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2期，本文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京政府鉴于罗马教廷在国际调和中的角色，决定借助与教廷通使，在战后和会中占据有利位置，进而制衡日本。法国获悉通使事后，托辞此事有违中法《天津条约》保教权条款，且教廷存在亲德嫌疑，试图强行阻挡通使。英、美、日等协约国集团成员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积极附和法国，逼迫北京政府暂缓乃至取消通使。在法国的催逼和协约国成员的附和之下，北京政府为了避免开罪法国，顺利参加战后和平会议，在交涉过程中步步退让，导致通使尝试以失败而告终。此次通使的失败，昭示着北京政府联合教廷制衡日本外交策略的破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处境的预演。

在讨论近代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时，需要注意双方的多次通使尝试。一战期间中国与教廷间的通使尝试，便是其中的一次特殊事件。此事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先后有卫青心、罗光、顾卫民、陈方中、弗兰西斯·拉图尔（Francis Latour）、杨承恩（Ernest P.Young）、乔万里（Agostino Giovagnoli）、奥利维尔·西伯（Olivier Sibre）和陈聪铭等学者，致力于考证此次通使的相关史实及其夭折的经过，但内容颇多雷同之处。还有学者在史实订正之外，揭示通使过程中的各方博弈，如陈志雄探讨了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在此次通使过程中的角色；戴维·阿尔瓦雷斯（David J. Alvarez）考察了美国国务院阻挡通使的原因，借以检视一战期间协约国集团与教廷的关系，以及当时美国的远东政策。

虽然前述学者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此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一，此前多注重利用法文史料，而忽略了对中、英文史料的挖掘，交涉细节存在缺失，未能揭示通使失败的多重原因。第二，局限于讨论法国与教廷间的交涉，对于中、法之间的角力，各方舆论的反应，美、日、英诸国的声音，或讨论不够，或未有涉及。第三，未曾分析北京政府主张通使的复杂原因，较少注意到一战时期的国际情势与通使间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由上述三方面入手，重新考察此次中国与教廷的通使始末和失败原因。

一、战时中国与教廷间的通使交涉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借助战争和条约不断在中国攫取特权。法国政府通过与清廷进行教务谈判，逐渐确立了对华传教政策，而后又通过中法《天津条约》获得保教权。法国政府时常以保教为由干预词讼，反使民教之间冲突不断。因此，清廷与教廷皆有通使意愿，希望在遇有教务纠纷时，可以越过法方直接交涉，并为此做出数次尝试。无奈法国从中作梗，结果皆以失败而告终。

中、法、教廷三方之间的关系是联动的，法国与教廷交恶的同时，也为中国与教廷尝试通使提供了机会。1904年4月24日，法国总统卢贝（émile François Loubet，1838—1929）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引发教廷的强烈抗议。7月30日，法国与教廷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宣称将放弃“保护东方教徒之责任”（保教权）。1905年12月9日，法国政府通过《政教分离法》，宣布废除1801年《教务专约》，将教会产业收归国有，取消神职人员津贴。1906年1月，法国驻华公使照会清廷外务部，宣称今后只负责处理与法籍传教士有关之事务，其他国籍传教士所涉事务概由清政府与该国驻华使节交涉，宣告法国对非法籍传教士保教权的终结。

在法国与教廷交恶之后，远东地区法籍传教士继续借助自身的文化、教育和政治影响力，来推动法国的外交政策，教廷则设法通过任命美、意、比籍传教士逐渐取代之。与此同时，在中国天主教界内部，传教士和华人领袖掀起了一股神职人员本土化的改革浪潮。此次改革符合中国和教廷的共同利益，既可削弱法国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又有助于中国政府加强对天主教会的管理，故遭到在华法籍传教士的反对。恰逢此时，教会史家约瑟夫·史密特林（Josef Schmidlin，1876—1944）向教廷建言，希望改革沪、港的教会教育和出版机构。教廷顺势于1913年派史密特林赴华考察教会，借机与北京政府交涉通使办法。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本笃十五世（Benedict ⅩⅤ，1914—1922）当选新任教宗，而后致力于以和平、外交方式解决国际纠纷，敦促交战双方达成和解，并在互换战俘和减少平民伤害方面取得一定成效。英国已于1915年向教廷派驻使节，日本当时正拟派遣公使，法国也有意与教廷修复关系。北京政府朝野据此研判，本笃十五世将会成为调和战争的关键人物，如天主教背景的《大公报》曾乐观地认为：“唯有罗马教皇，公平和易，不以势力相争，不以权利相夺，并不以酬报相觑。纯抱一宗教中之爱人工夫，日以胜残去杀为唯一之希望。各国眼光中，知之稔佩之久矣。当此薛滕争长之时，终为虞芮质成之举，舍罗马教皇，其谁与归？”

中日签订“二十一条”以后，防日成为北京政府的首要目标。北京政府推动与教廷通使的目的，除了方便管理教务之外，还有政治利益的权衡。北京政府想借助教廷之力，力争在战后和会中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防止山东落入日本之手。然而，通使交涉的过程却相当曲折，这与北京政府内部对教廷在一战中角色的认知分歧有关。赞同通使者，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代表，认为教廷主导欧战和谈，中国可以借势而为，谋求自身利益。反对者则以驻意公使高尔谦为代表，认为教廷对欧战影响力有限，另有美国高调调停，当下国际情势并不明朗，不宜轻举妄动。

1915年6月28日，外交部发电询问高尔谦，传闻教宗或瑞士将来负责调停议和事，英、荷已向教廷派驻使节负责接洽，特令高尔谦查核“教皇是否有调和之意”。 7月3日，高尔谦回复外交部，称意、英所派者为专使而非驻使，其派使目的是“固结本国教民之地位”，与欧战和议之事无关；荷兰遣使教廷确与和议有关，意在策动将会议地点设在荷兰。教廷虽有调和之意，美国亦有此意，内部分歧甚大，“教皇处既难设使，自难通款”。

7月27日，本笃十五世再次向各交战国发布公告，呼吁双方尽早息战。北京政府判断，和议主导者应当是本笃十五世，会议地点将设在瑞士。8月25日，驻奥公使沈瑞麟呈电陆征祥，谈及教宗的地位以及英法诸国与教廷之关系，其中有言：“默窥欧战以来，各国对于教皇极为注重。英设驻使于前，法派专使于后，最近和兰（引者注：荷兰）亦与教皇通使。至对瑞士方面，瑞典向无驻使，近亦添设。凡此举动，似有深意。”反观中国，与教廷往来甚少，故应加强联络，以便将来能够加入和会。外交部称赞沈瑞麟“所见甚是”，并拟任命驻法公使胡惟德兼任驻教廷公使。

但是，外交部派使教廷的决定，引起了高尔谦等人的反对。8月31日，高尔谦在电文中重申：“教皇为风化主宰，各国皆有皈依之民，立志媾和，自其天职。迄今未敢以明文宣者，盖亦自知时机未至，空言无补，反损声望。……窃料教皇当无主张入会之权，我国既难以之通使，且不必与之通款。” 9月4日，胡惟德呈电外交部，对于外交部的任命表示感激之余，亦认为此时有所不便，其理由有两点：“一，法与教廷撤使断交，感情极冷。此次教皇媾和通告，德奥欢迎复谢，法则颇涉讥评。若以驻法公使兼使，隐为参与和议张本，未收其效，先损法情感。二，在华各国天主教民向由法保护，遣使教廷定遭法忌，兼驻尤觉非宜。”外交部再三权衡之后，改令胡惟德兼驻瑞士公使，此议作罢。

战争后期，中国与教廷通使事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17年12月8日，驻意公使王广圻密电外交部，称摩纳哥驻教廷代表卡彼罗伯爵（Count Capello）曾与其密谈，告知教廷颇为愿意与中国通使，然王广圻因未得外交部旨意，不便与之深谈。王广圻向外交部建言：“教皇于信教国民借势颇厚，近年以来影响尤著。将来和局转圜，必多关系。我国如能顺机派员作为专使，似非无益。中法方睦，且暂解常驻派名称，纵有疑忌，当易解释。强邻谋我，咄咄而来。国际亲交，多多益善。闻见所及，理合密陈。如需谈洽，不宜迟延。”这封电文颇为重要，其要点有四：第一，强调教廷的国际影响，及其与和会之关系；第二，建议派遣专使，此为暂时性之职务，借以联络双方；第三，中法关系尚佳，不致因此事而破局，且可向法方解释专使之意；第四，强邻日本咄咄逼人，更宜多结交国际友邦，设法自保。

在通使交涉初期，北京政府为避免遣使行动泄密，引起法国的猜疑，由卡彼罗代为沟通，驻意使馆主事朱英负责传递消息和文件。不过，此事最终还是为法国政府所探知，并引起了法方的抗议。1918年1月3日，法国驻华代理公使玛德（Damien de Martel, 1878—1940）奉令向中方交涉，询问通使是否因为教务问题，又称教宗的调停方案意在偏袒德奥，中方若此时与教廷通使，行为“颇有嫌疑”。外交部回应道，协约国成员多有与教廷通使，中方正拟效仿办理，希望将来和议时能“多得一国”，“实无教务思想”。既然目前时机并不合适，通使之事自可暂缓进行。待和议成熟、时机适当时，再互派使节。外交部同时致电驻法公使胡惟德，请其代为向法国政府转达中方意见。此事因北京政府的退让而暂告一段落。

3月29日，陆征祥再度出任外交总长，其外交策略是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尽量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借以在战后收回山东，废除“二十一条”，故主张与教廷通使。对于教廷而言，法国此时已与教廷断交，且正陷入对德战争中，无暇顾及和干涉中国与教廷间的通使。此外，教廷从葡萄牙和罗马尼亚等国的经验出发，认为在签订和平条约之前，寻求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至为重要。

中国与教廷间的通使交涉由此步入正轨。双方都比较审慎，以防引起法国的抗议。7月6日，北京政府派遣代表携带一份正式文件抵达罗马教廷。10日，教廷同意中国驻西班牙公使戴陈霖出任驻教廷公使。12日，教廷通过官方报刊《罗马观察报》（L’Osservatore Romano）率先宣布戴陈霖出任中国驻教廷公使的消息。教廷尽管早已内定白赖理主教（Giuseppe Petrelli，1873—1962）为驻华公使人选，为顾及法国政府的反应，并未立即宣布，甚至没有明确公布教廷派使中国的消息。13日，外交部密电王广圻，叮嘱其可与教廷密商，援引英、俄旧例，称中国与英俄情形相同，教廷派使之事，应当依照统一标准办理，即由中方单方面派遣驻教廷使节，而教廷暂时并不派使来华，以免引起法国抗议、另生枝节。

北京政府要求援引英、俄旧例遣使教廷，并与法、意商定增设驻教廷公使一事，在内阁会议通过后，总统徐世昌于7月17日正式任命戴陈霖兼任驻教廷公使。外交部命令戴陈霖向教廷呈递国书后，无需在罗马设馆，可径行返回原驻地。北京政府还以总统的名义在致教廷的国书中写道：“中国与贵教廷夙称友好，早有派使兼驻贵教廷之意。事会牵阻，迄未实行。虽讯问往来，亲密无间，而使命犹阙，究无以表有爱之诚。本大总统为联络交谊、增进感情起见，兹特简任现任驻西班牙公使戴陈霖为兼任驻贵教廷特命全权公使。”教廷也投桃报李，于7月24日正式宣布派遣白赖理为驻华公使。

通使消息公布之初，国内舆论普遍乐观。华人天主教徒期待通使后双方能够妥善处理教务问题，甚至传言将由华人充任各教区之主教。作为近代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天主教中文报纸，《益世报》便对此次通使抱有极高的期盼，认为此举有助于北京政府的宗教治理。刚创办不久的《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也在一定程度上赞同《益世报》的观点。只有少数观点相对冷静，如报人邵飘萍提醒道，中国与教廷互派使节虽已成事实，然中法之间仍在交涉，“未可谓为完全解决也”。华人执掌下的《北京导报》（The Peking Leader）认为，若要明了遣使教廷之意义，应先研究教廷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与同教廷通使的天主教国家不同，中国若与教廷通使，应采取英、美等新教国家或非基督教国家的模式。

一战时期中国与教廷皆有主动通使的意愿，初期的通使交涉过程也相对顺利，尤其是双方互派使节信息对外公布之后，各方皆以为通使必将水到渠成。但是，法国为了维护在中国的保教权与政治利益，再次以各种借口与手段表示抗议，试图阻挡通使。

二、法国政府的抗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教廷尝试与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意在寻求他国的政治支持，而葡萄牙与教廷邦交关系的建立，更使法国政府对教廷的担忧与日俱增。

早在1918年7月9日，法国外交部便已知悉中国与教廷间的通使交涉。教廷决定派遣驻华公使的行为，引起法国外交界和宗教界人士的强烈不满。7月13日，法国政府向中国和教廷表示抗议，批评此次通使有违中法《天津条约》之规定。同日，驻意公使王广圻致电外交部，称法文报纸列举旧案，反对中国与教廷互遣使节，质疑教廷驻华公使能否避免发生教案，又称日后如发生教案，传教士无法国保护，是否能够得到圆满解决？王广圻最后建议道，外交部既已明确外交方针，自当坚持到底，尽速公布中方驻教廷使节的信息。

为了安抚法国的情绪，教廷多次公开或私下予以解释。7月14日，教廷国务卿嘉斯巴里（Pietro Gasparri，1852—1934）在《罗马观察报》上匿名发表社论《教廷与中国》，强调教廷与中国通使并未损害法国权益，《天津条约》仍然有效，法方反对此事毫无理由。嘉斯巴里在文中重点陈述了教廷遣使中国的理由和教廷驻华公使的任务，辩称法国并无阻止通使的权利和必要。28日，北京政府主动对外宣布教廷决定派使来华的消息，当时朝野普遍认为法国不会对此横加阻拦，外交次长陈箓还公开表示：“法国亦乐得赞成，以省却外交上若干纷扰，此事与传教之发达及中法之邦交者，皆有至上之乐观与希望。”面对上述情形，法国政府同时向中国和教廷施压，力图阻止通使，保障其在远东地区的利益。法国政府施压的托辞有两点，即中法《天津条约》的保教权和战时教廷的亲德嫌疑。

7月31日，法国驻华公使柏卜（Boppe Auguste，1862—1921）与陈箓举行晤谈，柏卜认为中国与教廷通使有违《天津条约》之规定，法方对此表示不满，希望中方能加以注意。陈箓回应道，此次通使“另有故事”，“对于护教问题完全无关”。柏卜反驳道，教廷遣使“非无久驻之意”，中方与之互遣使节，目的就是处理教务，表明中方将不承认《天津条约》之效力。另外，柏卜询问教廷遣使来华，事前是否已与中国政府接洽。陈箓回答道，最近接到教廷来电，已确定派使来华，而中方所派之戴陈霖仍在西班牙，尚未前往罗马，可见事前并无接洽。至于法方担忧之教务问题，在教廷使节抵达中国之前，中法双方尚有时间进行商谈。柏卜进一步追问，能否阻止教廷使节来华？陈箓避而不答，但承诺教务仍由法国办理。从陈箓的回应即可看出，虽然教务管理也是通使的目标之一，但中方为避免法国政府的干预，愿意继续默认法国的保教权，而所谓“另有故事”，实为寻求教廷在战后的国际援助，只是并未向法使公开言明。

保教权是法国通过不平等条约而获得的在华特权之一。所谓保教权的“法源依据”，实际上是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第十三款之规定：

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其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

法国政府在华执行保教权的主要方式，有颁发传教护照、行使领事裁判权、干预教会词讼和使用武力护教。自光绪年间首倡与教廷通使以来，中方的直接目标便是“分法人藉教胁制之权”。保教权的背后，隐含着法、德、意等国在华利益的博弈。一战爆发之前，法国不仅失去了对保教权的垄断地位，还引起了与教廷之间关于保教权的争斗。一战时期法国在华保教权进一步衰落，表现之一便是法国政府在战时召回不少在华传教士，为德、意增派传教士入华提供了契机。教宗本笃十五世和嘉斯巴里都反对法国的保教权，因为保教权不仅削弱了教宗的威望，还使教廷的国际地位“大受损害”。因此，此时教廷冒着得罪法国的风险，向中国派驻使节，便是对废除法国保教权的再次尝试。

当法国政府试图以《天津条约》为由阻挡通使时，北京政府回应道，通使乃“在所必行之事”，是为求双方交涉时方便起见，此前双方并无直接邦交，故天主教教务分订在各国条约之中，“并非单许一国以保护中国天主教之特权”。中国与教廷间的遣使问题，乃数十年之悬案，如今不过是旧事重提而非创举。中国和教廷皆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既经双方同意，自可建交遣使，此乃独立国家应当享有的最高主权。

在社会舆论方面，讨论保教权与通使者并不多见，而《益世报》是其中要角。《益世报》解释道，中国与教廷通使乃国家主权，并未违背《天津条约》，增设教廷使节于法国权益并无损害，反而为法国对华外交留有回旋余地。署名“梦幻”者则发文指出，法国数十年来以保教为名，“往往因教案牵及政治问题”，酿成重大交涉事件，侵夺中国利益，伤害国人感情，其原因就是中国与教廷之间没有通使，不能直接处理教务。中国与教廷通使一事，业经各自政府正式公布，从公法、教务和国际惯例而言，皆为双方自主之权，他国无权干涉。

为了减缓法国政府的抗议压力，中国与教廷主动向法国示好，保证继续尊重法国的在华保教权，故法国政府后来转而利用当时的国际舆论环境，以教廷的亲德嫌疑为由继续阻止通使。

至于教廷的亲德嫌疑，可谓其来有自。一战爆发之初，本笃十五世曾公开呼吁停战。一战时期教廷与德国之间频频接触，且教廷中占据领导职位者多为德、奥籍主教和神父，为法、美等国提供了教廷亲德嫌疑的“证据”。协约国朝野纷纷反对本笃十五世的和平运动，教廷很快便被贴上了亲德的标签，甚至将本笃十五世的调停方案视为“德人鼓动之结果”。

1917年8月1日，本笃十五世重提和谈方案，要点为裁减军备、海洋自由、放弃战争赔款和恢复被占领土。此项议和声明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在同盟国方面，德、奥、土等都曾有正式答复，对教廷的提议表示欢迎。例如，德国便希望借助教廷提议恢复和平，故坚称议和方案乃“教皇自发的提案”，“并非吾人所敦促”。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在复电本笃十五世时，称德国拥护教廷的和平提议，希望将来能够“以道德代替军刀”，限制军力并保障海权自由。在协约国内部，质疑的声音此起彼伏，认为教廷的主张是受德国指使，意在离间协约国集团，甚至揶揄本笃十五世为“德国佬教宗”（the Boche Pope）。英国对教廷的反应“更为冷淡”，抱持一种置之不理的态度。在各国元首中，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 Wilson，1856—1924）的反对声音最为激烈，并在答复本笃十五世时，直言议和时机尚未成熟，不满教廷的亲德行为，直接批评道：“如教皇所拟之办法，以处置德政府，徒使养成其势力，将酿成各国永远联合敌视德人。”在此背景下，本笃十五世的调停方案以失败告终。教廷的亲德嫌疑，作为协约国内部的一种“共识”，在日后成为法国阻挡中国与教廷通使时的藉口。

1918年8月5日，陈箓与柏卜再次进行会谈。柏卜除重申法方认为中方违反《天津条约》之外，重点强调教廷所派驻华公使白赖理，乃普鲁士亲王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1849—1929）和曾任驻华公使的外相辛慈（Admiral von Hintze，1864—1941）挚友，“与法国利益大有妨碍”，希望中方拒绝接受此人。教廷若改派他人充任公使，法方亦希望中方能够拒绝，同时称法国使馆向来秉公办理各地教案，辩称如果教廷驻华公使久驻北京，大战结束之后，德、奥诸国公使均将以教案刁难中国政府。陈箓解释道，中方业已知道此人身份，并曾电告教廷表示拒绝接待。日后是否拒绝教廷改派之人，目前尚不能做出承诺。法国保护在华传教士并未“载在约章”，《天津条约》所规定者仅允许法国政府保护法籍传教士。柏卜又建议道，将戴陈霖公使改为专使性质，或改派一人前往罗马呈递国书。陈箓指出，戴陈霖赴罗马呈递国书一事，多则十日，少则一星期，完事后即可返回马德里。至于更换公使头衔，此乃大总统令，业已发表，断难做到。

针对法国政府的抗议，教廷通过《罗马观察报》予以回应，称法方抗议实乃出乎意料，并质疑此次抗议是否得到其他协约国的支持。该**调此次通使不会损害法国的保教权，还否认白赖理亲德，声明德国与通使毫无关系。本笃十五世在私下致信摩纳哥亲王时也曾解释道，此次通使绝非由德国代理人策划，德、奥两国“从未插手此事”，真正倡议通使者，乃身为协约国成员的中国政府。中国与教廷间的通使交涉，曾因法国抗议一度中止，经法方保证后方才恢复谈判。

教廷的亲德嫌疑在中国社会也引起不小的讨论。多数发言者都认为教廷并无亲德行为，亦无公然抵抗协约国的行为，教廷不过是因致力于议和而被人质疑其立场，进而遭到协约国的抵制。但也有部分人认定中国与教廷通使确系德国阴谋，战时教廷与德国之间相互利用、各取所需，即德国认为本笃十五世系“最足以达其求和之目的者”，教宗同时希望借此恢复其势力，但结果不过是“为德意志皇帝所玩弄也”。还有人进而认为通使必将遭致协约国成员的干预，如《时报》就提出，此次通使问题不独为“使节择人”，实际上乃是“德国阴谋之大问题”，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却“为德国阴谋所拨弄”，协约国集团“到底不能旁观坐视也”。

吊诡的是，面对当时各种质疑教廷亲德的声音，教界人士却几乎选择了集体沉默，正面为教廷辩白的教会人士屈指可数。8月20日，比籍神父雷鸣远（Vincent Lebbe，1877—1940）致信赵保禄主教（Paul-Marie Reynaud，1854—1926），批评在华的50多位主教对教廷亲德嫌疑选择“闭口不言”，而教会刊物或态度冷淡、避而不谈，或“散布忧愤和不满的空气”，或辩称此为德国对教廷的“狡猾手段”。除《益世报》外罕有发表意见者，以致该报饱受外界攻击。雷鸣远等人积极利用《益世报》对教廷亲德嫌疑予以回击，批评法国公使强行以“德探阴谋”之名“定教廷互使之谳”，此举“非惟厚诬教皇，实亦轻侮中国，殊非重视邦交之道也”。 “梦幻”也发文称，此次通使“专为教务”，是否亲德乃政治问题，二者毫不相干。教廷被人误会立场亲德，实际上是含沙射影之举。

在中国与教廷秘密进行通使交涉之初，法国政府便已侦悉此事，并向中国与教廷表示抗议，声称此事有违《天津条约》，后在中国与教廷允诺遵守法国保教权后，改以教廷亲德为托辞继续抗议，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法国政府还积极游说协约国集团成员，并就通使事达成共识，而美、日、英等国的附和，更使中国与教廷通使交涉难以为继。

三、协约国集团的附和

在一战结束前夕，协约国集团内部普遍弥漫着一种反教廷的声音，即质疑教廷亲德倾向，反对本笃十五世的调停方案，坚持在彻底击败同盟国集团前拒绝议和。法国在向中国与教廷表示抗议之后，又动员北京的外交使团，组建反对通使联盟。法国政府除了外交游说外，还利用在华法文报刊造势，申明反对通使，抗议北京政府的行为。作为在北京颇具影响力的周刊，孟烈士特（Alphonse Monestier，1881—1955）创办之《北京政闻报》（La Politique de Pékin），认为中国遣使教廷之目的在于寻求教廷在和会上施以援手，却希望在现实冲突中保持中立。那世宝（Albert Nachbaur，1880—1933）主持下的《北京新闻》（La Journal de Pékin）撰文重申法国政府的观点，辩称德国间谍在通使阴谋中的角色已为人所知，故应当让协约国成员了解通使细节。8月13日，该报依旧认为白赖理出任驻华公使是教廷亲德的证明，呼吁各协约国支持法国。

美、英、日等协约国成员以各种方式介入其间，或明或暗地附和法国，逼迫北京政府接受法方的意见。由于法国抗议的重点，已由在华保教权转移到了教廷的亲德嫌疑，协约国成员受法国影响，并就通使事达成共识，即皆以教廷的亲德嫌疑为由，对通使公开表示“难以理解”，进一步逼迫北京政府暂缓甚至停止通使。

在战争后期的调停问题上，威尔逊与本笃十五世已分道扬镳。两人爆发冲突的背后，是各自在交战国中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以及彼此间不同的国际战略。本笃十五世的目标是通过抵制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防止战后协约国集团裂解奥匈帝国（欧洲大陆最后一个天主教大国）。威尔逊对本笃十五世的立场大为不满，美国朝野皆认为此次通使是教廷亲德的产物，美国外交部甚至声称教宗与德、奥签有密约，允诺设法为德、奥两国谋求议和，教廷遣使中国即为此计划中的一部分，德、奥则谋求使教宗进入和会以作为回报。无论教廷遣使何人为驻华公使，均与德、奥有关。

白赖理除了有亲德嫌疑外，还曾因卷入德国在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行动，被美国政府认为有反美倾向。美国国务院据此判断，白赖理被任命为教廷驻华公使，是德国有意加强其在远东地区的影响。8月2日，国务院参事法兰克·波尔克（Frank Polk，1871—1943）奉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1864—1928）之令，分别致电北京和教廷确认白赖理驻华事，并指示驻华代办马慕瑞（John V. MacMurray，1881—1960）转告北京政府白赖理的声誉问题，暗示中方接受此人会使自身陷入亲同盟国的困境。

与此同时，法国驻美外交官频频游说美国政府，强调中国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基地，呼吁美方对教廷施压。8月8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布雷肯里奇·隆恩（Breckinridge Long，1881—1958）与英、法、意、日驻美代表，共同讨论白赖理问题。隆恩认为此项任命牵涉德国在远东地区的阴谋，美国已经向北京政府施压，迫使其宣布维持现状，拒绝接受白赖理。协约国集团内部由此达成共识，故法方在8月10日向中方交涉时，声称已经获得协约国成员之同意。1919年3月10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报告中再次批评道，北京政府在未与协约国成员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径直尝试宣布在与教廷建立外交关系，表明北京政府此举受到敌人（同盟国）的影响。

美国政府的干预行为遭到了其国内媒体的批评，如《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就曾严厉批评美国政府附和法国的行为，认为此举严重违背了威尔逊总统7月4日在弗农山庄（Mount Vernon）演讲中的“四目标”之第二项：“每一个，不管是属于领土的，主权的，经济安排的，或是政治关系的问题的解决，根据直接有关人民的自由接受，而不根据可能为了本身的对外影响或控制而希望另一种不同的解决办法的任何其他国家或人民的物质利益或有利方面。”《旧金山纪事报》强调此原则系协约国集团的共识，若能得到有效执行，必将使欧美诸国在华签订之不平等条约失去效用。法国抗议通使的行为，显然违背了上述民族自决的基本原则，使用蛮力强加给中国的托辞，丝毫未引起欧美各国对中国政府及人民的关注，以致中国并未有机会真正享有前述新国际秩序原则所带来的权利。

协约国成员中，日本政府的态度最值得留意。大战初期，日本即有遣使教廷之意。本笃十五世就任教宗时，日方曾派遣专使赴教廷表示祝贺，试图向教廷派驻公使，并与教廷接洽设立天主教大学。本笃十五世后派白赖理为教廷专使，赴日祝贺大正天皇加冕典礼，获得日方的盛情款待。在白赖理的积极活动下，日本与教廷关系更加密切。白赖理还曾数次与日本外相交涉天主教与神道教间的仪式冲突问题，试图使教廷与日本建立正式邦交。

日本其时尚在与教廷交涉通使问题，却意外获悉中国与教廷通使的消息，担心此举以后对其不利，便以通使有亲德嫌疑为由，动员北京驻外使团指责北京政府参战不力。当法国寻求协约国援助时，日本政府的反应特别积极。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立即向北京政府交涉，认为教廷所派公使“均有亲德嫌疑”。

在日本政府之外，其国内报刊基本反映了政府的立场。《东京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均在报道通使事时重点强调教廷的亲德立场。《大阪每日新闻》认为教廷此举纯属徒劳，“势将复归失败”，并重提教廷有亲德嫌疑：“教皇与德奥间之联络，既有蛛丝马迹可寻，则其议和运动，亦仅为德奥所指使，是固世人所共认者。”英文报刊的态度较为缓和，虽然基本附和了政府的观点，但《日本时报》（The Japan Times & Mail）同时亦报道了北京政府的立场与决议，《日本纪事报》（The Japan Chronicle Weekly）谨慎地指出，白赖理即使与辛慈过从甚密，并不代表其会认同德国的政策，因为此举恐将使天主教会置于困境。

在华的日系或亲日报刊，以《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和《顺天时报》为代表。《上海泰晤士报》系美侨鲍尔（Frank B. Boll）所办，后转为亲日媒体，并接受日本政府的资助。该报评论道，此次通使违反了《天津条约》的保教权条款，德国作为影响通使的根本性因素，正试图借此破坏中国与其他协约国成员的关系。北京政府在处理此事时迁延越久，所引起的怀疑就越大，也越容易失去协约国成员的同情，故北京政府必须明确表示完全站在协约国这边。《顺天时报》不指名地批评《益世报》的报道“不解本问题之真相”，批评陈箓“毫无定见”，未能了解西欧复杂的国际关系。该报还认为此次通使纯为“德探”白赖理之阴谋，且白赖理的间谍行为“均有确实之证据”。《顺天时报》的立场还引发了一场笔墨官司。《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和《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便发文反驳《顺天时报》的观点。《时事新报》甚至直接指出，《顺天时报》的言论乃“日人挑拨之手段，离间之阴谋”。

与美、日两国的积极干预不同，此时英国与教廷关系尚佳，已在战争期间向教廷派驻使节，英国似乎也不愿因此次通使事与教廷交恶，因而态度较为和缓。英国介入此事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住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北京外交团团长的位置，故在附和法国政府时同样指称教廷有亲德嫌疑。

中国与教廷通使交涉之初，北京政府内部曾讨论是否接受维也纳会议确定之原则，即教廷使节地位居于各国使节之前。陆征祥甚至公开表示，北京政府希望教廷设立驻华公署，以教廷使节出任驻华外交团之领袖。北京政府确定派使教廷后，需要研议如何接待教廷公使，如教廷公使的待遇与其他各国驻华使节有无差别。1918年8月1日，外交部为参考欧洲诸国的实施标准，特致电王广圻、戴陈霖，令其对教廷公使在各国外交礼遇进行非正式调查，即教廷公使与其他各国公使有无区别，在外交团中的地位如何，“是否不拘资格，认为领袖”？ 4日，王广圻复电外交部，称派驻意大利的教廷公使与其他公使在礼仪上并无区别，但常充作外交团领袖，并有大使资格和地位。同日，戴陈霖在电文中详尽地写道：

驻日（引者按：西班牙）教廷接待觐见礼节，与其他大使无异，其地位居各使之首，不论资格，尊为领袖。惟他大使中资格最深者，外交团亦遇事推崇，于教使而外，并认为领袖。又查他国外交团中仅有教廷公使与其他公使者，或按资定位，或不拘资格，推居首位，办法各有不同。盖维也纳公约外交团教使居首，乃尊指教廷大使而言也。

除了北京政府的调查与研议外，派驻北京的协约国驻华使节也曾开会讨论，教廷驻华公使是否成为外国驻华使团的团长。法国不愿教廷公使成为外交团团长，担心教廷与中国建交后，教廷公使地位高于法国驻华公使，导致法国公使最终“无法执行保教权”。法国媒体误认为教廷派驻中国使节为大使，并称教廷根据1815年《维也纳议定书》内容，要求中方接受教廷大使的位阶在其他外国使团人员之上。因为在北京的外国使节中，只有教廷所派为大使，其他人员皆为公使。保教权事务将由教廷使节主持，法国公使只能听命行事。

英、意选择附和法国，目的都是不愿教廷驻华公使担任外交团领袖。英国政府相对和缓的态度也反映在该国报刊的言论上。英国国内的报道，观点并无新奇，内容也大多重复此前各种报刊的言论。只有《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的评论较为特别，认为法国的抗议使得法国与教廷关系雪上加霜。立场深受外交部影响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反而突出教廷如何公开否认协约国的亲德指控，以及改派法籍神职人员出任驻华公使的意愿。英国在华英文报刊略有差异。作为当时中国境内极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在报道通使事时，内容篇幅简短，且多为叙述性报道。被视为天津英租界喉舌的《京津泰晤士报》，则隐隐有附和母国政府之意。1918年8月6日，该报发表评论，认为本属中立性质的教廷却在战时有亲德奥嫌疑，忽然遣使来华，“将来他国公使必受其影响，外交上便生出许多牵掣”，暗指教廷驻华公使与北京外交使团的关系。

在法国的强烈抗议之外，美、日、英等协约国主要成员的附和，使中国与教廷间的通使困境雪上加霜。协约国成员虽各有政治盘算，但在阻挡通使问题上却已达成共识。面对协约国集团成员的强势干预，北京政府为了顺利加入战后和会，不得不一再妥协。

四、北京政府的妥协

1918年8月，法国的抗议托辞已由《天津条约》之保教权转变为教廷亲德嫌疑。法国驻华使馆参赞柏良材后来也承认，法方抗议重点是教廷亲德，并尝试回避此前争议较大的保教权，仅强调法国保护在华天主教乃“数十年来之习惯”。

8月8日，北京政府被迫发布公告，鉴于白赖理“有亲德之嫌疑”，不为中方所欢迎，拒绝以教廷公使对待之。尽管北京政府接受法国意见，公开拒绝白赖理就任教廷驻华公使。但法国政府真正目的并非如此，而是彻底杜绝中国与教廷间的通使尝试。当日，法国驻华公使柏卜告诉马慕瑞，称法方已有确实证据，可证明此次通使乃德国有意教唆。10日，法方向中方送来照会，转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希望协约国集团内部步调保持一致。当日，《大陆报》（The China Press）便研判，中方对法方的答复可能会引起各方关注。

当时白赖理已离开菲律宾，正在前往中国赴任的途中。法、美、日等国表示抗议时，白氏被迫滞留香港，始终无法顺利就任。教廷只能收回成命，改派毕萨尼（Pietro Pisani，1871—1960）接替白赖理。毕萨尼随即被法国政府指认为有亲奥嫌疑，陷入与白赖理一样的困境。法国驻美大使朱塞朗（Jules Jusserand，1855—1932）告诉美国国务卿蓝辛，与白赖理相比，毕萨尼除立场亲德外，为人更为狡黠，对协约国集团的远东利益伤害更大。无奈之下，教廷为释出善意，一度提出由法籍教士充任驻华公使，仍未获法国准许。8月8日，马慕瑞在报告中也指出，法国反对任何人出任教廷驻华公使，纵使是最亲法的神职人员也概莫能外。由此可见，教廷驻华公使的立场与国籍，不过是法国抗议的托辞，其根本目的是反对通使，借以维护在华利益。

就在北京政府外交部研议如何处理通使问题时，各地驻外公使也纷纷陈述意见，暴露了外交系统内部关于通使的分歧。中国内部分歧始终存在，以驻意公使王广圻和驻美公使顾维钧两种观点为代表。王广圻主张在适度妥协与退让的前提下，设法实现通使；而顾维钧为了维系与协约国成员的关系，主张暂缓通使。

8月12日，王广圻致电外交部，称经过两次磋商之后，教廷颇感不悦，强调因看重中国之地位，特改派毕萨尼为驻华公使，希望中方能够予以接待。王广圻的电文，也未能改变北京政府的决议。13日，北洋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接受陆征祥的建议，由国务院会议决议电令戴陈霖，停止向教廷呈递国书。8月17日，王广圻自罗马致电外交部，此次通使交涉中，教廷数次迁就于我，如今中方突然全部推翻，确属不得已而为之。《天津条约》允许法国政府保护教民，却并未禁止中国与教廷互通使节，故违约一说绝非事实。教廷已经公开说明，驻使北京并不会侵犯法国权益。此次教廷所派使节遭到各协约国抗议，此为使节个人问题，教廷改派他人即可。王广圻故向外交部建议道，如今只能另拟办法，中方可与教廷商议，或将公使改为二等教务专员，或允许接待教廷公使，然须在和议签订3个月后方可令其到任。如若教廷不允，中方可以戴陈霖暂缓赴罗马为辞予以坚持。如若教廷仍然接待戴陈霖，则中方派使之举务必执行，此乃保全国体、维护利益之举。教廷不会批评中方破坏通使，协约国集团亦可顾全中方体面，中国可继续贯彻既定政策。

针对上述情形，外交部草拟《教廷通使目前之办法》以应对之。该办法认为，法国在华保教权正在不断削弱，而教廷因致力于调停大战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以致英、荷等国在教廷设有使节。中国若与教廷通使，战时可与之联络，战后亦可脱离他国干涉教案之苦。此次通使固然是一件好事，然存在两大难处：第一，法国为维护其在远东地区的势力，绝不愿意放弃保教权。从法理上而言，中国与教廷互相通使，他国不得干涉之，法国必定以其他借口阻碍。目前中法邦交尚佳，中方自然不能因此事而与法国交恶。第二，信教自由原则，载在中国约法之中。若教廷驻使中国，使北京成为“天主教景仰之中心点”，恐怕造成误会，使外界误认为中国偏袒天主教。可照王广圻之建言，仅派遣专使，暂时解去常驻名称，或在驻欧洲各国公使中，遴选一人前往罗马小住一两个月，而后返回驻处。遇有宗教交涉案件，可由该使前往教廷，直接进行商谈，亦可照顾法国政府之情绪，最终确定由戴陈霖兼任驻教廷公使。至于教廷派使驻华，中方可婉转推辞。中国非天主教国家，可参照英俄旧例。

另一方面，在协约国成员的逼迫之下，各驻外使臣亦向外交部进言，希望暂缓通使。8月16日，隆恩会见驻美公使顾维钧时，认为此时通使实为“不幸”（unfortunate）且“不必”（unnecessary），因为“北半球的共和国未有与教廷建立任何外交关系”。在隆恩的反复暗示下，顾维钧表示同意，并允诺将向北京政府做此建言。同日，顾维钧呈电外交部时指出：

据美副外部言，教皇现拟以毕萨尼君代之。虽此人历史待查，然教皇与德奥立有密约。允为德奥设法图和，遣使远东即其计画之一。德奥允为教皇谋入和会，俾复天主教政权。是遣使无论甲乙，均与德奥有关云。窃以我国设使通好，自有权衡，不容他国置喙。但如教皇与德奥关系，果如副外部所言，则在我此时应否接待，洵属问题。

驻荷兰使馆也在报告中建议，在大战期间，中国与教廷通使“不如暂为搁置”。8月19日，外交部电复顾维钧，因教廷所派使节有亲德嫌疑，业已去电拒绝。教廷立场亲德，各协约国和西文报纸多有所言，政府不得不慎重处理此事，已电令戴陈霖公使暂缓行程，教廷改派之使亦应待战后详细审查后再行定夺。8月21日，顾维钧告知隆恩，北京政府将会拒绝接受毕萨尼出任教廷驻华公使。26日，马慕瑞拜访北京政府外交部，询问通使事时，外交部告知已决定暂缓通使。

在法国政府表示抗议和协约国成员集体附和之后，北京政府不愿因通使问题开罪法国，以通使“尚非急务”为由，表示可以暂缓通使。当时人们对于通使的态度过于乐观，故当政府宣布暂缓遣使后，舆论一片哗然。国内报刊普遍认为此事关乎“国家体面”，政府在任命戴陈霖为驻教廷公使后，却因法国抗议和“莫须有之亲德”，被迫电令暂缓遣使和呈递国书，此乃外交不能自主之表现。此种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之行为，有失国家体统。至于社会对政府行为的检讨与反省，署名为“警公”者的言论颇具代表性：“惟我国于教廷所派之人，初不加以考察，而贸然许之，率尔却之，轻率之咎，固不能辞。矧以领袖外交之人物，而独翛然物外，初不知有所谓责任者，是即我国外交失败之由欤？”

北京政府宣布暂缓遣使后，法国仍向中方交涉，确保战后教廷不会派使驻华。9月2日，法国驻华公使柏卜拜见外交总长陆征祥时再次强调，教廷遣使中国实乃德国“拨弄其间”，是以政治和外交手段来挽救其军事之失败，希望中方暂缓此事，另询问戴陈霖是否已赴教廷。陆征祥回应道，中方业已决定暂缓办理，至于戴陈霖赴教廷之事，尚未知详情。昨日国务会议时，段祺瑞总理已有询问，大概戴陈霖赴教廷“不过一度晋接而已”。 3日，柏卜偕同上海法商会电灯车公司经理柯尔西拜访陆征祥，陆征祥宣布中方决定待大战结束后再讨论与教廷通使事，柏卜对此结果表示相当满意，并拟当即拍发电报给法国政府。4日，比利时公使麦叶（Mayr Paul）拜访陆征祥，陆征祥在交谈中表示，通使事须待战争结束后再议，且中国并非完全信奉天主教之国家，故教廷实无派使来华之必要。至于戴陈霖兼驻教廷公使职，暂无变更之计划，不过使戴增添一个头衔而已。在法国政府的步步进逼之下，北京政府“为满足中法间交谊完全如旧”，最终向法国及其他使馆正式宣布：大战结束之前，暂时不派使至教廷，也不接受任何教廷使节，即使战后亦仅接受宗教代表而非政治代表派驻北京，法国政府至此取得满意结果。

北京政府的一再妥协退让，也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弱国无外交”的言说日渐明显，即在批评法国政府强势无理的同时，也积极呼吁政府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例如，署名“竹轩”者在《益世报》上发表社论批评道：

教皇之严守中立，乃最正当适宜之办法。而今之造谣者，竟诬之曰教皇亲德、教皇亲奥。并因本国之利害关系，复以此恫吓我政府，而阻其互使之举。我政府不察，亦慑于外人之威力，怵于不忠协商之恶名。而于教廷遣使之盛举，报告停顿焉。煌煌明令，等诸儿戏。以自国主权所系之问题，甘受外人指使，不惜失大信于天下，辱国丧权，耻莫大焉。

在此次通使尝试流产之后，教廷为了缓和各方关系，推进远东地区的教务，决定任命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1876—1958）为首任驻华宗座代表，促使中国与教廷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19年12月6日，教廷又令前驻印度宗教代表毕翁弟（Pietro Biondi，1872—1960）出任驻日宗教代表，巡视日本境内的教务。尽管教廷时常在外交辞令中强调，宗座代表名义上是宗教性的职务，仅局限于宗教事务，无涉政治职能与法国保教权。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宗座代表具有相当的政治和外交职能，并在此后的双边关系和教务管理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结 语

中日“二十一条”签订之后，北京政府外交的首要目标是防日，因而采取积极外交的策略。一战爆发后，本笃十五世为了确保教廷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就任后致力于调解各方冲突，争取早日议和，以故当时国人以为教宗在将来和会中“必占一种势力”，“愈觉有与教廷通使之必要”。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代表的通使派，正是基于对教宗角色的预判，主张尽速与教廷确立邦交关系。北京政府当时采取的外交策略，是借助与教廷通使，顺利加入战后和会，进而以国际新秩序制衡日本。此次通使尝试便是北京政府防日战略下的产物，教务管理反倒成为通使的客观效果。在教廷方面，早已对法国保教权心存不满，且与法国长期交恶，故希望通过通使将教务管理权收归教廷。中国与教廷之间在需求和利益上的一致性，促使双方决议通使。可惜的是，通使尝试最终破局，教廷也被排斥在巴黎和会之外，自然也无法实现北京政府的最初设想。此次通使尝试也并非毫无成果，战后驻华宗座代表的派遣，使得双方关系有所改善，为之后的通使交涉打下基础。

法国政府获悉通使事后，立即向北京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其所持理由有二：其一，通使有违1858年中法签订之《天津条约》，侵犯法国在华保教权；其二，教廷战时有亲德嫌疑，中国若与之通使，势必有损协约国集团利益。上述两点理由不过是法国政府的托辞，目的在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然而，国内教界人士在讨论通使事时，重心放在法国保教权和教务管理方面，似乎无心为教廷的亲德嫌疑辩白，只有少数传教士或天主教徒敢于公开发声。反倒是一些世俗性的公共报刊主动为教廷辩白，认为教廷立场本无问题，只因战时的调和方案而开罪协约国集团。

此次通使交涉的背后，充斥着协约国集团内部的博弈。法国政府还积极游说其他协约国成员，呼吁共同抗议中国派遣使节或接受教廷公使。战时英、法、德等国卷入欧洲战争，无暇东顾远东地区的利益。在大战结束前夕，远东地区已为美、日两国占据，日本更有独占中国的势头。美国的政治盘算（联法制日）与法国的主张不谋而合，即维持法国的保教权有助于美国的远东政策（与日本竞争），防止日本在远东地区独大，妨害美国的平衡策略与门户开放政策。日本为了顺利接收德国在华势力范围，亦反对有亲德嫌疑的教廷公使，还试图借助支持法国，以增强制衡美国的力量。英国则为防止教廷驻华公使占据北京外交团团长的位置，同样选择附和法国政府。

在中、法、教廷三方的通使交涉过程中，教廷自顾不暇，疲于应付如何洗脱亲德指控，同时还要安抚法国政府，证明通使无损于法国政府的保教权，防止与法国的关系再度恶化。北京政府同样处于孤立无援的尴尬处境，作为协约国集团中的一员，尽管中方反复陈明立场，却在大国的政治博弈中被忽视和牺牲，深刻地展现了“弱国无外交”的现实，可谓是次年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预演。在法国政府的不断催逼和其他协约国成员的附和之下，北京政府为了能够顺利参加战后和会，不得不向法国政府屈服，迫使此次通使尝试胎死腹中。吊诡的是，中国的通使尝试受到法国的强力抵制以致流产后，法国与教廷却立即进行外交谈判，并于1921年正式恢复邦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