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姜鸿，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1期，本文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近代博物学的兴起改变了西方人看待自然的方式，物种知识的产生和流行亦在商业、生态和政治文化方面引发跨国连锁反应。大熊猫作为博物学兴起后被重新“建构”的新物种，逐渐受到西方国家普遍关注，博物学机构的展览需求也为大熊猫的商品化拉开帷幕。当大规模的猎捕活动给大熊猫种群造成冲击，国民政府将管理重心由管控外国人转向保护物种，外人在华猎捕大熊猫成为非法行为。商业渠道中断后，欧美动物园为了得到大熊猫，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赠送请求，国民政府认识到大熊猫有特殊作用，“熊猫外交”遂开始出现。有管控的物种交流也为大熊猫物种的保护提供条件。从博物学知识的全球流行开始，中国的野生动物也开始为世人所熟悉，并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使者”。

收集域外的奇禽异兽是古代欧亚各国统治阶层共享的文化。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博物学的复兴和公共博物学机构的建立，域外物种在分类学上是否具有特殊地位成为西方国家收集动物的主要考量因素。与古代主要通过进贡等方式实现物种交流不同，近代的物种交流主要通过科学考察和标本贸易实现。伴随着殖民扩张的全球推进，西方博物学家、探险家不断深入世界各地考察和采集动物标本，这也成为中国野生动物走向世界的主要方式。由于西方势力最先在中国东南沿海得到巩固，华南地区的鸟兽也最早被西方人关注，不过该区域的鸟兽多为普通物种。随着内陆地区逐渐向西方人开放，横断山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亦成为西方探险家竞逐的区域。栖息在这些地方的大熊猫、川金丝猴、羚牛、白唇鹿、普氏野马、普氏原羚、麋鹿、东北虎、绿尾虹雉、褐马鸡等也逐渐被西方人所认知，并成为博物学上的新物种，它们的名字也常常跟法国传教士谭卫道（Armand David）、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等人联系在一起。当这些物种被科学发现之后，大批欧美探险家相继来华狩猎标本或捕捉活动物，中国稀有动物的全球贸易渐次兴起。与其他物种稍有不同的是，大熊猫在20世纪40年代被用作外交宣传，使其进一步成为世界知名的物种。

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已对谭卫道发现大熊猫的经过，以及欧美探险家来华猎捕大熊猫的过程做了详细研究。关于20世纪40年代的“熊猫外交”，也有学者从南京国民政府角度建构了“熊猫外交”的形成过程。不过，论者通常未能深入讨论大熊猫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的科学与商业背景。同时，由于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外国人来华采集标本活动中扮演的角色缺乏研究，有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无力管控外国人来华狩猎大熊猫。也正因为缺少对中国政府的管理政策和物种保护政策的分析，论者亦未能观察到商业渠道中断后的观赏需求与“熊猫外交”的形成存在内在联系。本文拟考察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大熊猫如何逐步走向世界的过程，同时讨论南京国民政府对外国人来华采集标本的管理和稀有物种保护政策，进而分析欧美的“熊猫热”与国民政府“熊猫外交”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近代博物学、全球贸易与中国大熊猫走向世界

近代世界是知识急剧转型的时代，也是商品急速流通的时代，两者亦存在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近代博物学的兴起和全球贸易的发展正是这种联系的集中体现，它们也是中国大熊猫走向世界的重要背景。如要对大熊猫如何逐步走向世界作出解释，则需分别对博物学的复兴、博物学机构的展览需求、探险家在西南的活动和动物贸易进行具体分析。

（一） 博物学在近代的复兴

在大熊猫走向世界过程中，近代博物学为西方人发现和认识大熊猫奠定知识基础。博物学这门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学问经过长时期的沉寂，在16世纪中期全面复兴并不断发展壮大。分类、描述和命名成为其主要内容。博物学的复兴改变了西方人看待自然的方式，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一个新的可视性领域全方位地建构起来了”。具体而言，对自然事物分类方法的改变是近代博物学最重要的转变。已有研究表明，近代早期的博物学家多从人类利用的层面出发，而不是根据动植物的内在特征进行分类。不过，随着博物学的发展，这种功利主义取向的分类方法逐渐被独立、客观和不以人类为中心的新分类体系所取代。其中，瑞典博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确立的以植物性器官识别植物的分类体系被博物学界广泛采用。近代博物学的另一转变表现在由注重古代文献到重视田野考察。瑞士地质学家、动物学家阿加西（Louis R. Agassiz）的口头禅即是博物学转型后的具体体现，他说：“假如你只是在书上研究自然，你走出门去根本找不到它。”伴随着殖民扩张的推进，博物学在空间上得到拓展。经过近代博物学洗礼的法国传教士谭卫道进入四川穆坪（今宝兴县）后当即察觉到大熊猫的科学价值，因为这种动物在博物学上从没被记录和描述过，他在日记中写道：“这种动物将成为科学上的一个有趣的新发现。”

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国虽有发达的博物传统，但在本土知识谱系中大熊猫并未优先被近代国人认知，这主要与中西方的博物传统存在本质差异有关。当西方博物学朝近代科学方向发展时，中国博物学的运用仍停留在利用层面观察本土动植物。譬如，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当地文人对大熊猫的形态有过较精准地描述，诸如“性最痴”，“不食五谷，食竹连茎”等。但由于他们不具备一套类似西方分类体系的思想资源来确定这个物种的位置，他们将大熊猫视为无用的怪物，道光时期的《留坝厅志》就称其为“腹无五脏，惟一肠，两端差大，可作带系腰”。与文人的看法相同，大熊猫在当地农民眼中同样无甚价值，德国人种学家、探险家施特茨纳（Walther Stötzner）在汶川的经历为我们了解农民的观念提供了可能。1914年施特茨纳为了养活买到的大熊猫幼崽，想在当地找人做保姆，但他发现当地人很难理解为何西方人会对一只“笨熊”如此大惊小怪，一个姓薛的人告诉施特茨纳，如果要他照顾这只小熊，“瓦寺的妇女会嘲笑他”。大熊猫之所以会成为本土文化中的怪物，正与中国博物传统中的功利主义有关，因为其不具有经济价值。大熊猫的皮不值钱、肉不可食，这是当地人对其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到访过川西地区的很多外国人都留有这方面的记载，譬如德国探险家台飞（Albert Tafel）就明确告诉读者，虽然“竹熊”皮偶尔会落到汉族商人手中，但当地人并不认为其珍贵，因为它的毛很短，只能得到很少几个铜钱，台飞同时指出，“竹熊”肉在当地也被认为不可食用。

显然，大熊猫的现代意义难以通过本土知识加以赋予。当然，西方博物学知识仅是其被博物学界认识的条件之一，大熊猫能够在博物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还因为它在分类上具有不确定性，并引发争论。谭卫道首次看到“黑白熊皮”时推测这个物种是熊的新种，在对猎人随后带来的标本仔细观察后，谭卫道认为“它一定是熊科的一个新种”。在写给巴黎自然博物馆馆长爱德华兹（A. Milne-Edwards）的信中，谭卫道将此物种命名为Ursus melanoleucus（黑白相间的熊），但当标本运抵博物馆后，爱德华兹认为这个物种不是熊的新种，而是与熊猫和浣熊更接近的新种，因此被命名为Ailuropoda melanoleucus（黑白色的熊猫）。然而，博物学家们却不尽赞同爱德华兹的看法。关于博物学界围绕熊与熊猫展开的持续争论，学界多有介绍，兹不赘述。笔者想强调的是，这场争论虽然无果，却引来了更多人对大熊猫的关注。

（二） 博物学机构的展览需求

除了知识层面的因素，大熊猫能够进入西方社会还与博物学机构的展览需求分不开。博物学在18世纪、19世纪蓬勃发展直接催生了自然博物馆和动物园这两个现代机构。根据美国学者法伯（Paul Lawrence Farber）的研究，至1900年，英、美、法、德四国共建成自然博物馆950座，动物园也成为欧美国家大城市的“标准景点”。

自然博物馆希望得到完整的大熊猫标本，主要用于分类研究和展览两个层面。由于大熊猫在分类上具有不确定性，自然博物馆急需得到完整的标本，以便澄清科学上的谜团。就展览而言，博物馆的藏品最初主要供专业博物学家研究之用，但随着公众的博物学热情日渐高涨，向公众开放、同时实现教育目的亦成为博物馆重要功能之一。此外，展出稀有物种的标本也成为标榜权力的表达。亦即是说，展出大熊猫这种世界稀有动物的标本可以成为自身实力的象征。因此，当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博物馆成为首个拥有完整大熊猫标本的博物馆后，哺乳动物部主任奥斯古德（Wilfred H. Osgood）急于向外界证明他们在博物学界的地位，他说他们的大熊猫标本虽然不是全球仅有的，“却是唯一一个完整又完美的，也是唯一一个被白人射杀的”。

同自然博物馆一样，近代动物园的创建也旨在推进博物学的发展，差别仅仅在于动物园研究和展出的是活动物。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大众科学的日渐普及，从19世纪中期开始，理性娱乐、教育和保育逐渐成为近代动物园的主要发展方向。大卫·米切尔（David W. Mitchell）担任伦敦动物学会秘书之后对伦敦动物园进行的改革是这种转变的起点。有学者指出，为了吸引大众游览和培养工薪阶层的休闲方式，米切尔“汲汲于寻找引人注目的藏品”，并进行大量的广告宣传。关于欧美动物园发展史的研究表明，伦敦动物园的改革，不仅对英国本土动物园转变经营方式起到示范作用，还对其他国家动物园的经营理念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何稀有的大熊猫会成为欧美动物园普遍搜求的对象。有证据表明，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开园之初，纽约动物学会就致力于为其获得大熊猫。据载，布朗克斯动物园园长霍纳迪（William T. Hornaday）在1901年、1902年向东亚旅行者和标本采集员支付佣金，要他们带回中国的麋鹿和大熊猫，他表示愿意用500元（西班牙银元）购买大熊猫。伦敦动物学会在此之前是否宣称过类似需求，尚待更多资料佐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他们亦加入竞逐行列之中。1929年4月，当美国探险家史密斯（Floyd T. Smith）将其西南探险计划透露给外界后，伦敦动物学会秘书彼得·米切尔（Peter C. Mitchell）当即表示对此有兴趣，即是明显的例证。

（三） 探险家在西南的活动和动物贸易

当然，博物学机构能否顺利展出标本或活动物还有赖探险家来华考察和收购动物。英国学者亨利·尼科尔斯（Henry Nicholls）认为博物学机构之间为了竞争，主动组织探险队赴华猎捕大熊猫。事实上，来华的探险队是由各大博物学机构赞助。20世纪初的探险活动，通常由博物馆赞助经费和设备，探险家狩猎的标本则归博物馆所有。美国探险家罗斯福兄弟（Theodore & Kermit Roosevelt）1929年与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合作正是采取这种方式。罗斯福兄弟成功狩猎大熊猫的事件，引发更大规模的外国人赴川西狩猎稀有动物和收集动物区系资料。史密斯、费城电业大亨托马斯·多兰（Thomas Dolan）之孙布鲁克·多兰（Brooke Dolan）、哈佛大学法学系学生塞奇（Jr.Dean Sage）、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葛维汉（David C. Graham）等也都是得到不同博物馆赞助的知名探险家。以史密斯为例，就在罗斯福兄弟追踪大熊猫之际，他萌生出与菲尔德博物馆合作的想法，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副馆长毕安祺（Carl W. Bishop）在一封信中谈到：“史密斯的愿望是在中国南方几省进行为期数年的标本采集活动，并建立一些标本采集营地，他将对其进行个人监督。”最后在毕安祺担保下，哺乳动物部主任奥斯古德同意赞助史密斯赴川滇采集大熊猫等动物的标本。

除赞助外，博物学机构也购买标本或活动物，这也为那些未能得到赞助或者解除合约后的探险家出售大熊猫提供条件。就史密斯来说，受经济危机影响，菲尔德博物馆在他完成1931年考察后就解除了合约，此后史密斯多次向菲尔德博物馆出售标本，其中就包括大熊猫标本。就出售活体大熊猫而言，美国探险家威廉·哈克内斯（William H. Harkness）的遗孀露丝·哈克内斯（Ruth Harkness）和史密斯是主要的人物。露丝·哈克内斯是首个将活体大熊猫带到美国的人，并向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成功出售2只大熊猫。史密斯则是向欧美动物园出售大熊猫数量最多的人。1937年和1938年，史密斯至少收购了11只大熊猫，其中5只成功运抵伦敦。史密斯之所以能够获得众多的大熊猫，与他在川西地区设置的标本采集营地有关。史密斯未经中央研究院同意，私自前往川西活动，后被四川省政府“勒令出境”，不过他的代理人继续为其收购动物。成都当地报纸《新新新闻》报道称，一位自称芝加哥博物馆学者的美国人驻扎在茂县马良坪山间，派人分赴屯区各县，“大价收买各种生物鸟兽”，据此人透露，这些动物系带回美国供博物学研究和制作标本之用。记者发现，此人在4个月时间内收购的动物种类不下100种，且“大都为活着的珍禽异兽”。

另外，售卖活动也可能在科技合作名义下进行。大熊猫在芝加哥引发观赏热潮，这让纽约动物学会坚定了投资大熊猫的信心，当时史密斯有几只大熊猫待售，但因价格问题交易最终没能达成。纽约动物学会遂将目光投向华西协合大学。此时的纽约动物学会理事塞奇向华西协合大学提议，由纽约大学向华西协合大学提供教学材料和科研器材，后者帮助采集川西地区的动物标本。该协议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大熊猫。塞奇在信中写道，他们首先想得到的是1只活的大熊猫幼崽，“如果可能，最好是一对，一雄一雌”。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由此得到了大熊猫“潘多拉”和“潘”。

总之，近代博物学的兴起和全球贸易的发展为中国大熊猫走向世界创造条件。博物学首先在知识层面奠定基础，物种知识的传播以及分类问题上的争论使大熊猫进一步成为博物学界关注的焦点。博物学机构为大熊猫进入西方社会提供制度平台，他们的展览需求也为大熊猫的商品化拉开帷幕。20世纪30年代是外国人来华运出大熊猫标本和活体大熊猫数量最多的时期，他们运出的大熊猫标本约45个，活体大熊猫有14只。（原文表略）这一结果的产生，除科学和商业因素之外，亦与当时中国政府的管理有关。

二、从管控来华外国人到保护大熊猫

有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运到国外的大熊猫标本和活体大熊猫是外国人来华盗猎的结果，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无力管控外国人在华的狩猎行为。但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从1929年起就已开始对外国人来华采集标本进行严格管理。在最初，管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权益和管控采集标本的外国人，到1939年保护物种成为他们的主要关切点。

（一） 中央研究院管控来华采集标本的外国人

20世纪30年代来华采集标本的外国人具有一些有利的外在条件。具体到猎捕和运输大熊猫来说，1.九一八事变后西南地区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内河航运条件亦随之改善，外国人可以乘船直抵大熊猫产区附近。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外国人还可通过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运输大熊猫。2.华西协合大学作为大熊猫的暂养基地，成为运输的中转站。3.随着国民政府经营西南力度增强，外国人在该区域考察时的安全也得到保障。应该说，外国人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集中运出大熊猫离不开这些条件。不过在有利条件的背后，他们也受到比前人更为严格的管控。

1929年筹备、1930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下文简称“自然博物馆”）是外国人来华采集动植物标本的主管机构。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对外国人来华采集标本有着严格管理，不过管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管控采集标本的外国人和维护国家权益，而保护物种最初未成为他们的管理重点。不论是管理政策的制定还是管理条例的运行都能清楚反映这一点。首先，鉴于外国人来华采集标本事先不经中国政府同意，并将有学术价值的标本悉数运出中国，中国政府认为外国人的这种行为有损国家权益。为了审核外国人来华考察的资格，并提留有学术价值的标本，南京国民政府规定外国人来华采集标本必须先与中央研究院接洽，并签订“限制条件”。其次，在与外国人签订的“限制条件”中，中央研究院并未对外国人所采标本的种类和数量加以限制，他们关心的是，外国人的采集活动是否在中国政府监视下进行，标本运出中国之前是否经主管部门审查和提留。

中央研究院没有限制大熊猫等标本的出口也有更加现实的考虑，他们希望通过外国人的资源来为本国获取有学术价值的标本。外国人与中央研究院签订的“限制条件”也就成为一种合作协议，这在提留标本的规定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在1930年自然博物馆与菲尔德博物馆合作人史密斯签订的文件中就明确规定，标本经专家审查后，“须留存一全份在中国”。1934年7月，改组后的自然博物馆即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与纽约自然博物馆的合作人塞奇、谢尔登（William G. Sheldon）达成协议，规定标本经审查后，“须以一份完整的复本作为赠品存放在中国”。这一模式的产生，与当时的科研经费紧缺有关。自然博物馆1932年年度报告指出，由于经费困难，当年“仍无力购置”设备和仪器，原计划进行的大规模采集活动也因经费问题而推迟。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中外合作正可对这一困境起到缓解作用。除通过外国人获得本国的稀有动物标本之外，中央研究院也希望能从国外换回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标本，外国人申请运出大熊猫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1938年5月，华西协合大学申请运美大熊猫1只，中央研究院给四川省政府的函电指出：“该校如欲运美研究，须先与美方商换有价值之研究标本，方能启运。”

可见，中央研究院最初的管理重视对外国人的限制和对国家权益的维护。这也为身份不合法的探险家冒名申请大熊猫出口许可证提供了机会。美国探险家史密斯的行为十分典型。1935年5月，史密斯冒用菲尔德博物馆的名义从中央研究院获得了内地考察护照，但他深知自己的考察不合法，担心申请出口许可证时露出破绽，从而遭到拒绝。因此，冒名露丝·哈克内斯成为他规避自身身份问题的方法。1938年6月，史密斯致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骅，称哈克内斯打算运出她在四川收购的各种动物，他帮助哈克内斯“代办护照”。申请出口的动物为3只大熊猫、1只羚牛、1只斑羚和14只雉鸡，并称将来还打算收购。按照“限制条件”提留标本的规定，史密斯赠给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1只大熊猫，其他动物则由滇越铁路运出。很显然，史密斯之所以能够冒名成功，正是利用了中央研究院未重视物种保护的管理疏漏。这一局限也为大熊猫种群数量的减少留下隐患。

（二） 商品化对大熊猫种群的冲击

西方学术界关于大英帝国狩猎史的研究表明，探险家和动物商在非洲、南亚等地活动，造成当地部分稀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其实，动物商品化同样给中国的稀有野生动物种群造成冲击，而大熊猫则首当其冲。

1929年之前虽然有个别传教士、外交官和探险家购买大熊猫皮，但由于是偶发现象，当地未出现商业狩猎。不过罗斯福兄弟1929年入川之后，这种情况逐渐发生改变。罗斯福兄弟当年为了买到大熊猫皮，开价50元（墨西哥银元）购买一张熊猫皮，致使稍后进入四川穆坪，为美国史密森尼学会采集标本的葛维汉只能低价买到残次品。也就是说，外国人通过提高收购价格促成了大熊猫标本的商品化。这种模式亦适用于活体大熊猫的商品化过程。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标本已不具有吸引力。这一转变的出现，不只是因为市场供应量增加，探险家的兴趣转移亦是重要原因。所以当市场需求转向活熊猫后，很多大熊猫被运到成都。《芝加哥每日新闻》驻华记者斯蒂勒（A. T. Steele）在1938年指出，自从外界得知芝加哥支付高昂价钱购买大熊猫，很多大熊猫被带到成都，其中既有活的也有死的，活熊猫在成都的离岸价格为每只25—180美元不等。毋庸置疑，大量的熊猫被捕捉正是高价刺激的结果。除《新新新闻》提到的“大价收买”外，露丝·哈克内斯在一封信中也提到史密斯的诱捕手段，她说史密斯派人到山里散布消息，说他需要20只大熊猫，“当地猎手就变得疯狂起来”。大量的熊猫现身成都，给一些西方人造成大熊猫并不稀有的印象，斯蒂勒的文章《大熊猫稀有？有人在开玩笑》即是这种错觉的体现。

按照生态学原理的普遍解释，猎捕量急剧增加必然导致种群数量减少。当时，一些区域的大熊猫甚至出现绝迹。汶川县草坡乡是外国人猎捕和收购大熊猫的首选地，1938年春再次赴该地为哈克内斯购买大熊猫的美籍华裔探险家杨帝霖告诉雇主，瓦寺的两条深沟中曾有很多大熊猫，“现在已被猎捕殆尽”。其实史密斯对此亦有同感，不过他并不愿意承认这与自己的商业活动有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声称有人希图通过大熊猫获利，故大肆搜捕，“结果使科学性质之收集，遂遭其影响”。他说这种捕捉活动并非必要，但谋利之人出以高价，引诱土人搜捕，结果使大熊猫日渐减少，行将灭种。史密斯显然是在批评他的竞争对手哈克内斯，他的言下之意是自己的“科学”活动不会对大熊猫种群造成危害。关于他们之间的恩怨此处置而不论，不过这些材料清楚反映出他们的商业活动确已造成种群破坏，其实这也符合当代动物学家在草坡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西华师范大学珍稀动植物研究所胡锦矗教授在1992年指出，20世纪30年代草坡乡被捕捉的大熊猫超过20只，“导致那里的种群，迄今已过了半个世纪仍未恢复”。四川、西康两省的熊猫被大量猎捕，不仅引起生活在上海的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Arthur de C. Sowerby）的高度关注，亦引起当地政府官员对大熊猫生存的焦虑。这也成为国民政府最终出台大熊猫保护政策的重要背景。

（三） 国民政府出台大熊猫保护政策

1938年11月和1939年3月，西康省政府的前身西康建省委员会和四川省政府分别发布命令，要求各县禁猎和保护大熊猫。这两份禁令并非针对当地农民的一般性狩猎，地方政府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制止外国人来华诱捕大熊猫。

首先，地方政府认为当地猎捕行为的产生是外国人诱捕造成的。西康建省委员会向各县指出，自从罗斯福兄弟在西康猎得大熊猫后，受报刊杂志大肆宣传的影响，“中外人士之来取猎者日多”，西康建省委员会认为大熊猫的数量本就稀少，如不加以限制，将有灭种之虞。四川省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谢培筠在呈请四川省政府发布保护大熊猫的命令时也指出，“外邦人士往往不惜重价收买，奖励土人猎捕射杀”，如果不加以禁止，“必致愈捕愈稀，终必使之绝种”，谢培筠认为届时将成为学术上的重大损失。总之，他们都认为外国人诱捕是大熊猫的最大威胁。其次，地方政府并未打算制订当地人应该如何保护大熊猫的具体措施。伦敦动物学会秘书、英国进化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得知中国政府开始保护大熊猫后，致函中国外交部询问保护大熊猫的具体措施及其成效。不过，谢培筠在外交部多次催问下并未作出答复。正是由于地方政府主要关心制止外国人的诱捕行为，谢培筠才在报告中特地强调，请四川省政府致函主管部门，“禁止外邦人士潜赴区内各地，重价收买及私行秘密入山猎捕”。

地方政府禁止外国人猎捕大熊猫的建议引起了国民政府有关各部的高度重视。当外交部征询中央研究院意见时，动植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同意四川省政府的意见，认为确有查禁的必要。他向外交部建议，大熊猫确系动物界的珍品，近年来“射猎漫无限制”，实有绝种之虑，“亟应加以保护”。1939年4月22日，外交部以“节略”形式向各国驻华使馆转达了中央研究院的意见，并要求通知其国民，“禁止采捕，以资保护”。由于一些大熊猫在禁令公布前被捕捉，中央研究院仍准其出口。财政部鉴于禁猎政策公布后仍有人向海关报运出口，他们认为只有在海关方面厉行禁止出口才能有效保护大熊猫。于是，9月18日财政部向有关部门指出，为了保存大熊猫等“奇禽异兽”，严禁带毛禽皮，带毛或去毛各种野禽兽，以及活野禽兽出口，并强调“无论何人报运及作何用途，一概不准放行”。9月30日，内政部将这项新规定通令全国，要求各地严厉查禁。

相应地，中央研究院也加强了对大熊猫的出口管理。中央研究院拒绝赠送悉尼动物园大熊猫是管理加强后的典型案例。1939年10月，悉尼动物园以“中澳两国邦交益臻亲善”为由，请求中国政府赠送一对大熊猫，并表示愿意提供一对袋鼠给中国。对此提议，中央研究院未表同意，王家楫指出：

举世动物园不下数百，悉尼之园，犹不得谓大，一旦大熊猫赠给该园，他处势作同样之要求。夫敦睦邦交，除仇敌外，当一视同仁，不得独厚于澳洲，是他处之请，亦难拒绝，而在我将供不应求矣。

战时无力捕捉、经费紧缺和有碍法令也是王家楫提出的反对理由，不过通过前述引文可以看出王家楫最担心的还是此例一开将“供不应求”的问题。此时的中央研究院已意识到外国人猎捕活动带来的深刻变化，即大熊猫种群数量的锐减和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

大熊猫作为博物学兴起后被重新定义和“建构”的新物种，逐渐受到欧美国家的关注和偏爱。回顾20世纪30年代的大熊猫出口之路，一系列的探险和猎捕活动促进了大熊猫的全球贸易兴起。在大规模的猎捕活动冲击大熊猫种群后，中国政府开始将管理重心由“外人”转向“物种”。四川、西康地方政府率先动议，推动外交部、财政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外国人在华猎捕大熊猫。作为外国人来华采集标本主管机构的中央研究院，也按照政府的禁令顺势改变管理理念。在一系列的政策规范之后，欧美动物园获得大熊猫的方式转变为由中国政府赠送。

三、欧美的观赏需求与“熊猫外交”的形成

从1941年开始，国外主要通过中国政府赠送获得大熊猫。政府对外赠送动物并非近代出现的新事物，与古代象征皇权的赠送行为不同的是，近代的赠送活动更多是国家间友好关系的象征。不过与当代中国对外赠送大熊猫不同，国民政府赠送的主体并非政府组织，而是民间机构。学界对“熊猫外交”已多有关注，但研究者多从国民政府角度建构“熊猫外交”的形成过程，强调中国政府的战略意图。如日本学者家永真幸认为赠送大熊猫是国民政府“极其合理的战术选择”。英国学者亨利·尼科尔斯认为中国政府官员已察觉到西方大国的“熊猫热”，所以希望能以大熊猫来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不过，台湾学者邵铭煌认为赠送大熊猫其实与宋美龄在中美外交中的个人创意有关。当时，宋美龄正希望通过赠送具有中国特色的礼物来表达对“美国援华联合会”的感谢之意。

不可否认，对中国政府来说，赠送大熊猫确有政治考虑，但如果把这种考虑作为赠送活动出现的原因，就可能颠倒了因果关系。事实上，“熊猫外交”的形成并非国民政府的战略构想，而是在欧美动物园请求赠送大熊猫的情况下顺势做出的政治策略安排。

（一） 欧美的“熊猫热”

欧美的“熊猫热”无疑是“熊猫外交”得以展开的前提。1936年至1938年，露丝·哈克内斯和美国探险家史密斯在华捕捉到大熊猫的事件是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媒体大肆炒作，动物园是直接受益者。当大熊猫入住动物园后，游客们纷纷涌入动物园。据称，1937年大熊猫“苏琳”在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展出的第一天就吸引了53000多人来参观，以至园方不到一周时间就赚回了购买“苏琳”的费用。大熊猫在美国的其他城市同样受欢迎，譬如，1939年圣路易斯动物园的“开心果”首次展出时也吸引了35000多人到场观看。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大熊猫“潘多拉”更是在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展览期间吸引了近30万名付费游客。

同美国的情况一样，大熊猫进入伦敦动物园之后也引发了当地市民的观赏热潮。1938年底，伦敦动物学会以2400英镑的价格从史密斯手中购买到3只大熊猫（“唐”“宋”“明”），其中体型最小的“明”最先被展出，伦敦市民立即被其滑稽可爱的形象所吸引。1939年4月9日，伦敦动物园接待了89437名游客，创下历史新高。游客们的目标很明确，动物园主任维弗斯（Geoffrey Vevers）告诉记者，这些游客“无一例外都是想看看熊猫宝宝”。

通过詹姆斯·费希尔（James Fisher）的研究可知，20世纪上半叶欧美动物园主要是依靠国际贸易获得异域动物，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在非洲的建立也未能阻止动物商在保护区内购买动物。1939年大熊猫保护政策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脱离国际动物贸易市场，但欧美国家的“熊猫热”却未因商业渠道的中断而消退。如果大熊猫病死，势必产生新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赠送请求就成为欧美动物园的一项主要考虑。

（二）“熊猫外交”的形成

20世纪40年代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以下简称“国际宣传处”）牵头主持的大熊猫赠送活动共有三次：1941年赠送“美国援华联合会”大熊猫、1946年赠送伦敦动物园大熊猫和1946年赠送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大熊猫。这三次赠送活动的出现都有一个相同的背景，即欧美动物园首先向中国政府提出赠送请求。

第一，1941年对美赠送大熊猫的成功实践，缘于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通过“美国援华联合会”提出申请后，国民政府做出的积极回应。1941年对美赠送大熊猫通常被视为开启“熊猫外交”的标志性事件。1941年11月9日凌晨4点45分，“赠送熊猫典礼”在重庆广播大厦举行。参加赠送活动的人员有宋美龄、宋霭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远东代表邓威廉、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动物学家蒂文（John Tee Van）、华西协合大学教授葛维汉等。赠送活动的主要内容在于对美广播。宋霭龄首先讲述了赠送大熊猫的两层含义，即表达中国对美国的友谊和对“美国援华联合会”的感谢，宋美龄则从战争前线的亲身经历谈起，阐述了中美两国在维护正义和人道上的一致性，宋美龄最后表示，希望这2只大熊猫能够给美国人民，特别是儿童带去快乐。讲话结束后，由蒂文代表“美国援华联合会”和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接受大熊猫，蒂文表示，“此珍奇可爱之礼物，必受美国人民无上之感谢”。

如前所述，已有研究认为这场赠送活动的出现是中国政府官员的外交创意。但事实上，对美赠送大熊猫的想法最早由“美国援华联合会”提出。“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在工作日记中写道：“国际宣传处”驻纽约办事处来函称，纽约动物园的大熊猫最近突然病死，美国人士极感惋惜，“猫熊为我川康特产，年前美方每以猫熊为中国之代表产物，故在宣传上实为有力之媒介”。国民党“中宣部”的档案也记载称，“该会前建议猎求我国川康特产之猫熊一头，致赠纽约动物园”。

那么，“美国援华联合会”为什么要提出赠送大熊猫的建议？1941年5月，大熊猫“潘多拉”病死，纽约动物学会理事塞奇立即致电华西协合大学，请后者设法提供一对大熊猫。但中国政府早已明文规定严禁出口大熊猫，华西协合大学的民间渠道已经走不通。纽约动物学会又想到《时代》周刊的创办人、“美国援华联合会”负责人亨利·卢斯（Henry R. Luce）。卢斯当时在中国考察，帮助中国做抗战宣传，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总干事詹宁斯（Allyn R. Jennings）立即给卢斯拍发了电报，请他向中国政府询问“有关提供大熊猫的情况”。不过卢斯在华期间未向中国官员提及相关问题，回到美国后他将此事告诉给了“国际宣传处”驻纽约办事处的负责人。换言之，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希望卢斯帮助他们获得大熊猫是“美国援华联合会”提出赠送建议的直接原因。

卢斯之所以选择以“美国援华联合会”的名义向“国际宣传处”驻纽约办事处提出建议，其实与他的工作性质紧密相关，他希望利用大熊猫做抗战宣传。由于大熊猫是中国特产动物，卢斯认为对美赠送大熊猫可以在政治上取得宣传效应，故向“国际宣传处”驻纽约办事处提议，在赠送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大熊猫之前，先以宋美龄的个人名义赠送“美国援华联合会”，再由后者转赠给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1941年6月，“国际宣传处”驻纽约办事处将此建议汇报给了曾虚白，并称如此“所得宣传效力必大”。对此建议，曾虚白、董显光和宋美龄均表赞同，董显光认为“品类新奇”，寓意深远。

第二，与对美赠送大熊猫的情况一样，国民政府1946年对英赠送大熊猫，也是动物园提出赠送请求之后做出的决定。1944年底，“明”病死，由于“唐”“宋”早已死去，伦敦动物园此时已无大熊猫可展，再从中国获得新的大熊猫就成为伦敦动物学会的当务之急。而摆在动物学会面前的难题则是如何才能解决中国政府禁止出口大熊猫。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通过外交渠道获得大熊猫的经验使伦敦动物学会的理事意识到，有必要跟“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的中国官员进行试探性的接触。在萨维尔俱乐部一次晚宴上，伦敦动物学会科技总监辛德尔（Edward Hindle）抓住了机会。伦敦动物学会动物学家莫里斯（Desmond Morris）在其著作《大熊猫》中写道：“辛德尔向叶公超提到，伦敦动物园正在寻求联系，以便能够获得1只大熊猫。叶公超答应将竭尽所能提供帮助，并向中国政府发回了公函。”莫里斯同时指出，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收到赠送请求后决定赠送伦敦动物园2只大熊猫，而不是1只，“作为中英两国友好关系和联合的一种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赠送2只大熊猫其实并非由四川省政府主动提出。1945年8月，行政院秘书处向四川省政府指出，“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函陈伦敦动物园提请赠与熊猫一对一案，附抄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原函”。由于未能看到叶公超的原函内容，尚不能确定“赠与熊猫一对”的提议出自伦敦动物学会还是出自叶公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赠送伦敦动物园2只大熊猫不是四川省政府的计划，四川当局未制定相应的规章将赠送活动制度化也侧面反映出这种赠送行为的临时性。1946年6月14日，农林部致函四川省政府，询问赠送伦敦动物园大熊猫的经过以及四川省政府制定的关于猎捕、出口和赠送大熊猫的各项规则。四川省政府向农林部指出，他们是按照行政院秘书处来函内容依次落实的，“并未订定该项熊猫捕猎出口赠送各项规则”。

基于国际宣传的考虑，四川省政府同意赠送伦敦动物园一对大熊猫。四川省教育厅向行政院表示，“猎取熊猫赠送英伦动物园，旨在敦睦邦交，加强外交宣传，自应力予赞助”。当然，四川当局同意赠送一对大熊猫还有发展四川省教育方面的考虑。行政院秘书处曾向四川省政府指出，“国际宣传处”在函中特别提到，“该英伦动物园主任表示，此项请求倘得如愿，拟以英金二百五十镑奖学金，邀请我国动物学家一人前往进修”。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由此意识到可以通过赠送大熊猫来促进四川省的教育发展，四川省教育厅遂致函“国际宣传处”，提出捕捉到大熊猫后，将由四川大学生物系讲师马德赴伦敦进修。郭有守并决定以后如要出口大熊猫，则必须交换相应的奖学金名额，“一只熊猫，一个奖学金名额”。鉴于1941年猎捕熊猫时猎户借此机会索要巨款，1945年8月8日，郭有守以个人名义致函汶川县长祝世德，请祝在不声张的情况下猎取大熊猫幼崽2只。经过4个多月时间的追捕，1只大熊猫被捕获。1946年5月5日，这只大熊猫在马德伴送下搭乘飞机前往伦敦。

第三，1946年对美赠送大熊猫，同样不是南京国民政府主动提议，而是在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提出申请后做出的变通决定。就在伦敦动物学会提出赠送请求不久，中国政府1941年赠送“美国援华联合会”的大熊猫病死1只。当时，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正在美国治病，这就为布朗克斯动物园提出新的赠送请求提供了便利。1945年10月26日，曾来华接受大熊猫的蒂文致函张群，称中国政府赠送的大熊猫已死亡1只，希望得到新的大熊猫。张群在复函中同意蒂文“设法另择一头赠为配偶”。1946年4月，布朗克斯动物园正式向“国际宣传处”递交了申请。行政院秘书处接到“国际宣传处”来函后，随即致函四川省政府，要求后者办理。

1946年5月31日，四川省政府命令祝世德猎捕第三只大熊猫，以便赠送给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敦睦邦交及加强国际学术研究”。由于计划赠送伦敦动物园的第二只大熊猫已运到汶川县城，祝世德建议先将这只大熊猫赠给美国。祝世德提出此建议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大熊猫不易猎捕。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余思第二头方在县中，送英送美，自当由省府决定之，然余固愿其先送美人，俾吾汶人略有休息机会也。”其次，大熊猫不易饲养，特别是气候炎热直接威胁到大熊猫的生存。四川省政府同意将祝世德的建议转报给“国际宣传处”，并命令祝在未得到正式答复前，不得将大熊猫运往成都。不久，四川方面的建议得到“国际宣传处”的同意，1946年9月20日，四川省政府电令祝世德将大熊猫运至成都，“以便运沪转美”，不过这只大熊猫被运到上海后旋即病死。

（三） 战后的大熊猫赠送计划

其实，“二战”结束后的大熊猫赠送计划也是在动物园提出赠送请求后做出的选择性安排。战事结束不久，圣迭戈动物学会、圣路易斯动物园、好莱坞坎顶基金保管委员会也相继提出申请。以圣迭戈动物学会为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圣迭戈动物学会秘书卞启莱（Belle J. Benehley）致函华西协合大学葛维汉，请后者帮助获得一对大熊猫，战事随即爆发，此事就此搁置。战争结束后卞启莱旧事重提，葛维汉了解情况后答复称，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为了发展教育，决定出口大熊猫必须交换相应的奖学金名额，且每年出口的大熊猫不得超过2只。由于1946年已决定出口2只大熊猫，葛维汉认为圣迭戈动物学会只有等到来年才有希望获得大熊猫。葛维汉同时提到，用提供奖学金的方式获得大熊猫必须先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申请，得到行政院批准后再由四川方面具体落实。鉴于此，卞启莱认为最好由美国驻华大使馆与中国政府接洽。1946年1月17日，卞启莱致函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请美国驻华大使馆帮助获得一对大熊猫，并请驻华大使馆询问装运出口大熊猫需适应何种条款，卞启莱向贝尔纳斯表示，圣迭戈动物学会准备接受四川省政府提出的关于奖学金名额的“所有条款”。

不过，此时中国对大熊猫出口已有更为严格的管控。当外交部征询有关部门意见时，农林部表示同意，行政院和中央研究院则表示反对。农林部的考虑是，美国国务院来函申请，“有关邦交”，同意援照英国前例捕猎赠送。行政院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近年来各国频繁索求，如果一一允许，大熊猫将绝迹，“此事应婉却”。行政院拒绝赠送，应该是参考了中央研究院的意见。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曾向代理院长朱家骅指出，大熊猫仅分布于四川西部和西康东部，繁殖力亦不强，“不能供无厌之求”，否则“必有绝迹之一日”，王家楫建议只准美国间隔五年猎捕一对。1946年7月9日，朱家骅请外交部向美国驻华大使馆转达王家楫的意见。同时，中央研究院致函教育部，请他们命令四川省教育厅，“切勿贪图学额”，而允许外国年年来捕。因此，前述几家美国机构提出的申请被四川省政府登记在册，间隔五年依次猎捕赠送。

欧美动物园能否在间隔五年期内得到提前赠送，则要看他们的申请在国际宣传方面是否对国民政府具有吸引力。密尔沃基华盛顿公园动物学会能够获得例外，正是由于该学会忖度到了中国政府官员的心理，他们在来函中特别强调“把熊猫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故乡展出是无与伦比的”。王家楫就认为该学会的建议对本国有利，农林部起初是想在第二个五年间隔期内赠送，当获悉中央研究院有意通融后，他们也改变了态度。外交部也认为既然该市是麦克阿瑟将军的故乡，“自与他处索赠不同”，建议提前猎捕赠送。但因一些客观原因限制，祝世德并未立即展开捕捉，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后来的国共战局中连续失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通过对历次赠送活动和赠送计划的梳理，我们可以大致观察到中国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次序。欧美动物园最先产生观赏需求，在商业渠道中断的背景下，园方通过中国驻外机构或本国驻华机构向中国政府提出赠送请求。在抗战时期，基于国际宣传的考虑，中国政府乐于从事这种赠送活动。但在赠送请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战争结束后的中国政府亦开始发生态度转变。就这种非持续且现实的政治考量而论，“熊猫外交”的形成并非国民政府主动的、有计划的外交战略，而是一种顺带产生的政治安排。

结 语

1869年法国传教士谭卫道发现大熊猫，使其首次在博物学上被全世界所认识。大熊猫的稀有性和分类上的不确定性，使西方博物学机构对完整的标本和活体产生了强烈需求，这为探险家和动物商提供合作机遇，同时也造成滥捕风潮。整个20世纪30年代，面对外国人的猎捕，中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采取保护措施，从针对外国人的管理转向针对动物的禁捕。与此同时，运回欧美的大熊猫迅速被商品化，并引发市民的熊猫观赏热，而当商业渠道中断后，取而代之的则是由中国政府对外赠送。欧美民间动物机构开始通过外交渠道获得大熊猫，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为国际宣传需要，遂配合这一需求，“熊猫外交”开始出现。有管控的物种交流也为大熊猫物种的保护与研究提供条件。

很显然，大熊猫走向世界是博物学、全球贸易和政治文化相互关联，各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整体而言，19世纪的博物学不但位属普遍流行的大众科学，还与殖民扩张、全球贸易紧密关联。首先，博物学既是一种科学实践，也是一种知识话语，它为西方人理解、识别和控制自然世界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大熊猫能够被“发现”，根源即在此。其次，博物学又是一门与海外扩张协同而行的殖民科学。已有研究表明，英、法等国政府对博物学家海外探险活动的支持，与他们希图发掘殖民地经济潜力的考量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博物学家的科考记录即是资源调查清单，博物标本亦即资源样本。随着旅行书写的大量印刷出版，物种知识得到传播普及，这也成为探险家能够迅速定位大熊猫这种商品的有利条件。大熊猫的故事当然不是特例，中国的金丝猴、羚牛、白唇鹿、麋鹿、普氏野马等动物走向世界亦复如此。非洲、南亚等地的类人猿、羚羊等动物被世人认知，同样可以作如是观。

需要指出的是，博物学与殖民扩张的结合并非博物学实践的全部内容。随着“人文博物”传统的不断发展壮大，“保护”“保育”话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形成。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这套话语，欧美动物园的赠送请求虽然让中国政府认识到大熊猫具有特殊作用，但保护物种依然是首要的考量因素，这在二战结束后的大熊猫赠送计划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中央政府有管控的出口珍稀动物不失为一种进步，在保护本国珍稀动物的前提下，不仅可以适当满足国际间的动物需求，还可以促进国际间的科研合作。同时，对于国民政府来说，通过赠送大熊猫还可促进邦交，传达中国的价值观念。因此，通过外交方式实现物种交流使中外双方找到了互惠的平台，到20世纪中后期这也成为一项国际通用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