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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潞:《皇朝礼器图式》:一部规范清代社会成员行为的图谱(二)
来源: 作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06-16

四、《礼器图》所反映的清代社会生活

 

前文已述,清礼与清礼器,非古礼与古礼器。《礼器图》中,有相当多的器物在清以前从未出现过。它们是经过整合后的清代社会文化的产物。这种整合,集中体现在清朝文化实为一满汉为主的多民族融合的社会文化上。下面,就《礼器图》中一些具表性的器物略加说明。

首先是冠服。这是《礼器图》中最能反映经过社会整合后的礼器。众所周知,清代冠服是带有突出满族传统特点——右衽、披肩、箭袖、开裿——的服装。对衣冠在确立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乾君臣均不讳言。乾隆在为《礼器图》所作序中,语重心长,特别提出:至于衣冠,乃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袭。朕则依我朝之旧而不敢改焉。恐后之人执朕此举而议及衣冠,则朕为得罪祖宗之人矣。此大不可。且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而亡。后之子孙,能以朕志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于以绵国祚,承天祐,于万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1][39]馆臣在冠服卷附言更是坦言:昭名分辨等威,莫备乎冠服。[1][40]从清代社会秩序确立的历史进程看,这些言辞毫不过分。为改衣冠,清入关之初满汉民族为此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谁也不可能忘记。但是,清冠服又非仅具满族传统文化的单一元素。《礼器图》中所列,最高从皇帝,至最低不入流的冠服,又无一不带有中原文化的元素。如皇帝朝服上的十二章纹,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黻、黼12种纹饰,以及各级文武官员官服上所绣麒麟、孔雀等补子,都是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延伸。[1][41]

其次是乐器。乐器卷中,排在最前边是鎛钟与特磬。这两种乐器,显然是承袭周礼器而来,我们从近年湖北出土的曾侯乙墓古钟就可知它的源流。它的作用乃为定音。但乾隆将其载入《礼器图》的缘由还不止于此。就在《礼器图》即将告成之际,江西临江出土了11尊古钟。如此重器,江西巡抚不敢怠慢,将其献至皇宫。乾隆辨其名,知为周时所铸[1][42]。但是,律应十二钟,缺其一,便不但新铸一钟,补足一套后列入《礼器图》,而且还在西苑为古钟特辟了名为韵古堂的陈列室。而特磬在此时琢制,则完全是由于西陲告捷,盛产美玉的和阗正式纳入了版图,谕廷工请以和阗贡玉琢为物磬,用彰始终条理之盛。[1][43]。至于乐器卷中出现的廓尔喀部乐瓦尔喀部舞乐回部乐缅甸国乐安南国乐朝鲜国俳乐等乐器,就更是清廷与周边民族或国家交往,逐渐形成多民族国家或与藩属国友好往来的历史所致。

再次是武备。武备卷中收入冷兵器计有弓、箭、弩、刀、枪、矛、戟、滚被、斧、藤牌10139种,热兵器有炮与火枪276种。冷热兵器并列出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惟有此时。这期间在世界范围内,正是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之时。76种火枪与炮出现在《礼器图》中,表明至18世纪中期,乾隆朝的武器装备还几乎与世界同步,并非半个世纪后那般落伍。而139种冷兵器,也正是清代武器装备和军事活动的基本反映。如藤牌、藤牌营挑刀、射虎箭、射虎枪等武器的出现,与清军征台湾及清帝热衷狩猎活动直接相关。

《礼器图》中,从多角度折射了清中期社会生活的为仪器卷。将仪器收入《礼器图》,按乾君臣的本意,仍是自尧舜时就形成的乃在睿玑玉衡,以齐七政的传统观念,即天子拥有对天象的绝对解释权,天文由此成为皇权的象征:臣等伏惟仪器之作,所以授时成宪,体天运而布岁功,盖其钜也。[1][44]但从收入本卷的50件仪器看,它反映的社会生活绝非皇权一点。由于50件仪器中,有38件实物还存于故宫博物院与东便门古观象台。结合实物,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信息:

在内容上,仪器可分为天文、地理测绘、光学、计时器等数种;在制作时间上,最早从1541年,最晚至1750年;在制造者上,除清廷钦天监和造办处自制外,还有21件来自英、法、德等国且刻有西文款识的仪器。[1][45]这些信息至少告诉我们:(118世纪时,清代官方的科技活动十分活跃,不仅有天文观测,也有地理测绘,其自身的价值,远远超出对皇权的象征。(2)天文仪器中的前6件,为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所制,它是反映清初社会动荡的历法之争事件的重要实物资料。[1][46]3)以地球为中心的浑天仪,和以太阳为中心的英国制浑天合七政仪,是罗马教廷对日心说解禁的见证。(4)超过40%的标有西文款识(如LONDON)的仪器,被堂而皇之地列为皇家礼器,一方面,是乾隆以天朝上国自居,强调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对世界格局全然不知的反映;一方面,又是当时社会对西方文明几乎毫无认识的体现,以为只要是仪器,就具备以齐七政的作用。

应该说,乾隆对世界茫然无知的认识,并非仅因他为中国皇帝。他的认识不过是18世纪时中国学人对世界对西学普遍看法的集中体现。我们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所收西学著作的评论可以看出,由于眼界的狭隘,在当时的顶尖学者如纪晓岚等人眼里,西学不是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1][47],就是源自中国:西法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1][48]。特别是后者,即西学中源说,几乎就是当时的主流看法,连被视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戴震也不能免:戴氏《勾股割圆记》唯斜弧两边夹一角及三边求角,用矢较不用余弦,为梅氏所未及,其余皆梅氏成法,亦即西洋成法,但易以新名耳。[1][49]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乾隆将欧洲制造的天文测绘仪器视为中国礼器,成为平常之事。《礼器图》的作法,正是西学中源说在当时大张其势的集中体现。

 

五、《礼器图》的影响

 

《礼器图》作为清帝钦命绘制的一部经典图谱,对当时与后世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它在当时的影响仅限于宫廷。这主要是因为18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一方面清朝的统治开始走向衰微,五礼所涵盖的制度大都已无以治国。仅以朝廷而论,某些直接体现皇权的礼仪,如大朝仪、祭先农、先蚕、南苑阅兵、秋狝田猎等礼,都已长年不举,涉及民间的礼仪之制,影响力就更为有限。加之自宋明以降,作为礼学经典的三《礼》,大部分不在科举考试范围之内,士子多不诵习,《礼器图》惟有束之高阁。但作为乾隆朝的经典图谱,对后世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也会发生一定的作用,最直接的,就是它成为嘉庆朝首次绘制的《大清会典图》的奠基之作。

嘉庆朝前,《大清会典》已修定了三次,除乾隆朝所修《钦定大清会典》中,出现部分图外,康雍两朝的均无图。即使是乾隆朝的,也仅图式,凡坛庙规制,职方舆地,莫不有图。其五刑之具,丧服之制皆具列,以垂万世章程[1][50]。实际上,此时所收之图,基本上均为示意图,仅卷八十六钦天监收录的10件天文仪器,为《礼器图》中所绘。而嘉庆朝《大清会典图》,则将《礼器图》绘制的器物全部收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这种作法,或许是嘉庆帝承继传统,告慰先帝的一种方式吧。

随着清王朝的衰败,《礼器图》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收藏于圆明园的一部,被英法联军掠至欧洲。其中一部分现收藏于大英图书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及爱丁堡皇家博物馆。但时过境迁,原本为强化清朝统治的《礼器图》,今天却成了向西方展示中国文化的重要文物。笔者去年在英国访问时,就曾于大英图书馆的东印度公司历史展中见到数幅《礼器图》。透过这些图谱,我们可以看到以服饰为代表的满汉文化的融合,以军器为代表的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的历史,以仪器为代表的中西文化的冲突等清代很多重要的社会波澜。由此,《皇朝礼器图式》不但是我们今天认识200年前天文地理仪器、冠袍带履、车马轿舆、枪炮军械、民族乐器等文物的重要参考文献,也是我们了解18世纪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份珍贵的形象资料。


[1][1]  这里以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内的《皇朝礼器图式》为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以下简称《四库全书》。

[1][2]  《礼记·曲礼上第一》,吴树平等点校《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673页。以下简称《十三经》。

[1][3] 《礼记·哀公问第二十七》,《十三经》第885页。

[1][4] 《礼记·仲尼燕居第二十八》,《十三经》第889页。

[1][5]  参见邹昌林著《中国礼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6] 《周易·系辞上》,《十三经》第787980页。

[1][7]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十三经》第434435438页。

[1][8]  《礼记·礼运第九》,《十三经》第763页。

[1][9]  《礼记·礼器第十》,《十三经》第770页。

[1][10] 《史记·封禅书第六》,中华书局,1959年。

[1][11]  参见拙文《清初祭天礼的政治内容》,《清代皇权与中外文化》,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2页。

[1][12]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纂:《国朝宫史》卷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以下简称《国朝宫史》。

[1][13] 《大清通礼》卷一,《四库全书·史部》四一三。

[1][14] 《大清通礼》卷一,《四库全书·史部》四一三。

[1][15] 《大清通礼》卷一,《四库全书·史部》四一三。

[1][16] 《大清通礼》卷一,《四库全书·史部》四一三。

[1][17] 《礼记·礼运第九》,《十三经》第764页。

[1][18]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八,《四库全书·史部》三九六。

[1][19]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八,《四库全书·史部》三九六。

[1][20]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八,《四库全书·史部》三九六。

[1][21]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二,《四库全书·史部》三九〇。

[1][22]  参见《钦定大清会典》,《四库全书·史部》三七七。

[1][23]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二,《四库全书·史部》三九〇。

[1][24]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九,《四库全书·史部》三九六。

[1][25] 《大清通礼?序》,《国朝宫史》第542页。

[1][26] 《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一五,中华书局,1991年。

[1][27] 《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一五,中华书局,1991年。

[1][28]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〇九,中华书局,1991年。

[1][29]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二,《四库全书·史部》三九〇。

[1][30]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二,《四库全书·史部》三九〇。

[1][31] 《皇朝礼器图式?序》,《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

[1][32] 《皇朝礼器图式?表》,《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

[1][33] 《钦定大清会典》,乾隆《御制序》,《四库全书·史部》三七七。

[1][34] “乾隆十二年正月上谕”,《大清会典则例》,《四库全书·史部》三七八。

[1][35] “乾隆十二年正月上谕”,《大清会典则例》,《四库全书·史部》三七八。

[1][36] 《大清通礼》卷一,《四库全书·史部》四一三。

[1][37] 《清史稿》卷二一九,中华书局,1977年。

[1][38] 《清史稿》卷三〇二。

[1][39] 《皇朝礼器图式?序》,《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

[1][40] 《皇朝礼器图式?序》,《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

[1][41]  参见拙文《服饰与皇权》,《清代皇权与文化》第80页。

[1][42]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十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

[1][43] 《皇朝礼器图》卷九,《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

[1][44] 《皇朝礼器图》卷三,《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

[1][45]  参见《故宫藏精器全集西洋仪卷》,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年。

[1][46]  参见拙文《清宫仪器与需求及引进的关系》,《清代皇权与中外文化》第115页。

[1][47] 《职方外纪》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一《史部》。

[1][48] 《周髀算经》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〇六《子部》。

[1][49]  凌廷堪:《与焦里堂论弧三角书》,《校礼堂文集》卷五,转引自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12页。

[1][50] 《钦定大清会典》乾隆甲申《序》,《四库全书·史部》三七七。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

 

    者:刘潞,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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