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在全，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5期，本文注释从略。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位时代巨子，他有着多方抱负，著述宏富，在诸多领域事功卓著，影响深远。司法储才馆，则声名不显，研究者甚少注意，在梁启超传记和相关论著中，或寥寥数笔，或只字未提。实际上，梁启超与司法储才馆的相关历史，意涵丰富，关涉1927年前后中国政治、法律、教育史上诸多重要问题，实有专门研究之必要。

一、司法储才馆筹建始末

鸦片战争后，列强攫取了在华领事裁判权。随着民族危机加剧与国人民族意识觉醒，朝野均深感此事之严重，为此，清政府亦有所努力，清末变法修律即在此背景下展开。辛亥鼎革后，历届民国政府均谋求撤废领事裁判权。在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再争撤废领事裁判权，会议通过《关于在中国之领事裁判权议决案》，以中国司法改良为撤废领事裁判权的先决条件，决定在会议闭会后3个月内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调查中国司法现状。由于此后中国政局不靖，法权调查迟迟未能展开。1925年五卅事件爆发，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反帝废约”成为响亮口号；6月，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团，提出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之主张。从1925年10月至1928年6月，北京政府开展一系列新订和改订中外条约活动，其中，法权会议是重点。

1926年1月12日，法权会议在北京居仁堂召开，中国与美、法、英、日、意等国代表参加，会议活动分为北京和外地两部分：在北京，主要是各国代表审查中国法律；在外地，中方组织外国代表考察中国司法现状。北京会议期间，中国全权代表王宠惠将业已译成英、法文的10余项中国法律提交各国代表审阅。北京会议大体完成后，5月10日，各国代表离京，拟赴武汉、南昌、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考察。时值战乱，交通阻隔，加之南方国民政府持反对态度，调查计划未能全部实现。6月16日，调查团返抵北京继续开会，草拟调查报告。9月16日，法权会议通过《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报告书在肯定中国法律和司法制度的若干进步后，指出中国法律、司法和监狱制度的诸多弊病，并以此为由，拒绝了中国政府和民众企盼的立即撤废领事裁判权之要求。

《报告书》尚未发表之际，为应对中国收回领事裁判权后的司法人才需要，8月底9月初，时任司法总长的罗文干、修订法律馆总裁王宠惠，即与梁启超洽商筹设司法储才馆之事。罗、王为何选择梁启超办理储才馆？这多半出于梁氏巨大的社会声望及其与法律界千丝万缕的关联。从清末开始，梁启超即以维新改革者形象登上历史舞台，他不断向国人引介欧美、日本的法政学说，亲撰大量法政论著，故有学者谓其为杰出的法学家。梁启超还与法律界有诸多实际关系，最重要者，当数他于1913年出任司法总长。虽然任职仅半年，但梁启超在法律界逐渐形成自己的关系网络与人脉资源，王宠惠、罗文干、刘崇佑、林志钧、余绍宋等，均是梁氏在法律界的好友或门生。在即将卸任总长之时，梁启超提出司法改革十条建议，其中第七条即“设立法官养成所”。此外尚有现实原因。这时北京政府经费异常短缺，人人都谋求生计活路。据报纸披露，8月某日，在王宠惠家宴会席上，刘崇佑提议设立司法储才馆，以梁氏为馆长。刘崇佑既是梁启超的门生，又是此前罗文干案的辩护律师，可谓有恩于现任司法总长，此中微妙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关联，使得储才馆之设成为可能。从事后实情来看，梁启超确实在储才馆中安置不少亲友故旧，解决生计问题。

长期以来，司法官员培训事务由法律专业人士操办。此前北京政府为培训司法人才，1914年在北京设立司法讲习所，聘请法律专家，时任大理院推事、庭长的余棨昌担任所长，后因经费困难等原因，于1921年停办。此次，由梁启超这样的非法律专业人士操办司法官员培训机构，实属罕见。因此，社会各界对梁启超出长储才馆，亦存异议：“梁任公之被聘为馆长，总不免使人疑异：一则任公先生虽然是‘国故大家’，却不是一个法律学者；一则任公先生兼职很多，事实上未必有充分余闲兼顾这个储才馆的事体。”

几经商议，筹设储才馆之事，逐渐落实成形。1926年10月下旬，北京政府通过筹设计划，确定12月1日举行入学考试，司法部公布《司法储才馆章程》《司法储才馆学员考试章程》《司法储才馆学员考验奖励办法》。实际上，这些章程、办法尚未定稿，还在修改中。按原计划，储才馆学员考试是单独进行，后司法部将学员考试改为司法官考试，考试及格者送入储才馆肄业，以资深造。《司法储才馆章程》也重新修订，规定：储才馆设馆长一人，由司法总长聘任，总理全馆事务；馆长之下，设学长一人，由馆长聘任之；秘书二人，事务员若干人，由馆长派充之。储才馆学员包括：“（1）应司法官考试初试合格者；（2）经司法官再试典试委员会审议免初试者；（3）有司法官资格人员而志愿入学者。”学员毕业考验及格者，由储才馆发给毕业证书，以司法官再试合格论。

然而，筹设工作面临的困难不少，特别是经费与人员问题。经费难题在司法部和税务处之间多次往返周折，最后税务处准许：自1926年12月起，每月给储才馆8000元。由于时局混乱，招收学员工作延后，到12月中旬，经资格审查，合格者共计470多人；12月18日举行甄录试，考取442人；22日至31日正考，录取者220人；1927年1月7日分班传见，10日入储才馆肄业。据一位学员忆述：“储才馆的招生标准，以在大学或专门学校法律科毕业者为限。初次招生考试是在1926年冬季，即在学年半途中开始，故参加应试的大都是长江流域以北的学生。应考者共六百多人，而录取的只有二百二十余人，当中朝阳大学毕业生占三十多人，为各校之冠。”

就在各项馆务紧锣密鼓推进之际，梁启超极为倚重的储才馆学长林志钧提出辞职，并推荐好友余绍宋继任，好在余绍宋也是梁氏倚重之人，关系非同一般。余绍宋接手储才馆之时，开馆在即，各项事务必须迅速落实到位。1927年1月初，为教员、场所、薪俸等问题，余绍宋不断与相关方面反复洽商，甚是繁忙。11日余向梁报告筹备开馆情况，“诸务渐次就绪，工程限十六日完竣，定十七日行开馆礼，十八日甄录英文，二十四日开课”。17日储才馆在司法部街前司法讲习所举行开馆典礼，除导师教员、学员外，北京法律界名流也悉数到场。

二、办馆理念：“人格修养”与“常识扩充”

若从教育背景而言，梁启超不能算是法律专业人士，但梁氏情况较为特殊：从戊戌时期开始，他就翻译、介绍大量国外法政书籍；加之梁氏长期流亡海外，对现代法政运作有着自己的观察与体验。从梁启超遗存下来的相关法政文字来看，多半写于清末时期，内容侧重于中国传统法律的现代阐发与西洋法政知识（国体、政体、国会等）之译介。由此可推知，梁启超知悉现代法政知识（尤其是原理），如此知识结构，使他未必胜任具体的法律事务工作，如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但从事法律政务工作，则无大碍。因此，梁启超可谓一位“半法律人”。

与此前由法律专业人士主办、课程设置几乎完全是法律专业知识与实务训练的司法讲习所相比，“半法律人”梁启超办理的储才馆，明显表现出有别于“法律人”的思路与风格。在开馆致辞中，梁启超开宗明义，“收回法权，为目前最要之事，虑无不知之者。既欲收回，则须预备”，储才馆之设，正是为此。接着，梁启超谈办馆之思路，他说：诸位学员均已受过完备的法科教育，而且复经司法官考试，对于“法律之一般智识，已有相当成绩”，那么，为何还要再入储才馆学习三四学期呢？由此，梁启超提出，储才馆所注重者有二：一为“人格之修养”，二为“常识之扩充”。梁氏指出，无论何种事业，“以人格修养为最重要”，修养包括责任心与兴趣；所需扩充之常识可分为两种，即应用法律与观察社会。梁启超特别说道：“法界中人因头脑太细之故，常留于呆板，此不独中国为然，即世界各国亦如此也。因运用呆板，常识不足，故法律亦可以杀人。誓如经办一案，援据条文，毫无错误，而结果则完全不合于事情。”最后，梁启超希望学员们努力学好“外国文”。

作为馆务执行者，余绍宋在开馆报告中说：为落实梁启超的人格修养和常识扩充之要求，储才馆酌定各项办法：每星期六下午不复授课，敦请导师或名人演讲，以期达此目的；科目，第一学期注重学理，第二学期注重实习；为扩充常识，设《社会问题》一门课程；设外国文两科（英文、日文）。罗文干、王宠惠等人的致辞，内容与梁氏大同小异，均指出在法律专业知识之外，责任心与常识之重要。显见，在筹议储才馆的宗旨与方针方面，梁启超、罗文干、王宠惠等人当有磋商，且有共识。

从此后馆务实际运行来看，确实大体贯彻了梁启超办馆思路和方针。储才馆从北京各级审检机构、法律院校中组建了一支较高水准的师资队伍，聘请王宠惠、罗文干、林志钧、郑天锡、叶在均等法律界名流为导师，主要课程、教师、学时安排如下：民事法规及判例（总则），余棨昌，一学期；民事法规及判例（债权），李怀亮，二学期；民事法规及判例（物权），刘含章，一学期；现行刑律及判例（总则），郁华，一学期；商事法规及判例，刘志扬，三学期；民事诉讼法规及判例，石志泉，三学期；刑事诉讼法规及判例，陈瑾昆，二学期；监狱学及实务，梁锦汉，一学期；刑事审判实务，李受益，一学期；公牍，吴源，二学期；中外成案，一学期；英文，郑天锡、关应麟，四学期；日文，周龙光、钱稻孙、卢毅安，四学期；社会问题，李光忠、陈达，二学期。显而易见，师资队伍确实为一时之选，课程多为判例和审判、监狱实务，重视司法实践训练。储才馆分发学员相关证件，学员可随时前往各法院旁听，也可随时参观监狱，以提高实务能力。

在梁启超看来，储才馆学员必须重视常识之扩充，常识可分为两种：应用法律、观察社会。对在法科毕业人员来说，援引、运用法律似不成问题，问题是要注意观察社会，重视现实问题。其实，这也是梁启超对民初中国法律制度、司法人才的观察与反思。辛亥鼎革后，大批法政毕业生成为司法官员。梁启超指陈：“朝出学校，暮为法官，学理既未深明，经验尤非宏富，故论事多无常识，判决每缺公平，则登庸太滥之所致也。”显然，如此初出校门、阅世未深的青年法科学生，对社会现实了解不足。正因此，储才馆创设伊始，特设《社会问题》课程。1927年2月19日，储才馆邀请著名劳工问题专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陈达教授为学员讲授《我国劳工法规之讨论》；4月16日、5月18日，储才馆邀请著名经济、人口问题专家马寅初来馆演讲。这一课程旨在让学员更了解中国社会实情。

梁启超认为，提高学员人格修养是储才馆教育之重点，也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除邀请专家、名人演讲外，梁启超亲自开堂授课，每周六下午担任一堂功课，题目为《人生哲学》；每星期五、六，另辟出两小时为接见学员时间，与学员切磋互动。梁启超讲授《人生哲学》，目前所见有讲稿留存者，有三篇。1927年2月5日，梁启超第一次在储才馆授课，题目为《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他认为，青年读书之时就是修养之时，最稳当、最简捷、最易收效果的修养方法，“当以陆王一派的学问为最适合”，要点是：致良知、重实验、非功利、求自由。具体落实到储才馆学员，要负担这种责任，必须同心协力，能够实地做事，要养成做事的能力。3月5日，梁启超再次为学员授课，题为《学问的趣味与趣味的学问》，他首先承认自己是趣味主义者，认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根据自身经验，梁启超认为有两条路可走：深入的研究、交替的研究。他指出，学员们专学法律，以法律为主要科目，整日在法律中讨生活，“精神最易感受疲劳，为恢复疲劳起见，至少要在文艺美术方面找一种，轮流的参错调换才好”。5月14日，梁启超在储才馆讲授《法官之修养》，认为法官人格修养最重要三点是：独立的勇气、深切的责任心、美满的精力。

综观上述三篇讲稿，可见梁启超对储才馆教育之心思所系，即人格修养、培养趣味、常识扩充等，这也符合梁氏本人开馆时所定之宗旨与方针。若放宽视野，将这些讲稿内容置于欧战后的中外思潮、国内形势，尤其是教育状况之中，或许能更好把握梁氏所言之思想脉络与精神意涵。

欧战结束后，1918年底梁启超等人赴欧，进行一年多的游历与考察，目睹了战后欧洲的残破、动荡、凋敝，亲身感受西方思潮变动，在欧洲长期盛行的理性主义、科学至上主义等，备受质疑。梁启超断言：欧洲人“科学万能”破产，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而强调自觉和“精神生活”的柏格森哲学等的兴起，预示着欧洲将在这条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来”。梁启超思想受到极大触动，他主张对西方学说不应盲从，质疑“科学万能”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反对全盘否定，主张借助西方科学的精神与方法，重新估价和整理国故，以发展新文化。欧游结束后，梁启超等人投身文化学术教育事业，自然将上述思想付诸实践。在教育领域，梁启超发现此时教育只重视智识、简单机械等问题。1926年11月，梁启超在清华研究院茶话会上讲道：“现在学校只是一个贩卖智识的地方，许多教员从外国回来，充满了智识，都在此发售，学生在教室里若能买得一点，便算好学生。但学问难道只有智识一端吗？”梁氏援引孔子所言“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认为教育必须知、仁、勇三者并重。次年初夏，梁启超对清华学子谈道：“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以外，更没有所谓意志，也没有机会做旁的事情”。梁氏直言，自己来清华执教是有抱负的，即“想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他明言，“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一面求“智识的推求”，一面求“道德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如此，在教书育人中，就不仅是智识灌输问题，而且讲求人格修养和常识扩充等。

具体到法律教育领域，备受社会舆情之非议。1924 年《法政学报》说道：社会上的人常言，“法政学校是官僚养成所”，“法政学生是未来的臭官僚，臭政客”，对于这些话，“切不可抹糊过去”，因为如今法政学生确实“太放弃责任了”。为中国前途着想，必须要求法政学生在学校时“一方面须努力的造就自己的学问，以为将来作事的工具，一方面须随时培养自己的高尚纯洁的人格，以为将来成就事业的基础”，这是法政学生的“一般责任”。此外，还有“特别的责任”，即在功课之余，“把现在国内各种实际问题，拿来详细的研究，得失是非，自己须有一个明析的观察，认清将来自己应做的工作”。梁启超所定“人格修养”和“扩充常识”的办馆方针，即是对备受社会诟病的法律教育问题的因应与补益。

三、司法建设之探索：专业性与社会性

梁启超办馆理念，隐见当时司法问题及梁氏等人之探索。从世界近代法律史观察，法律专门化、人员职业化是与近代社会分工密切关联的长期进程，法律职业活动逐渐形成专有的知识或技术，未经专门训练的人无法从业；同时，法律界为追求自我利益并保证法律服务质量而形成行业垄断等。中国现代法制改革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远师欧陆，近法东洋，在京师、省城和商埠等地渐次筹组新式审检机构，讲求司法的专业化和人员的职业化。辛亥鼎革后，民国政府赓续其事。北京政府时期，虽然也有裁撤初级审检厅、行政兼理司法等举措，但在谋求司法专业化和人员职业化的大方向上没有改变。1920年后，中国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法律职业群体，包含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律学者等。现代司法讲求程序正义和专业属性，这有利于构建现代法治社会，但同时也产生一个相对独立、自治（或封闭）的司法内部系统。在强调司法专业化、人员职业化、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理念下，北京政府时期司法官员有一套严格的选拔、任用、升迁、保障制度。在此理念与制度之下，很多司法官员颇为“清高”、“与世无争”，保守气息浓厚，对社会现实保持相当的距离，甚至持一种漠视态度。这是司法与社会的一种疏远。从司法专业属性来看，这种疏远未必都是坏事，但在很长时期确实备受诟病。梁启超在储才馆开馆式上就直言“法界中人因头脑太细之故，常留（流）于呆板”；1934年国民政府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也说，“司法官都是不通情理的法呆子”。这些话或许言过其实，但也部分反映了相当的实情。这情况并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如何保持司法与社会之间适当的距离和适度的张力，时至今日仍是很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梁启超筹建储才馆之时，南方国民政府已经启动革命政党介入司法革新的“司法党化”运动。梁启超对储才馆学员明言，他对南方的“党化司法”不以为然，但是，北方司法状况面临着南方司法革新之竞争则是事实，而且在社会舆情中，南方要胜过北方，不然一些储才馆学员也不会投奔南方阵营。南方“司法党化”的基本要旨是把革命政党、群众力量、社会运动等导入原本独立、自成体系的司法系统中，让司法系统与革命政党、民众运动紧密关联在一起。这显然与北京政府奉行的“司法独立”理念有别，梁启超等人对此虽不认同，但在竞争中吸收南方司法某些因素，如尽量让司法人员了解、关注社会现实等，则是自然之事。故此，储才馆在法律专业训练之外，梁启超强调学员要提高修养、扩充常识、关注现实、了解社会。

与一般“法律人”习以为常强调司法专业化、人员职业化相比，“半法律人”梁启超有所不同，法律之外的诸多问题更易进入他的视野。梁氏有着多方抱负，也是感觉灵敏之人，当“四周环境里一有显著的变动，他（梁启超——引者注）便起而迎之，起而感应之”。欧战后，国际社会文化思潮变动，国内科学与人生观论争、司法与社会之疏远、南北政权竞争、法律教育等问题接踵而来，感觉灵敏的梁启超对此自然有所思考与因应。换言之，由于梁启超身上兼具传统与现代、专家学者与社会名流、中外文化思想交汇等多元因素，加上他与法律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由梁启超出任储才馆馆长，实际上让他扮演着沟通司法系统与社会文化思想之间的特殊角色。

储才馆之创建与运转，离不开罗文干、王宠惠、林志钧、余绍宋等“法律人”的共同参与，但“半法律人”梁启超无疑是司法储才馆前期的灵魂人物。梁氏巨大的社会声望和人格魅力，在储才馆筹建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不少学员报考该馆即仰慕梁氏大名而来，开馆后之运转亦体现着梁启超的个人风格和办馆理念。据一位学员晚年忆述：梁启超每周讲授《人生哲学》课程一小时，讲课时“上下古今，滔滔不绝”；每周到馆两三次，“一有空闲即接见学生，交相问难，互相启发，亲如家人。在当日北京各大学的校长中，没有像梁这样态度的”。虽然梁氏讲话带有浓厚的广东新会方言，一些科学名词与术语也听不懂，但“学生还是乐意接近他和信仰他的”。“由于经费充足，又有当时第一流的导师和教师，人们又仰于梁启超的名气”，所以储才馆开馆3个月之后即“卓有成绩”。这样的事后回忆，不免有些溢美之词，但大体可见梁启超和储才馆运转的实际状况。

储才馆办馆理念，包含着梁氏对当时法律教育和法政青年“太放弃责任”等社会舆情的反应与思考，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这样的“半法律人”的认识，后来被很多“法律人”所接受。20世纪30年代，留美法科博士、时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孙晓楼在探讨法律教育问题时，就明确指出法律人才的培养必须具备三要件：法律的学问、法律的道德、社会的常识；“一定要于法律学问之外，再备有高尚的法律道德”，还要有社会的常识，“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人情便是社会的常识”。在读到孙晓楼等人“主张法律教育应注重社会状况及法律道德”的论述后，上海地方法院院长沈锡庆认为“语颇中肯”，深表赞同。可见，梁启超关于法律教育之体认，不仅被法律教育界所认同，也被法律实务界所认可。

实际上，此后国民党的司法官员培训，亦受储才馆之影响。1929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开办法官训练所，培训自己的司法队伍，7日，该所教务主任郑文礼拜访余绍宋，了解储才馆办理情形，余氏具告之。法官训练所的课程设置、训练方式与储才馆颇有相似之处，“不仅注重于法学本身之研究，同时并致意于学员人格之陶冶及对于现代之认识，于实务训练之外，更每周延请名人演讲及指导学员从事党义之研究，聘请导师授以研究之方法”。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探索司法建设之路时，针对司法程序烦琐、司法人员与社会脱节等问题，于抗战时期尝试实行大众化司法制度，简化审级和程序，强调司法人员与民众在情感上保持一致、在生活方式等方面打成一片，甚至直接发动民众参与司法活动等，这与梁启超的办馆理念多有接近之处。

结 语

1927年6月奉系集团入主北京，18日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公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要求“国务院与各部官制另订”。20日张作霖特任潘复为国务总理，组成安国军政府。次日，潘复内阁通过议案：根据《组织令》，国务院分设9部，变通组织大纲；明令国务院限期修正现行官制官规等。随着时局剧变而来的中央人事变动和官制改订，深刻影响储才馆之处境。继罗文干之后担任司法总长的姚震，曾属皖系要角，担任过大理院院长，也是北京政府司法中枢的要人。司法次长为单豫升，是由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升任，为奉系人马。同罗文干、王宠惠等人与梁启超、余绍宋的亲密关系相比，姚震、单豫升与梁、余要疏远不少，政随人转，自是不可避免。姚、单召集部务会议，决定整顿部务、裁汰人员、编订预算等事项，随即提呈国务会议公决施行。由于中央“各部及附属机关官制”要修改，因此，隶属于司法部的储才馆之章程、人员及经费预算自然也要修改。

7月16日，梁启超接到姚震寄来的新订《司法储才馆条例》。与此前的储才馆章程相比，新章程（条例）变化很大，特别是馆长职权大为缩小，储才馆基本处于司法总长的严格管控中，主要体现在以下条款：第3条，储才馆置学长一人，由司法总长延聘，辅助馆长整理馆务；第4条，储才馆教员之定额及分类，由馆长函经司法总长同意定之，其延聘由馆长径行之，但应函报司法总长备案；第13条，学员奖学办法，由馆长函经司法总长同意定之；第16条，学员得征收学费，其数目及征收方法由馆长函经司法总长同意，以学员收费规则另定之；第18条，储才馆教职员之薪津，由司法总长呈准，以储才馆教职员薪津规划定之。对此，梁启超非常气愤，斥曰“荒唐已极”只能辞职。

继梁启超之后，单豫升接任，馆长，此后的储才馆，惨淡经营、勉强维持。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占北京，奉张势力退回东北，北京政权覆灭，单豫升去职。经多方接洽后，储才馆由南京国民政府接收，聘请石志泉为馆长。到1929年初，储才馆学员已完成两年的学习，南京当局认为“该馆毕业学员成绩甚优，亟应发往各地方法院，俾资实习”，储才馆学员135人分派各地法院实习，储才馆随之结束。北京政府培养的司法官员，成为南京政府司法系统之重要组成部分，政权更替，人事延续，储才馆培养了不少法学家，如李良、彭时、薛长炘、黄梅清等。

总而言之，在司法专业化、人员职业化的理念和制度之下，民国北京政府司法建设颇具成效，但也存在司法与社会疏远等问题，备受诟病。为应对撤废领事裁判权的人才需要，1926—1927年，北京政府创办司法储才馆，由梁启超主持办馆工作，在于发挥梁氏沟通司法系统与社会思想文化的桥梁纽带作用。司法储才馆在重视法律专业训练之外，强调“人格修养”和“常识扩充”，体现着梁氏对中外思想变动、国内社会舆情、南北政权竞争、法律教育等问题的因应与探索，他努力将新理念引入司法系统，试图使司法职业在专业性与社会性、技术与艺术之间保持平衡，颇具纠偏之效。因由时局剧变引发中央人事变动与官制改订，在主持储才馆仅半年后，梁启超被迫匆忙离职，但“半法律人”梁启超倡导的有别于一般“法律人”的办馆理念与风格，影响了此后的司法建设进程。梁启超在中国现代法治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值得后人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