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11年5期第6～13页
【作者简介】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7

【关 键词】孙中山/列宁/新经济政策/马克思学说/师其意不用其法

      孙中山高度评价马克思。1924年8月，他在《民生主义》演讲中提出：“实业革命以后，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得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他尊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的圣人”①，盛赞马克思的学说“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和“乌托邦派”不同，是“科学社会主义”。应该承认，在此前的中国思想家中，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能做出如此崇高评价的，大概很少见。但孙中山却又主张，在当时的中国，可以师马克思之意，而不可用马克思之法，他说：“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对马克思主义，师其意而不用其法，这是孙中山的重要思想，多年来很少有人论及，值得认真研究。
    一、孙中山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中国人最初通过日本，后来通过俄国，知道了马克思及其学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柳亚子诗云：“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淑世总非宜。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思。”② 这四句诗很能传达当时部分左派人士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崇拜之情。但孙中山却对这种情况有所批评。他说：
    现在一般青年学者信仰马克思主义，一讲到社会主义，便主张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这就是无异“不翻北风就坏人民”一样的口调。不知中国今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以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③
    在这一段话之前，孙中山曾经讲到，三十多年前，他在广州当学生的时候，富家子弟为炫富，一到冬天便穿皮衣，其实广州天气并不冷，无须穿皮衣。一天，天气突然变暖，穿了厚厚的“大毛皮衣”的富家子弟发愁说：“现在这样的天气，如果不翻（变）北风，便会坏人民了。”孙中山用这个例子说明，穿衣必须适应当地气候，以此阐明主义、政策必须适应当地实际。他认为，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发达，贫富差距悬殊，形成“不均的社会”，因此马克思提倡阶级斗争，消灭资本主义是正确的，但中国“患贫”，现代“实业”不发达，财富不发达，因此不能提倡“阶级战争”和“无产专制”。
    孙中山的话是有道理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代工业、商业还很微弱，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因此，中国的最大问题是“患贫”，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发展现代实业，以便极大地积累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仍有其进步意义，有其发展的必要性。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按照这一设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对资产阶级进行剥夺，由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由于急于进入共产主义，又处于列强的包围和军事进攻中，自1918年至1920年，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企图“直接过渡”。其内容是，取消商品和货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城市实行供给制，按计划调拨和统一分配消费品；在农村实行余粮征集制，农民除口粮外，余粮全部上缴国家。这种做法，忽视国情，特别是忽视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商品经济落后的实际情况，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1921年，苏俄各地的工人、农民普遍出现不满。工人不断举行罢工和示威，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西伯利亚等地的农民群起暴动。当年2月末，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的士兵发生兵变，集中反映出农民的不满情绪。这样，苏维埃国家就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列宁审时度势，于同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立即废止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允许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自由贸易，培植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列宁说：“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遭到了严重的失败，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④ 1921年5月，苏维埃政权通过关于交换的法令，宣布实行产品交换，国家通过合作社组织工业品同农民手中的余粮直接交换。同时，允许私人在地方范围内进行商业往来。在工业方面，一切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而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则允许私人经营。1920年11月，人民委员会曾发布租让法令，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俄经营租让企业，或同苏维埃国家组织合营股份公司。1922年，政府通过《土地法令大纲》，允许农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苏维埃监督下出租土地和雇佣工人。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是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真正途径的“唯一办法”。⑤
    孙中山注意到了苏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失败和改行“新经济政策”的状况。他说：
    马克思的门徒，于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在比利时开了一个国际社会党大会，定了许多办法。现在各国马克思派的社会党所用的办法，许多还是奉行那年所定的大纲。当欧战发生以后，俄国便拿那种主义去实行，现在俄国已经把那种主义改变了。⑥
    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次年2月，《共产党宣言》出版。孙中山这里所说的“国际社会党”，指的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所述“定了许多办法”，指的就是《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所述“俄国已经把那种主义改变了”，指的就是废止“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
    苏俄为何从“战时共产主义”转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孙中山看来，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程度太低”。他说：
    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是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来实行。这个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么能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呢？⑦
    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不取决于人的愿望，而是取决于“社会经济程度”。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显然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在研究苏俄的历史和经验之后，认为连苏俄都无法实行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过渡”，自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俄国的中国更加无法实行“马克思的办法”。
    基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孙中山认为，在中国，还不宜实行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他既表示：“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是打破资本制度。”但是，他同时又说：“我们实行民生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推翻。”这种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完全一致。⑧ 因此，他在1924年1月曾说：“（俄国）最初之共产主义，亦由六年间之经验渐与民生主义相暗合。可见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⑨ 俄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当然不是三民主义，但是孙中山这里所说的“渐与民生主义相暗合”，指的就是“新经济政策”。过了一个多月，他又说：
    俄国政府两年前实行的政策，其原则与方针与我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俄国政府的现行政策——新经济政策，其主要点与应在中国实行的我的《建国方略》如出一辙……这个政策在两国实施的情况迥异，但是它们的政策基本上是相同的。⑩
    “暗合”也好，“如出一辙”也好，“基本上是相同的”也好，说的都是“民生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一致性。
    《建国方略》写作于1917年至1919年间，分“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三大部分。在“物质建设”中，孙中山提出了他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庞大规划和主要政策。其规划部分，分交通之开发，商港之开辟，水力之发展，冶铁、制钢、士敏土（水泥）等大工厂之设立，矿业之发展，农业之发展，蒙古、新疆之灌溉，中国北部和中部的造林，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的移民等十大类，几乎囊括了当时国民经济的所有重要部门。可以看出，孙中山完全懂得，现代社会必须以工业为主导。其政策部分，涉及如何对待本国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两大问题。孙中山将实业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企业，一类是国家企业。孙中山指出：“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为此，他主张废止多年来所实行的自杀的税制，改良货币，排除官吏障碍，为个人企业的发展创造便利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在两类企业中，孙中山将个人企业放在第一位。他主张发展和保护本国资本主义，使个人企业与国家企业并存，组成混合经济。二是利用外资、外才。关于国营企业，孙中山提出，必须吸集外国资本，引用外国人才，受雇外才必须训练、培养中国人员，以为将来接班“继承其乏”之用。在其他许多地方，孙中山多次强调，中国必须大量吸引和利用外资，实行开放政策。(11)
    孙中山很早就向往社会主义。1905年5月，孙中山在欧洲“组党”之初，就曾亲自访问在比利时的社会党国际局，和该局主席王德威尔得、书记胡斯曼谈话，要求接纳他的“党”作为国际局成员。孙中山保证，将使中国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压迫的痛苦”。他满怀信心地表示：“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12) 1914年5月，他又致函社会党国际局，呼吁国际局的“同志”委派优秀人才来中国各地服务，将“精力化在中国身上”，“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3) 因此，就孙中山的主观愿望考察，《建国方略》可以视为他所设计的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
    孙中山要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他却既允许本国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和发展，也主张在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同时，要借助外国资本主义的力量。他所称《建国方略》和“新经济政策”两者“如出一辙”，显然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大目标下对资本主义的政策相同。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提出上述两点对国内外资本主义政策的时候，列宁尚未提出“新经济政策”。人们曾经盛赞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对经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探索和重新选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又一种实践形式”，甚至说“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革命性突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14) 那么，人们应该怎样评价先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孙中山的有关思想呢？
    1985年8月，邓小平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5) 如果“列宁的思路比较好”，那么，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的“思路”是否也“比较好”呢？
    孙中山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虽然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但并不主张任其自由泛滥，而是提出要“思患预防”。他说：
    我们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种毫不合时用的剧烈办法，再等到实业发达以求适用，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阻止私人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16)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出现“私人大资本”，也必将出现“社会财富不均的大毛病”，孙中山有见及此，主张从制度上、政策上加以“预防”。因此，他的口号只是“节制资本”，而不是听任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对于克服平均主义这一中国社会久远的痼疾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何防止“私人大资本”，特别是“权贵资本主义”和“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的出现，却仍然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列宁曾经说过，在无产阶级领导的特定条件下，“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17) 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表示：“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18) 在《民生主义》演讲中，他甚至表示：“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19) 俄国、中国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小生产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的发展严重威胁小生产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俄国和中国社会长期民粹主义流行，恐资、仇资思想严重。孙中山曾经严厉地批判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是，从他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出，孙中山并不将资本主义视为垂死的、没落、腐朽，应该打倒、消灭的生产方式，也并不将它视为与社会主义格格不能相容的敌对力量，而是仍然视为推进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经济能力”，主张调和两者，使之“互相为用”，共同促进人类的文明发展。所谓“互相为用”，那意思是说：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可以利用社会主义，相互借鉴、相互吸取，人类社会因而得以前进、发展。这是一种充满辩证思想的远见卓识，可惜，孙中山并未展开充分论述，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这一思想的伟大意义。
    二、福特汽车厂与孙中山对马克思的批评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进行过多方面的、严厉无情地批判。早在1847年12月，马克思就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处于“对立状态”——利润和工资“互成反比”，意思是说，资本家追求利润的欲望愈高，则工人的工资愈低。(20)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21) 1865年，马克思又指出：“资本家经常力图把（工人）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22) 1867年，马克思在他的巨著《资本论》第1卷中更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的正常发展和活动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未老先衰和死亡。它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23) 孙中山也曾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剥削，批判资本家的缺乏道德，他将马克思所分析的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手段归纳为三种：一是减少工人的工资，二是延长工人作工的时间，三是抬高出品的价格。但是，孙中山却根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现实，对马克思的有关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以美国福特汽车工厂为例说：
    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延长工人作工的时间，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缩短工人作工的时间；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减少工人的工钱，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钱；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抬高出品的价格，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减低出品的价格。像这些相反的道理，从前马克思都不明白，所以他以前的主张便大错特错。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知道的都是以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都没有料到。(24)
    马克思出生于19世纪初叶，逝世于19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早期阶段，以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为特征，正如马克思所云：“（工人）只要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25) 马克思的这些言论控诉了早期资本主义的罪恶，反映出早期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愤懑和仇视。然而，由于工人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等诸多原因，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走上自我调节的改良道路。这种变化首先从美国的福特汽车工厂表现出来。
    1909年，美国工程师泰勒出版《科学管理原理》一书，认为工人不是简单的机器，为了提高自己的经济利益，工人具有提高生产的潜力，关键是科学管理。美国企业家福特根据泰勒提出的主张，于1913年在自己的汽车公司里开发出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实行大规模生产，用以取代以往的手工或单个机器的小批量生产。这是20世纪生产管理和组织方式领域中一次伟大的变革，空前提高了生产力，工人的工资、福利相应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当时，其他工厂是2.34美元/9小时，而福特则提高到了5美元/8小时。与此同时，成本大大降低，福特车遍布地球，亿万人成为有车阶级，福特被尊称为“为世界装上轮子的人”。他所创造的生产方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典型的组织社会生产的方式，被称为福特主义。1920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经济危机。危机过后，美国经济迅速增长，1923年直到1929年秋天，每年的生产率增长4％，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奇迹。二战后，福特主义在西方世界被更广泛推行，粗放型的资本积累模式发展为以泰勒制的劳动组织和大规模生产消费性商品为特征的密集型资本积累模式，促成了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长期繁荣。
    在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中，孙中山最早看到并肯定“福特主义”的积极作用，也最早看到了福特制推广而造成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化，这说明，他的目光不断紧跟世界范围内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并据此发展自己的思想，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杰出思想家。
    世界不断变化，问题不断出现，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应当不断发展变化。如果只见到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自然容易得出资本主义必须迅速推翻和消灭的结论，但是，如果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改革、改良的能力，生产力仍在发展，社会仍在发展，自然，就不会急于提出推翻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的结论。通过福特制，孙中山看到了一条马克思所主张的“革命”之外的办法。他说：依照马克思的判断，“资本发达到极点的国家，现在应该到消灭的时期，应该要起革命。但是，从他至今有了七十多年，我们所见欧美各国的事实和他的判断刚刚是相反。当马克思的时代，英国工人要求八点钟的工作时间，用罢工的手段向资本家要挟。马克思便批评以为这是一种梦想，资本家一定是不许可的，要得到八点钟的工作时间，必须用革命手段才可以做得到。到了后来，英国工人八点钟的要求，不但是居然成为事实，并且由英国国家定为一种通行的法律，令所有全国的大工厂、银行、铁路中的工人都是作工八点钟。”(26)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是，它只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绝不是唯一的推动力量。
    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资产阶级是一个贪婪、自私、腐朽的阶级，主张消灭、打倒，但是，孙中山看到了这个阶级在发展生产和管理生产中的作用，因此对这个阶级的未来持观察、研究的态度，他说：“推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上主张要推倒资本家。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够清楚。”(27) 这是一种审慎的、务实的态度。
    怎样解决资本主义发展所形成的各种弊病呢？孙中山眼观世界，认为近年来欧美的社会进化办法主要是四种：第一是社会与工业之改良；第二是运输与交通事业收归国有；第三是直接征税；第四是分配之社会化。他说：“这四种社会经济事业，都是用改良的方法进化出来的。从今以往，更是日日改良，日日进步的。”(28)
    关于第一种，社会与工业之改良。孙中山说：“就是要用政府的力量改良工人的教育，保护工人的卫生，改良工厂和机器，以求极安全和极舒服的工作。能够这样改良，工人便有做工的大能力，便极愿去做工，生产的效力便是很大。”(29) 孙中山的这段话涉及生产力的两个基本要素，即生产者和生产工具。关于前者，孙中山主张通过教育，提高生产者的素质，通过改良劳动条件，确保生产者具有安全、舒适的劳动条件；关于后者，孙中山主张“改良工厂和机器”。这就牵涉到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以新技术装备、革新生产工具等问题。孙中山认为，社会改良与工业改良，工人素质、工人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与工具、机器的改良并重，将会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孙中山的缺点是，没有充分强调科学和技术的作用。
    关于第二种，运输与交通事业收归公有。孙中山一向重视交通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认为：“运输迅速，交通灵便，然后各处的原料才是（能）很容易运到工厂内去用。工厂内制造的出品，才是（能）很容易运到市场去卖，便不致多费时间，令原料与出品在中道停滞，受极大的损失。”(30) 但是，孙中山认为，私人财力不足，后者垄断的阻力大，因此，他主张电车、火车、轮船、邮政、电政、交通等大事业都由政府办理。
    关于第三种，直接征税。孙中山认为，旧时的税收，只有钱粮和关税两种，其课税对象主要是“一般贫民”，资本家只享权利，不尽义务，因此，他主张实行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他说：“行这种税法，就可以令国家的财源多是由资本家而来。资本家的入息较多，所谓多取之而不为虐。”(31) 他举例说，在德国政府的岁入中，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由所得税和遗产税而来。美国仅1918年，所得税收入即达美金40亿元。
    关于第四种，分配之社会化。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发明金钱后，一切日常消耗物均由商人采买，商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一转手便赚许多佣钱。因此，孙中山主张，“不必由商人分配，可以由社会组织团体来分配，或者是由政府来分配”。(32) 他认为，英国的消费合作社是由社会组织团体分配的例子，欧美各国政府供给水电、煤气、面包、牛奶、牛油等食物是由政府分配的例子。孙中山称这种新的分配方法为“分配之社会化”，“就是行社会主义来分配货物”。
    在以上四种方法中，有些和社会主义的原则有一致之处，例如社会与工业之改良；有些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具体要求，例如：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有些则是社会主义可以参酌使用的，如分配之社会化。孙中山认为，以上四种方法推进了欧美社会的发展，资本家和工人互利双赢：“资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产力。工人有了大生产力，便为资本家多生产。在资本家一面可以多得出产，在工人一面也可以多得工钱。”(33) 孙中山认为，这些方法，其目的都是使大多数人的“利益相调和”，“这种经济利益相调和的事业发达以后，社会便极有进化，大多数便享幸福。”(34)
    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途径和原因是多元的。革命是途径之一，改革、改良也是途径之一；激烈的、暴风雨般的斗争可，温和的、渐进的调和亦可。采用哪一种途径和方法，当视社会历史条件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孙中山提出的是一种改良的、调和的方法。它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途径之一，有助于纠正“唯革命”、“唯斗争”的偏颇，但是，它同样不是唯一的途径，将“改良”、“调和”视之为“唯一”的途径，就会陷入另一种偏颇。
    结语
    真理都是具体的。一切真理都有其适用的环境和条件。世界上没有一种真理可以适用于一切时间和空间。孙中山尊崇马克思，但是并不迷信马克思，不认为马克思的话句句是真理，必须坚决奉行，而不能有任何变动。他研究中国国情，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主张师其意而不用其法。马克思为人类提出的是推倒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但孙中山却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低下，既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又要借助外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同时，孙中山又研究马克思逝世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认为它仍在自我改革和自我调节的过程中，推倒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还不是需要立即提上日程的任务。
    到底是用和平的方法，还是用激烈的方法，解决世界资本主义的问题，孙中山表示还说不清。他说：“到底欧美将来解决社会问题是用什么方法，现在还是看不出，还是料不到。”不过，孙中山估计，少数人垄断世界物质，图个人私利，要一般人都做奴隶，终将演变为“人与人争的极剧烈时代”，“这种争斗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必再要回复到一种新共产时代，才可以解决。”(35) 孙中山这里所说的“新共产时代”有别于人类早期的原始共产主义，大概就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了。
    孙中山还提出过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有别的思想，例如阶级斗争是社会的病症，民生是社会进化发展的动力，以及剩余价值观念等等。有些问题，拙文《孙中山思想的现代价值》已有述及，有些则需另文详论。

    注释：
    ①③⑥⑦⑧⑨⑩(16)(19)(24)(26)(27)(28)(29)(30)(31)(32)(33)(34)(35) 《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0～363页；第392页；第371页；第391～392页；第410页；第103～104页；第671页；第392页；第393页；第374页；第372页；第374页；第366页；第366页；第367页；第367页；第368页；第368页；第368～369页；第380～381页。
    ② 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1页。
    ④ 《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6页。
    ⑤(17)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3、660页；第514页。
    (11) 参见拙作：《孙中山思想的现代价值》，载《哲人与文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1～164页。
    (12) 《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72～273页。
    (13) 王耿雄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4～365页。
    (14) 王丽华主编：《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1～2页。
    (15) 《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
    (18) 《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8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2页。
    (21) 《共产党宣言》。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0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5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76页）上说：资本家必须靠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来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时间原子便是剩余利润的要素。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4～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