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韩戍，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9年第9期，本文注释从略。

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中，专业性学术机构的作用不言而喻。其中以学院或科系为基础的大学，实为形塑近代中国史学学科体制、培养史学人才、建立史学研究规范最重要的载体。以大学的历史学科为研究对象，观察中国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已经成为当下历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这一主题，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近代中国大学历史学科的设置情况与学科体制的建立，或对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个案研究，或讨论某些大学历史学科的学术流派、学术风格和人才培养特色等问题。不过，就考察对象而言，上述研究的范围集中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国立大学和学术重镇，对“边缘大学”的历史学科缺乏关注。就考察内容而言，上述研究主要从学术现代化的角度考察大学历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对历史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遭遇的困境缺乏关注。

以近代上海为例，至少有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公学以及教会设立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等高校曾设有历史学科，数量居全国之最。然而，目前学界对这些大学历史学科的认知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由此，本文将视角投向近代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本文关心的问题是：这些上海高校历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情况如何？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风格如何？存在着哪些内在限制？为何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限制？各校如何突破限制以实现转型？本文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丰富学界对近代中国大学历史学科发展史的认识。

一、从课程、学程到科系、院系

近代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最早以课程的形式出现，从各大学创办之始即已开设。

1879年成立的圣约翰书院，在建校早期的正馆（相当于本科）课程中，设有用英文讲授的历史课程“英文史纪”和“近世史记”。1896年，圣约翰书院增加了用中文讲授的历史课程，是正馆学生每年必修的科目。1906年，圣约翰书院正式改制为大学，课程体系因而兴革，历史课程的数量随之增加。在西斋正馆文艺科的课程计划中，历史类课程排在首位。其中，初级生必修“欧洲近古史”，中级生必修“英国历史”“美国历史”，上级生必修“法国历史”“德国历史”，高级生必修“英国政治史”。

1906年成立的上海浸会大学与圣约翰大学类似。该校早期将历史课程作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要求第一班到第五班的学生分别修读“中国史”“希腊与罗马史”“欧洲中世和近世史”“英国史”“美国史”，最高级的第六班，需要修读“伦理学及性理学史”等历史学课程。1914年，浸会大学改为沪江大学，改分班制为预科制和正科制（相当于本科），课程计划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历史类课程。

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在办学之初亦将历史课程作为必修课之一。1905年成立的复旦公学（1917年改为复旦大学）设有高等正科（相当于本科）第一部（包括政法科、文科、商科、预科）和高等正科第二部（包括理科、工科、农科、预科）。历史课程是高等正科第一部学生的必修课，学生第一年必修“本国政治历史”，第二年必修“法政学”之下的“宪法史”和“政治史”、“欧洲近世史”等3门课程。

通过上述三校的考察可知，当时的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都已经意识到历史课程的重要性，将历史教育视为大学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种课程设置，是一种非功利主义教育理念的反映。尤其早期教会大学，普遍将培养博雅公民和有教养的上层阶级作为开办教育的目的。这些学校非常重视文史哲等人文方面的教育，坚决排斥具有职业取向的课程。因此，历史类课程在早期大学中普遍受到重视。当然，此种课程设置也与当时大学的发展程度有关。清末中国的高等教育刚刚起步，大学尚无明显的分科意识，或者说当时大学规模太小，根本无法分科或只能简单分为文理二科，给学生提供一种通识教育。历史课程是通识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然不可或缺。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应该分为文、理、法、商、农、工、医七科。1913年，政府又公布《大学规程令》，要求文科应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此时，各大学自身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壮大，也逐渐产生了专业化发展的需求。因此，20世纪10年代中后期，大学的通识教育色彩逐渐隐去，开始具有更为明确的分科意识。1917年，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史学门的成立，为其他地区大学历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提供了参照依据。此时，圣约翰大学从中西分斋制逐渐向分科制过渡，形成了以科为单位，下设学程或学部的建制。1919年，圣约翰大学在文科之下设有史学科（学程），其下包括7门课程，供学生选读。1919年，沪江大学也从分班制发展为分科制和学程制，设有文、理、社会科学、道学4科，社会科学科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4个学程。同一时期，复旦大学亦设置历史地理部，包括4门历史类课程。

近代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从通识教育向分科制转型，由课程制发展为学程制，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科独立，仍带有通识教育的烙印。因为一个学程包含的课程通常较少，学生一般需要修读数个学程才能毕业。比如，沪江大学学生必须选择某个学程为主科，某个学程为辅科，完成2个学程的课程之后，才能获得学位。圣约翰大学则要求学生选择1个学程作为主系，并修读大量语言、数理、社科、宗教方面的课程后才能获得学士学位。这种双学程制或多学程制，课程众多而冗杂，容易给学生造成学习负担，亦难以满足社会上对专业人才的进一步需要。

随着高等教育发展的进一步专业化，历史学科本身的独立意识逐渐增强，不断廓清自己的学科界域，进一步积极寻求学科的主体性，最终向专业系科演变。在学科变革方面，北京大学是先行者。1919年，北京大学实行“废门改系”，将中国史学门改为史学系，此后中国大学的历史学科正式有了“系”的称谓。此举为国内其他高校所效仿，到20世纪20年代，厦门大学（1921年）、东南大学（1923年）等校相继开设了历史系。上海地区的高校亦不甘落后。1924年，私立大夏大学建立，在文科下设置历史学系。1925年，私立光华大学建校，亦有文科历史系之设。1927年，复旦大学顺应时势，在文科之下设立普通文学系、经济学系、教育学系、史学系、近世方言学系、法律学系、图书学系、哲学系、新闻学系等9系。1928年，中国公学有法科历史系之设。另有少数学校认为历史学科尚属弱小，无法独立成系，遂将其暂时与社会科学专业联合设系。1927年，暨南学校改为国立暨南大学，设立了历史与社会学系。1929年，沪江大学将历史学程和政治学程联合，在社会科学科之下设立了政治及历史学系。仅有圣约翰大学仍保留文理学院历史学程的设置。

实际上，“法科历史系”“社会科学科政治及历史学系”的存在，固然由于这些大学的学科发展尚不完备，也因当时的教育主事者对历史学科的性质和定位尚未取得共识。1919年，北京大学“废门改系”时，便将史学系与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法律学系共同划为一组，因时人相信史学拥有经世致用的功能，努力引导史学脱离传统意义上“国学”或“文史”的范畴，强调其实用主义的取向，使其向社会科学的方向发展。上海地区高校“法学院历史系”“社会科学科政治及历史学系”等史学学科建制，正是此种观念的余绪。不过，随着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制度性规定，历史学科的性质归属最终确定。1929年7—8月，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及《大学规程》，要求大学应改“科”为“院”，下设文、理、法、教育、农、工、医各院，并明确规定历史系应该脱离社会科学范畴，与中文系、哲学系、外文系等同属文学院。因此，该年中国公学将历史系移出法科，在文理学院下设文史学系。1930年，暨南大学将历史与社会学系拆分，成立单独的历史系。沪江大学虽然并未建立独立的历史系，亦将政治及历史学系从社会科学科转到文学院。

总之，近代上海高校历史学科的创设和发展，普遍经历了一个从课程到学程，再到科系、院系的专业化发展过程。至20世纪20年代末，已有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公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等7所高校设有历史学科，除未立案的圣约翰大学外，各校基本出现了文学院历史系或类似于历史系的建制。这说明，无论近代上海的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或教会大学，普遍有建设历史学科的意愿。当然，此种意愿的背后，亦有诸多复杂因素。北洋时期中央教育主管部门暗弱，尽管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规以规范高等教育，实际却无法真正执行，高校多在院系设置上各行其是。国民政府成立后，教育主管部门一时间无暇干预院系发展问题，此种情况遂得以持续。在放任的高等教育政策之下，许多大学都有一种盲目扩张的冲动，意欲成为文、理、法、商、工兼备，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历史学科不需要机器设备，相对于理、工、农、医等学科更容易设置，遂成为各大学增加院系的首选。然而，容易设置不代表容易办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足，近代上海高校历史系林立的背后，亦存在着严重的发展危机和内在限制。

二、近代上海高校历史学科发展的危机与限制

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有7所大学开设历史学科。然而，除暨南大学是国立大学之外，其余各校均为教会大学或私立大学。就暨南大学本身而言，亦是一所创办较晚的国立大学。该校原为暨南学校，创建于清末，以培养华侨子弟为目的，北洋时期仅商科具有大学专科程度，其余各科皆为中学程度。国民政府成立后，暨南学校在两三年之内便迅速扩张为拥有四院二十余系的暨南大学，学术基础非常空虚。因此，近代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最大的问题在于难以将建制落到实处，常常仅有历史系之名，缺乏历史系之实。由于这些大学的历史系普遍缺乏稳定性、延续性，难以建立起健全、正规的学科体系，更无法提供全面的历史学教育。

首先，以师资为例，以上7所大学的历史学科，教师队伍常常只有一两人或两三人，流动性极大，平均任期短，不足以支撑成系。而且，教师中真正出身于史学者少，相当大一部分教师是从其他学科转教史学，由此更削弱了其专业性。

1927年，私立复旦大学史学系仅有1位教授，即系主任余楠秋。余楠秋是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学士，以研究英国语言文学见长。两年后，该校史学系师资仍只有余楠秋1人，属于“一人成系”。大夏大学历史学系的师资队伍一直频繁更易。1926年，仅有1位史学教师何炳松。1928年，历史学系教师有何炳松、毛以亨2人。毛以亨是留法博士，专攻政治学。1929年，两人双双辞职，改由萧炳实、金兆梓担任，两人分别从英文、矿冶转行而来。光华大学的师资力量略微充足。1926年，该校历史系教师包括朱经农、唐庆诒、何炳松等3人。朱经农系华盛顿大学硕士，专攻教育学。唐庆诒系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专攻英文。真正史学出身者，仅何炳松1人。这3位史学教师在光华任教仅一两年即全部离职。1928年，该校拥有吕思勉、司敦伯、李祖永、邓季宣等4位史学教师，司敦伯系西洋人。李祖永其后以电影和实业闻名。邓季宣专攻哲学。1930年，中国公学文理学院文史学系，历史教师仅有杨鸿烈、余楠秋2人。实际各校历史系的师资队伍只有一两人或两三人，并存在兼职现象。比如，何炳松同时担任光华、大夏两校的史学系教授；余楠秋是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史学系主任，却长期在中国公学文史学系兼课。

如果说私立大学历史系的师资有拼凑之嫌，教会大学历史系的师资又几乎都是西方人或在西方出生并接受教育的华裔。1929年，圣约翰大学文理学院历史学程有罗道纳（Donald Roberts）、罗佳莲（Francis Roberts）、宓亨利（H.F.MacNair）3位洋人教师。1922年，沪江大学拥有李锦纶（Frank.W.Lee）、韩森（Victor Hanson）2位史学教师。1929年，史学教师达到3位，为韩森（Victor Hanson）、谭绍华、约翰生夫人（Mrs.Johnson）。相对于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史学教师的队伍相对稳定，在一校任职时间较长，但良莠不齐的情况非常严重。其中，宓亨利（H.F.MacNair）与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合作于1931年在美国出版《远东国际关系史》，享有一定声誉。其余西方教师，多是中西学术史上的“失踪者”。很多外国女教师以“教授”自称，实际并无学历，多系跟随丈夫来华任教，由于具有语言优势，便充当世界史的教学工作。比如，圣约翰大学的罗佳莲，是罗道纳教授的夫人，沪江大学的约翰生夫人则为教授约翰生的妻子。

其次，以学生为例，近代上海高校历史学科的学生人数普遍较少。因目前档案资料缺乏，难以精确统计在读生的人数，只能利用各种数据综合分析。光华大学建校前十年间，历史系总毕业人数仅9人，平均每年不足1人。1929年，复旦大学史学系仅有6位学生在读。1930年，大夏大学历史学系共有22人在读，平均至4个年级，亦不过每年级5—6人。1927年，国立暨南大学历史与社会学系创立时并无学生。20世纪30年代初，暨南大学历史系开始招生，投考非常容易。1932年报考该系者24人，录取14人，录取率达58.3%。私立中国公学文史学系的情况比较特殊，该系文学和史学两个方向共有在读生244人。由于资料所限，无法确定哪些学生属于文学方向或史学方向，但该系史学方向仅有2位教师，显然可能走入另一个极端，即教师少，招收学生却泛滥不受限制。

民国时期各大学处于起步阶段，总体规模原本不大。历史学科作为大学里的“小众学科”，社会需求有限，院系规模偏小，师生人数偏少，亦属正常现象。然而，考察其实际的课程设计和人才培养方案，便会发现存在颇为严重的问题。复旦大学史学系的培养计划过于庞大，严重超出实际能力。该系的必修课包括“近世欧洲史”“美国史”“英国史”“中国近百年史”等，选修课包括“中国近百年史”“中国上古史”“世界全史”“俄国革命史”“列强殖民政策史”等，共计39门。由于复旦大学史学系只有1位教师，总数高达39门课程的培养计划，显然不可能实现。1929年，该系的培养计划中课程有所减少，亦有必修课11门，由于只有1位教师，史学系学生只能跟随其他院系学生上课，导致课程“人数甚形拥挤”，史学系学生得不到讨论机会。

大夏大学历史学系1926年的培养计划中共有11门课程。然而，该系教师仅有何炳松1人，显然设置并不合理。1928年，大夏大学历史学系的培养计划有所修改，课程分为普通学程和研究学程。普通学程包括39门基础课程，研究学程包括“历史上之演化中国考据方法”“中国民族西来问题”“龟甲文研究”“金石学碑版学”“孔庙与其他庙宇”“丛林与高僧”等14门课程。这说明该校历史学系主事者希望兼顾知识灌输与专题研究。但是，其课程设置过于全面，中西古今无所不包。一些选修课程如“孔庙与其他庙宇”“丛林与高僧”又过于专门，不似一门课程。由2位教师开出53门课程，即使大量借用校内其他学科的师资力量，实际开课也有极大难度。

复旦、光华、大夏之类的私立大学，其历史学科存在的最大问题，并不完全在于师资不足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缺陷，更在于盲目求大求全，千校一面，学科定位模糊，未能根据学校的性质决定学科的发展方向。复旦大学史学系初建时，培养目标是让学生成为“以史学之专门知识而养成史学之通才”。此种目标显得比较含混，近似于一种“博雅教育”的定位。然而，复旦大学作为应用取向极强的私立学校，只能优先发展会计、银行、贸易、法律等学科，法、商两院在校生人数高达59%，此种学校背景，实际并不适合推行“博雅教育”。因此，其史学系的发展注定会举步维艰。光华、大夏两校亦然，作为私立大学，其建校资金全靠社会筹募，70%—80%的办学经费要依靠学生学费。两校的历史系仅能招收到极少量学生，目标却是建立学术取向型的“大历史系”，无疑亦不符合学校的性质。

相对于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历史学科开设的课程比较符合实际能力。1923—1924年，沪江大学的历史学程，包括“英国史”“欧洲近代史”“美国史”“中国近代史”等4门。20世纪30年代初，增加了“日本近代史”“印度史”课程。圣约翰大学历史学1930年的培养方案包括“现代历史”“英国历史”“日本历史与政府”“本国之国际关系”“历史的地理”“西洋文化”等。然而，由于这些大学的师资水平不高，其历史系仅能满足基本教学需要，无法培养学术人才，更多是给毕业生一种文学士的“资格”。比如，在圣约翰大学主修历史学5年的荣毅仁，毕业后即担任家族企业无锡茂新面粉厂经理。作为资本家，荣毅仁学习历史，主要希望拿到该校学位，在工商界获得一种文化身份。另一位主修历史的黄嘉音，读书期间即参与创办《西风》杂志，翻译介绍西方报刊文章，传播西方文化，成为海派小资的代表性人物。由这两位圣约翰大学历史学科毕业生的出身与选择，可大体窥见上海教会大学历史学科培养人才的取向和特征。此种取向和特征与其他地区的教会大学迥异。北平的燕京大学，早在20年代末便拥有健全的历史系和实力强大的教授队伍，中国教师占多数。该校历史系虽由西方人李瑞德（R. H. Ritter）主持，并拥有洪业（煨莲）等西洋教授，但中国教授却包括许地山、顾颉刚、邓之诚、张星烺等著名学者，阵容强大，并培养出一大批史学专业研究人才。相比之下，尽管上海的教会大学历史学科起步早，却缺乏开放心态，发展迟缓，长期未能由中国人主持，亦未能真正建立起研究功能。

总之，近代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虽然起步早，但普遍缺乏师资，生源不足，培养方案不切实际，学科内部发展严重失衡，实现基本教学功能尚勉为其难，更遑论实现研究功能。由于设置历史学科的高校数量过多，又导致师资和学生资源严重分散，无法形成集中优势，进一步限制了各校历史学科的发展。因此，1932年前后，多数上海高校历史学科的发展实际已经举步维艰，出现了生源进一步减少或暂时停办的情况。在193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全系4个年级有12名学生在读，到1932年，在读生降为6人。1934年以后，该校史学系已再无毕业生。1931年，沪江大学政治及历史学系，有50人主修政治学，0人主修历史学，学生均选择将历史学课程作为辅修。私立光华大学历史系由于办理不佳，于1930年前后被取消，成为文学院国文系下的“国史组”。1932年，私立中国公学校舍毁于一·二八战火，由于经费奇缺，不久宣告停办，其历史学科遂随之告以结束。总之，以上种种情况说明，在20世纪30年代初，诸多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实际都面临着严重的发展瓶颈。在此种情况下，各校当局或历史学科的主事者要继续生存发展还是听任结束，成为一种迫在眉睫的问题。

三、20世纪30年代上海高校历史学科的不同发展模式

近代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在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创设，而到30年代初便呈现出一定危机并逐渐陷入困境。此种变化，固然受限于其自身的条件，也与时代背景的变化不无关系。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和文法科过度发展的高峰期。在此种潮流之下，历史学科随着文法科的普遍大幅度扩张而获得发展。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大学文法科的畸形发展已经相当严重，出现了严峻的大学生失业问题，“毕业即失业”成为这一时期笼罩在大学文法科学生头上的魔咒。在此种情况下，学生普遍会更加理性地选择学科，以利于将来的就业。因此，历史学科还未真正完全体会到高等教育“大跃进”所带来的福利，便被迫走上逐步收缩的道路。

从1933年开始，国民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对大学进行学科调整，裁汰重复设置的文、法、商科，鼓励发展理、工、农、医等所谓实科，并在文法科招生等方面进行限制。然而，由于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已经提前走向衰落，并开始呈现萎缩的局面，该学科甚至未能进入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视野，并不在过度发展、亟需调整的“文法科”之列。因此，20世纪30年代以后，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要继续生存发展还是告以结束，实际并不取决于教育主管部门的意见，而取决于各校主事者的抉择。在此种环境下，并非所有上海高校的主事者都决定放弃历史学科，或任其自生自灭，不少大学顺应时代潮流，致力于转型之道，寻找历史学科的新定位。有学校利用国立大学的后发优势实现历史学科的重生，另有学校选择将历史学科与师范教育对接，亦有学校将历史学科融入其他学科以获得发展。如果未能实现转型，便可能陷入“边缘”和停滞化的境地。具体而言，情况如下：

1.国立化

历史学科作为基础学科，无法满足“应用”所需，经费相对充足的国立大学才能在满足教学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其研究功能并逐步发展。北洋时期乃至国民政府初期，由于经费严重短缺，国立大学的发展情况不尽人意。1932年以后，国家增加对国立大学的投入，不再拖欠教育经费，鼓励大学集中优势发展基础学科。因此，即使起步较晚、实力较弱的国立大学亦产生了后发优势。暨南大学便是一例。尤其是1935年历史学家何炳松被任命为校长，已改名史地学系的历史学科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该年度，教师队伍包括周予同、张凤、吴泽霖、周谷城、王勤堉、陈高傭、张资平、钱亦石、费鸿年、王绳祖、罗香林、楚图南、苏乾英、俞寿松等14位学者。

在教学方面，暨南大学史地学系的必修课程分为中国史、世界史和历史地理三组。除此之外，还设有“历史哲学”“史学通论”“社会进化史”“文化人类学”“史料研究”等10门选修课程。这些课程由周予同（经学）、张凤（考古学）、周谷城（社会史）、王勤堉（边疆史）、陈高傭（思想文化史）、钱亦石（外交史）、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罗香林（华侨史）等教师分任，学生亦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不会如私立大学或教会大学般出现因人设课或课程仅有其名缺乏其实的情况。

暨南大学史地学系在注重教学之余，亦重视发挥研究功能。其学术主旨为：“对中国文化史、社会史、中国民族之海外发展史及南洋史地研究，尤为注重。”由此，中外关系、文化交流和南洋研究成为暨南大学史地学系的特色。该系曾呈请庚款补助，申请设立南洋研究室和南洋博物馆，向专门的南洋研究机构发展。亦设置史地特别教室，成立史地参考室，并拟组成南洋考察团对南洋历史文化进行实地考察。同时，史地系定期举行学术演讲会，邀请史地名家来校演讲，学术活动非常丰富。该系还组建“中国通史丛刊”编纂委员会，何炳松领衔，郑振铎、周予同、周谷城等为委员，筹划《中国通史》的编纂出版事宜。抗战时期，周谷城编《中国通史》得以成书，开明书店出版。

1934年，暨南大学史地学系有83名学生在读，仅次于教育学系（195人）、会计学系（87人），居全校第3位。1935年，该系32位毕业生的毕业论文题目包括《中国古代奴隶制度考》《中国封建制度之研究》《王安石新法研究》《井田制度的研究》《两宋思想评议》《中国史学之发展》《帝国主义在东亚之发展》《基督教之输入及其发展》《中国本位文化与欧化问题的检讨》《人文地理学的发展》《黄河流域之人地学的研究》《欧洲问题之地理因素》等，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历史地理学、世界史等方方面面，选题都颇为专业。这批学生毕业后，尚有66位学生在史地系就读，数量高于中文系（44人）、外文系（47人），居文学院第2位。

抗战胜利后，国立暨南大学史地学系系主任先后为丁山、谢兆熊、孙蜀丞，教授有谭其骧、胡厚宣等8人。1947年，该系报考人数达243人，仅录取14人，录取率为5.7％，竞争可谓激烈。

私立大学改为国立大学后，历史学科得以迅猛发展，典型案例是复旦大学。1942年，已经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改为国立，抗战前业已停办的历史学科得以重建。抗战胜利以后，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历史学科得到大力发展，长期任教于暨南大学的周谷城转任复旦大学，在短时间内，复旦大学史地系教师队伍颇具规模、梯队分明。1947年，该系拥有专任教授周谷城、朱滶、周予同、陶绍渊、温雄飞、胡厚宣、陈述，兼任教授Hoskins. Lewis M、丁山、崔万秋，专任副教授叶粟如，助教周涛桂、王蕙、林同奇、闵煜铭等15人。1946年，该系在读学生多达50余人。1946—1949年，史地学系毕业生分别为8、14、12、7人，较之抗战前学校私立时代仅有1系1师6生的情况，是天壤之别。

1946年，国立同济大学在校友、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特批下设立文学院。1948年，开设历史学系，系主任先后为张贵永、吴泽，拥有副教授周轼贤，助教徐光烈，兼任教授叶玉华。当年7月，该系招收学生，初试录取学生11名。由传统的工科国立大学白手起家建设历史系，显示出国立大学发展历史学科的巨大优势。

2.师范化

如前所述，1928年私立大夏大学出现了2位教师开出53门课程的情况，培养计划无法实际执行，只能流于形式。1931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硕士王国秀担任大夏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硕士孟寿椿、东京大学法律史博士杨鸿烈担任历史学系教授。三人均有留学海外学习的背景，开始对历史学科的课程和培养计划进行改革。

首先，王国秀、杨鸿烈在培养计划上做减法。当年，大夏大学历史学系的普通学程从39门削减为21门，研究学程从14门削减为8门，空头课程都被取消。其次，他们将历史学系改称历史社会学系，其后又改为史地社会学系，试图容纳其他学科，赋予历史学更宽广的内涵。由于大夏大学以“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自命，教育学院在国内各校中具有明显的优势，该校的史地社会学系有意识地将课程内容与师范教育对接。1935年，大夏大学史地社会学系历史学方面的培养计划已经都是通史类课程，包括“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中国近世史”“中国近百年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思想史”“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代史”“西洋文化史”“英国史”“美国史”“法国史”“俄国史”“历史教学法”“地理教学法”等。这些课程给学生灌输扎实的历史基础知识，过去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研究学程和专门史课程全部取消。为了增加大夏大学历史学科的师范色彩，1935年以后，大夏大学以梁园东为主任，以史地社会学系师资为主体，设立了师范专修科史地组，专门培养历史学方面的师范人才。

由此可见，20世纪30年代的大夏大学已意识到私立大学发展历史学科的困境，并逐步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那就是与国立大学历史学科培养学术人才的取向“错位”发展，依托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的传统优势，逐步将历史学科的发展与中等教育的需要对接。实际上，抗战前上海并无专门的师范大学或师范性独立学院之设，到1933年仅有大夏大学、沪江大学设有教育学院，暨南、复旦、大同、光华等校在文学院下设有教育系，主要教授教育学课程。因此，充任中学史地课师资者，多是综合性大学的历史系毕业生，并未接受过系统的师范教育，未必能符合中学教育之需。大夏大学史地社会学系的主事者意识到这一点，不再“好高骛远”，专门致力于培养中等教育所需要的人才。

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大夏大学的历史学科彻底放弃了学术品味。20世纪30年代中期，大夏大学史地社会学系设置史地社会学研究室，发行《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该刊分历史、地理、社会学三个板块，由王绳祖、王国秀、梁园东和社会学家吴泽霖主持，主要摘录近期国内最新发表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到1936年10月出版至2卷12期，摘录史地社会论文1800篇。作为一个私立大学历史学科主办的学术文摘杂志，其订户逾千份，欧、美、苏俄以及日本都有订户，影响不可小视，无形之中宣传了大夏史学的学术品牌。1937年，史地社会学系又与师范专修科史地组合编《新史地》学术期刊，开始筹设大夏大学历史学科同人发表作品的平台。由此，大夏大学的历史学科颇有后来居上的态势。经过抗战的洗礼，大夏大学的史地社会学系又改为历史社会学系。1947年，在大夏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中，历史学教师有苏希轼、翦伯赞、吴泽、蔡仪、邱汉生等5人。历史学和社会学两个方向的学生达到90余人，并出版学术刊物《历史社会季刊》一种。

3.融合化

对上海教会学校沪江大学而言，发展历史学科的做法是将历史学融入政治学。1935年，沪江大学决定将政治及历史学系的名称取消，成立政治学系，将历史学彻底并入政治学。沪江大学此举，是看到历史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之间存在结合之处，那就是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史。政治学可为分析现代国际关系提供理论框架，历史学尤其是世界史可为了解现代国际关系的来龙去脉寻找历史病灶并提供知识基础，二者缺一不可。相对于单纯的历史学，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史具有经世致用的特征。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日本入侵危机迫在眉睫。历史学科如何回应这个时代？对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政治进行研究，为当下的外交政策提供参考，更好地将人才培养与现实需要相结合，实现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或许是出路之一。此种结合，亦能改变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各大学纯粹以理论为导向的政治学科学生“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使他们在走出校园之后有了用武之地。

因此，尽管沪江大学历史学科的名称被取消，实际是融入政治学并获得进一步发展。比如，1936年该校政治学系的课程包括“政治学初步”“市政学”“比较政治学”“国际公法”“国际组织”“美国政府及其政策”“近代政治思想”“中国国际条约”“中国宪法之发展”“欧战前之外交形势”“孙文学说与国民革命”“帝国主义及各国民族运动”“西洋各国政党之研究”“英国史”“中国近代史（当代史）”“基督教历史的研究”“欧洲近代史”“美国史”“近代中国史”“日本近代史”“欧洲经济史”。从课程名单可以看到，“国际组织”“美国政府及其政策”“近代政治思想”“中国国际条约”“中国宪法之发展”“欧战前之外交形势”“孙文学说与国民革命”“帝国主义及各国民族运动”等，都可视为国际关系史方面的内容，具有浓厚的历史学底色。“英国史”“中国近代史（当代史）”“基督教历史的研究”“欧洲近代史”“美国史”“近代中国史”等纯粹的历史学课程，则致力于为研究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提供历史背景。比如，培养计划规定，“近代中国史”的目的是研究西学东渐以后中国政治组织和宪法的变迁，“皆为政治系学生应有之知识”；“欧洲近代史”研究“欧洲与亚美两洲之关系，随时讨论时事，为今日世界政治行动进一解释”；“美国史”则侧重于“研究美国的国际地位”。

可见，沪江大学政治学系实际是以政治学为表，历史学为里的一种学科结合体，将两者紧密结合，并发挥两者的集中优势，以实现其经世致用的功能。沪江大学的主事者认识到历史学科的重要性，是深知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无法像国立大学那样不计成本大规模发展历史学科，遂将其合并其他学系，既可以回避短板，合理优化资源，避免师资浪费，又可以使这所学校不失人文基础，保持一定的学术品味，不至于沦为某种职业学校。

4.停滞化

对近代上海的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历史学科而言，如果在20世纪30年代并未积极寻求转型，继续按照固有的模式办学，不能与国立大学有所区隔，其结果往往是逐渐陷入停滞化和边缘化的境地。在这方面，私立光华大学的例子比较典型。

20世纪30年代初，光华大学历史系由于办理不良被并入国文系。不过，该校虽为私立，主事者却有着发展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夙愿，不久又将历史系重新恢复，由吕思勉担任系主任。然而，由于经费所限，重建的历史系始终与吕思勉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典型的“一人专业”，其他史学教师多属客串性质或临时性质。比如1933年，光华大学历史系除吕思勉外另有蒋维乔、郭斌佳、张杏婗等3位教师。然而，蒋维乔主要以哲学和佛学研究见长。张杏婗系德国人，实际身份归属外文系。郭斌佳系光华大学毕业生，1931年哈佛毕业后回母校任教，在光华大学忽而是“历史系教员”，忽而又是“社会学系教员”。1933年下半年，郭斌佳转任国立武汉大学史学系。1935年，该系教师仅吕思勉、张杏婗2人。1937年为吕思勉、谢海若（兼任）2人。每年级学生多在一两名之数。

光华大学历史系在吕思勉的主持下，始终将培养全面的学术人才作为发展定位。吕思勉从通史、专门史和方法论三个方面训练学生，可谓教学与研究兼顾。具体而言，历史系课程包括三个方面：通史类（“中国历史”“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西洋通史”“东洋通史”）；专门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国故纲要”“佛学史”“中国政治史”“中国社会史”“近代西洋文化史”“英国史”“美国史”“国际关系史”“历史地理”）；方法论（“历史研究法”“历史资料搜集法”）。光华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设置极具专业水准且不失均衡，然而此种设置或更适合于暨南大学等师资健全的国立大学历史系，并不适合近似于“一师一生”的私立大学历史系。

吕思勉在史学人才培养方面的标准也异常严格。他认为，大学历史系应该培养学生读史学原典的能力，通览历代的史学名著，具备基本的常识后再选择研究题目。此种读书功夫应该在课外，课堂主要用于辨析疑难史学问题，课后主要是撰写读书札记，以代替考试和毕业论文。他还认为，学生通过大学四年历史系的学习，仅仅是略窥史学门径而已。毕业生如果能留在学校继续进修，将基础的书目再次细读，并博览其他学科相关著作，经四五年方能卓然自立，然后才可以从事真正的研究。然而，光华作为私立大学，经济状况非常窘迫，无力扩大历史系的发展规模，更无力设置研究院。吕思勉的许多培养历史学学术人才的设想，只能停留于设计方案之中。

光华大学的私立大学属性，对任教于此的教授亦产生一定的发展限制。正如严耕望对吕思勉的著名论述：“诚之先生的时代，第一流大学多在北平，学术中心也在北平。前辈史学家能享大名，声著海内者，亦莫不设教于北平诸著名大学，高据讲坛，为之宣扬，此亦诸大师声名盛播之一因。而诚之先生学术生涯之主要阶段，一直留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上海不是学术中心，光华尤非一般学人所重视。”严耕望对吕思勉和光华大学关系的论述，便是对光华大学历史系办理不够理想、地位日益边缘化的最好诠释。由于光华大学是私立大学，学费高昂又导致难以招收到一流的生源，导致虽有大师却无法实现学术衣钵的传承。著名历史学家黄永年回忆自己的求学经历：“我想读光华大学，因为吕思勉先生在那里当系主任，光华大学是私立学校，贵得不得了。人家跟我说，复旦大学现在是国立大学，不收学费。我一听，这还不错，所以读了复旦大学。”因此，经过22年的发展，到1947年光华大学历史系仍是如吕思勉所坦陈：“尚未有显著之成绩可言。本年度本系仅有一年级学生，一切未能按照预定计划之进行，所开学程亦仅为基本必修之课。”

四、结语

近代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普遍经历了从课程到学程，再从科系到院系的发展阶段。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各校除极个别未立案高校，基本出现了文学院或文理学院之下独立的历史系或近似于历史系的建制。然而，近代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虽然获得积极发展，却也存在着一定的危机和困境。由于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高校设置历史学科者高达7所，导致学科重复设置严重，资源配置分散，非但无法实现整体水平的提升，更对各校历史学科的发展造成内在限制，无法实现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功能。正如当时教育界的有识之士称：“有教授而无学生者，有学生而无教授者，有学生与教授而无设备者，奇形百出……人力分散财力不足，办学者不能集中精力于一院一系，顾此而失彼，大学院系虽多，终不免有粗制滥造之诮。”加之各校历史学科普遍对自身发展定位不清，未能根据学校性质和学科优势因势利导，到20世纪30年代初便迅速衰落，甚至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问题。

由于近代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未及繁盛便显颓势，并不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整顿文法科的“拟调整”之列。各校的历史学科若要突破困境，还需依靠其自身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在此种情况下，有高校借助国立化以后的优势，加强历史学科的学术人才培养功能，亦有高校选择因势利导，将历史学科与中等师范教育对接，还有高校将历史学科融入其他学科发展，以实现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上述高校的历史学科经过转型和“错位”发展，基本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当然，亦有高校并未寻求转型，即使培养学术人才的初衷甚佳，由于学术平台存在严重短板，学科发展最终事倍功半。回顾近代上海高校历史学科的创设发展以及转型的历程，对我们今天面临或解决相似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