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殿清：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摘要：耶稣会的传教方针及组织特色，使来华耶稣会士不经意间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囿于认知局限，来华耶稣会士臆想出了明、清两代从未设立的“辽东省”。由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独特地位,使子虚乌有的“辽东省”，不仅被当时的欧洲学者广泛接受还影响至今。考察“辽东省”的由来和传承，可帮助学界认识造成文化误解的成因，以及消除文化误解的艰巨性，同时也警示相关研究者应检视耶稣会士所著文献的内容，尤其涉及中国版图部分，这关乎当代中国版图国际形象的塑造。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扮演着中西文化交流者的角色，一方面，他们将中国文化译介到欧洲，为当地思想启蒙提供给养；同时，他们还把西方科学介绍给中国，促进了明代“科技革命”的产生。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占有重要地位,很早便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然而先前研究多偏重论述耶稣会士为中西交流所做的贡献，对其著作中的错误辩析相对不足。事实上，囿于主客观原因，耶稣会士著作中存在诸多失实之处。“辽东省”的存在可谓一例明证。

一

耶稣会（TheSocietyofJesus)成立于1534年，创建者为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该修会在复兴罗马天主教的背景下产生，以对抗新教为宗旨，很快便得到罗马教宗的承认。1540年，保罗三世正式批准认可了耶稣会的合法地位。耶稣会助兴天主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扩展欧洲以外的传教范围，该计划得到教宗支持。1583年，教廷颁布教令，授予耶稣会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教特权。[1]此外，他们还获取了葡萄牙国王的支持，后者亦拥有远东传教权。此后，耶稣会垄断在中国的传教长达半个世纪，[2]在华耶稣会士的数量和传教成果都令后来的教派望尘莫及。

在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之前，基督教的多明我修会、奥斯丁修会、方济各教会都曾在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短期传教。由于传教活动没有得到明政府的许可，他们不久就被逐出中国，失去了承担中西文化交流重任的机会。而与他们相比,耶稣会的通信制度、教士的文化素质和传教策略都有助于该会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坚力量。

首先，耶稣会的绝对服从制度和通信规定是耶稣会士勤奋著述的保证。修会制度由来已久，早在4世纪,起源于北非的修道院制度就被引进西欧并植根于此。在随后的几百年间，欧洲涌现出了诸多修会。它们都以回归教会初心为宗旨，建立等级森严、高度集权的机构，颁布严格的会规。与其他修会相比，耶稣会更强调成员对教宗和会长的绝对服从、对教会纪律的绝对遵守以及为教会全心全意的服务。为确保这些信条浸入各地分会的传教活动，耶稣会建立了严格的通信制度和巡查制度，以便总会通过畅通的联络，监控分会和修士。通信制度要求分会以及在外地传教的修士，定期向总会汇报传教情况以及传教地区的地理、政治和经济情况。此刚性要求是耶稣会教士留下大量文献资料的重要原因。安文斯撰写《中国新志》,就是遵照中国副教区长傅泛际（FrancisFurtado)的命令而为。[3]

其次，耶稣会注重提高教士的文化素质。宗教改革前，天主教教士的愚昧和道德沦丧屡遭社会诟病，改变天主教的旧形象，需从教士入手，从教育着手。罗马教廷自身曾试图改变旧貌，但因阻挠重重，几次努力均告失败。以复兴天主教为己任的耶稣会，挑起了这杆大旗。实际上，耶稣会早期成员的文化素质很高，都有在大学学习的经历。罗耀拉曾先后在欧洲著名的萨拉曼卡大学和巴黎大学就读,建会时的其他成员都是他在巴黎大学的同学。他们深知教育对天主教的重要性，规定会士必须接受正规训练，才能外放传教。为此，在欧洲设立了罗马学院，培养能抗衡新教冲击和胜任海外传教的教士。学院聘请了当时欧洲的一流学者任教，讲授数学、逻辑、文学、哲学、神学和地理学等课程。这些人文和科学知识成为日后耶稣会士传教的利器。

再者，耶稣会奉行“适应性”传教政策，倡导通过融入当地社会的方式宣扬信仰、吸引教众。耶稣会不拘泥于其他修会须统一着装、留住隐修院的刻板模式，而是鼓励会士到四面八方传教。对会士的服饰不做明确要求，令其依据传教需要自行裁定；也不坚持拉丁语为传教语言的正统性，允许使用当地语言传教。甚至为了传教，耶稣会士可以不做专职教士，也可凭借教师、科学家、廷臣身份来完成使命。总之“适应性”传教政策能确保传教士在处理具体传教事务时享有较大自主空间，这是利玛窦在中国奉行“调适”政策的理论依据。明末清初时期，耶稣会的传教实践，证明适应策略确为明智之举。但是，它也令天主教地方化趋势严重，削弱了教会的同一性特征，招致了其他教派的攻击，掀起了延续百年的“礼仪之争”。

“适应性”传教政策虽然引发了教会内部的矛盾，却有力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倡使用当地语言传教激发了耶稣会士刻苦学习汉语的热情。他们经过不懈努力，最终掌握了汉语的听、说、读、写技能，既可以与市井之人现场沟通，了解风尚习俗，又可与文人士大夫谈古论今，阅读中国典籍，探究中国文化思想的渊源。他们在知识结构和语言层面都具备了记述“中国”的能力，也就能在中西方之间架起沟通桥梁。

耶稣会士精通汉语，就有了向西方较为准确深入地传递中国信息的能力，加以当时欧洲社会需求的刺激，他们便纷纷著书立说，记录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和感受，表达对中国的看法。耶稣会士的著作一般以自述亲身经历为主，而且没有中国学者所受的禁忌，在记录的客观真实性方面有—定的保证。此外,传教士从异域人的视角审视中国，与国人对社会的关注有显著区别，可以揭示很多国人习焉不察之处,对我们重新认识自我有很大帮助。这些特点决定了耶稣会士的著作有较高的文献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此非常重视，先后组织翻译了一批相关著作。[4]

然而，在承认耶稣会传教士著作价值的同时，也应看到他们记述中存在的错误。耶稣会士受本国文化掣肘，存在认知局限，在理解和解释中国相关信息时，注定会出现错误，这是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一些错误随着了解的加深而消除，但有些却被延续下来。

二

在耶稣会士文献中，利玛窦所著《利玛窦中国札记》，首次使用了“辽东省”这一指称。

利玛窦是早期获准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之一。他客居中国27年，潜心学习汉语，能阅读儒家经典，撰写汉语教义，结交士大夫，堪称当时了解中国的欧洲第一人。1608—1610年,他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自己在华传教的活动和心路历程。

他去世后，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77—1629)整理了他用意大利文撰写的手稿，并翻译成拉丁语，于1615年出版了《利玛窦中国札记》。该书一经出版，就取代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首选。利玛窦在此书臆想出来的“辽东省”也被当作事实传播开来。

利玛窦在书中认为，明朝的疆域包括两个王室直隶区——南部省和北部省，此外还有13个省，共计15个省。这与明朝两京13省的一级行政区划事实相符。他在介绍明朝防卫时,使用了“辽东省”一词，并将之称为北方三省之一,还指出此地一半的人口经常为皇帝服兵役。[5]与其前辈以及同辈不同，利玛窦没有开列各省的具体名称，且摒弃了欧洲文献介绍中国省份惯用的“南七北六”或“沿海内陆”的划分传统，而突出了“北方三省”。实际上，明朝并没有“北方三省”的说法。

明朝从未设置“辽东省”。洪武九年（1376年）之前，明朝曾短暂沿袭元朝旧制，在各地设置行中书省。[6]此后，出于中央集权的需要，朱元璋效仿宋代，设三司分解行省职权。承宣布政使司主管民政与财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刑法与监督，都指挥司主管军事并负责管辖卫所。尽管三司掌印官的官阶不同，但彼此没有统属关系，分属三个中央机构，以此来制约地方官员的权力。然而，坊间一直有沿用元朝旧制来指称明朝行政区划的习惯，将布政使司管辖区域，比照元代行省简称为“省”。所以普遍存在着“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等指称，甚至官方往来文书也如此使用。[7]但是明朝从未设置辽东布政使司，出于历史原因，该地行政管理隶属山东布政使司。正统年间，设立了隶属山东布政使司的辽海东宁分守道,掌管辽东地区的民事。既然不存在辽东布政使司，就不可能有与之对应的辽东省。因此，利玛窦著作中“辽东省”的由来，就很值得探究。

探讨利玛窦在晚年创造出“辽东省”这一行政区划单位的意义,在于考察他对辽东地区的认知进程，从中可揭示文化交流的一些共性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此举并非利玛窦的偶然失误行为，而是其多年考证、深思熟虑、仔细推理的结果。史实表明，利玛窦对辽东的关注由来已久，甚至在他踏入中国国土之前就开始了。新航路开通后，欧洲通过传教士和商人传递的信息，已基本了解中国沿海省份，但对内陆却知之甚少。因此,利玛窦临行前，他的老师丁先生（CristoforoClavio)建议他利用所学探索契丹（中国）的内陆。另外，辽东地区因与朝鲜相依，很早就引起了欧洲制图者的注意。在他们绘制的地图上,标有辽东半岛，但位置与轮廓不甚准确，很多信息由想象而来,有对其进一步了解的必要。[8]使命和欧洲的需求激励着利玛窦到中国后关注辽东。在澳门时（尚未进入大陆），利玛窦就发现《广舆图》和1555年出版的一幅世界地图中，辽东的标示有所不同。到肇庆后,他致信给胡安•巴普蒂斯塔•罗曼（JuanBautistaRoman),指出中国东北的尖端是辽州（半岛），属于中国的一个省。[9]这表明当时他还没有将辽东视为省，也不清楚辽东从属于哪个省。他还在信中，开列了15省的具体名称,[10]其中也没有辽东省。由此观之，初踏中国的利玛窦，并没有辽东省的概念，其晚年回忆录中的“辽东省”是其来中国后的认知产物。

个人认知往往与外界提供的信息密切关联,探究辽东省之由来，需考察利玛窦获取明行政区划的信息渠道。他来自欧洲，又无缘亲临辽东,影响其创造辽东省的信息源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来华前在欧洲所见文献，在中国的交际圈和中文舆图文献。

一般而言，知识有传承性，利玛窦在著作中使用的“辽东省”指称有可能来自欧洲先前对中国的记述。在他之前，欧洲的冒险家、商人、其他教派传教士曾在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有过短暂停留，个别人甚至进入了广西。他们离开中国后，将见闻书写成籍。这些著述成为新航路开辟后，欧洲了解中国的首批材料。[11]虽然它们无一例外都介绍了中国的广阔版图和行省划分,但未使用“辽东省”的指称。如前文所述，刚踏入中国的利玛窦虽已关注辽东，尚未有辽东是一个省的认知，《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辽东省”的概念绝非源自前辈著述。

为了传教，利玛窦设法扩大在中国的交际圈，尤其在“尊儒”传教路线确定后，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西洋知识结交了一批士大夫，其中不乏精通舆地、知晓辽东之人。李之藻就是其中一例。他年少时绘制过中国全图，图上15个省份的名称非常准确。他曾协助利玛窦绘制了献给万历皇帝的《坤舆万国全图》，涉及的明朝地名大多由其提供。利玛窦的另一位此类朋友是李应试。他是锦衣卫，曾任参军，因督战抗击日本入侵朝鲜而亲临辽东，熟知该地情况。在利玛窦说服下，李应试受洗入教，二人曾合作刻制《两仪玄览图》。从目前笔者掌握的文献来看，未发现李之藻、李应试二人与利玛窦谈及“辽东”的记载。尽管利玛窦临终前，烧毁了大量私人信件，信函内容是否涉及辽东之事不得而知，但从李之藻、李应试二人的学识和经历看，他们很清楚辽东在行政上隶属于山东的事实，对利玛窦臆想出辽东省的影响不大。

整理的资料显示，中文舆地文献与“辽东省”的关联度最高。为向欧洲读者保证真实性，耶稣会士都强调其著作有两大特征：记录亲历所见、引用中文权威文献。为此，他们很注重查阅中国典籍。利玛窦曾言：“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中文文献。”[12]卫匡国在《鞑靼战纪》的序言中称，返欧途中，携带了五十余本中文书籍来阅读。[13]

明代记载辽东的文献，散见于舆图、方志和典章。其中，舆图因利于传教士搜集有关中国地理的信息，能助其完成教会和世俗君主派给的任务，而成为他们最为关注的对象。利玛窦在书信中曾言，尚未踏入中国大陆，还在澳门时,就研读过《广舆图》。[14]他到大陆定居后，当时的社会人文环境为他搜集中国舆图大开方便之门。明朝中后期，舆图绘制大兴。政府和私人都对舆图表现出极大热情，舆图在士大夫阶层也广有流传。士大夫对舆图的兴趣可从下例略见一斑。利玛窦在肇庆时，曾向来访众人，展示最新的法兰德斯世界地图，以观察他们对陌生信息的态度。众人表示难以理解利玛窦所持地图。为此，其中一名官员让仆人回家拿来一幅地图（天下图），以便向利玛窦展示何为“真正”的地图。[15]这些士大夫不乏利玛窦之友。利玛窦与他们交往，为他搜集中国地理信息提供了便利。

现代研究显示，利玛窦搜集和研习过很多帧中文舆图。他在肇庆设立的教堂图书馆，存有相当数量的地图。[16]裴化行认为，利玛窦还将以前和当时制作的中国地图寄回欧洲。其中就包括《古今舆地图》。[17]李孝聪依据《坤舆万国全图》未将长江上游的“马湖”标志为大湖泊，做出推断，认为利玛窦在绘制《坤舆全图》时，并未仅仅参考罗洪先的《广舆图》，而是另有所取。[18]邹振环也认为，利氏参考过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大明一统图》，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1574年）等中文文献舆图。[19]德国学者博莱斯劳•斯兹克米斯尼阿克（BoleslawSzczesniak)认为，利玛窦参考过1555年出版的世界地图（Map-pamundihe),还参考过1579年的《广舆图》、江作舟的《广舆考》（1588年）、陆应阳的《广舆记》以及《皇明一统方舆备览》等中文舆图。[20]

丰富的资料，既为利玛窦了解中国带来便利，也给他带来了困惑。因为资料的内容不仅互有出入，也与他的原有知识多矛盾之处。面对困惑,利玛窦在吸收、甄别外部新信息，尤其是不一致信息时，会添加自己的见解，甚至依照自己的认知和逻辑,进行加工改造。考察利玛窦参阅过的文献，确实存在他创造辽东省的“诱因”。

中文文献对辽东的特殊对待，诱导了利玛窦对该地区行政区划性质的误判。出于历史原因，明朝的辽东在行政上与山东有复杂关系。在文献中，既有体现辽东隶属于山东的证据，也有支持辽东都司直属于中央的明证。明代中后期，辽东随着战略地位的提高，逐渐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到利玛窦旅华时，辽东都司与山东在体制上已无多少实质性联系了。[21]辽东的特殊性，在舆图上就体现为单幅成图。罗洪先绘制的《广舆图》中的分省介绍中，辽东都指挥使司归属山东布政使司，而在边防图（又称九边图）中专门有一幅辽东镇图。《大明舆地图》（1555年）的分省图中，山东布政使司由两幅图组成，其一为辽东。[22]

利玛窦参阅的大量明代之前有关辽东的文献，也容易让他对明朝的辽东生出错误认识。他读过的《五代史》《魏书》、《隋书》、元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明代之前的文献对辽东都有提及。其中《文献通考》“舆地三”专门介绍了辽东的行政区划沿革。在秦、汉、隋、唐时期“辽东”多次以等同于元代“省”的面目出现。这些信息有可能使利玛窦认为辽东是一个省。其实，中国朝代沿革错综相连,异域文化的他者难以辨别庐山真面目，耶稣会士群体也就不乏像利玛窦一样时间错位、误用资料之人。卫匡国就在《鞑靼战纪》中张冠李戴，把辽东曾为元朝辽阳行省省会当作了明朝的情况。[23]

辽东与长城的复杂关系也令利玛窦对辽东的行政属性感到费解。欧洲有将长城视为中国边界的传统。罗马帝国时期就知晓长城为“丝国”的北部边界。在欧洲近代早期享有盛名的地图册，如奥特琉斯（AbrahamOrtelius)的《寰宇概观》（1584年）和墨卡托（GerardMercator)的《地图集》（1595年），尽管长城的位置不甚准确，但均为醒目标注，都将其视为中国和契丹的分界线。[24]早期海路来华欧洲人的著作，同样将长城视为中国北部边界。利玛窦与他们所持观点相同。[25]他因无法实地考察长城,且不了解长城历史，在探究长城和辽东的关系时，大多参考中国文献。《广舆图》《古今形胜之图》（1555年）和《皇明一统方舆备览》等图中，长城几乎呈直线型延伸至鸭绿江边，与明代长城实际走势有很大区别，没有显示山海关到鸭绿江的东部长城。[26]利玛窦、曾德照、卫匡国等人绘制的中国地图，[27]基本沿袭中文舆图的画法。这些地图显示，辽东位于长城南边。于是问题由此而生，利玛窦有可能作出如下推理：既然长城南边的辽东为中国领土，但又不属于最北部的北直隶，那么就应该独自设省。

随着利玛窦中文能力的逐渐提高，加以在他罗马大学研习教会史过程中获得的文献批判能力，[28]他对明朝社会的认识，摆脱了人云亦云、被动接受信息的羁绊。尤其在他发现中国舆图互有出入后，对中文文献的信任程度下降，开始批判性地审查搜集到手的中国资料。[29]他在表述明代疆域时，添加了自己的理解。辽东省极有可能就是如此认知路径的产物。中文文献为利玛窦创造“辽东省”提供了素材。

由此可见，舆图对辽东的处理方式，时间错位地解读中文文献、辽东与长城的特殊关系，这三方面因素的叠加导致利玛窦臆想出了辽东省。

客观而言，明代辽东的行政管理错综复杂。近些年，国内学术界才厘清了“辽东隶于山东”这—特殊行政地理现象的历史成因。[30]鉴于辽东和山东交叉管理的复杂性，从学术角度来看，旅居中国的利玛窦对辽东的理解出现纰漏，情有可原。但从被利玛窦误解而成的“辽东省”流传甚远来看，我们必须对这一错误进行学术清算。

三

利玛窦臆想出的辽东省，并不局限于其一人使用，而是被其他耶稣会士广泛接受。

1612年来华的耶稣会士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Semedo,1585—1658年），在江南传教很长时间。他在1638年编著的《大中国志》（1642年出版）也持相同观点，认为中国北方六省的最后一个是“辽东省”。他指出辽东省盛产人参，并介绍人参是一种中药材，能提高人体活力，在此地还可以见到已遭严重破坏的长城。[31]从以上信息来看,他对辽东地区的叙述有一定客观性，但也错误地认为辽东为省级行政单位。

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Martini,1614—1661年），1643年抵达澳门，1650年到北京，经历了明清更替，游历过大半个中国。在他所著的《鞑靼战纪》（1654年出版）中，多次使用“辽东省”一词。[32]可见被誉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的卫匡国，也没有完全摆脱前人对辽东的误解。

对辽东的认识，在二十余年后才有所提高。安文斯在其1688年出版的《中国新史》中，澄清了明代辽东属于山东省的事实。然而，在同一部著作，安文斯在记述中国的长度和宽度时，又将辽东当作行省看待。同一部著作里的前后矛盾，可以表明安文斯也对辽东问题不甚清楚，无法立场坚定地纠正先前传教士的错误，结果，其后的耶稣会士依然将“辽东”视为省级行政单位。

伴随来华耶稣会士著作在欧洲的流传，“辽东省”也进入了汉学家的视野。耶稣会士、汉学家基耶尔（AthanasiusKircher,1601—1680)虽无缘亲临中国，但这并未妨碍他成为17世纪欧洲最有影响的汉学家。基耶尔在罗马学院任教多年，其多位学生曾到中国传教。[33]他们向基耶尔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襄助其编写《中国图说》（1667年出版）。该书成为引领欧洲汉学研究三百余年的巨著。

基耶尔在《中国图说》的序言中介绍了有关中国信息的四大来源。其卫匡国的资料。卫匡国来华前，曾在罗马学院求学，向基耶尔学习数学。1654年，卫匡国回罗马陈述在华传教立场时，二人有机会共叙师生情谊，并就中国信息互通有无。卫匡国所著《中国新图志》的部分信息成为《中国图书》中地理和政治体制部分的内容。其二，卜弥格（MichelBoym,1612—1659年）的资料。卜弥格于1645年抵达海南岛传教，后受指派到南明政府服务。1652年底，他作为南明永历皇帝的特使，赴罗马求援。在罗马期间，卜弥格为基耶尔提供了有关中国植物、动物、文字以及景教碑等方面的信息。第三，白乃心（JeanGrueber,1623—1680)的资料。他受耶稣会长之命，负责开拓欧亚陆路交通线，行前与基耶尔约定，将旅途见闻交由后者编辑出版。途中，白乃心将部分旅行记录寄给基耶尔。基耶尔很快就将这些资料编辑出版。《中国图说》中关于西藏的信息基本来自白乃心。其四，欧洲已出版的耶稣会士著作。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曾徳昭的《大中国志》都在其中。

基耶尔收集到的中国信息，涉及辽东之处，互不相符。利玛窦、曾德昭等人认为中国有辽东省。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没有辽东省地图，但其在《鞑靼战纪》却多次提及辽东省。卜弥格绘制的《大契丹就是丝国和中华帝国，十五个王国，十八张地图》,包括中国全图、十五行省图、海南岛图和辽东地图。他为海南岛绘制专图，与其曾在该地传教有关，为辽东单独绘图则有些匪夷所思。白乃心在答复托斯卡纳大公爵有关中国北部边界和长城问题时，也多次提到辽东（LeaoTum)省。[34]

基耶尔面对说法不一的信息，在介绍中国省份时，采纳了利玛窦和曾德昭的观点，认为存在辽东省。[35]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在讲述中国赋税与人丁情况时，需详述各省名称，却引用了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的内容，未将“辽东”列入其内。[36]可见，基耶尔对辽东信息的处理，前后不一致。实际上《中国图说》多处存在前后矛盾。但是这些“瑕疵”并没有影响它在欧洲的传播。该书于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在欧洲引起了很大反响。次年荷兰文版面世，1670年发行了法文版,1669年又发行了英文版。它的内容后来被许多书籍广泛采用。受此书影响，基耶尔的同胞——制图者乔治•马特乌斯•苏特，在其1728年绘制的《新地图集》，将“辽东”视为行省介绍。[37]

如果说基耶尔的《中国图说》是“耶稣会第一个阶段有关中国知识最完整的结合”，那么耶稣会总会的杜赫德（JeanBaptisteduHalde)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就堪称耶稣会士在华全盛时期提供信息的精选。杜赫德也是凭借在华耶稣会士所传信息，撰写出版了著作。该书在介绍长城时，将辽东视为鞑靼三省之一。[38]在介绍满洲时，又指出满洲三部分之一的沈阳（Cbinyang)，包括了古老辽东的全部。[39]该书出版后，被西方人视为了解中国的必备书籍，广为援引。1795年，英国人温特博特姆（Winterbotham)所著的《大中华帝国志》基本沿袭杜赫德的说法。[40]

1724年，雍正皇帝颁布法令，禁止基督教传播。至此，耶稣会士大规模来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773年，在欧洲大陆，罗马教宗下令取缔耶稣会，此后再未派遣耶稣会士赴中国。尽管尚留有一些为满清宫廷服务的耶稣会士，但因传教被限，他们获取信息的来源受阻，向西方传递中国文化的能力显著下降。

19世纪中后期，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成为传递中国信息的主力军。这些新生力量依据那时的中文文献，开始使用“满洲”一词来指称包括辽东在内的东北地区。德庇士的《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1836年）、卫三畏的《中国总论》、麦都思的《中国，目前的状况和未来的前途》(1838年）都使用了“满洲”一词。[41]但在这些著作介绍满洲的文字里，依然会见到“辽东省”的影子。例如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介绍“满洲”时，指出该地南部的省份，就是古老的“辽东省”。

即使在有关东北地区的当代汉学著作中，还时有“辽东省”一词的出现。这以美国汉学界的新清史学派为代表。柯娇燕（PamelaKyleCrossley)在其著作《不中庸：1800年以来的中国史新解》一书提到，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了辽东省。[42]当代意大利历史地理学和制图史专家曼斯缪•奎尼和米歇尔•卡斯特诺威在其著作《天朝大国的镜像》里，也认为中国的北方有辽东省。[43]从这一意义上讲，耶稣会教士创造出来的“辽东省”，并没有随着臆想者的逝去而退出历史舞台。

“辽东省”这一错误的“忠实”传承与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策略有关。耶稣会为寻求欧洲支持其在华传教的事业，力求保持传播信息的一致性，以免为攻击者留下口舌。在这样的语境下，利玛窦作为在华传教的奠基者，其著作中有关中国的信息始终受到修会重视，不会被轻易否定，信息的客观性和正统性也一直被大力弘扬。其后的汉学家在著作中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曾德昭在《大中国志》的前言中明确表明：当时的欧洲，除利玛窦外，无人能撰写中国史实，[44]并多次引用他的观点。安文思指出，欧洲先前有关中国的书籍大多叙述失实，他认为只有耶稣会士同仁的著作值得信赖。[45]出于这一原由，安文斯虽然在《中国新史》道出了辽东隶属于山东的实情，但他还强调辽东的地域广阔，应该设省，[46]有为利玛窦、曾德昭的错误辩解之嫌。这样的例子在耶稣会士中屡见不鲜。南怀仁就曾针对多明我修会的闵明我指责卫匡国的《中国新图》错误百出，而进行辩护。2017年出版的《南怀仁书信集》显示，一封写于1680年10月至1681年9月间的信函中，南怀仁应他人要求，详细介绍了卫匡国绘制中国新图采用的资料，批驳闵明我的指责失实。[47]

学术发展的路径依赖是“辽东省”得以传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耶稣会士所著文献进入汉学家视野后，其中的信息就成为后人研究的起点。学界在参考前人成果时，一般有使用与引述权威著作的倾向。《利玛窦中国札记》被视为权威性的汉学研究奠基之作，一直受学界重视。相比之下，安文斯的《中国新史》就略逊一筹，书中虽然指出“辽东省”之误，却没有引起关注，未能阻止“辽东省”的传播。这样的例子，在中外学术史上屡见不鲜。18世纪,法国东方学学者德尼尔（JosephdeGuignes)提出，罗马帝国边界的匈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人，该观点虽不乏反对者，但仍然作为权威统治学界多年。[48]魏源的《海国图志》（1842年）将贝加尔湖称为呼伦贝尔湖之错，虽经何秋涛的《朔方备乘》（1860年）订正，但也因前者的权威性，仍被后人延用。清朝末年，王之春的《清朝柔远记》（1879年）还用了魏源之旧称。[49]

四

将耶稣会士创造了“辽东省”这一现象，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审视，会发现有以下启示意义。

首先，随着文化交流的加深，有可能比交流伊始出现更多的文化误解。利玛窦最初介绍中国时，尊崇中国文献，直接将其译介到欧洲。然而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他开始用审慎眼光看待中文文献，甚至依据自己的思维做出某些判断。在此过程中，知识结构的缺陷，容易造成错误结论。更为重要的是，误解一旦形成，会有强大生命力，并不随真相浮出而即刻销声匿迹。唯有不断强化、传播真相，才能逐渐弱化错误影响，直至将之驱散。但这一过程会漫长艰辛，绝非一日之功能奏效，需要锲而不舍的努力。这一点对塑造中国国际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有很大启示。

其次，加强汉学涉疆著述的整理与研究。幅员辽阔的中国疆域一直是汉学关注的重点。无论是传教士汉学还是学院汉学和中国学，都有大量著作涉及这一主题。囿于文化差异、著者的认知能力，还因欧洲中心论作祟，汉学著作记述中国疆域时不乏失真之处，在这些著述基础上塑造的中国国际疆域形象自然与客观现实差异很大。为此，我们应重视汉学涉疆著述的整理与研究，系统审视、辨析，纠正其中舛误，并将学术成果国际化。本文就是在该价值取向指引下的尝试。当然这种带有考据史实性质的工作异常艰难，往往事倍功半，正如陈垣先生所言“考证史实，不能不缜密。稍一疏忽，即易成笑柄”。[50]但是，困难不能成为我们裏步不前的理由，因为科学的微观考证是史学的学科之本，也是避免宏观理论陷入“隔空喊话窠臼”[51]的保证，委实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