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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革新:晚清理学经世思潮略议(四)
来源: 作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06-14

 

 

3,内圣外王的开掘。 

 

传统儒学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内圣外王两个方面。内圣是指按照儒学规范所进行的个人道德修养,外王是指把个人道德修养的一套原理推广到外界,实现儒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即齐家、治国、平天下。晚清理学经世派就把内圣外王当作修德进业的抱负和志向。曾国藩曾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1][59]然而,理学经世派的内圣外王思想与其他理学家略有不同,讲内圣不离外王,比较注重研究外王之学,讲求外王之道。罗泽南在《人极衍义》一书中对这种观点作了系统论述: 

 

今夫为学之道果何如哉?内以成己,外以成物而已。人之一心,万物咸备,淑身淑世,至理昭著。内顾一身养性情,正伦纪,居仁由义,祗完吾固有也;外顾天下万物,皆吾心所当爱,万事皆吾职所当尽,正民育物,悉在吾分内也。是故宇宙虽大,吾心之体无不包,事物虽繁,吾心之用无不贯。尽己之性,全己之天也;尽人之性, 全人之天也;尽物之性,全物之天而不失也。[1][60] 

 

在这里,他用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观点论述了内圣外王的一致性。在他看来,内圣功夫是祗完吾固有本性外王之业同样是吾分内的追求。在尽己之性的同时,还要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把内圣外王统一起来。因此,内圣外王是一个整体,不能只讲其一而不讲其二,有所偏废。他还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1][61]意思是只有把人与天、人与物联系起来考虑,才能弄清的精神实质。讲的也是内圣外王不可分离的道理。由于理学主流派在这个问题上存在重内圣,轻外王的偏颇,曾国藩、罗泽南等人强调内圣外王的统一,无疑是加强了外王的地位。 

晚清理学经世派关于外王问题谈的最多的还是它包括那些具体内容。罗泽南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养民,一是治民。他所说的养民,主要指用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广大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采用传统利农的方法来巩固和发展小农经济,没有多少新意。不过,他看到土地兼并,贫富分化悬殊的现象日益尖锐,包含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向社会发出警告,并提出一系列解决矛盾的办法。他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以均田的办法解决社会危机:惟正其经界,定其多寡计民之数为授之,则天下之贫富可均,天下之民志可定矣。[1][62]所谓治民就是用封建政治统治术治理国家和人民。他提出的治民方法包括四个方面,即礼也者,所以昭天地之节者也乐也者,所以昭天地之和也刑也者,所以彰天之罚者也兵也者,所以行天之讨者也。[1][63]其中既有强硬弹压的手段,也有教化安抚的办法,可谓恩威并用,软硬兼有。从人治观点出发,罗泽南认为,推行外王之业的关键是得人的问题,即依靠有道明君,指出: 

 

今夫天子者,继天立极,致天下于中和者也;宰辅者,燮理阴阳,佐天子以建极者也;百官有司,各修天职,挽四方之风气,同归于极者也。天人之理一也,人之所为,即天之所为也。天人之分殊也,人之所不能为者,恃乎天,天之所不能为者,亦俟乎人也。是故五谷封穰,俟农夫之耕种;蚕桑繁盛,俟女工之缫浴;至理昭著,俟圣贤之发明;民物并生,俟帝王之平治。[1][64] 

 

罗氏强调明君的作用,无疑是他封建立场的体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看重人事因素的重要作用,没有陷入天命论的泥潭。 

曾国藩对外王之业的理解是与经世之志经世之学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圣人者,自天地万物推极之,至一室米盐无不条而理之,[1][65]体现了他积极的用世精神。他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内圣外王之志,仅有民胞物与的志向远远不够,还要有足够的经世之才。为此,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1][66]从而把经世之学与开外王之业结合起来。他于经济用功尤勤,悉心考究,明确提出开外王之业的要务有十四项,指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礼,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1][67]这十四项要务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家最主要的军国大政。对此,曾国藩不仅自己率先讲求,而且还在属员中进行提倡。一时间,在咸同年间的士大夫中形成讲求经济的风气,使不少理学中人转攻经济,矢志于外王之业。他们从军、从政,直接参与解决清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的问题,大显在事功方面的身手,取得了不少成效。晚清文人曾廉曾谈到理学在事功方面的作用,说: 

 

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数年。罗泽南与其弟子王  、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不谓非正学之效也。[1][68] 

 

他所说的转移天下指的就是理学经世派在开外王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晚清理学经世派及其思想的评价 

 

理学经世派是晚清理学营垒中较有生气、有作为的一个思想派别。这个派别一手高举程朱理学的旗帜,一手又打出经世致用的旗号,以标榜义理经济合一的口号而调整了理学内部的关系。经过他们的努力,使晚清理学既保持了儒学的正统性,又增强了应变性,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理学末流流于空疏的弊病。 

理学经世派是一个政治色彩相当浓厚的知识群体,具有干预政治的主动性。在19世纪50----60年代发生的社会大动荡中,这批人纷纷走出书斋,投笔从戎,参与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镇压,竭力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在这幕血腥的历史惨剧中,理学经世派大多数人以军功升官晋爵,博得中兴将帅的美誉,俨然以喜剧收场。这与当年林则徐因抗外敌而遭重惩的悲剧性结局形成鲜明对照。理学经世派的这些政治活动及鼓吹尊朱卫道的思想文化活动,显然起到强化封建统治的作用。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而言,这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在评价理学经世派的时候,决不能忽视这一点。 

由于理学经世派带有比较浓厚的卫道色彩,思想上的正统性体现得较为突出,因而与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相比,有一定的差异。 

理学经世派与龚自珍等人都对当时的社会现状表示不满,对清朝统治的许多黑暗面进行揭露、抨击,然而,理学中人的论述远不及龚自珍等人的深刻。龚自珍不仅揭露了社会弊端的表象,而且能够从封建制度本身寻找致弊之因,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皇权,指责封建帝王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不惜把臣子视为奴仆、犬马,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1][69]他的批评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运作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改变皇权高度集中的状况,实行触及君主专制的深层改革。而理学经世派主要把批评的目标集中在朝廷的官吏行政方面。他们对国家吏治败坏的抨击固然言辞激烈,痛心疾首,但只停留于批评朝廷官吏上,而没有对支配百官的君主集权进行反思。似乎国家的弊端都是贪官污吏造成的,而与皇帝无关,皇帝永远是圣明的。他们当中也有人规谏皇帝,但并未象龚自珍那样用批判的锋芒触动皇权,而是希望皇帝按照古代圣人的标准修养圣德,更好地实行自己的权力。这种批判的目的旨在加强君权的地位,其结果与龚自珍等人的批判截然不同。龚自珍通过社会批判隐约地感到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处于昏时衰世,是将萎之华,惨于槁木,预感到中国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对于这种变化,他不恐惧,不沮丧,敢于正视和面对。理学经世派也预见和感到社会动荡的到来,但是,他们对待社会变动的心态与龚自珍不同,是以恐惧、凄惶的心情来对待的。他们慨叹社会动荡毁坏了天道天理,荡涤了纲常名教,主张重振封建纲常,复兴程朱理学,以对抗社会变革。他们梦寐追求的只是人心正,风俗淳,教化行的典型封建秩序。他们的思想缺乏龚自珍等人精神深处的那种叛逆性格,带有较多的保守性。可以说,理学经世派是晚清地主阶级改革派中较为保守的一翼。 

然而,理学经世派在思想上毕竟保留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基本特征,如主张经世致用,赞同变易,具有求实务实的风格等等。这些内容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的继承,而且在客观上也适应了社会变化的需要。他们的思想学术至少有两点可以肯定: 

第一,以标榜经济影响了当时的士林风气。乾嘉以后,士林风气日益颓废,多数士人或者沉湎于八股,或者空谈性理,或者埋首考据,追求脱离实际的空泛文字。为了纠正这种学风,经世思潮应运而生。理学经世派也提出以经世之学济义理之穷的主张,高张经世致用的旗帜,成为晚清地主阶级经世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为经世致用思潮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经曾国藩等人的提倡,义理经济为许多士人所接受,成为他们治学修业的一种共识,造就了不少通晓世务的人才。曾国藩幕府的人才之盛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容闳在回忆当年参曾幕的情形时说: 

 

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期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文正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1][70] 

 

在晚清学风由的变化中,理学经世派所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第二,开掘程朱理学的外王之学,弥补了理学重内轻外的偏颇。内圣外王尽管是程朱理学的核心内容,但是晚清以前的理学家主要阐发内圣之学,精力全部用于言性说理与存养工夫,而忽略了外王之业,漠视事功,导致理学出现本末脱节,重本轻末的流弊。理学经世派看到这种弊病,提出本末兼赅体用并举的主张,强调了外王之业和事功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理学偏重于的不足,给日趋没落的理学注入了一些活力,使它在衰落的大趋势中出现了短暂的中兴。正如贺麟所说:在前清咸同年间,清朝中兴名臣,如曾涤生、胡润芝、罗罗山三人,均能本程朱之学,发为事功。[1][71]它所显示出的效果尽管只有短短的一瞬,并未从根本上挽救儒学衰败的命运,但却启迪了以后新儒学学者从开外王的角度总结儒家思想的历史经验。 

现代新儒学大师熊十力曾经把曾国藩和王阳明做过比较,认为王阳明在个人才干、智慧方面高于曾国藩,但在事功方面则不及曾。原因在于王氏重内轻外,逐本弃末。熊十力说:阳明非不知本末、体用,乃至一身与民物,皆不相离。然而其全副精神,毕竟偏注在立本,乃至偏注在修身。这里稍偏之处,便生出极大的差异,其结果直接导致承学之士皆趋于新学,甚至流为狂禅,卒无留心实用之学者。[1][72]与王阳明偏于治内不同,曾国藩在治内立本的同时,没有忽视治外事功,做到了本末兼备,在一定的意义上纠正了理学的偏颇。熊十力评价说: 

 

若及涤生,三十二圣哲画像记,以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四科并重。其为学规模,具见于此,其精神所往,亦见于此。但虽主四科并重,而自己力之所及,终贵乎专。涤生于经济,盖用功尤勤。其诏诸子,恒以农桑、盐铁、水利,或河工、海防、吏治、军事、地理、历史等等专门之业,淳淳然督之以博学。此皆属社会科学的范围,皆实用的知识。自其为诸生,以至官京师,皆孜孜研讨,并与其子弟以及朋友、学生互相淬砺。一旦领军,又留心四方可造之士,置之左右,幕府而兼学校,将帅而兼师道。其全副精神都在致实用,求实学。故其成就者众,足以康济一时,而收效与阳明迥异者,惟其精神所专注不同故也。[1][73]  

 

这段话对曾国藩的义理经济合一思想及其实践活动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揭示了曾国藩与王阳明在学术与事功上迥异的原因,评价颇为中肯。根据这个思路,熊十力对程朱理学走向衰落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清代以前的理学各派大都没有处理好内圣外王的关系,主要的问题就是偏于治内而疏于治外,没有把精力放在外王之业上,荒废了事功,导致虚妄之弊丛生,贻害于后世。他指出: 

 

宋儒虽谈政事,大抵食古不化。二程朱子委之吏事,不患无济,惟其能以诚心作实事故也,但欲其翻天动地,创制易俗,开物成务,以利民用,则其学与识皆不足。何以故?其精神所注,终不在此。......宋儒反身工夫甚密,其干察世变,皆极肤也,至今诵其政谈,鲜不惑其迂纯。……宋儒于事功方面,自是无足称者。……孔子内圣外王的精神,庄子犹能识之,至宋明诸师,而外王之学遂废。自此,民族愈益式微,此非我辈今日之殷鉴耶!夫以学业言之,人生精力自有限,长于此者,短于彼,然识量所涵则不当拘此而遗彼也。宋明诸师识量不免有所拘,而有所遗。[1][74] 

 

熊十力在这里批评宋儒治学上的食古不化,不仅存在于理学之中,而且也是整个传统儒学固有的顽症。这种顽症大大助长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重道德、轻事功,务虚不务实的社会风气,把人们的精力引向内在道德修养、调整人际关系乃至追求八股科举方面,而忽略了探讨和解决人群社会和自然之间的问题,形成了讳言功利,偏重道德的社会价值取向。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停滞,科技落后,社会进步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清理学经世派在义理经济合一的旗号下,强调本末兼赅体用并举,把精力转移到开外王方面,对于纠正宋明理学的偏颇是不无裨益的。他们的努力不仅对理学作了新的发挥,而且给后人总结传统儒学的历史经验教训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资料来源:《晚清理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版) 

     

 

[1][1] 刘蓉:《致某官书》,《养晦堂文集》卷3,第4----5页。 

[1][2] 刘蓉:《致某官书》,《养晦堂文集》卷3,第5页。

[1][3]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106页。

[1][4] 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第88页。 

[1][5] 吴嘉宾:《论内外罔欺疏》,《求自得之室文钞》卷4,第17页。

[1][6] 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第30页。

[1][7] 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第32页。

[1][8] 曾国藩:《应诏陈言疏》,《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7页。 

[1][9] 曾国藩:《议汰兵疏》,《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19页。 

[1][10] 曾国藩:《应诏陈言疏》,《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7页。 

[1][11] 刘蓉:《复窦兰泉侍御书》,《养晦堂文集》卷7,第4页。 

[1][12] 夏炯:《乾隆以后诸君学术论》,《夏仲子集》卷1,第9页。 

[1][13] 方宗诚:《夏仲子传》,见《夏仲子集》附文。 

[1][14] 夏炯:《学术有用无用辨》,《夏仲子集》卷1,第12页。 

[1][15] 方宗诚:《夏仲子传》,见《夏仲子集》附文。 

[1][16] 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2页。

[1][17]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92页。 

[1][18] 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2页。 

[1][19] 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 第442----443页。

[1][20] 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3页。 

[1][21] 朱文沐:《果木明正学全体记》,《慎甫文存》,咸丰三年长沙丁氏刻本,第30----31页。 

[1][22] 沈源深:《劝学浅语》,第15页。 

[1][23] 罗泽南:《人极衍义》,第12页。

[1][24] 刘蓉:《复彭竹溪书》,《养晦堂文集》卷3,第1页。 

[1][25]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50页。

[1][26] 朱文  :《从学札记》,咸丰三年长沙丁氏刻本,第32页。 

[1][27] 曾国藩:《答刘孟蓉》,《曾文正公书札》卷1,第8页。 

[1][28] 路德:《柽华馆文集》卷1,光绪七年刻本,第1----3页。 

[1][29] 朱文沐:《从学札记》,第26页。 

[1][30] 刘蓉:《复罗中岳论养气说书》,《养晦堂文集》卷3,第33页。 

[1][31] 朱熹:《答黄道夫(一)》,引自侯外庐等著《宋明理学史》上卷,第383页。

[1][32] 吴廷栋:《与方鲁生上舍论学第三书》,《拙修集》卷7,第7页。

[1][33] 朱一新:《答康有为第五书》,引自《翼教丛编》卷1,第14页。 

[1][34] 罗泽南:《天地》,《罗山遗集》卷3,第2页。 

[1][35] 罗泽南:《天地》,《罗山遗集》卷3,第1----3页。 

[1][36] 罗泽南:《与刘孟蓉书》,《罗山遗集》卷6,第13页。 

[1][37]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6页。 

[1][38]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9页。 

[1][39]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48----249页。 

[1][40] 曾国藩:《复胡莲舫》,《曾文正公书札》卷1,第27页。 

[1][41]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18页。 

[1][42]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19页。 

[1][43] 罗泽南:《答刘孟蓉书》,《罗山遗集》卷6,第9页。 

[1][44] 曾国藩:《杂著·笔记·功效》,《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78----379页。

[1][45] 曾国藩:《杂著·笔记·克勤小物》,《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86页。 

[1][46] 曾国藩:《劝诫委员四条》,《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9页。 

[1][47] 曾国藩:《劝诫委员四条》,《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9页。 

[1][48]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甲子四月。

[1][49] 苏源生:《大学臆说》卷1,咸丰十一年刻本明德堂藏版,第11页。 

[1][50] 曾国藩:《致诸弟》,《曾国藩全集 . 家书一》,第39----40页。 

[1][51] 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光绪十六年思贤讲舍刊,第7页。

[1][52] 刘蓉:《答曾涤生检讨书》,《养晦堂文集》卷4,第14页。 

[1][53] 《郭嵩焘日记》卷1,第497页。 

[1][54]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40页。

[1][55] 苏源生:《大学臆说》卷1,第12页。 

[1][56] 引自《魏源集》上册,第156页。 

[1][57] 刘蓉:《复彭竹溪书》,《养晦堂文集》卷3,第70页。 

[1][58]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55页。 

[1][59]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9页。 

[1][60] 罗泽南:《人极衍义》,第4页。 

[1][61] 罗泽南:《人极衍义》,第5页。

[1][62] 罗泽南:《人极衍义》,第13页。 

[1][63] 罗泽南:《人极衍义》,第14----15页。 

[1][64] 罗泽南:《人极衍义》,第8----9页。 

[1][65] 引自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曾国藩年谱》附二,第91页。 

[1][66] 李元度:《曾文正公行状》,《天岳山馆文钞》卷14,同治年间文光堂刊本,第27页。 

[1][67]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50页。 

[1][68] 曾廉:《应诏上封事》,《戊戌变法》第2册,第493页。 

[1][69] 龚自珍:《古史钩沉论》,《龚自珍全集》,第20页。 

[1][70]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 

[1][71]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9页。

[1][72] 熊十力:《与贺昌群书》,《天然》第1卷第7期,民国69年7月版。 

[1][73] 熊十力:《与贺昌群书》,《天然》第1卷第7期,民国69年7月版。

[1][74] 熊十力:《与贺昌群书》,《天然》第1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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