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12年2期第8～25页

【作者简介】张永江(1963—)，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升允的诗文、书信和国内外相关档案，订正了有关他的旗籍出身、活动经历上错误以及分歧的记载，进而从政治角度切入，并从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视点对其辛亥革命后远赴外蒙古库伦、求助俄蒙、致函日本政府并登陆日本、回国后继续为复辟奔走等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进行解读。笔者认为，升允最初是想利用自己出身蒙古察哈尔部这一“蒙古世仆”的民族身份，寻求内外蒙古各部贵族的支持，结果到处碰壁。原因在于他的民族身份认同，并非基于文化和共同情感，而是基于实现其恢复清朝的目的和需要。他的行动证明，尽管出身蒙古，但经过二百余年共同生活，其与满洲旗人在文化和情感上已无二致。为了复兴故国，他不惜求助外国势力。他的复辟实践，不是出自一般意义上的功名利禄等个人利益，而是出自个人的政治理想，尽管这一理想与时代的潮流格格不入。在他的身上，民族认同、地域认同意识服从于更高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

【关 键 词】升允/政治活动/民族认同/政治认同

    升允(1858—1931)，字吉甫，号素盦，蒙古镶黄旗人。在清末和民国初年，他都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一生，以辛亥革命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一个热心洋务，颇有政声的封疆大吏；后期则是四处奔走，矢志复辟清朝的遗老。关于他的评价，学界一直将其定性为晚清遗老，政治上顽固反动的复辟派。①检视相关成果，除了一些工具书中词条性质的简介文字和一篇传记外，仅有的一篇论文还是以介绍他的诗文为主。此外，就是涉及他生平片段的一些回忆性文字。这与他的影响力颇不相称，而且这些资料和成果程度不同地都存在着错误或者不确切之处。甚至一些基本情况如出身旗籍、活动经历都说法各异，迄今没见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问世。本文拟依据他的诗文、书信和国内外相关档案，从政治角度切入，并试从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视点对其清亡以后的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进行解读。
    一、升允的旗籍和辛亥革命前后主要经历考辨
    升允出身八旗，但关于他的旗籍，各种资料和工具书记载五花八门。多数记载他是蒙古旗人，也有记载他是满洲人的，②甚至还有说他是汉军旗人的。③有关升允为蒙古旗人的记载中，又有蒙古镶黄旗④、蒙古镶蓝旗⑤和蒙古正白旗⑥诸说。那么，哪种正确呢?我们认为蒙古镶黄旗说是正确的。首先看《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的记载。档案中收有两篇升允的履历，一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一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⑦两份履历中都明确开列着他的旗籍：“镶黄旗蒙古瑞昌佐领下人。”这些档案是当时主管人事的吏部官员在带领“引见”给皇帝时呈报的，其权威性无可置疑。其次，反映清代各年度官员任职状况的“缙绅录”也提供了真实的信息。《大清缙绅全书》(光绪廿六年夏)载“山西省，按察司衙门：升允，蒙古镶黄旗人，举人。”《大清缙绅全书》(光绪廿七年冬)载“陕西省，陕西巡抚：升允，蒙古镶黄旗人。”⑧此外，前引《清代职官年表》虽然记升允为蒙古镶蓝旗人，但该书记载其父讷仁则为“讷仁，静山。蒙镶黄。”⑨清代虽有“抬旗”情形，但一般情况下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不会有父亲为蒙古镶黄旗籍，儿子却系蒙古镶蓝旗籍之理。这一矛盾记述从另一角度印证，升允的确是蒙古镶黄旗出身。
    由于近现代史资料异常丰富、庞杂，有关升允的经历也说法各异，有不少是风影之谈，并不确切。如，有资料说他“充俄、德出使头等参赞”；戊戌变法时因顽固守旧，曾被革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陕甘总督；1915年自日本回国等。⑩以下据可靠资料对他的主要经历试作整理。
    光绪二年(1876)，由荫生报捐主事，签分吏部，九月到部，派充考功司兼稽勋司行走。光绪五年，三年学习期满奏留，以吏部主事补用。
    光绪八年，中式壬午科顺天乡试文举人。
    光绪十二年，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次年到署任职。
    光绪十六年，经总理衙门王大臣奏保，免补主事，以员外郎遇缺即补。同年，经出使大臣许景澄奏调出洋，派充驻俄二等参赞官。
    光绪十八年，遵顺直赈捐例报捐花翎。
    光绪十九年，遵海防例报捐双月知府。
    光绪二十年正月，出使三年期满，经出使大臣许景澄奏保，免选知府，以道员遇缺即选，并加布政使衔。奉旨允准。
    光绪二十一年，遵例报捐，分发陕西试用。闰五月十六日，经吏部带领引见，奉旨照例发往。
    光绪二十三年，署理陕安道。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遵旨来京，预备召见一次。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补授陕西督粮道。是年八月，因节省道仓浮费，每年报效银四万两，用于开办旗屯，清廷赏给头品顶戴。九月，署理陕西布政使。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补授山西按察使；六月，因八国联军迫近北京，统领陕西威武新军入卫，受召见一次；八月在大同迎銮，受慈禧太后召见二次。奉旨率军驻扎灵邱；闰八月，补授甘肃布政使，旋调山西布政使。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调补陕西布政使。四月，授陕西巡抚。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调任察哈尔都统，未赴任。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调闽浙总督，未赴任。三月调陕甘总督。
    宣统元年(1909)五月，开缺。(11)
    以上，是他辛亥革命前的主要经历。从中不难看出，他只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就从一个低级主事蹿升为一品大员，升迁可谓快速。其中最关键的有三步：一是不断报捐，以钱铺路。他三次报捐，加上大臣保荐，越过主事、知府两级，直接晋升道员。二是通过节省浮费、报效银两的政绩，一年未满，便由督粮道署理布政使，进入省级官员行列。据说他“岁获盈余至十万，允取足供用，余皆蠲之公家。拉后(西太后)重其廉，累擢遂至陕西巡抚。”(12)三是在庚子之乱两宫西狩时，及时带兵勤王，讨得了西太后欢心和信任。《清代名人书札》中收有他光绪二十三年到陕后的四封书札，其中提到他光绪二十三年“会办西征粮台”，次年有望任白河、凤翔厘金局差使，特别是勤王期间(1900)在紫荆关与洋人作战事。当时他驻扎紫荆关，阻击西窜的外国侵略军。“(八月)初七日在紫荆关与洋人接仗，关虽失守，杀伤亦尚相当，并击毙洋统领一员，稍吐恶气。”“左右肩畔，枪子飞过如蝗，竟未阵亡，不知是幸是不幸也。洋兵经此一战，竟不过关，岂亦有戒心耶。”(13)由此可知升允获得西太后的信任，并非仅仅是善于投机或机缘巧合，而是实实在在付出过生命危险。西狩期间，他“翊卫行在”，身任重要而麻烦的前路粮台之职，筹办饷需。升允官声甚佳，溥儒说他“清严亮直，明主敬焉。”东床快婿之言，当然有溢美的感情成分，但与他同时代的人也有类似看法。如，叶昌炽说他“清廉刚正，能持大体，以社稷臣许之。”郭则法也说“升吉甫督部称鲠直。”(14)何刚德说“庚子西狩之役，升在陕西迎驾。太监沿途骚扰，渠力裁抑之，铮铮有声。嗣又弹劾权贵，不稍假借，实为满员之得未曾有者。”(15)“廉”和“直”，可说是他的特点。核以史实，“廉”表现在他整顿粮政“羡金归朝”、参劾樊增祥及罢官后“贫不能归京师，遂躬耕渭滨官荒以自给”(16)几件事上。升允的“直”，可以征之三事：一是西狩时，随同西太后的外蒙古亲王那彦图之亲随“在潼关卷取铺盖等物”，升允手下负责治安的巡检李赞元上前阻止，“该亲随竟缚而挞之于市”，升允愤而奏参那彦图，最终那彦图交理藩院议处，滋事亲随则“着升允严讯惩办。”(17)二是甲辰(1904)年，慈禧七十圣寿，庆亲王奕勖为求那后欢心，先期命各省督抚献金以祝，升允“抗疏止之”。为此，他被调任察哈尔都统。直到荣庆入主军机处后，双方因姻娅关系，才得升任总督。所以有“不避权贵”之名。其三即筹备立宪期间，抗论新政。自立宪议起，他就上疏谏止。宣统元年五月，他再次上疏“陈新政之害”，论立宪利弊，甚至不惜以去职抗争，“自请罢免”。摄政王载沣与庆亲王奕劻原本就“忌其峭直、不阿权贵”，于是借机“拟旨允之”。升允于是称疾解职，“枢臣亲贵皆诋其顽固，遂开缺”。1922年，他在上溥仪的“奏疏”中自谓：“宣统元年疏陈新政之害，又因病乞骸骨，奉旨准其开缺。”(18)以往论者多谓其被罢免或革职，准确地说，他是自请去职而被允准“开缺”的。
    1909年五月，升允挂冠而由长庚接任陕甘总督一职，此后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重新被任命署理陕西巡抚为止，升允的活动不见于官方记载。社会上传闻颇多，毁誉皆有，真伪难辨。其中有两件事应做考析。一是他的经济状况。当时《广益丛报》报道说：“前陕督升允任陕西粮道时，在该省土库，卷以巨金，购得灌园。其中台池亭榭，颇得山林城市之致。嗣经历年扩张，大厦连云，人谓胜于樊山宅第数倍(樊增祥新居在西安省城柏树林，亦皇皇大观)。迨拜甘督命后，又在西安东门内满城，就某大员故宅旧址另造一大院落，其式悉仿京城。复于南山置良田数百顷，盖早有安居于陕之意。”如果这一报道属实，升允去职后的经济状况就完全不是罗继祖所说的“贫不能归京师”。升允本人没有透露过这方面的情况，但有关升允和陕西辛亥革命的回忆文字都提到一个重要情节。就是起义当天，升允不在满城，而是在一个名叫草滩的乡下地方，所以躲过一劫。(19)近年新发现的升允致孙庭寿的信札确认了此事，“九月初一日，西安省城乱作，弟适于前一日下乡，未落贼窟”。(20)巧合缘于他下乡收租。草滩位于西安城外70里的地方，据说是当时旗人经营的官荒地。但升允的家眷时在满城，却未受伤害。有说他献出白银万两给革命军，家眷得以保全。大概升允当时是有些田产积蓄的，但既非富翁，亦不致家贫如洗。时人说他“冬日晨兴，衣布衣羊裘，携幼孙步出，就肆市，食羊脯啜羹。”(21)庶几接近实际境况。报纸上所以出现对他的渲染诋毁之辞，应与他主政陕甘时参奏樊增祥，弹劾奕勖、袁世凯，又举办不少洋务新政，且匿灾不报，“大伤秦陇人感情”，在官、民两界都有积怨有关。他辞官后，当时甚至传闻甘省人民将其比于秦桧，拟为之铸铜像，“镌铸其种种殃民劣迹”，足见怨毒之深。(22)二是辞官后是否回过京师。有说他“开缺，还居于西安。有劝其人京师者，长揖谢曰：　‘吾朴野，能与端午桥辈为伍耶?”旧似乎不曾入京。但他自己承认，“(宣统元年)九月，来京叩谒孝钦显皇后梓宫时，德宗景皇帝已暂安梁格庄，不及驰赴。”(24)至于来京目的，报纸言之凿凿，说他卸职后重新到京，“欲营求再起”，而“都中故旧”无人帮忙，陷入“欲进不能，欲退无地”的尴尬境地。(25)可以肯定，他确实回过京城。1910年有份报纸曾登载被罢官的河南巡抚吴重憙入京情形，标题就是“吴重憙以升允为鉴”。述吴重憙进京后迟迟未“跪请圣安”，“闻其迟迟之原因，实鉴于升允到京请安，并未召见，不才见弃，贻笑至今。故连日极力运动某大老代为设法，俾免临时遭摈，致步升允之后尘云。”(26)也有笔记记述他乞休回京之趣闻，当时军机大臣世续曾在陶然亭为之设宴款待，参加者有张之洞等人。(27)只是此次进京营求复官失败，且与他平素的“清正”、“不阿权贵”形象不符，故亲近者对此都绝口不提。
    辛亥革命的枪声，打破了升允看似平静的乡居生活。西安起事后，他闻讯渡渭水，“逃窜泾、原之间，嗣后风声愈紧，乃步行西来，经淳化、三水，崎岖山僻，其苦殆不可言状。到平凉具疏，自告奋勇，又电陈陕乱情形，长帅又代为之请，是以有署理陕抚，督办陕西军务之命。”平凉是甘肃东部重镇，附近的庄浪驻防有八旗兵，离陕甘总督长庚驻地兰州也不远，这里就成了升允组织兵力，反攻陕西的大本营。其时护理陕西巡抚的钱能训已逃走，于是清廷命升允署理巡抚。十月初一日的信说“现正调拨各队，克日东征”(28)。他奏请启用罢职的回族骁将马安良，招募回兵十四营，加上巡防营四十余营，共五十余营，六七万人，组织了南北两路清军。南路指挥为陕西提督张行志，由陇南东进，目标是陇州、凤翔；自统北路，率马安良、陆洪涛、马周仁等部由泾川东进。南路军胶着于凤翔，但北路却连克长武、邠州、永寿，围攻乾州。双方在这里反复争夺，伤亡惨重。期间，升允曾联络热河都统姜桂题、郭元臣，希望配合自己行动，但未有结果。“鄙人自西而东，执事自东而西，曾致书约定师期，惜未能达。后得郭元臣书，方拟东西协力，而元臣始终未到潼关。”(29)大约在同时，他派人致书东北张作霖，盼望对方能与自己一起出兵，“订一拔队之期，以便戮力同心，相互接应”。(30)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下，升允不甘就此罢手，遂隐瞒退位停战消息。2月13日，陕军派来的议和使者雷恒炎被杀。2月14日，升允改变战术，分兵攻礼泉，2月18日城陷。咸阳、西安危急。此时南北议和已成，袁世凯已成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26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称升允实为民国公敌，清帝退位，仍反对共和，要求袁世凯派兵增援陕西，合击升允。袁派毅军赵倜援陕。形势变化，清军各部开始观望。3月2日，围攻乾州的马安良、彭英甲与守军将领张云山签署停战协议，陕军送还西安的升允眷属，马安良退兵。同时，彭英甲据袁世凯令通知张行志和陆洪涛部撤军回甘。3月7日，陕西军政府派关中名儒牛兆濂、张晓山与升允直接议和。升允表示“现今皇上退位，我已无君可事，惟有一死以报国恩。至于议和条约，已由彭、马二公主持，我不过问。”3月8日军政府与甘肃清军签字言和。3月10日，升允退回甘肃。后来，他曾对这一过程做过简要回顾，“自平凉出师，凡克复长武、陇州等九城，直抵礼泉。适下逊国懿旨，其时将领中不无一二观望者，后路饷械又不时给，揆度情势，不宜复战，遂乃罢兵西归。”(31)这里所说的观望将领，即指马安良、张行志等人。晚年回忆又说，“虽前后克复九城，而道梗未经奏报，旋奉孝定景皇后懿旨解兵。”(32)这里所说显然不尽事实，升允被迫解兵西归之日，距退位懿旨颁布已过了将近一月。
    罢兵后的升允先归平凉，据说曾向袁世凯交涉，请罢陕西都督张凤翙之职，自任都督，以便将来安置两宫；补偿兵费200万元。为袁世凯拒绝。不久移居兰州。但甘肃宣布拥护“共和”后，部下多接受了民国官职，升允无法立足，只好再迁居青海西宁。甘肃都督赵惟熙一方面奉袁世凯之令致书升允，劝其改变复辟旧志；同时为防止升允在西宁再生事端，约请升允参与筹划维持当地被裁八旗兵生计。(33)然而升允志在“恢复清室”，“仆自礼泉班师，告诸将曰‘一息尚存，此心不死，留身以待，后会有期耳!’”(34)他的计划是以西北为基地。联络旧部，等待时机行动。1912年下半年，他由西宁躲到湟源栋科尔(东科寺)。这期间他与躲到青岛的恭亲王溥伟、上海的陈毅取得了联系。其时陈毅提出一策，建议溥伟“西度陇，依前陕督多罗特公升允，乘贼不暇，南收川、藏，建旗倡义勤王；西起回，东起蒙，并塞取关，拊京师之背，传檄天下，贼世凯不足诛也。”(35)初未被恭亲王采纳。后溥伟移居大连，有两个追随者朱江和国雄，均为汉军旗人。这二人担当了联络升允的信使角色，“请书西征”。二人携带恭亲王的书信，取道娘子关，历山、陕而到兰州，又追踪升允到西宁。升允在湟源期间曾计划借助栋科尔寺的财力重新起兵。“西宁寺僧富多金，公(升允)欲资以起师，策北用蒙而外联俄计，计夙定而未发也。”(36)二人面见升允，声泪俱下，“痛陈国亡君存，民未散，有可为。”取得了升允的信任，“畀书答王”。二人怀升允密信改道凉州，走宁夏、山西入京，再入青岛，“报命辞去”。1916年，朱江为王天纵捕杀后，升允曾有诗“生平非素识，万里效驰驱。为重千金诺，能轻七尺躯。”(37)所记即此事。大体在同时，日本情报显示，北京内务部赵秉钧都督致电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警察署长，要求取缔宗社党员活动。电文说“近据密报员报告，宗社党首领铁良等，与张勋、升允等秘密勾结，破坏民国，有派甘为外国奴隶之党员来京情形。兹据侦查，其同时派党员刘先知、郭孝忠两人自北京来贵省……”(38)说明升允当时与宗社党和张勋各方不仅有联系，而且有实际行动。
    是年冬，他在湟中曾与马麒(字阁臣)密谋过“起义”，“湟中濒行，晤马阁臣密谈起义之举，渠谓翰如(马安良)曾言，民国万不能久，但不肯自我先发，谁复能担此重者。仆遂决计北行，冀登高一呼，应之者众，则后起乃有资耳。”(39)马麒当时是否参与谋划，未见其他材料佐证。他在致赵惟熙的信中说，“仆本意踅栖畎亩，静以待时，初未尝急急于发难也。乃袁逆胁迫于前，足下加功于后，不得不去而之他，此其中殆有鬼神，非人之所能为也。”(40)“嗣袁逆屡书招我，又属赵芝山(即赵惟熙)敦劝数四，仆乃策马北来……”(41)袁招升允的书信内容迄今未见，但赵确于当年十月派县丞李承绂携手书到湟中找过升允，升允感觉到了来自袁世凯的威胁。正是上述复辟活动使得当地上层感到压力，1913年，镇守西宁等处总兵官马麒勒令升允离境。(42)
    关于升允解兵以后的行动，不少记载扑朔迷离，似是而非。《近代名人小传》说他退居西宁后，“已，复历内外盟蒙古，说之叛民国复清，皆无成。陶克陶迓之库伦。”(43)从时间上看，1912年3月，他在军事抗争失败后，避居西宁，因严厉抨击袁世凯，而处境颇危，全赖旧部马安良等人保护，不可能赴内蒙古各地。所谓的陶克陶，也作陶什陶，出身科尔沁部郭尔罗斯前旗台吉，1906年因武装抗垦而遭到官府通缉，起兵后与官军周旋多年。1910年逃入俄境，后加入库伦政府，任军事首领。时人回忆，“前马贼头目陶什陶……来库投诚，封为公爵，充领兵将军。”(44)在升允赴库伦前，彼此应该并无瓜葛，因此，“迓之库伦”一说系传言。升允之赴库伦，背景已如前述，应该是个人的秘密决定。据当时日本在库伦收集的情报，“南北统一后隐遁西宁之升允，潜往库伦与活佛勾结，规划内外蒙古之统一与清朝的恢复，其所为志向颇为一般人所称道。近据与来自西北地方之同人有关的某中国人之言，离开西宁之升允，将家族遣留兰州，声言其家族之命运一任地方官民之所愿。据闻其只身向库伦进发。其后果入库伦，其如何动作，无从确知。”(45)
    相对较为可信的《神道碑》记载了他的这一重大行动。“公在西宁，袁世凯命赵惟熙礼币致聘，公严拒之。知不可留，乃西入番寺，贷行帐驼粮，凌冬出塞。”这里所说的番寺，即是位于青海湟源县西南50里有名的栋科尔(东科寺)，该寺法主是蒙古土默特部高僧的转世。升允北走库伦得到了嘉木养禅师(46)的资助。他到库伦后致嘉木养的信中说：“去冬在东科寺畅领教言，并承惠赐，俾得北行。”(47)出发的具体时间，是在1912年冬至日之后。“冬至后冒寒北征”。沿途经阿拉善沙漠，到定远营。“正月过贺兰，以身为逋客，不敢久羁”。(48)期间艰苦备尝，“岁暮抵阿拉善，驼马不前，庐帐尽敝，乃止卒岁，别假行帐驼粮往库伦。不识道，迹驼马粪以行。黄沙浩浩，目尽千里。白日藏风，边声盈野。试望高陵，邈其无路。以癸丑三月抵库伦。”(49)他抵达库伦是1913年三月初一日，(50)后来胡思敬也说，“升吉甫奔驰冰天雪窖之地，凡百二十余日始达库伦。”(51)
    升允在库伦停留了半年左右。1913年秋，离开外蒙古赴日本。
    在日期间，他寓居东京，与日人宫岛大八(咏士)、宗方小太郎关系密切。与罗振玉有交往。同时通过姚文藻，与溥伟等也保持着联系。
    1916年四月，升允回到青岛。与上海的郑孝胥、沈曾植等来往频繁。先赴东北大连与善耆等宗社党联络，继又策划向德国借款，向日本求援。面见过张勋，并赴日本见过寺内正毅首相。他也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张勋复辟，失败后复到西北寻求旧部的支持，无果而终。1919年，他致书张作霖，策动其复辟。后患风疾养病青岛。
    1922年八月，他应罗振玉邀请，移居天津。数次赴京觐见溥仪。1924年溥仪出宫到天津后，往来更加密切。1931年9月5日(一说9月20日)辞世。
    二、升允的民族意识溯源及其认同表现
    (一)升允的民族出身考
    升允出身蒙古，他的家世，溥儒所作《神道碑》言之较详。称他“姓多罗特氏，其先插汉人也。”又说“曾祖富明阿，通州副将。祖色普真，前锋参领。父讷仁，工部侍郎。”(52)
    从其出身看，家世并非显赫。多罗特氏，也不见于载录八旗蒙古姓氏的典籍之中，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和《钦定八旗通志》的《氏族志》中均不见。可知其先世并无事迹可述。但以清代丰富的史料，还是可以稽查到一些线索。《神道碑》说：“乌桓古塞，厥有人民。元室名邦，肇称都邑。河名濡水，传卢龙之旧镇；地近中都，比丰镐之故国。”“世祖拨乱，定鼎燕京。攀龙有佐汉之功，执役为前驱之士。”濡水，即滦河。中都，在今河北张北县。这一区域正是17世纪二十年代蒙古察哈尔部活动的区域。升允家族所出的多罗特氏，实源自察哈尔八大营之一的多罗特部。该部在1627年林丹汗率众西迁后，作为未随同行动的余部，与阿刺克绰特部一起，成为明朝和后金争夺的对象。天聪三年二月，后金方面以该部屡次截杀后金赴喀喇沁部使者罪名，兴师征伐，大获全胜。收其大部，只有一少部分逃入明朝境内。此事在《太宗实录》里有记载：“以遣往喀喇沁使臣为察哈尔国多罗特部落两次截杀，上亲率偏师往征之。”“讯知多罗特部落青巴图鲁塞棱并其部众，俱在敖木轮地方，遂驻兵以待。大军至，俱擐甲。上与诸贝勒率众驰击之。多罗特部落多尔济哈谈巴图鲁中伤遁走，尽获其妻子。杀其台吉古鲁。俘获万一千二百人。以蒙古、汉人千四百名，编为民户。余俱为奴。”(53)《世祖实录》曾将此事作为参加者豫亲王多铎的功绩之一写入碑文，“太宗文皇帝征蒙古多罗特国，尽有其地，赐王额尔克楚虎尔号。”(54)
    对于逃往明朝方面的余众，清朝则采取招抚政策。“兵部和硕贝勒岳托，因差蒙古一人，匿书靴内，致锦州蒙古多尔济哈谈、绰木、扎木苏、诺木齐塔布囊四人。书言闻尔多罗特部落人，共称尔等为豪杰。夫豪杰识时，尔宜乘时应运，与我皇上为羽翼。不宜依庇明人，执迷不悟……”(55)这一政策起了积极的效果，“先是蒙古多罗特部民苏班代、阿巴尔代往投明国，于杏山西五里台居住。至是苏班代、阿巴尔代，密遣托克托内禀称，我等三十家六十余人，情愿归降，乞急发兵来迎。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奏闻。”(56)其结局，《钦定八旗通志·旗分志》记载：“(镶黄旗蒙古)右参领第十二佐领，原系国初编立，初以苏班岱管理。”又记“谨案：苏班岱原系喀喇沁蒙古，崇德五年自杏山来归，将此携三十五户编为半个佐领。顺治十八年，由正蓝旗子爵阿尔纳佐领内抬人人丁二十名，编为整佐领。”(57)
    综合上述史料，苏班岱、苏班代是同一个人。本是察哈尔多罗特部的普通“部民”，1628年随首领多尔济哈谈巴图鲁逃往明朝境内的杏山居住，1640年接受清朝招抚，率众归降，并被任命为佐领。不过，《实录》明确记载苏班岱是多罗特部人，而非喀喇沁人。由于年代久远，《钦定八旗通志》搞错了其部属。这就是八旗蒙古多罗特氏一族的来历。其加入清朝，是在崇德五年主动投诚，从而被编入八旗蒙古的。升允的远祖，应该就是这批“三十家六十余人”中的一员。
    (二)升允的民族认同、地域认同和政治—文化认同实践
    从清初到清末，经过近三百年的八旗内部和外部的民族交往，八旗蒙古在文化上经历了先满洲化，然后又汉化的进程。在思想意识方面，草原时代的古老民族历史记忆已为时光剥蚀殆尽，少数精英思想中仅存的部分也久已尘封。但人的认同意识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并且是共存不悖的。既有民族身份认同，也有扩大了的地域认同，当然最高层次的是政治和文化认同。个人一旦遇到重大的外部刺激，各种认同感就会被激活而复苏。这一点，常常为我们所忽视。
    升允的认同表现在几个不同的层面上。
    首先是对自己出身的蒙古族身份的认同。
    出身蒙古的升允，其实早已经满洲化了。这从其父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而且，其父讷仁，出身满文翻译进士，显然熟谙满文。升允自己“幼时仅识清字(满文单词)，清语清文，多未谙习。臣尝愧焉。”(58)但对于自己湮没已久的蒙古族身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觉，以至于突遇环境变化时，原已淡漠的意识和情感便会凸现出来。在历经失败，避世日本时，他曾写过一首《自述诗》：“我本插汉一老胡，云龙际会来燕都。身受国恩历七代，休戚与共无相渝。自读儒书服儒服，渐忘边外牛羊牧。美食鲜衣目不足，非复北来古风俗。”(59)诗句虽寥寥，却点明了自己一族作为出身察哈尔的蒙古族裔，历经七代“休戚与共”的融合，已经满洲化，进而汉族化的过程。当然，最明显的蒙古认同表现莫过于他“北奔库伦”的政治选择。
    其次，除了认同自己的蒙古族身份以外，为了对付起事于南方的革命军，他有意强调出身南北的人群区别，意在通过地域认同，将个人的认同情感扩大到整个北方，强调北方人士的共同情感。大约在1912年2月间，他从西北致函东北张作霖说：“刻下南北大势已成……乃下辞政之诏，此乃圣明之举也。而苗蛮竞不识大体，而以恢复大汉为言，真令三尺童孩难堪。”“然允有不能不对阁下陈者，今共和虽成，‘满奴’、‘北狗’之称称盛，此犹不足谢蛮野之私衷，并著书立说以诛之，吾辈真能甘受其骂我千古乎?我北方诸公当不能出此也。……夫自共和以来，其故有之官服官帽，竟令苗蛮擅行更张，江山沦于蛮族所握，凡有血气者，能不痛心切齿而思光复之也。允深知阁下素抱君主立宪政体，允想阁下迟迟未举者，非赞成共和，亦非被人所动，实由于兵单势孤之故耳，绝不能如亲贵中之满奸庆贼也。……天呼!天呼!苟令我北人民若是也耶。阁下诚能因时势趋向，体士民之深心，率部下健儿勇士挟攻京师，先杀亲贵中之庆邸，继斩袁世凯之奸头，以谢先帝在天之灵，为北方人民增莫大之幸福，为大清奠百代之社稷，复仇雪耻，莫善于斯。”“允想阁下世居北土，绝不为南方作虎伥也。”“盖今我中土非君主立宪不能有效，而共和绝无存立之理，况名实不符，各据一方乎?……愿阁下早为裁决，因时而动，以免汉奸之势力至此，欲战不能，悔之晚矣。”(60)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地域、人群和政治的三组概念。地域上有北土、中土和南方；人群上有苗蛮、“满奴”和北方人民；政治上则有君主立宪与共和。相互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对应关系。因为张作霖作为手握兵权的实力派，当时对袁世凯的态度明显不恭，所以成为升允争取的对象。但张作霖既不是升允血缘意义上的同族——蒙古族，也不是升允文化意义上的同族——满洲族，而是地道的汉族，升允只能超越民族界限，把自己的认同扩大到北方地域和北方汉族，以别于“南方苗蛮”革命军。以苗(代指湖北人)蛮(代指广东人)表征南方汉族，升允以自己的逻辑重新解释了儒家“华夷之辨”。甚至为了寻求与张作霖更多的共同点，自己不惜在政见上让步到君主立宪，而他几年前恰恰是反对立宪才辞官的，因为他此时最不能容忍的是共和。可见，在升允的意识中，认同是有层次的，政治和文化是最高的，其次才是地域和人群(民族)认同。而且，较低层次的认同是可以适度弹性调整的，以服从最高层次的认同。民族的认同可以超越，所以有“满奸”(代表是庆亲王奕劻)、“汉奸”的区分。实际上，与前述对蒙古族身份认同一样，他的“北方”认同，同样是为了现实的、政治的需要。
    升允的民族身份认同不仅仅是停留在诗文中的言说表达，更做出了潜赴库伦的实践。升允到库伦后的情况，一般资料很少谈及。《神道碑》提到，“值宾图王海山(按此处应为宾图王、海山二人)，公与谋大计，传檄讨袁世凯。檄既四布，袁世凯见之，腾章名捕，且屯兵塞上邀之。书币不行，刺客累发。已而库伦内变，乃谋渡日本。”升允北行，并非只身，而是携两名武弁同行。但在库伦的接应者是谁，住在哪里，由谁关照?这些情况没有人提及。我们只知道他在库伦大约活动了半年左右，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1)利用自己出身蒙古人的身份，联络内外蒙古王公贵族，争取他们参与或支持自己的讨袁复清“大业”。
    现存升允的信件表明，他在当年四到六月间，先后致书土尔扈特郡王帕拉塔、喀尔喀亲王那彦图(时在北京)、科尔沁公博迪苏、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无不强调自己“蒙古世仆”的民族身份，或晓之以情，企图打动对方；或威逼利诱，使投入自己的阵营。进而为之剖析局势，指授进退。如致帕拉塔的信中说“夫我蒙古受清室厚恩，叛清室者皆我仇也，忘国事仇，尚得为人类乎?”“足下若能转祸为福，速即来归，仆与库伦王大臣言，必能设法保全。况包克德(通译‘博克多’，蒙古语，‘圣’之意。即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独立后称号为‘博克多汗’)慈悲为心，不念旧恶，足下切勿自误。”(61)致那彦图、博迪苏的信中说，“自辛亥变乱，邦家倾覆，凡有人心者皆思诛逆首以图匡复，况我辈蒙古世仆，受恩深重者乎!允不度德量力，径赴库伦，与北军联合，现已传檄二十行省，共起义师，同诛叛我清室者。闻执事受袁逆加封，甘为所役，允窃疑之。……是执事忘国事仇，略无愧耻，生为叛臣之奴隶，死何以见汝家先王于地下乎!允是以剀切陈词，布告左右。如尚有志反正，速即报我一书。如何招外援，如何作内应，如何密结正人，如何暗杀奸党。将来北军到京，扶皇上复位，自应查实奏明，照公叙赏，从前劣迹，概不追究。否则王法具在，谁能赦宥，唯执事察之。”(62)致贡桑诺尔布信中说，“我辈清室世仆，受恩深重，忘国事仇，义所不取，以执事高明，岂不识此?……曩日未曾识荆，今辄以苦口相劝勉，未免造次。然知执事维新者也，新名词不云黄种乎，我辈又黄种中之蒙族，宜其亲而又亲矣。”(63)由于升允与贡王素不相识，不得不在书信中以双方都熟识的肃亲王善耆，以善耆妹善坤嫁为贡王福晋。据日本人情报，升允还曾驰书给驻京内蒙古科尔沁亲王阿木尔灵圭，并附上讨袁檄文。“由于升允与阿亲王同为蒙古人关系(升允原系蒙古八旗子孙，少壮时代入总理衙门，曾为驻俄使之随员)，劝阿王为内应。”(64)这封密信是升允通过俄国公使馆转达的。但是阿王却密告了总统府，密信在国会公开，并在报纸上发表。这些书信，措辞或有不同，但意图一致，一方面阻止这些人投入袁世凯政府；同时期望他们做自己计划中的南下复清行动的内应。结果却事与愿违，没有获得任何他所期待的积极回应。
    (2)大批印制散发讨袁檄文，并向内地各省广泛散发。
    所谓复清讨袁檄文，全名《大清钦命督办军务前陕甘总督升允檄告天下文》。(65)应是升允到库伦后亲自撰写的，共三篇。第一篇主旨是颂扬前清遗德，指斥孙文、袁世凯等为“奸人”，倡变法而乱政。自己为报君父之仇，扶持纲常，亲赴库伦，与俄、蒙两国协约，共举义兵，复辟清室。号召天下响应。第二篇集中针对袁世凯而发，指斥其“假共和之名以盗天下”。并对“同胞”、“代表”、“保种排外”、“推倒君权”等新名词作了批驳。特别对“华夷之辨”和“多杀生命”曲为辩解，实则是为自己求助蒙、俄外援，武力复清寻找合法性。第三篇则指责民国政府对清室食言失德，不忍坐视，必欲恢复清室权力。这些檄文是在哈尔滨印制的，“檄文由哈尔滨代为石印，甚不佳，纸又太厚。”(66)其散发一般都随着信件寄出。也有托朋友转发的。如曾寄给马云亭100份，请他向“旧日僚友及统领、营官、镇、道、府、厅、州、县并名宦幕友之家居者，各寄檄文一本。”其目的是“传檄内外蒙古及二十行省”，为未来军事行动预造舆论。
    (3)致书自己的故旧朋友，或打探消息，或谋划下一步行动。
    现存的书信有致杨增新、赵惟熙、马福祥(云亭)、马安良(翰如)、马光烈(马元章?)、张绍曾、姜桂题、马阁臣(麒)、张勋等人的，多是各省柄政或领兵大员。中心意图无非是希望他们“及时举义”，“速商反正，建攻守之策”。重点仍是西北甘肃。他冀望甘肃都督赵惟熙“义旗仍自甘肃而起，与东北宗社禁卫及举义诸军相响应，协约之俄、蒙各军，或左或右，或先或后，陆续继发，而仆亦执鞭弭属櫜鞬于其间，既便号召，且资联合。”(67)这些人并不都赞成他的复辟主张，新疆都督杨增新就把密信和檄文呈送给袁世凯，从而招来了袁世凯的《晓谕升允令》，受到袁氏政府的通缉。
    升允还精心策划了许多行动计划，有些计划相当具体。
    首先是筹款。升允深知，“兵易集而饷难筹”，“兵饷不足，难于出师”，故以筹款为急务。他向嘉木养商借白银200万两，作为饷需。他向嘉木养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以前年允所部五十余营计之，每月约需银十三四万两，预备一年则一百五六十万左右，再加宁、凉、归绥之旗兵一二十营，又增二三十万，满年共需二百万之谱，款巨路遥，难以接济。素仰禅师慈悲，忠义慷慨，敢请大施法力，助我成功。如肯借给一年之资，则大事可济，清室复兴，皆出禅师之赐矣。将来我皇上必能崇加封号，光显佛门。至于借款，更当照数归还，增以利息，允不敢食言也。(68)
    为了促成此事，他求助库伦政府的“王大臣”代为担保，并商请张行志出面借款。为此，他派出了身边的郭巡捕、福哨官赴拉卜楞寺。(69)
    其二是调兵。所谓调兵，无非是策动旧部。对象主要是马安良、马福祥、张行志等人。马安良时任甘肃精锐军统领兼甘肃提督，是左右甘肃政局的重要人物。升允在给他的信中说：
    敝意欲借俄、蒙之兵以讨袁世凯……此事关系甚大，故弟遍告同志及旧部各将领，弟意亦非敢勉强，视其人之情愿，而勉之以义耳。执事如以为然，则诚大局之幸也。若不欲兴师动众，则以执事声威坐镇兰垣，俾本省得保安全，亦是桑梓之福。至于其他汉、回各队愿随弟东讨者，乞公勿加禁阻，如此则各行其心之所安。弟之事若不成，彼袁逆固不能以此为公之罪；幸而有成，弟亦决不怨公之不助我也。何则?不阻我即是助我矣。不特此也，公驻兰垣不动声色，则袁逆不加疑。秦晋不加备，我则潜师分路袭之，必可得志。为公计，最为两便，唯熟察之!后仍当推公为首功。昔萧何佐汉，未尝亲列行阵，而叙功第一者，以坐镇关中也。(70)
    看来升允已经预料到马安良的态度，故退而求其次，只求其默许而已。并将其比作萧何，以打动其心。给张行志的信中说，“弟拟借俄、蒙声势进逼张家口，而自纠合甘肃旧部，东取秦、晋以收京师。念同志忠义者惟执事，必不忘我清室甘心从彼也。”致马云亭信中说，“兹派郭巡捕、福哨官赴拉布浪寺，成则各招一营为仆亲军，否则罢论。”而兵费饷银，即从前述嘉木养借款开支，升允向嘉木养请求，“马安良、张行志两军门暨马福祥四大人并与宝刹熟识，即由此三人承领饷银，分发各军。每次具领若干，请随时照发，登记于簿，以备核算。”(71)然而，升允虽殚精竭虑，在嘉木养和西北之诸马却未必配合。
    其三是购买军械。升允认为德国枪械优良，但“枪械颇不易购，路远运难，节节有阻”，且运价昂贵。计划由俄国购买，并表示愿意以优惠价格为拉卜楞寺代办，“以与彼有协约之交故耳”。大约因为嘉木养处借款未成，遂无下文。后又委托在上海的瑞凤纶找上海某洋行总办白广志“商议代兄购买某某器具”，并希望“能集股筹款”(72)，当也是密购军火。
    其四，建立联系网络。升允在库伦，主要通过俄国在北京和库伦的使节传递信件，其中转联系环节，北京是牛街礼拜寺，上海是瑞凤纶，从而深感与国内联络不便。他曾计划在阿拉善定远营“设一递报局，以通信件”。并请张行志派人襄助，或者“即在贵营代为收发”，“总以声息相通而不漏为妙。”又致信马光烈，请他帮助实施，“敢请我兄择一识字爽利之人，常川驻彼专司往来递报之事，则感激不尽，以南交邮政局，以北雇蒙古驼夫，自有人代办也。”(73)
    军事方面，他的计划是“俄蒙之兵自北路进攻张家口；东三省满蒙联兵进攻山海关；允拟将甘肃汉、回各军及宁夏、凉州旗兵分路攻取西安、太原，其绥远、归化等处旗兵，自能联合一气，入卫京都，仍奉宣统皇上复位，此允之志也。”(74)
    (4)拜访蒙古政府的大臣要员，期望获得政治、军事支持。
    当时外蒙古最高统治者博克多汗如何对待升允，未见蒙古方面记载。据升允自己说，“仆到库伦，颇为优待。”他对清朝的态度是“有大清在我不敢背。今之自立者，对袁世凯也，非忘清室也。清如复兴，我乃听命。”(75)这明显是托辞，且不符合事实。正如袁世凯所说，“殊不知库伦非独立于民国成立之后，乃独立于皇室未让以前。其独立宣布之文，訾满清不遗解力。”(76)外蒙策动独立，早在1911年夏季，驱逐三多出境在十月，而清帝逊位在十二月末。其独立是针对清朝还是民国，不言自明。此言不过是应付升允而已。至于其统治层，升允在书信中多次表示“与蒙古各大臣商议，会同俄国，并出义兵，共讨袁世凯。”“已与俄、蒙协约”，两国“并乐相助”。其实这只是他的个人愿望，并非事实。后来他在给马安良的信中道出了实情：“俄国心怀两端，不肯十分相助；蒙古虽表同情，而其力薄弱，仅能助以驼马牛羊。”他最大的收获就是“其王大臣为鄙人担保代向嘉木养处贷款”，其实也是空头支票。这个政府中，他真正能说上话的，只是来自内蒙古的王公，即乌泰王、海山公和冰(宾)图王棍楚克苏隆，军事上可能指望上的也就是“马贼”加蒙匪的陶克陶和巴布扎布了。乌泰，1912年在哲盟发动“独立”失败后逃往库伦，被任命为司法副大臣。棍楚克苏隆，科尔沁左翼前旗札萨克郡王，辛亥革命前已经秘密接受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所派密使的策动，伺机反清独立。1912年初，携亲随投奔库伦，曾任库伦政府总理副大臣。海山，喀喇沁人，被授予公爵，任内务部次官(一说内务部司官)。陶克陶(陶什陶)，时任库伦政府兵部司官。巴布扎布，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人。日俄战争时加入日本雇佣军“洋队”，后任警察队长。1912年冬，率部北投库伦，受封镇国公爵，充任镇东将军、“东南边界官”。1913年，巴布扎布确曾向内蒙古进兵，不过目的不是复辟清朝，而是试图分裂内蒙古，并且很快就被击溃了。而“朝中”的几位内蒙古王公，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中、俄、蒙三方的外交博弈，也逐渐远离决策中枢。这使得升允的非主流政治目标更加受到排斥。这位自称“颇蒙包克德优待”的“清国忠臣”，也处于“寄食漠北，暂借枝栖，所事无成，行将他往”的尴尬境地。在致马光烈的信中，他抱怨“其王大臣只一二三人能知天下大势，余皆蠢然者。”在好友瑞凤纶提出追随他来外蒙时决然告诫“此地必不可来”，坦承“兄之郁郁居此者以有待耳。成则如檄文之所云，不成亦将去而之他，其机决于中秋前后，届时当相告也。此间非能共事者，其于往来角逐之场，操奇计赢缩之术，都未了了。”升允苦苦期待的，就是当时中俄蒙三方关于外蒙古政治地位的外交谈判结果。其实，在写此信的七月末。他应该获知了俄国承认中国对蒙古宗主权和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的声明。所以他讥讽库伦政府目光短浅，“譬之农家拥田千顷，积粟万钟，其佃人争誉之，彼亦自号富家翁，快然自足，无复远图，安知都邑之丰饶，九重之壮丽哉?”(77)而面对自己的尴尬境地，也不得不承认“北来之非计”。
    其实，虽有各种偶然因素的作用，升允一事无成的根本原因乃在于库伦独立的目的是为了摆脱清室支配，双方的政治目标南辕北辙。升允寄予厚望的几位出身内蒙古的王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推动外蒙古独立于清朝的动因。1916年初，库伦政府的外务大臣车林多尔济向北京派驻的库伦都护使陈篆曾透露过外蒙独立原因及情形：“是时(宣统末年)，库伦创办新政日急，多不恤蒙情，蒙情始终无从上达，蓄怒愈深。适海山、乌泰等由内蒙来库，种种劝诱挑拨，杭达多尔济首先为其所动。陶什陶本在内蒙犯案，托庇俄人保护，亦闻风而起。海山于外蒙独立之前四年，已在哈尔滨某外人家乔住，勾结甚深，如无海山来库，外蒙或不至有独立之事。”(78)车林多尔济是事件参与者，其人血统半蒙半汉，曾多年在清朝库伦办事大臣行辕当差，熟悉蒙汉语言及双方内情，所言应当可信。尤其是其中的海山，起过重要作用。“以海珊(山)氏为内阁总理。海本内蒙古喀尔(喇)沁旗人，早年在那王府(应为贡王府)供差，因犯案逃赴外洋，漫游各国，通晓数国文语，精晓汉文，年五十余岁，现封公爵，称为松彦可汗，总理内阁，兼管内务、财政两部事宜，一切政务，悉归主持。盖蒙人本无政治能力，全赖松某为之谋画”。(79)海山是否松彦可汗，学界尚有不同意见。但他具有丰富的行政经验，精通蒙、汉、俄语，他曾经代表库伦政府出使俄国，参见俄皇，并率兵攻占科布多城，一度在库伦政府有很高威望。(80)他们的共同点是在清朝时代都曾犯案外逃，避清朝犹不及。推动外蒙独立，他们既可以逃避朝廷的惩罚，又可以谋求荣华富贵，怎么会帮助升允去复辟清朝呢?费行简所作的升允传记说他在库伦，“见诸人皆为俄伥，怫然曰：‘吾所孜孜者，复故主，兴王室耳。若投外夷，何若其已!’去之。”(81)升允真是进错了庙门。
    三、寻求道义认同——求助日本与德国
    关于升允离开外蒙的原因，神道碑说“已而库伦内变，乃谋渡日本。”所谓的“库伦内变”，所指为何?没人做过解释。笔者认为，应该是指1913年海山被库伦政府解职，关押入狱事件。事件的起因是陶克陶与海山两个内蒙古人的不睦。陶克陶向博克多汗密告海山在攻打科布多时残杀百姓，并私通中国。博克多汗大怒，“海山全家被抄，功名几不能保。”海山被捕入狱，受尽刑罚，三个月后才被释放。(82)这次内讧导致了内蒙王公的边缘化，也使升允断绝了对库伦政府的指望。蒙古、俄国方面已无可指望，升允只能再谋新路。这就是求助于日本。1913年6月末或7月初，升允亲笔致函日本政府，这就是保留在日本外交史料馆的《升允致日本政府书》，署名时间是癸丑年(1913)四月，但递交到日本公使手中已是7月18日。同时呈送的还有工笔抄写的三篇檄文。这份重要文件以毛笔书写在粉红色纸之上，封面纵向题“大日本国政府大臣台启”。另有日本外交机构注明的“在库伦升允之檄文”、“大正二年七月十八日海拉尔在留商人宫里好磨转来，手书由库伦之信函转来”字样。正文自右向左以工笔楷书竖写，共28行。考虑到文件的重要性，原文(83)照录如下：
    前清督办军务陕甘总督升允谨致书贵政府大臣阁下：
    允值国家颠覆，不遑安处，潜赴库伦，已与北军联合。又议令东西内外蒙古各起义兵，并草檄文三篇，遍告中国二十行省，同诛叛我清室者，此允之志也。袁世凯以臣篡君，以逆犯顺，王莽董卓，貌异情同。昨闻美国认彼为民国矣。欧亚各邦尚无认之者。古人有言曰：天下之恶一也。恶于此而保于彼，保之何益?此言良然。盖篡夺之祸，相寻不已，非止一国也。有国者孰敢谓独无乱民哉!此风不熄，其势将如疠疫之传染，行且被于他处。往年关东谣言鼠疫，夫谣言非实也。鼠疫小害也，各国人民且莫不避之，至停火车，禁往来，诚畏且恶之也。袁世凯之为鼠疫也大矣，而莫之避焉。万一有所传染，则凡为君主之国，不亦危乎?且其南北各树党羽，名目繁杂，政出多门，互相倾轧。似此党祸，非惟君主之贼，抑亦民权之蠹也。是宜拼力扑灭之，勿使余孽之复萌而后乃无隐患。贵国其亦见及此否?近闻袁世凯向五国借款，将有成说。允意必无此事，岂有未经承认而先与通财者乎?如无其事则已，设有之，则允预为声明，允将合内外蒙古、二十行省之有血气知尊亲者，并起而讨逆党，克复之后，此款不能认还。允之愚诚，天实鉴之。欧亚大邦，或有悯允之忠，听允之言，助允之力者，未可知也。敢布寸心，唯贵政府图之。附檄文三篇，幸垂览焉。再故国之王公大臣，如有出奔乔寓者，望以此书并檄文相示，尤感。允启。宣统癸丑四月。
    这份文件的主旨仍然是针对袁世凯，但关心重点不是共和政体，也没有提及孙文及革命党。其重点是阻止日本政府在外交上承认袁世凯政府，阻止日本政府借款给袁世凯。理由是袁世凯篡清也会被别国“乱民”仿效，类同瘟疫，传染波及同为君主之国的日本。就文件的语气看，与其说是求援书，毋宁说是一份声明。当然内中确实隐含着请日本援助其复清事业的意图，即所谓“悯允之忠，听允之言，助允之力”。以此为起点，升允走上了依靠日本复清之路，这也正是宗社党人的路线。
    值得注意的是，升允此前从未与日本有过瓜葛，何以突然将注意力转向日本呢?代升允转交文书的商人宫里好磨大概只是受托者，那么是谁向升允建议并居间联络的呢?据一些蛛丝马迹判断，扮演这一角色的似是活动在旅顺、大连以及青岛的宗社党人。在库伦的最后时日(九月廿六日)，他在致张勋的信中提到，“得恭邸书”，“闻冯华甫(国璋)亦有志反正，弟与彼毫无因缘，不便冒然劝驾，亦以与恭邸与之有约，故知之耳。”(84)透漏出升允虽在库伦，却与恭亲王溥伟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宗社党和溥伟的后台正是日本。
    升允离开库伦赴日本的细节，许多尚不清楚。时间大约是旧历九月末十月初。日本情报中最后提到他曾向哲布尊丹巴建言，参与库伦军向内蒙古进犯行动之策划，时间是9月3日(公历)。(85)现存他自库伦发出的最后一封信是九月廿六日。此后就离开了人们的视线。溥儒说他“取道恰克图、乌金斯克，展(辗)转至西比利亚、南满大连，乃东渡，馆于东京。”(86)郭则沄说他“乃取道俄边，东走日本以归。”(87)乌金(丁)斯克即今俄罗斯布里亚特的乌兰乌德，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重要中转站。显然，升允是从库伦北走恰克图，自乌金斯克乘火车经满洲里南下到大连，再乘船渡日的。考虑到升允被民国政府通缉的情况，这也是唯一安全的路线。他最终还是投了“外夷”。
    1913年秋升允东渡日本，此后近三年时间旅居日本。他在日本的生活，我们知之不多。可供参考的资料主要是他客居日本所写的一些诗章。他住在东京城一处名“适园”的地方，后移居深田氏别邸。生计来源应是以教读汉学为主，所谓“馆于东京”。至少在宫岛主持的善邻书院做过教席。他有诗《示善邻诸生》“讲学宗孔孟，吾道自此东。”(88)生活大概较为窘迫，所以上海的故旧曾集资给予帮助，也见于《旅沪同志醵金相遗作七律四首报之》一诗。日人中有过往来的是宫岛大八、宗方小太郎、工藤忠(铁三郎)和斋藤源内等人。宫岛是关系最密切的人。宫岛大八(1867—1943)，字咏士，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书法家。曾在中国留学多年，明治、大正时代最著名的汉语教育家。其社会关系极其复杂，上至首相，下至大陆浪人，涉及政界、军界、财界各色人物。升允与他常有诗文唱和，1935年他将升允留在日本的诗稿编辑为《东海吟》，刊行问世。宗方是著名间谍，号称中国通之第一人。工藤和斋藤均为大陆浪人，后曾追随升允到中国进行复辟活动。他最重要的收获是与罗振玉的结识。罗振玉回忆说：
    乙卯，公亦乔寓东京，一日邮所为诗文，遗书愿定交。予益惊异，乃至东京谒公于东京所居深田氏中野别墅，一见如旧交。……畅谈凡三日夕而别。濒行，公扶手曰，异邦邂逅，吾道不孤。公年方逾壮，仆尚未甚衰，一息尚存，移山填海，此志不渝，与公共勉之矣。公寻复访予于京都。由是每岁数往还。(89)
    除了罗振玉，升允还与青岛的溥伟、姚文藻(赋秋)、上海郑孝胥保持着联系。升允在日本，衣食尚可保障，但精神上颇为苦闷，“独在异乡为异客，中原历日不堪思。”他到日本，本是想寻求复辟支持的，然而“久无所遇”。其时正是大隈内阁执政，大隈本人厌恶袁世凯，故对华政策摇摆不定。一方面支持南方国民党革命派反袁；另一方面暗中支持北方宗社党企图恢复清朝。而所支持的双方，本身就是水火不容的对头。
    尽管成效有限，升允还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大隈政府中支持宗社党的军部势力。他与青岛的恭亲王一起策划着新的复辟行动。1916年初，为了活动方便，升允改易姓名为“钱大猷”，并介绍日本海军少佐八角三郎和宗方来访郑孝胥。(90)正月中旬，他通过日本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介绍，约期会晤日本政界元老山县有朋。目的当然是希望获得直接支持。他还起草了《上大正天皇书》，准备直接上书给天皇。二月初八日，他复函恭亲王溥伟报告情况，并抄录上天皇书给国内的溥伟、高起元(盂贤)、刘廷琛阅看，嘱托“日本政府谆嘱秘密，倘泄漏恐致败事”。当时恭亲王策划自辽沈、齐鲁两路起兵讨伐袁世凯，升允赞同，“钧议辽沈齐鲁二策自可并行。允亦径往东蒙，号召秦陇。顾东邻不能经(给?)明助，仍须自己兵力。未审齐鲁间有无线索耳。”(91)宗社党计划的辽沈一路主要依靠善耆在大连招募的武装和外蒙古返回的巴布扎布蒙匪部队。齐鲁则希望策反山东督军张怀芝部。但日本表示不能明确助以军队，只能暗中帮助。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升允决定返国。1916年三月二十日(4月22日)在上海的郑孝胥已经通过姚文藻得知这一信息，“闻升吉甫将往奉天兴师复辟。”(92)5月初已回国并寓居青岛。郑孝胥甚至认为，升允“今乃借其(指日本)政府之力，归国复辟”。6月初，袁世凯病死，升允到济南，“约张怀芝共图复辟”。同时，胡嗣瑗等另外策动徐州张勋和南京冯国璋复辟。郑孝胥建言“三镇(指济南、徐州、南京)不相统属，果同意起义，宜以升允为总参谋部，主兵饷事。”但因日本内部意见不一，未予以支持，冯国璋改变了态度。升允遂按原定计划赴大连，策动辽沈地区行动。具体活动情形虽不详，但宗社党的“勤王”计划最终为日本政府所制止。
    从日本政府的情况看，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因袁世凯之死而发生改变。其时主张复辟的除宗社党人外，还有刘廷琛、劳乃宣为首的青岛集团，郑孝胥、沈曾植为首的上海集团，以及徐世昌为首的天津集团。虽然都主张复辟，但彼此间为各自利益诉求相互排斥，并不合作。日本政府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决定统一政策，观察形势，并对黎元洪的新政府给予援助。对升允一类本来就无兵、无款、无枪的复辟派来说，如今又失去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
    1916年下半年，升允的精力集中在寻求日本的支持上。跟他来往密切的有松本菊雄、西田和川岛浪速等人。1917年初，升允携远藤文雄来到上海。与姚文藻、郑孝胥、李经迈、沈曾植、章梫、刘廷琛、王叔用、汪甘卿、瞿鸿禨会面，商议办法。还会见了日人宗方、佃信夫、水野梅晓和森川少将。(93)佃信夫是一个热衷帝制的人，希望在中国策动复辟，干一番大事业。他先期回到日本，见到新任首相寺内正毅，得到了他对中国复辟的默许，于是又来到上海。升允决定亲自赴日本拜访日本高层，实际上佃信夫是指路人。而且，佃信夫当面征得了张勋的同意。(94)1月20日，升允自上海乘博爱丸赴日。
    升允在东京的情况，佃信夫有过描述。先是接连十日求见寺内不得，后经佃信夫斡旋始得见，升允呈交了张勋的《徐州会议(十三省督军会议)誓约》。寺内表达了以下几点意见：1、日本许诺保护宣统帝安全；2、日本不反对张勋复辟；3、如需援助，可以提出；4、如有困难，升允本人可与青岛日军司令官大谷洽商。得此答复，升允翌日即辞归。
    几乎与此同时，天津的徐世昌、杨士琦、梁士诒等人和张勋商议后也派出陆宗舆作为特使赴日，双方形成了竞争。陆宗舆抵达日本后，受到驻京公使林权助和外务大臣本野的阻止，二人认为“复辟绝不可行”，并当面告知，“此时并非复辟的时机”。陆遂返回北京。(95)
    升允2月17日到沪，见郑孝胥。升允写信给张勋，并派张念慈弟弟亲送至徐州。21日收到张勋复信。张勋派刘廷琛为代表，与商衍瀛、张念慈同来，因政府方面在徐州人多，故阻止升允前往。4月14日，升允与章梫携带德人尉礼贤(卫理贤或卫礼贤)担保书信夜见张勋，遇到刘廷琛，告以日人已闻听借德款事，将干涉，请他勿去上海办理。升允即返青岛。
    所谓德国借款，是升允为了复辟起兵做的另一项准备。升允与寓居青岛的德国人尉礼贤熟稔，于是出面商借德国贷款。参与者有姚文藻、商衍瀛、章棂、郑孝胥等人。但刘廷琛不欲升允一人成功，而希望张勋自与德人商借，故放风说借款事已被姚文藻泄漏给日人，吓阻升允停止此事。5月21日，升允再来上海运作此事，拜访德国领事馆官员顾锡恩，并请德人司格礼说项，但5月26日顾锡恩明确表态，“德人已收柬一切，专备宣战，不能助力。”(96)升允等人奔走数月的借款计划终告失败。
    再说张勋方面。升允前脚离开徐州，佃信夫后脚到达。佃建议张勋先做准备，四五月再联合十三省督军举事。但4月下旬，佃信夫突然接到升允自青岛送来的密信，转来了日本陆军部发给大谷司令官的训令，主旨是要大谷“力劝升允：发动复辟，目下尚非其时。”这显然与此前寺内的态度相反。佃随即将训令译成汉文，呈交张勋，并发函国内询问。后来得知是军部希望援助段祺瑞内阁而自行决定的。佃遂决定回东京协调政府与军部立场。而军部也派出了田中义一拜访张勋，并接受林权助意见，向张勋表态，目前不宜复辟。(97)
    但接下来，形势突变，“府院之争”使张勋提前登场，复辟闹剧也随之上演。升允虽知日本并不支持，但不愿错失机会。6月5日致函张勋，“伏望足下电布誓师复辟，将共和政体一概铲除”，“若仍以调停为事，则较之乱党相去几何!”6月10日一早，升允与郭锡五、王正来乘特别快车自上海赴天津。11日抵天津，住日本旅馆。因张勋“宗旨忽变”，升允愤而于13日回济南，15日返回青岛。(98)重新登基的溥仪发布上谕，授升允为大学士。有记载说“升允得授大学士，甚为得意。”(99)实则升允根本没有到场。
    综观升允在张勋复辟事件中的表现，给人以矛盾的印象。前期非常积极，他曾两赴徐州，面见张勋。并远赴日本，寻求日本支持。还四处奔波，为其谋借贷款。但到复辟前夜，却突然离去，颇令人费解。后来他对溥仪只说“未能即时入都”，未解释原因。或说“未几变作，道阻不得赴。”(100)这明显不符合事实，他在复辟宣布前已经离开。内中隐情，恐怕一方面是对操控张勋行动的刘廷琛、陈诒重、胡嗣瑗等人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预感到张勋难以成事，故先离去。此前他在面见张勋之后就在信中对郑孝胥说“此物弃之诚可惜，服之必致病”。但当时张勋是唯一公开申明主张复辟的实力人物，手上有5万精兵，是复辟派的希望所在，升允参与推动事件，也就不难理解了。升允最初赴天津，沈曾植寄予厚望“闻公内渡，欢喜踊跃，异军苍头，为天下先，应可预卜也。”并叮嘱他“入手之始，注全力于南北两张，却不必强以所难，至要。”(101)两张，即北方张作霖，南方张勋。但升允到达天津，看到张勋只有区区三千兵力，却要仓猝复辟，而他已知日本态度，遂迅即全身而退。沈曾植不明情况，“素(指升允)遽归尤可惜，劝其在岛活动如何?”(102)适见书生迂腐。
    可以想见，辛巳复辟的失败，对升允的打击是巨大的。此后数月间，史料中未见他有任何行动。他的生活也成了问题，不仅要接受郑孝胥等遗老的捐款，而且因为欠李经迈的房租，不得不移居慈善医院。但复辟是他生存的理由，他再次把目光投向他最熟悉的西北，那里有他也许是最后的希望和机会。是年年底，他偕同自己的追随者，去寻求西北诸马等故旧的支持。
    12月17日，他来到上海。同行的除了两个中国人“关、郭二子”外，多了两个日本人工藤和斋藤。18日，他们乘船襄阳丸，溯长江而上。1918年1月9日，郑孝胥收到了他寄自宜昌的信。3月9日，抵达甘肃河州，访拉卜楞寺。6月2日，回到青岛。此行情况，他曾在信中述及，“是年冬月，允携两日友、两材官，溯长江，历巫峡，间道度陇，遍说旧部诸马。窃不自量，意欲取张广建而代之，为国家存一省之地，徐图恢复。诸马皆云此事非一、二人所能办，如取各处同意，无不遵命。所言如出一口，无敢挺身先任者，其互相推诿，已可概见。允遂废然而返。”(103)奔走复辟失败的记录又增加了一次。
    此后，复辟派的希望一度集中在东北的孟恩远、张作霖身上。1918年冬，他再到东北，“戊午冬，北至长春，号召诸将，再兴义旅。”(104)此去的目标可能是袁世凯的旧将吉林督军孟恩远，丁巳复辟时他是唯一响应的督军。1919年2月，复辟派策划利用巴黎和会上日本面临外交压力之机，使之“速助中国复辟”。为此升允致书金梁和张作霖，并托张作霖的日本顾问菊池大佐转交。(105)结果也是泥牛入海。
    1921年，升允已经63岁，身患风疾，甚至行动都需人扶持。但仍然准备再赴西北，游说甘肃陆洪涛和张兆钾，许以“封建”，期望“彼或有动于中，而思立功以取茅土”，进而打动马麒、马麟、马福祥。又设想利用直奉两系军阀矛盾，待议选总统时纠合吴佩孚等人胁迫张作霖、徐世昌将政权返还皇室，“怵以危辞，如其不从，我亦实有兵力足以驱逐之。……此策若行，如天之福；否则，亦将就木，不敢复谈天下事已。”(106)这已经接近梦呓，毫无实现可能。盖因1920年以后，尽管时局动荡，军阀混战，但社会上复辟风潮渐息，复辟言行已无市场。
    此后的升允，“衰病侵寻”，不得不偃旗息鼓。1922年，在罗振玉的帮助下，移居天津德邻里罗振玉宅。溥仪大婚后受到召见，“得言事”，特别是溥仪移居天津后，常到小朝廷“上疏陈奏”，为之出谋划策。1924年秋，他最后一次计划西行入陇，“甲子秋，力疾再入陇，取道绥远，遇故将某，力阻之，遂临河而返。”(107)所谓“故将”即是时任绥远都统的马福祥。此后一直寓居天津，直到1931年辞世。
    辛亥革命后的二十年，升允生存的主题就是复辟清朝。但对于两手空空，　“无一成之师，一旅之众”的升允来说，只能是求助外援。但是比起前期北走库伦寻求同族支援，向外国求援，要跨越更大的文化心理障碍——即被视作民族奸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华夷即中外界限。升允是如何处理这一内心紧张的呢?他在《檄文》中这样辩白：“且夫华夷之辨，非疆域为之限也。……幕府昔亦尝借外援，讨内寇，兢兢焉而不能决，今则释然矣。盗贼入室，呼邻里操戈而逐之，夫何嫌焉?!”认为对待外国，只要坚持自己的底线，“不割我土地，力之所能者以为酬谢，断不至贻中国无穷之累如袁世凯者，实授人以瓜分之柄者。”就是说，不逾越此线，何国皆可协议。所以有拜访日本大谷司令官，受命潜往日本拜见寺内首相寻求复辟支持、向德国借款之约等一系列活动。他自比春秋时“哭秦救楚”的爱国义士申包胥，“包胥誓复楚，此策惟君画”，“烈烈申包胥”，(108)他的至亲也表彰他，“申胥空还，臣力尽矣。”(109)他们借助古已有之的“本土资源”，来化解民族、文化界隔所带来的认同危机，至少在他们自己是成功的。
    把“中外大防”置换为“邻里相助”，这是升允自己的“道义认同”，实际上是试图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
    辛亥后直至徐世昌下台的十年间，复辟清室的活动一直暗潮汹涌，参与其间者形形色色，无虑数十百人。其动机、作法各不相同，不应一概而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溥仪《我的前半生》中所称的“四个申包胥”善耆、溥伟、升允和铁良。善耆、溥伟和铁良均出身满洲族，或为王公，或为大臣，清室之亡，于他们有切肤之痛，关系到身家运命，故其兴复清室，理所宜然。升允则有不同，他出身蒙古，虽官至巡抚总督，但辛亥革命时已经被免官赋闲两年余，宜乎超然顺变。事实上，绝大多数旗人也是这样做的。乃竟置家人安危于不顾，集兵平凉，主动请缨，与民军鏖战数月，直至清室退位诏下仍不肯罢兵。军事不成，遂潜往西宁、阿拉善，出戈壁而远赴库伦，“走万里绝域”。求助俄蒙无望，他转而致函日本国政府，期望能借日本之力兴复清室。并在宗社党人的帮助下登陆日本，滞留近三年。正是在此期间，他与罗振玉相识，并与善耆、溥伟、铁良等宗社党人走到了一起。这一举动再度证实，尽管他出身蒙古，但经过二百余年共同生活，与满洲旗人在文化和情感上已无二致。为了复兴“故国”，不惜求助外国势力。尽管艰难竭蹶，但其“志气弥厉”，为复辟一直奔走到暮年。他的精神动力何在?恐怕还应从他的精神世界加以解读。他服膺儒家的“君父之教”，对于民主共和、平权自由之说绝不认同。哪怕是君主立宪也不接受，为此不惜辞去高官厚禄。他的复辟实践，不是出自一般意义上的功名利禄等个人利益，而是出自个人的政治理想。这就使他与其他的复辟派划出了明显界限。尽管这一理想因与时代的潮流格格不入而屡遭碰壁，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弃置不顾，舍此将无以解读他的内心和行为世界。
    升允本人和他所处的时代都是复杂多变的，不应该简单地将其斥作“顽固保守”。他曾说“外人艺术可摹而政法不可摹”，故在政治上反对立宪，维护君主制度，但在经济、文化改革上则赞同新政，身体力行。在他的内心深处，君主体制天经地义。他是这一体制的受益者，认同并忠于这一制度毫不奇怪。
    升允所寻求的民族认同、地域认同和道义认同，显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基于共同文化、情感和心理意义上认同，而是以追求最高的政治认同为前提的。这就是他自己宣言的“幕府之所以不惮险阻，不恤死生，而毅然为此者，实为万世纲常计，不仅为我清室存亡计也。清室存，则尧舜以来三纲五常之道，藉以不坠，否则自今以往，遂令堂堂华夏，长为无父无君之国，岂不哀哉!”(110)换言之，民族认同、地域认同和道义认同不过是达至他心目中的政治——文化认同的手段而已。
    这种政治认同，包含着国家认同。但这个“国家”是有前提的，它指的是大清朝，而不是民国。它不关涉“中国”、“华夏”和传统的“夷夏”概念，这个观念冲突已经由雍正帝解决了。所以，袁世凯和孙中山同指他为“民国公敌”，却无人斥其为民族奸细或卖国贼，原因就在于此。
    从一个被征服的蒙古族后裔到一个无比坚定维护征服者的朝廷(国家)孤臣，这一转变与许多汉族从清初的舍命反抗“剃发令”而到清亡却不肯剪辫子何其相似而更加深刻。说到底都是基于心底的文化接受与认同。在这个意义上，他跨越的不仅仅是悠远时光和族群界限，更是从蒙古到满洲，再到汉文化的文化鸿沟。作为一个八旗蒙古人的代表，他的思想和行为体现着这一支蒙古族裔由民族认同到文化认同，包括政治上的国家认同这一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