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翎君

作者简介：吴翎君，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本文注释丛略。

近年来关于近代中国工程建设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关注，不少学者从国家治理、工程师专业化，以及技术专家对形塑现代国家的作用等视角提出有意义的见解，其中较具代表的当属David A. Pietz所著关于17世纪中叶以后200年来的黄河水利治理和民国时期淮河治理(1927—1937)的两本学术专著。关于南京政府时期的工程建设则有William Kirby研究经济资源委员会和国联技术顾问的技术合作对重建南京新政府的工业生产战略和建设目标的作用，并提出南京政府时期工程专家的形成如何影响战后台海两岸工业建设方针的宏观解释。新近亦有学者从港际工程的技术个案考察或从近代工程学科的专业化和学科社群的建立，以此省视近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结脉络。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均呈现近代工程学与工程师个人／群体在中国迈向现代国家过程中在经济建设、工业生产、人才培育、学科奠基和国家治理等层面的相互作用，并以此为考察点进行跨领域研究。

1919年中美工程师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s)于北京成立，为中美两国工程师所组成的友好组织。创建之初受到中美两国政府的支持，荣誉会员包括北京政府交通部官员和美国驻华公使，而其主要会员则投身于中国的公共工程建设，如铁路、公路、水利、矿务和电报等，亦有少数大学教授参与，此一组织堪称一次大战后中美两国工程师精英的跨国合作，并为1920年代以后的中国国家建设做出重要贡献。该协会有出版英文刊物《中美工程师协会月刊》(Jour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s)，完整保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然而过去并未有学者充分利用过这批材料。本文以中美工程师协会的发展为主轴，探讨这群技术专家如何与中国政府合力推动中国工业化建设，引介欧美工程知识和开创建设思路，并分析其对中美两国和走向世界的联结作用。

一、 创立宗旨与会务运作

1914年8月欧洲大战方酣之际，15日巴拿马运河通航，当时美国尚未参战，急欲向世界各国展示美国在科技和工艺上的优异领先地位。次年9月20—25日，第一届国际工程师大会(First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ngress)在旧金山由美国公共工程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等机构盛大举办，这次会议以庆祝巴拿马运河的通航象征各国工程师的通力合作为号召，而事实上系向全球宣告美国工程界和国家团队的胜利。自1915年2月20日至12月4日，美国以持续十个月之久的时间在旧金山举办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Panama 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希望借由此一占地635英亩汇聚各国工艺参展的赛会活动，向各国展示主办城市从1906年大地震废墟中重生的崭新都会面貌，并且通过各式宏伟的现代化建筑和先进工艺器械的展演，证明美国已是傲视全球的工业科技强国。当时中国实业界在农商部筹办下组团参加，由陈琪出任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局长，这次活动不仅为拓展中国对外贸易并与世界交流，也为增加中美之间商业网络和技术交流的机遇。而在巴拿马运河竣工之后，原担任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局长的（Panama Canal board）赛伯特上校（William Luther Sibert,1860—1935）通过红十字会的居中牵线，参与了整治中国大运河和导淮工程。在此一脉络之下，中美工程师协会的创立及其宗旨，可说是赋予美国政府一种引领中国走向美国所打造的工业技术帝国的想象和使命感。

1919年11月22日，中美工程师协会于北京创设，其宗旨有：1.促进工程学的知识与实务经验。2.维系工程师专业水平，培养同侪合作精神，树立工程专业规范。3.为中国正开展的工程建设所遭遇的问题寻求可行之解决方案。次年9月发行机关报《中美工程师协会月刊》，荣誉主席前内阁总理熊希龄于创刊序言强调留美学生对中国工程界的贡献，以及美国工程师出任北京政府公共工程顾问及承担各项工程要职，显现中美友好之情谊。他提到“工程师”(Engineer)与中国传统“工匠”(artisan)有所不同，前者是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以后工程学的诞生所形成的一个知识创新与技术劳动的职业群体；中国缺乏近代工业革命后的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封闭的中国必须与世界接轨，而中美工程师协会的成立适逢世界经历重大国际冲突后的重建工作，中美工程师的相互扶持和鼓励，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寄望战后“新中国”黎明的到来。

1922年该会第三届年会于上海召开时，正会长颜德庆（外交官颜惠庆之胞弟）因有事未能与会，由副会长杨豹灵主持并宣读会长演说词，提到“华会现既闭幕，远东将有一新气象，中国即将达于健康与经济发展时期，而工程学在其中，非仅有小部份也”。演说词中陈述该会有三种必要之旨趣：1.工程学识及练习之精进。2.高尚之职业基础之维持。3.合作与群谊精神之培养。杨豹灵和颜德庆为留美学人，杨于1911年返国从事水利工程，颜于1902年返国从事铁路工程，两人的职业身份正是该协会最为热衷的项目。

中美工程师协会成立之初，会员约百人。创会后的惯例是现任交通部和现任美国公使为固定荣誉会员。1920年有荣誉会员7名，其中中国人4名，美国人3名，有前内阁总理熊希龄、驻华公使柯兰（Charles R. Crane,1858—1939）、交通总长叶恭绰、美国广益投资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副总裁亨利(Philip W. Henry,1864—1947)、大运河疏浚局副总裁兼全国水利局副总裁(署理总裁)潘复、美国著名河工专家费礼门（John R Freeman,1855—1932）、中国交通部铁路技司主席沈琪(慕韩)。次年美籍荣誉会员增加一名，亦即以建造美国大北铁路(The Great Northern Railway)和担任巴拿马运河首席工程师(1905—1907)享誉国际工程界的史蒂文森(John F. Stevens, 1853—1943)。1922年美籍荣誉会员增加为6名，再加入著名河工专家温德尔(John Alexander L. Waddell, 1854—1938,一般缩写J.A.L. Waddell)和新任公使舒尔曼；中国籍荣誉会员6名为：熊希龄、叶恭绰、潘复、沈琪、王景春(新任交通总长)和张謇，均具有铁路交通工程之背景及任职交通部或财经部门之经历。这些中美荣誉会员包括美国驻华公使、中国铁路和水利官员以及美国最著名的工程界人士，此一黄金队伍打响该组织的名号，1922年会员激增为239名，1924年再增加到270名会员。在中美工程师协会创办初期，在行政奥援上除了有北京政府交通部的大力支持，来华时间不长的美国驻华公使柯兰功不可没。柯兰于1920年3月到1921年7月担任驻华公使，对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建设不遗余力，费礼门和陶德（Oliver J.Todd,1880—1974）等重要河工专家均得到他的大力支持。柯兰、温德尔和亨利三位长期担任该会的荣誉会员，1938年会员名录中这三人仍保有此一头衔。

就在一战爆发之后，一批留学美国学习工程的青年学生，有感于工业化潮流的必然，而于1918年于美国东部组织中国工程学会。中国工程学会的主要成员为中国科学社骨干，该社系1914年由康乃尔大学为主的一批留学生为发起人，首任会长为任鸿隽，而康乃尔大学正是庚款留美学生的大本营，各种知识社团相当蓬勃。中国工程学会与中国科学社这两个留美学生组织成员，回国后与中美工程师协会的关系密切。《中美工程师协会月刊》在创刊之初便详细介绍了金邦正于1920年9月接任清华校长的信息和照片。康乃尔大学的归国学人在中美工程师协会始终占有重要地位，例如曾于土木工程系进修的孙多钰早于1920年8月任职交通部次长时即出任该协会的主席、工程学博士郑华于1936年出任该协会主席、水利专家李书田1937年出任该协会主席。

一批早期留学美国学习工程的学生于1920年代陆续返华，成为中国现代化实业建设的先锋，特别是因工程学背景相近，且可用英语沟通，有不少人加入中美工程师协会。据1922年《中美工程师协会月刊》载有的名录，康乃尔大学留学生就有孙多钰、施肇祥和杨豹灵，另有曾于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的凌鸿勋和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胡光麃(Hu, Kuang Piao, 1897—1993)等人。1924年会员名录有普渡大学的程孝刚、理海大学的颜德庆、北俄亥俄大学的邓益光等；不少留美学人认为美国是应用科学技术致富的典型，中国土地形势和物产丰饶又与美国最为相近，是故中国应以美国为模本：“以商立国者英国是也，以工程实业建国者美国是也……美国赖以发达其天然之富有，工艺工程也。故工艺之巧，工程之精，各国中当推美国为第一。”中美工程师协会的成立，正如创建中国科学社的知识精英所持的理想抱负，欲借由学术性社团的推动，将理念转化为行动，汇聚知识与实务，并且通过中美两国政府层次上的合作，更加发挥此一具有近代意义的工程师社团对国家建设的力量。

中美工程师协会创办之初的分为荣誉会员、正会员和副会员的阶层制度，有资深领导新进人员的意味。华籍工程师人数从创办开始始终胜于美籍工程师。该协会董事会议每月第三星期开会一次，机关刊物年缴5美元，单本50美分。1922—1927年该组织人数最多且维持在250人左右。1924年以后，中美工程师协会会员扩及不驻地会员(nonresident member / absent)，到1930年非驻地正会员28人（有一位来自东京，一位在神户，其他都居美国）。1930年后会员总数不如创办初期，总人数快速下滑，到1931年减到163名。1934年年初设立终身会员，共有29名终身会员，终身会费为100美元。为扩充该协会的影响力，1936年以后不仅有终身会员、不驻地会员，另增加附属会员(affiliate member)。1936年终身会员增加到38名，但并未能重振该会之声势，会员总数降到139名。受中日战争影响，《中美工程师协会月刊》1941年发行5—6双月号后未预警即停刊。该协会到1930年代中期达到全盛时期，之后开始式微，原因容后分析。

中美工程师协会创立之初获得北京政府交通部的财政资助，1925年11月公布的财务报表显现，会员年费所得 1046 美元，副会员会费273美元，不驻地会员会费所得101.35美元，出售刊物所得仅22美元，而来自交通部支付的广告刊登费用就高达2000美元，为该会主要收入。机关刊物《中美工程师协会月刊》最早为月刊，1929年出刊时间略混乱，该年9月才发行第一号，10月至12月回复正常月刊，1932年以后改为双月刊。该刊为英文发行，早期鲜少有华人学者提交专业学术论文，直到1930年代华人学者始踊跃发表专业论文。协会有固定年会，1923年原定于青岛召开的年会，因发生临城劫案，被掳劫人士中有宫家坝工程师，会员咸有戒心而将年会展期。每年年会和研讨会均有中美双方的工程师热烈加入讨论，此外，留美学人像梅贻琦、胡适、张维藩等人皆非会员，偶或参加该会活动，可见该会年会亦为留美学生互相联谊之聚会。据1935—1938年中美工程师协会的会员名册，有来自中央和地方各省的工程师加入该学会，其会员分布于中国境内，甚至有来自云南和福建的中国籍会员。该会设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等地的通讯员，串联起中国各地的工程师，通报国内外最新的工程知识信息。

二、 中美工程师群体的关系网络

中美工程师协会创立之初即和美国本土工程学会进行跨国联结，不仅荣誉会员担任美国各项工程学会要职，《中美工程师协会月刊》也常报道美国本土最具规模的工程协会(Association of Engineering Societies)信息。该协会于1880年12月4日成立于芝加哥，于次年1月起发行刊物，最早由四个工程师团体发起成立，后加入各地工程师分会。《中美工程师协会月刊》创刊初年12月号，就有文章介绍美国工程协会的组织，亦报道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的历史。

中美工程师协会的成员之间有联谊合作关系，但也不免有冲突。民国初年担任导淮和运河整治工程的全国水利局总裁兼导淮总裁的张謇，亦是中美工程师协会的荣誉会员。张謇对于导淮整治的专业意见与美国河工专家费礼门(兼协会荣誉会员)歧异颇大，姑不论两人在工程之方案见解孰为高下，相对于张謇受人肯定，费礼门的贡献长期被今人所忽略。费礼门曾荣任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主席，鼓吹美国应成立国家级的水力实验室(National Hydraulic Laboratory)，发表过不少重要学术论文。费礼门于1922年重新设计的红十字导准工程图，于20世纪30年代初为国民政府所选用。1932年费礼门过世，美国国家科学院有专文表彰其在工程界及工程教育上的贡献。《中美工程师协会月刊》在1933年1月刊出费礼门逝世专刊，熊希龄以书法题词称费氏在华功迹如同古代大禹治水，遗爱永垂。费礼门一手提携的工程师——陶德以及多位留美华籍会员杨豹灵、郑泰、薛卓斌发表专文表彰费礼门在工程学上的创见和贡献。驻华公使柯兰特撰《费礼门为中国做了什么？》表彰费氏对中国的贡献。美国胡佛总统出席费氏出生地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工程学会会议称颂费氏是“最顶尖的美国工程师和来自普罗维登斯最好的希望大使”。陶德后来全力投入中国水利工程，被喻为“河流驯师”（River Tamer），他于1930年代长期担任中美工程师协会秘书、财务长，亦曾出任主席，成为该协会的灵魂人物。

清末民初外人在华工程师团体，尚有英国人于1901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华国际工程学会(The Engineering Society of China)，该组织是在中国本土最早成立的工程师协会。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打造摩登上海(特别是租界的市政建设)成为上海中华国际工程学会最关注的焦点。詹天佑于1905加入上海中华国际工程学会，拓展了他与世界各国工程师接触的机会，同时也成为詹天佑日后建立中国本土的工程师协会——中华工程师学会（1913）的参考蓝本。

在北京的中美工程师协会系以中美两国在北京政府交通部服务的工程专家为主要会员(兼有少数商业工程师)，而在上海由英人创立的中华国际工程学会则是以西人为主导的工程师群体，仅有少数华人。两个组织均以促进中国的工程近代化和提升工程师的专业能力为宗旨，在中国分踞南北，并都发行具有学术性质的刊物。这两个组织深有联系，彼此转载文章或交换图书或举行联谊活动，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John. A. Ely曾先后担任中华国际工程学会主席(1933—1936)和中美工程师协会主席（1938—1940）。

前述美国东部工程界留学生所筹组的中国工程学会(1918年创立)与詹天佑创立的中华工程师学会（1913年创立），此两会于1931年在南京举行合并联合年会，通过合并案，更名为中国工程师学会。1930年代在中国本土的华人工程师群体的合流与成功重整，使得华人工程师认同的工程师团体声势蒸蒸日上。并且，南京政府统一全国之后通过国家力量的操作，将各种工程技术专业人员有效地吸纳到政府体制之中，尤其是以关乎国家基础建设的铁路工程与水利工程最为明显，使得中国本土工程师群体的阵容和自我认同感愈来愈坚固。华北水利委员会往往同时邀请尚未合并的两个中国本土工程师学会和中美工程师协会共同出席讨论水利工程之新学理与经验，以促进水利建设之实施，但独缺上海中华国际工程学会，也可见中美工程师协会与中国中央政府的特殊友好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本土工程师学会和中美工程师协会之间形成一个微妙的关系网络，并且有着技术合作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亦和上海英人创立的中华国际工程学会南北相映。中国第一代工程师如詹天佑等人最早受益于上海的中华国际工程学会，许多归国留美学人也在北京中美工程师协会中逐步成熟，但在1930年代中国本土工程师团体逐渐壮大后，形成一股工程界的“本土化”(internalization)风潮。此一工程界的“本土化”过程对雄踞南北的两个工程师协会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在北京的中美工程师协会会务和声势逐渐没落；然而，以上海为主要根据地且吸纳不同国籍的中华国际工程学会的会务并不受影响。甚至在1937年上海沦陷以后，日军尚未占领公共租界中、西区和法租界时，大量人力和资本进入，形成一度畸形繁荣的“上海孤岛”时期，中华国际工程学会的会务仍稳定成长。上海租界的特殊地位使得中华国际工程学会得以运用其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因素持续发挥其影响力。其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美工程师协会和中华国际工程学会的会务都不得不被迫中止。

三、 联结中国与国际工程知识界的桥梁

一次大战后中美工程师协会的出现，除了体现中美两国在知识文化上的合作意义之外，也显现归国留美学人对建立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社群之作用。这些早期的中国工程界精英，他们和外籍工程师群体组织的关系及其建立的社会人脉网络，不仅意含着跨国人才的流动、技术的扩张和中西文明的触媒，亦对彼此的知识观念和工程技术经验带来新的动力。该学会讨论的议题从工程学基本原理、工程实务经验，延伸到中国工程界应用技术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和产品规格化(specification)、在中国技术专利的保护和推广，甚至对中国工程教育的重视和人才培育等议题，均为该组织所关怀。近代工程学的专业学科知识之演进非本文之目的，以下着重此一协会所扮演的联结中国与国际工程知识的桥梁的角色。

(一)标准化和工程国家之推动

“标准化”为欧洲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19世纪末工业竞争愈为剧烈，获利越来越难，企业主乃采取更有效率的科学管理，使物资、劳力和机械三者做最有效的利用。讲求效率的“生产装配线”及科学管理的强化，在一次大战前后受到重视。标准化在中国的引进，可说和欧美工程师群体最为相关，其时间也在一次大战前后，几乎与世界同步。

一战后在华盛顿会议所倡导的合作精神之下，1920年代中美工程师协会与上海的中华国际工程学会均相当重视“标准化”的倡议，这些概念对科学化管理、促进工程效率和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均大有影响。中美工程师协会在1920年11月曾有专文探讨“标准化”的重要性，此后一再阐释标准化与铁路统一对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必要性。中华国际工程学会最早推动的是电力标准化的发展，希望以上海为起点示范，进而推广到全中国各城市。这可能是由于中华国际工程学会的会员主要居住于上海租界，而中美工程师学会的会员所任职的交通部最重视的是攸关各国在华铁路权益的铁路标准化议题，显现两个学会的不同关怀。然而不论电力标准化或铁路标准化均有赖于中国与各国的通力合作，这一目标若非有一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之推动，势难达成。

“标准化”在中国的推动，是从铁路标准化工程开始，逐步向其他经济生产和科学管理扩散开来的。南京政府成立后，曾宣布统一全国度量衡标准，直到1931年南京政府在经济部管辖下成立工业标准委员会，始有初步的成果。参与南京政府的工业标准化的著名工程师吴承洛曾定义“工业标准化”，亦即“实业合理化运动”，包括管理科学化、组织协作化和物料标准化。他特别提到中国的标准化运动始于欧战期间交通部之整理铁道会计与统计，邀请美国专家担任顾问。可以说标准化运动在中国的推动，一开始就受到美国方面的影响。

统一全国铁路与标准化运动息息相关，中美工程师协会认为20世纪初美国铁路标准化的设计和实务领先其他国家，而此一优势主要来自数个不同工程技术学会和独立组织的合力研究成果，期许中美工程师协会亦应扮演此一作用。沈慕韩和熊希龄于该协会的致词中再三强调标准化对中国统一铁路工程的重要性，而北京政府已延揽了一批重要的技术顾问来协助建设中国铁路，显现北京政府交通部锐意推动现代化工程的决心。1923年该协会通讯中提到北京交通部内部检讨中央政府所掌控的数段铁路标准不一，不利于国防和经济发展。由于清末以来中国铁路的路权掌握在不同国家银行和财团手中，铁路规格和货运计算等标准不一致，因而标准化工作的推动须仰赖于各国的通力合作。由协会的报道可知北京交通部技术官僚深具国际视野，然而，当时中国铁路统一议题除了列强在华的利益之外，尚有中国官场无法化解的政治派系对立因素，该协会的学理论辩并不受用。

1920年2月间，交通部连续召开第一次公共工程会议和第一次机械工程会议。创刊号刊出这两次会议的开幕致辞，特别强调中国统一全国铁路的擘画应借鉴同有广大领土的美国其建造铁路之经验。1924年该协会月会中邀请南洋大学汽车工程学教授江超西演讲，题为《建筑中国道路可以发达在华万国工程市场》，提出“振兴交通，以筑铁路为最佳。但铁路成本雄厚。现国库空虚，徒兴力不从心之欢。故今最易办之法，当推建筑道路”，交通事业为中国亟须发展之实业。

中美工程师协会可说扮演了联结中国与国际工程知识的桥梁的角色。1921年3月，有一华人会员报道参加美国机械工师学会年会(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的心得。文末作者评述如何将美国经验转换于中国，鉴于大战后美国铁路发还私营，民间企业与政府管理法规的争执不断，如何有效管理运输的问题成为该次会议的讨论焦点；中国作为铁路工业尚在起步的后发国家，作者认为中国的铁路事业或应由政府统一建造或掌管，但铁路管理的内部权责则必须分开且有效管理，避免各单位事权冲突。中美工程师协会的荣誉会员温德尔是黄河铁桥的工程专家，他于1921年年会主题发言中比较了中美两国铁路发展的不同，称道中国现今铁路事业的情况就如同50年前的美国，惟有一明显的例外，亦即美国铁路是联结偏僻乡村与都市的运输系统，以交通带动经济开发和人口迁移，但中国的铁路线系建造在人口稠密的都市，美国铁路往往要营业多年后才开始赚回本金，在中国则不然，铁路通车后很快就有经营利润。他建言中国铁路事业在快速获利之下更应注意铁路管理与发展规划等长远效益。温德尔于1921年返美任职纽约市的国际工程顾问及其他部门，活跃于国际工程界。1928—1930年间他再次被国民政府交通部所延揽，担任铁路技司部门顾问。中美工程师协会于1933—1934年两度介绍温德尔其人和其工程学的贡献。

中美工程师协会的重要成员均为交通部官员或美国顾问专家，除了铁路工程之外，中国水利工程的进展和世界最新工程技术相关信息，是中美工程师协会创立之初的另一关注焦点。中美工程师协会着重引进防灾工程、实务操作的方法、解决工程挑战和困难。该协会偶亦报道华洋义赈会的活动。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建设委员会的设置，统筹和强化了淮河水利的中央管理，次年成立导淮委员会，并引进国际技术和金融组织参与淮河治理。中国整治水利的工程学和技术问题始终是《中美工程师月刊》的重要信息，可以看出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是在实施工程中积累经验，著名的河工专家温德尔和陶德常发表他们在中国各地考察工程进度的文章。

北洋政府时代参酌了美国刚完成的巴拿马运河工程经验而提出红十字会的导淮报告和费礼门方案，当时的报告偏重水利防洪。到了1929—1931年导淮水利工程计划在管理上则参考了美国政府的田纳西流域治理的设计经验，不仅仅是水利防洪的根本问题，还要着重水力发电、航运和灌溉，以发达国家水利管理的指导原则，30年间的水利建设思路已出现不同的演进。此后太平洋战争的加剧和随后爆发的国共内战，以致基础建设难以开展，一些工程师率领劳工冒着生命危险抢通交通运输的情形，成为战争中惊险英伟的故事。刊载于《中美工程师协会月刊》的水利报告成为记录中国水利建设思路的轨迹。

(二)国际合作与近代中国工程师团队的形成

1921年1月，该协会刊出美国广益投资公司副总裁亨利(该协会荣誉会员)的专文谈论《工程师的合作》，广益投资公司为一战后由美国华尔街大财团组成的全球投资公司，中国市场为其目标之一。这篇文章的主旨强调中美工程师协会应抛弃个人成见，以该组织的团体力量改造中国。该协会创刊初期特别强调国际合作和知识文化上的国际主义。国际主义、国际合作以及对工程师的社会责任和自我期许，这些具有和平主义的主张和改造中国的理念，贯穿该协会在华历史。其缘由系因大战结束后知识分子对于国际和平的渴盼，工程师的跨国活动经验更让他们体认借由工程合作来消弭各国人民之间的仇恨与对立。美国都市计划专家与工程师古德里奇(Ernest P. Goodrich, 1874—1955)于1921年2月所撰《国际主义在工程界》(Internationalism in Engineering)一文最代表欧战后工程师群体对科技文明所带来的战争破坏的焦虑感，寄盼各国工程师对战后各国的迅速重建有更大的责任感，对于以跨国合作来减缓军国主义的复苏寄予希望。

有感于国际合作的必要性，1929年东京举行的万国工程会议(World Engineering Congress)受到世界工程界广泛的重视，各国代表承诺朝此一目标努力，喊出“团结将使我们站立，分裂就倒下”。万国工程会议主要以国家为单位作为各国代表，中美工程师协会尽管标榜国际合作，但不具有代表单一国家的象征身份，而在这次会议中国工程界的代表——中国工程学会在政府支持下派出20余人参加，与会者深深感到参与国际顶尖工程组织的荣耀。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程师群体以国家代表队身份积极参与国际动力学和工程学大会，大大提升中国本土工程学会的国际知名度，由此加深了中国本土工程团体的自我认同，而一批留学美国东部的工程师原本就是中美工程师协会的基本成员，当然分散了中国工程师对于中美工程师协会的向心力，因此参与活动的人数逐年下降。诚如学者所指出，1928—1937年是中国迈向“工程国家”或“技术官僚治国”的诞生阶段，南京政府时期通过建设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等组织，并寻求国际联盟技术专家的合作，积极推动全国大型建设和公共工程，国外技术团体的人脉和资源被有效整合到中央政府内部，逐步完成国家基础建设的蓝图。笔者更加强调的是中国本土和跨国工程师群体在此一过程中均被有效吸纳到国家基础建设的行列，1930—1935年，中美工程师协会的主要干部由任职交通部铁路司、经济资源委员会、黄浦江水利局、华洋义赈会或华北水利会等会员分任，显现南京中央政府与该协会会员的密切关系。

1930年代中美工程协会的主席和委员会不乏由学者担任，学者特质反映在此一时期的刊物上，强调培养工程教育人才和教育机构的重要性，并阐扬工程师应具有人文精神的涵养。1932年7月《中美工程师协会月刊》刊出美国胡佛总统之前担任商务部长时所撰的一篇《向工程师致意》文章，这位曾任大清帝国的工程师提及美国当时约有20万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他个人觉得工程师的地位在美国愈来愈崇高，几乎已等同于“绅士”；期许美国工程师团队以工程专业把握机会改变时代，并应积极为社会发声。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美工程师协会的组织动员和活力已不如创办之初，此亦是该协会在1935年将机关刊物改为半年刊之故，其会员数仅剩130人左右。或许是为挽救流失的会员人数，1935年该协会举办“为何要加入一个工程师学会讨论会”，呼吁工程师加入学术社团。由温德尔担任主持和引言人，引言题目《机会》，强调工程师对世界的进步负有积极责任，尤其是该组织的中美会员多位居中国政府公共工程的要职，掌握建设中国为工程国家的命运；如果没有工程师的巧手和睿智，就没有发展和进步。交通部王景春的致辞则强调工程师的人道主义关怀，期勉年轻工程师全心投入国家改造的建设。1936年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召开第16届年会，会长丁恩（S. M. Dean）时任华北工程技术学校校长（North China School of Engineering Practice），在开会致辞中表示将邀请美国四大工程师学会成为中美工程师协会之组织会员，同时中美工程师协会会员也可以加入美国四大工程学会，以壮大协会的声势。次年第17届年会决议函请美国各大学及工程专家成立中美工程师协会分会，并且每年设置工程论文奖学金200元，拟以在华就读工程学院的大学四年级生为对象，征求论文比赛。然而中美工程师协会在华的会务运作已难以提振，1938年会员数仅138人。虽然就协会内部文献未见到会员们对会务沉寂趋势的具体响应，但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跨越国境的高度胸襟，主张工程师群体应坚守专业回馈社会和人群；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不论来自中国或美国会员，均透露“工程师”在中国已然形成一种专业身份的认可，且与国家建设和社会责任的期许联结一气。

结语

创建于一次大战后的中美工程师协会一方面是中美政府友好关系下的产物，由一批留美归国的工程学精英和美籍工程师为主要会员的群体组织；另一方面也呈现一战以后文化国际主义全力发展的时代，大战的毁灭性破坏，促使欧美知识精英和艺文人士期望从教育、文化和艺术展演等方面，取代国际政治和军备的竞争。此一组织与美国工程学会的关系相当密切，该学会荣誉会员也都是美国工程界的领军人物。该协会刊载的学术刊物或工程讯息或推动标准化等主张，均与全球技术革命同声共息，使中国直接受惠于欧洲19世纪中叶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与技术观念的创新。

中国特殊地理环境和条件对于外籍工程师而言是一种特殊的挑战和机遇，这群外籍工程专家们奔劳于偏乡恶地或现场工地，跋山涉水从事水利工程或建造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少数像陶德(参与华洋义赈会、演讲、撰文等活动)在中国知识圈较为活跃外，多数工程师并不擅于以文字书写来面对文化界和媒体界，亦不常参与社交活动，加以工程学的专业知识较难和公众有直接对话，以致较不为人所知。事实上，通过中美工程师协会友好组织的运作，得以引介了近代西方工业技术，并传播近代工程学知识。正是中外工程师群体的交会合作，且跨越不同政权的轮替与经验传承，使中国得以进入国际工程学和科技的舞台，甚至可以说翻转了近代中国工程的命运。

中美工程师协会在中国的活动，一方面呈现了中美工程界精英如何推动中国工业建设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化历程；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本土化的工程团队的声势愈来愈壮大，原本以中美友好和文化国际主义为号召的中美工程师协会之功能和作用，在此一情势之下逐渐退场。1930年代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专业功能愈来愈完备并且以国家代表队身份参与国际活动，而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工程组织如“万国工程会议”也适时成立，在国族主义大纛下更加巩固了本土工程师的自我认同感。尽管如此，迄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美工程师协会始终扮演了工程专家及群体组织之间桥梁的角色，且与中央政府的国家建设工程联结起来，让这些工程专家得以汇聚和交换他们的专业知识参与建设国家工程的梯队。该协会所发行的近30年机关报刊因而提供了一个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时期中国如何建设工程国家的思维理路，以及与世界接轨的具体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