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军 | “中国睡狮说”是梁启超的发明吗？

作者：张昭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本文注释从略。

摘要：近年来，中、美、日、澳等国相继有学者对“中国睡狮说”提出质疑，力主“睡狮说”乃梁启超的发明创造。但从史料看，至迟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报刊对“中国睡狮说”已有明确记载，尾崎行雄的《东洋的危机》、大泽龙的《支那论》均早于梁启超的《动物谈》。据尾崎、大泽等人的文章,该说起源于西方，与西方人为了侵略中国而对中国综合国力所作的判断有关。尾崎等引用并反对该说，意在宣传“支那征服论”，为侵略中国制造借口; 大泽等援引该说，意在宣传“支那保全论”，为其亚洲主义策略服务。从方法论检讨，当下学者之所以误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使用了默证法，但没有严格遵守其限定条件，混淆了推理与证据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睡狮说；梁启超；默证法

据说，拿破仑曾言：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一旦醒来，世界将会为之颤抖。这种说法长期以来在海内外广为流行。早在1915年，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日记中就曾提及：“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近年来，一些学者相继对此说提出质疑。他们利用世界各地的馆藏资料和中外文数据库等网络资源，经过较系统的检索和研究，没有找到支撑此说的直接证据，遂得出结论，认为拿破仑没有说过这句话。没有找到直接证据，是否等于二百多年前他就没有说过这句话呢？对此暂且不论。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在否定此说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中国睡狮说”或者说以睡狮为中国的国族形象，是梁启超发明出来的。这一观点经过若干学者的论证，几乎成为定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笔者认为，学者们敢于疑前人所不疑，提出新问题，促进了学术发展，应当予以尊重。但鉴于这一观点社会影响较大，为慎重起见，很有进一步讨论和核实的必要。

一

“‘中国睡狮说’是梁启超的发明”这一观点的提出，是从怀疑和否定拿破仑说过“中国是睡狮”这句话开始的。

2003年，美国学者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在其著作《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中文版序言中提出：拿破仑预言中国觉醒一事纯属谣传，法文或其他语言的任何一手资料，都没有记载拿破仑说过这句话。他推测，有关中国将要从沉睡中觉醒的“预言”，最初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在教会内部作出的，经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最终由清末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播及全世界。与费约翰的思路相近，中国学者单正平在其著作《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中用专章探讨了“中国睡狮说”被中国人接受和传播的过程。单氏梳理出了这样一条线索：曾纪泽将英国博物馆中的怪物机器人弗兰金仙命名“为睡狮（姑妄信其有）、且在题画诗中对狮子的特征及其在中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有所提示——英国人将弗兰金仙的命名转述给日本人（？）——梁启超读日文报刊而知此说法——梁启超撰《动物谈》——黄遵宪、邹容等人继而援用”。单氏表示，“这仅仅是推测，尚缺乏事实的依据。”费、单著作的研究重点并不在此，所论不过点到为止。

在此基础上，中国台湾学者杨瑞松和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对“中国睡狮说”作了专门研究。他们明确主张：“中国睡狮说”是梁启超的发明。

杨瑞松的《睡狮将醒？：近代中国国族共同体论述中的“睡”与“狮”意象》，刊于《“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0期，2008年12月），后收入杨瑞松著《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像》（政大出版社2010年版）。石川祯浩的《晚清“睡狮”形象探源》，先后刊于《中山大学学报》（2009 年第5期）、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报》（第85册，2010年3月），后收入氏著《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袁广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杨瑞松、石川赞同费约翰的观点，认为拿破仑提出“中国是睡狮”这种说法纯属谣传，“睡狮说”是中国人的发明。不过与费约翰的观点又有明显不同。他们通过查稽考核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等文后指出，曾氏著作中并无“睡狮”二字，更从未将中国比喻为“睡狮”，费约翰和单正平的推论并不准确：“我们熟知的近代中国的象征即‘睡狮’这一表述（字句），其实最早就出现在梁启超1899年”所写的《动物谈》一文中。他们认为曾纪泽并没有说过“睡狮”，“睡狮”和“中国睡狮说”是由梁启超最早说出来的。杨瑞松写道：“梁氏在此文章（指《动物谈》——引者注）中，藉由解释其文中所言谈的‘机械怪物’（名为佛兰金仙），首次明确地将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之论，‘加工转化’成为‘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谓之睡狮，又谓之先睡后醒之巨物’。”石川表示：梁启超1899年4月在《清议报》发表的《动物谈》一文，是“清末最早出现‘睡狮’二字的文章”；梁氏同年5月发表的《瓜分危言》一文中所说英人“未深知中国腐败之内情，以为此庞大之睡狮，终有蹶起之一日也”，是“中国睡狮说”的最早源头。石川称他查阅过日本、英、美等国的报刊和数据库，“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期间，日本的报纸等从未称中国为‘睡狮’”，1899年之前，英、美等国家的确也没有称中国为“睡狮”的说法。他在文章中总结说：“通过上述探讨，我们基本上可以明白，中国即睡狮的说法，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其间接得到的有关吴士礼、怪物弗兰肯斯坦的知识，发挥想象力，与其读过的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结合起来，于1899年创造出来的。”而且，1900年后黄遵宪、邹容、陈天华等清末知识分子所用的“睡狮”“都是基于梁启超创造、发明的‘睡狮’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应该说，中国 =‘睡狮（Sleeping Lion）’这个表述，首先是在清末中国人之间迅速流行，然后才流传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舆论界的”。

杨瑞松、石川的观点为不少学者接受，在国际学术界乃至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例如，澳大利亚学者韩瑞（Ari Larissa Heinrich）2021年4月14日所作的在线学术讲座“睡狮的传译——科学怪人、外交与近代中国”，就完全沿用了“梁启超发明‘睡狮说’”。中国大陆的学者，以施爱东所论较具代表性。他先后发表《拿破仑睡狮论：一则层累造成的民族寓言》《“睡狮论”来龙去脉》等文，扩大了这一说法的影响。他认为，“中国睡狮说”是“顾颉刚所谓‘层累造史’的典型个案”，是梁启超创作的一则政治寓言故事，20世纪初被部分中国人利用并重新组装，将“睡狮说”与拿破仑捆在了一起。他解释说：这一说法“明明是中国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概念，却偏要请西方人代言，似乎非如此则无话语力量。这大概是近百年的屡战屡败之后，国人积弱成疾的屈辱心态之必然反应”。他将“睡狮说”归为中国人满足民族虚荣心的产物。

至此，单正平等人所使用的推测性话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该观点的肯定、维护及“合理化”解释。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研究者从一开始对拿破仑是否说过这句话的怀疑和否定，到寻找和确认这句话的真正提出者，最后似乎促成了一种共识，其结果是，梁启超取代拿破仑成了这句话的发明者。

二

事实果真如此吗？

笔者在查阅日本《太阳》杂志的过程中，看到了这样一则史料：

五洲列国对支那存有误解——将这一半死老朽之帝国视为睡狮，此乃东洋和平之一大担保。支那领土广大，人口众多，乃不易相处之邦国，人皆知之，致欧美诸国误以为它尽管已衰老腐朽，但犹存强大实力，巨大余勇。职是之故，诸国皆惧怕睡狮觉醒，尽可能采取亲善方针。即便不得已与之交战，亦尽可能快速恢复和平，实行亲善政略。此情形无异于希望在不惊动睡狮酣睡的范围内，拔去睡狮之爪，触碰睡狮之牙。所以，英、法虽攻陷了北京，但却匆匆缔结了和约，并千方百计实施怀柔之术。他们的意思大概是所谓“睡狮一旦觉醒，就会立即将其仇敌攘逐出东亚，与其如此，不如获得其欢心，与之保持亲近友好，垄断其经贸产业之利益”。

在此老朽帝国被如此误解期间，无论哪一个国家都避免去触怒它。换言之，欧美列国均忌惮扰乱了东洋和平。由此说，这一误解事实上成了东洋和平之一大担保。

尽管如此，我日本帝国仅仅发动陆军不足二十万，水师战舰不过数十艘，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该老大帝国沿海地区，震撼了爱新觉罗氏社稷。这无异于让睡狮觉醒蹶起，跳踉怒号，但结果反倒是，睡狮边悲泣呻吟，边向我军门乞求怜悯。呜呼，狮子非睡也，实病也。病患已深入骨髓，几几濒临死亡。

世界各国目睹眼前之事实，即刻从误解中醒悟，起侵吞狮肉之贪念。较之东欧之半死国，他们认识到东亚之半死国更易于对付，蚕食狼吞，从中可获取巨大利益。这是东洋危机加重的原因之一。

这则史料出自尾崎行雄的《东洋的危机》，刊于1896年9月5日发行的《太阳》杂志第２卷第18号。作者尾崎行雄（1858—1954年），号咢堂，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有日本“议会政治之父”之称。他早年就读于庆应义塾，后由福泽谕吉推荐，留学英国。1882年，他参与创建立宪改进党，1890年参加日本第一次大选，当选众议员，后历任第一次大隈内阁文部大臣、东京市市长、第二次大隈内阁司法大臣等职。明治时期，他主张对内民主、对外扩张，是当时“支那征服论”最卖力的鼓吹者之一。

从该文看，“中国睡狮说”源自西方。它的产生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定位有关。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认为中国可能自此一蹶不振，由衰微终至败亡。然而，经庚申之难，清政府再图振作，于19世纪60年代开启“洋务自强”新政，展露出了复兴迹象。一些西方人担心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中国会由此觉醒，报复他们。“睡狮说”即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方人的复杂心态：一方面认为中国处于沉睡和落后状态，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醒来，如猛狮般发威，反击和报复西方。正是在此背景下，1887年，曾纪泽在英国以英文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告诉他们“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觉醒后即便气力复原，也不会生报复侵伐他国之心。他希望由此打消西方人的误解和顾虑。

在中日力量的对比上，西方列强认为中国尽管落后于西方，但由于地广人众，是不容小觑的大国，地位和实力仍在日本之上。直至甲午战争结束，他们一直认为日本难以战胜中国。当时大多数日本人也秉持这种观点，对侵华心存忌惮。尾崎行雄的观点与此不同。尾崎自1884年以《邮便报知新闻》记者的身份被派赴上海，长驻中国。通过多年的观察和调查，他认为中国并不是西方人所说的“沉睡的雄狮”，而是已老朽垂死，行将灭亡，故极力鼓动日本各界抓住机会，加紧侵略和征服中国，进而取代中国做东亚的盟主。这就是有名的“支那征服论”。1895年1月，尾崎出版《支那处分案》一书，集中表达了这种论调。《东洋的危机》之所以引述并反驳“中国睡狮说”，正是出于宣扬其“支那征服论”的需要。该文强硬地表示，甲午之战日本应直捣北京，而不是中途缔结停战媾和条约。与中国停战媾和是日本政府的严重失误，究其原因，他认为，一是日本崇拜中国之余习所致，二是受西方“中国睡狮说”误导。该文指出，“还辽”事件乃日本奇耻大辱，针对当前列强急欲瓜分中国、东亚危机加重的形势，日本应立即实施第二次维新，整顿内政，扩军备战，作为盟主，切实担负起维护东洋和平的责任。从该文看，“中国睡狮说”在当时的日本有一定影响力。

甲午战争前后，使用“中国睡狮”这种表述者并不止尾崎一人。日本侵占旅顺后，1894年11月15日的《东京日日新闻》刊载了《今后的对清政策》一文。该文开篇写道：“清国的陆海军如此缺乏战斗力，清国的行政几乎不能统管吏民，它势必土崩瓦解，四分五裂。不久，欧洲国家一定会趁势制造各种口实，瓜分狮子。”从行文看，以狮子喻中国，已为日本广大读者熟知，故该文没有作专门解释。大隈重信在其《日支民族性论》一书中也有相近的说法：甲午战争的结局暴露了支那的真面目，它根本不是沉睡的雄狮，而是一只“断气已久、四肢冰冷的老狮子”。大隈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熟悉当时的社会舆论，从其文字表述看，将中国形容为“睡狮”是当时日本人的“常识”。吉野作造亦有追忆：“维新后我们不再尊敬这位早先引进文物制度的老师——支那，只因其拥有武力故难以轻侮。但通过这次战争，就连这点体面也被悲惨地剥落了。西洋人称支那为沉睡的雄狮是错误的，狮子已患疾而死。”大隈、吉野的著作出版稍晚，他们的说法可作为甲午前后出现“中国睡狮说”的辅证。

作为一种话语，甲午战争前后，采用“睡”与“醒”这种拟人手法来形容中国所处的社会状态，比较常见。日本当时广为流传的小册子不乏类似说法。竹越与三郎的《支那论》用专门章节反驳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强调无论中国觉醒与否都是一种威胁，极力主张发动战争除掉这一祸患。竹越诬蔑称，支那人种如山贼般侵略成性，日本“最大的危险，即清国大为觉醒之日”。荒尾精的《对清意见》与尾崎的观点如出一辙，认为不必为中国“觉醒”之说恐惧疑虑，因为“现在的清国政府根干已朽而不可复生，其枝叶尚存，这不过是一时之春，恰如残红之点缀。其命脉远在三十年前已枯竭，如今惟苟延残喘而已”。究其实质，无论认为中国处于“沉睡”，一旦“觉醒”会形成威胁，还是反对“觉醒说”，主张中国处于老朽、垂死状态，均是为侵略中国制造声势。就此而言，“中国睡狮说”有其产生的土壤。

值得重视的，还有大泽龙于1898年2月在日本发表的《支那论》一文。该文明确写有“曾纪泽尝论支那，比之于眠狮”，发表时间也早于梁启超的《动物谈》。本文稍后作专门分析。

由上可见，在1899年梁启超发表《动物谈》之前，“中国睡狮说”对于日本人而言已不陌生。

有理由认为，作为政治宣传家，寄居日本的梁启超对这一与自己祖国利害攸关的说法不会没有耳闻。他可以通过书报、交游等多种途径获知这一说法，其中不排除他曾注意到《太阳》杂志刊发的文章。

《太阳》杂志是明治时期日本影响最大的综合性刊物，1895年1月由日本著名出版机构博文馆创办。甲午战争爆发后，博文馆积极参与战事报道，研判中国的政治局势及战争走向，为日本侵华制造舆论。前述荒尾精的《对清意见》、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即由博文馆出版。

该杂志在中国有一定知名度。徐维则《东西学书录》称：“欲知各国近政，必购阅外报。英之《泰晤士报》及路透电音，日本之《太阳报》《经济杂志》，于各国政要已具大略。”《太阳》杂志，清末多以《太阳报》译之。该刊创办不久，即引起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新派人士的注意。《湘报》《知新报》《岭学报》《农学报》《东亚报》等，均曾刊载过译自《太阳》杂志的文章。梁启超、黄遵宪等人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聘请日本人古城贞吉主持“东方报译”专栏，前后发表译文六百多篇。其中，《论英国外交》《地球大局之动力》等五篇文章注明译自《太阳》。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东走日本，与《太阳》杂志的联系增多。梁启超在日本所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在办刊风格、体例乃至内容上，学习和效法《太阳》，并转载了《太阳》的多篇文章。梁启超还接受了《太阳》编辑部负责人岸田质轩的访谈。1899年1月起，《太阳》杂志将梁启超撰写的《戊戌政变记》等文编译为日文连载，并以中文形式直接发表了梁启超撰写的《论支那与欧洲国体异同》《清国宪政之前途》等文。双方还互赠杂志，梁启超自《清议报》创刊，一直将该刊赠送给《太阳》编辑部，对方也以《太阳》回赠。

综上，可以断定，第一，早在梁启超之前，“中国睡狮说”已经出现。第二，不排除1899年4月之前梁启超曾接触过《太阳》等报刊所载关于“中国睡狮说”的文章。可见，将“睡狮说”归结为梁的发明创造，与历史事实不符。

三

为进一步确认“中国睡狮说”是不是梁启超的“发明创造”（伪造），或者说梁启超是否故意假托外人，我们有必要重新阅读和分析梁启超的三篇代表性文章。这三篇文章是主张梁启超发明“中国睡狮说”的学者所依据的核心史料。

第一篇，《保国会演说》。据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该文初为梁启超1898年4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保国会第二次集会的演说辞，成文分别发表于同年5月31日刊行的《国闻报》第209号、6月9日的《知新报》第55册和7月5日的《湘报》第103期。梁启超在文中提出一个说法，英人乌理西谓中国如佛兰金仙，虽处于安寝，但终有将醒之时：“嗟乎，昔曾惠敏作《中国先睡后醒论》，英人乌理西（英之子爵，今任全国陆军统帅）谓中国如佛兰金仙之怪物，纵之卧则安寝无为，警之觉则奋牙张爪，盖皆于吾中国有余望也。”这句话虽没有明确提出“中国睡狮”，但与之有一定关联。那么，这句话是梁启超自造，还是另有出处？对此，石川已有考证：这一说法源自王学廉所译的《如后患何》一文。《如后患何》英文刊于英国1898年1月1日的《国运报》，译文载于同年3月22日的天津《国闻报》。对比梁文与王的译文可知，石川的考证可信。这说明，梁启超言而有据——源自英人，而非梁本人的创造。

第二篇，《动物谈》。该文刊于1899年4月30日《清议报》第13册的“本馆论说”栏目。内有：“哀时客隐几而卧，邻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为动物谈。客倾耳而听之……丁曰：‘吾昔游伦敦，伦敦博物院有人制之怪物焉，状若狮子，然偃卧无生动气。或语余曰：子无轻视此物，其内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余询其名，其人曰：英语谓之佛兰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谓之睡狮，又谓之先睡后醒之巨物。’”研究者认为这是最早出现“睡狮”二字或“睡狮”意象的文章，前文已述，此时日本报刊关于“中国睡狮”的表述已不寡见。至于“曾纪泽谓之睡狮”一句，其实也非梁启超的演绎或假托。

在此之前，维新派所办中文报刊《知新报》于1898年5月1日刊登有《日人大泽龙论中国情势》一文。该文不仅有“眠狮”二字，而且出现了“曾纪泽尝比支那于眠狮”的说法。赘引于下：

说者曰：“支那政府犹抱不疗之痼疾，虽国手大家，不能治之。而其人民，又如游惰而及于暮年者。希其攘臂奋起，革旧图新，无异于百年而待河清焉。往者曾纪泽尝比支那于眠狮，当时泰西诸国未究其实，咸谓为然。洎乎甲午之役，连战连败，支那之真面目，暴露于中外。于是曩之畏而逡巡者，遂争先胁之，如英俄法德是也。今使我日本助支那以抗诸国，譬如扶垂死人上角场，徒劳而已，何益之有，适足以速其死也。况日本亦不后于诸国，不如得分一杯羹之为愈也。”嗟乎，是果何言哉。如斯说，则仿于强盗者也。夫泰西诸国皆强盗也，以近事论之，如德之据胶州，即其明证。

该文的主题是论述甲午战后中国的局势及日本的对策。结合上下文可知，作者并不同意“说者曰”，不赞同日本与西方列强一起瓜分中国。在他看来，日本需要施中国以援手，通过助力中国的改革，达到掌控中国的目的；否则，若听任中国遭泰西列强宰割分食，日本在中国之经营遂不可成，“岂止不可成，异时豺狼无餍之求，一转瞬而加于日本头上，亦未可知也”。作者的思想与大隈重信所提倡的亚洲主义相近，反对中国分割论，主张从长计议，先保全中国。该文不仅印证了甲午战争前后日本舆论界已出现“中国睡狮说”，而且指出“曾纪泽尝比支那于眠狮”，当时泰西诸国咸谓为然。这再次表明，在梁启超以前，的确已出现“中国睡狮说”。

不仅如此，笔者还认为，作为维新人士，梁启超完全可能读过登载在维新派报刊《知新报》上的这篇文章，甚至可能读过大泽龙发表在日本报刊上的原文。此前有学者分析，《知新报》所刊登的大泽龙这篇文章，“可能因为语境或翻译的问题，曾纪泽的说法变成了‘曾纪泽尝比支那于眠狮’”。经核实，《知新报》所标注的出处“译西三月二十号日本《中外时论》报”并不准确。该文原发表于日本《中外时论》第2号，时间为1898年2月10日，原题《支那论》，原文为中文而非日文，不需要翻译。《知新报》转载时为使语句顺畅改动了个别文字，曾纪泽一句原为：“往年曾纪泽尝论支那，比之于眠狮。当时泰西诸国，未详其事情，以曾氏之论为真然。”从文章内容看，大泽龙对中国维新运动较为了解，似与维新人士有一定联系。

第三篇，《瓜分危言》。该文连载于1899年5月20日、5月30日、6月8日、8月6日《清议报》第15、16、17、23册的“本馆论说”栏目。与本论题相关的文字，集中见于第一章“论中东战争以前各国经营东方情形”。该章写道：“瓜分之事，西人言之既数十年，而至今未见实行。守旧之徒，因不复信有是事，遂顽睡不醒，以至于今日。”各国保全此顽睡不醒之中国数十年，迟迟没有瓜分，其原因何在？梁启超认为英国对中国的误判是其原因之一，故在第二节“英国未能深知中国之内情”予以重点分析：英国人数十年来对华采取保全而非瓜分政策，恩威并济，买中国之欢心，令中国人信之而不疑，从而得以独力全握中国之商利。“而其所以布此政策者，冀中国之可以成立，可以自存也，冀中国之军事稍振，可协力以抵俄人之南下也。其故皆坐未深知中国腐败之内情，以为此庞大之睡狮，终有蹶起之一日也。而不知其一挫再挫，以至于今日……故自中日战后而局面一大变，自去年政变后，而局面更一大变。”正是以该文为依据，石川等学者反复强调：英国人称中国为“睡狮”，是梁启超第一次说出来的；“包括英国人在内，此前的确没有人称中国为‘睡狮’”；中国即睡狮的说法，是梁启超想象和创造出来的。然而，对照前引《东洋的危机》和《日人大泽龙论中国情势》等文可知，不仅“中国睡狮说”非梁启超的想象和创造，而且“英国人称中国为‘睡狮’”这种说法，也并非梁启超首倡。

通过解析上述文本，可得出结论：第一，梁启超之前，日本报刊已载有“西方人说中国是睡狮”“曾纪泽说中国是睡狮”等说法。第二，梁启超是据其所见所闻而作的转述，只不过没有注明出处而已，并不存在“加工转化”“发明创作”或故意假托外人、伪造的问题。第三，日本报刊所载文章的观点来自何处，以及“中国睡狮”是由英国人还是由曾纪泽率先说出的，目前尚难以判断。

既然“中国睡狮说”非梁启超的发明，此前日本报刊已登载过“英国人称中国为睡狮”之类的文字，那么，1900年以后中国人言说“睡狮”，其信息来源应有多种渠道：可能来自梁启超等中国人的言论，也可能来自日本人甚至西方人的报刊舆论等。研究者将其完全视作基于梁启超的发明显然不能成立，认为是中国人出于某种目的而故意假托西方人亦缺乏充分的证据。

四

梁启超发明“中国睡狮说”为何不能成立，还可以从研究者所运用的理论方法上寻找原因。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总是在某种指导思想或价值观念下进行的，不可避免地受主观因素制约。即便实证性研究，所谓“用史料说话”，同样离不开价值判断和理论预设。因为，史料无论多么丰富，也并不等于系统的历史知识。在组织和解释史料、由史料上升到史实和史学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的理论思维和科学方法起了关键作用。主张梁启超发明“睡狮说”的学者，程度不同地存在理论方法上的缺陷。

从对拿破仑的质疑，发展到对梁启超的肯定，论者在研究思路上有类似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之处。顾氏研究的是上古的传说，这里探讨的是近代的传说，尽管时段不同，均关系到中华民族精神及其形成，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建构和认同，关系到对历史和历史知识的认识等重大问题。王汎森在《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书结语中说：“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质，这个特质是：他把‘层累’看成是有意造伪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累积而成的。”人的有意造伪与自然累积，或者说主观与客观、虚像与实相，是历史研究必须加以全面对待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如果畸轻畸重，或专讲一面忽视一面，必然会游离于历史真相之外。

笔者以为，在理论预设上，主张梁启超发明“睡狮说”的学者受文化建构论等新文化思潮的影响，有模仿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和顾颉刚“层累造成说”之嫌，多少带有怀疑并解构在中华民族形成问题上所达成的历史共识之倾向。有的学者虽声称要超越本质论程式（essentialist），但在客观上却又滑向了文化主义。他们过分看重“中国睡狮说”的人为因素，而忽视了即便是人为提出的思想学说，也有其客观性；夸大了梁启超等少数精英在民族共同体形成和民族精神重铸中的作用，而轻视了民族共同体形成和民族精神重铸的社会基础；过度怀疑此前“睡狮说”的传承性和稳定性，乃至将众口相传的说法视为某人有意的伪造或发明。研究者在理论预设上的这些偏差，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史料的解读。

在方法论上，研究者使用了“默证法”，但没有严格遵守默证的“规矩”。历史研究在多数情况下无法直接从史料中得出答案，需要借助于逻辑推理。“默证”是上述诸文所运用的主要推理方法。什么是“默证”呢？张荫麟有明确的定义：“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法国学者瑟诺博司（Ch.Seignobos）指出，“默证”源自日常生活中的谚语“如果它是真的，我们该听说过”，而该谚语隐含着一个普遍性命题——如果所谓某事件真的发生了，就应会有一些提到它的文献存在。“默证”之成立有严格的限定条件，“必须每件事实都被观察到，被书面记录下来，并且所有的记录都被保存着”。然而实情是，历史上绝大多数事实都没有书面记载，即便有记载，很多载籍亦已亡佚。故在多数情况下，默证不能有效。瑟氏特别强调，默证只有在其所隐含的条件完全具备时，方可予以应用。

以此衡量，上述研究者在史料上没有、也不可能做到竭泽而渔，在推理上严重超出了“默证”所允许的限度。与上古史比较，近代中外文史料何其丰富，而且种类繁多，不限于公开发行的报刊、书籍等。近代史研究者经常会面临资料太多、如何有效地加以筛选利用的难题。上述研究者声称利用互联网技术查阅了相关数据库，“查阅了数据库”似乎意味着在资料方面拥有了话语权。然而事实是，即便数据库内收录的材料，由于编码、检索等技术方面的原因，也常会出现查找不到的情况，何况目前没有一个数据库做到了应有尽有的收录。因此，研究者所运用之“默证”，能且仅能说明作者个人在他所掌握的资料中没有发现1899年之前有“睡狮说”，而不能说明他所掌握的材料之外没有人提及。当依据某一个或数个数据库遂认定“睡狮说”为“无”，为“最早”或“第一”时，此种做法已不合逻辑，混淆了推理与证据的界限，所得结论往往似是而非。

诚如刘家和所指出，“默证法从来就不是一种安全的论证方法。”即使严格遵循“默证之适用限度”，它为历史研究所提供的也不是坚实可靠的证据，而仍旧是一种逻辑推理的结果，且是运用消极的推理方法而得出的结果。在数据库普及的当下，“默证”有被泛化和滥用的倾向。上述研究再次提醒我们，运用“默证”之法不可不慎之又慎。

简言之，任何一种历史叙述都不可避免从某种先见出发，但若对先见缺乏足够的警省和批判，先见可能会沦为偏见。笔者认为，梁启超发明“中国睡狮说”这一观点之所以不能成立，除史料方面的局限，研究者在理论方法方面也有其缺陷，明显存在以论带史、逻辑不周严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