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学的形成—一惠栋和吴派学者

    胡渭、阎若璩等都是过渡性的人物，他们治学重视审音读字和具体的证据，但并没有打出“汉学”的旗帜，也没有完全摆脱宋明理学的影响。皮锡瑞评论说：“阎(若璩)证古文之伪甚确，特当明末宋学方盛，未免沾染其说。夫据古义以斥《孔传》可也，据宋人以斥《孔传》则不可”[1][25]。阎若璩为了证明《孔安国传》之伪，有十三处征引宋儒之说，以驳《孔传》，这是阎若璩不彻底的地方。当时，宋学与汉学还在进一步分化，要到下一代，即乾隆时代，才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章太炎说‘胡渭、阎若璩，“皆为硕儒，然草未精，时糅杂宋明澜言。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1][26]。

    任何一个自成体系、别立门户的学术派别都有自己的思想宗旨、治学方法、研究重点和学术风格，这是需要长期积累、磨砺才能够形成的。到了惠栋时（雍乾之际)，一切条件才基本具备，才能构筑起“汉学”的牢固阵地，形成和宋学分庭抗礼的局面。惠栋和他的友侣、学生都是江南人，被称为清代汉学中的“吴派”。当时人这样说：“吴中以经术教授世其家者，咸称惠氏。惠氏之学大都考据古注疏之说而疏通证明之，与六籍之载相切，传至定宇先生    (即惠栋)，则尤多著纂，卓卓成一家言，为海内谈经者所宗。”[1][27]“于是吴江沈君彤、长洲余君仲霖、朱君楷、江君声等先后羽翼之，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发之”[1][28]。

    惠栋(一六九七－－一七五八年，清康熙三十六年——乾隆二十三年)字定宇，江苏吴县人。惠氏世代传经，曾祖惠有声是明末秀才。祖父周惕、父亲惠士奇是康熙年间的进士，都是有名的学者，著作很多。惠土奇任广东学政，提倡学术，颇有成绩。惠栋生长在学术空气浓厚的家庭环境中，“自幼笃志向学，家有藏书，日夜讲诵。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1][29]。惠栋二十岁就考取秀才，但屡应乡试，均不第。乾隆十五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当时惠栋已五十四岁，被推荐，又来被录取。他专心经术，闭户读书，未涉仕途，尤其精通易学。

惠氏的学风，继承了顾炎武的传统，治经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经书的意义。惠士奇说：“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1][30]又据戴震叙述惠栋的治学：“松崖先生(惠栋)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上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1][31]。惠栋认为：汉代学者都有师承渊源，训诂由经师口授，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平行。要理解经书的真正意义，必须恢复汉儒的训诂，“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能废也”[1][32]。他批评魏晋以后，治经者常常用俗字代替古字，使经书的意义晦而不彰。他研究易经，订正七十余字，认为；“诸家异同，动盈数百，然此七十余字，皆卓然无疑，当改正者”[1][33]。

    惠栋提倡由古书的文字音训以求义理，这是汉学家共同信奉的原则，也是区别于宋明理学家的治学特色。惠栋继顾炎武之后开辟了新的学术蹊径，影响甚大。“乾隆中叶，海内之士知钻研古义，由汉儒小学训诂以上溯七十子六艺之传者，定宇先生为之导也”[1][34]。惠栋的后学王鸣盛、钱大昕也抱同样的主张，王鸣盛说：“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1][35]钱大昕说：“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1][36]就是吴派以外的汉学家，包括戴震等皖派学者，都持同样的观点。所以，激烈地反对汉学的方东树说：“此是汉学一大宗旨，牢不可破之论矣”，“此论最近信，主张最有力，所以标宗旨，峻门户，固壁垒，示信学者，谓据其胜理，而不可夺矣”[1][37]。汉学家们共同尊奉、反复强调的这个原则当然是有道理的，要弄清楚古代经籍中的思想内容，当然必须弄清古文字的音义。连古文字都不认识，哪里淡得上研究经籍呢?可是，魏晋以后，人们越来越不懂得古文字了，对声音训诂茫然不晓，却大言不惭地治经说经，牵强附会，随意解释，有的人干脆将不认得的古字胡乱地换成俗字，篡改经籍，真意尽失。从顾炎武开始，直到惠栋、戴震正是针对这种不良的风气，强调要从声音、训诂、校勘、考证的基本功夫入手，来整理和和研究古代的经籍，这样才能够消除长期以来附加在古书上的误解和歪曲，认识其原来的意义，这是比较严谨，包含着一些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汉学家们对语言文字的研究花了很大精力，这门被称为“小学”的学科本来只是为了研究经籍的需要，是附属于经学研究的。后来，名家辈出，著作很多，积累丰富，附庸蔚为大国，“小学”成了清代的一门很发达的学科。

    惠栋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尊信和固守汉儒的说经，因此，这个学派被称为“汉学”。“汉学”的名称不能完全反映戴震以后的学术特点，但却颇为恰当地表现了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的特色。惠栋的父亲惠士奇已很重视汉人对经籍的注释，他说：“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而其说犹存于汉”，又说：“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1][38]。但惠士奇还不算是专宗汉学的，到了惠栋才高举“汉学”的旗帜，“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完全撇开魏晋以后的经说，回复到汉以前去。所以，焦循说：“吴人说易，父子殊方。惠士奇《易说》，独申己意。其子栋《周易述》，则持守旧说。”[1][39]

清代学者回复到汉儒的经说，这是从清初以来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归宿。尽管清朝政府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可是理学的权威已经失坠，人们看到：宋儒说经，连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制都没有搞清楚，甚至经书的真伪不辨，恰如盲人摸象，一知半解，猜度臆说。知识界已不能再建立起对宋学的虔诚信念。解除宋学的束缚，摆脱宋学的影响，这是思想潮流的大势所趋。有头脑的知识分子从笼罩数百年之久的宋儒说经的迷雾中冲出来，将走向何处？新的近代知识宝库的大门还是紧闭着的，他们不可能打开它。于是探本寻源，回到古代，希望从遥远的过去寻找到思想依据。在他们看来，汉代去古未远，遗说尚存，是求知的宝藏，要寻求古代经籍的本来面目，只有回复到汉儒的经说。惠栋批评魏晋以后的学术，“盖魏晋以后，经师道丧，王肃诋郑氏而禘郊之义乖，袁准毁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邹湛讥荀壻而周易之学晦。郢书燕说，一倡百和，何尤乎后世之纷纭也”[1][40]，又推崇汉代经学，“汉儒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平行”[1][41]。从反宋走向复汉，这是清代前期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势，吴派这是段路程的顶点，表现了强烈的复汉色彩。

反宋与复汉是当时思潮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反宋，意味着摆脱传统学术，在一定程度上是思想解放的表现。反宋的结果却回复到汉学去，在当时也只有回到汉学，才能另立壁垒，与宋学旗鼓相当地对抗，但应该指出，离开宋学而完全回到汉学，表明思想学术界走上了新的歧路，是思想解放的夭亡。宋学固然主观穿凿，是替封建主义服务的学术；汉学也多附会曲解，同样了是为封建主义服务的。当时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突破封建思想的羁绊，因此，出于此，即入于彼，仍旧在封建主义经学的老框框里圈。.这是吴派的局限性，大体说来,也是整个清代汉学的局限性。

吴派的代表人物惠栋专精《周易》，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等书。他说：“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中（指李鼎祚《周易集解》）”。他撰写《周易述》，研究三十年，易稿四、五次，完全抛开魏晋以后的注释，“专宗虞仲翔（虞翻），参以荀（爽）郑（玄）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1][42]。

惠栋的注意力集中于构筑汉学的森严壁垒，对汉人的易说搜辑钩稽，不遗余力，而且推备至。汉儒说经，有精华，也有糟粕，惠栋不加别择，全盘继承。汉代经学有今古之分，惠栋以虞翻为主，虞翻世传《孟氏易》，属今文家；而惠栋又“参以荀、郑诸家之义”，荀爽、郑康成传《费氏易》，《费氏易》却属古文家。因此，惠栋将今古文混杂，兼收并蓄，不免相互抵触。汉人说经，讲阴阳灾异，天人合一，讖纬之学。惠栋的作品中也明显地受其影响。惠栋很得意的是以古字改俗字，如改正易经的七十多个字，认为：“卓然无疑”，是纠正了后儒妄以俗字改古字之误，其实，他改正的字也是成问题。阮元就批评他：“国朝之治周易者，未有过于徵士惠栋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与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盖经典相沿已久之本，无庸突为擅易，况师说之不同，他书之引用，未便据以改久沿之本也。但当录其说于考证而已”[1][43]。阮元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惠栋强调复古，尊信汉人，可是汉儒的古说并不都是正确的，即使诠释经籍也是这样。《四库提要》评惠栋，“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1][44]。王引之也说：“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1][45]

与宋学的空谈相反，惠栋治经，“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1][46]但也并不是不正面发挥自己的思想。他的《明堂大道录》，自诩是弄清了长期没有弄清的古代明堂之制的真面目，其实不过是依据汉人之说，发挥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认为：明堂是古代祭祀、朝觐、养老、尊贤、布政、施教的地方，“立明堂为治天下之大法”。又他对“理”作了诠释，引《韩非子•解老》为根据，说“理字之义，兼两之谓也。人之性禀于天，性必兼两，在天曰阴与阳，在地曰柔与刚，在人曰仁与义，”这是以事物矛盾对立的普遍性来解释“理”，和宋儒说“理”，根本不同。又说：“好恶得其正，谓之天理。……后人以天人、理欲为对待，且曰：‘天即理也’，尤谬”[1][47]。这话直接驳斥了程朱理学，而和戴震的理欲说极为接近。

惠栋的朋友沈彤、学生余萧客、江声以及王鸣盛、钱大昕，大昕的弟侄钱大昭、钱塘、钱坫等都是苏南人。他们大多格守惠氏尊汉的学术途径，被称为汉学中的吴派，戴震说：“先生（惠栋）令子秉高与二三门弟子，若江君琴涛（江声），余君仲林（余萧客），皆笃信所授，不失师法。……而吴之贤俊后学，彬彬有汉世郑重其师承之意。”[1][48]

沈彤的代表作是《周官禄田考》。欧阳修曾怀疑《周礼》，认为按《周礼》，官多田少，禄田将不足数。沈彤考证其实施情形，以答复欧阳修的疑难，惠栋称誉此书“二千年来聚讼，一朝而决”[1][49]。其实，《周礼》是后出的书，成于战国时，书中所言托之西周，未必是西周的实际情形。沈彤据以考证西周制度的实施，未免拘泥过甚。余萧客作《古经解钩沉》，搜辑唐以前经解，是一本辑佚书，钩稽排比，用力颇勤。但成书匆促，精审不足。当时学者王鸣盛、戴震都有所批评，王鸣盛说它“好古而不知所择”，“有本系后人语妄摭入者，有本是汉注反割弃者。书不可乱读，必有识方可以有学，无识者观书虽多，仍不足以言学”。[1][50]戴震则批评它名为“钩沉”，“有钩而未赏赐人者，有沉而未钩者”。[1][51]江声与王鸣盛都是继阎若璩、惠栋以后，研究尚书的，学风和惠栋一致。江声作《尚书集注音疏》，一是尊汉注，“取马（融）郑（玄）之注及大传（伏生大传）异义（许慎《五经异义》），参酌而辑之，更旁采他书之有涉于尚书者以益之”，[1][52]一是好改书，以古字改俗字，“采说文经子所引《书》古文本字，更正秦人隶书及唐开元改易古字之谬”并且“以篆写经，复三代文字之旧”[1][53]。这两个特点，比惠栋还要变本加厉。江声精通古文字，但泥古太深，“生平不作楷书，即与人往来笔札，皆作古篆，见者讶以为天书符篆”[1][54]。王鸣盛的研究范围稍之广阔，但好古尊汉则尤甚。他作《尚书后案》，专尊郑玄，王鸣盛自己说：“《尚书后案》何为作也？所以发挥郑康成一家之学也”。 [1][55]杭世骏为此书作序称：“《尚书》一经，世宗伪孔安国传，郑氏之注灭没于散亡之后，……光禄卿王君西庄（即王鸣盛），当世之能为郑学者也，戚然忧之，钻研群籍，爬罗剔抉，凡一言一字之出于郑者，悉甄而录之，勒成数万言，使世知有郑氏之注，并使世知有郑氏之学”[1][56]。王鸣盛只尊奉郑康成一家，连其他汉儒的经注也放在次要地位，魏晋以后的注疏更不在话下。他评论汉代经学：“两汉经生蝟起，传注麻列，人专一经，经专一师。直至汉末有郑康成，方兼众经。自非康成，谁敢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使学者知所归乎！”[1][57]王鸣盛的长处是别择较严，避免了惠栋兼收并蓄，混淆今古文的毛病，缺点是盲目拜倒在郑康成脚下，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偏枯狭窄，不能有创造性的研究。王鸣盛说：“治经断不敢驳经，……经文艰奥难通，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1][58]汉学家的弱点在王鸣盛身上表现得最为集中，而且更加理论化，固定化了。王鸣盛还以治经的方法治史，作《十七史商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譌脱，审事迹之虚实，辩纪传之异同，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也。” [1][59]

在吴派学者中，学识最博、成绩最大的要推钱大昕。他的研究范围是多方面的，精通经学、史学、天文、历算、音韵、训诂、金石、词章，“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1][60]。他虽也恪守汉儒的宗旨。认为：“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1][61]，“诂训必自汉儒，以其去古未远”[1][62]。但态度还不像其他吴派学者绝对化，他认为：对古人的学说，既不可轻易诋毁，也不应过分株守，“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譌规过，非訾毁前人，实以加惠后学”[1][63]，“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1][64]。他以毕生精力，作《二十二史考异》，对篇幅浩繁的“正史”作了系统而细致的研究考证，他的方法是用二十二史的不同版本互勘，也用其他书籍碑版作比较，指出了“正史”中的错误、缺漏和矛盾，订正了传抄或刊刻上的讹误。钱大昕不多谈义理，可是他的议论中也有一些突破封建框框的思想。封建社会中，君道最尊，弑君是大逆不道，而钱大昕却认为：被弑的君主都是无道之君，如果君主贤明，也就不会产生乱臣贼子，“君诚有道，何至于弑”[1][65]。又封建的伦理观不准妇女改嫁，钱大昕却认为：如果夫妇之间，恩爱已绝，“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使其过不在妇欤，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1][66]。这些看法是比较大胆的。但他在某些问题上也主观保守。例如：在算学方面，他过分尊信中国的古算，轻视西方数学，江永学习西方数学较有成绩，钱大昕却讥刺江永“为西人所用”[1][67]。又中国有反切，这是语言学的一大进步，与佛教传入有关，受佛经梵文拼音的影响。钱大昕矢口否认这个明显的事实，硬说《诗经》已有反切的萌芽，他驳斥反切受佛经影响的说法，“岂古圣贤之智乃出梵僧下耶”，“吾于是知六经之道，大小悉备，后人詹詹之智，早不出圣贤范围之外也”[1][68]。这种想法反映了中国知识界中抱残守缺、夜郎自大的一面。尽管这样，钱大昕仍是清代学者中的佼佼者。当时戴震执学术界的牛耳，极为自负，瞧不起其他人，只器重钱大昕。戴震说：“当代学者，吾以晓征（即钱大昕）为第二人”，“盖东原毅在以第一人自居。然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钱大昕）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汉儒拟之，在高密（郑康成）之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