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期第103～114页

作者简介：廖大伟(1961-)，男，上海人，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上海　201620

内容提要：李烈钧将军一生赤诚爱国，始终将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在“九·一八”前后的表现，证明了他是一位胸襟境界之大者，是一位真正的义士。他复出后的系列言行和卓越努力，促进了一致抗战思想的形成，对“一·二八“淞沪抗战产生积极影响，对北方抗日情绪高涨也有鼓舞作用。更让历史引为珍贵的是，他对民主的呼唤，对民众真诚的关爱和信任。抗战、民主、团结，抓住了中华民族当时面临的关键问题。李烈钧将此作为整体提出，这与同时代人相比，显具睿智和远见，同时也折射出他炽热的爱国情怀。

关 键 词：李烈钧/九·一八/复出

    一、问题的提出
    读史发现，李烈钧于“九·一八”前后政治热情迥异，完全判若两人。之前3年，即1928年10月至1931年9月，李烈钧主要寓居沪上，偶尔会回江西武宁探亲访友，寄情于家乡山水。期间除了为侨务会议章程预算问题、台湾同胞列席旁听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问题联名上书，及1931年5月与唐绍仪等联名通电反蒋外，基本上采取超脱淡泊的处世态度，对政治尽量避而少问。而“九·一八”之后其重新“出世”的呈现则十分明显，对国事政务与民族前途的关切与之前的3年大不相同。从1931年9月至1933年12月，①李烈钧曾先后单独或联名致电致函、复电复函国民党中央17次，单独或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提案8份，单独致电致函、复电复函蒋介石19次，单独或联名致电致函、复电复函国民党其他要人和有关团体机构38次，外出报告、演说8次，与报社记者谈话28次，在公共场合发表政见12次，倡议抗战募捐和悼念先烈4次，作诗22首，题字4幅，作序1篇，共计留存个人或集体文献161篇，即平均5天不满便有一次讲话或一篇有关文章发表。此外这期间他还数次晋京(南京)，两度北上，一赴庐山，为缓解与调和国民党内部矛盾从而一致对外而风尘仆仆，不辞艰辛。②
    关于李烈钧研究，迄今还较欠缺，大陆或台湾虽有些许论著，但重复颇多，鲜有深入，且存在“前强后弱”、聚焦失衡的现象。李烈钧前半生叱咤风云，尤其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中其功勋卓伟，自也引起后世关注；而其北伐之后的历史则往往语焉不详，草草带过。③近年来有学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已有数篇论文先后发表。这些论文从选题到内容上均填补了以往不足，但总体而言还有待开拓和深入。④
    历史人物的丰满、真实和评价，有时需要细处和片断的挖掘、窜拾与梳理，而其中的某些细枝末节往往值得咀嚼和寻味。“九·一八”前后李烈钧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变化？“九·一八”后其政治主张如何？其南北奔波的目的何在？对该时期的李烈钧又该予以怎样的历史评价？本文以李烈钧本人的函电诗文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为依据，拟对这些以往学界尚未涉猎或虽有涉猎但仍待深入的问题进行探讨，希冀通过前后比较和具体论述，呈现李烈钧在抗战国难之际的宽广胸襟、崇高境界与爱国形象。
    二、息影沪滨：“懒从沧海看龙争”
    1928年10月，李烈钧离开南京到上海法租界做寓公，住马斯路南路125号私寓(今思南路91号)。临行前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致函辞职：
    二十年驰驱，鲜补时艰，自愧标庸，恒为悚惕。谨辞去本兼各职，俾资修养，兼疗病躯。⑤
    此时李烈钧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兼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等，身体不佳是其提出辞职的理由。
    此时李烈钧身体确实不佳，可从他此前、此时公开或私下所言及后来身体检查之诊断得以证实。其原本“身体孱弱”，⑥其本人也常道“钧故体弱”，后来也曾多次声明此时寓沪是“因病”休养。1944年《李烈钧将军自传》出版，其中明确写道：“自十七年全国统一后，余因养疴沪滨，对中枢政治，未负实际责任。”⑦事实上，时46岁提交辞呈的李烈钧已患有心血管疾病，3年后的医生诊断说又趋严重，说明病非一朝一夕。⑧
    身体不佳看来属实，问题是辞职是否仅仅因为如此。假如身体不佳并非唯一，那么还有哪些不便道出的原因，而辞职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
    有学者认为李烈钧主要是因为受到排挤而愤然辞职，⑨该观点并非没有道理。自国民党开府广州以来，李烈钧一直是历届国民政府委员，1927年9月起还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更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可是同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李烈钧不仅未能连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甚至17人的委员名单也未进入，原国府委员出局的仅他一人。作为中华民国功勋元老，忽然遭此排挤，李烈钧自然心境难平，十分沮丧。
    李烈钧究竟遭谁忌恨，何人想要排挤他并且能够排挤他，这是破解李烈钧所以辞职的关键。于今看来，此人就是重揽大权的蒋介石，这一点虽然缺乏直接的史料加以证明，但根据蒋介石下野前后的李蒋关系和蒋复职后李之处境骤然窘迫的既存事实，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众所周知，1927年8月蒋第一次下野不仅因为武汉方面的要求，也是桂系“逼宫”的结果。蒋下野后许多国民党要人跟着出走，国民政府委员中只有李烈钧等极少数人留任南京，与桂系共扶北伐大局。蒋介石想把李烈钧也拉过去，便从上海致电李烈钧，表示自己“拟赴日本游历，如有见教，可电由上海祁齐路黄膺白家转交”，⑩其实是暗示李烈钧离开桂系赴沪站在自己一边。当时孙传芳军节节南下，“势复猖獗”，南京“人心浮动”，“骤告紧张”，为“谋安定人心，维持秩序”，即也“为国本计”，(11)李烈钧决定不往上海，而与桂系共扶危局。李不跟自己却帮助自己的政敌，此蒋介石记恨之一。宁汉合流导致蒋介石下野，汪精卫也未达到真正的目的，实际的赢家是桂系，桂系与谭延闿、何应钦、李烈钧等少数人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了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其中桂系与李烈钧配合尤为默契。不久蒋、汪又相约制桂，同时复职，提出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预备会。当时各派均不反对召开预备会，均不反对蒋介石复职，唯独李烈钧态度相反；12月初会议在上海举行时又是李烈钧“独不赴会”，(12)此蒋介石记恨之二。蒋介石复职后继续主持“北伐”，为了取得北方冯玉祥、阎锡山的配合，蒋亲自上门邀请李烈钧充任北伐军参谋长，李拒绝了。李不给面子，表明不肯输诚，此蒋介石记恨之三。
    “第二次北伐”完成后，中央党政军大权集于蒋介石，此时李烈钧已遭冷落，颇感失落。其后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及国民政府重组，李烈钧更是遭到极力排挤，其时一般重要人物均有相当安排，“大家相庆弹冠，只有李协和一人向隅”。(13)对于李烈钧，不仅蒋介石记恨尤深，打压甚狠，胡汉民也从中帮腔，推波助澜，胡的借口便是“复成桥惨案”。原来1927年11月22日南京各界举行讨唐(生智)胜利庆祝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至复成桥时遭到枪击，造成多人伤亡。时李烈钧实际主持国民政府，故惨案既出，自然要负长官连带责任，为此他曾公开呈请国民政府给予处分。(14)但事迁已久，胡汉民又旧话重提，显然是在帮蒋寻找打击排挤李烈钧的理由和突破口。
    “身体不佳”和“遭人排挤”确实都与李烈钧辞职有关联，但这些都不是真正原因。真正原因是，李于蒋介石复职后对政治失望，感到自己所希望的“民主政治难期实现”，(15)从而“懒从沧海看龙争”。政治缺乏民主，党内你争我夺，又彼此勾结利用，使他深感厌恶，于是决意退出江湖，淡泊人生，寄情于家乡山水和沪滨闲暇生活。(16)
    李烈钧素来有党无派，在他身体欠佳又遭人挤兑的情形下，尤会心绪消沉，感觉困顿，萌生退意，因为此时最容易体验人生无常，政坛凶险，也容易看破国民党内的阴暗面。
    此后李烈钧寓居上海，也曾先后两次回家乡江西武宁探亲访友，游览名胜。1929年3月他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但此时心中已任何涟漪不起。这段时期他频频吟诗作词，寄情山水，排吐郁闷。如题联赠友道：
    古来高士但守节，敢学前人便挂冠。(17)
    1929年夏返乡时作《修江舟中》：
    春光迤逦满芳洲，道出宁江望永修，
    天地有心恒覆载，湖山无恙任遨游。
    风高岸竹疑琴韵，晖映林花似锦裘，
    更喜高人同击楫，悠然箕踞一扁舟。(18)
    1930年夏返沪途经南京时作《过金陵舟中晚眺》：
    日落星稀夜尚明，轻风淡荡送行旌，
    归舟欲破江心月，宿鸟惊闻弘外音。
    叹息故园多鹤唳，懒从沧海看龙争，
    阋墙毕竟缘何事，孰挽银河洗甲兵。(19)
    从这些题联和诗作中不难看出一位民国元老看破红尘、心如止水的心境。
    三、毅然复出：“匹夫之责不可不尽”
    1931年9月18日晚，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故意炸毁沈阳附近柳条湖的南满铁路，随后以此借口向我东北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武装入侵。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均奉行不抵抗政策，一退再退期待“国联”解决，对此全国各界纷纷谴责和强烈反对。蒋介石为摆脱政治困境，向党内发出“国难当头团结合作”的倡议，于是经陈铭枢等人斡旋，宁粤和平会议于10月27日在上海举行。
    辞职闲居但仍为中央监察委员的李烈钧事先收到南京方面的与会通知，(20)此次他未加拒绝，相反表现出3年来未有过的积极与热情。有这些事实可以证明：1.主动准备政治提案。10月18日前，他与徐谦等拟了一份提交宁粤和平会议的提案，案例9条，系大纲式，结尾5人署名，由他领衔，提案10月19日同时发表于《申报》和《民国日报》。(21)2.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宁粤和平会议并呈交了提案。和会历时12天，先后开了7次，李烈钧是否全部出席，会上具体作为如何，目前因资料缺乏不获其详，但他肯定出席了会议并呈交了由他领衔的那份提案则有史料可证。(22)3.由沪赴宁出席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期间并多次发表讲话和呈交提案。宁粤和平会议之后，国民党各派在南京、上海、广州分别召开四大，由于反蒋派坚持，蒋介石于12月15日被迫宣布下野。自蒋下野，各地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纷纷入京，12月22日至29日在南京召开了象征党内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李烈钧即属于蒋下野后纷纷入京中的一员，(23)出席了一中全会，期间他与记者谈话两次，报告演说两次，联名提案两份。此番入京与会，当可视为他重返政坛的重要标志。一中全会上他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旋又兼任国府委员。(24)
    在此之前，李烈钧已淡出政坛，3年间除4次附署反蒋通电，以及有一些对他人负责的说明性文字外，基本上是“养疴沪滨”，悠闲宜然，那么为什么现在又会有如此变化？
    有一个巧合似乎很合理，即李烈钧趋于热情高涨的同时蒋介石则处境越来越糟。自蒋非法软禁胡汉民后，国民党内不少人站在了他的对立面，而“九·一八”事变更加剧了他的困境，所以1931年12月15日蒋不得不宣布下野。联系到蒋、李关系，难免会想到李烈钧的复出是否与蒋的处境有关。但事实却是李烈钧态度变化至少始于1931年10月中旬，其时尚不能确知蒋介石会再度下野，因此，可以排除李之复出系蒋重陷困厄这一个人化的因素，并可断定其毅然复出实出于赤炽无私的爱国情怀。
    作为民国元勋，面对内政不良又身体欠佳，无奈中他可选择并且已经选择功成身退，将那些权力、荣誉和地位置之度外而安度中晚年，然而当“九·一八”东北告急，中华民族面临危难时，我们分明看到的是一个放弃安逸、抛弃恩怨、病体强起、热情投入的形象。显然，此时对他而言，个人荣辱可以与世无争，民族命运则绝对不能不问，就个人关系可以隐退超脱，而民族前途则不可不尽责。他那热诚的爱国爱民情怀和对民族的责任感，总使他感到对祖国回报太少，贡献太小：
    余从事革命，以身体孱弱，学识浅陋，未能言所欲言，行所欲行，故三十年来对国家贡献无足语者。
    因此每每革命关键时刻或民族危难的降临之时，他总是抱着这样的理念而行事：
    每当危难之际辄奋起，以匹夫之责不可不尽也。(25)
    因为爱国爱民，他才毫无条件地选择复出。因为爱国爱民，他才不忘报国报民。诚如他在1931年年底的一次演讲中所言：
    今日国事急矣！论外侮，较中英、中法、甲午、庚子诸役尤有过之。论过去数年国内之纷扰，比春秋列国六朝五代更甚。此诚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我同志同胞肝脑涂地之时也。承指示和平统一，共赴国难，钧等此次来京，实即为此。既承期许，更当努力。(26)
    一个人是否真正爱国爱民，关键时候最能考验，危难时刻最能体现。“九·一八”前后李烈钧于政坛的由“出”再“入”，由退又进，典型折射出一位真正爱国爱民者的拳拳之心和崇高责任感，其中尤其国难当头能放弃安逸，不计恩怨，走出自我超越自我，更属难能可贵，其胸怀与境界绝非一般。
    四、政见主张：“抗战”、“团结”、“民主”
    李烈钧的爱国爱民情怀，既具行于他复出之中的超越自我，更呈现在他复出之后的无私大胆。
    前言已及，自1931年10月复出至1933年底，李烈钧不断向当局和社会建言献策，对时事进行评论，并提出自己的政见与主张。这些献言是真诚善意的，建议是直白犀利的，内容涉及军事、外交、政治等各个方面，归纳起来主要为呼吁团结、倡导民主和要求抗战。这些政见和主张完全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
    1.要求抗战
    强敌进逼，不惜抗战，既是李烈钧最强烈的愿望，也是他最坚决的主张。可是复出之初，他也像多数人那样，希望在外力的作用下使日军入侵东北的问题得到解决。那段时间里，他没有主张直接抗战，仅仅强调要作抗战之“准备”，认为还没达到非打不可的“不得已时”，实际上也在指望“国联”。(27)可是忽忽3个月过去了，“国联会议几经讨论，其结果不过派遣调查团，以延宕主义，使我与日本直接交涉，以脱卸责任”，而日本则抓紧时机“节节进迫”，在东北扩大侵略。“国联不可依靠”，日本又野心不止，事态恶化之下李烈钧才幡然醒悟，开始转向实行抗战。显然，能够迅速转向是其可贵之处。
    1931年12月下旬，阎锡山领衔向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提交了一份议案，议案简要回顾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形势，提出了“铁血主义”的观点。议案认为，抵抗是解救东北的唯一办法，不抵抗，东北亡，眼下应立刻实行“铁血主义”，调集重兵，就地抵抗，死守锦州，不能后退，因为“锦州为东省之要地，北方诸屏障，设或锦州再失，藩篱自坏，其进则危及平津，危及察绥。其覆亡之祸，势必延于华北全部”。议案不仅明确主张现时现地实行抵抗，而且对“无抵抗主义退却揖让”的方针、行为作了尖锐的几乎点名的批评。(28)议案的提出需有勇气，当时蒋介石虽告下野，但人去势还在，议案主旨明显在与不抵抗主义唱反调。
    李烈钧为这份议案署名者之一，虽不是领衔人，但议案的观点显然得到了他的赞同。从那时起，李烈钧就抗战问题态度鲜明，主张坚决。1932年2月5日，“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8天，曾任江西都督的他与旅沪赣籍名人周贯虹等以旅沪江西公会的名义致电江西省政府暨各团体，盼祷桑梓父老“迅速以实力援助”十九路军抵抗，帮助“一·二八”淞沪抗战取得“最后胜利”。(29)同月8日，他在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时举办的孙中山纪念报告会上着重强调对日作战，“努力杀敌”，认为“在军事上我军足以抗战”，因此要将日军逐出上海，并要“收复东三省”。(30)这些言行，出自他澎湃的爱国激情，既反映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和为国效力的渴望，也透射了将经历和威望化作资源报效祖国的情真意切。
    在此后的3年里，李烈钧有过许多抗战建言，其中不乏真知灼见。(31)1933年2月23日在南京与记者谈话时指出：“国人颇有以武器不及敌国为虑者。其实战争之胜负，首视民族精神与是非曲直。”(32)
    民族精神是他强调的重点，他认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是无与伦比不可战胜的，“要取得永久胜利，还在我们自己一致团结，发扬中华民族的精神”。他说“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在博爱和自爱。博爱是为人打不平，自爱是为自己求平等。先从求自己的平等做起，而后才可以打破对外的不平等”。(33)他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为例，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之所以在沪能够“摧破强寇”，就是“民族精神为之也”。(34)他强调军人要有“血污敌刃，骨掩长城”的气概，非常时期争做表率，“以尽我军人天职，以显我民族精神”。(35)他指出：
    内忧外患，殆无国无之。其不善处者，沦胥以亡；其善处者，因祸为福。史迹斑斑，不胜枚举。然国家当危难之际，其所以能转危为安，易乱为治者，莫不有一种民族精神贯彻其间，对内能大改革，对外能大奋斗也。(36)
    他也是“持久战”早期论者之一，认为中国是弱国，日本野心很大，“国联”又不可靠，所以对日抗战将会旷日持久，中国要有长期抗战艰苦抗战的思想准备和切实举措。他说：“现时吾人对日既抱最大决心作长期抵抗，要当效法总理发扬博爱精神，施展大无畏精神，庶几上下一心，全国一致，使内乱不生，社会安定，于安内攘外之道兼筹并顾，则国难必可救，外侮不足虑。”(37)他曾与程潜等人公开责问最高当局有无长期抗战的切实办法，有无收复失地的切实准备，“请速以事实昭示全国，用释群疑”。1933年3月，日军攻陷承德，进逼长城，他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北上，赴前线视察战情，慰问守军。3月的北方依然冰天雪地，但将士们以血肉之躯阻止日军长驱直入的壮举使他热血沸腾，也更坚定他持久必胜的信心。他说：
    日人虽强，终可折其凶锋。国家大事，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要在人有奋志，士有远图。昔越王以亡国之余，犹能十年而沼吴，况今日犹不过少受挫折，尽可挽救耶？(38)
    军事与外交兼顾，国防建设和内政改革并举，是他呼吁的另一内容。他认为抗战不能孤立进行，要有多方面的配合，其中内政建设和外交努力最不可忽视，它们的精神要一致。他建议筹备成立国民代表大会为最高决策机构，(39)“恢复苏俄国交，并增进美利坚之国际关系”。(40)1933年2月他向南京当局提交了一份《建设国防与改革内政提案》，专门论述了军事、财政、外交和内政改革的关系和实施要点。他说前三项的准备固然为“抗日所必需”，但得不到内政改革的支持则“难尽实现”。(41)
    2.呼吁团结
    大敌当前，国难当头，团结问题于执政的国民党尤显重要。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根深蒂固，对外又戒心颇深，与民众隔阂已久，如此状况不加改变，势将危害抗战大业，影响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怀着忧国忧民忧党的情愫，李烈钧到处倡言团结，呼吁一致对外。他说“师克在和，众擎易举”，“合力御侮”绝对重要，(42)希望党内党外齐心协力，共赴难关。
    1932年4月，广东发生“二陈之争”，西南绥署主任陈济棠与海军司令陈策大有武力对抗之势。5月，陈济棠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改编海空军，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国难未靖，内战欲起，李烈钧心急如焚。为了阻止“二陈”开战，他一面建议南京当局派胡汉民等出面调停，一面与程潜等在沪国民党中央委员于5月26日连续发出4份吁和电报，一份致西南政务委员唐绍仪等：“务望一致主张，使此种无意义之哄争立告停止。”(43)一份致陈济棠：“愿先生以大局粤局为重，接受展公之劝，使革命同志内部重复团结一致，共赴国难。”(44)一份致胡汉民：“同志属望尤殷……恳先生大力主持。”(45)一份致陈策：“务望接受展公之劝，力图团结。”(46)“二陈之争”最终得以平息，而李烈钧力促息争之用心，跃然可见。
    李烈钧认为，党内要做到和衷共济，抛弃成见，中央首先要作表率，并且要“尽量采纳”不同意见。他敦促南京当局派员赴粤沟通，同时对国民党中央调兵逼迫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深表担忧。他曾多次致电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等人，建议信任和重用在北方有影响力的冯玉祥，“授以大权，使当大任”，至于以往的不甚和谐，则“大事化小，小事化无”。(47)1933年底，福建事变发生，蒋介石派兵入闽，势如积薪。此时李烈钧左右为难，心情十分复杂。内心同情的一方不便支持，应该指责的一方还得维护，因为毕竟大局为重，抗战至上。他希冀中央与闽方“重归于好”，避免内战，也希望当事方自我检查，“改革本身”。(48)
    12月25日为云南护国起义纪念日，几乎每年的这个时候李烈钧都会抚今思昔，一番感慨，今年更是百感交织：
    云南护国讨袁起义……忽忽十七年矣。当时在革命建国，为时尚近，人人对于实行民主，复兴中国抱有极大热情，各省军民首领对于自身人格观念，亦能郑重自保，不甘屈身权贵，降为家臣，对于全国人民唯自由平等之是求，初无何等之歧视。……假使今之党人，犹能保持昔年之开国精神，使同党复归团结，国人得尽其智能，则败坏之国事仍可以挽回也。(49)
    李烈钧还认为，要想救亡图存，除一致抗日外别无选择。“然欲一致抗日，必先求全国团结”。(50)然欲“全国团结”，国民党必须真正做到“与民协力”，倚重全国人民。(51)而倚重全国人民，关键在于“结合全国人民智勇”(52)，激发广大民众的积极性，“俾全国人民力量皆有所用”。(53)今日危局之成，“政治窳败，外患紧迫”，就是因为“全国人民莫由用其智能，以赴国难”，(54)而要全国人民“用其智能，以赴国难”，首先自己要做到与全国人民“一德同心”，想其所想，(55)因此只有主动“与民协力”，才能“打破难关，开辟新局，巩固国家”，形成人人都乐于贡献抗战的理想氛围。(56)同时他也指出，民众也应该主动参与其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抗战大局“须人民一致奋发，不自放弃其责任，起而共图之”。(57)
    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并不在李烈钧呼吁团结的对象范围。同当时许多国民党人一样，李烈钧视中共为“共匪”，(58)也主张“安内攘外”以救国。他说：“现在救国的方法很多，但是有两件事是人同此心的：(一)收复失地。……(二)安内攘外。在国家统一、地方安定的时候，无土匪的猖獗、共匪的扰乱，彼此一心一德，则外患侵凌，国难发生，自可以一致攘外。”但是他又说：“现实吾人对日既抱最大决心，作长期抵抗，应当效法总理，发扬博爱精神，施展大无畏精神，庶乎上下一心，全国一致，使内乱不生，社会安定。安内攘外，兼筹并顾，则国难必可救，外侵不足惧。”细析这番话似对蒋介石面临日本侵略者疯狂入侵却集中主要兵力一味“剿共”有感而发，因为其中是可品味出一点异样来。蒋介石对日妥协却集结重兵于“剿共”战场，同时又大肆逮捕和枪杀爱国志士、民主人士，李烈钧则有发扬孙中山“博爱精神”之强调，主张安内攘外须得兼顾，如此“不谐”在当时国民党高层内并不多见。
    进一步分析，“安内攘外”同名，但彼此性质、内涵各异。蒋介石的“安内攘外”强调“先安内，后攘外”，实际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只见“安内”，不见“攘外”，至事变发生又奉行“力避扩大”，采取“以夷制夷”不抵抗政策，仍将重点放在“安内”上，以武力围剿为“安内”灭共之必须手段。李烈钧的“安内攘外”则强调“兼筹并顾”，以抒国难，因此其“安内攘外”并不等同于蒋介石的“安内攘外”，其不同在于蒋以武力剿共为必须，李则提倡开放政权，“安定人心”，以民主和平方法达到“安内”目的：
    余恒主张解放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诸束缚，使得自由组织政党，发抒智能，实为安内攘外之根本要着。(59)
    就“九·一八”后东北迅速沦陷、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势而言，“安内攘外”作为一种应对基策本身并无可苛之处，因为只有实现了内部安定团结，才能保证举国倾力一致对外，而怎样做到“安内”，当局该采取怎样的举措，是采取武力还是自我改变以求协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李烈钧看来，“欲求中国一致之御外，当先求内乱之不起，惟政治平等，速行民权于宪政，是以安定人心，使之能者尽能，智者竭智”。(60)因此就此而论李烈钧，既不能因其主张“安内攘外”而简单指责，也不能因其与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有所不同而予以溢美。事实上对中共的“武装割据”和反帝反封建的奋斗理想，李烈钧并无更多的知晓和理解，其“安内攘外”之所以有别于蒋介石，只是循着一贯的民主理路自然而来，认为“安内”理应如此。显然李烈钧的“安内攘外”是从整体和大局出发，其中“团结对外”、希冀抗战的主旨分明可见，因此并不悖于民族解放的时代主题。
    3.倡导民主
    对革新政治的强调，对民权宪政的执着，是李烈钧后半生政治生命中最耀眼的亮点。而“强调”与“执着”之中，李烈钧始终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以革新政治为必要步骤和重要前提，以实行民权为行事理念和落实目标。20世纪30年代初，用心着力倡导民主，对这个问题讲得最多也比较到位的，恐怕国民党中无出其右。当年参加革命的真纯动机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经历，使他一直保持对民主政治的美好憧憬。曾经有过的失意落寞，也使他对不良政治深有感触和审视。在民主这个问题上，他态度鲜明，发问切时，见解卓越，对时代作出了建树，给后人留下了思考。
    他复出后的第一个提案，就是强调人民的权利，指出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自由，有组织团体或政党自由，因此中国应尽快实行宪政，由国民大会“决定国是”。(61)他复出后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强调的是政治改革，希望“尊重民意，保障人权，进行制宪”。(62)他复出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说，最终归结的也是民主问题，“今国事急矣，人民渴望实行民权，进行制宪亦益切”。(63)
    仅1931年12月下旬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期间，李烈钧即先后7次发表关于民主的意见。在他看来，在此共赴国难之际，“果欲达到救国目的，必迅将政权公诸人民，使人民直接间接参预政治，走上全民政治之坦途，俾全国人民力量皆有所用”。(64)要解决东北问题，争取抗战胜利，“国内从此长治久安，是为根本问题”。(65)而要国内长治久安，必须“开放政权，实行民权”，使国家权力归诸于民，民众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而要“开放政权，实行民权”，则又必须革新政治，打破现有的政治格局。他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在外部险恶而在内部不良，不是军事方面而是政治方面。(66)
    如何革新政治，当遵循民为邦本、主权在民的原则。“民为邦本，主权在民，自昔已然，二十世纪尤是。”(67)1933年3月25日，李烈钧在济南发表书面讲话，讲得明了干脆：“政权不开放，国人即不能团结，任何事不能办。”(68)同一天来到徐州又表示：
    予所主张者，则为开放政权，且认此为唯一大道，唯一生路，极稳妥可靠。前次入京，此番北上，意旨在此。(69)
    如何开放政权，实行民权，他认为首在“制宪”，结束训政，进入宪政时期，而此之前可筹备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国事”，(70)充分表达民意。(71)他希望政府当局今后之一切举措，应“循守民主政治范围”，(72)改革内政，开放政权，最低限度须做到：“(一)励行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明令许可人民自由组织政党。但在训政时期，以能遵守三民主义为范围。(二)国民参政会全部民选，而其权利宜如各国之下院，议决国事。(三)扩大地方自治权。各县人民，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各省省长同时实行民选。”(73)
    孙中山曾经指出：国民大会、五权分立等“皆为间接民主，由代表而行于中央政府，其与官治不同者，有分县自治、全民政治，以行主权在民之实”。“分县自治，行直接民权，与联省自治不同者在此”。所谓全民政治，即“人民有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74)李烈钧关于开放政权的具体阐述，显然是对孙中山全民政治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对三民主义的进一步弘扬。
    李烈钧还认为，改革内政的关键当在国民党自身的改革。国民党自身问题重重，执政不廉，自身问题不解决，政治定无良好成绩，“徒欲以口头宣传，招致党员，结果不免有党员而无民众”。执政党只有自身清明，政略英明，执政有方，才会获得民众支持，(75)因此国民党必须“整理党务”，掷除不良。“我国民党，则应本天下为公之精神，从而领导之。则民主政治实现可期，乱庶遄已，国无不治，他何虑焉得。”(76)1932年底他在上海接见记者时指出：“我国内乱，与年相增。考内乱原因，不外乎：(一)政治不能上轨，由于政治不能平等。实现全民政治，则政治方得趋于正轨。(二)总理主义不能完全实现。总理之三民主义，即是救国主义。当此国难期内，本党党员负起救国责任，实现三民主义。(三)由于人心陷于悲观。欲救中国之危亡，当先挽救人心之陷于悲观。”(77)他把内乱根源归诸为民主暨民心的缺失，而真正责任所归则在执政当局。
    在此期间，李烈钧的心情是复杂的，现实与期望的距离，努力与效果反差，常使他深感无奈和失望。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尽个人之力，为民主呐喊。1932年3月蒋介石宣布复出，形成蒋汪合作、共同主政的局面。这个局面为李烈钧所不愿看到，但又不得不去面对，于是他将“重民权”、“行民主”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似乎开明一点的汪精卫身上。同年6月在复汪的电报中，他曾婉转地吐露了内心的不满、担忧和期许，但其中对民主的执着和韧性依然清晰可辨(78)
    五、抱病奔波：“为安河溯与江南”
    李烈钧生于1882年，长蒋介石5岁，长汪精卫1岁，小胡汉民3岁，与冯玉祥同庚。照理50岁上下，正是阅历丰富，思想成熟，宏图大展之时，遗憾的是，脑血栓常影响他的行动，给他带来很大痛苦。人所皆知，脑血栓患者不宜长途跋涉，然而3年里，李烈钧却抱病奔波，多次出门远行。有些出行出自私情友谊，但绝大多数属公事政务，为着民族之前途。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3年里李烈钧共有如下之行：
    1931年12月下旬由沪赴宁出席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此为1928年10月辞别政坛以来之首次复出，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对于这次全会，李烈钧寄予较大的希望，会前他公开表示：“一中会对内政、外交必能表现一种精神。”(79)“余等前在沪和平会所提议之对外坚毅不屈，对内尊重民意、保障人权、进行制宪等九条，似为根本要图，全会开幕时，仍当择要生造提议，以待采择。”(80)会议期间及会后，虽对某些提案会议“未邀采纳”而感遗憾，但总的来说感觉不错，颇有信心，故频频出席各种集会，发表演说，要大家“和衷共济”，共赴时艰。(81)仅12月27日，他就出席了两个集会。
    1932年2月初随行迁都洛阳，3月上旬出席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与何应钦共同担任提案审查委员会军事组召集人。4月16日又偕夫人华世琦行抵泰安，看望拒任行政院内政部长而移泰山独处读书的冯玉祥。老友重逢，分外喜悦，登岱叙旧，吟诗抒怀，相互勉志。临别时作《别冯焕章》，诗曰：“并力扶危志待伸，抗怀天地亦艰辛，匡庐归去东山远，五老峰头望故人。”(82)李曾受聘于冯玉祥的国民军，一是总司令，一为总参议，彼此都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此相互间十分敬重，结下深厚友谊。1926年10月李“奉命”南下，襄助北伐，之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实际主政。1928年夏秋间受重新上台的蒋介石排挤，遂辞别政坛，息影沪上。而冯于中原大战失败后也处于人生低谷，隐居山西汾阳。相似的境遇，使两人走得更近，时政见解也更趋一致。“九·一八”后不久，冯发出《致全国同胞电》，严厉谴责蒋介石“独裁政治”造成民族危机，其外交政策为“亡国外交，可耻殊甚！”并呼吁“全国同胞亟应猛醒，否认媚外政府，从速(组建)代表民意之机关”。(83)稍后，李也发表了类似主张，具体提出“缩短训政时期，入宪政时期”的四点建议。(84)年底，冯还派人至沪呈上密函，表示“当兹外寇日深，尚无补济之策”，唯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成立“真正代表民众之政府”，才能“转危为安，救亡图存也”。(85)可见，冯李之间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他们都把对方当作真正的知己。(86)
    这年秋高气爽之时，也许感觉身体好些，李烈钧又作湖口之行。重温当年讨袁(世凯)义举，寻访故迹和老友，这也是他多时的夙愿。此行他特地拜访了当年毁家纾难一同举义的生死之交杨赓笙，把手畅谈，偕游石钟山，临山望长江，不由得往事历历，联想翩翩，诗兴大作，诗中既见“频年未遂澄清志”之感慨，更有“狂涛滚滚终归海”之信念。(87)
    应蒋介石电邀，1931年10月18日他再度晋京，出席最高国防会议，商讨对日决策问题。(88)是年还曾到过苏州，与李根源、金天翮诸友欢宴叙谊。(89)还上过庐山疗养，间为一禅法师《庐山画集》题词。(90)
    年底，李烈钧本拟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为此曾早早酝酿提案，数次与孙科等在沪中央委员商讨此事，还登报呼吁各位中央委员“对此重要会议”能“踊跃”赴会，尤冀“于开会之先充分接洽，使意见趋于一致”。(91)可是临行时，身体实在难以支撑，于是不得不致电请假，遗憾不能成行。(92)
    1933年1月初，日军三路进犯热河，国民党中央以东北、华北局势严重，决定召开国防会议“共策大计”，(93)电请李烈钧列席。他其时依旧感觉不适，然“未便因病推辞”，(94)乃以“孙子膑脚，犹能乘牛车为齐划策”自勉，(95)于2月15日再度晋京，并向会议专门提交了《建设国防与改革内政提案》。(96)
    3月，日军攻陷承德，进逼长城。3月3日李烈钧作为国民政府代表离宁北上，赴前线视察战情，慰问守军。3月初的江南春寒料峭，北方依然寒冷肃杀。脑血栓患者最忌寒冷，但他还是踏上了行程。此行经与驻赣蒋介石电商，先至太原会晤阎锡山，转达中央旨意，使晋绥军一部参加长城抗战，然后至张家口会晤冯玉祥，协调沟通蒋、冯关系，使其南下就任要职，最后“再赴平，与张学良商抗日大计，视察热况”。“先救热河”和请冯南下为此行主要目的。此时，冯玉祥于张家口积极作军事准备，拟身体力行，实行抗战，南京方面担心驾驭失控，军出多门，故望其来京任职，就近合作，李也赞成此举，于是4日行抵徐州，6日行至石家庄，7日到达太原，9日来到张家口，16日转赴保定，24日由喜峰口返京过济南稍作停留，26日返回南京。这次北上，前后奔波20多天，期间除行使传达、协商、视察、激励等使命外，还密切保持与中央联系，(97)并多次接见记者，宣传抗日，呼吁社会各界支援前线，后方同胞“拿出实物和金钱接济战士”。(98)此一路劳顿，但也成效显著，既协调了前后方，使抗战问题暂且达成一致，又沟通了蒋、冯关系，为其暂不入京向中央作了解释，此外还于保定当面言蒋要“开放政权，使全国人民得尽力于救国与建设”，蒋也表示赞同。(99)
    回到上海后，李烈钧还向记者畅谈了此行亲历感受，颇为生动，限于篇幅，就不赘述了。(100)
    是年4月以来，华北局势更趋紧张，月初李烈钧曾打算再度北上，可是“血压仍高”，无法成行。又闻“政府有与日本妥协之讯”，(101)尤心急如焚，煎熬难忍，于是4月22日在血压高达190的情况下毅然抱病晋京，为“促进积极抗日”作“最后之建议，以求心之所安”，(102)如此一直到6月初才返上海。
    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出于对当局对日妥协不满，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建抗日同盟军并通电就职总司令。通电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绝无变更之目的”。然“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沪平津。……全国陆军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军则根本未出动；全国收入用之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民众捐助尚被封锁挪用。……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每一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故己“以民众一份子之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103)通电发表后全国震撼，民众欢呼而当局恼怒。7月中旬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把日伪军赶出察哈尔。蒋害怕了，担心局势难以收拾，遂调集15万兵力进逼抗日同盟军，使其陷于日军、蒋军两面夹攻，造成腹背受敌，交通断绝，难以生存。不得已冯于8月5日通电“收束军事”，不久离开部队前往泰山。在此期间，李烈钧既焦急万分，又心情复杂。他支持和钦佩冯部实行抗日，“旬日间传檄收复四县，今且血战攻克多伦，举百万方里已失之领土首收复之”，(104)又不愿看到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悲剧，于是以口劝笔陈，竭力斡旋，期能妥善解决。为此他7月15日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党部等：
    昔张学良不战而弃数省，苟为有罪也，则冯玉祥一举而复百万方里已失之领土，应为有功。……今国事若此，正求田单、檀道恐不可得之时，烈钧愚虑，以为政府亟应明令受权，示以方针，共扶危局，表中枢治国之诚，慰求贤国人之望。(105)
    7月24日则致电蒋介石：
    此次收复察东，勿论其方法若何，均与国家有益。钧不敢谓焕章对公绝无责望，即有责望，得其道而处之何难。……今拟致电焕章，详告政府苦衷，当能谅解，而行止则须视公之本意何如也。(106)同日又致电黄郛：
    连日报章且纪派兵逼察之事，斯岂公与敬之兄之本意哉？……焕章对政治不满，与吾人殆相同，然其举动则在抗日救国，公必能体会而维系之也。现拟专电焕章，观其念政府苦衷，尊公等雅意，共商救亡图存之法。(107)
    7月28日再致电蒋介石的同时又复电冯玉祥。8月3日冯终于来电：“弟为国家前途计，为民族免除内战痛苦计，决对汪、蒋所提四事完全接受。”(108)闻此李烈钧欣喜不已，马上与蒋电商“第二步”该如何进行，中央该如何善后。应蒋介石邀请，8月8日李烈钧又偕秘书等乘船赴庐山，为“察事善后”当面交换意见，(109)至8月27日返沪。
    由上可见，李烈钧在“九·一八”后3年里曾多次出行，其中7次为公，担负重任，行程计达数千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和黄河两岸，最远到达长城边上。更有甚者，曾经一连20多天马不停蹄，徐州、石家庄、太原、张家口、保定、喜峰口、济南，一路上忍着病痛，冒着寒冷，如此奔波劳顿，又冒着生命危险，那究竟为了什么。其诗曰：
    关山迢递战云搏，鼙鼓声中小驻骖。万里驰驱问知己，为安河溯与江南。(110)
    分明这个问题在他的内心深处早有答案，为了国内团结和民族前途，即使劳累致死，病体加重，也在所不惜。
    李烈钧的努力卓有成效，8月11日这天他与蒋介石多次面洽，终于获得蒋“察事和平解决”的承诺。(111)“察事”和平解决，缓解了国民党内部矛盾，避免了一场内战，从而在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争取到了一致对外的团结局面。
    六、简要评价：“并力扶危志待伸”
    李烈钧将军一生赤诚爱国，始终将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在“九·一八”前后的表现，证明了他是一位胸襟境界之大者，是一位真正的义士。他复出后的系列言行和卓越努力，促进了一致抗战思想的形成，对“一·二八“淞沪抗战产生积极影响，对北方抗日情绪高涨也有鼓舞作用。更让历史引为珍贵的是，他对民主的呼唤，对民众真诚的关爱和信任。
    “抗战”、“民主”、“团结”，抓住了中华民族当时面临的关键问题，李烈钧将此作为整体提出，这与同时代人相比，显具睿智和远见，同时也折射出他炽热的爱国情怀。“天下为公”，一切以民族前途和民众利益为准绳，(112)李烈钧不仅如此认为，也确实如此身体力行。20世纪30年代初，像李烈钧这样有高尚情怀和锐利眼光，敢于发表政见，且着眼大局大势而不顾病体奔波努力的，显然难能可贵。
    冯玉祥对该时期的李烈钧曾有赞誉，说他“抗战军兴，虽身无重寄，而目睹国难，义愤填膺，乃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旨，建白中央，道人所不敢道，议人所不敢议，犹恐言单，复促友人为之，对国对友对抗战，可谓忠直无私，竭尽心力矣”。“此外则慷慨豪侠，大仁大义，济人之急，救人之危。”(113)该评价显然公允中肯，李烈钧确实称得上“忠直无私，竭尽心力”。
    注释：
    ①李烈钧此后因身体状况不佳，不能多问世事，复寓沪休养为主，故本文以此时间为考察下限。
    ②此据周元高等编《李烈钧集》、徐辉琪编《李烈钧文集》、(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李烈钧先生文集》和吴竟渊编《李烈钧年谱》统计。
    ③迄今有关李烈钧研究成果及出版的资料主要有：项立岭《李烈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段彩华《协和四方：李烈钧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7年版；吴竟渊编《李烈钧年谱》，1997年内部出版；王辅宜《我所知道的李烈钧》，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暨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6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洪喜美《李烈钧与讨袁护国运动》，(台北)《近代中国》1984年第4期；周元高《试评护国战争中的李烈钧》，《史林》1990年第3期；周元高《论护法运动中的李烈钧》，《史林》1991年第3期；徐辉琪《“九·一八”事变与李烈钧“政权开放”》，《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徐辉琪《李烈钧与“护法各省联合会议”》，《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许海泉《李烈钧与“二次革命”爆发》，《历史教学》1994年第8期；丁应通《李烈钧与“二次革命”前江西的建设》，《求索》1998年第3期；萧致治《李烈钧与护法战争》，《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台北)李烈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集编委会编《李烈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1年印行；政协江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烈钧杨赓笙诗选》，《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李烈钧先生文集》，(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0年版；徐辉琪编《李烈钧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政协江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烈钧将军》，1988年内部出版；周元高等编《李烈钧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此外，李烈钧档案资料主要藏于台湾“国史馆”，由于该处这部分档案笔者查阅尚未周全，故本文暂不引用。
    ④有关1930年代李烈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徐辉琪《“九·一八”事变与李烈钧“政权开放”》，《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李季仁、李德龙《试述李烈钧的和平观》，《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8期；王晓荣《李烈钧等与冯玉祥在30年代初的反蒋抗日活动》，《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郭绪印《冯玉祥与李烈钧的友谊》，《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廖大伟《略论“九·一八”前后的李烈钧》，《近代中国》第13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廖大伟《“九·一八”前后的李烈钧》，(台北)《展望》2003年第1期等。
    ⑤《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书》，《申报》1928年10月20日。
    ⑥《〈李烈钧言论〉自序》，《李烈钧集》下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94页。
    ⑦《李烈钧将军自传》，三户图书社1944年版，第96页。
    ⑧项立岭：《李烈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7页。
    ⑨同上，第153页。
    ⑩马五：《李协和先生百年祭》，(香港)《大成》总第88期。另，上海祁齐路，今为岳阳路。
    (11)《李烈钧将军自传》，第94页。
    (12)马五：《李协和先生百年祭》，(香港)《大成》总第88期。
    (13)同上。
    (14)《呈国民政府处分文》，徐辉琪编《李烈钧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4页。
    (15)《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申报》1933年2月12日。
    (16)参见杨赓笙《武宁李公协和先生事略》，《李烈钧文集》，第873页。
    (17)吴竟渊编：《李烈钧年谱》，1997年内部出版，第67页。
    (18)《修江舟中》(1929年夏)，《李烈钧集》下册，第692页。
    (19)《过金陵舟中晚眺》(1930年夏)，《李烈钧集》下册，第692页。
    (20)10月19日前拟就的《与徐谦等向京粤和平会议的提案》有“愚等幸参斯会，谨竭愚虑，条陈数事，以供参考”句，当理解为提案人等势将出席会议，和会之后《与友人的谈话》又提及“余等前在沪和平会议所提议”等，据此可判断为提案人李烈钧确实出席了会议。
    (21)《与徐谦等向京粤和平会议的提案》，《申报》1931年10月19日；《与徐谦等提案大纲》，《民国日报》1931年10月19日。
    (22)《与友人的谈话》，《申报》1931年12月21日。
    (23)《在南京与〈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1日。
    (24)吴竟渊编：《李烈钧年谱》，第68页；《李烈钧先生自传》，序。
    (25)《〈李烈钧言论〉自序》，《李烈钧集》，第794页。
    (26)《在南京“拥护和平统一大会”的演说》，《申报》1931年12月28日。
    (27)《与徐谦等向京粤和平会议的提案》，《申报》1931年10月19日。
    (28)《与阎锡山等向国民党第四届一中全会提案》，《申报》1931年12月25日。
    (29)《与周贯虹等致江西省政府各公团电》，《申报》1932年2月8日。
    (30)《在洛阳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的报告》，《李烈钧文集》，第677-678页。
    (31)《与各报记者的谈话》，《申报》1933年3月27日。
    (32)《在南京与记者的谈话》，《李烈钧文集》，第686-687页。
    (33)《在国民党中央举行孙中山纪念会上的演说》，《时事新报》1933年3月28日。
    (34)《在南京与记者的谈话》，《中央日报》1933年2月24日。
    (35)《与阎锡山等向国民党第四届一中全会提案》，《申报》1931年12月25日。
    (36)《建设国防与改革内政提案》，《申报》1933年3月6日。
    (37)《在国民党中央举行孙中山逝世七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申报》1932年3月14日。
    (38)《与各报记者的谈话》，《申报》1933年3月26日。
    (39)《与孙科等“国民代表会大纲”提案》，《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5日。
    (40)《与徐谦等提案大纲》，《民国日报》1931年10月19日。
    (41)《建设国防与改革内政提案》，《申报》1933年3月6日。
    (42)《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申报》1933年2月12日。
    (43)《与程潜等致唐绍仪郑泽如萧佛成电》，《申报》1932年5月28日。
    (44)《与程潜等致陈济棠电》，《申报》1932年5月28日。
    (45)《与程潜等致胡汉民电》，《申报》1932年5月29日。
    (46)《与程潜等致陈策电》，《申报》1932年5月29日。
    (47)《在上海与各报记者的谈话》，《申报》1933年8月8日；《在上海与中央社记者的谈话》，《申报》1933年6月10日。
    (48)《与新新社记者的谈话》，《申报》1933年12月9日；《向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时事新报》1933年11月30日。
    (49)《在上海与各报记者的谈话》，《申报》1933年12月26日。
    (50)《在纪念云南起义会上的演说》，《申报》1933年12月26日。
    (51)《在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国民御侮自救大会的演说》，《申报》1933年4月9日。
    (52)《在南京的谈话》，《申报》1933年3月26日。
    (53)《在南京“拥护和平统一大会”的演讲》，《申报》1931年12月28日。
    (54)《致国民党各中央委员函》，《中央日报》1932年11月26日；《致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电》，《申报》1932年12月15日。
    (55)《在南京“拥护和平统一大会”的演讲》，《申报》1931年12月28日。
    (56)《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云南起义大会上的报告》，《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6日。
    (57)《在南京“拥护和平统一大会”的演说》，《申报》1931年12月28日。
    (58)《一致团结收复失地》，《时事新报》1933年3月28日。
    (59)《向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时事新报》1933年11月30日。
    (60)《李烈钧致徐州汪精卫先生电》(1933年3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全宗号二(2)，案卷号806，案卷名“李烈钧电陈抗日意见”，缩微号16J-1524。
    (61)《与徐谦等提案大纲》，《民国日报》1931年10月19日。
    (62)《在南京与〈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1日。
    (63)《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云南起义大会上的报告》，《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6日。
    (64)《在南京“拥护和平统一大会”的演说》，《申报》1931年12月28日。
    (65)《在洛阳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的报告》，《李烈钧文集》，第678页。
    (66)《致上海商会等团体》，《申报》1933年3月20日。
    (67)《在洛阳国民党政府总理纪念周的报告》，《李烈钧文集》，第678页。
    (68)《在济南的谈话》，《申报》1933年3月25日。
    (69)《在徐州的书面谈话》，《申报》1933年3月26日。
    (70)《与徐谦等提案大纲》，《民国日报》1931年10月19日；《与孙科等“国民代表会大纲”提案》，《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5日。
    (71)《在南京的谈话》，《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9日。此处“人民代表会议”，与“国民大会”称异意同，即人民代表行使权利的机构。
    (72)《在上海与各报记者的谈话》，《申报》1933年8月8日。
    (73)《建设国防与改革内政提案》，《申报》1933年3月6日。
    (74)《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
    (75)《拟请整理党务提案》，《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3日。
    (76)《在洛阳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的报告》，《李烈钧文集》第678-679页。
    (77)《在上海与中央社记者的谈话》，《中央日报》1932年12月1日。
    (78)《复汪兆铭电》，《时事新报》1932年6月19日。
    (79)《在南京与〈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1日。
    (80)《与友人的谈话》，《申报》1931年12月21日。
    (81)《在林森等欢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的演说》，《申报》1931年12月28日。
    (82)《别冯焕章》，《李烈钧集》下册，第708页。
    (83)《致全国同胞电》(1931年9月23日)，冯玉祥选集编辑委员会编《冯玉祥选集》中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49-651页。另，()内的字为作者按句意增加。
    (84)《与徐谦等提案大纲》，《民国日报》1931年10月19日。
    (85)《致李烈钧函稿》1931年12月7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84页。
    (86)有关李、冯关系，参见郭绪印《冯玉祥与李烈钧的友谊》，《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
    (87)《湖口访杨赓笙同游石钟山》，《李烈钧集》下册，第711页。有关李、杨关系，参见杨仲子《李烈钧和杨赓笙的友谊》，《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88)《致蒋介石电》，《李烈钧集》，第713页。
    (89)《吴门赴李根源金天翮诸友宴》，《李烈钧集》，第730页。
    (90)《在南京的谈话》，《申报》1933年2月19日；《题一禅〈庐山画集〉》，《李烈钧集》，第731页。
    (91)《致国民党各中委书》，《申报》1932年11月26日。
    (92)《致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电》，《申报》1932年12月15日。
    (93)《与中央社记者的谈话》，《时事新报》1933年2月16日；《在南京的谈话》，《申报》1933年2月19日。
    (94)《在旅宁同乡欢宴上的演说》，《申报》1933年2月20日。
    (95)《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申报》1933年2月12日。
    (96)《申报》1933年3月6日。
    (97)《李烈钧致林森电》(1933年3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全宗号二(2)，案卷号806，案卷名“李烈钧电陈抗日意见”，缩微号16J-1524。
    (98)《致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国难救济会等电》，《申报》1933年3月21日；《与邬志豪等再为东北义勇军募捐启事》，《申报》1933年3月17日。
    (99)《在济南与记者的谈话》，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25日。
    (100)《在上海与记者的谈话》，《申报》1933年4月1日。
    (101)《在上海各黑体联合会国民御侮自救大会的演说》，《申报》1933年4月9日。
    (102)《赴南京途中与中央社记者的谈话》，《申报》1933年4月23日。
    (103)《冯玉祥选集》上卷，第53-54页。
    (104)《致冯玉祥电》，《李烈钧文集》下册，第764页。
    (105)《致国民政府中央党部行政院等电》，《申报》1933年7月16日。
    (106)《致蒋介石电》，《李烈钧集》下册，第767页。
    (107)《致黄郛电》，《李烈钧集》下册，第767-768页。
    (108)《冯玉祥选集》下卷，第104页。
    (109)《与〈时事新报〉记者的谈话》，《时事新报》1933年8月9日。
    (110)《张垣访冯焕章》，《李烈钧文集》，第697页。
    (111)项立岭：《李烈钧》，第81页。
    (112)《李烈钧文集》，第678-679页。
    (113)冯玉祥：《〈李烈钧自传〉跋一》，《李烈钧文集》，第8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