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董丛林，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21年第2期，本文注释从略。

“破坏”与“建设”两词，虽说自古就有与现在通常义项略同的用法，如“破坏”，在“摧毁”“破除”意义上，汉代《史记·匈奴列传》中即有匈奴“行破坏”、宋朝沈作喆《寓简》卷一中就有“破坏成法”之说；而“建设”，在“建立”“陈设布置”意义上，始成于先秦的《墨子·尚同中》里即有“建设国都”、《礼记·祭义》中则有“建设朝事”之用。但是，这两词起码到晚清，在对应性使用上少有，是到资产阶级革命发端之后，才呈渐多迹象，而至民国初年，则愈形发展甚至成为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对此简作述论，所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

一、辛亥之前“破坏与建设”舆论的初兴

兴中会成立是资产阶级革命滥觞的标志。《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揭示，该会纲领为“驱除靴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此中虽无“革命”与“建设”字眼，但显然包含着“破”“立”之义。其后孙中山及革命党人阐发的革命理论，实际即以革命统领下的“破”“立”为中心展开。并且，不乏有直接而典型的关于“破坏与建设”的论说。

邹容在1903年所作《革命军》中，明确作有专门论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狙，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增祸乱；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力，为国民增幸福。”这是将“文明之革命”与“野蛮之革命”严格区分开来，以对应其所行的“破坏”有无“建设”和对国民的悬殊利害，宣明他们所行革命，乃“文明之革命”。随后又进而论说：“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必千古不易之定论。吾侪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虽然，欲行破坏必先有以建设之。”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竭力呼号的《革命军》，问世后深受欢迎，销量达百万册之多，成为鼓吹革命的响亮号角。而其中的“破坏与建设”，则成为当时对此问题要言不烦的典型论说，阐明其所行“破坏与建设”两者紧相关联、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是《革命军》中也是当时革命言论中相对具有理论深度的环节之一。

由江苏留日学生同乡会在东京创办的革命刊物《江苏》，于创刊当年（1903年）的第五、六期上，连载汉驹的文章《新政府之建设》。其持论“欲开共和政体，先必破专制政体；欲立新政府，必先倒旧政府”，而“非我先有共和政体之精神，何能破专制政体？非我先有新政府之模范，何能倒旧政府？故吾扬共和政体之精神，即为破坏专制政体之先声；我树新政府之模范，即为倾倒旧政府之根基”。又提出建设新政府的三大“定义”：“一、政府必由全国国民所组织，而以全国国民为政府之实体；一、政府必为全国国民之机关，而以全国公共事务为政府之职掌；一、政府必以全国国民为范围，而专谋全社会幸福为目的”，说照之而行，“此建设政府问题之所由解决也”。显然，当时还没有推翻清王朝，而新政府建设的拟议和蓝图，已经在革命者的头脑中酝酿，成为推翻清王朝的先声，这也是他们建立在“破立结合”基础上的构想。

当然，在清王朝还没有推翻的条件下，“革命的破坏”在革命党人的言论和行动上无疑都是首要的，这时的社会经济“建设”只是在他们拟想当中，基本上还没有实施的条件。他们固然需要对此预先考虑和筹划，但限于条件也仅仅是初步而已。而此时他们头脑中的“建设”，主要还是侧重在政权建设方面，此乃其“破立结合”的当务之急，与新政权下的社会经济建设是有明显阶段性区别的。这也是革命派当时关于“破坏与建设”论说的一个突出特点。

与之相比，改良派则因为并不主张非推翻清王朝不可，而是认为在“立宪”而保留“圣明”皇帝的前提下亦可实现社会改造。他们在辛亥之前的言论中，虽说“建设”也并不特别多用，但实际上，其社会改造主要是说“建设”意义上的事情。特别是康有为在流亡海外后于1904或1905年写成的《物质救国论》中，持论中国“误于自由革命之说”，而“救急之方在兴物质”，诸如“自开工厂”之类。当然，这时改良派内部观点也并不统一，像康有为弟子和昔日维新同道的梁启超，对康氏主旨上是宣扬“建设”的《物质救国论》就不能认可，他“以为自由、革命、立宪足以为国”，而对康氏之说“深不然之，阁置久不印刻”，迟数年后，康氏该书才得以出版。无论如何，康氏当时是执意坚持其“新说”的，这反映出他在维新失败而流亡海外后思想的明显变化，更表现出与革命派的明显差别。

总之，辛亥之前，严格意义上是武昌首义之前，“破坏与建设”舆论兴动的旗手是革命党人，是他们作有“破立结合”的理论阐释。当然，其这时在实践上无疑是侧重于“破”的。

二、武昌首义和辛亥之后的由“立”到“破”

武昌首义胜利之后，正是令革命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备感欣慰而又急切划筹“建设”的时刻。因为清王朝最终覆灭的大势已定，建立和建设新政权，已成为亟要的现实。还在“辛亥”年中，由武昌首义产生的湖北军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带有“破立结合”色彩的章法，特别是《鄂州约法》，作为初步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力，以及都督由人民公举和其所具有的权限，典型地反映了革命后从根本上的破旧立新。而随着孙中山自海外归来，和同仁共同筹划建立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他出任临时大总统，在其“就职宣言”中，就明确把“建设之事，更不容缓”，作为“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的因由，说“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定于大地”。满是立新的豪情壮志！

其实，随着武昌首义的报捷，诸多派别都有否定清王朝而拥护和建设新政权的表示，形成一个空前广泛的舆论“统一战线”。譬如，改良派中的激进者，也空前兴奋地谋划民国建设。像梁启超，在“辛亥九月”（农历）就写成《新中国建设问题》万余言的文章，开篇《叙言》中即说：“十来年之中国，若支破屋于淖泽之上”，“武汉事起，举国百集响应”，“今者破坏之功，已逾半矣，至今以往，时势所要求者，乃在新中国建设之大业。”这是作者基于武昌首义成功，对“破坏”特别是“建设”问题的应急思考。当然，从其正文中所筹划“建设”的具体内容来说，主要还是就“单一国体与联邦国体”、“虚君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政体”的问题来考虑，而从其所表明的态度看，在前一问题上，是持“首在得一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而在后一问题上，是觉得“共和制”和“虚君共和制”皆不能行，限于悬疑无解，对此“决定一国建设之大问题”，是“求全国民之慎思审择而已”。这与革命派的“共和制”意向大显差距。

而思想繁杂、品流不一的“国粹派”，其本身就属革命派一翼，而这时该派的主导人邓实则办起《民国报》，其“辛亥十月初一日”（农历）所出第一号上，有汉民（胡汉民）题写“祝词”，朴庵（胡朴安）则在该报第一、二、三号上连载《建设共和政府之研究》的长文，说“武昌革命一呼，不旬日而全国响应……吾辈对现今时势，所急宜研究者，非革命之问题乃建设之问题也”，并强调当务之急是建设“真正共和政府”，喊出“大风起兮百飞扬，雄狮一吼兮震四方，驱除异种兮立中央”的心声！

而中华民国建立后，和苟延残喘的清王朝有一个为时不长的“交叉期”，但这也是“南”“北”力量的关键角胜期，结果是由袁世凯取代清廷而且获掌民国权柄。显然这是革命党人的失败，但这又是基于错综复杂的种种条件而致。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也曾无奈地“醉心”于“实业建设”。1912年10月间，他在《中国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文中，说是“余信袁世凯系一有力量之人物，能制驭现局，建设巩固之政府”，而“在今后十年之内，敷设二十万里之铁路，乃为完全可能之事”。早在同年8月的《国民党宣言》中，所谓“比及破坏告终，建设之事不敢放置”；“舍其旧而新是谋，以从事于中华民国建设之事”；“使建设之事纲举而目张”云云，便可视为该群体终“破坏”而谋“实业”这一思想方针的反映。

当然，所谓“良政治之建设”，也是这时一些革命党人所特别热衷的。如宋教仁于1913年3月牺牲前夕，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说：今“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未尝有也”，“吾人今日所负责任”，“是努力从事良政治之建设”，“爰举关于建设之大纲，以谋良政治之实现”。但他这是基于“吾党此届选举已占优胜”的条件，所做“和平建设”的幻想而已。

血的教训使革命党人觉醒，遂有“二次革命”发生。失败后孙中山到日本于1914年7月成立“中华革命党”，宣布“本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坚持进行反袁斗争。而袁世凯则愈发加紧复辟帝制，一味倒行逆施，遂刺激讨袁的“护国运动”阵线结成。出任“救国军”总司令的蔡锷于1916年1月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在誓词中特有“同仁职责，惟在讨袁”，“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的宣告。在举国讨伐的狂涛巨澜之中，袁世凯最后皇帝梦碎，于这年6月呜呼哀哉。不过，接下来又是军阀割据的乱局。

在这一阶段中，清朝倒台后舆论曾一度是以“建设”（即“立”）为凸显，而从“二次革命”到“护国运动”，重振以“讨袁”“倒袁”为中心的“破坏”之声，显示进步国人重心由幻想“立”转“破”历程。

三、五四前后“破坏与建设”舆论的勃兴

到“五四”运动前后，“破坏与建设”的舆论勃兴，达到一个空前热烈的局面。这是由于辛亥党人历经并尝试总结多年的经验教训，也是由于新思潮传播的影响所致。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在1917—1919年间业已告成，这部长达20余万言的合成性著述中亦有涉及“破坏与建设”的理论环节，主要是在革命统领之下以“革命之破坏”和“革命之建设”为中心来论说的，并指出“革命之建设”与“寻常”建设的不同。（因本人对此已有专论，这里不再细说。但需要提及，孙中山在篇内具体筹谋的实业计划即“物质建设”，事实上亦带有“寻常建设”的色彩。这在当时不免流于空想，但从国家“建设”的预筹意义上说，又显出他的远见卓识）。

1919年8月，孙中山还领导创办了《建设》杂志，由其刊名即可反映办刊的主旨。出刊的第一号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说：“民国成立八年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状况并未改善，这是因为“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所以不能者，以不能知其道也。吾党同志有见于此，故发刊《建设》杂志，以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反映出他们在军阀专制之下探索“建设”救国的努力，从中透出对现实不良政治的否定，但也不免有其无奈和迷惘中“画饼充饥”的意味。

值得注意，此际还出现了就“破坏与建设”问题往返论争的场次。譬如，《新潮》杂志于1919年第1卷第2号上，发表孟真（傅斯年）题为《破坏》的评论，是针对上海《时事新报》前不久所发一篇短论的。那篇短论中说，有一班人“并不是将新文艺，新道德，新思想，多多益善的输入进来，却在那里专门想打破旧文艺，旧道德，旧思想，终日里做了许多驳难痛骂的文章”，“这个样子，与那新陈代谢的道理，颇不相合。譬如一个瓶，藏满了旧空气，如要改为新空气，虽是终日拿这个瓶来摇动，那旧空气依然出不去的”，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的新东西“就该尽量充分的把他（它）输入”。孟真则反驳说，新的与旧的“同时占据同一空间，不把一种除去，别一种如何进来”？并针对对方打的比喻相应驳道：“假设是个浑水灌满了的瓶子，只得先把浑水倾去，清水才能钻进来”。在他看来，在中国倡新“实在有异常的困难”，一方面从创造新的着手，一方面“破坏旧有的主义，这是势必处此的办法”。该文发表后，《时事新报》2月6日又发表《破坏与建设，是一不是二》的文章，而2月23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则发表署名“世纪”（陈大齐，字百年）的《破坏与建设》一文，就《时事新报》的新发之文再行辩驳，针对其持论的“破坏与建设是一桩事情的两方面，不是两桩事情各各独立的”（故言“是一不是二”），有谓：那么“主张输入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从一方面看起来，虽然是建设，从别方面看起来，自然也是破坏；别人主张破坏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从一方面看起来，虽然是破坏，从别方面看起来，不也是建设吗？这样讲起来，两造实在是志同道合的，为什么《时事新报》的记者要排斥别人不遗余力呢？”如此说来，双方似无实质性分歧，论争主要是在强调破坏旧的还是引进新的，而这两者正是“破”“立”结合的相反相成啊！双方如此强调，似乎都有偏颇之嫌，实际上或更因当时派别分野（尽管当时《时事新报》亦非守旧）所致。

关于“破坏与建设”的讨论持续不断。《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1月16日发表鲁纯仁《破坏与建设》的评论，从“破坏与建设底（的）意义”、“破坏与建设底（的）关系”、“怎样破坏”、“怎样建设”、“现在有无再破坏之必要”等多方面进行扼要论析，认为破坏的“性质是毁灭”，建设的“性质是创造”，两者“相反而相成”；“不破坏，不能建设，要有大破坏，才有大建设”；“破坏的目的，是为建设人类自由、平等、和平、相爱的社会”；“经过彻底破坏之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由中国的现实政治状况看，“是要建设的，但建设之先，还有破坏的必要”，并且喊出“破坏神圣！建设神圣！”的心声。需要注意，其明确提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当时“社会主义”思潮已在中国兴动，但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偏颇多有，差异也大，不过鲁纯仁所提“社会主义”，未必不是其当时朦胧“理想”的真实寄寓。

在“五四”前后，新文化、新思潮活跃，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日益在中国传播，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队伍在形成、壮大，而李大钊、陈独秀等可谓独具风骚，引领潮头。及至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和建设，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