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学经世派的基本思想主张 

理学经世派标榜“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宗旨，既保留了程朱理学重道统、崇道德的儒学正宗立场，又突出了经世致用的精神，兼备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学问和才干，竭力发掘传统儒学中的积极因素，形成了与理学主敬派明显不同的思想特征。这些特征概括起来有知权达变、求实务实、注重事功等三个方面。 

知权达变----对儒学“变易”观的阐发。 

理学经世派不象一些正统理学家那样迂拘、僵化，能够用“变易”观点看待历史和现实，讲求“知权达变”。他们认为，圣人之道虽然是万古不变的大本大源，但是各代实行的法度则是不断变化的。罗泽南说： 

 二帝三王之法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天，大经大法，万世所不能外，而其制度文为则，必随时而损益。禹、汤、文、武即生今日，夏、商、成周之制，亦有不能尽行者。道无古今，用有古今也，必泥其迹而行之，非通儒之经济矣。[1][23] 

 在这里，罗泽南虽然把圣人之道看作万古不变的法则，但是却承认历代制度可以因时而变，在“不变”之中寓于了“变”，从理论上肯定了变通过时制度的合理性。他说的“道无古今，用有古今”和后来洋务派的“变器不变道”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真正的“通儒”决不是只会空谈性理道德、爬疏故纸堆的迂夫子，而是通晓“义理经济”，善于知权达变的干才。刘蓉也认为讲理学必须懂得“变通”的道理，破除“拘挛之见”。他说：“天下无理外之事，斯无事外之理。善穷理者，未有不证诸事者也；善言天者，必有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穷理之学正所以破拘挛之见，尽变通之妙也。”[1][24]曾国藩同样用“变易”观点来看问题。他在谈到政治问题时说：研究治国之术，“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以简易。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弊；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固，所谓虽百世可知也。”[1][25]可见，曾国藩并不迷信古人前贤，能够以“自我更之”、“自我创之”的改革观点看待前人留下来的典章制度，敢于“变通”其中的“袭误者”、“未及者”，体现了知权达变的精神。 

理学经世派的“知权达变”思想是以传统儒学中的辩证法因素为依据的。宋明理学有着比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周敦颐关于宇宙生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气化”、“神化”说、二程对《易传》的发挥、朱熹的《周易本义》等著述，都论述了宇宙生成，阴阳演化的问题，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观点。这些积极因素大都被晚清理学家所继承。另外，晚清社会处于剧烈的变迁之中，迫使人们不得不用“变易”思想看待客观环境，以应付所处的变局。尤其会使理学经世派积极研究“变易”理论，谈<<易>>论“变”，一时成为他们关注的热点。如果考察晚清理学家的著述情况，人们就会发现言《易》的著作特别多，如唐鉴的《易牖》和《读易反身录》、朱文沐的《易图正旨》、罗泽南的《周易本义衍言》和《周易附说》、方宗诚的《读易笔记》、陈寿熊的《读周易记》等等。此外，刘蓉的《思辨录质疑》、成孺的《太极衍义》、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罗泽南的《西铭讲义》、《人极衍义》等，也都有大量内容谈到天地运行、万物消长、阴阳交变等问题，包含着一定的辩证法思想。如果把理学经世派谈“易”说“变”中的迷信、虚妄的成分排除，他们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包括的内容有：关于事物矛盾性、事物矛盾变化性、矛盾变化规律等问题。 

关于事物内部矛盾性的问题，他们大多用“阴阳”、“太极”的理论来说明。朱文  的表述是：“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与。惟其一物，所以体不杂；惟其两体，所以用不穷。使徒一而已，则焉能不穷哉？”[1][26]意思是，任何事物内部都由矛盾着的两“体”所构成，形成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质；而其内部两个对立面的无穷变化，则使该事物长期存在下去，不会穷尽。曾国藩在谈到“天下之道”时，也涉及到事物矛盾的普遍性问题，指出：“盖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27]“非两不立”，是他对事物存在矛盾的普遍性的一种表述。然而，观其下文可以看出，他对“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的矛盾性的认识是明确的。阴与阳、柔与刚，的确存在着矛盾统一关系。但是“立人之道”中的“仁”与“义”只是两个并列的伦理道德范畴，不存在矛盾关系。可见，他对事物矛盾普遍性的认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理学经世派不仅承认矛盾的存在，而且还认识到矛盾的变化性，把天下万物的存在看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变化过程。陕西理学家路德在《造化》一文中说： 

 生万物者，天地也；生天地者，吾知之矣。万物莫不朽腐，腐朽之极乃复为土，土复生万物。凡生物者，皆其不自生生者也；不自生生而相生，于是乎无穷。......吾惟归之造化而已。造化者，自然也。其已往者，人皆见之，其将来者，人之所不能穷也。[1][28] 

 在他看来，天下万物是不能“自生生者”的，即不能孤立存在，独自发展，只能在事物矛盾的相互交合中“相生”而成。这样，天下万物才能周而复始，无穷无尽地发展下去。这段话表述了事物产生于矛盾运动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朱文  则用“生克消长”来说明天下万物的发展变化，说：“天地间只是一个生克消长。人之衣食，鸟兽之饮啄，草木之滋养，何莫非此事也。故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1][29]其意谓，上天虽然给天下万物安排了不同的位置，但是，《易》所包含的“变易”原则是永远不变的。万物的“生克消长”是宇宙间普遍的自然法则，并非人力所能改变。 

天地万物发生变化的原因何在？这始终是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晚清理学家也不例外，对这个问题作了探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颇具代表性。他把天下万物变化的原因归结为“理”与“气”的相互作用，即“屈”“伸”交变的结果。指出：“夫屈伸者，气也。其所以屈伸者，理也。自阴阳、寒暑、昼夜、晦明，以至人物之生死，草木之荣枯，莫非此气之屈伸者为之。或在天，或在人，或在物，无公私，无彼此，而皆莫之或外焉者也。”[1][30]他所说的“屈伸”，即《周易.系辞下》中的“屈信”。《周易》原文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易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屈伸”或“屈信”都是指事物矛盾的运动变化，带有曲直、进退、盈缩的意义，无非用来概括天下万物变化的运动形态。不同的是，刘蓉把“屈伸”这两种不同的运动形态与“理气”联系起来，用以说明万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原因。按照他的说法，天下万物之所以“屈伸”变化，直接受到“气”的作用。因为“气”本身是不断变化的，“屈伸”就是其固有的属性。然而，“气”的“屈伸”又要受到“理”的制约，正是由于“理”才给“气”赋予“屈伸”的属性。这种观点与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元气”说很接近。只是作者把它限制在“理”的框框内，带上了理学的印记。 

需要指出的是，理学经世派的一些人在本体论上并崇“理”、“气”，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朱熹的“理先气后”论，增添了一些朴素唯物论色彩。 

按照程朱理学的经典解释，“理”或“天理”是决定天下万物的大本大原和最高的哲学范畴，与“道”、“太极”、“性”等范畴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是“形而上之道”。而“气”则是“理”的派生物，处于“形而下”的地位。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1][31]他对“理”和“气”关系的基本看法是“理本气末，理先气后”。晚清理学家对这种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在言“理”、“气”的时候，着重强调“理气合一”，“理气不分先后”。吴廷栋说：“窃谓有气便有理，理气原不相离，故不可划分理气为二，以为先后。然以理为气主言之，则理如将帅，气如徒卒。”[1][32]晚清理学思潮表现出的这种强调“气”的倾向，在理学经世派的论著中体现得比较突出。朱一新在谈到“理气合一”时有这样一段话： 

《系辞》一阴一阳之为道。阴阳者，气也；道者，兼理与气之名也。舍阴阳无以见道，舍气无以见理，而理则实宰乎气。......故有物必有则，有气必有理。继之者善，纯以理言；成之者性，则兼理与气言。理气合而成质，故恒言曰气质，理在气中，言气不必复言理也。[1][33] 

在他看来，“气”不仅等于“阴阳”，而且与“理”并存并立，成为“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气”融为一体，甚至可以“言气不必复言理”。“气”的地位和重要性显然被他抬高了。 

罗泽南也提出自己的“理气”观。他写的《西铭讲义》、《罗山遗集》等书集中体现了这方面的主要论点。在“理气”的问题上，罗泽南受到张载“气”本体论、、王夫之“元气”说比较多的影响。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罗泽南继承了张载关学的衣钵，恰恰相反，他尊崇的始终是二程和朱熹，以昌明朱学为己任。罗泽南的“理气”说不过是在程朱思想的基础上，糅进张载的一些观点而已。 

罗泽南在谈到“理”、“气”关系时说：“布湖天地者，气也；而纲维天地者，理。理生乎气，理即存乎气之中也。气载乎理，气实统乎理之内也。”[1][34]这种说法基本上沿袭了程朱的“理”主宰“气”的说法。然而在谈到宇宙生成、万物发展的问题时，他却把“理”撇在一旁，大谈“气”的作用，说： 

邵子（案：指宋儒邵雍）曰：“天地之大，阴阳尽之矣。”其说可得而知之乎？曰：可。太极即判，两仪以立，纯阳之气，浮而为天。苍苍之色，非形质也，人望之而所见如是也。一昼一夜，周行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而未尝息者，所以称为健也。地以纯阴之气，凝结于天之中，天有以施，地得以成之，易之，所谓承天时行也。有形者，阴也；无形者，阳也。有形之阴质，摄于无形之阳气，如人之百骸五官，各有定位，精神血气，时灌输于筋节脉络之间也。……物之得阳者，亲上；物之得阴者，亲下。飞也，动也，阳也；潜也，植也，阴也。……凡物之生死伏见鸣已，皆二气之消长也。 [1][35] 

罗氏把天地万物的形成说成是阴阳二气交感衍变的产物，万物的不同性质也取决“纯阳之气”和“纯阴之气”的支配。“理”只有通过“气”才能显示出来，才能作用于天下万物和证实它的存在；“气”则是“理”的载体，是联系“理”与天下万物的纽带，与“理”俱在。作者在最大的限度内肯定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