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华学派”与20世纪初期的史学“国际前沿”

    史学研究的根本，是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方面的问题，当然取决于史学的基本理念，例如，历史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历史？等等。不过，后面这些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学之外的情况。鲁滨孙认为科学的特点是：一是注重普通的人同普通的事；二是发现同应用天然的定律。[1] (P6)而史学要“科学化”，也就必须在这两方面进行努力。因此，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专业史学之内的问题。

    　　(一)研究对象

    历史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历史？这两个问题都集中体现在史学研究的对象上。

    无论中国还是欧美的传统史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研究领域狭窄，基本上是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主体的政治史。直到1840年，英国著名史家卡莱尔还在其轰动一时的演讲《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中宣称：“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伟人的传记而已。”[2] (P167)鲁滨孙在《新史学》中，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当时的大多数历史家的通病是“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专偏政治事实的记载”，“喜述最不普通的故事”。他以当时学校通用的历史教材为例，指出在这些教材里，历史已经成为了非常枯燥的帝王将相家谱。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中，也对“中国之旧史”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批判，指出这种“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因此，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

    那么，史学研究的对象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呢？

    鲁滨孙强调“新史学”要脱去从前那种研究历史的限制，“我们此地应当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偏心，引我们专去叙述历代无关紧要的朝代史和军事史？”他举例说，“自古至今，人类的事业有海上探险、开拓商业、建筑城市、设立大学、建筑华丽的大礼拜堂、著书、绘画，还发明了许多东西。我们在历史里，应当包括这几种人类的活动，大家渐渐承认了。但是到如今政治史还是保存他的独尊地位”。[1] (P5，P8)

    梁启超早在1901年出版的《中国史叙论》中，就已提出“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在尔后出版的《新史学》和《历史研究法》中，更明确地指出史学“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良史应当“为全社会之业影”，“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和”。被郭沫若誉为“新史学的开山”的王国维和被吴宓誉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的陈寅恪，虽然没有专文论述史学的研究对象，但是，从王国维、陈寅恪的具体著作来看，其研究对象包括了非常广阔的范围，例如，王国维的“空前绝业”有二：一是殷周社会制度史；二是宋元戏曲史。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着眼点，则主要在四个方面，即文化、种族、家族和门第。[6] (P82—83，P280—281)这些都远远超越了旧史学主要是治政治史的传统，因此，从研究对象而言，可以说中国史学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由于上述变化，史学研究所需的史料也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史学以“正史”作为基本史料来源，史料范围十分狭窄，远不能承担起研究对象范围扩展后的史学研究之所需，因此，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史料学的革命。对此，鲁滨孙谈得不多，而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则作了全面和深刻的阐述。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就是王国维在《古史新证》讲义的总论中，从方法论上对“二重证据法”所作的说明，尔后陈寅恪对此又作了更加简明扼要的总结，即“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少数民族之故书与中原王朝之旧籍互相补证”。陈氏对新史学的贡献，更是首推史料扩充。[6] (P261)他明确地指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7] (P219)陈氏认为凡于新史料、新问题有所通习者谓之“预流”，否则谓之“不入流”。因此，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是“预”当日史学界新发展之“流”的。[8] (P31)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一个学科的根本特征。[9] (P171)在史学中，研究必须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同时又要使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因此，“方法论应当占有与历史资料同等重要的地位”。[10] (P3)

    传统史学方法有其先天不足。巴勒克拉夫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学的发展时，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不足作了归纳。[11] (P15—20)吴承明对此作了进一步讨论，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结构性的研究。(2)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3)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做判断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主要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4)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认为一切是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无绝对的善恶。(5)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唯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12] (P3—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1955年以后)，由于突破了历史主义的束缚，应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史学才从艺术转变为科学。[2] (P70—139)

    由于传统史学方法存在上述问题，只依靠它们是难以深入研究范围扩大后的历史的。（注：例如，吴承明指出，即使做到所用史料尽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传统史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著者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参见吴承明《论历史主义》，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因此，只有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才能胜任新史学提出的要求。对于这一点，鲁滨孙和清华诸史家都非常明确地表述了同样的看法。

    鲁氏说“《新史学》这样东西，总可以应付我们日常的需要。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种种发明。……这部书所以叫做《新史学》的缘故，就是特别要使大家知道：……历史的观念同目的，应当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急起直追，去利用新科学里面的新学说才对。所谓新科学，就是人类学、古物学、社会同动物的心理学，同比较宗教的研究。这本书所以定名为《新史学》的缘故，就是要打破俗套，去利用各种新科学上的新学说，而且要使历史同入各种学问革命的潮流里去”。（注：参见鲁滨孙《新史学》，何炳松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史学说：“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其他学之关系。”他在《新史学》中明确指出史学必须求助于其他学科，获得“诸学之公理、公例”。具体而言，“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13] (P10—11)换言之，与史学有“直接关系”的学科相当于今日的社会科学，而“间接关系”的学科则为哲学与自然科学。王国维针对当时“士夫谈论，动诋异端”(排斥外国学术)的现象指出：“在学术上只有是非真伪之别，中国学术界欲改变停滞不前状态，当破除中外之见”[14] (P112)，并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发明光大之道，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15] (P178)王国维和陈寅恪虽然没有集中地谈在史学研究中引入其他学科的方法的问题，但是，他们之所为也出色地显示了这一点。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治学方法时，对王氏的“二重证据法”作了很好的说明，另外也指出王氏治学的第三个特点，即“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氏很早就向中国学界介绍了康德、叔本华、西季维克等的学说，并且王氏是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诠释中国古典的先驱者。陈氏早在留学欧洲时就已指出“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叫乾嘉诸老更上一层。”[16] (P221)他在后来的研究中，即将此付诸实践。而借助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东方历史语言，正是外国学者借助着“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尤其是他们的研究范围比较宽广，例如，对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各族就格外注意研究，恰好能解决中国学者忽略的或解决不了的问题。[17] (P235)此外尚有一点值得注意，虽然陈氏自己谈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但是，他对西方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理论著作并不忽视。例如，他虽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却是最早读过《资本论》的中国人之一。[18] (P5)由此可见，陈氏的学术视野是十分广阔的。

    由上可见，20世纪初期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是站在当时的“国际前沿”的。（注：梁启超的《新史学》不仅与鲁滨孙的《新史学》同名，而且都以对旧史学批判为出发点，可见“英雄所见略同”。不仅如此，梁启超《新史学》的出版，比鲁滨孙《新史学》的出版早了十年，更显示了梁氏见解的前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