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青，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本文注释丛略。

17世纪中期，欧洲人发明了一种凸镜投影装置，最初被用来展示“幻像”与“神迹”，以使人类能通过自身视觉去感知肉眼难见的超越性存在。曾经有观众把它称为“让人害怕的灯笼”（lanterne de peur）。很快，这种投影装置便随着学者、游方艺人、工匠、耶稣会士、光学家们的足迹在欧洲迅速流行起来，成为巴洛克时代传教士和魔术师们热衷的道具。也许是因为与以幻术展示神迹的“魔术”表演发生了密切的联系，“Magic lantern”又开始成为它较为固定的名称。不久，“魔灯”经由来华耶稣会士与海外贸易进入中国，被带进皇帝的宫廷和一些教堂，成为一种新奇的光学玩具。自那时起，中文文献中便渐渐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名称，指称这种源自“欧罗巴”的“黑屋奇景”。与此同时，传教士为了学习中国语言而编纂的各种官话与方言字书辞典也开始收录相关的器物名词。19世纪60年代前后，英华词典也急剧增加，器物名称的对应关系在其中亦有反映，不过在20世纪初来自日语汉字词的新名词“幻灯”流行之前，中文世界对于magic lantern的指称始终不太统一。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苏州和南京等地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光学加工作坊，“魔灯”开始出现在这些地区的某些民众节庆活动中。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来华，他们开始在中国各地使用透镜投影宣教、娱乐民众及开展天文、地理等科学教育，“魔灯”逐渐成为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城乡宣教的重要辅助工具，遍及各地。随着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等医学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深入，它又成为西医教学的主要教具，以演示人体照片、解剖图像和讲解血液循环等。

17世纪末“魔灯”进入中国以后，它从具有宗教含义的光学玩具渐渐变成承载与展示西方科学及其实证主义精神的教具，并成为大众传播媒介，向中国广大民众展示之前无法通过“亲见”去体验的那部分世界。观察魔灯在中西文明接触互动背景下，于不同阶层、区域及社会文化中所经历的角色变化和由此产生的影响，对于讨论中国“现代性”的兴起，应能提供特别的切入点。只是，以往学界的相关研究尚显不足，有待于进一步的史实爬梳，细节重建及社会文化分析。

本文尝试从梳理魔灯在中文世界获得的各种指称入手，初步重建它与中国社会发生互动的各种具体场景，并描述“魔灯”与“镜影”是如何被制作、放映与传播的。在此基础上，讨论由此而来的近代知识生产、传播及消费模式的转变，以及知识分子的结社模式与发言位置变化等问题，希望能对近代中国特殊现代性的兴起作一些具体探索。由于文中主要处理自18世纪进入中国后至20世纪日语借词“幻灯”流行前magic lantern的情况，这个阶段的“幻灯”与现代幻灯技术在投影光源、幻片形态、播放模式、具体指称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因此试以“早期幻灯”来统称，以彰其别。

一、 Magic Lantern的早期中文指称

1671年至1672年左右，意大利耶稣会士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1638—1712）将魔灯带到了好奇并好学的康熙皇帝面前。自此，从宫廷到民间，从北京到传教士足迹所至的内地城镇乡村，以及1841年后口岸城市中的华、洋社会，这种凸镜投影装置开始了它的中国历程，并发生了本土化改变，也由此获得了各种不同的中文指称。

揆诸文献，大致有两类涉及到Magic Lantern的中文名称：一为本土汉文记录，如贸易志书、光学制器著述、方志笔记、报刊文章等；二为各类在不同语言间建立“可译性”的字书词典。在梳理上述名物问题时，这两种文献记载既有联系又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记录与体现了人们在器物与语言文字间尝试建立的各种认识与指称关系，后者则是通过观察各地语言现象而概括总结与固定下来的，时间上应稍为滞后。

在《现代汉语词典》2016年第7版中，“幻”字条下收录了“幻灯”一词，大致有两层词义，同时涵盖了幻灯机与幻灯片。从17世纪中叶该装置发明至今，其涉及的具体技术虽然有过很大变化，但“透镜”“强光”“正像”“投影”等基本要素仍是相对固定的。因此下文就以这些要素为基准，检诸前述两类文献，以考索名物。而20世纪后，来自日语词“幻燈げんとう”的汉字借词“幻灯”在中文记载中大量出现，渐有统一之前的各种名称之势，并一直沿用至今。因此在讨论名物时，亦将“幻灯”一名的流行作为讨论相关问题的大致分界。

（一）译名“幻灯”通行前

早在18世纪，中文记载中已经开始出现了利用强光和凸镜投影成像的装置，来源应该是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光学玩具——当时欧洲发明的魔灯。在一个多世纪中，中文世界对这种装置有过各种不同的指称，反映了人们对于这种奇异光学器具的早期认知。目前关于中国早期摄影史的研究对“幻灯”这一部分的梳理过于简略，基本没有涉及名物。

1.照字镜、火字镜、放字镜和玻璃影画箱

检诸18世纪至20世纪的中文文献，海外贸易记录里很早就有关于魔灯的记载，指称各异。1751年出版的《澳门纪略》中提到的“照字镜”和“火字镜”就是欧洲人几十年前做出来的魔灯。后来郑复光在他1846年出版的光学名著《镜镜痴》中，详细描述绘制了“放字镜”。他应该就是沿用了《澳门纪略》时代的提法。而1838年《粤海关志》则将其记载为“玻璃影画箱”：

意大利亚物产：玻璃为屏，为灯，为镜……有火字镜,有照字镜,以架庋而照之……明季传入中国。

（作放字镜）其式一。一放字镜即取景法。第取景是令大为小，用顺收限。放字则令小为大，用顺展限也（原景六）。作匣（如甲乙），空其后面，上面开孔（如丙）出烟。前面开孔活安深凸为内凸（如丁）……别作长方玻璃片（如壬癸），或作长板（如戌亥），配准庚缝板上配丁孔之度，任开几孔（如子与丑寅），各安玻璃纸，为玻璃纸匡。……匣内安灯，灯头高低，使正对丁孔中心。

烧料器……玻璃镜柜每面，玻璃影画箱每个各税一钱。

2.影灯

在18世纪至20世纪的一些笔记和报章记载中，也描述过人们用“影灯”来营建园林布景和从事娱乐、表演、宣教等活动的具体情形：

“净香园”……绿杨湾门内建厅事，悬御匾“怡性堂”三字……左靠山仿效西洋人制法，前设栏楯，构深屋，望之如数什百千层，一旋一折，目炫足惧……外画山河海屿，海洋道路，对面设影灯。用玻璃镜取屋内所画影，上开天窗盈尺，令天光云影相摩荡，兼以日月之光射之，晶耀绝伦。

兹丹桂茶园于同治六年间起造戏馆……本园逐年亏本兼无附本难以支持，今于四月十一日停演矣…十七日起特请英国戏院演术之瓦纳术饰演戏，并演戏法、影戏各套。

和歌山县农事笃志家，聘请农学士某君，至该县，巡行各町村，以影灯演说植稻改良，肥料害虫，益虫各事项。

美国教士马庆恩君，任天台内地会宣道之责。…至石塘开射影灯……影灯宣道之效力，岂浅渺哉？

3.取影灯戏

郑复光同时还详细描述过一种流行于民间赛会的“取影灯戏”，并指出它与“放字镜”可以改式并用，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

忆自再游邗上，见取影灯戏，北华弟好深湛之思，归而相与研寻，颇多弋获。

八系凸镜取景，火能得其光，墨能得其黑……故画作人物为戏具，所谓取景灯戏也……九系放字镜可与取景镜改式并用。

4.影戏、外国影戏

19世纪后，在报章报道和时人游记中，开始出现对于“影戏”“外国影戏”的详细介绍：

其他寻常游戏亦有可观……又影戏皆以玻璃片画成,而亦能变化无端。西人于宴客时，酒阑茶罢率一为之，以供笑乐。

昨晚七下钟时主虹口中西书院讲席之某君，召集诸名流，用影戏等阐明格致之理。

外国影戏 西人影戏 台前张白布大幔一以水湿之,里藏灯匣,匣面置洋画，更番叠换。光射布上……诸状毕现。

5.影戏灯、射影灯、镜影灯

除了详细介绍器物的构造原理以外，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海等地的报纸也经常出现相关的出售、拍卖广告：

现新到影戏灯一具，山水人物玻璃画片百余张，率皆鲜妍美丽，活动欲生。

极细吸铁置二块，玻璃片间轧紧，用影戏灯之光照于四十尺远墙上，其所成力线放大显明各形状。每一击玻璃则改变而可观，即数百人亦能同时见。

今晚七点钟起，特请艾约瑟先生在本书院讲论英国皇太后维多利亚在位六十年政声，并用影戏灯讲演相关各图。

影戏灯者西国之戏具也，能将画影射于墙壁或帷幕之上，放大若干倍，使人观之悦目，故此名也。

连宵在友人处，西洋影剧颇堪悦目。用射影灯一盏对准其光，使乎射粉壁上。将有戏法玻璃片正灯单前逼光，得影作壁上观。其上人物具备，五色缤纷，惝怳离奇之致。

教育玩具射影灯附五彩片一打每套价洋七元五角至十五元。

夫镜影灯者，有类于显微镜而必藉灯光之射影始能睹物，故名。

丙子九月美国司君游京师，携有镜影灯暨赛奇会诸图，期于廿五日晚陈列灯市口，邀众仝观。

镜影灯来兹中华，人莫不以先睹为快，何处设燃，观者皆争先恐后。

五口通商以前，magic lantern的中文名称与“镜”“影”“照”“玻璃”“字”“画”等有关，却没有获得任何与“魔”“幻”相关的指称。更多中文文献记载出现在1841年五口通商之后，主要集中于口岸城市如上海等地的笔记、报刊报道、光学专著等。得到的指称计有“放字镜”“镜影灯”“影灯”“取影灯戏”“射影灯”“影戏灯”“影戏”“外国影戏”等多种。除了“镜”与“影”以外，“灯”成了它最主要的一种指称。在命名时，人们注意到凸镜、投影与强光照射是这种装置的核心技术。同时，“戏”也成了它的一种重要辨识标志，也许是因为在当时人的认知中，这种装置最常见的用途是表演和娱乐。

除一般中文记载外，中国19世纪以来出现的各种双语字典概括、总结与传抄了编纂者在各地观察到的语言现象。并通过“释字”“组词”“例句”“译名”等形式建立起不同语言间的对应关系。最初，这类工具书多由来华传教士编纂，以西译华，主要旨在帮助洋人学习汉语中文。19世纪70年代以后，各地教会学校、新式学堂中多设外语课程，洋牧师以外，华人教士如邝其照等也开始编纂字典，以华译西，协助华人学习外语洋文。因此，这些字书词典便成了考察魔灯在中文世界获得名实对应的另一类重要史乘。

先看华英字典的情况。1807年苏格兰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9—1834）受伦敦会派遣来华，于1815年至1823年间先后在澳门出版了全套三部六卷本英华、华英字典，是中国最早的英汉语对照字典。尽管1751年出版的《澳门纪略》已经记载了“意大利亚”产的“火字镜”和“照字镜”，但《马礼逊字典》却只在第2部的“镜”字条下，“照”字条下收录了“千里镜”和“显微镜”，而未及此二者。自马礼逊华英字典而下至20世纪前30年，中国流行的各种华英字典如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华英字典》（1842—1843）、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英华分韵撮要》（1856）等在“镜”“火”“灯”“照”“幻”等字条下都未出现与“Magic Lantern”相关的名词，却往往在“镜”条下收有“千里镜”“显微镜”并给出对应英语译词。

相较华英字典未在相关汉字条下收录与英词“Magic Lantern”对应的中文名词而言，反向释译的英华字典情况却颇为不同。

1847年至1848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以《康熙字典》为底本，参考马礼逊字典编成两卷本《英华字典》，以英语词汇为主干，以英语释义，并列举一至数种同义汉语字词，共收录英语词汇约14915条。麦都思在这部字典的“Magic”条下收录了英语词“Magic Lantern”，选择的同义汉语释词为“玻璃影画镜”。1872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的两卷本《英华萃林韵府》在福州出版，与麦都思《英华字典》完全一样，他在“Magic”条下收“Magic Lantern”，对释汉语词也是“玻璃影画镜”。

1866年至1869年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编纂了四卷本《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在香港出版。除了采用现存的汉语词汇对译英词外“亦新造汉语词汇，使许多西方当代词汇得以转译成汉语字词，深入影响近代中国及日本等地的汉语使用方式”罗存德《英华字典》在“Magic Lantern”条下以“影画镜”为译词，标以粤语发音ying wa keng 和官话发音ying hwa king。1884年井上哲次郎增订罗存德字典时，在该条下添加了一个汉语译词“射影镜”与罗存德原译词“影画镜”并列。参诸前文，“影画镜”应与麦都思、卢公明使用的“玻璃影画镜”有关，极可能取自《粤海关志》中使用的“玻璃影画箱”。井上增收的“射影灯”，直到1937年仍在日常生活中被实际使用。

1908年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在“Magic，Magical”条下收录了“Magic Lantern”一词，释义为an optical instrument by means of which images of small pictures, considerably magnified are exhibited upon a wall, or screen in a dark room, 对应汉语译词“影戏灯、射影灯、幻戏灯”。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英华新字典》同样在“Magic，Magical”下收“Magic Lantern”，译词为“射影镜”“影戏灯”。

上述这几种英华字典都直接为magic lantern找到了汉语官话发音的对译词。当时流行的几种方言英华字典，还记录了当时中国的一些方言指称。1876年美国传教士睦礼逊（William T.Morrison），编出《宁波方言字语汇解》（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在上海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它在“Magic”条收英语词“Magic Lantern”，宁波方言发音ing-wo-kying，对应汉语词“映画镜”。188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嘉湖（John Macgowan，1835—1922）编辑出版《厦门方言英华词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在“Magic”条下收“Magic Lantern”，对应方言词为“托景仔戏”，注闽南方言发音thok keng-a-hi。

从这两类记录了魔灯在中文世界所得各类指称的史乘来看，西文名字相对固定的这种透镜投影装置从未与汉字“幻”“魔”联系起来，而是被指向“镜”“灯”“影”“戏”等本土旧物。虽然，在所有的英华华英字典中，英字“magic”几乎都与汉字“幻”取得了双向的对应关系，但这种关系并没有被推衍到由“magic”所组之词“magic lantern”上，其中的原因颇耐人寻味。

（二）“幻灯”的出现与流行

1891年12月14日，《申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日本的报道，题为《蛉洲记胜》，据称信息来源是“长崎来信”。其中讲到，当时爱知、歧阜、福井等县地震后，长崎“绅商”举行了“幻灯会”来进行募捐，会上一边演奏中国、日本、西洋诸音乐，一边放映“幻灯”，展示“此次地震惨状及今古奇事”，报道称，所谓“幻灯”就是中国的“影戏之类也”。1899年12月31日，《申报》又报道了日本的近闻，讲日本人创设私立卫生社，“拟于某日设幻灯会于关帝庙岳帝庙等处，盖欲令本岛居人渐解卫生之术也”，同时也解释说“按幻灯即华人所谓影戏”。上述两则报道显示，在19世纪90年代中文世界指称magic lantern最流行的名称是“影戏”，只是在描述报道日本的新闻时，注意到对方使用的名词是“幻灯”。

实际上，在日本1862年出版的《英和对译袖珍辞典》（A Pocket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Japanese Language）中，已经把“幻灯”作为英词“Magic Lantern”的唯一译词。因此汉字词“幻灯”在日语中作为magic lantern的译词应该要早于19世纪60年代。

1902年，日本英学新志社的《英和双解熟语大字汇》（A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with Illustrative Sentences）出版。该字典在英词“Magic Lantern”条下做了英文注释“an optical instrument for exhibiting on a distant screen the magnified image of pictures painted on glass”，并给出例句“The teacher entertained the school one evening, with a magic lantern”，该条的对应译词也是“幻灯”。

1901年11月2日，《申报》刊出一篇文章，讨论蔡尔康为江海新关税务司戴乐文所著《中国兴利除弊良言》译本所作之跋语。文章说此书的中文译者是南洋公学肄业生，其译文也算“明白晓畅”，只是沾染了“近来恶习”——“刺取日本新创译书字义，弥望生涩，最为可恶”，因此要“爰为淘汰净尽，还我华文面目”，显然作者十分讨厌当时流行的以来自日本的汉字借词做译词的流俗。不过，他却认为“幻灯”这个名词要比“影戏器”更“新雅”，因为“彼盖于制造之初即挽知名士命名，故能一洗恶俗不堪之弊”。因此认为不应该弃之不用，“乃于其新雅者弃置不用而偏刺取恶俗不堪者用之，是诚何心？殊令人欲索解而不得”。

1908年，颜惠庆编出《英华大辞典》，在“Lantern”条下组词“lantern of magic”,对应汉语同义词“幻灯、影戏灯、射影灯”。这是日语借词“幻灯”在英华字典中较为早期的出现记录。颜的译词中，除“影戏灯”外，另两个词都是出自1902年日本神田乃武的《新译英和词典》。1916年，德国人赫美玲（Karl Ernst Georg，Hemeling，1878—1925）的《官话》一书中，在“Lantern”条下收“Magic Lantern”和“Magic Lantern Slide”,前者对应新词“射影灯”，部定词“幻灯”；后者对应新词“灯影片”“灯片”“灯戏片”，都标有官话发音。这表明，在20世纪初，来自日本的汉字词“幻灯”渐渐得到了国人的认可。此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文世界内是“幻灯”和“影戏”等本土原有名词并存的。一直到1927年前后，“幻灯”才渐渐完全取代了其他的名词，用来指称magic lantern——这种强光透镜投影装置。

二、 中国遭遇“魔灯”的几种早期场景

（一）17世纪光学玩具

17世纪中叶欧洲人发明魔灯后不久便传入中国。在1671年至1672年间由闵明我，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S.J.）等耶稣会士作为新奇的光学玩具进献给皇帝。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就曾在《中华帝国全志》中记载过传教士们向中国皇帝传授光学知识，演示光学制器的情形。前及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提到净香园怡性堂里的西洋布景，在有曲折回廊的“深屋”之外设影灯，用玻璃镜取屋内所画影，也是以娱乐为主的。

到19世纪，人们已经能在苏州、扬州、南京等地的民间庆典中见到魔灯的身影。1846年，郑复光回忆说自己十多年前曾在“邗上”（今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见到“取影灯戏”而极感兴趣，进而开始了对光学的研究。而王韬、葛元煦等详细记载过在上海观看的“影戏”也是口岸城市主要的娱乐活动。其内容除了外洋鸟兽鱼虫、人物、水色山光、泰西名胜以外，火灾和帆船遇飓风这类天灾现场也是观众的主要兴趣所在，葛元煦并已经提到用“影戏”来观看西方国家战争的情况。

这些记载表明，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由皇宫到民间，魔灯主要是作为一种娱乐设施出现的，并没有如在欧洲那样，因为演示“幻像”“神迹”而引起人们的恐惧、敬畏与超越性联想。

（二）19世纪中叶后，口岸城市洋人社会的公共活动

自1842年《南京条约》结束了广州时代，梯航不绝，及于五口。当时随远洋船而来的西洋人日常自用品中就有魔灯。1843年11月2日，英国皇家远洋船H.M.S.Samarang号离开澳门向宫古群岛进发。据船长E.Belcher爵士的记载，12月6日他们在广东省外的八重山岛短暂停泊，由当地中国向导和琉球政府派遣的官员带领进行环岛风土考察，与土著居民交流。当时，他们便请各位酋领到泊于岸边的船甲板上观看魔灯表演，以结其好。19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人在口岸城市渐渐形成固定的聚居区域，除设司协调管理外，并以各种自组民间团体提供区域内的一些社会服务，社交及公共活动亦日益丰富。在口岸城市洋人聚居地内的各项社交活动中，魔灯演讲或表演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公众娱乐。19世纪60年代，宁波图书俱乐部（Ningpo Book Club）经常在外国居民聚居区举行晚间讲座。1868年5月的系列讲座介绍了当地的一些具体情况，讲座内容包括“中国的人口”、公共卫生委员会、戏剧等，其中就有采用魔灯演讲的形式。1884年4月，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在英国皇家亚洲协会（Asiatic Society）上海分会做了一次关于“中国人的涤罪观念”的魔灯演讲，很受欢迎。1885年12月2日，他又在英租界戒酒会堂（Temperance Hall）做了一次讲座，同样辅以魔灯展示，盛况空前，大厅内前所未有的座无虚席，许多人是整晚站立着听完的。最后在税务司美国人杜德维（E.B.Drew）的带领下，全场听众向讲者报以热烈的感谢。

1887年4月13日晚上9点，上海文学与辩论协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Debating Society）同样在戒酒会堂举行讲座，由副会长傅兰雅用魔灯阐释“中国人历史上的道德观”。美国总领事肯尼迪主持了这个讲座。讲座中，傅兰雅用魔灯投影出一位中国画师画的图片,讲述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个人道德故事，以此来阐释五伦观念。似乎这些图片的艺术效果并不太好，但据座下听众回忆，这样的讲座还是极富娱乐性和教育意义的。1887年4月27日星期三晚上，傅兰雅在同一地点为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也做了一次讲座，题目是“苏格兰高地之旅”。由巴修理牧师（Rev.S.C.Partridge）协助他用魔灯展示了苏格兰的摄人心魄的美景和在苏格兰旅行的路线、方法及看点。

除了各种协会的公开讲座以外，魔灯投影还是租界内高等洋人社交活动中重要的娱乐形式。1893年6月上海跑马总会（Race Club）在公共租界内举办了一次吸烟音乐会（Smoking Concert，一种流行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场音乐会，座下观众都是男子，故名）。除了小提琴、声乐表演以外，其中有个环节就是用魔灯来放映照片，展示上海历年来的赛马活动，参赛的马与骑手等。形式也是一个人放映，另一人讲解。

除了宁波、上海等口岸城市以外，北京的西方人社会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自1858年《天津条约》允准外国公使驻京，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国驻京公使及家属、传教士等因各种慈善娱乐活动，公开讲座而逐渐聚成社交圈。中国北方冬季萧瑟，他们常以这些活动来打发漫长的冬夜。比如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每年冬天都会在北京举办双周讲座。在1883年11月的双周讲座中，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做了关于占卜的讲座，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惠志道(John Wherry)做的则是关于天文学的讲座。这两次讲座都极受欢迎，一时使得大教堂内人满为患，一票难求。究其原因，或与这两次讲座都辅以魔灯演示有关。有观察者认为相较于讲座内容本身，魔灯才是人们主要的兴趣所在。

（三）中国内地城乡的传教活动

魔灯自娱乐之被运用于教化，恐怕与19世纪西方来华新教传教士遍及中国内地的活动密切相关。1893年，在安徽宣城传教的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牧师写了一份关于中国乡村布道的报告，他认为：魔灯在乡村工作中是非常有用的。虽然有些时候也会引发误解，但如果可以仔细加以阐释的话，用图片讲解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易于理解的，整体效果令人满意。1870年12月22日，美以美会的年度报告中提到，他们在福州将所有的中国本地传教士助手集中起来编班培训，并进行结业考试，这些学员每季度都会接受测验。在这些培训中，最有趣的是Nathan Sites牧师用魔灯和天文仪器讲解天文学，使得本土的学员们“极为高兴地理解”了如此超越的知识。他们坦言，魔灯讲解使他们彻底放弃了中国原来认为日蚀与老龙有关的信仰。接着，本地的李牧师帮助Sites牧师讲解天体运行轨道等知识，看来很快本地学员就能够自己来演示天文实验了。年会的最后一天，卢公明牧师应本地学员之请，用魔灯演示讲解了动物学、鸟类学、天文学和圣经主题故事。

1882年，北京教会的星期礼拜活动已经能以魔灯表演成功吸引大量附近普通民众前来围观。教会也因而与中国居民建立起友善的关系，并能借此传播一些“有用的信息”。1886年, Rev.W.P.Sprague牧师到辽宁牛庄传教。他听从朋友的建议，参考其他传教士在天津、北京等地的经验，开始用魔灯传教。他发现魔灯布道效果极佳，听众络绎。他们整晚沉浸于基督救世的故事中，上帝的具体形象和一些主要救世场景在当地听者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除了吸引普通民众以外，1886年11月26日，爱德华兹博士（Dr.Edwards）在山西太原的夜间魔灯讲座还吸引了不少在当地有影响力的精英前来听讲，效果极好。

1891年，英国传教士伊文思（Edward Evans）总结自己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工作经验。他记叙说，自己在山东青州府（今山东青州市益都镇益都城）曾尝试用夜间魔灯讲座吸引当地店主们，效果还十分不错。1893年山西太谷县的情况比较特别。当地的一些精英，包括士绅和教师，组成了一个团体，派出代表去请REV.D.H.Clapp牧师连做三晚魔灯演讲助兴。最后一晚，牧师播映的图片纯是宗教性质的。这三次魔灯演讲大约吸引了300位听众，效果很好。士绅们为了向牧师表示感谢，主动捐款给太谷县的教会学校。

1902年，江西九江的庐山牯岭街也开始有了教会安排的娱乐性幻灯讲座，向包括儿童在内的民众开放。牯岭教会的执行秘书George A.Clayton 在《教务杂志》的编读通讯中呼吁，如有人拥有质优的成套幻灯片，希望能准备相关讲座并告知选题，只要申请必然接受。显然，此时幻灯讲座已经成了在中国内地传教、吸引民众的重要手段了。

1897年初，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W.A.P.Martin）总结了用西方科学来协助传教工作的经验。他谈到，在科学传教的实践中，有四点至关重要。其中之一就是使用廉价的科学玩具（toy），如魔灯、格拉福风留声机（graphphone）、光学、电气或蒸汽设备等等。丁韪良在这里指出了魔灯在遍及中国城乡的传教活动中被广泛使用的重要原因，那便是廉价与便捷。

（四）传教士医学教育中展示人体结构

除了丁韪良提及的科学传教以外，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还积极地以医学推进传教。在医学传教士的日常工作中，用魔灯投影来展示人体骨骼肌肉、脏腑器官与血液循环系统等更是十分常见了。这其中，英国伦敦传教会的德贞是其中使用魔灯最多，并对其有系统研究的一位传教士。

1882年11月28日，他在北京的美国美以美会大教堂内做讲座，讲解人类五种感觉（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的生理学原理，讲座后便做了魔灯演示，极受欢迎。虽然讲座是凭票入场的，但当晚听众仍将讲堂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许多人被挤到了外面。1886年12月2日，北京城大雪纷飞，德贞在卫理会大教堂做常规冬季晚间讲座，他使用了两到三打幻灯片来阐释人体结构，学生们都认为很有新意。

基督教传教差会在中国用魔灯向本地人演示、讲解天文、地理、人体解剖等知识，以建立信仰的经验与实证基础，这就使得幻灯播放的本土体验中加入了教化的内容。对于这一点，有不少传教士是有清醒认识的。这其中，德贞和傅兰雅显然是最热衷及熟悉魔灯传教的两位西方人。

1884年，德贞在关于医学传教工作的一个总结报告中说，魔灯应该是吸引中国民众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中国人都像孩子一样，这类演示最能寓教于乐，使他们在感到愉悦的同时获得劝牧。德贞讲，他自己做过的那些魔灯讲座就曾经吸引过帝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他甚至设想可以在冬日的夜晚每夜派一个中国教徒去那些官员家里进行演示魔灯，趁便把圣经夹杂在其他图片中放映讲解。如果真可以做到的话，应能与中国的官员们建立良好的交流互动。西方的社会、家庭及基督教生活就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接近中国人的家庭生活，这对于传教来说是极有好处的。

1885年10月医学传教会的北京工作报告中提到，虽然蒙古人认为人体的大部分疾病预示了个体的不道德与不纯洁，但仍会有不少上流社会的蒙古人及侍从来就医。一位蒙古王子甚至让管家向他们订购一台魔灯，以便带回他的蒙古原野。想来，医学传教士会使用魔灯，在当时可能已经是人们的一种固定的印象了。

（五）口岸城市的新式学堂教育

19世纪40年代五口通商之后，口岸城市出现了不少教会学校，到60年代后又有了中国人自己开办的新式书院和学堂。在这些学校内多教授西方语言文字、科学及文化，魔灯常常是这类科学课程重要的教学辅助器具。1848年9月底，马礼逊教育协会（Morrision Education Society）在第十次年度报告中向捐助者征集一些书籍以外的教学辅助器具，其中就包括了魔灯，因为征集者觉得，当时已经有多重门类的科学教育在使用魔灯辅助教学。1877年2月23日，上海格致书院的专门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向捐助者征集教学辅助器具的问题，并希望能到英国伦敦去订购，这其中就有机械引擎模型、魔灯等。

1892年5月2日，中华教育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举行第二次三年会议，执行秘书傅兰雅记录了参会代表提交给会议的各种议题，其中就有建议教会学校逐步开始使用大量幻灯片来辅助中文阅读。1896年2月11日，傅兰雅在一篇介绍上海格致书院周末夜间科学课程的文章中又提到了书院的魔灯讲座。书院在每周六下午四点钟到八点半正课结束后，就开始进行魔灯讲座。此时就会有体力工人等普通民众前来旁听，目前课桌椅可以容纳40人，但明年应该需要增加。魔灯讲座是对学生及他们的友人开放的。农历新年时将有六个讲座主题，每个主题讲两次：（1）矿藏与采矿作业；（2）布拉西（Brassey）女士的环球旅行；（3）生理学与解剖学；（4）南京有趣的新景观；（5）芝加哥博览会；（6）动物学。明年计划继续开设各种关于自然哲学的讲座，也用魔灯讲座的形式来讲。听众总会在这类讲座中兴趣高涨，提问不断。

从17世纪初的光学玩具到五口通商后口岸城市西方人公共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魔灯在中国的角色起初是重于娱乐的。不过，由于它价廉与便捷，随着基层传教士们的足迹遍历中国各地城乡，在吸引民众的同时，开始寓教化于娱乐之中，有了超越性的诉求。中国的普通民众也因为“眼见为实”，习惯于信任自身的直观感觉经验，渐渐形成裹挟西方宗教而来的“科学”因具有经验基础，故非“幻术”的看法。

三、 西“器”与中国：制作、放映与传播

在光影娱乐与实证教化之间，19世纪中叶以后，来自西方的魔灯本身作为一种“西器”，同时也开始了在中国本土的制作、放映与传播历程。

(一)制作

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魔灯成了他们常用的辅助工具。于是就有人开始详细论述投影社备和幻灯片的制作方法，以便在地制作。

1873年，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德贞在《中西闻见录》第9—12期附图连载《镜影灯说》，详细叙述制作“镜影灯”（即magic lantern）的方法，绘制了图纸，详细标注尺寸、选材等。如开列照明所用灯光分为三类：油灯、氧气石油（养气石精）灯、氧气氢气（养气轻气）灯，选用的玻璃也分三类等等。

德贞还在篇首叙述了“镜影灯”源流。他说相传在南宋理宗三十五年时西方有人“始创此法”，到了明中叶“西国又有造者”。发明者死于明穆宗隆庆初年，到神宗时又有人继续重造。到了“本朝乾隆五十四年，斯法尚未克尽善，弊多坐灯光之不足”，于是西方有人“独出心裁，另行创造”，使得“灯焰愈小愈明”，才解决了照明不足的问题。用中国的纪年法，显然会使中国本土的读者更容易理解。在接下来的三期连载《镜影灯续稿》中，德贞详细记载了如何制造三种不同照明燃料的方法。不过在《镜影灯说》和《镜影灯续稿》里，德贞并没有论述幻灯片的制作方法。关于拍摄和冲洗照片的方法，他在《脱影奇观》里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

1880年《万国公报》在“杂事”栏中刊登《镜影灯说略》一文，简要记载了设备的原理，投影的方法和如何使投出的影像变幻莫测，瞬息万化的技巧。与德贞的《镜影灯说》相比，《万国公报》刊登的这篇文章比较简单，仅仅讨论投影原理，似乎是从观众“拆穿西洋镜”的好奇心出发去叙述的。而德贞的叙述则如同技术图纸，是完全可以按图打造的。

1881年《格致汇编》根据德贞的《镜影灯说》和《镜影灯续稿》简写成篇，刊出《影戏灯》一文，同时也选了德贞原文中的几幅插图。文字虽然稍简，但是叙述魔灯的源流、尺寸、选材、燃料的配比方法，甚至包括“所照之画片”的题材都交代得十分清楚，“皆胜地名区，古迹遗迹，人所罕见之处，或山川或丘壑或城郭或宫室，或中外奇物或古今名人，俱可影照彩饰，以作剧观。又有机轴转轮之画片，如西国之风磨水磨轮船汽车等事及其余一切，俱可类推，以作此灯之戏”。

除了传教士们关心投影设备的制作以外，在华的西方人早就开始用相机记录在中国的见闻，也在一起分享照片与摄影冲洗技术。他们曾经组成一个业余摄影协会，举办了不少的讲座和竞赛。其中就有关于幻灯片制作的讲座。

1905年11月2日晚上，J.Hervey Longhurst于在华西人组成的上海业余摄影协会作了关于幻灯片制作的讲座，吸引了许多听众。他展示了50多张优秀的幻灯片，并讲解了各种冲洗和后期处理的方法。C.E.Darwent牧师指出，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制作幻灯片，部分原因在于冬天大多数人不太适宜拍摄太大的作品，幻灯片对细节的强调更适合精雕细琢。除了讲解，两位讲者都用投影展示了自己的作品。上海业余摄影协会在1913年和1914年仍持续举办过几次类似讲座，讲授幻灯片的制作和使用。

到1933年前后，中华书局在上海昆明路设“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下设两个理化器械工厂，一个标本工场，一个模型工场，两个制钟工场，此外又有显微镜标本制作室及微生物培养室，在全国范围内都十分先进。从当时他们的产品售卖目录来看，已经有能力完全自制射影灯（幻灯机）了。

此种新式两用幻灯，外围用铁制成，内部有最精良之消色凸透镜两组，上下排列，故有两种作用：（一）可以映射各种透明幻灯画片……（二）可以映射普通之画片、图书及报纸等……另附强光电灯、回光镜各一具，不论映射字、画，均甚清晰。

（二）放映

除了前文所述传教差会内部以放映幻灯片来讲解天文学、动物学，通过基于视觉的体验性展示来建立对教化信仰的认知基础以外，19世纪后半期，上海等口岸城市的中国人也开始用幻灯表演来“搬演影戏”筹款赈灾。

光绪十一年（1885），两粤、山东等地遭灾，颜永京牧师拿出之前周游全球带回的幻灯片，借格致书院正厅“搬演影戏”赈灾。先是在11月21日、23日（农历十月十五、十七），于晚上7点到10点放映“影戏图”80余幅，内容涉及西方各国都城以及著名城市之景观，收门票“洋半元”以充作赈灾款项。放映的时候由颜永京在机器前操作，抽换片子播放，由吴虹玉在幕布边上指图讲解。这次的影戏赈灾因为太受欢迎，又于11月25日加演一场。据说，颜永京的影戏表演轰动了上海，又在11月28日和12月3日改到四马路老捕房斜对门震源洋广货店旧址加演了两场，并添设“新戏”数十套。第一场加演收费仍是大洋五角，第二场换上一套新幻灯片，收费减去三角，也都充作赈资。

格致书院除了出借场地给颜永京办赈灾影戏表演之外，自己也常常用“影戏灯”向社会免费讲演医学、西方政治制度等课程。如1897年11月6日晚上7点用影戏灯“演讲全体各图，供人观听”，1897年11月30日请艾约瑟“讲论英国皇太后维多利亚在位六十年政声，并用影戏灯讲演相关各图”以及“鸟兽各图”。1898年3月29日请约翰书院西教习李思用影戏灯讲演“天文事理，供人观听，按图讲说”。

除了格致书院以外，虹口中西书院的新式书院，也常常用影戏灯来讲解西方科学的“格致之理”，“于游戏之中，寓攻错之意”。这些新式书院用影戏灯讲演，内容虽然是比较专门的科学知识和西方政治制度等内容，形式却是向社会大众开放的，这也是早期幻灯讲演的一种比较通行的模式。这种模式使得专门科学知识的传授由面向少数知识精英转变为面对全社会的普罗大众，只要有兴趣，能听懂话，看得懂图片，哪怕不识字，也可以听课接受教育。

到1919年，成立于1917年的杨浦“Yangzepoo Social Center”（杨树浦社区中心），开始经常在晚上7点到9点之间举办幻灯播放会，请上海有名的讲者来演讲，作为社区集会的重要内容，参加者十分踊跃。至此，幻灯播放会已经成了新式学堂、教会、社会组织的重要宣讲、集会、教化形式。

（三）传播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影戏灯讲演已经成了上海、北京、长沙等地流行的大众娱乐与普及教化的形式。社会对于幻灯片的需求也开始增加。当时幻灯片的生产者大多是英国的一些厂商，比如George Richardon&Co.公司。另外还有Magic Lantern Journal Company limited.、Gem Dry Plate Company limited.等。前者是英国利物浦的一家中间商，曾在1868年的《北华捷报》上刊登过广告，出售魔灯和幻灯片，其业务范围包括望远镜、显微镜、蒸汽机模型等科学教育辅助设备。后者生产的幻灯片，目前仍能见到实物。当时一架幻灯机和一套幻灯片的售价在7先令6便士到22英镑之间，价格跨度不小。颜永京牧师带回来并在1885年搬演影戏赈灾的那套环球奇景幻灯片，应该就是英国制造商的产品，今天仍能见到内容相似的片子。就影戏灯和玻璃画片的销售而言，上海三马路的格致书室、四马路的中西大药房等店铺往往成为主要的销售点，灯片主要来自英国，售价则大约在整套大洋2元到2元5角钱左右。

既然购买幻灯片播放成本较高，于是就有人建议成立幻灯片的租片协会。1886年8月Brown.Frederick去函《教务杂志》，建议成立幻灯片的借片协会。因为幻灯片的主题常常是科学与建筑，而幻灯放映会又不能总是使用同样一套片子，因此建议建立一个片子内容和愿意出借者的姓名清单，以便交换播放和流通。英国厂商生产，在上海等口岸城市的药店、书店等销售，或者利用租借的方式完成流通，应该是早期幻灯片传播的主要模式。

四、 剧场中的知识

前引1871年卫理会在福州传教时，曾使用魔灯来演示和讲解天文学及日蚀现象。通过这种展示方式，基督教获得了比本土信仰更符合可由经验验证，即更“科学”的印象。这对基督教教义的中国本土理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876年9月25日晚，美国人到北京的灯市口会堂做魔灯演示，邀请大家观看。当时的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带着同文馆的学生同去观看。

观夫镜影灯之戏而重有所感焉。其首以富公之像示贤者身殁而名不朽也。继以朝廷廊庙示尊崇国体也，至于博物院萃天下之珍奇所以通友谊而广见闻。昆虫体极详细于毫末，所以佐考察而资格致。终以圣经故事，盖即英主尝云，所恃者无他，唯有此宝之意。是画寓激扬勉励于尺幅画图之中，其用心也深矣，吾人不可不有鉴于斯。从此溯本探源，实事求是，庶几将来可以自立亦即可以自强。

从伟人到国体到博物院到昆虫再归结到圣经故事，由大及小，由具体知识归至信仰，幻灯片的播放顺序竟使观者对“西学”的“次第”得到一个整体的印象和把握。溯本探源，实事求是，由经验认识到超越认知，由观察自然到理解人间行为伦理制度，“科学”的准则就上升到了信仰原则的高度。

1888年春节，温州基督教女童学校和男童学校都放假了。校长Brazier先生拿出一架魔灯，给没有来得及回家过节的学生播放镜影（lantern sliders）消遣。没有想到关于学堂使用幻术的谣言迅速流传出去，校长不得不请孩子们的家长也来重新观看一次幻灯播放。家长们看后，并没有立即感到释然。校长又在教堂里为温州的道台及其衙门属员播放一次，这些当地的精英对演示十分满意，于是幻灯播放在温州变得十分流行，以致后来可以用来收费募捐。1888年温州春节的这一情况表明，虽然人们在指称magic lantern时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幻”“魔”等有可能指向幻术忌讳的字眼，开始时并不能真正阻止民众的联想。而基于视觉经验的实证性观摩体验，则可以使幻灯放映脱去了“幻术”的形象，从而为传教士和基督教义及“科学”赢得可以通过感觉经验实现认知的印象。

王韬和葛元煦先后在1874与1876年记录过自己在上海看幻灯表演的体验，经验十分相似，甚至连笔记中的文字都很相近。如果不是葛元煦《沪游杂记》抄了《瀛壖杂志》的话，那他们的体验中便存在不少共性。

其他寻常游戏亦有可观……又影戏皆以玻璃片画成,而亦能变化无端……其在陆者为洋房被火，初则星星，继而大炽，终至燎原，烟从中岀，蓬勃如釜。上气倏倏烬，倏而重筑，错落离奇，不可思议。其在海者为帆船遇风，台飓撼地，波涛掀天，浪涌船颠，骇人魂魄，兼以声乌乌如万窍怒号，忽一轮船自银涛雪浪中疾驶而至，前来救援，最后如烂锦，如鲜花，又如天上朱霞，半空舒卷影戏之妙，至此叹为观止。

外国影戏 西人影戏 ……其最动目者为洋房被火、帆船遇风。被火者初则星星继而大炽终至燎原，错落离奇，不可思议。遇风者但觉台飓撼地，波涛掀天，浪涌船颠，骇人心目。他如泰西各国争战事及诸名胜，均有图画，恍疑身历其境，颇有可观。

在幻灯表演“影戏”中吸引了王韬与葛元煦注意的内容是异域的自然景观、花鸟鱼虫、人物名胜等，其中使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洋房火灾，海难，飓风等灾害的具体过程。葛元煦的记载中还包括了国际战事。他们又都有“恍疑身游其地”、“恍疑身历其境”这样的表述。

1883年冬天，丁韪良在北京的卫理公会教堂（Methodist Chapel）做夜间中文讲座，用魔灯向社会公众展示外国的城市，将那里的马路、建筑、照明、供水系统等与中国城市做比较。展示的城市中有伦敦、巴黎、凡尔赛、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罗马、拿波里等。

显然，幻灯演示使观众们看到了肉眼无法亲见的那部分世界。无论是天文现象、人体结构、血液循环还是没有亲历的异域景观、自然灾害，观众目力所击，其实都是以往无法完全通过个体直觉经验建立而必须依靠逻辑推断来完成的认知。

幻灯演示把那部分认知对象拉进一个类似戏剧剧场的展示空间，使人能够用自身的视觉去亲历表演者有意营造出来的景象。于是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基于直觉经验的具体认知便逐渐完全替代了抽象逻辑推断。一旦习惯，人便容易倾向于依靠感觉经验来进行“合理性”判断。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也便更信赖感觉经验，除非是在感官经验实在难及的领域，才会借助于抽象推断。

在17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原先难以通过实践来验证的超越性认知，通过知识的剧场化展示方式，就有可能通过“眼见”这样的经验认知来建立其“合理性”。“科学”与“迷信”，在意识形态争夺尚未介入时，就此便先有了认知模式上的分野。

五、余论：中国近代知识“规训”与精英发言角色的转变

自17世纪欧洲人发明了魔灯以后，这种强光透镜投影装置便随着传教士的活动和海外贸易进入中国。从宫廷到民间，人们对它的最初体验偏重于娱乐与消闲。到19世纪初，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开始在中国活动，“影戏”渐渐从娱乐和幻术展示变成了“科学传教”的重要工具，通过西方科学和经验主义原则来验证及传播超越性的教义。

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中国旧有的知识形态与合法性论证模式都经历着内容与形式的近代转型。“魔灯”的出现更使教化与传播的具体程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当这种改变发生在全球近代知识生产、流动与消费的背景下时，情况就变得十分丰富和有趣了。

除了知识传播从精英群体内部下移至更广大的民众而外，源自英美的近代教育技术和课堂教学程式在东亚世界推进，也使知识的表达逐渐形成某种新规范。这种规范的主要特征是，在分科框架内按经验主义原则和具体脚本来进行演示。

19世纪中叶，口岸城市新式学校林立，开设西方学科知识与语言课程。除用新式教科书上课外，影灯讲演也成了其中一项重要的教学程式。这些课堂中使用的幻灯片，大多由英国厂商生产，并配合脚本和教学参考手册同时出版的。例如1888年伦敦的Wyman & Sons公司出版的The Book of the Lantern，就是一本根据伦敦皇家工艺学院（the Royal Polytechnic Institution）多年课堂教学实践内容编纂的幻灯使用手册，其中第十四章详细论述了如何使用幻灯机与幻灯片来进行科学展示、娱乐与科普讲座。

就中国近代知识生产与流通而言，除具体的译词、概念、文本、内容及分类体系等常来自外部世界，其表达与传授形式也往往出于西方。如1835年苏格兰的钱伯斯兄弟（Robert Chambers & William Chambers）编辑出版的普及教育丛书（Chambers' Educational Course）便由江南制造局择选译介入华，成为课堂教材和晚清读书人了解西学的重要文本，并进而成为应付科举考试和进行合法性论述的“知识资源”。与此相似，当“影灯演讲”成为新式学堂教学和公开科普讲座的重要辅助手段时，这种程式化的表达手段就成了某种近代类型的“知识规训”，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现代性”型塑。

从器物层面来讲，魔灯、镜影本来就是西器东传的结果。人们在应用时，除了开拓它的功能（如“放字”）以外，也不断尝试着器物本身的本土化。如德贞、傅兰雅、丁韪良、郑复光等都曾仔细介绍和论述过如何在中国本土制造幻灯机，利用本地颜料绘制幻灯片，并解决照明问题。这种尝试，使得二十四孝图等本土资源得以成为外来器物经验性演示的内容。从magic lantern到“镜影灯”，这种西器本土化就构成了全球知识环流过程中 “就地生产”环节的一项重要内容，十分值得注意。

不过，在这一西器东传的过程中，偏移——或者说“本土改造”仍然发生了。在17至18世纪的欧洲，以洛克、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正成为巴洛克时代流行的哲学思潮，相对于理性思考而言，开始强调人的感觉体验对于超越性认知的重要性。魔灯的出现和流行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的。因此，在欧洲它最初被主要用来展示“神迹”，成为演示“魔法”（magic）的魔术师的道具——通过调动人的感觉经验来验证上帝的存在。魔灯被传教士带到中国后，它的遭遇却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述，中国人在面对这一外来光学装置时，避开了“幻”“魔”等概念，而另附以“镜”“影”“画”“戏”等指称，使其脱离了与“幻术”“魔法”等本土忌言事物的关联。这就使它们偏移了通过展示超自然现象来传播教义的功能设定。或者，魔灯、镜影在中国实际上很少真正完成过上述使命，这才是语言指称所反映的历史实相吧。到19世纪上半叶，新教传教士将它广泛使用于“科学传教”，成功建立起对理性结论的经验主义论证途径，并进而将这一认知途径推衍到人类之社会政治实践的合法性论证模式，成为中国现代科学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切恐怕正是与它在中国的最初经历有关。

与此同时，19世纪影灯演讲的流行也使得知识精英聚集的具体形式和发言角色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转变。虽然幻灯机有一部分可能已经在中国本土生产，但幻灯片却主要从英国舶来。它们首先在上海等地出售、租借与流通，再在新式书院、教学学校、社区文化中心、知识分子团体内部等用以讲述西方科学和政治制度。渐渐地，它走出了团体内部演讲，转而向社会公众开放，变成了极为流行的知识普及、社会教化与社会动员的工具。

前述口岸城市的一些新式书院，如上海的格致书院、中西书院等常常用影戏灯来讲解西方科学“格致之理”。这些新式书院的影戏灯讲演向社会大众开放，动辄面对数百位的听众。到19世纪末，除传教士和新式书院的洋教习之外，本土知识精英也开始涉猎“影灯演讲”。1898年，湖南的南学会将集会方式由往常的闭门读书改为“演影灯”，并请时务学堂教习按图讲论。晚上8点开始，幻灯讲演会向社会公众开放，会场可以容纳听众360人。他们甚至决定，此后每月演影灯两次。地方读书人原来的结社方式是写诗会文、共同祭祀等团体内的封闭活动，而“演影灯”则使得此类活动向社会开放。读书人结社变成了社会教化团体，这种转变影响了日后的社会宣讲模式。在这些场合，他们由躲在书面语背后的“合法性表述”者，变成了教化者和宣讲者。发言形式的转变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写作内容、方式的转变。这在日后读书人由“士”向“口岸知识分子”的“制度性媒体人”的角色转变中，日趋明显。

到19世纪下半期，“演影灯”成了上海、北京、长沙等大城市中民众娱乐，如观看海外奇景、人间灾异、战争场景等的重要媒介。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制作了大量的战争幻灯片，展示战况，叙述战史，借由医学教育等途径进入了中日两国人的视野。这时，来自日本的汉字借词“幻灯”（げんとうgenntou）已经渐渐取代此前流行的“镜影灯”“影戏”，成为magic lantern的通行指称。此后，幻灯与幻灯片成了科学教育、普及教育与基础教育的重要教具，其制作技术与播放原则先后来自日本与前苏联，这其中的情况丰富多变，影响深远。本文限于篇幅未及详细展开，待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