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论坛》(石家庄)2011年10期第194～207页

【作者简介】张少鹏，历史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湖北　武汉　430073

【内容提要】 陈寅恪南下岭表，在政治上象征着他不仅对中共不信任，而且对国民党失望。在文化上则隐喻着他在祖、父两辈先人之  卓绝人格的影响下想成为中国文化托命之人，一方面承先哲之统绪，示来者以轨则，另一方面尊崇气节，贬斥势利，以转移一代世风。而陈寅恪南下岭表则主要受国共两党划江而治、陈序经个人魅力及抗战末期在燕京大学所受良好照顾等因素的影响。

【关 键 词】陈寅恪/政治象征/文化隐喻/南下岭表

    1948年12月15日，陈寅恪随胡适乘国民党派往北平的专机飞往南京，第二天即乘火车前往上海。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偕夫人唐篑及女儿小彭、美延乘船南下广州。从此，在广州康乐园终老。关于陈寅恪南下岭表而未飞赴台湾一事，学界聚讼纷纭。实际上，就陈寅恪当时的地位而言，其南下岭表具有浓厚的政治象征与文化隐喻意味。揭示其间的象征与隐喻，不仅可以解开陈寅恪南下岭表的“本事”，透视其崇高的人格魅力和文化追求，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陈寅恪的认识，进而促使我们在陈寅恪精神的感召下增进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
    一、政治象征
    陈寅恪随胡适乘机飞往南京时，虽然陈寅恪曾表示他很苦恼，“当时也没想走”，因不愿意女儿跟搞学生运动的人搅在一起，不得已而飞离北平①，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周一良先生认为，陈寅恪飞离北平的主要原因是他对中共的“不了解”②。然揆诸具体史实，周先生这一判断似有可商。实际上，陈寅恪其时对中共并非一无所知，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不仅在留欧时期对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而且回国以后仍然注意中共的动向，并曾结合历史卓识对中共将给中华民族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有所判断。惜他所得认知与判断多倾向负面，由此而对中共不甚信任，最终决定飞离北平。
    陈寅恪在留学欧美期间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已然形成一定认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此时陈寅恪正在瑞士游学。为了了解革命，他借读《资本论》原文，因而对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产生初步认识。并且，他虽然未去过俄国，但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看过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书，知道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故对俄国共产主义不怎么看好③。尤其，在1920年代留德期间，陈寅恪不仅直接与中共旅欧负责人周恩来打过交道④，而且间接通过国家主义者曾琦、李璜了解俄国和中共。据李璜回忆，陈寅恪与曾琦相识之后，在高谈天下国家之余，常常提出国家将来统治中的政治、教育、民生等问题：如民生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⑤。在德期间，曾琦已经开始筹划组党，并积极吸收同志⑥。又陈寅恪之弟陈登恪不仅是曾琦在上海震旦大学的室友，而且后来还加入中国青年党⑦。因此，按情理度之，曾琦在与陈寅恪交谈的过程中应有鼓吹国家主义，且有可能争取陈氏加入中国青年党，至少应交流过他对俄国和中共的看法。而曾琦其时主张“反俄反共”，故陈寅恪通过与曾琦等国家主义者的接触，对俄国和中共的看法应相当负面。再加上父亲陈三立“非共”倾向的影响⑧，陈寅恪归国前后对中共的看法难以正面。
    虽然，陈寅恪对中共看法负面，但中共在1930年代已日益壮大成为可以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政治力量之一，故陈寅恪回国以后不得不密切观察中共的发展动向，并以诗作表达其隐忧。1936年春，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初步胜利，美国作家Edgar Snow访问延安，写了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对中共在延安的情形予以报道。鉴此，陈寅恪借与吴宓等两游吴氏园观海棠之机，作《吴氏园海棠二首》以表达其时他对中共的认知及感受⑨。其一，“此生遗恨塞乾坤，照眼西园更断魂。蜀道移根销绛颊，吴妆流眄伴黄昏。寻春只博来迟悔，望海难温往梦痕。欲折繁枝倍惆怅，天涯心赏几人存”。其二，“无风无雨送残春，一角园林独怆神。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梦回锦里愁如海，酒醒黄州雪作尘。闻道通明同换劫，绿章谁省泪沾巾”⑩。据胡文辉解释，第一首诗三、四两句“当是以海棠移植后红色转淡比喻共产主义赤潮的低落”；五、六两句“当以海棠来自海外，比拟共产党及共产主义思想来自域外”，“难温往梦痕”者似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异于欧洲而“以苏俄为榜样，同时在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下，实际上已沦为乡村农民运动，方式则是暴力革命”。第二首诗“通明同换劫”意指“人世遭劫难，天亦遭劫难”，而“读史早知今日事”表示“幽忧之思”(11)实为其早年所预知(12)。据此，虽然中共的发展前途未卜，但陈寅恪已有“时危世变”之感。然而，时隔三年，中共不仅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而且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因此，1939年6月，陈寅恪自滇赴港，在途中作《夜读〈简斋集〉潭州诸诗感赋》以表达惊奇之感。诗云：“我行都在简斋诗，今古相望转自疑。只谓潭州烧小劫，岂知杨獠舞多姿。还家梦破恹恹病，去国魂销故故迟。谁挽建炎新世局，昏灯掩卷不胜悲。”(13)据胡文辉研究，该诗第三、四句皆写中共。其中“潭州烧小劫”当指1930年红军破长沙。大意谓：“原来以为中共的革命只是昙花一现，不料此时竟能重振声威且大张旗鼓。”(14)到了1941年春，中共在西北一隅已发展为能与国民党蒋介石及“汪伪”鼎足而三的政权，陈寅恪因此而作《辛已春由港飞渝用前韵》诗，表达唏嘘之感。诗云：“海鹤飞寻隔岁游，又披烟雾认神州。江干柳色青仍好，梦里蓬瀛浅水流。草长东南迷故国，云浮西北接高楼。人间春尽头堪白，未到春归已白头。”(15)吴宓认为“云浮西北接高楼”句似指“延安与莫斯科泱泱大国之连结为一体也”(16)。但胡文辉认为吴说不确。在他看来，此句似仅指中共，与“草长东南迷故国”句指汪伪政权相对，至少在字面上并未涉及苏联(17)。
    面对中共的强势崛起，史家陈寅恪有必要对中共影响下之中国的未来发展做出应有判断。本来，陈寅恪治史强调其“经世致用”的功能，故趁精研中国中古史事之际，他即基于历史卓识，指出：中共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即使在中国思想界能够暂时得势，但它由于不适合中国国情，将会被改造。1933年，陈寅恪在其所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对此观点有所阐发。他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这里“东欧之思想”当指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终归于歇绝”的主要原因或在于其不能“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18)。抗战时期，陈寅恪鉴于中共在西北一隅的崛起，而用“关中文化本位政策”来解释南北朝时期宇文泰在关陇地区奠定霸业一事，再一次间接阐发了上一观点。在他看来，“宇文泰凭藉六镇一小部分之武力，割据关陇，与山东、江左鼎足而三，然以物质论，其人力财富远不及高欢所辖之境域，固不待言；以文化言，则魏孝文以来之洛阳及洛阳之继承者邺都之典章制度，亦岂荒残僻陋之关陇所可相比”。故“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肃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质言之，此“关中文化本位政策”即“阳传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19)。揆诸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意在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共党内实现思想之统一，以应付内外困局(20)。可以说其实质与宇文泰所实行的“关中文化本位政策”实有冥会之处。只不过宇文泰是以“成周”相号召，而毛泽东则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陈寅恪指出，宇文泰的“关中文化本位政策”虽然“能辅成宇文氏之霸业”，但因“窃取六国阴谋之旧文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非驴非马”，故其创制只能“取给一时”，而“终为后王所捐弃，或仅名存而实亡”(21)。据此，陈寅恪又从“考古证今”的角度暗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必须进行改造。
    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为了自身的生存，在外有苏联的压力，内存国民党和日伪威胁的情况下，中共的自主性受到很大限制，实难断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因此，陈寅恪虽然相信中共能够在未来主政中国(详后)，但不相信以不根据中国国情进行改造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共能够采取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举措。故当得知傅斯年等1944年秋有访问延安以统战中共的西北之行后，陈寅恪马上致信傅氏，说：“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22)按：信中的“郦生”乃西汉的郦食其，善游说。此处的“陆贾之功”与“郦生之能”比喻古代朝廷使者劝说地方势力归附中央的功绩和才能(23)。由此可见，陈寅恪认为中共不会接受统战。
    尤其，陈寅恪根本不相信中共的文化政策。随着苏俄占据东北后对中共的影响越来越大，陈寅恪与当时其他学人一样，由于对苏俄南侵的“恐惧”，而对中共越来越不敢信任。因此，陈寅恪曾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24)最令人担心的是，根据历史经验，中共“俄化”以后或可能阻碍中国文化的正常发展。陈寅恪在1946年回国途中作《北朝》一诗，表达了他的以上担心。诗云：“羊酪莼羹事已陈，长江天堑局翻新。金瓯再缺河南地，玉貌争夸塞外春。虎旅汉营旗帜改，鹍弦胡语怨恩频。惟余数卷珈蓝记，泪渍千秋纸上尘。”(25)据胡文辉解释，该诗第五、六两句指苏联占领东北，劫掠机器财物，阻扰国民政府接收，协助中共进驻。最后两句则借感慨历史上的北朝旧事而忧虑北方人文亦如历史上洛阳伽蓝之毁弃(26)。正因为如此，1948年底，清华园被解放前夕，陈寅恪表示，他虽然双目失明，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即刻离开。当浦江清告诉他，“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认为这只是幻想(27)。1949年端午，陈寅恪与其学生罗香林谈到，罗孟苇因撰作《诗乐论》一书，就“非走不可”；罗香林则因撰作《国父家世源流考》，“还能不早为之计吗”？(28)而他在谈到胡适“南下”时则说：“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29)由此可见，陈寅恪飞离北平的主要原因是不相信中共，尤其不相信中共的文化政策。
    陈寅恪随胡适乘专机到达南京之后，未作任何停留，第二天即乘火车前往上海。在上海呆了近一个月，才于1949年1月16日乘船南下广州，任教岭南大学。实际上，此在上海的一个月，应是陈寅恪决定去取的关键时期。其飞离北平而至南京，除了前述不相信中共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国共两党“划江而治”存有幻想(详后)。1948年底1949年初，淮海战役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陈寅恪的幻想也随之破灭。因此，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最终致函陈序经，决定应聘岭南大学(30)。陈寅恪的这一决定乃是他长期以来对国民党诸多不满的总表态，在政治上象征着他对国民党的完全失望。
    首先，陈寅恪不满国民党破坏自己所秉持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本来，在国民党“党化政治”的压力下，陈寅恪始终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仰。据《吴宓日记》1927年6月29日条载，陈寅恪不仅同意吴宓相约不入(国民)党之议，而且同意“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31)。因为在他看来，国民党所信奉的“三民主义”是“俗谛”，必然会影响学术研究，应予以解脱(32)。遗憾的是，国民党却时有破坏其所秉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举动，陈寅恪认为应予抵制。1940年初，蔡元培在香港逝世，中央研究院召开评议会，选举继任院长。蒋介石幕僚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参选，且蒋介石还专门为此事下条子，举顾孟余。对此，陈寅恪虽然知道抗议于事无补，但还是坚持其所秉之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先是矢言重庆之行，只为投胡适一票；后又在翁文灏、任鸿隽举办的餐会上发言，大肆发挥其Academic Freedom说，及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如学院外之外国会员等，其意仍在胡适。私下里，陈寅恪也说：“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表现出学者的应有气度(33)。后来，蒋介石以唐太宗李世民自比，托人以重金请陈寅恪写一部唐太宗传。陈寅恪本来在前次到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时，作为评议员曾接收蒋介石的宴请，于座中初见蒋氏，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有“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诗句以志之(34)。再加上他始终坚持其所秉持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故他当时虽患病，且生活艰苦，经济上十分需要支助，但仍毅然拒绝蒋氏的请求(35)。1943年春，朱家骅等人在国民党中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活动，以颂蒋氏抗战之功。对此，陈寅恪不仅写下了“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蛎总伤贫”的诗句予以讽刺(36)，而且对顾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而为九鼎作铭“惊怪不止”，认为有失学者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37)。
    其次，陈寅恪不满国民党滥用特权，不顾民生疾苦，不顾国家安危的行径。1941年12月初，香港沦陷在即，陈寅恪似未成功列入搬运名单中，后来派去的飞机只运走孔祥熙家的机师、箱笼及宠物，所以当时在港“要人”皆未接出。陈寅恪对国民党这种滥用特权之事十分不满，遂有《挽张荫麟二首(良丰山居时作)》诗之作。诗云：“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併一吁。”(38)其中，“九儒列等真邻丐”尤表愤激之情(39)。颇具诡论意味的是，陈寅恪虽对蒋介石观感不佳，但在自己身处危难之际，他却不得已向蒋氏请求特别援助。1945年初，陈寅恪仅剩的左眼手术后，一方面面临左眼亦瞎的危险，另一方面又面临经济的绝境。为了保全目力以便工作，在部聘教授之米及生活补助费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下，陈寅恪不得已而请朱家骅、傅斯年与俞大维等出面，呈蒋介石申请特别补助(40)。但是，陈寅恪呈蒋介石申请特别补助并非盲目行事，而是有例可援：1941年，蒋介石就有赙蔡松坡夫人之丧事。又梁思永病重时，傅斯年也请朱家骅商于陈布雷，请蒋介石赠款二三万元予以援助(41)。惜后来陈寅恪的特别补助申请似无功而返，他的左眼视力在营养缺乏的情况下全瞎。这无疑使陈寅恪感到国民党蒋介石不顾民生疾苦，因而对其负面看法加剧。再者，由于国民党的浅识，国土沦丧，国家安危受到威胁，这也使陈寅恪对国民党产生强烈不满。抗战结束之际，宋子文与苏俄订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遵从罗斯福总统雅尔塔密约，以中国东北实际割让与苏俄。结果日去俄来，往复循环，东北终非我有。陈寅恪感伤之余，而作《玄菟》诗以志之。诗云：“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秦月至今长夜照，汉关从此又秋阴。当年覆辙当年恨，一寸残山一寸金。留得宣和头白老，锦江衰病独哀吟。”(42)又在雅尔塔密约中，美国只是同意外蒙现状，而国民党政府却于1945年8月14日同意战后外蒙由选民自决是否独立。毋庸置疑，这是同意外蒙独立，还要加上形式选举的合法性。于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被苏俄控制的外蒙就这样汉旌永拔了(43)。因此，陈寅恪有《乙酉七七日听人说水浒新传适有客述近事感赋》诗：“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44)以志丧失国土之痛。
    最后，陈寅恪鉴于战后国统区变“接收”为“劫收”，通货膨胀加剧，学潮肇起等因，对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失望。他不仅悲观地指出：“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45)而且认为，随着中共武力的壮大，国民党的统治已有瓯脱之势，进而最终有被共产党代替的可能(46)。其时，陈寅恪在谈学生运动时曾指出，他班上的好学生都是共产党，因此，他认为共产党将要成功(47)。他有诗描述这种感受：“金粉南朝是旧游，徐妃半面足风流。苍天已死三千岁，青骨成神二十秋。去国欲枯双目泪，浮家虚说五湖舟。英伦灯火高楼夜，伤别伤春更白头。”(48)据汪荣祖解释，第三句用《宋书》卷廿七《符瑞志》载汉中平年黄巾张角自称“黄天”，并云“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暗射国共势力之消长；第四句暗指国民政府(49)。更有甚者，1947年初，面对国民党军警特务以防共为名，在北平大肆搜捕，陈寅恪参与北平十三位大学教授联名发表的《保障人权宣言》，谴责这种行为。因为在他看来，“夜入民宅，非奸即盗！”(50)不仅如此，他还支持清华大学的学生发表宣言(51)，甚至有限度的罢课(52)。由此可见，陈寅恪对国民党失望之深。
    综上所述，陈寅恪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仰，并在这种信仰的支配下不满于国民党对这种信仰的破坏，不满于国民党滥用特权，不顾民生疾苦，不顾国家安危的行径，以至于他对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失望，不仅自己抗议国民党的暴行，而且支持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当陈雪屏派专机来北平接他时，他说：“他是国民**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53)当在情理之中。因此，陈寅恪当时似不可能跟着国民党飞往台湾。
    二、文化隐喻
    陈寅恪因为不相信共产党，飞离北平；因为对国民党的失望，拒绝赴台，而南下岭表。那么，他南下岭表意欲何为？关于这个问题，论理要揆诸陈寅恪一生的志业以寻找答案。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作为陈寅恪一生志业之总结的《赠蒋秉南序》一文中找到答案的线索。检讨《赠蒋秉南序》一文的大意，我们当能发现陈寅恪南下岭表隐喻着他想充当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以转移一代世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虽二实一的两个方面：其一，承先哲之统绪，示来者以轨则；其二，尊崇气节，贬斥势利。
    陈寅恪南下岭表的文化隐喻之一是想“承先哲之统绪，示来者以轨则”。首先，陈寅恪强调，学人著作必须“承先哲之统绪，示来者以轨则”。在他看来，“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54)。因此，他不仅用这种标准衡量王国维的著作，而且他还用这种标准衡量其他学人的著作。比如，他在为陈垣所著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写序时指出：“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55)而在为刘文典所著《庄子补正》作序时也认为：“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56)
    其次，陈寅恪不仅用“承先哲之统绪，示来者以轨则”这一标准衡量学人著作，而且也用这一标准来作为自己的追求。他在《赠蒋秉南序》一文的开首即说：“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57)提示出他想做魏丘诸子(指隐居宁都翠微峰，讲文论学于易堂之中的陈寅恪之乡贤魏际端及其两弟魏禧、魏礼，与南昌的彭士望、林时益，同邑的李腾蛟、丘维屏、彭任、曾灿等九人(58)，“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又说：“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59)按：《文中子中说》卷三事君篇云：“(文中)子曰：‘疏属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庐在，可以避风雨；有田可以具 粥，弹琴著书，讲道劝义，自乐也。’”这里“疏属之南，汾水之曲”为王通隋末战乱中隐居之地，“讲道劝义”即教授生徒。同书卷十关朗篇云：“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征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在这里，房乔(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等均是唐初名将相，都出于王通门下。由此合观，可知王通隐居河汾讲道，培育后学，影响一代世风，卒开“贞观之治”(60)。按：陈寅恪有谓“隋末王通讲学河汾，卒开唐代贞观之治”一事“未必可信”(61)。不可信还要表出，这充分说明陈寅恪希望追踪王通的事业，转移一代世风。
    最后，陈寅恪还在其历史书写中极力表扬“承先哲之统绪，示来者以轨则”这一标准的实践者刘昞、王导及韩愈等。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板荡，河西生活尚称安定，以刘昞为代表的河西大儒，讲学不辍，保存文化，故陈寅恪极力表扬之，称：“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62)而王导“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陈寅恪认为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63)。尤其，陈寅恪推崇韩愈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键点之人物”。在他看来，韩愈在唐代文化学术史上做了六大事业：(1)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2)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3)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4)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5)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6)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而这六大事业都可堪称述(64)。
    陈寅恪南下岭表的文化隐喻之二是尊崇气节，贬斥势利。《赠蒋秉南序》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一流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65)据陈寅恪言，这段话的时代背景是：“唐宋以来，藩镇多养义子，五代此风更盛。为人义子者皆贪富贵而弃自己父母。”为了匡正时代风气，欧阳修“尚气节，深鄙此事”，“濮议”挺身力争，不苟同众议(66)。在这里，陈寅恪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想追踪欧阳修，为匡正世风，尊崇气节，贬斥势利。事实上，陈寅恪一生，尤其是晚年即是按此行事。其“尊崇气节”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己身体力行。1953年底，科学院派汪篯南下，请陈寅恪北上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陈寅恪为“尊崇气节”，开出任职的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以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67)并赋诗《答北客》一首以志之。诗云：“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蘋花即自由。”(68)据余英时先生解释，该诗，尤其是末句的意思是说他不就所长的职位便可以保持它的自由(69)。由此可见其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意志之坚。二是在《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书中称颂陈端生及柳如是两位女性尊崇气节的行为。关于此点，学界多有论列，此不赘。
    至于“贬斥势利”则是陈寅恪晚年生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陈寅恪看来，“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70)。因此，为匡正一代世风，陈寅恪对他认为是“不肖者巧者”的所谓知识分子予以痛斥。北京解放后不久，许多知识分子掀起了一股学习马列主义的高潮。对此，陈寅恪极不以为然。据周一良回忆，其时范文澜嘱咐他写信给陈寅恪，代他致意。陈寅恪没有马上回应。后来，陈寅恪寄到几首诗，嘱他转呈邓之诚，中有《文章》一诗，云：“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71)邓之诚看后说：“这是陈先生的谤诗啊。”(72)据陆键东解释，邓之诚所谓“谤诗”意指这首七绝实是讽刺50年代初的人，写文章喜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理论。按：在该诗中，陈寅恪用“有成规”比喻为作八股文章统制了思想，并认为当年写八股文的办法如今又入时了，以前作八股文的老学究又高兴了(73)。1952年初，随着思想改造运动的兴起，许多知识分子纷纷表示接受共产党的改造，检讨自身的历史，向党交心。陈寅恪又写了《男旦》一诗，极尽挖苦之能事。诗云：“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74)后来，汪篯劝他北上时，他硬是因学习马列主义事与其学生汪篯等“划清”了界限。他说：“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75)不仅如此，据汪篯报告，“连续两天，陈寅恪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比喻为‘自投罗网’”。因此，汪篯评论说：“陈寅恪动了气，恣意评点人物，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76)应该说，如此“动气”在修养如陈寅恪者是极少有的现象。由此可见陈寅恪“贬斥势利”之慨之深。
    需要追问的是，是什么精神支撑着陈寅恪为中国文化托命，以致冒死“尊崇气节”“贬斥势利”？对此，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的原因来进行考察：其一，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陈寅恪平生所实践的文化追求，得力于其祖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77)。而其祖父的儒学修养似与曾国藩的鞭策有关。儒学素讲教化，强调由“内圣”向“外王”的成“仁”之道，从而达到转移世风的效果。其入手处当以曾国藩所谓“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78)一语最能凸显，并且曾国藩就用此语勉励陈宝箴致力转移江西一省风气。1863年冬，陈宝箴以举人谒见曾国藩，曾国藩对他说：“江西人素尚节义，今顾颓丧至此，陈子鹤不得辞其责。转移风气将在公等，其勉图之。”这里曾国藩所说的陈子鹤，乃新城陈孚恩，依附肃顺一党，官至尚书。因“日营求入阁”，故使江西世风颓废。但陈宝箴“以资浅位卑，愕然莫知所对”。曾国藩则勉励道：“人亦贵自立耳。转移之任，不必达而在上也，但汝数君子若罗惺四、许仙屏者，沉潜卫道，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则风气转移矣。”其后，陈宝箴不仅对江西人传述其言，而且自己“谨佩不忘”(79)。
    从后来的事功看，陈宝箴父子确实遵照曾国藩的教诲，一方面致力于匡正时代风气，另一方面身体力行，秉持气节。就前者而言，陈宝箴父子始终注意转移时代风气。1880年4月，陈宝箴被授河北道(属河南省)。在任三年，他不仅加强吏治、巩固堤防，而且注意培养人才。尤其在培养人才方面，他曾对儿子陈三立说：“天下乏才旧矣，由士不知学始。河北人士质直负节概，易有立，变学以造才，其可缓？”正因为如此，他创办了河北“致用精舍”。结果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校士子学有所成，“河北风趋为一变”(80)。1895年7月，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在任不到三年，“饬吏治，辟利源，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一切新政，裒然并举”，结果“风气所激厉，有志意者，莫不慨慷奋发，迭起相应和，于是湖南士习为之丕变。当时谈新政者，辄以湘味首倡，治称天下最”(81)。
    就后者而论，陈氏父子都是秉持气节的榜样。马关条约签订，陈宝箴父子对李鸿章签约事不以为然，不仅予以痛斥，而且请诛李氏以谢天下，表现出可贵的气节。据陈三立所撰陈宝箴行状言：“李公鸿章自日本使还，留天津，群谓且复总督任。府君愤不往见，曰：‘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人或为李公解，府君曰：‘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卒不往。”由此可见，陈氏父子对李鸿章的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因此，陈三立自武昌致电张之洞，请奏诛李鸿章以谢天下。电云：“读铣电愈出愈奇，国无可为矣，犹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局外哀鸣，伏维赐察。”(82)
    陈宝箴过世后，陈三立继承其父遗志，对内对外都能秉持气节。对内方面，主要表现在不仕清。据陈寅恪晚年回忆，“清季各省初设提学使，先君挚友乔茂萱丈树柟为学部尚书荣庆所信任，故拟定先君为湖南提学使。是时熊秉三丈希龄适在京师，闻其事，即告当局谓先君必不受职”。又“清帝逊位后，陈公宝琛任师傅，欲引先君相佐，先君辞以不能操京语”(83)。尤其，拒袁世凯之邀更表现出其意志之坚决。时“袁世凯入军机，其意以为废光绪之举既不能成，若慈禧先逝，而光绪尚存者，身将及祸。故一方面赞成君主立宪，欲他日自任内阁首相，而光绪帝仅如英君主之止有空名。一方面欲先修好戊戌党人之旧怨。职是之故，立宪之说兴……独先君窥见袁氏之隐，不符合立宪之说……又当时资政院初设，先君已被举为议员，亦推卸不就也。袁氏知先君挚友署直隶布政使毛实君丈(庆蕃)，署保定府知府罗顺循丈(正钧)及吴长庆提督子彦复丈(保初)，依项城党直隶总督杨士骧寓天津，皆令其电邀先君北游。先君复电谓与故旧聚谈，固所乐为，但绝不入帝城。非先得三君誓言，绝不启行”(84)。对外方面，则表现在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据载“1932年，日寇侵占上海闸北，沪战遂作。陈三立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定阅航空沪报，每日望报至，至则读，读竟则愀然若有深忧。一夕忽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惊醒，于是宿疾大作”。而“1937年7月，日寇发难于卢沟桥，平津沦陷。先生忧愤疾发，拒不服药。寝疾时，辄以战讯为问。有谓中国终非日本敌，必被征服者。先生愤然斥之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背不与语”(85)。
    其二，儒家学说的早年浸润使陈寅恪产生强烈的士大夫使命感。据俞大维说，陈寅恪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尤其，他认为《礼记》包含儒家最精辟的理论，其精粹篇章，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坊记等等，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精彩的作品，我们不但须看书，且须要背诵(86)。因此，他在晚年草自传式《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时仍在强调“幼时读《中庸》至‘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一节，即铭刻于胸臆”(87)，可见《中庸》对他的影响之深。最终，由于儒家学说的强力浸润，使得陈寅恪对宋学十分推崇。从其晚年的文化追求来观察，可以发现宋儒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命]，为去[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88)在其意志上的烙印。
    综观上述，诚如吴宓所总结：“盖右铭公受知于曾文正公，为维新事业之前导及中心人物，而又湛深中国礼教，德行具有根本，故谋国施政，忠而不私，知通知变而不夸诬矜持躁，为晚清大吏中之麟凤。先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袴之习，所谓‘文化之贵族’，非富贵人之骄奢荒淫。降及衡恪、寅恪一辈，犹然如此，诚所谓君子之泽也。[中略]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寅恪自谓少未勤读，盖实成于家学，渊孕有自。”(89)唯揆诸南下岭表后的具体实践，陈寅恪对其所追求的文化志业自我评价实很悲观。这在他所撰的《赠蒋秉南序》一文中有所表述。他说：“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持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90)具体而论，在“承先哲之统绪，示来者以轨则”方面，他无疑是失败者。值得自慰的是自己“尊崇气节，贬斥势利”“似可告慰友朋”，但实质影响实在有限。
    三、南下岭表
    既然陈寅恪一生志业在追踪刘昞、王通及魏丘诸子等先贤避居一隅，“讲文论学”，转移世风，那么他为什么南下岭表而不选择其他地方呢？在笔者看来，陈寅恪南下岭表，原因众多，但主要的原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他飞离北平，南下岭表，除了对共产党不信任外，或许还存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幻想。据陈寅恪的及门弟子汪篯回忆，国民党蒋介石在1948年策划与中共划江而治时，曾想以陈寅恪等为首在南方创立岭南学派和北方对抗(91)。陈寅恪也曾对浦江清说，政府要北平的大学教授南下到南方集合，就像已往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那种形态，所以，“清华在南方还是要慢慢设立的。虽然不一定再用清华大学名义”(92)。由此合观，陈寅恪幻想国共两党划江而治实有所本。然而，诚如其次女小彭所认为的那样，陈寅恪却因以为国共两党可能划江而治，而在去留问题上迟疑不决(93)。
    第二，他对陈序经的信任。陈寅恪南下受聘岭南大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陈序经。陈寅恪在南下岭表之前，与陈序经虽来往很少，但彼此了解。1934年，陈序经与陈寅恪到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回天津的火车上又有幸同行。结果这次开会见面，并同车返津，促进了两人之间的彼此了解和友谊(94)。抗战时期，陈序经和陈寅恪又同事于西南联合大学。当然，陈寅恪对陈序经的信任并不仅仅建立在彼此的了解之上，而是建立在陈序经同样也崇尚他所秉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点在陈序经拒绝加入国民党一事上表现得至为明显。据冯友兰回忆，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不久，有一天，蒋梦麟约五位院长到他家里谈话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结果，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表示异议(95)。正因为陈序经所表现出的独立精神，再加上他对教育事业的特别钟情(96)，所以当陈序经1948年夏到北京招揽人才时，陈寅恪基于自己身体的考虑，有应聘之意(97)。
    第三，陈寅恪南下岭表，还有一个原因或与抗战时期他在成都燕京大学所受的良好照顾有关。1943年底，陈寅恪受聘成都燕京大学。在燕大，陈寅恪不仅备受欢迎，而且待遇不错。在校长梅贻宝看来，燕大能够请到像陈寅恪这样的教授，乃学校之福。“不但燕大学生受益，学校生辉，即是成都文风，亦且为之一振”。因此，包括陈寅恪在内几位特约教授的待遇不以燕大教授历来月薪三百六十元为限，特定为四百五十元，聊表崇敬(98)。在这样优厚的环境下，陈寅恪当然生活在从容之中：“身体较前好，盖由锻炼而来。家无男女仆，自助太太作一切事。”从而觉得“燕京托足，胜于他校”(99)。尤其，1944年底，陈寅恪左眼视网膜脱落，不仅受手术之苦，而且还受经济之累。这时，燕京大学的广大师生不仅伸出道义之手，安慰照顾，而且帮助解决实际的经济困难。据陈寅恪长女流求回忆：“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刻，燕京大学的同学们……排着班轮流在父亲床旁守护……不仅如此，好几位女同学还常抽空到家中安慰照顾母亲……多位老师亦常到父亲病榻旁慰问，并设法解决实际困难。”(100)并且，陈寅恪在医院近二十万的医药费开支，也由燕大支付(101)。虽然，燕大的帮助不是唯一，而且有限，但其情可堪。所以，陈寅恪在感念之余，曾对梅贻宝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犹存。”(102)正因为如此，陈寅恪在觅地隐居，“讲文论学”时才有可能考虑同是教会大学的岭南大学。

    注释：
    ①邓广铭：《我与胡适》，欧阳哲生编：《追忆胡适》第3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②周一良：《从〈陈寅恪诗集〉看陈寅恪先生》，载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17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③④(24)(47)(50)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载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263、262-263、263、263、26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⑤李璜：《忆陈寅恪登恪昆仲》，载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14-1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⑥⑦曾琦：《愚公自订年谱》，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1554、154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⑧陈三立反对中国共产党，或与中国工农红军对其家乡“义宁”的影响有关。1937年，张元济挽陈三立诗之四自注有“君籍义宁，久为红军所扰”句(参见张元济：《挽陈伯严》，张人凤辑：《中华民族的人格》附《张元济抗日战争时期著作选辑》第61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钱仲联也提及：“散原后来骂过共产党——‘回首乡关成盗薮’”(参见魏中林整理：《钱仲联讲论清诗》第129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参见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上册)第139页注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⑨(16)(31)(34)(42)(99)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81-82、105、49、102、118、111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⑩(13)(15)(25)(36)(38)(44)(48)(68)(71)(74)《陈寅恪集·诗集》第21-22、28、30-31、56、35、34、46、56、100、78、8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1)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第2-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2)(14)(17)(26)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上册)第104-108、137-139、155-157、296-29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8)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4-28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9)(21)(6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载《陈寅恪文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00-101、20、2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20)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2)陈寅恪：《致傅斯年》，1944年9月27日，载《陈寅恪集·书信集》第3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23)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第238页注[4]，[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7)(92)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下)》，载氏著：《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第223、22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28)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载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11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29)(53)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载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237、23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0)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第16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32)(75)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载《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第463、46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33)傅斯年：《致胡适》，1940年8月14日，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21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5)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载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25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7)《竺可桢日记》(第二册)第7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9)王汎森：《傅斯年与陈寅恪——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载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39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0)陈寅恪：《致傅斯年》，1945年3月7日，载《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1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41)傅斯年：《致朱家骅》，1942年4月18日，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24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3)(46)(49)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第150-151、153、15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5)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载《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51)陈封雄：《卌载都成断肠史——忆寅恪叔二三事》，载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44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52)(98)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44、218-220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54)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55)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56)陈寅恪：《刘叔雅庄子补正序》，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8-25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按：此段内容稍详细的表述参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第298-29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57)(59)(65)(90)陈寅恪：《赠蒋秉南序》，载《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82、182、182、18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58)逯耀东：《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载氏著：《胡适与当代史学家》第197页，[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
    (60)该处引文及释语参李锦绣：《圣籍神皋寄所思——读陈寅恪先生〈赠蒋秉南序〉》，载张杰、杨燕丽选编：《解析陈寅恪》第81-8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61)(64)陈寅恪：《论韩愈》，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32、319-33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63)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7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66)卞僧慧记：《陈寅恪先生欧阳修课笔记》，载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6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67)(73)(76)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02、107、10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69)余英时：《后世相知或有缘——〈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谈起》，载氏著：《现代学人与学术》第23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0)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8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72)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载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17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77)余英时：《陈寅恪与儒学实践》，载氏著：《现代学人与学术》第11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8)曾国藩：《原才》，载陈景磐、陈学恂主编：《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上册)第8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79)胡思敬：《国闻备乘》第3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80)陈三立：《皇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赏戴花翎原任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载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8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81)(85)吴宗慈：《陈三立传略》，载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2、13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82)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第330-33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83)(84)(87)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载《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88、204-205、18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86)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载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5-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88)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3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
    (89)吴宓：《读散原精舍诗笔记》，载吴学昭整理：《吴宓诗话》第29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91)胡戟：《试述陈寅恪先生对士族等问题的开拓性研究》言《被“逐出师门”后的汪篯先生》，载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第38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93)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第82页注[141]，[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4)(96)陈其津：《我的父亲陈序经》第102、85-94、139-14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5)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7)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4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00)陈流求：《忆先父陈寅恪在成都燕京的日子》，载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42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01)陈寅恪：《致傅斯年》，1945年1月26日，载《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0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02)梅贻宝：《燕京大学成都复校始末记》，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2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