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理学经世思潮略议

                                   史革新

清代理学经历了两个发展比较充分的时期：一个是在清朝初年，以康熙帝为首的统治者奉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大力表彰朱熹，一度形成程朱理学“独尊”的局面。再一个是在晚清，清统治者及部分士人为挽救社会危机，再次打出“卫道” 的旗帜，祭起程朱理学法宝，朝野鼓荡，推波助澜，终于出现了理学“复兴”的局面。晚清咸同时期的理学阵营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学术倾向驳杂不一。有坚持纯粹正统的程朱派观点者，如倭仁、吴廷栋、方宗诚、贺瑞麟等人；有调和程朱与陆王者，如李棠阶、宗稷辰、吴嘉宾等人；也有如邵懿辰既宗程朱，又习今文经学者；还有主张汉宋调和者，如夏炘、成孺、朱次琦、朱一新等人。当然，曾国藩等人标榜“义理经济合一”，更是在理学营垒中独树一帜。如果用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基本原则来衡量，大致表现为两种倾向：一部分人侧重于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圣之功”，以“诚”、“敬”为本，代表人物有倭仁、吴廷栋等，不妨称之为理学主敬派；另一部分人既讲“内圣之功”，又讲“外王之道”，强调“义理之学”与“经世之学”的结合，带有较强的事功色彩，代表人物是曾国藩，不妨称之为理学经世派。本文仅就后者所提倡的“义理经济”思想内容谈一些看法。 

嘉道年间，在思想文化领域兴起了讲求经世之学的风气，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受到人们的重视，为当时的思想界带来新气象。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理学营垒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以经世之学，济义理之穷”的主张，企图通过发挥传统儒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来弥补理学末流的空疏，挽救封建治统、道统的衰落，为清王朝摆脱统治危机寻找新的出路。这批人就是活跃在晚清社会政治、文化舞台上的理学经世派。理学经世派是晚清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在理学营垒中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理学经世派“义理经济”观的形成 

晚清理学经世派把“义理”与“经济”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救世良方予以提倡，主要出于政治上的原因。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固有的统治危机在各方面都暴露出来，整个国家每况愈下。这种情况极大地触动了晚清理学家们的思想，强化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和为国分忧的责任感。他们本着“修齐治平”的宗旨，思考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并通过著述立说的形式表达出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议论有：刘蓉的《致某官书》(1841年前后）、陈庆镛的《武营积弊疏》(1843年）、《申明刑赏疏》(1843年）、吴嘉宾的《论内外罔欺疏》、曾国藩的《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议汰兵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等等。这些文章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对清朝统治的弊病作了大胆的揭露和批评。不少文章、奏疏对问题的抨击相当尖锐，反映出作者的忧患意识。如刘蓉在《致某官书》中对贪官污吏的劣迹作了极为形象的描述： 

今之大吏，以  苴之多寡为课绩之重轻，而黜陟之典乱；今之小吏，以货贿之盈虚决讼事之曲直，而刑赏之权乖。黜陟乱，则国何以治；刑赏乖，则民何以措。自古迄今，未有官由赂得，政以贿成，而国犹不乱者也。......今州县之中，稍有洁己自好者，不惟白首下僚，无望夫官阶之转，而参劾且随之。而贪污者流，既以肥身家、乐妻子，而升擢之荣，岁且数至。[1][1] 

刘蓉的揭露深刻地反映清朝吏治的败坏已经达到不可救药的程度，也可以看出他社会批判思想的尖刻性。然而，刘蓉并没有就此止步，进一步向统治者发出警告：吏治败坏是国家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如果置若罔闻，听之任之，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大声疾呼： 

正恐国家之所增无几，而阎闾之被祸已烈；边塞之军资未足，而官司之贪囊已盈；外夷之烽燧未销，而海内之干戈已起。天下之势方岌岌焉，有厝火积薪之忧。今又张之风而助之焰，则前所陈数者之弊，有不一旦并发而速燎原之祸者哉。[1][2] 

他已经预感到一场暴风雨般的社会动荡即将来临。当人们在读到这些话语时，不禁会联想起地主阶级经世派代表人物龚自珍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发出的警告。请看龚氏对社会危机的揭露：“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1][3]他同样预感到在这种社会危机中酝酿着一场社会动荡，写道：“如是则豪杰轻量京师；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朝士寡助失亲，则山中之民，一啸百吟，一呻百问疾矣。......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和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1][4]刘蓉、龚自珍对社会危机的揭露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吴嘉宾把官场庸吏们的劣迹概括为一个“欺”字。他在一道奏疏中说：“臣以为国家之忧未有所底也，窃谓‘欺’之一字，非徒海疆诸臣蹈之，即中外大小诸臣皆蹈之。”[1][5]所谓“欺”是指官吏们为了升官保官而不惜欺上瞒下，文过饰非，谎报军情政情的，恶劣作法和腐败风气。其结果则使国家政事有名无实，百业俱废，民怨鼎沸，祸不旋踵。吴嘉宾的一个“欺”字，一针见血地揭露出清朝吏治已经败坏到何种程度。 

曾国藩对清朝统治危机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在所上的奏疏中直言不讳地抨击贪官污吏渔肉百姓的暴行，描绘出一幅黑暗无道，暴虐横行的凄惨画面。他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揭露了三方面的问题，即“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冤狱太多，民气难申也”。他愤然揭露各级官吏对老百姓的横征暴敛，指出： 

朝廷自守岁取之常，小民暗加一倍之赋。此外如房基，如坟地，均需另纳税课。准以银价，皆倍昔年。无力监追者，不可胜计。州县皆全力以催科，犹恐不给，往往委员佐之，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朴满堂，血肉狼藉，岂皆酷吏之为哉！预截太多，缺分太亏，后任无可复征，使循吏亦无自全之法。则贪吏愈得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悍然不顾。江西、湖广课额稍轻，然自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1][6] 

庸劣官吏制造的冤狱亦令人发指。他揭露道： 

民人京控，……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后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1][7] 

他还揭露大小官吏一味敛财虐民，惰于公事，朝内外官场弥漫着因循推委，泄沓糜烂的腐恶风气。他说：“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他痛切地感到，庸吏充斥官场不仅大大降低了国家各级衙门的办事效率，而且还阻塞了人才登进的途径，造成国家的人才危机。他说：“有此四者(案：指以上提到的官场四项通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1][8]他对清朝军纪败坏，武备松弛同样忧心忡忡，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兵饷不足和“兵伍不精”，批评说：“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1][9]曾国藩对社会危机的抨击是全面的、深刻的，在理学经世派的言论中具有代表性。 

理学经世派在揭露社会时弊的同时，还进一步探讨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出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世运之盛衰在风俗，而风俗之浮浇在政教”，政教的优劣又取决于学术。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1][10]即要士大夫研习程朱理学。从表面上看，这种主张与理学主敬派的观点并无二致，无非是提倡宋学，高张程朱而已，然而，如果细观其详，二者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同。理学主敬派侧重强调程朱的道德论，试图通过强化道德教化来达到“振纲常，正人心，淳风俗”的目的。理学经世派则主张在推行道德教化的同时，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关注国计民生，研究有用之学，切实解决现实社会中具体问题，带有明显的政治实用倾向。 

理学经世派与理学主敬派的不同还在于，能够用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看待程朱理学，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意识到理学末流存在的流弊并试图予以纠正，而没有象理学主敬派陷入思想上的僵化和停滞。他们认为，人们把理学的空疏之病归罪于程朱是不公平的，理学的弊端是由后世腐儒所造成，与程朱诸儒无关。刘蓉说：“近世学者诵法宋儒，颇牵文义，动涉迂拘，用是常为世所诟病。不知周、程、朱、张数先生莫不洞达世务，体用兼赅，既躬豪杰之资，而所学所养又能充实光辉，含宏博大，非同后世腐小生寻行数墨，稍得一知半解，沾沾自喜，以为独得之秘也。”[1][11]在他看来，程朱等理学创始人不仅重“义理”，而且还“洞达世务”，通晓“经济”，讲的是“体用兼赅”之学，与理学末流“动涉迂拘”截然不同。程朱之学要旨是否可用“体用兼赅”来概括，是另一个问题。重要的是刘蓉提出了自己对程朱理学的新的理解，即程朱理学不仅包括作为“体”的“义理”，而且还应包括作为“用”的“经济”，是“体用兼赅”、“本末皆备”的学问。在这里，实用性成为衡量学术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这当然不仅是刘蓉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一种带有倾向性的社会思潮。如夏炯也提出治学应当“归本于义理经济”的主张： 

学无大小，以适于用者为贵。故义理为上，经济次之，经学史学次之，诗古文词又次之。至于名物制度、声音训诂，不过藉以攻诗古文词，藉以考经史而已。诗古文词得其概实，经史涉其门矣。是当归本于义理经济，以求为有体有用之儒，斯可以名一家之学。[1][12] 

意思是，在各种学问中，“义理”、“经济”最为重要，其地位应该高于其他学术门类。他把程朱之学称为“明体达用”之学，指出：“朱子之学，由博返约，尊德性，道问学，未尝偏废，得明体达用之全。”[1][13]他所说的“明体达用”和刘蓉说的“体用兼赅”意义完全一致。夏炯十分强调学术的致用性，认为讲求理学如果不能在治家治国的实际中显示出它的效用来，就根本谈不上洞知其真谛。他说：“根究义理者，虽尺短过长，未必悉归大道。而居家则能治家，居官则能为国，小用之而小效，大用之而大效，如是方可谓之有用之学。”[1][14]又说： 

穷经以致用也，用之于家，则自收束身心，整齐内外，人情物理知明处当，事事皆有实际；用之于国，则自农桑水利，风俗学校，以及奉公守法，洁己爱民，事事皆有实心。如是而后，可为通儒，而后可以谓之学者。[1][15] 

无论是“穷经”，还是“求理”，都要以“致用”为依归。只有那些既尊崇“义理”，又知晓世事的人，才可以称为“通儒”、“学者”。理学的致用性被他作了充分的发挥。而对“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进行总结性阐述的，则是曾国藩。他在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把“经济”从“义理”中独立出来，与义理、考据、辞章齐驾并驱，从而形成“孔门四科”的说法。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1][16](1)最初，姚鼐曾经提出“孔门儒学”由“义理、考据、辞章”三科构成的说法，并得到学界的普遍承认。晚清时，理学大师唐鉴依然持这种看法。他在与曾国藩等人论学时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还是重复姚鼐的说法。与姚鼐有所不同的是，唐鉴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讲求“经济”的必要性，但只把“经济”包括在“义理”之中，依然没有肯定它的独立地位。他说：“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而他对“经济”的理解则是：“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1][17](2)曾国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治理学出于唐鉴而又高于其师，把“经济”从“义理”中独立出来，与其他三科并列，提出了“孔门四科”的观点，并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 

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艺师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1][18] 

在“孔门四科”中，曾国藩始终把义理放在首位，其地位高于其他三科，强调在治学之前。首先要学习程朱理学，悉心体会程朱主张的“居敬穷理”，“诚正格致”等一套封建道德修养的理论，确立超凡入圣的志向。他说： 

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今与直隶多士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志既立矣，然后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事百川异派，何必同哉？[1][19] 

可见，曾国藩把“义理之学”视为维系道统，为人立本的根本依据，凌驾于其他三科之上，是治其他三科的基础和前提。要学其他三科，首先要学好“义理之学”。“义理之学”是“体”，是根本，其他三科是“用”，是“义理”的辅助。而在其他三科中，曾国藩强调的是“经济”，称之为“政事之科”，一切考求各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学问都包括在内，与“义理之学”互为表里。所以他说：“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1][20]曾国藩的以上言论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不仅把“经济”独立出来，予以突出的地位，将“孔门三学”发展为“孔门四学”，增强了儒学的实用性、应变性，而且又阐明了“孔门四学”之间的关系，明确地把“义理之学”视为根本，而其他三科则为“义理”的辅助，以“义理之学”纲领其他三科，坚持了封建主义的政治方向。曾国藩的这种观点不是孤立的，在晚清理学营垒中拥有不少拥护者。湖南籍学者朱文  就是其中之一。 

朱文沐曾经用果树的根、枝、叶、果作比喻，来说明“正学”内部各科学术之间的关系。他把“正学”中的“义理之学”比作果树的“根”，“经济之学”比作果树的“枝”，“考据之学”相当于“叶”，“辞章之学”相当于“果”。果树如果缺了根、枝、叶、果，便“不足以为树”，同样，如果“正学”缺少以上四科中的任何一科，也“不足以为学”。这是他所讲的一个方面。接着，他还讲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认为“孔门四学”并不是彼此平等，相互并列，而是象果树的根、枝、叶、果那样，有着主次、体用的区别。他说： 

其中有体有用。统言之，则根，本体也；枝、叶、果，用也。析言之，则干，体也他；根，体之体也；枝，用也；叶、花，用之用也；果则用而反于体者也。有本有末，有先有后，有大有小。......是故为学必以干为本，以根为大本，以枝为用。而叶与花、果经纬其间。此为正学之定，则古今圣贤君子，由此其选也。[1][21] 

另一位学者沈源深也用“体用”、“根枝”来比喻说明“义理经济”之间的关系，指出：“余谓义理为经济之本，经济为义理之用。考据者，所以考明经济者也；辞章者，所以发挥义理经济者也。犹之木也，义理为根，经济为干，辞章、考据皆枝叶。故此四者，虽不可缺一，而犹必以义理为重。”[1][22]与朱氏不同的是，沈源深更加突出地强调了“经济”的重要性，把它摆在仅次于“义理”而重于“考据”、“辞章”的显要位置。也就是说，“考据”、“辞章”的发挥，不仅不能离开“义理”，而且也不能离开“经济”。 

概而言之，在嘉道年间，随着清朝统治危机的暴露，一部分崇尚理学的学者打出“义理经济合一”的旗帜，试图“以经济之实，济义理之穷”，为程朱理学及封建制度寻找出路，形成理学经世派的思想主张。经过曾国藩等人的阐述发挥，这种思想主张的得到进一步充实，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共识：以“孔门四科”取代“孔门三科”，突显“经济”的地位；“义理”与“经济”既有体用之分，又互为表里，不可偏废，可以相互补充。“经济”虽然次于“义理”，但却高于“考据”、“辞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