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侯竹青，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

原发信息：《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 。

内容提要：

“人民”一词是一个具有复杂内涵的政治概念。建党初期，中共对“人民”“国民”两概念的使用并没有明显的侧重。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展，革命形势的高涨，“人民”因克服了“国民”这一概念的污名化与模糊性，又符合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所以逐渐取代了“国民”，成为中共的主流话语。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中共因“人民”概念曾经包含资产阶级，对其使用频率一度大为降低，并试图以“群众”“民众”“工农”等概念替代之，反映出当时中共革命政策的转变和对“人民”内涵建构的不足。随着民族危机的上升，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逐渐转变，“人民”这一概念又重新回到中共话语体系中。

“人民”这一概念，广泛深入地渗透在中国现代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方方面面，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概念之一。从概念史角度对“人民”一词进行研究，学界已有初步成果，但多是简单梳理该词的内涵演变，尚有诸多问题可供探讨。①一个概念体系或思想体系的发展变化有其自身规律。以1935年为节点，在此之前，“人民”概念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经历了与“国民”概念并用，到逐渐超越“国民”概念成为主流，再到几乎被“群众”等概念替代的过程。随着民族危机的上升，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逐步转变，“人民”这一概念又重新回到中共话语体系中。本文仅就1921-1935年中共对“人民”概念的初步认知和定位演变过程作一探讨。

一、“人民”概念的近代语义

“人民”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已有之，《周礼》中就有“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的说法。这里的“人民”一词指的是与“君主、群臣百官”相对应的群体，表达的不仅是一种社会身份，而且是一种臣民观念，具有中国古代传统政治话语的特征。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的涌入，固有的臣民观念受到冲击，“人民”一词也被赋予了新义。梁启超在解说国家的起源及其本质时引用卢梭的观点说：“谓国家之所以成立，乃由人民合群结约，以众力而自保其生命财产者也，各从其意之自由，自定约而自守之，自立法而自遵之，故一切平等。若政府之首领及各种官吏，不过众人之奴仆，而受托以治事者耳。”②显然，清末民初的“人民”概念内涵及其意义发生了转变，其指涉的已不再是任人支配的群体，而是拥有发表意见、参与政治等社会权利的新主体。

任何词语，都要置于一定话语体系中才能明晰界定。“人民”概念语义的演变，是与这个概念相关词汇的使用相联系的。在近代中国的汉语词汇中，与“人民”一词最具关联性的用语主要是“国民”一词。二者虽有区别，但时常混用。时人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即是“有权利，有责任(即义务)，有自由、平等、独立之精神的人民，换言之，就是有国家观念的人民”③。陈独秀在强调国家主权时就表述为“全国国民所共有”④。梁启超在谈及近代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时使用的则是“人民”⑤。孙中山早期从事革命活动时也多用“人民”一词。

近代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冲撞，使得“人民”与“国民”这两个概念在使用上逐渐出现了差异。“国民”一词在辛亥革命前由日本传入中国，但日本思想家在吸纳西方政治理论并构建自己国家的政治理论时，对“人民”和“国民”二者的联系和区别的明确界定，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直到1894年“国民”一词才占据主流，而“人民”一词则相对少用。其中原因之一大概与“人民”常常被误解为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不便表达和传播现代国家建构这个时代要求有关。⑥其实，中国当时也面临着现代国家建构的问题，所以“国民”一词被引入现代汉语后，合于国人的心理期待，很快得以流行。但近代中国的国情与日本不同，中国在引入“国民”一词的同时，仍然使用日本不常用的“人民”一词。这种概念移植反映出时人对中国社会变革方向的思考。随着中国政治实践和时局的发展，“人民”一词开始成为近现代政治话语中不能忽视的用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后，“人民”一词被逐渐纳入阶级分析的维度之中。1919年李大钊在《宰猪场式的政治》一文中所使用的“人民”一词，已不再是指全体国民，而是指与统治者相对立的群体。他说：“我们的政治，是宰猪场式的政治，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⑦话语中“猪”与“豺狼”的隐喻构成了对立，以“豺狼”来形容统治者，将其作为“人民”的对立面来描述，“人民”概念极具阶级对立的意蕴。这种“人民”概念的使用，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1921-1927年中共对“人民”概念的认知

在中共早期政治理论中，选择使用“人民”概念与选择使用“国民”概念，并不是一种随意性的价值取舍，它的选定是与中共面对的政治局势及其理论需求相关联的。这两个概念在中共早期政治理论家的思想理论中的位置，因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一)中共对“人民”“国民”概念使用频率的变化

从“人民”“国民”两个概念的使用频率变化中可以看出，“人民”逐渐超越“国民”，成为中共的主流话语。1924年1月的《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一文在对中国社会主体的表达时，前后4次使用“国民”一词，“人民”一词却不见使用。⑧但1924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中使用“人民”的频率则达16次，“国民”一词仅为6次。⑨这种使用情况表明这两个词的地位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中发生了变化。这种状况在共产党人的理论著作中也有反映。李大钊自1924年7月之后，仅在1925年1月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一文中使用过一次“国民”。⑩陈独秀最初对“国民”与“人民”并无偏重。根据对《陈独秀著作选编》的初步统计，1919年“国民”和“人民”分别出现50和45次；1923为24和25次，几乎平分秋色。(11)但从1925年9月之后，“国民”几不见痕迹。相形之下，“人民”一词在使用上则占了上风，如到该年12月止，“人民”一词使用了近10次。瞿秋白开始亦认为“凡属于一国家的人总称为人民，或‘国民’”(12)，可见二词并无差别。在瞿秋白的政治理论著述中，“国民”一词始用于1919年，止用于1926年2月5日，使用时间较长；但与“人民”相比，“国民”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尤其在国共合作后。例如，1925年4月—1926年2月，“国民”共出现了16次，而“人民”仅在《国民应为国民会议而战!——张吴联合攻国民军之政局与民众》一篇文章中即出现了28次。(13)蔡和森在文章中表述指代时，似乎更喜欢使用“人民”一词，除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前后对“国民”一词使用较多外，其他时期该词几不见踪影。(14)恽代英也是如此，在其理论著作里，最初对两个词语的使用没有偏重，如同是1923年5月的文章，《学生与民权运动》一文中“国民”达40多次，“人民”为0次；《收拾时局的一个提议》中则“人民”为8次，“国民”为0次。(15)但是从1924年11月29日的《为“国民会议”奋斗》一文后，恽代英对“国民”一词的使用率大为降低，仅有两篇涉及。(16)

(二)“人民”概念逐渐取代“国民”概念的原因

就个人而言，共产党人最初对“国民”和“人民”二词的偏好和使用程度不同，但最终他们都逐渐选择了“人民”一词。造成这样的结果有相应的现实和理论原因。

第一，基于对不同社会群体在中国革命中实际作用的分析，中共对“国民”概念指涉对象的认同发生了变化。“国民”的勃兴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有关，但是这种制度在中国却发生了变异，不仅没有使中华民族得以复兴，反而引发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大大小小的军阀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军阀之间的倾轧和混战成为常态，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失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国民政治素养不足分不开。陈独秀曾哀叹道：“一般国民不曾一天有明了正确意识的活动”，“国民和政治，隔离得千百丈远”，“不但乡下的农民老百姓，不敢做声，就是咶咶叫的名流、绅士、政客、商人、教育界，都公然自己取消了主人翁国民的资格，降作第三者来调和政局”。(17)1924年中共的一份宣言更是这样指出：“短视而又懒惰的国民，总喜欢在国民革命以外，费尽气力试用各种药不对症的方法。”(18)从对“国民”一词的修饰语看，“国民”概念已不再有往昔正面光辉的形象。

同时，“国民”一词作为从日本引入的一个包含全民性意义的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的革命要求”，但容易模糊统治阶层与被压迫民众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不同立场。(19)正如陈独秀指出的：“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有许多人喜欢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实在是自欺欺人。”(20)大革命后期，随着两党关系的逐渐破裂，以“国民代表”自称的国民党逐渐背叛了工农的利益，成为特权阶级的代表，从而使“国民”的实质也发生了变化。正如毛泽东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这个国体问题……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21)这正是“国民”概念逐渐退出中共政治理论的主要原因。

第二，“人民”一词是马列主义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方面强调资产阶级所宣称的“人民”“人民主权”概念往往没有明确的阶级定位和发展方向，甚至成为其统治的合法外衣，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另一方面又强调由于“人民”一词在近代政治秩序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应当建立起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人民”概念。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列宁对“人民”概念的理解。他指出“人民”是“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22)。马列主义对“人民”概念的双重阐述，也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观察。李大钊在抨击西方资产阶级滥用“人民”一词时说：“他们所用的‘人民’这一语，很是暧昧，很是含混。他们正利用这暧昧和含混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以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之外，而却僭用‘人民’的名义以欺人。”(23)这显然并不是指“人民”概念本身就是“暧昧和含混”，而是指“人民”概念被盗用的情景。因此，中共早期思想理论中并不拒绝使用“人民”一词，但是抛弃了其含糊性并利用阶级分析理论对其作了重新解释，以符合党的政治发展需要。

(三)中共对“人民”概念内涵的初步认知和建构

中共对“人民”内涵的认知经历了由隐到显、逐渐明确的过程。中共在一大时尚未提及“人民”一词，但时隔不到一年，“人民”概念就被纳入中共话语的表达之中。1922年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称：“中国曾行过几次旧式的反抗，反抗失败的结果，人民一方面因外来的政治力经济力强迫的痛苦，一方面发现了旧政治的腐败与缺点，渐渐觉悟非改良政治组织不足以抵抗外力，于是戊戌变法运动、君主立宪运动、辛亥革命运动渐次发生，这便是人民对于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渐次发展的明证。”(24)在中共的早期政治思想中，“人民”这个概念内涵的最重要特点，是将资产阶级纳入其中。中共二大上明确划分了“人民”范畴的边界：“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25)。中共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艰巨革命任务，就需要最大限度地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虽然中共在一大决议时提出了“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26)，但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又强调要与其他党派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的敌人(27)。因此，中共不久后才有可能推动以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进行国共合作，并且在政治策略上没有将资产阶级排斥于革命大门之外，而将其视为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的“人民”范畴，是一种可以联合的必要的政治力量。

可以说，中共在建立初期，根据政治时局的特点，对“人民”概念内涵的认知、选择和定位，是与其对革命力量和革命策略的考虑分不开的。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共对“人民”概念内涵的认识也不能不发生变化。

三、1927-1935年中共对“人民”概念的认知变化

尽管“人民”一词在中共早期已成为分析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大革命失败后，这个概念在中共正式文件中的使用频率却开始降低。这意味着中共在理论构建中对“人民”这个词重视程度的降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5年中共的革命政策改变之前。

(一)1927年后中共使用“人民”一词的频率大为降低

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所载文献为例统计，从1927年下半年到1934年底之间，文献中“人民”一词共出现了199次。其中，复合名词如“人民革命军”中的“人民”有145次；转述国民党原话的“人民”有7次；1927年10月之前一些中共地方党组织仍继续使用“人民”一词的有10次。除去这些，中共7年内单独使用“人民”一词总计仅37次，不及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出现裂缝的1926年，在这一年中共使用“人民”一词达71次。“人民”在中共理论中地位的变化在中共的一些重要政治主张中也有反映。1926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中“人民”出现了27次(28)，而在1932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没有使用“人民”一词。这在共产党人的个人表述中同样有体现。恽代英在大革命失败后，除了转述《中英条约》的内容时用到“人民”一词外，只在《算一算国民党的账》一文中有关于“人民”的表述。(29)他用来指代时多以民众、工农、工农兵或群众来表达，如《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一文中建议将“代表会议或乡村群众会议”建设成最高权力机关。(30)喜欢用“人民”一词的蔡和森在大革命失败后也将其弃之不用，代之以“民众”“群众”来表述。张闻天在1935年12月之前也多用“民众”“群众”。(31)

(二)这一时期中共较少使用“人民”这一概念的原因

中共对“人民”这一概念使用频率的急剧降低，显然存在共同原因。

第一，这与中共对苏维埃模式的坚持有关。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打出了工农革命的旗号，同时在中国广泛推行苏维埃革命模式。但是，简单机械地比照苏俄革命的程序与经验来认知乃至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分不清在社会各阶层中，哪些是革命的对象，哪些是革命的联合和统战对象，哪些是敌，哪些是友，哪些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势力。中共六大认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其实就是工农革命；苏维埃革命的动力，只有工人和农民；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是敌人，而且还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32)。对苏维埃形式的坚持，直接影响中共的实际策略和实践活动。如为适应当时实际斗争的需要，留守中央曾提出了“召开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大会”的口号，这受到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严厉批评。瞿秋白甚至认为，这些口号是否定和取消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作者注)的口号，是右倾。(33)可以说，中共对苏维埃模式的坚持导致了“人民”一词使用率的降低。

第二，更深层次原因是当时中共对“人民”的理论建构不足。近代以来，在许多政治理论中，都把执政者手中的权力的来源归为“人民”。当时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相对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在领导阶级和指导思想等方面不同，但其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际上就避不开“人民”一词。即使为了与国民党话语体系相区别、与自身政策改变相适应，中共也可采用文字处理的方式来保持对“人民”的使用。但这一时期中共较少使用“人民”一词，其深层原因可能与当时中共缺乏对“人民”理论的重新建构有关。大革命时期，“人民”是指由不同阶级构成的社会群体，但随着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共对阶级分析理论认识的发展，中共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理解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国共两党的政治分合，可以作为考察中共思想理论中“人民”这一概念之变化的窗口。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出于反帝反封建的需要，中共对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寄予了一定的革命期望。但随着国共两党矛盾的加深，政治冲突在所难免。为了从理论上给全党以思想指导，1924年5月，中共根据国民党人的政治立场、态度和行为，将其分为左、中、右三派。在中共的理论论述中，原本包括在“人民”范畴内的国民党，开始出现了左、中、右分化，甚至一部分已经离“敌人”不远了。(34)此后，随着国共之间的冲突愈加激烈，特别是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此前**视为“左派”的汪精卫集团也叛变了革命，原来属于“人民”重要构成部分的资产阶级，从“同盟”变为了“敌人”。那么，如何对待原来意义上的“人民”一词?毕竟，在国共合作时期，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使用“人民”一词的(如大革命时期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罗亦农建议提出“人民自治!”的口号(35))，在革命政策改变和打出中共自己的工农旗帜后，“人民”一词是继续使用，还是废弃?对于革命理论建构尚未健全的中共而言，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重大理论问题。

(三)中共以其他概念替代“人民”的尝试

在大革命失败、中共政策改变的情况下，如果继续使用“人民”一词，中共必须建构出符合自身政治原则的“人民”概念，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政治势力对“人民”概念的滥用，否则会给自身的思想理论带来混乱。如针对早期地方武装暴动后的政权建设，中共中央曾于1927年10月28日指示北方局说：“暴动后的政权绝不是人民代表会，而是在乡村‘一切政权交农会’，在城市‘一切政权交工农兵士和穷苦民众的代表会议——工农兵苏维埃’。”(36)这里回避“人民代表会”或其他“人民”“民”的构成词，而直接使用“工农兵士”等替代，应该是与“人民”“民”这些用语的涵义含糊不清有关，而中共此时又尚未对其进行符合要求的理论建构，所以这段时间中共甚少使用“人民”一词，即使偶有使用，其概念内涵亦已发生了转换。如毛泽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说：“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37)结合当时的语境(如苏维埃宪法规定：“苏维埃全政权属于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者反革命分子没有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权利”(38))，毛泽东所说的“人民”指的即是工农兵。瞿秋白在表述指代时则加上限定词，如“劳动人民”“下等人民”(39)，实际上指的也是工农兵。因而，这一时间段内，中共更常用的是可明确身份和地位的“工人”“农民”“士兵”或合成词“工农”“工农兵”之类的词语来表述“人民”所指。

然而，仅仅使用诸如“工农”“工农兵”等用语，虽能确切表达出中共的性质和立场，但也造成一些理论难题。一方面，中共打出了排斥资产阶级参与的工农革命口号，但当时对中国革命的定性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给当时的革命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惑。瞿秋白对二者关系的解释即反映了这一点：“有些同志在宣传上听到‘资产阶级’四字总不高兴，故提议改为工农兵民权革命，或工农民权革命。我已说过，不反对鼓动时改名，但在宣传上不欺骗群众，应该向工农耐性的解释，应当把马克思、列宁几十年奋斗得到的经验应用。虽然一时不懂，但终久须懂得，不仅知识分子懂得放在口袋里就算了，应使工农群众都懂得：何以现在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40)另一方面，容易把一些无政治立场或处于观望中的民众排斥在革命阵营之外，不利于中共的革命事业发展。“工农”“工农兵”从字面意思上是不包括小资产阶级的，为了争取这部分人，瞿秋白就曾解释说：“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是武装暴动的总口号。城市贫民应当包括工匠手工业者及一般非剥削者的小资产阶级。”(41)因此，抗战时期，针对党内外有人对土地革命时期“工农”等概念用法提出的质疑，中共解释说：“我们过去的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否错了呢?没有错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既然退出了革命……变为人民的敌人，则革命的动力便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是违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而是坚决地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42)这反证了“工农”这类词语的局限性。因而，中共试图找出一个能够替代“人民”的词语。在这个时期中共的正式文件中，与“人民”处于同一语义场的相关词汇“民众”“群众”等用语的使用频率大为增加。如1932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中，使用了75次“民众”、10次“群众”，“人民”一词则一次都没有使用。(43)在涉及法律规则的表达时，中共的正式文件一律用“民众”一词，如保障民众的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等自由(44)(同样的内容大革命时期和延安时期则用“人民”一词，如“保障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罢工之绝对自由”(45)，“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46))。可见，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期内，中共在一系列正式文件中少用乃至不用“人民”一词，是有其政治策略上的考虑的。这就表明，在革命遭受挫折的紧要关头，中共曾尝试放弃某些理论用语，并且试图使用替代性概念以满足革命理论构建的需要。

(四)1935年后“人民”概念在中共话语中的回归

不过，“人民”这一概念虽然一度在中共话语中很少出现，但并未被彻底放弃，而是逐步回到中共话语中，并最终成为中共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1935年7、8月间，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报告中提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受共产国际七大筹委会新策略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所赞同的法国人民阵线政策的影响，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1934年至1935年上半年的分析研究为基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使用了“人民”这个术语。(47)“人民”一词又开始频现于中共的正式文件中，仅《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人民”即出现了19次。(48)从其后日益增多的使用频率来看，这个概念逐渐成为建构中共革命理论的关键性概念。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深，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日益高涨。根据中国政治局势、社会矛盾的变化及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这个政策的主导下，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中共开始重新考虑“人民”一词的作用，并再次启用这一概念。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但是，中共并非简单地重拾“人民”一词，而是通过调整构成标准对其内涵进行了重新建构。毛泽东在当月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在解答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时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虽然这个意义在原来的口号里就包括着，但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49)他还提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50)可见，与此前相比，“人民”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扩大，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愿意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人，都被纳入到了“人民”的范围内。能否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成为民族利益的捍卫者、维护者，开始成为中共话语中“人民”概念之内涵的界定标准。

“人民”一词是一个具有复杂内涵的政治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共将其纳入了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范畴。“人民”一词逐渐上升为中共的重要理论概念。但是，大革命失败后，“人民”在中共政治理论中地位下降，甚至有被同义词“群众”“民众”等取而代之之势。即使中共偶尔使用“人民”一词，其内涵几和“工农兵”等同。这种现象与大革命时期以及后来的延安时期大量使用“人民”一词大不相同。其深层原因，与中共在形势变化下对“人民”理论的建构不足有关。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发生改变。此后，中共不但重新启用“人民”这一概念，而且对成为“人民”的标准进行了新的建构。

1921-1935年“人民”概念的内涵和其在中共政治理论中地位的变化，既反映了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所作的努力，也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的艰巨性和中共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注释：

①如乐荣胜的《“人民群众”概念的再探》(《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万齐洲、冯天瑜的《“人民”词义的变迁——政治术语“人民”之历史文化考察》(《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等等。这些成果对中共的“人民”概念如何被塑造出来以及如何被定位等问题均未涉及。

②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1页。

③《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1903年6月。

④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⑤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271页。

⑥参见郭台辉：《中日的“国民”语义与国家构建——从明治维新到辛亥革命》，《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

⑦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0页。

⑧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4页。本文的“国民”指的是单独使用，不包括由“国民”一词形成的概念，如“国民革命”“国民党”等。

⑨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109页。

⑩参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11)参见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1919-1922)》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

(13)参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49页。

(14)参见《蔡和森文集》(上)(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

(15)参见《恽代英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3-70、75-81页。

(16)参见《恽代英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179、258-262页。

(17)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1919-1922)》第2卷，第64页。

(1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109页。

(19)参见李翔：《“国民革命”概念演变考论——以1897-1927年为中心》，《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

(20)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1919-1922)》第2卷，第258页。

(2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2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23)《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6-397页。

(2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

(2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32页。

(2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6页。

(27)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28)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264页。

(29)参见《恽代英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

(30)参见《恽代英全集》第9卷，第301页。

(31)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文集》(一)(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

(3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

(33)参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34)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196-197页。

(35)参见《罗亦农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

(3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7页。

(3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

(3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7页。

(3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259页。

(4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第567-568页。

(4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第98页。

(4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

(43)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44)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08页。

(4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7页。

(4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

(47)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268页。

(48)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3-351页。

(4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66页。

(5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5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