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中期，家族办学空前繁荣，同光年间仍有所恢复和发展。清代族学的经学教育不可忽视：有些族学的蒙学、经学不分畛域，着意科举者尤重视习读儒经，许多族学均有奖励科举和读经的条规。清代学者大多早年、甚至中晚年担任塾师，富于藏书的族学则为其提供了治学条件。因之，清代族学既是民间教育的主体，又不失为培育经师的摇篮，成为清代主流学术生长的良田沃土和经学繁盛的源头活水。

清代经学繁盛，源远流长，其成因比较复杂。清末以来，论者对清代政治、经济环境，诸如清廷“文字狱”、文治政策以及江南经济发展对学术的影响，均有深入讨论，但对基层社会组织与主流学术的关联仍缺少研究。古代官学，包括国子监和府、州、县学、官办书院等集中于城邑之内，学额有限，特色不显。在基础教育层次，带有家族色彩而形式灵活的族学则不可或缺。它们像官学一样传承文化、教化人伦，而且更有实效。正如嘉道年间的官宦学者朱珔所说：“教化兴则人材出，故古者立学之法为最详。然有时朝廷所立，不若乡遂所自立足以严其规而习其训。何者？情趋于便而事举于独也。”

宋、元以降，族学、私塾渐趋普及，尤其是富庶的江南地区，较大的家族均自办族学。族学散布在广大乡村，属于民间教育，虽然重视蒙学识字，却没有远离学术主流。数量庞大的族学既是清代民间教育的主体，又是主流学术生长的良田沃土。近年论者注意到族学经营和礼聘教师情形，对其敦亲睦族、教化族人的作用也不乏论述，而对族学与清代主流学术（如经学、汉学）的关系则多忽略了。然而，清代学者的记述和大量族谱资料表明，他们早年的族学经历往往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学术道路，从而使族学成为经学繁盛的源头活水。

一、清代的族学

《礼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上古时代所谓“家有塾”，主要是士族或大族的家塾，与庶民关系不大。北宋以降，随着宗族社会和义田、义庄的发展，族学不再为士族专有，而渐及一般宗族。族学衍生于宋、元时期，明、清两代迅速发展，清中叶进入了黄金时期。族学是一族或几族设立的义务学堂，多称为族塾、义学、书院等，由宗祠或义庄管理、经营，为本族及姻亲子弟的读书场所。如《红楼梦》中的贾氏族人“有个家塾，合族中不能延师的便可入塾读书”（第七回）。而数量更多的家馆，常称为家塾、散馆、书房、书屋等，多为独家开办，规模较小，有的也面向族内或姻亲子弟，均属民间教育场所。

钱穆注意到中国古代官学与私学的分殊，认为政府倡导的学术、教育，“总不免偏重于政治”，但“以历史大趋势言，在野讲学，其势力常超过政府所提倡，而政府亦不得不屈意以从”。如先秦诸子、两汉今文经学、清代汉学，最初都是民间学术。故中国“学术教育命脉，常在下，不在上”。实际上，清代汉学不仅“最初”，而且始终与民间教育密切相关。清代族学散布各地，属于私学范畴，却是清代汉学繁衍的根基。族学以读书识字、敦亲睦族、人伦教化为基本目的。所谓“自古家塾之建，原为培植子弟，教育人材，以储齐治均平之具……其所以为学者，皆明人伦之道也”。许多族学为书香门第或富家大族所立，寄予了提升家族地位的期望。乾嘉年间，王昶的家祠有田八百余亩，并设有家塾。其友王鸣盛记云：王氏家塾有书二万卷，金石文字一千卷，“立国以养人才为本，教家何独不然。今合族子弟而教之，他日有发名成业起为卿大夫者，俾族得所庇茠，则无义庄而有义庄也。即未能为卿大夫，而服习乎诗书仁义之训，必皆知自爱，族人亦得相与维系而不散，其利不已溥乎？”这揭示了族学肩负的教化和兴族使命。

族学规模不等，设施参差。一些殷实之家不仅有蒙学，还有学术较浓的书院。家族书院在宋、元时期已不罕见，有的“书院本为家塾，后来扩大规模，变为书院”，成为宗族及乡里子弟的就学场所。家族书院至清代不衰，在地方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乾嘉“盛世”，家族书院纷纷出现。比如，安徽泾县倪氏族人集资建紫山书院，以教同族子弟。不仅如此，“虽以泾僻处丛山，近邑则有水西书院，东则台泉，西则宝岩，或仍古迹而修葺之，或择胜地而鼎新之。而凡故家巨姓之聚族而居者，又各就其社以立义学”。湖南衡山向氏在清初已有乡、县二祠，乾隆间再修家乘，增广祭田，设义学以诲子弟，建家塾，立书院，房屋十间，可容生徒50余人，与衡阳石鼓书院规模相当，名为“竹林书院”。某年夏，官员范某路过，对其族长说：“竹林七贤独有向秀耳，非一姓也。不若易‘爱莲’二字较稳。”向氏族人遂更名为“爱莲书院”。“书院”经营完善，以至士人赞誉：“吾衡诸望族不无义学，而家塾之宏敞未有逾于此者。”不独向氏子弟就学其中，“而他姓之负笈者亦闻风而至”。向氏书院更名之事，既可见周敦颐《爱莲说》的影响，又反映其超越家族界限的倾向。

道光以降，家族书院并未随国势而衰落。浙江湖州菱湖镇王姓中下层官绅捐献房屋、地产，创办龙湖书院，后人称为“菱湖王氏书院”。在经济发达的无锡，除有官方助建的东林书院、二泉书院和城南书院外，也不乏绅商兴建义学、社学之举。嘉道以降，无锡著名的家族书院有建于嘉庆初年的秦氏书塾、华氏书塾，建于道光年间的孙氏书塾、侯氏书塾，建于同治年间的杨氏书塾、华氏书塾、季氏书塾、过氏书塾（两所）等。这并非无锡家族书院的全豹，却在江南地区具有代表性。

经办族学并不容易，名宦朱珪记荻冈章氏积川书塾云：该书塾于乾隆四十三年春始建，“越三年落成，费白金五千两有赢，非天假之缘，未易致此”。朱珪权位显要，却有如此感慨，何况一般学者！其实，一些家塾都是历经数代才具规模，如江苏如皋黄青溪家的江村书塾。自其高祖“创建斯室”，其曾祖、祖、父承之，而“时葺治焉”。黄青溪“少时读书其中，甚乐也”。入其室“如与古人相进退揖让，而面稽其可否”。因之，经营虽不容易，但略具条件的士大夫仍把义学置于善举之首。王昶少时，屡听父亲谈到设义田以赡族人之事。他服官20年之后，终于修成祠堂，又想置义田以成父志。但王昶颇感力不从心，遂先设族塾，以田若干亩供祭祀及入学子弟衣食之用。他相信子弟“八岁入塾，二十三岁出塾，十五年中，日闻先生之教，日诵诗、书、礼、乐之训，其于仁义道德，孝悌忠信之旨，必稍有所解。且习以规言矩步，即有嚣凌亢暴、放肆佻达之徒，磨礲渐革，变气质，移性情，上之可几君子，而下亦不至小人之归，则有益于人才者甚大”。子弟获得功名固然很好，否则知书明理，陶冶性情，也能成才。故汪喜孙致书任江宁布政使的座师唐鉴云：“义田不如义学，义仓不如义田。傥如治下淮、扬二部，劝捐义学、义田，教养之法兼施，使愚民重士而轻商。既富而后教，三代仁政，未尝不可行于今日。”他们认为，义学直接教化宗族子弟，较之义田、义仓更显重要。

清代“族之有家庙者十之六七，而其所谓家塾者，十无二三”。族学非每族皆备，有些族学也兼收姻亲子弟，如著名的常州庄氏。其姻亲子弟赵翼、刘逢禄等人早年均在庄氏家塾习读经史，而著名学者洪亮吉就没有如此幸运。他的姨母嫁给庄氏，姨父只是贡生，而其“从昆弟十余人，皆前后擢高第”。“亮吉七岁时，孺人（引者注：其姨母）常携至家，时孺人五子，均在塾中。盈尺之壁，皆凿楹而贮书；胜衣之童，知盤辟而雅拜，亮吉见而慕之”。洪亮吉没有在庄氏族学读书，却在外祖母家读了四年书。后来，友人为他绘制了《南楼课读图》，其自述云：

主人六岁孤，从母育于外家，虽间出从塾师读，然《毛诗》、《鲁论》、《尔雅》、《孟子》，实皆母太宜人所亲授也。又极为外王母龚孺人钟爱，以楼后庑居之，时给其缺乏。图中楼后二楹，正瞰云渡。太宜人坐纺床中，旁列矮几一，密排丹墨，主人即读书其侧……课读暇，即蘸墨习书其上，以为常。前后凡四年，岁乙亥，舅氏始以塾满遣归。

这样的经历自然增强了姻亲子弟的感情依恋，成为家学传衍的便捷途径。在外家学习的刘逢禄、宋翔凤均传承、发展了庄氏今文经学，对清学格局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太平天国战火之后，同治至光绪年间，族学呈恢复、发展之势。建德周氏就在显宦周馥的支持下重建村学。周馥记云：“我族学堂不知建于何年，按旧谱翰公序载：乾隆四十六年合族集议于西首学堂侧添置朝堂……咸丰初年遭兵燹，片瓦无存。族人言村之下首不可无关栏，而予亦念族之子弟无肄业处，遂竭力捐资复建之，改其门向东，大厅三楹，左右房二间，墙之南书房三大间，庖湢咸具，规模较旧加大，用银至三千余两之多。”重建的周氏族学规模空前，乡村罕有。同光年间，小规模的族塾也纷纷建立，如浙江东部四明山附近的李氏兄弟，“于宗祠之左内斋外门，次第偕作，割田五十亩以充脩膳膏火之费”，建成李氏族塾。一般族学仍是延续、维持，稍加修葺，如浏阳何氏“自耀公开基于碧水，即建家塾于东隅……乃代远年湮，风霜侵蚀，栋宇几将倾圮。族人商之，佥云：先公树立之业不可一旦废也，后裔藏修之所不可一日无也。爰鸠工庀材，革故鼎新。经始于光绪乙未之季夏，落成于暮秋。今而后……诸童有诲诱之地，诸士得陶淑之阶，日就月将，大小竞奋”。

20世纪初年废科举、兴学堂之后，兴办族学不再如火如荼，但其重要性并未消失。一些族学成为新式学堂的基础，如吴县沈氏书院在咸同之际毁于战火，光绪初年得以重建。清末废除科举后，族人便尝试“改革书院，建设学校”。嘉道显宦陶澍的族学变化在近代具有典型意义。据载：

自文毅公慨捐廉俸，置膏火卷田于全县，置考试会田于全族，以嘉惠

士林。又创建伯含义塾于资水之滨，捐置田租，延师课读，岁以为常，用

意甚盛，收效甚宏，实为族校之权舆矣。清季讲新学，停科举，设学堂，

族人入学者渐众。洎民国后，政府注意初级小学，定为国民学校，遂有提

拨各族之祠产祭田以充学校经费之举。族人见私塾被禁，学校不能处所，

而有怵于子弟之失教，就学之不易，及祠产祭田之虚被提拨也，于是族学

校之立，乃沨沨有兴。

民初，安化陶氏的家族学校遍布资江一带，达九所之多，还不算外县的陶氏族学。民初安化的国民学校多在族学基础上改建而成，显示了族学与近代教育的密切联系。

与此同时，近代新办学堂也多带有家族性。一些著名的族学，如武进盛宣怀家族的人范书院、无锡荣德生家族的豁然洞读书处都从族学转变为新式学堂，体现了新旧融合的特征。光绪年间，浙江镇海的叶成忠（字澄衷）曾在上海兴办学堂，得朝廷褒扬和舆论赞誉。曾任澄衷学堂监督的陈瑞海受其影响，也在家乡创办了一所陈氏思本学堂，于光绪三十三年告成。“凡费白金五千饼，堂中器物之费又二千饼。岁延教习三人，学额六十人，皆陈氏之子弟，不足则招他姓补之。而量收其学费，族之子弟减焉，极贫者免焉。不收费不足以持久，不减且免不足以睦族而恤贫，盖其慎也”。思本学堂是清末新政期间绅商办学的典型，具有浓厚的族学色彩。

二、家族藏书

族学与书香氛围相辅相成。家族藏书不仅是文化品位的体现，而且为家族子弟读书治学提供了基本条件。清代不乏著名的藏书楼，如范氏天一阁、毛氏汲古阁。这些藏书楼外人不易进入，故有人批评天一阁“竞竞保守，而不获一善读者编辑垂于世，虽有书与无书等”。与之相比，学者藏书主要供阅读、研究之用，这在唐、宋时期已不罕见，清代尤多。清前中期，江南地区出现了一些富于藏书的著名学者，如余姚黄宗羲、鄞县全祖望、秀水朱尊彝等。

众所周知，歙县枉梧凤的不疏园藏书便利了江永、戴震、汪中等人治学，实为皖南汉学的渊薮。乾嘉汉学家卢文弨、杭世骏、孙星衍等人均富于藏书。在他们看来，藏书为治学之必需，也是家族兴旺的文化命脉。正如刘宝树（刘宝楠之兄）所云：“尝试论之，凡觇士大夫家之盛衰，在所藏书。其盛也，高车驷马，良田华屋，不足为子孙计长久，惟所藏之书，俾之耳濡目染，可以承先，可以启后；其衰也，朝弃一田，夕弃一宅，惟所藏书断断不肯弃，则其气未雕，其家声必可以复振，至于忍弃其书而不顾，乃为微乎其微者。”这道出了传统士人嗜好藏书的心理。

与私人藏书的封闭性不同，家族藏书不仅为家族子弟所共享，甚至对外族子弟一视同仁。家族藏书的场所或在私宅，或在祠堂，或在族塾。宗祠藏书，古已有之。刘毓崧云：古代宗庙有石室，而“古人之石室，不独用以藏主，抑且用以藏书。故太史公作《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但明清以来，宗祠藏书已不多见。孙星衍曾将家中三千部藏书捐赠宗祠，以便族中子弟“循序诵习”。与刘宝楠早年同学、后为姻亲的高邮胡氏也有难得的宗祠藏书。胡氏数代“辟精舍于宗祠，以先世所蓄善本与祭器并藏其内。爰自序夙昔所闻于父兄师友者，以训诫后人”。刘毓崧受约为之作记，并期望“胡氏之书目必广播于艺林，近则接迹于阳湖之孙，远则追踪于鄞县之范。斯弓冶箕裘之泽，历久弥昌，而不仅以蒙业保家为美矣！”

附属于族学的藏书直接为家族子弟提供了阅读便利。王昶的家塾藏书规模宏大，有书“四万卷，金石文字一千余卷”。据说，王氏藏书卷端皆有印识，其文云：“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剧劳勩。愿后人，勤讲肄。旉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勿废坠。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其珍视藏书于此可见。安徽泾县黄田朱氏以诗书传家，嘉道年间出了翰林院侍讲、国史馆总纂朱珔（兰坡）昆仲后，藏书更富。朱珔“精研许、郑”，于“内府图籍外间所罕见者，辄录副本。又性好表章遗逸，宏奖士类。四方著述，未经刊本者，多求审定。先世培风阁藏书最富，而其万卷楼所得秘本尤多。于是博采本朝说经之文，核其是非，勘其异同，分类编录，名曰《国朝说经文钞》”。洪亮吉在嘉庆初年的序中说：

培风阁者，黄田朱氏藏书之所也。朱氏旧自婺源徙泾，在宋为徽国文公

近支，家有赐书。历世以来，并善搜藏。至静斋、兰坡两太史昆仲，裒辑益

富。因仿秘阁之例，以经、史、子、集，列作四厨分贮焉，今培风阁左右庋

置者是矣……士大夫善贮书者，其广搜博采，亦几可埒秘阁。今朱氏不特善

贮书，自两太史外，群从子弟能读书好古者，又不下数十人。夫善读书者，

久必能各专一门，他日能各用其所长，分经、史、子、集四厨，各校其一……

将见区分当而雠校精，又非江左浙右诸藏书家所可同日语矣。

一般家族藏书不过二、三千部，而培风阁藏书“凡三万三千卷有奇”，其松竹轩又藏有“别种暨重出复本七千卷”。此外，朱氏族人各家自藏者合计“可得十万卷”。朱珔自云：“余在都门喜购书，因取宋人称朱昂语，颜寓室曰小万卷斋。”正如洪亮吉所说，朱氏将藏书与治学结合起来，非一般藏书家可比。藏书便于研经考史，为朱氏诗书传家的基础。

条件较好的族学也有藏书。江苏丹徒的倪远甫承先世之教，为家族建立了宗祠，又在宗祠之左侧创办家塾，亲定条规21则。“先教以《孝经》、《论》、《孟》，次及历史大纲与书数艺术，然后牗以日用知识，俾其高下咸有成就”。“因分其所藏一部分，为学塾所必需者一万一千余卷，藏之家塾，依四部之例综为一目”。但有的家族藏书只能量力缓进，如任兆麟的族塾规定“藏书籍：经、史、子、集，所以资博雅也。族有通才，原当练达古今，通贯典籍。逐年以经费所余随时收置，即著司事收藏，愿究心者听其取阅”。

家族藏书一般规模不大，而便于子弟阅览、治学。绍兴孙氏诗书传家，自宋、明以来不乏入仕者。嘉道年间，有孙逵者，“读书春山家塾，以高才生饩于庠”，“好聚书”。其子孙钦“能绍厥箕裘，又从而廓充附益之。经则《十三经注疏》而外，凡足以发明经义者咸汇焉。史自二十四而外，凡足以补史所不逮者咸聚焉。至于诸子百家，汗牛充栋，则择其言有关圣贤、切于世教者，综录之。古今诸大家别集、总集，则取其为宇宙间必不可之文，为经史与子相辅而行之，大集按时代而类列之”。孙钦“又能一一手自校定，黄墨精谨”，朋友名藏书楼为“津逮”。清末谭献指出：“古贤大夫凿楹藏书以遗子孙，所以有家学也。”事实上，因藏书丰富而学有所成者并不罕见。如光绪年间，吴中凌宝树、宝枢兄弟均未中举，而其父“通博好聚书”。凌氏兄弟的同邑朋友沈咏韶家，有江曲书庄，“为沈君曾祖翠岭翁所筑，尝校刊《昭代丛书》者也”。凌宝枢得“尽发所藏书，尤留心舆地”，补辑太康三年《地记》、王隐《晋书•地道记》等书。王先谦任江苏学政时，命凌氏考证《水经注》的吴疆域，作“世表”、“年表”、“地名考”各1卷，考订清水、淇水沿革。显然，家族藏书与族学相得益彰，对家学的繁衍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族学的经学课程

族学以识字、修身和科举为基本目标，贯穿了儒家的道德教化。在后人印象中，族学偏于蒙学，与经学训练关系不大。其实，清代学养深厚者多主张族学不应局限于蒙学和科举时文，而应重视经学。朱珔认为，“学宜本之于经，然后发为文辞，不至饰虚”。故族中子弟，“果能实事求是，邃经术，蔚然鸿才，是则建塾之本意也”。俞樾指出，一些家塾所教多是“应举之学、八比之文、八韵之诗”。而暨阳寿氏为振兴家族，“乃创建寿氏劝学堂义塾，广置书籍，延访明师，课子弟以经史词章，即诗文杂著，罔有不备，而其尤重在治经。美哉！斯举乎，可谓知本矣！”有的家族也将读经列为祖训：“读书以明理，不专为科第计，而科第即由此出……夫贫富虽有不齐，经书不可不读。”事实上，一些族学的经学课程占有相当位置。

一方面，族学虽有蒙学馆、经学馆之别，但并非泾渭分明。蒙学侧重于识字、习字和算术，程度稍高者也读经、作文；经馆则主要习读儒经。如李善兰家族的义学：“贫而不能从学者，宗祠之中设一章句馆，教导蒙童；设一经学馆，造就成人。”李氏经学馆是为无力从师者而设，便于贫寒子弟研经读史。清代专门的经学馆不多，许多族学是蒙学、经学兼授，只是教学阶段各有侧重。有人回忆：清末私塾课程包括“读杂书”、“读经书”、“写字”和“作文”四项。杂书是十余种蒙学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字幼仪》、《五言鉴》、《龙文鞭影》、《史鉴节要》、《王氏蒙求》、《李氏蒙求》、《幼学琼林》、《诗品》、《增广贤文》、《五言杂字》、《四言杂字》等。杂书读完了，第二步便是读经书。“经书从《四书》读起”，以至“五经”。《春秋三传》中，“《左传》是必读的。读经中，又以《四书》最为重要”。“《孝经》，也是必定要读的”。显然，在比较完备的族学中，蒙学和经学是儿童学习的两个阶段，并不是绝对分开。资质或家境较差的儿童，所受儒学教育限于《四书》，多不能达到《五经》程度。

另一方面，一些书香之家或家境宽裕者，多以科名为读书目标。儒经是清代科考的重要内容，自然也是族学的主要功课。清代湘潭李氏家塾规定：塾师“一课举业，一课点读”。“子弟既读《小学》、《四书》，方可送入塾中，从点读师授经完篇之后，始从举业师习时艺、诗赋，毋庸躐等”。“每月三八日作《四书》文一篇，试帖诗一首……一六日，下午请师讲《四书》经书各一授，皆要掩卷复讲。十日作赋一篇，经解一道，古今体诗一首，或作策一道，论一篇亦可”。可见，李氏家塾不限于蒙学教育，而是以科考为目标，且重视习读经书。乾嘉年间，浙江姑熟吴氏有家塾曰“读书堂”，为吴巨源、吴昆来兄弟读书之所，其父“多延老师宿儒以经学课诸子”，故吴氏兄弟“学业皆成，文章悉本经术”。其经学既包括“四书五经”，又涉猎《尔雅》、《春秋》三传及宋儒诸子。光绪年间，苏州陆氏的族学规定：“每月约课两期，一期作赋一首、试帖一首。”“一期作经文一篇、经解一篇，其余策问题目亦备，不作者听。如不作经解者加作经文一篇”。宜兴陈氏设立义学，期望族中贫寒子弟皆入学，“庶几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先世之簪缨可勿替尔”。又规定“塾师宜请三位，一训蒙，一教经，一诲作诗文”。“塾中书籍，经史子集皆宜预备，以供生徒诵读”。这当是清代中晚期基层教育的常见情形。

族学教育的步骤不尽相同，各家读书次第也有出入。浙江镇海方氏“师范堂”（族学名称）规定：“塾中初学，其书以《三字经》、《弟子职》、《夏小正》、《鉴略》、《孝经》、朱子《小学》为善，次则《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等。”“至此数种后，即应令读四子书”。“此后‘五经’，先《诗》，次《书》，次《易》，次《左传》，次《礼记》。或将业商者，不复研经，则四子书之外，如《孝经》、朱子《小学》、《幼学琼林》俱不可不读”。富于藏书的丹徒倪氏家塾规定：“学课授《孝经》、《论》、《孟》，次及‘五经’、历史及应用书算，以启迪普通学识为宗旨。”族学的经学教育大体遵循先“四书”而后“五经”的步骤进行，与官办书院相同。

族学教学一般都非常严格。菱湖王氏家塾在每月初一至初五日，族中督课者到塾听学生背诵、讲解所学课程。15岁以上还要写大楷一张，16岁以上加临小楷一百字。已经开笔者，要作诗文一次。对于每个学生的成绩，督课者均予以记录，并对成绩提高者颁奖，对成绩下降者示罚。尽管如此，入学子弟非十年寒窗，不可能读通“五经”。有人回忆清末的族塾经历：读完一二年蒙学课程后，接着便读“四书”“五经”，“一般是‘四书’和《诗经》同时诵读，以后再读《春秋》、《左氏传》和《礼记》，最后是《书经》和《周易》。这些古书，字难认，佶屈聱牙，念和背都非常吃力，所以那时有句歌谣：‘经书念到完，屁股烂半边（挨打）’。”

儿童读经确实不易，加之年龄混杂，增加了施教难度。因此，除了严格督教之外，有的塾师也讲求因材施教。他们将读书门径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所读之书均有经、史、集及书法练习。比如读经，“上等读法”包括“十三经”及《说文解字》等书，“下等读法”则主要读《礼记》、《仪礼》、《尔雅》、《左氏春秋》，“《尚书》专读今坊间本。《毛诗》即用朱子集注亦可”，其他则非必读经书。虽然能实行“上等读法”者为数不多，但也说明清代士人确实非宋、明那样“束书不观”，显示了清代经学繁荣的基础。

族学读经重视朱子注解，也包括清人注解，并无清晰的汉宋畛域。有的家训认为：“三纲五常之理，散见于《小学》、《四书》、《五经》，性命之原，具于《性理》，古今得失，备于《通鉴》。故童时当先读《小学》，次《四书》，次《五经》，以立主敬存诚之基。《性理》、《通鉴》及长读之，一以广闻见、知本原，一以考典故，知事理。”这类教学凸显理学，适应了科举考试的需要。与此同时，不少族学的经学课程也汲取了清代今、古文家的经注经解，尤其侧重于古文经学。在《春秋》三传中，《左传》多为必修课程。

族学课程涉及经、史、子、集，其“策问”题目颇能表明教学情形。龚自珍的文集收有“家塾策问”二则。其一主要考文字训诂之学，如“说者曰：《尔雅》、《广雅》，义书也，《声类》，音书也。然则歧而为三；抑治《说文》而经纬备举也？”“六书之目，有体有用。孰为四体，孰为二用，能了然胸口欤？”“唐人说经，著者孔、贾、陆三家，其于小学之理，谓不及近儒可也。曰茫乎未之闻，然欤不欤？”这类题目强调小学训练，也可见清代小学繁荣的根源。其二考经、子、史书的辨伪，如云：“古籍在册府者，真者三四，伪者六七，其灼然伪，如东晋《书》古文，王肃《家语》，夫人而知之矣。此外尚有何书，能疏证之欤？诸子伪者益多，真书老、庄、列、管、韩非、荀、墨、孙、吴而外，不难一一偻指，能扬扢之欤？”清代汉学正是在古籍辨伪的趋向中发展起来，这类考题也反映了汉学兴起的历程。综上可见，族学的教学内容与清中叶以后重视汉学的书院（如著名的诂经精舍、学海堂等）并无大异。族学既受汉学潮流的影响，又是清代汉学的基础。

清代学者几乎均有族学或私塾读书的经历，像汪中那样在书肆自学成才者并不多见。一般人物传记载几岁“就塾读书”、“入塾”均指入族学或私塾，清代汉学名家庄存与、钱大昕等人无不如此。与此同时，清代生员的出路狭窄，除了少数中举、成为“五贡”（副贡、岁贡、恩贡、拔贡、优贡）者可能入仕之外，绝大数都得自谋生路。清末士人回忆：“秀才寒士居多，或处家馆，或设蒙学，授徒以自给。或出游幕，或兼经商”。实际上，生员能游幕、经商者并不多，大多只能舌耕为生。清代学者大多早年、甚至中晚年都担任塾师，如余萧客、焦循、张惠言兄弟、刘宝楠、刘文淇等。同时，富于藏书的族学也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治学条件。比如，余萧客的同邑“朱奂藏书甲吴中，（萧客）馆之滋兰堂，因得博览，手一编常终夜不寝，遂患目”。族学成为下层士人谋生的重要途径，也是培育经师的摇篮。

晚清一些名人留下了在族学读经、治经的记录。如胡适的父亲胡传少时在家族茶庄做学徒。在长辈的鼓励、帮助下，胡传专心读书，曾执教于族人胡贞守（字春晖）创办的“醉经轩”，其友曹诚瑾记云：

轩之宾师名传，字铁花者，以岁进士之经生，作台东州之州牧。当其未

出隆中之日，不肯滥收门下之人，义利勘破关头，不课子弟以科名之学，子

史为之注脚。惟励工夫于经济之文……铁花君之未仕而设教，与文中子之

不仕而设教，同一醉夫经也。

胡传是否心醉六经，尚待考实。在后人的印象中，他是爱国地方官，醉心于传统学术。胡适幼年而孤，没有在醉经轩读书。但胡适幼年的启蒙读物不是三、百、千，而是胡传编写的四字韵文《学为人诗》和《原学》，然后是《诗律文钞》。接着再读儒经，依次是《孝经》、朱子《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易经》、《礼记》。胡适的经学功课没有完成，却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后来留学西洋，仍然推重清代汉学，阐发其科学精神和方法。

族学的经学教育一直延续到科举废除之后。20世纪初年，江、浙、皖等地已有绅士倡议改良私塾。上海等地绅商于1905年成立了私塾改良总会，清廷学部也于宣统二年订立了“改良私塾章程”。一时间，“族人士靡然尚风，或提会款，或捐殷实，或族立、或村立、或与他姓人集赀合立”。但由族学向新式学校转变仍然是一个渐进过程。改良私塾的“各教员照常各自收徒教授，馆室照旧，修金照旧。惟教授悉用新法，重讲解不重背诵。先求讲明蒙学新书，然后授以《四书》、《五经》”。旧式教育不可能短期内根本转型。此后数十年，中国的基础教育仍然是新旧并行。族学和新式学校虽不无矛盾，却又相互补充。宣统元年，教育发达的江苏省“共有新式小学校800余所，学生37000人，而私塾则达7000余所，几九倍之。估计每所学生十人，学生亦倍之”。

20世纪30年代，私塾、族学仍未退出历史舞台。有人调查安徽和县第二区的乡村教育情况，发现仍有私塾28所，绝大数是30年代初所设。其塾师有3人为清末秀才，15人曾在私塾读书。他们所教课程除新式国文等科外，还包括《四书》、《诗经》、《左传》、《书经》、《唐诗》及传统读物。调查者且认为，“欲求教育之普及，不惟不应取缔私塾，并应设法整顿与提倡，使变成普及教育之利器”。塾师应像从前一样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当然，在政府推动下，族学教育已有更新，如湖南永顺王氏族学“以普及国民教育，注重农业职业，养成自治自卫，促成三民主义为宗旨”。其普通课程有国文、三民主义、算术、常识和体育。职业课程有农林、纺织、缝纫和手工。当时“改良私塾”的课程设置大体如此。1937年国难当头之际，国民政府仍不忘私塾改良，规定“私塾在不妨碍公私立小学招生之范围内，得招收学龄儿童或年长失学儿童”。课程设置当参照公立小学。但实际上，1936年全国私塾的总数仍有110144所，其中未加改良者达65.02%。私塾与族学的规模、经费来源虽有差异，而教学内容大致相同。20世纪较有国学根底的文化人、学者和教师，绝大数曾在族学、私塾就读。

四、劝学措施

奖励读书是近世宗族的基本价值取向，各族财力参差，具体办法不尽相同。晚清吴县陈氏义庄经费充裕，“凡子弟贫不能从师者，每年予学费钱六千，每月朔望均令至庄察课，优者有奖”。其后，陈氏家塾又设有经塾、蒙塾两斋，以教族中子弟。镇海方氏《义塾规则》云：“本堂设立义塾，为族内无力延师者陶教子弟。其师由本堂聘请，修金即由本堂送奉。凡来就学者，概无须出赀。其有雅意敬师，自愿少酬者，听。”“塾中有才质迈众，学可造就，而其家或无力卒业者，本堂自当另行筹酌，助给书资。其自能措办者，不为例”。“无力之家，或并笔墨书纸等不能自具，先行告明登册，本堂备给。”族学资助贫寒子弟，也兼收家境优裕者。兴化任氏家塾规定，家塾不徒为贫寒子弟而设，“有余之家子弟才俊，亦准入塾同学，但经费有限，相规为善，亦当相助为理，脯修听伊自办，其无力者量给膏火”。在清代家规族法中，劝学条例每每可见，不胜列举。

宋、元以来，科举成就关乎家族兴衰，由农而儒是耕读之家的理想。一些宗族对子弟求学、科考多有奖励措施，遗风至民国不绝。参加科考费用不菲，清前中期应试本地生员一般需银约10两，赴省试、会试花费更多。许多寒士无力应考，不得不放弃科考。因之，历代绅商资助族人读书、科考之事屡见不鲜。如乾嘉汉学家王引之官至尚书，而“生平笃一本之谊，族人之贫者，岁时皆有赡恤，冬有衣费，应试有路费。置田数十亩，以所入为资助族人之用”。曾任户部主事的胡培翚鉴于家乡应试科举者寥寥，“与合邑绅士劝捐，得银五千两”。遂请在府县立案，“其银发典生息，每科以息银分给应试者旅费，一切规条刻于石以垂久远”。

个人资助的范围毕竟有限，而宗族的励学机制更显重要。这在社会稳定的清中期尤为普遍。乾隆年间，湘潭泉冲王氏规定：“入塾：给钱五仟文。应小试：给考费二两。列前茅，给银五两。入泮：奖银五十两。纳饩及出贡，给银十两。拔贡：奖银五十两。应乡试：给银四两。中乡试，奖银一百两。应会试：给路费五十两。中会试，奖银二百两。点词林：奖银三百两。”有的家族设立了专奖科举的学田。杨龟山后人之一贡川杨氏，雍正年间有介山翁者，幼习儒业，曾应试不售，转而习医，并任杨氏族长。“见诸生有贫不能赴科者，恻然念之。乃即前世所遗膏火之田别为条例，常岁均给诸生，使之励志读书。至乡举之年，则专给赴科之士，其不赴科之士概不与焉！遂更其名为杨氏科举之田。族人咸以为宜，遵而行之”。

晚清世变风移，通商口岸的职业日趋多元，但科举正途仍然备受推重。道咸年间，常熟邹钰等人建立的隆志堂义庄有义田一千多亩，并设祠堂、义塾。收入除赈恤鳏寡孤独外，重要开支是资助族中子弟读书：“远居者每年给束脩银三两，听便从师。七岁起至十六岁止。如仍有志功名，从师肄业者，每年给银六两，至二十二岁止。领银而不从师者，停给。如应童子试、县试，给考费银一两，府试二两，院试三两，入泮加给十两，岁科试各给三两，乡试十两，中试加给二十两，会试给银四十两，中试加给三十两。”余姚符氏给生员和五贡生每岁学谷四担，同时该族“每岁正月八日设立文会，诸生童齐集，先诣庙祈文昌帝君，随即入祠祭祖，行礼后，请先辈命题，一文一诗，申末完卷。其卷交值年董事收掌，请高明者批阅”，然后发给考费。又“每月宗祠设立文会，定期十一日。诸生童各宜齐集。其赀费值年董事付发，其文亦交值年董事，请高明者批阅”。这些措施对苦读寒士无疑有所帮助。

一些名门望族的劝学措施更为有力。晚清合肥李氏的奖励办法是：“族人入学者给喜钱二十千，武生减半。五途正贡给银二十两，举人给银五十两，进士给银一百两，武甲乙科各减半，会试给路费钱二十千，武减半。”吴县潘氏为清代科举望族，奖励子弟入学、应考的条例非常详细。同治七年的《松鳞庄增定规条》云：

每仲月朔日，各支总带领本支学徒赴庄，分别试以背诵、写字、作文，优者加奖……（考费）今定县、府正场各给五百文，每复一次及考性理三百文。院试正场五百文，考经、古性理三百文，岁科试正场、复试与小试同……其入泮补廪及乡、会试仍如旧规。赴北闱者倍支，留京应试者，乡、会俱减半，五贡视乡举十之六，抡元大魁倍送。此项仍不论有力无力，一概支送。

潘氏在乾隆以后成进士、举人者数十人，显然与其劝学机制并非无关。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宗族的奖励目标转向学堂学生。潘氏续修族谱也对子弟进入初、高等小学、中学、大学和出洋留学制定了奖励规条。

新式学堂建立后，励学机制因时更新。一些家族的祠规云：“子弟奋志上进者，例应奖励，斟酌情形资助，以成其志。”20世纪二三十代以后，一些家族侧重鼓励子弟进入大、中学校，对小学生不再奖励。有的宗族新设了奖学金管理机构，如1948年订立的湖南《新化县城东王氏宗祠奖学基金管理规约》云：以王氏田产63亩多作为奖学基金，其管理委员会由三房各选5人，共15人组成。各房子弟入中等以上学校者，“无论男女均得依照规约申请奖励或贷放”。“凡请领奖励金之学生，须缴验肄业学校期考成绩单，送经管理委员会审核，通知具领”。

湘潭罗氏在清代有名儒罗典、罗汝怀等人，以重教善学闻名。至民初，罗氏一如既往地鼓励族中子弟勤学向上，其“奖励规则”云：“祠堂旧有奖励一项，所以鼓励读书子弟也……然旧例为科举取士而设，迩日废科举、设学堂，自宜随时变通。兹谨遵部定学校系统表，自中学以上各学校毕业应给予奖励金者分别列三等”，一等为大学本科毕业，二等为高等专门各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者，三等为中学校及同等毕业者。“凡学校不限国内外，官立、私立皆依前规定给予奖励金，但私立必以政府核准立案者为限。至高等小学校以下与各种速成及补习科均不得给予奖励金”。这些规定继承清代劝学之法，又适应了近代教育的变化。

奖励措施增强了重学风气。李兆洛记昭文归氏父子设祀田、学田事云：宋代“范氏义庄条例，于嫁娶丧葬皆有津助，而于子孙读书之事不及焉。”“归氏此举实可以补文正公之阙，而为后世法”。较之宋代，清代宗族助学机制确实明显发展、完善了。据说，有的家族“自是以来，族无目不识丁之子，应试者得借其资，游胶庠者实受其赐，凡皆立有义学之明效也”。民国教育内容和机制有所更新，读经之风趋于低落，但因宗族资助而得以升学者仍然不少。如湘潭赵氏族谱载：族中奖励虽微，“然而因此例开，族中俊秀近年毕业于大学者有之，毕业于专科学校者有之，其高中、初中毕业者更繁。足征此举实为当今之急务也。”这些记载虽有主观色彩，却反映了劝学效果之一斑。

五、结语

综上所述，清代族学的功能远不限于人们印象中的蒙学教育，而是寄托了广大士民诗书传家的期望，程度不同地蕴含了学术传衍。族学是一些家庭由农而儒的关键环节，虽然经学教育参差不齐，却是大多数士子从学的必经阶段。一些有志于科考者，不仅得到家族的奖励，而且也在族学接受了经学训练。与此同时，族学也是失意士人退隐民间的栖身之所，为其读书治学提供了条件。这些散布于广大乡村、乃至崇山峻岭中的族学，成为清代经学生根发芽、蓬勃生长的土壤，实际上也是汉学繁盛的基础。

民国年间，新式学校迅速发展，而族学的功能没有消失。各地出现了许多带有族学特征的新学堂，其教学内容和形式不无变化，而教学场所、生源与原来的族学多有相同，甚至办学经费也仍然依赖于家族资助。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族学、私塾成为政府改造、取缔的对象，随之在20世纪下半期迅速消亡了。然而，新中国的许多乡村学校仍然依托于旧有的祠堂、义庄，只是教育机制和内容不可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