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谢贵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19年第3期。

摘要：民国时，以北平与奉天两地为中心的《清实录》的整理及研究，以“九·一八”事变为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整理研究上的相辅相成，变成激烈的学术竞争和政治角力。民国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图书馆，在出版整部《清实录》的计划因缺乏经费不能实现时，决心通力合作，出版清前三朝实录初纂稿本。伪满先是影印《满洲实录》和《宣统政纪》，接着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斥巨资对整部崇谟阁藏本《清实录》进行影印出版，从而在整理出版上显示出一定的优势，然而民国学者在校勘、考证和揭露《清实录》粉饰上成就斐然。伪满借出版《清实录》以树立自己继清而立的正统形象，民国学者则通过揭露《清实录》记载不实、善于粉饰而揭穿其阴谋。这场竞争，随着抗战胜利和伪满垮台而宣告结束，伪满出版的《大清历朝实录》作为战利品纷纷落入民国各大学之手。此时民国学界不再紧盯《清实录》粉饰问题不放，转而以雍容和理性的态度，肯定其重要而珍贵的史料价值。

民国时，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之间，在整理和研究《清实录》领域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的学术竞争，对此问题，学术界似未见关注和研究，本文不揣冒昧，对其学术竞争以及隐藏在这种竞争背后的政治角斗，予以浅析。

一、“九·一八”事变前以北平和奉天为中心的《清实录》收藏和整理

北平（北京）和奉天（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是清朝时的北京和盛京所在地，分别收藏着清廷修纂的皇家实录秘本。北京故宫藏着乾清宫小红绫本、内阁实录库小黄绫正本和小红绫副本、国史馆抄本，皇史宬藏着大红绫正本；盛京（沈阳）故宫藏着崇谟阁大红绫正本。民国后，北平和奉天因为最易接触到大清实录而成为整理和研究的中心。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无论是北平还是奉天，两地的民国学者在《清实录》的整理和研究上相辅相成。《清实录》整理和研究的热潮，与民国初期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有关。1921年前后，北洋政府教育部历史博物馆将收藏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出售，发生“八千麻袋”事件。次年年初，清朝遗老罗振玉从同懋增纸店购回部分档案，其中便有多种《清实录》的稿本，从而引起了民国学者对《清实录》的重视，开始整理和研究。当时中国在《清实录》整理上，基本上形成了两个中心，即东北的奉天和华北的北平。

在北平，《清实录》的收藏、整理与研究工作迅速展开。当初为筹措工资而将档案卖出的教育部所属国立历史博物馆，此时将未曾发卖的《清太宗实录》初纂稿本的某些残卷加以珍藏。北平图书馆则将顺治初稿本残卷《清太宗实录》、顺治重修满文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予以宝藏。1925年成立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更是警醒过来，开始清点《清实录》，并编成《故宫文献馆现存实录总目》。除了已经散出宫的清内阁大库所藏《清实录》的各种稿本外，故宫博物院发现宫中还藏有成套的《清实录》，即藏于皇史宬的大红绫正本，藏于乾清宫的小红绫本，藏于内阁实录库中的小黄绫本。此外，还发现座落在西华门内的清史馆（前身为清国史馆）旧藏《实录》共10种，分为长本与方本2类，皆为平装，由楷书抄写。故宫博物院对上述《清实录》十分重视，致其全部保存下来。新成立不久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仅收藏了大部分“八千麻袋”事件中回购的清内阁档案，而且还收藏了康熙重修的《太祖高皇帝实录》残稿9卷。

在收藏的同时，北平的民国学者开始对《清实录》展开整理、出版和研究。1931年，故宫博物院据内阁实录库雍乾本铅印了《清太祖努尔哈赤寔录》10卷。当时《北平图书馆馆刊》还专门作了新书介绍。故宫博物院还对《清实录》稿本进行了研究。当时故宫文献馆整理清内阁档案时，发见了一种旧《实录》，卷端题为“太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该院文献馆学者方甦生否定了“当时一班学人均认为就是崇德元年初纂本”的结论，推测“是顺治年间重缮之本”。方甦生还对史语所收藏的康熙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残稿9卷进行了研究，指出这9卷并非一种稿子，按其版本情况，可分为再、三、四次稿三种，其中三、四次稿相当于罗振玉刊印的二、三次稿。就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谢国桢，撰《清太祖实录残卷跋》一文，对该实录版本作了探讨。他指出自己看到的“《清太祖实录》残卷，字迹模糊，窜改之处甚多，似系稿本”。他将蒋良骥之《东华录》、王先谦之《东华录》与他看到的《清太祖实录》残卷相对比，指出此书首题《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弘文定业高皇帝实录》，无清康熙元年睿武下所加“端毅”二字，更无乾隆元年端毅下所加“钦安”二字，以及没有“弘”字避讳阙笔现象，断言“此本当为最早之本”。

在北平学者收藏、整理、出版和研究《清实录》的同时，奉天也展开了类似的工作。罗振玉在“八千麻袋”事件中，获得原藏北京清宫内阁大库的《清太祖实录》稿本三种。第一种是崇德年间初修稿本3册，第二种是康熙年间二修稿本6册，第三种是康熙年间朱彝尊修纂时形成的初次稿7册，二次稿5册，三次稿1、3两卷。同时，他还获得《清世祖实录》稿本14册，其中满文稿本4册，汉文稿本10册，以及《乾隆实录、圣训奏稿汇抄》1册等实录稿本。部分档册上有罗振玉藏书章，文曰：“臣罗振玉壬戌所得内阁秘籍”。壬戌年即1922年，正是罗振玉从纸店购回内阁档案的年份。虽然他将八千麻袋档案转手卖给了李盛铎，但自己还留存了一些清朝档案，包括上述《清实录》诸稿本，并从天津带到旅顺，借肃亲王善耆旧邸整理，“与其事者六、七人，主其事者曰何君福谦”。1924年，他将上述清代档案以东方学会的名义辑成《史料丛刊初编》等书，用活字印刷。与此同时，他开始研究并筹划出版《清实录》稿本。

或许是受到罗振玉的影响，奉天的学者对《清实录》产生了兴趣。东北易帜（1928年12月29日）后，沈阳的辽宁通志馆1930年在编辑《奉天通志》时，在盛京崇谟阁中发现了满、汉、蒙文三合本附图的《满洲实录》，于是选定东北大学工厂进行影印，但由于资金不足，“乃摘取《满洲实录》附有详图者计一部八大册，专以汉文及图付之影印”，而舍弃了满、蒙两种文字。在影印前，通志馆作了一些整理工作，对原本中凡遇皇帝名讳都留空白之处，用崇谟阁所藏另一部不讳名字的满汉两体《满洲实录》予以填补。影印《满洲实录》的决策，实与当时担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的金毓黻有关。金毓黻与罗振玉关系密切，1922年前后，二人在东北还有往来。可能是受到罗振玉的影响，金毓黻对实录研究产生了学术兴趣，后来还专门写过类似论文。1931年5月，金毓黻担任辽宁省教育厅长后，下令各省立学校购买《满洲实录》。同属东北的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率先支持，“黑龙江省万主席、吉林省张主席，各已先置四十部，以事馈赠”。

辽宁省通志馆影印《满洲实录》的消息，在关内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浙江教育厅热情地详述了辽宁省通志馆影印《满洲实录》时的不容易，以及该书“为世界未有之孤本，且为有史以来未有之奇书，关系历史、舆地、文学、美术甚大”的价值，并宣布“省政府兹拟价购，分发各图书馆、教育局一部，以资考据”。浙江教育厅为辽宁通志馆推广《满洲实录》，说明当时内地对东北学术研究的支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因中原大战而控制了北平。奉天与北平均在东北军的统治之下，两地在《清实录》的整理、出版与研究上并无对立情绪。然而，“九·一八”事变后，二地分离，北平的民国学者与奉天的伪满学者在《清实录》整理、研究上分道扬镳，并明争暗斗。

二、伪满学者在日本人操纵下有企图地整理《清实录》

“九·一八”事变后，奉天与北平骨肉分离，伪满与民国势同水火。在《清实录》的整理和研究中彼此促进的情况，演变成对峙和竞争的态势。

作为清内阁大库档案和《清实录》稿本收藏整理的先驱，罗振玉追随溥仪逃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从而背叛了民国。以他为代表的伪满学者，在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以及《清实录》整理与研究上，与民国学者形成对立，特别是利用《清实录》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塑造伪满政府继清而续的合法性，为伪满政府张目。民国学者与伪满学者出现明显的对立和竞争。

罗振玉投靠伪满政府后，于1933年将此前所获多种《清实录》稿本以“奉天史料整理处”名义影印出版。这些稿本包括康熙年间重修时，由朱彝尊原纂的《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初次稿存7册，二次稿存5册，三次稿存卷一和卷三）影印出版，取名《〈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线装四册。内分初、二、三修本三种，为十四册残稿本。书首有罗氏序言，介绍了原稿的残存情况：“……初修本存七册。首册讫癸未二月；二册起癸未七月，讫甲申九月（原注：两册间缺五、六两月）；三册起乙亥正月，讫庚辰十一月；四册为天命四年五、六、七月；五册起天命四年八月，讫五年十一月；六册起天命六年正月至十一月（原注：此三册相衔接）；七册起天命九年正月，讫十年十一月。第二次稿本存五册。第一册至癸未正月，后题署卷一，第二册起甲申正月，至乙酉止（原注：此二册相衔接）；三册起天命五年，至六年六月（原注：此二册相衔接）；五册署卷九，起天命九年，至十年末。第三次稿存卷一及卷三，首尾完全，其分卷则与皇史宬定本同矣”。这些实录稿本在完成影印使命后，献给奉天图书馆收藏（今藏辽宁省档案馆）。

1934年伪满辽海书社又重印了《满洲实录》8卷，由时任日满文化协会理事、伪奉天通志馆总纂的金毓黻主持，据通志馆1930年的影印本，用铅活字排印，附图影印时缩小四分之一，用铜版纸印刷。全书线装4册，收入《辽海丛书》中。是年，辽海书社还据清史馆所存稿本印行了《宣统政纪》43卷。1935年，金毓黻在《黑白》杂志上介绍了辽海书社出版的书籍，包括8卷本《满洲实录》，声称是“据奉天通志馆景印本覆印，辽海丛书别行本”。该书销路不佳，通志馆函请黑龙江和吉林二省公署，要求订购。于是伪满大同二年（1932）四月二十六日，伪吉林省长熙洽下令各属订购《满洲实录》。

伪满更大的《清实录》整理计划，是将沈阳故宫崇谟阁所藏《清实录》影印出版，命名为《大清历朝实录》。

1933年10月，日本、伪满双方建立“日满文化协会”，由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为会长，伪国务院参议冈部长景十（日籍）、宝熙两人为副会长，罗振玉为常务理事，日本方面的专家学者文学博士服部宇之吉、内藤湖南、池内宏、滨田耕作、羽田亨，工学博士关野贞，帝室博物馆美术课长沟口藤次郎，以及伪满政府各部的首长为理事和评议员。时为伪满奉天图书馆副馆长的金毓黻也担任理事。办事处设在伪满的“文教部”。协会一成立，便决意重刊《清实录》和《四库全书》，拟筹经费约30万元，打算在两年内完成。该协会“成立以来，即编纂《清朝实录》之议，现已委托水野梅晓（日籍）主持，开始收集参考材料，进行编纂”。可见，伪满整理影印《清实录》是在日本人操纵下进行的。而影印出版《清实录》，则最早由倡导“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内藤湖南提出。参与《清实录》影印工作的日本人杉村勇造称，影印《清实录》是“内藤湖南博士自‘满日文化协会’成立以来就一直热心提倡”的事。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称，其祖父担任满日文化协会常任理事、负责影印实录时，“曾得到日方理事内藤湖南（虎次郎）的赞助议行”。日本人执意要影印《清实录》，是想通过《清实录》的出版，塑造其傀儡伪满洲国“源远流长”的正统形象。1934年12月正式开始整理工作。日本以杉村勇造牵头，伪满则由郑孝胥、罗振玉牵头，决定由东京单式印刷公司印刷，大藏出版公司出版，小野玄妙博士负责出版业务，由伪满“国务院”发行。当时成立了《清实录》出版事务厅。罗振玉在奉天九纬路的博物馆附近借到十多间洋房作为办事机关。整理步骤是，先凑齐《清实录》全书。原盛京崇谟阁所藏的《清实录》，起于太祖朝，终于同治朝。“满文、汉文合计约九千册，汉文四千四百七十四册。其中尚缺四卷，这四卷，后来从北京故宫所藏的实录写本中一并补齐”。此外还缺德宗和宣统两朝。《德宗实录》用1927年在天津张园时抄缮的小红绫本补充；《宣宗政纪》本来想将藏在天津的原书取回，但遍寻不获，于是从北平隆福寺附近的书肆中购买了一本坊间通行的排印本凑数。经过凑补，《大清历朝实录》成为“唯一完整的藏本”。全书凑齐后，开始整理，以原盛京所藏崇谟阁本为底本，将书中对日本的蔑称和有碍文字进行挖补修改。日本还指派专人对实录进行逐卷检查。对《德宗实录》中关于甲午战争的记述，只要他们认为不妥之处，均用铅笔在其右边标上符号，再命令装裱和缮写人员一一挖补和篡改。甲午战争的记述中，《德宗实录》把日本人写成“日寇”或“倭寇”，日本人对此非常忌讳，认为妨碍“日满亲善”，逼迫罗振玉亲自上阵，将《清实录》中“倭寇”字样全加挖改。此外，对甲午战争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记载进行篡改。如《德宗实录》卷343第12页，崇谟阁写本作：“以日本悖理违法，首先开衅，备文照会各国公使。”而伪满本改成“以日本干涉朝鲜，首先开衅，备文照会各国公使。”如卷370第16页崇谟阁本作“设法力杜狡谋”，而伪满本改作“设法始无流弊”，把指斥日本人为“狡谋”一笔勾销。挖补和篡改后的《大清历朝实录》由三名摄影人员按页依次拍照，送东京进行影印。印刷工作从1934年末至1936年末，历时两年，由日本东京大藏出版社出版，包括从太祖至德宗的11朝《实录》以及《满洲实录》和《宣统政纪》，计4486卷，分装122帙，每帙10册，共1220册，但印数甚少，只印了300部，因此每部书的成本很贵，印刷经费全由日本提供。日本将印好的《大清历朝实录》送到伪满驻日使馆，以伪满“国务院”的名义，分赠欧美各国，结果赠出110部，造成各国默认“满洲国”的态势。伪满还将《大清历朝实录》送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图书馆。1931年1月号的美国《史学杂志·史学消息栏》称：“最近伪‘满洲帝国’政府，赠《大清历朝实录》一部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此种刊本，系过去数年间，印于日本，乃奉天手稿本之一种影印本。较原稿本缩小四分之一。此刊本共有一千二百二十篇，装订成一百二十二函。最后十篇为目录，依年代编次史料。每编以黄色为封面，上绘凤凰图案，象征皇后，每函（套）以黄布装订，以龙为饰，象征帝国。”这对中华民国造成极大的威胁，也引起了民国学术界的警惕，并随之展开了学术竞争和政治抗争。

三、民国对伪满印行《清实录》的警觉

伪满政府的成立已经令中华民国愤怒，而伪满又借整理《清实录》来争夺正统，更让民国学者感到不平。在伪满大张旗鼓影印《大清历朝实录》时，民国学人对伪满这一行动保持警惕。这与“九·一八”之前，浙江教育厅对辽宁育通志馆影印《满洲实录》的赞赏态度完全不同。

流亡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建立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其下属政治部于1932年9月创办的《东北通讯》，对伪满整理影印《清实录》的动向十分警觉。在其“日伪政情”栏下，特地标出“编纂《清朝实录》，复印《四库全书》”。宗孟发表《从“满蒙文化协会”说到“日满文化协会”——日人将代我重刊〈四库全书〉及〈清朝实录〉》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对东北之文化侵略自来即与其武力侵略同时并进。”并提醒人们日伪“初创之‘日满文化协会’，首所注意者，即为设博物馆及重刊《四库全书》及《清朝实录》等工作，此与东北文化更有重大关系，尤为吾人所应注意”。伪满决定影印《清实录》的消息，震惊了民国学界。1933年，瓠庐在《国学论衡》上发表《日伪印清朝实录之缘起》一文，对“日伪合组文化委员会，拟先印清朝实录”一事感到焦虑，并转述罗振玉的得意之言，说《清实录》“仅沈阳故宫藏有全部，藏于崇谟阁，自太祖以至穆宗，满汉均全”。最后，瓠庐揭穿了伪满影印实录的实质：“伪方近传明年有改伪君主国体说，而清代发祥，诸多附会，类于神话，突于此时费二十万巨金印行清朝实录，不急之需，令人费解；继乃恍然，盖为伪君主国体作宣传张本耳。”除了揭露伪满影印《清实录》的目的外，瓠庐还揭露了日本人支持伪满影印实录的用心。他在另一篇文章《日伪印四库全书、清朝实录》中指出：“日人侵略野心，固令人可畏，玩弄诸傀儡，使人可恨。”因为“本年内东北义勇军，不幸受日军包围重创，潜伏四散，弗克大举，日人认为伪国治安，渐次宁靖，乃以振兴日伪文化，为麻醉东北知识阶级，因有文化委员会之组织”，于是“即印《四库全书》与《清朝实录》，拨经费三十万元，限二年内，先完成《清朝实录》一书”。瓠庐最后指出：“研究文艺学术，虽无国界，万一日伪先我着鞭，且景印《四库》全部（及《清实录》），辄恐我国大受其影响，难免世界各国知识分子所讪笑耳。”此话透出民国学人在《清实录》和《四库全书》等书籍整理出版上与伪满竞争的焦虑感和紧迫感。

1933年，同样是浙江省图书馆，其馆刊发布图书文化消息时，在“国内”“出版界珍闻”中，发布“所谓‘满洲通志’及清朝实录之编纂”的消息。将伪满的消息称为“国内”，且用“所谓”来表示，则表明不承认伪满为一独立国家的立场。这一消息，在一年后再次发布，并增加了更具体的内容：“沈阳有所谓日‘满’文化协会，会长为郑逆孝胥，副会长为伪国务院参议冈部长景石（日籍）暨宝熙二人。成立以来，即有编纂《清朝实录》之议，现已委托水野梅晓（日籍）主持，开始搜集参考材料，进行编纂”，同时把伪满准备复印四库全书，伪满通志馆馆长袁金铠、吴廷燮编纂《满洲通志》相提并论，斥之为“认贼作父，为倭文化上之伥魂”。

《大清历朝实录》刊行后，1940年3月创刊的民国报刊《史学季刊》在《国内外史学消息》中报道“日本”消息时，发布“日本代伪满影印《大清历朝实录》”。该杂志编辑特别提醒：“《大清历代实录》之刊行与传播，适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血战方酣之际，我国当道及海内史家，可以深长思矣！”

正是出于对伪满整理和出版《清实录》目的的警觉，民国学人针锋相对，开始整理和出版《清实录》，以与伪满进行学术竞争，争夺话语权。

四、民国学者在《清实录》整理研究上的竞争

伪满通过《清实录》的整理、出版和研究，以证明伪满是大清的正统，而民国学者通过整理、出版和研究《清实录》，似乎也想以证明隆裕太后签署“清帝退位诏书”后中华民国是清朝的合法承传者，有资格、有责任为故朝整理史籍，清理其遗产。可以说，正是“九·一八”事变，迫使故宫博物院在《清实录》的出版上与伪满展开了暗潮汹涌的竞争。民国在整理出版《清实录》上，虽然延续了事变前的工作，但紧迫感加强了。1932年，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宣布了刊印整套《清实录》的计划，称该院“尚有一巨大工作，即《清代实录》是也。此为清史之宝库，国内外学术机关及一般学者，均望此书之行世。惟博物院经费不足，现正与各学术机关接洽，合力刊印”。李宗侗还指出了《清实录》的出版顺序：“《清太祖实录》，现已有两种出版。此后即先出《德宗实录》及《宣统大政纪》，然后再出康乾各朝以迄同治，此亦应时代之需要，以光宣两朝密接现代故也。”他所说的已有两种《清太祖实录》出版，其中之一就是1932年故宫博物院据顺治重修本铅印的4卷本《太祖武皇弩儿哈奇实录》。故宫博物院整理《清实录》的计划，稍后被《湖北省教育厅公报·教育消息》以《清代实录即将刊行》为题作了报道，反映出民国学界对出版全套《清实录》的期盼。故宫博物院出版整套《清实录》的计划因经费拮据未能实现，只得继续零星刊印。就在1933年伪满罗振玉出版《〈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也于1934年将《清世祖实录稿本残卷》整理后，刊于《文献丛编》1934年的第20辑（1-5页）中。1934年，就在伪满辽海书社出版《满洲实录》、日满文化协会开始影印《大清历朝实录》之际，北平文殿阁书庄也铅印发行了《满洲实录》，是根据承德避暑山庄藏本影印，收入《国学文库》第九编，并于1937年再版。1936年，在伪满影印整套《大清历朝实录》完成后，北平的学术机构危机感大增，开始加强合作，以加速《清实录》的整理与出版。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将从书肆访得的清代太祖、太宗两朝初纂实录交付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影印，而将被董康、孟森二人在北平书肆中发现的《清世祖实录》初纂本，由己馆出资影印。1937年初，有人以《影印清初实录》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对于这一盛举，《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以“《清世祖实录》初纂本之影印”为题发表馆讯，指出：“今故宫博物院尚藏有太祖、太宗两朝之初纂本，已由文献馆影印，将次告成。其世祖一朝者，则仅存满文本，汉文、蒙文者，皆已佚，本馆近以重价由厂肆购得《世祖实录》，经专家审定，确为康熙间之初纂本，极可珍秘。”北平图书馆委托上海大东书局影印发行，以与故宫付印的太祖、太宗两朝初纂实录相配而行，并宣称“有清首三朝开创之真相，自可照然若揭矣”。文中特别指出清前三朝实录“已失真相”，强调三朝实录初纂本之印行使清前三朝开创历史的真相“昭然若揭”，明显表达对伪满政府借《清实录》以神化满清起源、抬高自己的做法之不满。但是，由于抗战的爆发，太祖、太宗和世祖三朝实录初纂本的印行，未能实现。

虽然民国学界在整理、印行《清实录》上略逊一筹，但他们在研究和评论《清实录》上却旗开得胜。他们不仅对整部《清实录》的粉饰现象进行揭露，而且重点对粉饰最厚的清前期实录和最有现实意义的清末期实录（《宣统政纪》）开展揭露、抨击和批判，以粉碎伪满借前三朝实录树立正统地位，借《宣统政纪》以塑造正面形象的企图。

民国学者中，对整部清朝实录粉饰、篡改现象进行揭露和抨击最力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孟森（1869-1938年）。孟森接连写了数篇专门讨论《清实录》的文章，致力揭露整部《清实录》的粉饰现象。他针对1933年10月日满文化协会提出影印《大清历朝实录》的计划，专门撰写了《印行清实录议》一文，认为：“清代实录则无一代不改，乃至后来修改，并无开馆敕修之明文；亦无正本存留之迹。为尊者讳，清之子孙，于计得矣。而所谓实录之名义则愈离愈远。”他指出，清朝不仅在乾隆以前多次篡改实录，“光绪间尚从事删改前朝《实录》；是《实录》乃随时以意删存之书”。当孟森得知伪满于1934年将《大清历朝实录》交付印刷后，又撰写了《读清实录商榷》一文，对《清实录》的粉饰展开了进一步的攻诘。孟森“闻沈阳崇谟阁本《实录》已付印，乃更广其意，别为《读清实录商榷》一文，付《大公报》《图书副刊》（一七四期）发表。其主要意见谓‘改实录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孟森认为清朝讲官在给皇帝讲授经筵时，随时对《清实录》的内容进行修改和粉饰，“改于讲筵之便，绝无敕改痕迹，故曰清改实录，乃日用饮食之事也。”并反复表达对《清实录》的不信任感，声称清代君主“务使祖宗所为不可法之事，一一讳饰净尽，不留痕迹于《实录》中，而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此为亘古所未闻者”。还说：“《清实录》为长在推敲之中，欲改则改，并不似前朝修《实录》之尊重，亦毫无存留信史之意。”孟森的用意甚明，就是说《清实录》已不可信，伪满即使影印了《大清历朝实录》，也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然而，孟森却走入了自己设定的迷途中，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竟然提出将日本人影印的伪满本实录（原崇谟阁本）与北平宫中所藏小黄绫本相比较，以证明小黄绫本因为经筵讲官随时修改而留有改动痕迹：“今奉天本乃由日本人代印矣，此本问世，大可抽较阁库之黄绫本。如果奉天本尚未经讲筵私改，则欲求《清实录》之佳本，转须俟此矣。”在这一刻，他忘了自己与日伪竞争的现状，但旋即醒悟过来，指出：“至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初纂修本《实录》，已由故宫文献馆及北平图书馆合印，此本非日本人所得有，幸而已觅齐付印，尚望向承印之书局照约定期限严催出版，勿任悠悠延宕可耳。”此时，他与日本和伪满的竞争意识又重新复苏。在临近“七·七”事变的1937年1月，孟森又同时发表了《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和《清世祖实录初纂本跋》二文。前文鄙视清初“未知《实录》之为何物，故文字体例，与历代之《实录》殊，即与后来规仿历代《实录》以为《实录》者，形式亦自迥别也”。后文则再一次揭露《清实录》的粉饰行径：“清之开创，为太祖、太宗、世祖三世，史家既有特注心力之例，而无奈清之后王，务掩开创三朝之真相，取已勒定之纪载，一再以意润色之。”孟森对《清实录》的揭露和抨击，显然带有与伪满抗衡的主观情绪，在论证上难免出现失误。他之所以反复倡言《清实录》篡改无常，有其政治目的。日满要借《清实录》“立”伪满的正统形象，而孟森则要借否定《清实录》以“破”满清的形象，并藉此“破”伪满的形象。孟森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与伪满推动影印《大清历朝实录》的首任“日满文化协会”会长、伪“国务总理”郑孝胥相切割。此人在清末与孟森交情非浅，曾一起筹备过预备立宪。郑孝胥从逆后，孟森曾作诗规劝，见对方不听，便断然绝交。不难理解，他面对伪满影印《大清历朝实录》时的复杂心情。

在民国学者中，对清早期实录展开讨论并揭露其粉饰的学者，是孟森学生吴相湘和故宫博物院学者方甦生。吴相湘深受老师的影响，于1935年撰《清世祖实录三种不同的节本》一文，将《清世祖实录》三种不同的节本即《清世祖章皇帝实录采要》、蒋良骐《东华录》和王先谦《东华录》世祖部分进行比勘，指明“有许多事实记录显有甚大的差异。由此可以推知《世祖实录》的初修本有许多事实，在乾隆重修本中是删去了”。方甦生撰写了《清太祖实录纂修考》一文，把现今通行的雍乾校订本《清太祖实录》与《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相比勘，指出雍乾本为了粉饰，而删去了一些原始的史料，如孟革卜卤私通嫔御欲谋篡位事，大妃殉帝出于被迫等。不过，方甦生在批评清早期实录存在粉饰现象的同时，也承认清中后期实录并未如孟森所说的那样想改即改。在所撰《清实录修改问题》一文中，他一方面揭露乾隆以前在修《清实录》中的粉饰行为，一方面也实事求是地否定清朝随时随地修改实录的说法，并指出孟森用《东华录》与《清实录》相较，来证明二者不同之处即是《清实录》讳饰的结论，是不恰当的。因为《东华录》史源并非全来自于《清实录》。

在民国学者中，对清末帝实录展开研究和揭露的，是清华大学28岁的助教谷霁光（1907-1993年）。他针对伪满辽海书社出版的《清宣统政纪》进行批评。《宣统政纪》实际上就是《宣统实录》，但因为修于民国排满时代，所以不敢命名为“实录”，而改称“政纪”。1935年，谷霁光连续写了4篇文章，对《宣统政纪》进行指责和批判，实际上是借此表达对溥仪投靠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不满。因为这部被视为《清实录》最后一部的《宣统政纪》，描述的对象就是溥仪及其朝政。谷霁光提出了《宣统政纪》应该达到的目标：“宣统一朝，虽然只是短短的三年，然而三年之中有继统问题、宪政问题、财政问题，头绪纷繁，日不暇给。另一方面潜伏着的革命潮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后来推翻满清，结束二千年来专制皇帝的局面，在这三年中算是一个转变的大关键。这样的一个重要朝代，《政纪》的修纂，最是值得注意。我们希望一部《政纪》或其他史料选辑，可以收辑许多重要的材料来供学者研究，那就是说选辑不失时代性的史料，可代表时代的精神，表现时代的重要，适宜于任何学者参考的。”然而，这部《宣统政纪》却未能反映时代特征，“实际上只刊布一些按期分纂的诏谕档册而且是一些不完备的诏谕档册，不独是取舍漫无标准，连裁剪也不得要领。专从体例上推证，又似乎是一部尚未完成的稿本，以致遗漏和错误，触目皆是”，“这是编修人忽略了史实的时代性，根本没有看透历史演变的程序，专凭个人判断和私见选辑的”。谷霁光高屋建翎地指出：“当日政治最严重的问题，莫如宪政”，但是，《政纪》除载宪政筹备官样文章外，删略了许多重要的“讨论宪政的奏议”。他还站在民国的立场上批评道：“关于革命党史料，《政纪》不载，就是政治上发生严重结果的几件党案，也一概隐讳不提。这是受传统史例的影响，编修人的观点只站在清室一方面。”在《跋〈大清宣统政纪草本〉（清华图书馆藏本）》一文中，谷霁光也批评未能反映时代精神：“史籍之取材，须撮取时代之精神，而摒其枝叶，不能全无主旨，妄事增省。《草本》取材既较《政纪》为多，且有一部为极重要之材料，《政纪》均略删不载。”在《〈宣统政纪〉校后记》中，谷霁光直接否定《宣统政纪》的价值，称：“可断其仓卒成事，殊未可目为《政纪》之最后定稿。”

需要指出的是，原为伪满官员、在《满洲实录》出版中效过力的金毓黻，于1936年7月乘访日返国的机会，化名乘船直趋上海，投向民国，使得伪满在实录整理上失去一员大将，而国民陡增一位重镇。1939年，金毓黻在民国撰成《历代实录考略》一文，对实录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作了简要的勾勒，意在说明《清实录》与中国传统实录的密切关系，暗示伪满借影印《清实录》树立伪满正统、分裂中国的行径于理无据。

五、战后民国对伪满本实录的接收和重评

民国与伪满在《清实录》上展开的竞争，以战后伪满政权的垮台而宣告结束。伪满影印的《大清历朝实录》作为战利品被国民政府相关部门接收，并分赠和售卖给民国各高校。战后数年，民国高校认识到《清实录》对研究清史的巨大价值，无人再以清代实录粉饰不实而否定其意义。

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建立的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接管了尚未卖出或赠出的部分伪满影印的《大清历朝实录》，由教育部配发赠送部分高校。1947年8月，教育部将《大清历朝实录》配发到国立英士大学。该校校刊报道称：“教育部前配发本校《大清历朝实录》一部，已由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寄来，庋藏图书馆内。该书系旧编未刊史稿，抗战期间由伪满付印，日本版，线装，黄色花纸面，花布套，计一百二十二函，每函十册，都四千八百余卷，取编年体。”该报道特别强调：“凡关于满清之外交、内政、官制、诏令、奏议、刑狱、政教、文化、理藩、赈济等，均有记载，洵属重要史料云。”这与伪满建立之初，国民学者紧抓实录粉饰不放的态度，已全然不同，有一种胜利者的雍容。1947年11月，国立湖南大学接受了沈阳博物馆赠送的《大清历朝实录》，该校学生所办旬刊详述道：“本校承沈阳博物馆惠赠《大清历朝实录》一部，共一百二十二包，一千二百二十册，四千四百七十六卷，业已邮寄到校，案清代各朝实录，均系写本，辽宁通志及北平故宫博物院曾分别影印，排印亦均仅及清太祖一朝；此为全部影印本，（卷数册数虽有并合，实际并未减少，后并增附《宣统政纪》，系由伪满洲帝国国务院印行，承印者为日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因非卖品，流传未广，胜利后，经沈阳博物院将未发出各部数接收，始由教部指令分赠全国各学术机关。”该报道同样强调：“此书内容珍贵丰富，为治清史极难得之资料。”1948年2月，国立中山大学也接受了《大清历朝实录》，在其校刊上介绍道：“清代历朝纂修，满洲国国务院出版，一百二十二函一二二零册四四八二卷。全书分《满洲实录》，入关前二朝，入关后（顺治至宣统）十朝共十二朝，每朝卷端均有序，《凡例》，《目录》，《表》，《纂修官》名，惟《宣统政纪》仅有《目录》及《序》……全书虽无载明出版年月，但可断为伪满时期，由日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影印。”并特别指出：“其编纂虽在满清专制时代，但研究清史者，实不可少之参考资料也。”也强调其史料价值，而不再提其粉饰之事。

私立大学似乎不在教育部的赠送之列，但可以通过购买获伪满本实录。教会岭南大学在抗战前，曾从伪满获得《大清历朝实录》，后因香港被日本占领，此套实录随之散佚。抗战胜利后，该校的中国文化研究室，购置了全套的《大清历朝实录》。该校校报1948年报道称：“本校中国文化硏究室为便利员生研究清代历史文化起见，最近特向国立北平图书馆价让《大清实录》全套共书一千一百二余册，价值美金叁百叁十元。查本校曾于年前抗战期间迁港复课时置有该书，后因太平洋战事爆发，香港随告沦陷，该书即已散失殆尽，至为可惜。”最后，该报道强调：“查该书内容丰富翔实，诚为研究清代历史文化不可少之重要参考资料云。”教会福建协和大学的中国文化委员会也出资购置了一套伪满本《大清历朝实录》。该校校刊称：“近由上海购到《大清历朝实录》一书，精装珍本，计一百二十二帙，凡一千二百二十册，都四千四百八十五卷。”最后也强调：“按此书为有清一代国家大政之综录，为研究清史最重要之文献。此书现坊间所存甚稀，国内外学术机关竞相购存。本校得获此书，弥足珍贵。”可见，无论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无论是受赠还是购买，都众口一词地宣称《大清历朝实录》为研究清代历史重要而珍贵的文献。与“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时民国学者揪住《清实录》粉饰不放的情况相比，已经时过境迁，反映出抗战胜利后，民国学者在与伪满学术竞争获胜后所拥有的自信和理性。

结语

很显然，以北平与奉天两地为中心的《清实录》的研究，以“九·一八”事变为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前，两地的《清实录》的整理与研究属于和平共处，之后，随着伪满的成立，以两地学者为代表的民国与伪满展开了激烈的学术竞争和政治角力。伪满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是影印《满洲实录》和《宣统政纪》，后是对整部崇谟阁藏本《清实录》进行影印出版，定名为《大清历朝实录》，以树立伪满继清而立的正统形象。这极大地刺激了民国学界，迫使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图书馆也产生了影印整部《清实录》的计划，但由于经费不足，只出版了前几部实录。虽然缺乏经费，但并不缺乏精神，民国学术界展开了对《清实录》的考证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该书展开揭露和批评。孟森断言《清实录》随时修改，毫无保存信史的观念；谷霁光则重点针对伪满辽海书社出版的清末实录——《宣统政纪》进行细致的校勘和密集的批评。方甦生在否定清前期纂修实录时多有讳饰的同时，也承认清后期并未随意篡改实录，表现出理性精神。在《清实录》的整理上，伪满因有日本人提供巨额支持率先出版了《大清历朝实录》，显示出一定的优势，然而在《清实录》的研究上，民国学者则在校勘和考证《清实录》错误和讳饰上成就斐然。对此伪满学者难以招架，无人回应。这场竞争，随着抗战胜利和伪满垮台而宣告结束，伪满出版的《大清历朝实录》作为战利品纷纷落入民国各大学之手。此时民国学界不再紧盯《清实录》粉饰不放，转而以雍容和理性的态度，肯定其重要而珍贵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