乱臣贼子,君诚有道,何至于弑[1][65]。又封建的伦理观不准妇女改嫁,钱大昕却认为:如果夫妇之间,恩爱已绝,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使其过不在妇欤,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1][66]。这些看法是比较大胆的。但他在某些问题上也主观保守。例如:在算学方面,他过分尊信中国的古算,轻视西方数学,江永学习西方数学较有成绩,钱大昕却讥刺江永为西人所用[1][67]。又中国有反切,这是语言学的一大进步,与佛教传入有关,受佛经梵文拼音的影响。钱大昕矢口否认这个明显的事实,硬说《诗经》已有反切的萌芽,他驳斥反切受佛经影响的说法,岂古圣贤之智乃出梵僧下耶吾于是知六经之道,大小悉备,后人詹詹之智,早不出圣贤范围之外也[1][68]。这种想法反映了中国知识界中抱残守缺、夜郎自大的一面。尽管这样,钱大昕仍是清代学者中的佼佼者。当时戴震执学术界的牛耳,极为自负,瞧不起其他人,只器重钱大昕。戴震说:当代学者,吾以晓征(即钱大昕)为第二人盖东原毅在以第一人自居。然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钱大昕)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汉儒拟之,在高密(郑康成)之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1][69]

 

 

 

[1][1] 皮锡瑞:《经学历史》卷十,《经学复盛时代》。

[1][2]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

[1][3]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1][4]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

[1][5]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

[1][6]黄宗羲:《南雷文约》卷一,《陆文虎先生墓志铭》。

[1][7]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

[1][8]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

[1][9]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八,《万贞文先生传》。

[1][10]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期同传》。

[1][11]章太炎:《訄书》,别录甲第六十一。

[1][12]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八,《阎若璩传》。

[1][13]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

[1][14]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

[1][15] 阎若璩:《潜邱劄记》。

[1][16]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自叙》。

[1][17] 毛奇龄:《四书改错》卷一。

[1][18] 毛奇龄:《西河合集》卷五十六,《经义考?序》。

[1][1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六,经部,诗类。

[1][20]唐鉴:《国朝学案小识》。

[1][21]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

[1][2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1][2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二,经部,书类。

[1][24]李塨:《古文尚书冤词·序》,转引《清儒学案》,卷二十六。

[1][25]皮锡瑞:《经学通论》第一册。

[1][26]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1][27]任兆麟:《有竹居集》卷十,《余仲林墓志铭》。

[1][28]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十五,《惠定宇先生墓志铭》。

[1][29]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

[1][30]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

[1][31] 《戴震集》文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1][32] 惠栋:《九经古义首说》。

[1][33] 惠栋:《九经古义?周易下》。

[1][34]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一七,经学七。张澎:《书四世传经遗像后》。

[1][35]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1][36]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说?序》。

[1][37]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

[1][38]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   

[1][39] 焦循:《雕菰楼集》卷十二,《国史儒林文苑传议》。

[1][40]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先生栋传》。

[1][41] 惠栋:《九经古义?首说》。

[1][42]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先生栋传》。

[1][43] 阮元:《揅经室一集》卷十一,《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序》。

[1][4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经部,春秋类。

[1][45] 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焦理堂先生书》。

[1][46] 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1][47] 惠栋:《周易述》,《易微言下》。

[1][48] 《戴震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1][49] 惠栋:《松崖文钞》卷二,《沈君彤墓志铭》。

[1][50] 王鸣盛:《采集群书,引用古学》,转引《清儒学案》卷七十七。

[1][51]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

[1][52] 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述》。

[1][53] 孙星衍:《平津馆文稿下》,《江声传》。

[1][54]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

[1][55] 王鸣盛:《尚书后案?序》

[1][56]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四,《尚书后案?序》

[1][57] 王鸣盛:《刘焯刘炫会通南北汉学亡半其罪甚大》,转引《清儒学案》卷七十七。

[1][58]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1][59]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

[1][60] 同上。

[1][6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纂诂?序》。

[1][62]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琳经义杂识?序》

[1][63]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答王西庄书》。

[1][64]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二十二史考异序》。

[1][65]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七,《答问四》。

[1][6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八,《答问五》。

[1][67]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三,《与戴东原书》。

[1][68]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五,《答问十二》。

[1][69]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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