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小叶 | 论梁启超近代国家思想提出的内在逻辑——以《清议报》为中心

作者：贾小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梁启超刊发于《清议报》的大量文、论，清楚展现了他提出近代国家思想的内在逻辑。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效申包胥之哭”，乞师日英，终以失败告终。以此为契机，梁启超开始关注日英对华政策，充分认识到保全即瓜分的本质。而后，他以西方的近代国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果断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全新命题,《清议报》遂成为梁启超输入并阐发近代国家思想的园地。但作为“康党”的“机关报”，《清议报》同时并存着保皇尊王与依靠国民两条不无紧张的独立路径，这既是其“党报”性质使然，也显示出该报的过渡特征。

关键词

　　梁启超　《清议报》　戊戌政变　国家思想

《清议报》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最早输入并阐发近代国家思想的媒介，刊发于其中的大量文、论，清楚地展现了梁启超近代国家思想提出的内在逻辑。梁启超之所以在《清议报》大力阐发近代国家思想，与其戊戌政变后求助列强干涉落空、对列强对华政策认知深入及追求国家独立之目的，有着内在关联。

　　戊戌政变改变了康梁的身份，他们由皇帝身边的近臣变成了逋逃客。被迫流亡海外的康梁不得不调整对策，公然呼吁列强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复位。康党的主要成员也迅速在日本聚集，为光绪帝复位四处奔走呼号。遗憾的是，他们的努力非但没有得到列强的呼应，顾及日中关系，日本政府甚至逼迫康有为离日。在此背景下，梁启超等其他康党成员继续留在日本，潜心阅报读书，不仅对列强的对清政策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而且涉猎了大量西方国家学说。这对苦苦寻求救国之道的梁启超等人产生极大的刺激。而后，他们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发生深刻的变化，逐渐放弃寻求列强帮助的幻想，呼吁依靠国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清议报》遂成为梁启超等人对国人展开近代国家思想启蒙的重要园地。

　　学界对梁启超国家思想关注较多，尤其侧重对其思想内涵与思想来源的分析，而对《清议报》时期梁启超国家思想的提出背景、接受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缺乏必要的关注。本文尝试系统梳理《清议报》的相关文、论，分析《清议报》中国家思想提出的背景、过程，以揭示梁启超输入、阐发近代国家思想的内在逻辑。

一、 “效申包胥之哭”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康梁辗转流亡日本。面对太后训政、光绪帝被幽禁、新政受阻的残酷现实，手无寸铁的康梁只得通过“效申包胥之哭”，以求得英日等列强的支持。这既是变法失败后康梁的不得已之举，也与其不了解列强对清政策的本质密切相关。

　　早在逃亡日本的途中，梁启超作《去国行》，即表达了他赴日“效申包胥之哭”的缘由与心境：“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此中，梁启超道尽了“哭秦庭”的无奈。但由君子国、同文同种同教、唇齿患难等字眼可见，此时梁启超对中日关系的认知基本停留在传统邦交层面，对当时日本的对华政策没有太多了解，只知道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力强大，“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日本在列国中的地位，堪与战国时期的秦国相比。因此，梁启超欲效申包胥乞师秦国、援楚复国之旧事，赴日乞师。关于申包胥“哭秦庭”的典故，诚如论者所言，自西汉起便不断被人“敷说重塑”，在不同背景下演绎出不一样的涵义。戊戌政变之前，康梁已有“哭秦庭”之说，然由于政变前后不同的境遇，康梁所引包胥之典，内涵自然不同。如果说戊戌前康所说的“若吾不早图，倏忽分裂……哭秦庭而无路”,尚是对不及早变法提出警示的话，那么，此时康梁“效申包胥之哭”已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了。以战国争雄比拟当下的列强角逐，以秦国比拟日本，这是梁启超依据传统邦交知识对中日关系作出的理解，与日本人心中的中日关系距离较远。

　　不过，对于乞师外国可能招来的不良后果，梁启超并非没有顾虑，他在大岛舰上给伊藤博文的上书中，曾表达过这种疑虑：“启超等明知他邦干预内政，非本邦之福，然日暮途远，不得不倒行逆施。彼女后及满州党执国权则亡也，诸邦群起干预内政亦亡也，其为亡一也，宁藉日本、英、美之维持，不甘为露西亚之奴隶。”明知外国干预内政非中国之福，梁启超还是选择求助英日，以便与俄国扶植下的清廷对抗，显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其中的无奈跃然纸上。

　　这种无奈还表现为康梁不敢发动勤王“义师”，只能求助于外力。对此，梁启超与日本友人说：“为今日之计，若使我皇上不能复权，则如今日西后与荣禄等守旧之政策，岂复能保此积弱之国于群雄环伺之秋哉！不及数年，必受分割矣，此在上之可危者也。至于在下者，则南部各省之志士，咸动义愤，将兴师清君侧，仆等亦不能阻之。然义师之起，其险著居十分之九，盖欧洲诸国必将承其后，且各省伏莽，纷纷借名而起，蹂躏中原，而分割之事亦随之矣。故仆等之意，与其冒此险著而谋之于下，不如借友邦之力以谋之于上也。”可见，此时的梁启超非但没有依靠下层民众独立的想法，连兴义师、清君侧的勇气都没有。正是出于对“谋之于下”的恐惧，梁启超等人才选择“借友邦之力以谋之于上”。

　　对于“效申包胥之哭”的不得已，康有为也多次论及，在《奉诏求救文》中即表示：“有为……艰难万死，阴相于天。奔走四方，精诚贯日，彷徨宇域，涕泣陈词。未能输张柬之之孤忠，惟有效申包胥之痛哭。”在写给《新闻报》的“密信”中，也有“仆与林、杨、谭、刘四君同受衣带之诏，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之语。“惟有”“只能”正显示出康梁“哭秦庭”的不得已。

　　为了说服日英出手相助，康梁曾反复从日英两国的利益出发陈说利害。梁启超在与日本友人的笔谈中，即如是说：“敝邦此次政变，非徒敝邦之忧，实牵动世界全局。而贵邦唇齿相依，所关尤为重大。盖东方之安危，全系乎敝邦之能自立与否。敝邦立，则日本之边防、商务、工艺皆受其利，敝邦危则皆受其害，此情事之最易见者，无待仆言也。然敝邦之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敝邦之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之有权无权。然则我皇上今日之失权，其牵动于日本之国础者，甚相切近矣。故仆等之意，深望贵邦之助我皇上复权也。”在梁启超看来，皇上复辟牵动世界全局，尤与日本关系重大，因此日本从自身的利益考量，也应该帮助光绪帝。然而，这只是梁启超的逻辑，并非日本人的认知。

　　康梁“效申包胥之哭”，将目标锁定于英日并非偶然，是其政变前中日结盟、联英联日主张的延续。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在东亚的扩张野心受挫，面对欧洲列强的在华势力，决心“卧薪尝胆”，然后报三国干涉之仇。为增强对华控制力，日本朝野上下开始谋求中日结盟，包括日本外务省、参谋本部、同文会、东亚会在内的朝野势力，纷纷来华游说中国官绅，实行中日结盟，康梁等维新志士受此影响颇深。胶州湾事件激起了维新志士对俄国的极度厌恶，联英联日遂成为康梁等人不断重复的舆论呼声。即如1898年3月，康有为曾亲上一折，提出拒俄三策，其中上策、中策都与英日有关：“拒之之道有三：密联英、日，赫怒而战，上策也；不许画押，听其来攻，徐待英、日之解难，中策也。”对于日英与我结盟的目的，康有为有所认识，表示英与我结盟，“非以保中国也，以拒俄而自卫耳”，“日人为戎首以攻吾，而今特创亲睦中国局，深思相结；非相结也，亦以自卫而已”。因此，他认为联英联日是一种相对平等的互惠行为，“吾投其自卫之心，而结其欢厚之盟，彼岂拒我哉”！康有为的这种“互惠”认知与日本企图通过结盟控制中国的野心相去甚远，这正说明此时的康梁并不了解日本结盟中国的真实意图。政变后，康梁在走投无路之际“效申包胥之哭”，求助于日英，依然从此举有利于英日的角度陈说利害，但对比下文日英的对清政策，可见日英并不认同康梁的互惠之说。可以说，初到日本的康梁对日本的对清政策知之无多。

　　与康梁对日本知之无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朝野对中国政局密切关注。政变发生后，日本政府的态度一度相当积极。政变后第一时间，驻华公使奉伊藤博文之命援救梁启超、张荫桓，保护黄遵宪；大隈重信同意康有为赴日，并对维新志士提供保护、资助。日本政府对康梁的同情，似增加了康梁求助成功的信心。然同情不等于接受求助，日本政府最终是否接受求助取决于日本的国家利益。近卫笃麿在与康有为笔谈时，即表示：“东亚局势日益迫切。今日之东亚问题绝非东亚诸国间之问题，实为世界之问题。欧洲列强皆为自身之利害在东亚相角逐。东亚为东亚人之东亚，只有东亚人才有权利解决东亚问题。美洲之门罗主义，乃不外此意也。在东亚，推行亚细亚门罗主义之任务者，实贵我两国人之责任。在今日之局势下，推行此事者绝非易事。虽然如此，但我等最终之目的，而非完成此一任务不可。”欧洲列强在中国的角逐是日本不愿看到的，“东亚为东亚人之东亚”透露出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这与梁启超所说的中日唇齿患难、仗义执言的思路已大相径庭。但在欧洲列强的强势面前，日本虽有独占东亚之心，却又有力不从心之感。因此，当康有为建议“贵国如能乘此之际，借一臂之力，驱除太后之势力，恢复皇位，必可成功”时，近卫答曰：“外交之事，绝非贵我两国所能解决。如此之大事，必观察欧美列国之态度决定之，甚难断言可否。且此事不可冒然放言。”与梁启超请求日本仗义干预或唇齿相救的传统邦交思路不同，近卫强调的是近代意义上的外交之道，考量的是国际关系中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在实力不济时贸然行事，显然不符合其国家利益。

　　近卫是东亚同文会的会长，东亚同文会由此前的东亚会与同文会合并而来，以“保全支那”为宗旨。对于急需援助的康梁而言，东亚同文会“保全支那”的宗旨尤具吸引力。1898年12月13日，梁启超等人在横滨创《清议报》，创刊号即刊出《东亚同文会主意书》，涉及该会的缘起、决议、成员等，其中不仅强调了中日两国文化上的相通、地理上的相依，“以情则有兄弟之亲，以势则有唇齿之形”，与环宇列国“朝婚夕寇，互相攘夺者”不同。同时对甲午战争中中日“兄弟阋墙，而列国乘隙”的历史进行追悔，并表示“忘愆弃嫌，外御其侮”乃今日之急务。这也是东亚同文会成立的缘起。同时刊发的该会“决议”有四点内容：“一保全支那，一助成支那改善，一讨究支那时事而期实行，一唤起国论。”《清议报》创刊号即刊出此文，可见梁启超等人对日本的期待。

　　与此同时，《清议报》还刊出东亚同文会会员的《与清国有志诸君子书》。该文谈及对华态度，称：“东洋者世界之东洋也，支那之盛衰，直系世界之利害，故其国之兴亡有不可坐视者，况其无自主之实乎？目今列强之干涉起矣，干涉非支那之幸事也。然无自主之实，岂遂能得拒之耶？”在此情势之下，中国可以结盟的只有日本，但从日本的利益考量，与中国结盟有害无利，只会累及日本，“强欲结同盟，其如为我累者何？”结盟中国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要想确立日本在东洋的绝对地位，必须“扶植”，“扶植东洋者，非日本独力之可能也。我亦不可不求同盟于西欧，而西欧与我同利害者，独为英国”。文中明确表达了与清结盟的不屑，因为这种结盟对日本来说有害无利，但要保持日本对清朝的支配地位，必须联英“扶清”，这才是东亚同文会“保全支那”的本质，也才是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而且，此时“保全支那”已非东亚同文会所独有，而是日本国内很多群体和个人的共同意愿。

　　如果说戊戌政变前康梁追求的中日结盟尚是友邦间的互惠、平等联合，那么此时他们面对的却是日本的“保全支那”，是日本对中国的“扶植”。康梁追求的中日结盟与日本的“保全支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中日两国有着全然不同的意义。日本外交之道的根本考量是国家利益，决不会像康梁所说的那样为了友邦而仗义干涉，也不会在实力不够时贸然行事。对此，宗方小太郎说得很明确，在1898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记曰：“与柏原文太郎同至加贺町访康有为。湖南南学会之代表唐才常在焉。唐乃湘中之志士，欲举义兵，来日本借兵，兼求声援也。康有为频乞援助，予曰：日本政府决不轻易出兵，但时会一到，不求亦能得助。”日本出兵与否，与康梁求助与否无关，而与其国家利益有关，但此时的康梁并不了解日本对华政策的真实内涵，仍然对日本抱有极大的希望。

　　康梁希望的破灭，缘于日本政局的变动。梁启超赴日不久，日本政局发生变动，新上台的山县有朋内阁对华政策与大隈重信内阁有所不同。当然，日本新旧政府对华政策的本质并未变化，只是随着政变后中国国内局势的日渐稳定，日本新政府对康梁的态度趋于冷淡，甚至在清政府的施压下逼迫康有为离日。这意味着康梁“效申包胥之哭”策略的落空。在此背景下，探究列强对华政策的真实内涵成为梁启超的当务之急。

二、 “保全者和平之瓜分也”

　　梁启超在横渡太平洋赴美之际，总结自己流亡日本440日所得，称：“自居东以来，广蒐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这不只是梁启超个人生活的写照，也是其他康党成员在日生活的写照。正是从日本的各类报刊舆论中，梁启超等人很快感受到日本及西方各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于是，他们在《清议报》开设“西报译编”“东报译编”“外论汇译”等栏目，密切关注东西各国的对华政策，进而对日英所倡导的“保全支那”有了新的认知——保全即瓜分。

　　《清议报》第2册刊出译自《日本新闻》的《谋我福建》，该文对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现状痛心疾首，称：“夫自誉其人种之优，智力之长，盗窃文明之美号，而阴纵其虎欲狼贪，诡谲纵横，以处心积虑，谋墟人国，奴隶他族者，岂非西欧民贼之用心乎？”然而，面对列强“瓜分豆剖”、清朝“四百余洲之天下，所余几何”的现状，该文真正痛心的不是中国被瓜分，而是日本分到的利益太少，“际斯会也，我政府因循退缩，瞠乎列强之后，何其愚哉”！福建是中国的领土，该文却公然以“谋我福建”为题，赤裸裸地将福建视为己有，其图谋侵略的野心不言自明。

　　《清议报》第3册译载有贺长雄的《保全支那论》。其中，“以通国际公法”著称的有贺长雄详细阐释了“保全支那”之方法。他认为“保全”之策有二，一为自行保全，一为赖人保全。但就目前中国形势而论，自行保全已不可能，只能赖人保全。而赖人保全又分两种，即单助与复助。单助即“一强国自当其冲，以为保障”，而复助则是“二三强国立约联盟，以支其残局”。在分析单助与复助的利弊之后，他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当单助之任，因此不得已只能复助。而复助也有两种，一为同盟担保策，一为联合担保策。最后他选择联合担保策作为保全支那的最佳策略，“予所谓联合担保策者，联日英美俄德以为一团，会商立约，以肩任保全支那之责，犹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以来，英美法俄德相联，以保持土耳其者是也”。所谓联合担保，就是用对待土耳其的办法对待清朝。至此，有贺长雄保全中国的本质暴露无遗。

　　之后，《清议报》又刊出《日本政党领袖对清策》，其中涉及大隈重信与板垣退助的观点，大隈主张在欧洲列强亟亟瓜分清国、意大利强索三门湾之际，日本不要追随其后，“误信欧人分割之诡说”，以免引起清人的怀疑。只有取得清人的信任，日本才能实现在清的久远利益，“清人已悦我信我赖我矣……百般事业，皆假我手而成焉，是亦如反掌之易矣。岂可狥目前之小利，忘久远之大害，与于欧人分割之阴谋，而轻忽此对清政策乎哉”！可见，日本的“扶植”政策是为了更长远的利益。但如果日本不幸引起清人的怀疑，大隈主张“割厦门以联络澎湖岛，更进图粤汉铁路之利权也”。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手段“莫如重置于其主权者”，通过控制清朝的君主以控制清国。大隈表达得很委婉，但其希图独控清朝的野心昭然若揭。

　　板垣同样以委婉的口气表达了与大隈几近相同的意思，他说：“夫我之于清，唇齿之国也，同文之国也，对之政策，宜彻首彻尾，主亲善和睦，不可挟一毫之野心，固不俟言矣……若夫雷同于欧人之说，以喋喋分割，只足以取清廷之疑，结清人之怨而已，奚取其为对清政策也。”阅读至此，我们不免为板垣“亲善和睦”之真诚所打动，但接着阅读，便会发现板垣同样不愿意日本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盛宴中缺席，“虽然，今如意国之要索三门湾，时局孔迫，我岂可晏然坐视而已哉！必也不可不确立他日可容喙列国间之基础也”。可见，日本的对清政策是以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从长远来说，扶植清朝、取信清人，日本终将独享在华利益；但眼下如果欧洲列强要瓜分中国，那日本也必须做好准备，绝不能缺席。

　　意索三门湾事件引起了日本国内舆论哗然，他们纷纷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以保护日本在福建的权利，甚至攫取更多利益。《清议报》刊出的《日本各报论对清策》，选登了日本国内六家报纸面对意索三门湾事件提出的对清主张，无一例外地呼吁日本不能缺席瓜分中国的盛宴。

　　和日本一样，英国也是“保全支那”的倡导者，英国“保全”的本质又如何呢？随着“英俄协商”问题进入梁启超等人的视线，他们对英国“保全”的本质有了深刻领悟。所谓“英俄协商”，就是英俄外交由此前的在华利益争夺转变为利益协商、和平瓜分。因东西方舆论不断传出“英俄协商”之消息，《清议报》也信加关注，于第14、15册连续刊出《英俄二国协商》的译文，对英俄两国在中国由争夺走向协商的外交转变进行分析，指出其实质即是“共约定分其权势与利益，则一种支那分割策也”。《清议报》第16册再刊《英俄协商汇译》，翻译《时事新报》的一则路透社电，称：“英俄盟约，约款首章，有两国均许扶持清国之安全及独立之语。”该电后附：“译者曰：瓜分而曰扶持，衰亡而曰安全，无权而曰独立，此种阴灭人国之新法，最毒最酷，而当局者犹梦梦焉。吁悲夫！”扶持即瓜分，这就是英俄协商的本质。

　　随后，《清议报》刊载一篇来自英国人的译文《扩张国势及列强协商论》，该文详细分析了欧美列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变迁，称：“至十余年以来，环球国际，风云大变，列邦翻然自省，以进取为志，又归向于帝国主义……此帝国主义，即鼓动世界之风潮也，十余年来，流动迸进，逐岁弥强，起自欧洲，越大西洋，波及北美合众国，破其国相传对外政策。”以开疆拓土、扩张己国势力为宗旨，帝国主义列强把瓜分中国作为头等大事，“柏林、伯德堡、巴黎、华盛顿、伦敦，无日不会议分割弱国之策……而自今之后，列强互益协商，其大行于极东大陆（指中国乎）……顾或曰占领，或曰势力范围，或曰永借。此三者其名虽异，而其实则皆灭人之国以自广耳……列强亦执互益协商，经营分取支那大陆利益，盖不约而同矣”。对此，该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声言：“故分割支那，人类历史当然之变局也。而其事决非可耻也。此即使支那四亿生灵，脱从来腐败之苛政，免抑压之苦海，得统治于公平正义之政，欧洲以日新理科学术，开发其国天赋之利源，并恢弘扩进其国民利福，是岂非文明本义而何耶？”这种赤裸裸的瓜分宣言对梁启超等人无异于当头棒喝。该文后附译者言，曰：“此英人吐露其分割支那之实情也，昔之以保全支那，扶持支那，愚我政府，愚我士民，而我上下咸受其愚。”中国处此危险境地，唯有“自立”之一策，“同胞君子，其先合群以联成自立之团体，而后可脱外人之缚轭乎”！不然，必“奴隶屈辱于碧眼红髯儿之下，安有穷期哉”？

　　在长时间关注和深入了解英日对华政策后，梁启超作一长文《瓜分危言》，连载于《清议报》第15、16、17、23册，对列强的“保全支那”论进行深入剖析。文中详细列举了甲午战争以来列强在中国的利权争夺与分割，指出：“各国藉口要挟，种种原因，不一其词，今不具列，而要之，其各营私利，无一国有扶掖中国之心者，可断言也。而英国者日日以扶助中国为言，是犹袭前相巴麻士当之惯技，欲市恩而使我不疑也。”“以扶助中国”为名，却以瓜分中国为实。随后，梁启超专门讨论了英俄协商，称：“决意定行瓜分之事，而防各国之自相冲突，于是和平瓜分之会议起。”英俄协商打破了此前英俄相互牵制的格局，加速了瓜分中国的进程，“至西四月二十九日，而英俄协商之约，遂画押定议，全球观听为之耸动，各国报纸议论沸腾，虽其事之详细底蕴未知如何，而要之，数十年来互相牵掣互相冲突者，一旦改观，而我中国所藉以苟延残喘者，殆将绝望，此万国之公言也。”历史证明，波兰、土耳其、埃及正是因列强的“协商”而亡国，“昔三国协商而波兰灭裂，六国协商而土耳其失政府，五国协商而埃及为墟”。而今，英俄协商的后果不言自明。对此，梁启超痛言：“故无形之瓜分者，不过留此外观之皮毛以欺我耳。有形之瓜分人人得而知之，得而救之，无形之瓜分则莫或知之，莫或救之，此彼族用心最险最巧之处，而吾所以谓无形更惨于有形也。”梁启超看清了列强“保全”的实质即是无形之瓜分。与有形之瓜分相比，无形之瓜分更惨。可贵的是，梁启超并没有就此悲观，而是转变观念，将希望寄托到四万万国民身上，“骨节、肌肉、脉络、手足、咽喉，皆可得而瓜分者也，惟腹心则不可得而瓜分者也。腹心者何？我四万万同胞爱国之心、团结之力是也，有之则生，无之则死”。与可以瓜分的骨节、肌肉相比，不可瓜分的“腹心”才是决定中国存亡的关键，而这里的“腹心”正是中国四万万国民的爱国心、团结力。可见，梁启超此时已经在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

　　之后，梁启超等人多次论及“保全支那”的本质，在《饮冰室自由书》中专论“保全支那”，称：“欧人日本人动曰保全支那，吾生平最不喜闻此言，支那而须藉他人之保全也，则必不能保全。支那而可以保全也，则必不藉他人之保全。言保全人者，是谓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者，是谓放弃自由。”当八国联军侵华，国人寄希望于议和之时，梁启超作《灭国新法论》，对列强的“保全”政策再做论析，指出联军入侵之后，“保全支那之声，日日腾播于报纸中”，何以不言瓜分而转言保全？其实瓜分、保全并无二致，保全即瓜分，只不过换个说法而已，正如“狙公之饲狙也，朝三暮四则诸狙怒，朝四暮三则诸狙喜”。列强谙熟国人之性，深知“以瓜分为瓜分，何如以不瓜分为瓜分”。因此，他慨叹：“昔之灭人国也骤，今之灭人国渐……昔之灭国者如虎狼，今之灭国者如狐狸。”总之，保全即瓜分，只不过是无形瓜分而已。麦孟华说得更直白：“瓜分者强硬之瓜分，而保全者和平之瓜分也。”

　　既然保全的本质是和平瓜分，那么中国人如何才能破除列强非瓜分即保全的危局呢？《清议报》刊文给出了一个经典答案，即：“今欲破保全瓜分之问题，莫善于我国民提出独立之问题。”该文系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冯斯栾所作，他提出以国民独立“破保全瓜分之问题”的思路，正道出了《清议报》诸君的共同心声。

三、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

　　戊戌变法中，康党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变法道路，意在图存，对外则抱有联英联日的幻想；变法失败后，康党主要成员流亡日本“效申包胥之哭”，目的仍在于借外力助光绪帝复位；而后，在看清了列强“保全即瓜分”的本质后，他们提出一个全新的命题，即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让中国真正成为“中国人之中国”。

　　放眼世界，梁启超等人既看到了因依靠列强保全而亡国者，也看到了因追求独立而独立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给他们指明了方向。冯斯栾断言：“横览地球诸国，只有独立者能自保全，不然则必并入他国，为奴隶，为牛马，终古无已。觅尽六大洲，寻遍五洋海，未有一受人保护而能存立之国，故不能独立而求人保全者，即捧地叩首而求为人之奴隶也。”求人保全只能为奴隶，不可能独立。菲律宾人民为独立而战的事迹激发了梁启超等人谋求国家独立的信念。梁启超直言：“菲立宾之逐西而抗美也，实我亚洲倡独立之先锋，我黄种兴民权之初祖也……菲而独立，使中国人有所观感，其影响自及于大陆，当有不期然而然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欧榘甲因菲律宾独立而心生感慨，“菲律宾弹丸之岛能倡独立”，“我中国其亦何必自馁也乎”？“中国宜大倡独立之说，使人人有独立不羁之气，不计死生，不畏强御”。基于菲律宾独立的成功经验，欧榘甲喊出了“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口号，希望中国“人人视中国如其私家私产，不令他人入此室处，夺其所有，念念在兹，不少挫折。若有侮吾国欺吾国侵吾国削吾国者，必同心协力，切齿扼腕，思所以报此大辱”。

　　何谓独立？这是梁启超等人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为此，《清议报》刊出冯斯栾的《独立说》，系统阐发了国家独立思想。文章开篇便强调独立之于个人与国家的重要性。就个人而言，独立“为天下间至贵至重至宝而不可少缺之要物，得之则生，失之者死；得之则存，失之则亡；得之方可顶立于天地，失之则不得齿算于宇宙”。个人如此，国家也不例外，“国之存亡兴衰，一视乎国民独立之精神，其精神可用也，则国无弱小，必有兴者”。随后，根据世界各国独立的经验，冯氏总结出独立的双重内涵，即“对外独立”与“对内独立”。他说：

　　考近世地球独立之成案，其迹虽各异，可分之为两大端，一对外独立，一对内独立……二者之宗旨皆同一争国民之生命幸福……政府之奴隶国民，日施压制，久之则民智日愚。民愚则种衰，种衰则国必不振，有如影响之随声形者。且国既不振，则自然为外族所欺，而日思染指，其终必循至为外所灭。故对内独立者，又即对外独立也。互相表里，而无畛域之分也。今问中国何以至于衰亡，国民何以至于愚灭，皆顽固政府有以致之。故今日中国之欲图存，必以独立对此顽固政府。中国之欲对外独立，亦必先以之对此顽固政府。中国一日不去此顽固政府，则一日不能独立，亦即一日不先对内独立，则一日不能对外独立。若顽固之政府不去，中国一日未尽亡，则国民为内外之奴隶。中国而尽亡，则国民亦为双料之奴隶。是故欲除奴隶之根，必先绝顽固政府之根始。

这里，冯氏将对内独立与对外独立视为一体两面，互为表里，但在实施步骤上却有先后之分，必先对内独立才能实现对外独立，否则中国人只能永做“双料奴隶”。

　　公然呼吁对内独立，乍一看，似与革命并无二致，但实质上，《清议报》对内独立的对象只是“顽固政府”，并不包括光绪帝，这显与革命派有所不同。在他们看来，依靠旧政府，中国“不和固亡，和成亦亡。瓜分固亡，保全亦亡”。因此，“欲存中国则惟有组立新中国而已”。如今“彼贼臣者，窃据政府”，已为国民之公敌，必须“废旧政府而立新政府”。新政府为何？“一曰迎复皇上”,“建立新国，请皇上迁都正位。然后商议和平之事，经画政治之方，则吾民固可得康乐，国际亦可得和平”。

　　依靠谁来独立？在放弃了外力援助的幻想之后，梁启超等人将希望寄托到四万万国民身上。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一文中，梁启超首次将中国的前途与中国国民联系在一起，理性地回答了中国将来的命运问题。他说：“凡一国之存亡，必由其国民之自存自亡，而非他国能存之能亡之也。苟其国民无自存之性质，虽无一毫之他力以亡之，犹将亡也；苟其国民有自存之性质，虽有万钧之他力以亡之，犹将存也。”国民能否自存成为中国存亡的关键。而各国竞争的历史与现实也证明，国际竞争之本质，就是国民之竞争：“今日欧美诸国之竞争……其原动力乃起于国民之争自存……故其争也，非属于国家之事，而属于人群之事；非属于君相之事，而属于民间之事；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之事。”“国家竞争其力薄，国民竞争其力强，国家竞争其时短，国民竞争其时长。”面对欧洲的侵略，中国“误认国民之竞争为国家之竞争，故不得所以待之之道，而终为其所制约也”。要想在国民竞争中取胜，“以国民来侵者，则必以国民之力抵之。国民力者，诸力中最强大而坚忍者也”。欧洲之所以能雄霸全球，原因就在于其“国民力之发达”，而所侵略之国“无国民力”。如果“遇有国民力之国，则欧人之锋固不得不顿，而其舵固不得不转”。日本、菲律宾和南阿共和国抵抗侵略的历史即证明了国民力的重要性，“以国民之力抵他人国民竞争之来侵，其所施者当，而其收效易易也”。因此，中国独立的责任不在别人，而在于国民。麦孟华也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命运最终掌握在国民手中，“中国者非外人所能瓜分者也。瓜分与否，仍问之我国民而已”。“我国民曰中国存则中国存矣，我国民曰中国亡则中国亡矣。固未闻以四万万人而待他人之存亡者也。”

　　既如此，那么中国国民到底有无独立的实力呢？梁启超从两个方面作出肯定回答。其一，中国人的特性决定了中国有独立的实力。在与土、印对比之后，梁启超指出，虽然今日中国之“事机危迫”，与当日之土、印并无二致，但中国国民的特性却与之绝然不同。中国人的特性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曰富于自治之力”，“二曰有冒险独立之性质”，“三曰长于学问，思想易发达”，“四曰民人众多，物产沃衍，善经商而工价廉，将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权”。有此四个特质，梁启超断言：“规以地势，参以气运，则中国人于来世纪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其二，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证明中国有独立的实力。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两千年来形成了两个特质，即统一思想和同化被统治者。换言之，中国人习惯受制于一政府之下，而不惯受多政府统治；中国人被异族统治之时，从来就是同化被统治的异族而不是被异族同化。因此，如果欧洲人能以一国之力独占中国，则中国可亡；如果欧洲人统治中国，且愿意接受中国人的同化，则中国可亡。但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欧人所施于我支那者不出二端，曰：瓜分我土地，强改我习俗而已”。而世界历史证明，一个国家之所以被瓜分，往往是其内部先分裂，包括“一曰国内种族相争，二曰国内小国相争，三曰国内宗教相争是也”。而中国无论从人种、地势还是宗教而论，“皆可谓之为一统，未尝有分裂于内者，授人以间隙之可乘也”。因此，列强“欲施瓜分之术于久习统一之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该文因“帝国青年会之嘱”而作，文末梁启超论及日本的保全之策，有“保全之论，其宗旨诚是”“所谓宗旨不谬方法谬者也”之语，这似乎又有肯定日本的保全之意，但实则不过是特殊情境下的应景之语，已非梁启超的真实想法，更非其思想主流了。梁启超不厌其烦地多角度论证中国人具有独立的实力，意在增加国人的信心。他目光下移，已将中国不亡的希望寄托于四万万国民了。

　　也正是基于此，梁启超等人开始努力发掘中国人身上的优秀特质，以便为中国的独立寻求内在力量。当日本人口口声声称中国为“老大帝国”时，梁启超心生不满，作《少年中国说》进行辩驳。他说，日本人不过是承袭欧洲人的陈说，我中国并非老大帝国，相反，“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他将中国人进行了老朽与少年之分割，认为中国之将来乃少年之责任，“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主导下的中国必将如“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与天不老”“与国无疆”。梁启超发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国，并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因此还弃用“哀时客”之名，更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欧榘甲也敏锐地认识到，当此中国危亡之秋，再以波兰、印度亡国之教训来“警中国人，适使之意冷心灰而已”。因此，当以菲律宾独立来激励中国人，菲律宾“以小岛而抗大国，转辗周岁，而大国卒无如何，而终听其自主。况我中国土地之大，人数之众，万万于非律宾者乎？非律宾尚可自立，安有中国不可自立之理哉”！因此，中国的国民力成为决定中国存亡的关键。“国民何以能有力？”梁启超的回答仍然是国民自伸之，自求之：“非他人所能与我，我自有之，而自伸之，自求之，而自得之者也。彼欧洲国民之能有力，盖不知掷几许头颅，沁几许鲜血以易之矣。” 国民力与民权、自由一样，决不能依靠他人赐予，而必须通过争取抗争才能获得。

　　分析至此可见，梁启超等人的国家独立思想，其目的是对外的，手段却是向内的，一方面废除旧政府，建立以光绪帝为首的“新政府”；另一方面，目光下移，将国民视为谋求国家独立的依靠力量。世界各国独立的经验使他们深信，一个国家的命运由自己的国民主宰。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尚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民。因此，国民的创生与养成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以国家独立为目的，梁启超等人用近代民族国家国民所特有的独立精神、自由观念对国人进行启蒙、改造，希望国人能从专制制度下的奴隶蜕变为近代意义上的国民，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应运而生。可以说，追求国家独立是梁启超等人输入并阐发近代国家思想的逻辑起点。

四、 “国家之主人”“即一国之国民”

　　国家思想的核心是国（君）、民关系及其权力界限，近代民族国家有着与传统专制国家截然不同的国（君）、民关系。以国家独立为目的，培养具有近代国家思想的国民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清议报》遂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系统阐释国家思想的媒介，诸如国（君）民关系、国民精神等近代国家思想的核心理念都在此被输入并阐发。

　　何谓近代国家思想？近代西方的国家理论流派众多，卢梭与伯伦知理对《清议报》时期的梁启超影响最深，而梁启超在接受二人思想的过程中又受到日本思想家的诸多影响。依据二人的理论，梁启超对近代国家思想多有论述，此期论述的核心即国民是“国家之主人”。在《卢梭学案》中，他归纳卢梭的思想说：“卢梭以为凡邦国皆藉众人之自由权而建设者也。故其权惟当属之众人，而不能属之一人若数人。质而言之，则主权者，邦国之所有；邦国者，众人之所有。”尽管伯伦知理与卢梭在国家起源与主权所属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仍然共享着欧洲近代国家思想的基本理念，在《清议报》刊载的《国家论》中，伯伦知理有言：“今之文明诸邦，皆民人国家也。民人国家者，凡国中之民，合成一体，自断其理，自宣其意，自行其政之谓也。故民人之意志，即国家之精神，宪法为其体，官府议院为其四支五官，以成一活动体之国家也。由是观之，国家之要旨，可一言以蔽之，曰无人民则无真国家。”梁启超依据伯伦知理的学说，推衍出“欧洲近世国家思想”的诸多方面，其中包括：“国家为人民而立者也，君主为国家之一支体，其为人民而立，更不俟论，故人民为国家之主体。”“帝王及其他统治权，非天之代理，而民之代理。非天之所委任，而民之所委任，故统治者对于民而负责任。”国家为人民非为君主而立，主权在民而非在君，君主对民而非对天负责，这是一种不同于专制学说的全新政治伦理。为了保证“国家主人”的权利，卢梭等人又提出立法权在国民、宪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国民的自由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理念，从不同层面捍卫民权，可谓国民权利的法律化，诚如卢梭所言“主权之形发于外者，则众人共同制定之法律是也”。西方这一全新的政治伦理与国民关系彻底颠覆了梁启超的固有观念，为苦苦寻求救国之道的他提供了理论武器，从而奠定了此后梁启超各种政论的基石。

　　以西方近代国家思想为参照，梁启超对中国专制政体下的国民关系提出批评：“今我中国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际（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在君主专制制度的长期浸淫下，中国只有服从君主之臣民而无近代意义上之国民：“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也。”缘此，国人“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混淆国家与朝廷，使得国民无国家思想，结果“即独立之志气全萎”，“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以至于“有国者仅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夫以数人之国与亿万人之国相遇，安所往而不败也”？

　　有鉴于此，梁启超等人依据西方近代国家思想，提出新的国（君）民关系。在《义士乱党辨》一文中，欧榘甲指出：“夫国者合无数民而成也，合众民居室田庐妇子而成国土。民者国土之主也，而上特为其客耳。物之与人与否，惟主人之是问，非客之所能私赠之于人。而欲有之者，亦不能不商之于主人而私受之于客，此古今万国之通例也。”民为主，君为客，这从根本上颠覆了专制政体下君主民奴的君民关系。梁启超将这一全新的君民关系概括为“一国之民”即“国家之主人”：“有民而后有君，天为民而立君，非为君而生民，有国家而后有朝廷，国家能变置朝廷，朝廷不能吐纳国家。”“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君也，官也，国民之公奴仆也。” “国家之主人”“即一国之国民”，这确为近代国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对于专制政体下的君、臣无疑是晴天霹雳、振聋发聩。至此，梁启超等人将两千年专制制度下的国民关系彻底反转过来，主客易位，往日的主人统统变为“公奴仆”。但翻身做主人的国民必须具有近代国家思想，否则根本无法担负起国家独立的重任。世界各国兴衰存亡的历史表明，国家思想的有无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人民之国家思想，保国之一大要素也，国家之生长发达，行政机关之完成活动，皆赖以致之耳。若无国家思想，则国虽大，民虽众，兵虽强，财力虽厚，蔑有不亡。”而在专制制度与学说的长期浸淫下，具有国家思想的近代国民之养成绝非易事。因此，梁启超大声疾呼：“今而不欲救中国则已耳，苟欲救之，非从此处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虽有善者，无能为功。”所谓变学说、改脑质，就是用近代国家思想取代数千年之专制学说，以具有独立自由精神的国民取代奴性十足的奴隶。

　　而去除奴隶性便成为近代国民养成的关键一步。奴隶与国民相对待，与独立相抵触。麦孟华对比奴隶与国民，说：“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待，而不齿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欠缺之人。曰奴隶矣，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遂无不奉之主人之手。”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养成了四万万人之奴隶性，对此，梁启超痛心疾首，屡屡言之：“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人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奴隶者……有如此性，有如此民，积之千岁，毒遍亿身，生如无生，人而非人，欲毋堕落，恃奚以存？匪敌亡我，繄我自沦，斯害不去，国其灰尘。此吾不能不痛心疾首，而大棒大喝于我国民者也。”因此，不去奴隶之性，中国便没有希望。而要去除此性，不仅需要拔本塞源、革政变制，更需要国人的自觉努力，“国民之生也，成于人而不诞于天，故养育长成之责任不在天而在人。我亦国民之一也，则养育长成之责任不在人而在己”。国人的自觉努力是养成具有独立精神、自治才力、参政权利之近代国民最为重要的一环。

　　独立精神是国民的重要品格，也是梁启超列出的国民十大元气之“第一元气”。他阐释独立的内涵：

　　独立者何？不藉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国而不能独立，时曰附庸，于公法上不认为公国……独立性者，孕育世界之原料也……无独立性者，毁灭世界之毒药也……天下不能独立之人，其别亦有二：一曰望人之助者，二曰仰人之庇者……仰人之庇者，真奴隶也，不可言也……而今吾中国四万万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也……此根性不破，虽有国不得谓之有人；虽有人不得谓之有国。

在梁启超看来，人不独立，即为奴隶；国不独立，是为附庸。中国四万万人都是奴隶，中国亦为附庸。因此，独立性对于保国存种意义重大，“独立二字，实为保持国家、人种、个人之大要素也。今日生存竞争之剧益烈，优胜劣败不难即判，若独立之性稍不足，未有不立即蹶地者。故在今日，此性为尤要”。在国家独立与个人独立之间，此时的梁启超更看重后者，“今世之言独立者，或曰拒列强之干涉而独立，或曰脱满洲之羁轭而独立，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只有每个个体去除奴隶性，独立自主，才能获得“国民力”。

　　先有独立自由的国民，而后才能有独立自由的国家。因此，中国要想独立，必先养成独立自由的国民。对于独立、自由之关系，《清议报》有文称：“今日者中国而欲存也，则宜养其民独立之气，而养其民独立之气，则宜使之知自由之理。”何谓自由？梁启超认为“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与生命一样是人之为人的“二大要件”，为上天所赋，不可剥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思想自由为凡百自由之母者”。以此标准，“中国四万万人无一可称完人者，以其仅有形质界之生命，而无精神界之生命也。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当然，梁启超对自由的限度也是有所认知的，他说：“自由之公例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真自由之国民，其常要服从之点有三：一曰服从公理，二曰服从本群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从多数之决议。”欧榘甲也认识到独立与自由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他看来，菲律宾之所以能敌美国，缘于其“能倡自由”。因此，中国“宜大倡自由之说，使人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刺激其建国之心，扶植国家改革政治，人人有国家政治之思想，则亡可以图存，衰可以奋兴”。人人自由成为实现国家独立的前提。

　　与自由相伴的还有责任、义务。因此，在拥有自由权利的同时，国民必须承担起保种强国的责任。他们认为，凡国民“人人能举其责任，则其国昌，其种强；人人皆弃其责任，则其国敝，其种衰”。欧美列国之所以强，原因即在于国民“人人皆知国家之义务，皆有政治之思想”。而中国之弱正缘于“中国人之不知有责任也”。因此，麦孟华疾呼国民当履行公义务，“国者民之积也，故国之土地即其民之公产业，国之政治即其民之公义务。为之主者，不过统其纲而总其成耳”。因此，国之盛衰，唯国民是赖。国人欲保国，必须尽国民之义务。对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扩其个人主义”，使国民知国家主义，任国民之公事；二是“除其奴隶性质”。归根结底，就是要变奴隶为具有近代国家思想的国民。

　　国民独立与国家独立缺一不可，国民自由与国民责任相伴而生，这才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与国民。他们深知，只有对内养成独立自由之国民，对外才能实现国家独立。也正因此，梁启超呼吁国人以欧洲人所创之民族主义为宗旨，对内争取自由独立，对外争取国家独立。他说：“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他列举了欧洲各国独立及菲律宾争取独立的事实后，慨叹道：“凡百年来种种之壮剧，岂有他哉？亦由民族主义磅礴冲激于人人之胸中，宁粉骨碎身，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当中国国家面临列强侵凌、亡国灭种的关头，梁启超希望中国借助于民族主义走向独立，他讴歌、拥抱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梁启超理解的民族主义，包含了本国与世界两个层面：于本国，实现人之独立；于世界，实现国之独立。人之独立，意味着独立自由之国民的养成；国之独立，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这说明，梁启超在输入西方民族主义学理之初，即注意到民族主义对内与对外两个层面的内涵。

　　然而，近代国民性的培养任重道远，而民族命运却危在旦夕，两者之间的紧张严重挤压国民性养成的时空，西方近代国家思想在其进入中国之初便遭遇国民素质不足的困厄。梁启超在立宪、共和之间的摇摆乃至回退到开明专制，原因之一便是出于对国民素质严重不足的顾虑。而革命派与立宪派围绕革命与立宪展开的论争，其核心论题之一也是国民素质问题。国民的发现曾让梁启超等人的救国之道柳暗花明，但因国民素质不足带来的百般曲折也是梁启超始料不及的。

余　论

　　“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这是梁启超基于西方国家思想对欧美政治民主化的推动所发之感慨，不乏真知灼见。但这只是思想和实践关系的一面，道出了思想对实践的反作用；另一面则是思想源于事实，事实也是思想之母，西方国家思想的产生就离不开西方政治演化这一事实。对此，梁启超也有所认知，在论及西方国家思想的产生时，他说：“其得此思想也，非一朝一夕所骤致，非一手一足所幸成，或自外界刺激之，或自内界启牖之。”这里的“外界”“内界”指的就是国内外的政治实践。可以说，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不能凭空而来，而是源于特定的现实需要。

　　梁启超等人之所以在戊戌政变后开始接受并输入西方的国家思想，也正与当时的内外刺激密切相关。谈近代中国的国家思想而不及戊戌政变后国内外的政局变动与梁启超等人的经历，自然无法明了思想与事实之间的内在逻辑。当梁启超流亡日本“效申包胥之哭”时，他仍然想走自上而下的变法之路。然而，在经历了“哭秦庭”失败后，梁启超等人对列强保全支那的本质有了更深刻认知，他们依靠上层和外力救助的道路走入绝境。恰在此时，西方的近代国家思想进入其视野，并因符合其追求国家独立的现实需要而被接受。麦孟华的一段话正道出了其中的逻辑：“呜呼！圣主幽废，上人之庇卫无可望；强邻狡启，外人之保护不足恃；国之存亡，种之兴灭，其责毕萃于我国民之身，其命均系于我国民之手。”正是在上无可望、外不足恃的绝境中，梁启超等人选择了国民。正所谓“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践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

　　西方近代国家思想为梁启超等人孜孜以求的救国之道开出新路，他们将目光由外部转向内部，由上层转向下层，呼吁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可以说，西方近代国家思想成为促成梁启超等人观念转变的理论基础。尽管《清议报》时期，梁启超对近代国民精神、国家思想的论述尚不系统、深入，但国民、奴隶、自由、独立、民权、责任、主权在民等一系列鲜活的概念被其输入、阐释，冲击国人被专制学说浸淫已久的头脑，帮助他们挣脱专制制度的桎梏。1901年5月，主张革命的秦力山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办《国民报》，也以“明我国民当任之责，振我同胞爱国之心”为宗旨，其中所刊之《说国民》《原国》等论说，从概念到论述逻辑，在在显现出《清议报》的影响。即如《说国民》一文对比奴隶与国民，说：“同是一民也，而有国民奴隶之分……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此奴隶与国民之别也。”国民、奴隶、权利、责任、自由、平等、独立，诸多概念无一不是梁启超等人在《清议报》反复论说的话题。《原国》中论及亡国之因，称：“吾国之亡，果谁致之乎？曰外人不能亡吾国而国人亡之，君相不能亡吾国而匹夫亡之。”正是因为国民“放弃其责任”，才导致国亡，“与外人乎何尤？于君相乎何尤”？国民自弃责任、自亡其国，这一思想逻辑在《清议报》中也曾多次被论述。秦力山是梁启超时务学堂的学生，政变后追随其流亡日本，后因主张排满革命与梁分道，并在孙中山的资助下另办《国民报》。但《国民报》仍然分享着《清议报》的诸多思想和价值观，这显示出梁启超及《清议报》对革命派的思想影响。就此而言，《清议报》可谓发出了近代中国国家思想启蒙的第一缕光芒，而梁启超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

　　然而，《清议报》又是“康党”的“机关报”，尽管梁启超将该报宗旨归结为“一曰倡民权”“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厉国耻”，只言未及保皇之事，但保皇尊王一直是《清议报》隐而不彰的宗旨。因此，便出现了《清议报》一方面输入、阐释近代国家思想，疾呼自由民权、主权在民，强调“今日中国存亡，其责专在于国民”；另一方面又执着于保皇尊王，认为“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一方面竭力批评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呼吁国民摆脱奴隶性，甚至主张“对内独立”；另一方面又强调其“对内独立”的对象只是“顽固政府”。麦孟华呼吁“建立新国”，但他所说的“新国”不过是光绪帝复位、迁都、变法而已。梁启超同样将新政府之重任寄托于光绪帝，认为“今欲医中国之病，惟有将此恶政府除去而别立一好政府，则万事俱妥矣”。而“好政府”的建立仍然是皇上复位，因为光绪帝具有建立“好政府”的德与才，“我皇上深知地球大势，久慕泰西政教”，且忧国如家、爱民如子。如果我们认为此时梁启超所说的皇上仅是君主立宪制度下的“虚君”，那就大错特错了。对此，梁启超如是说：“使我皇上若有全权，必能造成一好政府无疑，而我中国人民之性质，最喜服从政府。得此好政府，则不及十年而中国之人心国势，皆必焕然改观。此最顺而最易做之事也。”可见，梁启超所保之皇不仅拥有全权，而且能够造成好政府，进而改造人心国势。有了全权的皇上，中国人“服从政府”的性质也变成了优势，这与其在国民独立路径下呼吁的国民自由、独立，自相矛盾。固守保皇，这是《清议报》的“党报”性质使然，却与依靠国民独立恰成两条不同的路径，二者显成悖论。既认光绪帝复位于改造人心国势最易最顺，则其依靠国民独立之宣传效果便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且不说光绪帝复位几成画饼，即使真能复位，他是否有如此魄力大兴民权、变法维新，也的确令人怀疑。

　　对此，章太炎曾提出质疑，表示：“其所谓圣明之主者，果能定国是、厚民生、修内政、御外侮如梁子私意所料者耶……今其所谓圣明之主者，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尧耶？其雄桀独断果有以侪于俄之大彼得者耶？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进退无所处而犹隐爱于此一人，何也？”章太炎的反问道出了康梁保皇的无谓。严复对《清议报》固守保皇也颇不谓然，曾致函友人说：“每次见《清议报》，令人意恶。梁卓如于已破之甑，尚复哓哓，真成无益。”在严复看来，光绪帝早为“已破之甑”，但《清议报》却念念不忘，继续呼吁保皇，显悖历史大势。《国民报》创刊伊始，秦力山等人也对《清议报》颇多微词，称：“若党人之报，岂不昌言无忌哉！然訾诋既多，传播不广，且表辨宗旨，日不暇给，而扬阐民义之事，固亦未遑多暇。此报章之设垂三十年，而国民所以终未见发达也。同人痛之，不揣固陋，谋创是报。” “表辨宗旨，日不暇给”，说的即是其保皇尊王之论。因忙于“表辨宗旨”而影响“扬阐民义”，这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了保皇与民义之间的矛盾。

　　保皇是政变后康有为矢志不渝的追求，《清议报》隐以保皇为宗旨，正体现了康有为对该报的影响；而依靠国民则是梁启超接受西方近代国家思想获致的新路，越到后来，《清议报》越偏重国家思想的宣传，保皇的内容越少。两者并存，正反映出《清议报》的过渡特征。对此，梁启超后来也有清楚的认识，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定位其性质说：“敢问《清议报》于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党报与国报之间。今以何祝之？曰：祝其全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且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 “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说明梁启超已认识到《清议报》宣传保皇尊王的不妥，也道出其改进《清议报》的方向。

　　坐而言，起而行。很快梁启超便停办作为一党之党报的《清议报》，重新创办作为国报的《新民丛报》，以便名副其实地传播近代国家思想。在《新民丛报》告白中，梁启超言及该报宗旨，有本报“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书，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之语。“不偏于一党派”“不为危险激烈之书”而“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这样的宗旨正是纠正《清议报》忙于“表辨宗旨”“訾诋既多”之失而来。就此而言，《新民丛报》的创办也是梁启超等人依靠国民争取国家独立思想的逻辑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