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声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民国研究》第34辑。

摘要：1930年3月22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薛佛尔为学生播放影片，因片中有大量丑化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画面，引起观影学生强烈不满和抗议。在金大学生会的组织推动下，该事件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国民政府的介入处理，最终金陵大学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辞职，薛佛尔公开发表道歉声明并销毁自制影片，美国公使向中国道歉并勒令柯达公司销毁相关影片。该事件是党派势力与宗教势力在基督教大学校园内争夺发展空间的一次交锋，体现了中共金大党支部在这一事件中的推动作用，以及国民政府、国民党党部对金陵大学的严密掌控和渗透。

     1930年3月22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薛佛尔（Schafer，又译“雪佛尔”、“许富尔”、“夏慕仁”等）为学生播放影片，因片中有中国贫民生活、瘸腿乞丐、小脚女人、和尚送殡等丑化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画面，引发观影学生的强烈不满。最终，在国民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双重压力下，举办方金陵大学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辞职，薛佛尔公开发表道歉声明并销毁自制影片，美国公使向中国表示歉意并勒令柯达公司销毁相关影片。

该事件在学界金陵大学相关研究中虽被偶尔提及，但均较为简略且未做深入探讨，对事件发生过程中的细节、所反映出的中西文化冲突、党派势力和宗教势力的冲突等未有深入研究。且学界对20世纪30年代辱华影片事件的分析大多只关注到了《不怕死》和《月宫宝盒》等在电影院公开上映的美国商业影片，未注意到金大校园内这一辱华影片事件，分析视角也与本文不同，或从民族主义入手，或着重关注影片中的华人形象演变问题。本文拟结合时代背景，系统考察金大辱华影片事件的过程、原因和影响，进而揭示此事件背后反映出的金大校园内的党派势力与宗教势力之间的斗争、国共两党在金陵大学的发展情况等，以期对近代基督教大学史及近代电影史研究做出有益补充。

一、金大影片事件始末

      1930年3月22日，金陵大学的学生组织——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在学校体育馆举行每周六例行的会员同乐会，期间，特邀该校新来的美籍社会学教授薛佛尔为学生们播放电影。

      薛佛尔原计划放映上海新到的电影，但因未能及时拿到，只能临时去借影片。当晚，薛佛尔一共播放了三部影片：第一部是柯达公司制作的影片《中国和中国人》，内容是北平、天津、上海、香港等处风景及民族状况；第二部是笔画滑稽片；第三部是薛佛尔自制的影片，内容为学校及周边的风景、足球比赛、新年街景、农民和平民的实际生活状况。第一部影片中的一段乡间风景，所配的字幕为“外人势力所未至之内地”，已让观众感到很不舒服，当看到第三部薛佛尔自制影片中充斥着瘸腿乞丐、贫民生活、小脚妇女、和尚送殡等画面时，观影学生的愤怒爆发了，认为薛佛尔是在蓄意侮辱中国人。于是，影片立即停演，并被送交到金陵大学陈裕光校长的寓所，而后交与国民党第九区党部代表保管。

      3月23日，金大学生组织成立了“反对基督教青年会侮辱国人影片大会”，发表宣言称：该影片“专事暴露国人之弱点者，诸如出殡之繁仪，闲民之游荡，贫妇之缝穷，乞丐之捉虱等……而青年会办事诸洋奴，犹洋洋自得，直至会场大开，始强辞辩护，申言道歉。……青年会为基督教之爪牙，罪恶至为明显，本会决不与之并存，尚希各界秉诸公论。”

    3月24日上午，金大学生会召集全体大会，指出“雪佛尔自制之影片，对我国人，侮辱极甚”，会议决定：“呈请市党部、咨市府，封闭金大青年会，并要求学校当局立即撤退雪佛尔。”

    3月27日，金大学生推派代表，就该校青年会演映辱国影片一事，“向中央党部、教部及市党部陈述经过，请求严办辱国教徒”。当日，南京市党部第十区第十一分部召开大会，决议：“呈请上级党部将该片焚毁并注意以后中外影片，未经审查不得开映，及防止外人在国内随意摄影，以杜流弊。”

     3月28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召开执委会，决议：“金大所映辱国影片案，俟审查后再议”，并“呈请中央设法取缔基督教青年会在国内活动”。同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第十区第八分部召开执委会，决议：“一、逐级呈请市党部函该校当局将此项影片即日缴出销毁，并饬令薛福尔登报道歉，二、呈请本区党部迳函九区党部，以大无畏精神，严厉交涉，以保民族光荣。”国民党南京党部第六区第九分部亦召开党员大会，决议：对于“金陵大学青年会映放侮辱华人影片事”，“呈请上级党部一致援助”。 

      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3月29日，薛佛尔向《申报》寄送了道歉声明，请求公开发表。3月31日，《申报》登载了该声明：“近日京沪各报登载关于鄙人于本月二十二日晚间在金陵大学青年会员大会中映放电影一节，引起外界责难，深为不安。查鄙人是晚所放影片中有一卷，系鄙人自制，间有关于中国农民贫民实际之生活状况，其摄制动机，系为社会学班学生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之材料与参考，绝无向外宣传之作用，更无对中国人民有侮辱之意思，且此次金大青年会事前接洽映放影片，本拟将新自上海定购之影片映放，不意该片未能按时寄到，临时以鄙人自制之片代用，致引起当时之误，实非初意所及料。鄙人来华未久，于中国风俗习惯，自不免稍有隔阂之处，此次之事鄙人深引以为憾，谨向中国人士表示歉意，敬希鉴谅，并恳将此函登入贵报来函内，无任感祷。”然而，薛佛尔的一纸道歉，并未平息金大学生的愤怒，他们继续抗议，要求校方立即辞退薛佛尔。

       4月1日，金大“反对基督教青年会侮辱国人影片大会”派人到南京各校请求援助，“各学校同学，咸以此事关乎全国人民之荣辱，非仅金大学生已也，莫不愤慨异常，允予赞助”。当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对金陵大学放映辱国影片案制定了五项处理办法：“（一）函市府着制造侮辱国人影片之薛佛尔，将底片交出焚毁；（二）函请教育部转饬金陵大学撤退教员薛佛尔；（三）函市政府饬社会局制止金大基督教青年会活动，以免发生意外；（四）函市政府饬教育局，凡影片未经审定，不能公开放映；（五）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令国府禁止外人在内地摄影，及摄取电影片。”

      4月2日，金大召开“反对基督教青年会侮辱国人影片大会”，会议决定联合南京各高校，再次派代表赴教育部和南京市教育局，请求严厉取缔此类侮辱国人的行为。在接待金大学生代表时，教育部部长蒋梦麟表示：“对于此次运动，纯系爱国热忱所激成，极表赞许。该部素恨青年会之宣传宗教，麻醉青年，拟订一种具体办法，取缔青年会，通令全国学校遵行。对于此项事变，亦有正当办法，以期解决，不辱国体。”南京市教育局亦表示：“据述教育局调查结果，该片确系故意侮辱国人，有伤国体，自当据实报告教育部，从严惩办。”当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播放并研究了金大辱国影片案的涉案原片，“除由秘书处通知党部各委员及全体职员参加外，并函达有关系之各机关派代表出席观览”。

     4月3日，对于金大青年会“由某外人演放中国下等社会人种种不良习惯及动作之影片”，导致社会舆论沸腾，“伤害国体，有意侮辱”，教育部函令南京市教育局“切实查明，复候核夺”。

4月4日，金大“反对青年会映放侮辱华人影片大会”再次派代表团赴教育部，向部长蒋梦麟报告相关情形。蒋梦麟部长表示：“各代表所陈理由，极为充足，对于该会代表所要求封闭青年会，及撤退薛福尔二条，允于分别办理。”

      4月15日，南京市市长刘纪文致函金陵大学，要求金陵大学按照市党部的五项处置办法，“查照办理”。函称：“该外国教授竟于我国首都高等学府演映此种侮辱我国之影片，殊属荒谬，亟应照函办理。……迅勒令该外国教授薛佛尔将前项影片底片交出，函送过府，以便定期当众焚毁，勿任迟延为荷。”

      4月16日，参加全国教育会议的教会代表到金大参观，“时该校反对金大基督敎青年会映放侮辱国人影片大会，分散宣言，张贴‘驱逐许富尔出校’、‘收回敎育权’等标语，并口头向各代表专家**，注意此问题”。

鉴于政府及社会各界对此案的广泛关注，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最终制定了五项处理办法：（一）销毁薛佛尔自制影片中之贫民生活一段；（二）金陵大学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辞职；（三）薛佛尔公开发布道歉声明；（四）致函摄制《中国与中国人》影片的美国柯达公司，请其修正该片、删去该段字幕；（五）通告校内各团体，以后无论放映任何电影，均须先经过审查。并且，鉴于薛佛尔拍摄行为给学校造成的负面影响，陈裕光还给金陵大学所有美国教职员工发布了一条通知，要求他们不要再拍摄任何关于南京社会情况的照片或影片。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在金大影片事件发生后，就南京、上海等地放映的美国辱华影片之事，向美国驻华公使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提出抗议。7月16日，美国公使詹森函复外交部，表示歉意，并指出：“业已令饬美国电影商人将该项侮辱华人之影片迅予销毁，不得再继续在任何地方开映外，并已正式向外部道歉，保障以后美国电影公司，决不会再有是项影片发行”。至此，金陵大学影片事件得以平息。

二、引发影片事件的要素

    金陵大学外籍教师播放辱华影片一事，与同时期其他辱华影片事件有不同之处，也有内在关联。引发该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不健全的中国影片管理体制与中美两国对中华民族形象的不同认知

学生群体和社会民众对外籍教师薛佛尔的愤怒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薛佛尔随意拍摄和放映的行为，二是引发观众强烈不满的影片内容。

     由于电影传入时间短、放映场地少，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自行拍摄的电影仍屈指可数，拍摄设备、技术人员、放映器材和场地都非常稀缺，电影放映仅仅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里流行起来。此时，中国尚未对影片摄制和放映行为进行系统的规范和管理，对于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拍摄和放映影片亦没有明确规定。因此，薛佛尔这样的外籍人士在中国拍摄和放映影片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金大影片事件正反映了影片管理制度的缺失对国家社会管理体系的严重影响。

      批评性舆论更多地集中于薛佛尔自制影片的内容和取材视角。一方面，中西文化差异影响了薛佛尔拍摄影片的选材角度。西方人在拍摄纪录片时较为强调拍摄对象的日常性和真实性，而中国人则较为强调拍摄对象的美感。观影学生们无法理解薛佛尔为什么专门去拍摄中国社会最落后的一面。另一方面，东西方对中华民族形象的不同理解与认同也影响了薛佛尔对拍摄内容的选取。与同时代其他公映的美国商业电影相较，薛佛尔拍摄的记录片看似性质不同，实际均反映了在该历史时期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与想象。美国电影中塑造的小偷、乞丐、罪犯等中国人形象，不符合中国人对自身民族形象的定位，中国观众从情感上难以认同，因而感到十分屈辱和愤怒。

（二）国家对教会大学掌控力的增强及金大校园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20世纪初期，中国政府对社会掌控能力较弱，中国基督教学校处于自由发展的阶段。在华基督教学校甚至认为：“要牺牲任何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则是愚蠢的。我们可以让政府对这些学校施以积极控制的时代还远未到来”。由于政府管控的缺失，基督教势力在中国发展迅速。而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凭借不平等条约而在中国传播的基督教，便自然而然地被国人视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并且成为民族抗争情绪宣泄的主要对象之一”，“反基督教运动遂成为反帝斗争洪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和1927年“南京事件”的冲击下，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国家对基督教大学的掌控力不断增强，位于首都的金陵大学率先更换为华人校长并向国民政府注册立案，正式被纳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金陵大学影片事件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1930年3月19日，教育部正式发布训令，要求金陵大学停办宗教学系。国民政府各相关部门亦不断向金大施压。3月28日，金陵大学董事会投票通过了“停止宗教学系，将宗教课程放入其他合适的院系中”的决议。此举进一步弱化了金陵大学的宗教特性，凸显了“学术自由、精神独立”的近代大学精神，学生们的思想禁锢进一步被打破，校园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影片事件发生后，金大学生不仅向校方提出了“解除对帝国主义分子塞佛尔的聘约”、“扣下侮辱中国人人格的影片”、“立即解散由帝国主义分子主办的‘基督教青年会’”的要求，更以薛佛尔播放辱华影片事件为导火索，发传单、贴海报，打出“收回教育权”等口号，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运动。

      上海等地的学生也将金大影片事件与收回教育权运动联系起来。1930年4月17日，上海市学联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反对，进而防止文化之侵略，励行收回教育权”。指出：“帝国主义者以基督教为文化侵略之工具，其麻醉我国青年无所不用其极，近更变本加厉，肆无忌惮。金陵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竟于同乐大会中，映放以教授许福尔自制我国人之影片，表现我国贫民窟、鼻涕顽童、小脚妇女、和尙送殡、乞丐扪虱，种种丑态，似此公然开映，蓄意侮辱。……敝会对基督教之文化侵略、各地青年会之麻醉青年，久已引为杞忧，对金大青年会放侮辱国人影片，更不胜其愤慨，深盼全国同胞一致反对，进而防止文化之侵略，励行收回教育权，是则民族前途之大幸也。”

      金陵大学影片事件发生后，校方为平息学生群体的激进情绪、冷却社会上对此事的议论，决定以随后的清明节为由，给学生们放假一周，因为假期里学生们将“没有机会召开一系列会议”，并期望武汉召开的全国运动会“能够使学生们的注意力暂时转移开来”，从而将这一事件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尽管有个别外籍管理者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大部分管理者都认同这种谨慎小心的处理方式，因为金陵大学在华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

（三）中共金大党支部的推动作用

      金陵大学影片事件之所以能够引起国民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给金陵大学管理层以巨大压力，中共金大党支部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中共南京市党部的发展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缓慢而曲折。1922年秋，中共成立了浦镇小组，有7名中共党员。至1927年2月，中共在南京的党员逐步发展到了232人。然而，1927至1930年间屡遭打击，规模始终比较小，据统计，1930年南京市中共党员人数约为117名。1930年2月，鲁迅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自由活动大同盟”，金陵大学的陈景星、中央大学的黄祥宾和晓庄师范的石俊等人根据中共南京市委的要求，共同发起成立了“南京自由运动大同盟”。“社会活动能力强”、“热心助人”、“一直受到同乡们的敬重”的陈景星积极在金陵大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了石璞、李林泮等人入党，并成立了中共金陵大学党支部，陈景星被上级党组织任命为中共金陵大学党支部书记。

      3月22日影片事件发生后，中共金大党支部立即行动起来。3月23日，金大组织成立了“反对基督教青年会侮辱国人影片大会”，发表宣言称：“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之先锋，教会学校为其文化侵略之工具……少数廉耻伤尽，甘心亡国之基督教败类，帝国主义走狗，值此外侮日侵，国祚将斩之秋，犹不知觉悟，胆敢假青年会之组织，公然反动……青年会为基督教之爪牙，罪恶至为明显，本会决不与之并存。”3月24日上午，作为金大学生会骨干的共产党员陈景星、石璞等在金陵大学组织召开了一场约300人的学生大会。“当学生们纷纷进入会场时，陈景星站在门口带头高呼‘打到美帝国主义！’‘驱逐侮辱中国人民的美帝国主义分子！’等口号。”会上，陈景星发表演说称：“我们堂堂中华，四五千年一部辉煌的文明史，在塞佛尔的镜头下成了一堆不堪入目的糟粕。他如此侮辱我们中国人，难道我们能任他放肆，任他猖狂吗？”会场上，他们散发了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传单，进一步激发了金大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共金大党支部的推动下，影片事件持续发酵，从一个校内纠纷发展成一场社会广泛关注的反侵略运动。

      金陵大学美籍财务主管毕律斯特认为影片事件不是偶发事件，是共产主义者有预谋的行动。3月29日，她在写给原金大美籍农林科科长芮思娄的信中说：“影片事件不过是个借口。今年我校青年会异常活跃……由于招募了过多的新成员，给激进主义份子以可趁之机，那些党员试图使基督教青年会关闭。通过谨慎调查，有人似乎发现了这场影片风波的本质：薛佛尔曾给部分学生放映过这些影片，所以此次放映对一些学生而言不算新片。在影片播放了仅半小时左右，激进主义者就开始在现场大肆分发打印好的传单。这说明他们试图不计一切代价破坏集会，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甚至影片还未开始播放——就打印好了传单！”4月2日，原金大美籍校长包文在写给芮思娄的信中亦指出：“这显然是学校内外少数激进分子以一个非常牵强的理由制造出来的事件”，“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们正在不断地找教会和教会学校的麻烦”。

      然而，正在影片事件持续发酵之时，4月3日，南京发生了和记洋行工人罢工而导致的“四三惨案”。为声援和记洋行工人斗争的反帝国主义行动，作为支援行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中共金大党支部书记陈景星转而将全部注意力投向了4月5日抗议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暴行的大示威游行中去了。于是，在新的反帝热点出现之后，缺少核心组织力量的金陵大学影片事件逐渐失去了其持续发展的动力。

三、影片事件的影响

     金陵大学影片事件沉重打击了金陵大学基督教青年会，对在校外籍教师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迫使校方加强了对影片拍摄与放映的监督和管理，并与同时代其他辱华影片事件共同促使中国影片管理制度不断完善。

（一）沉重打击金大基督教青年会，校园内党派势力增强

      作为基督教大学，金陵大学从建立之初就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校园内的宗教活动在1910—1924年间最为繁荣，后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下受到一定的打击和压制。金陵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是校内最为重要的宗教组织。据统计，1918年秋季，在全校三个学院共278名学生中，有235名为金大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1927年，北伐军进入南京城后发生针对外国人的烧杀抢掠事件，金陵大学的宗教活动也在此期间遭受沉重打击，后在金大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和发动下，校园内的宗教活动逐渐恢复起来，团契等宗教团体纷纷组建。在1930年金陵大学影片事件发生前，金大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非常活跃，每周六定期举办会员同乐会，在学生群体中影响很大。

     与此同时，1930年正是中共在李立三领导下奉行激进路线的时期，金陵大学校园内的共产主义势力不断增长，中共金大党支部书记陈景星等共产党员成为金大学生会的骨干成员。而从该事件处理过程的诸多细节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党部对金陵大学的严密掌控及相互间的密切往来关系：在影片播放当晚，影片即被校方送交给国民党第九区党部代表保管；在处理过程中，金大校长陈裕光也始终与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党部保持密切联系，国民党党部的官员甚至私下向陈裕光保证不会采取反对金大的措施；最终校方更是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五项处理办法为原则，对此事件进行了妥善的处置。可以说，国共两党正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金陵大学。

      根据毕律斯特对影片放映当晚情况的描述“在影片播放了仅半小时左右，激进主义者就开始在现场大肆分发打印好的传单”，这一事件显然是党派势力故意挑起的，以薛佛尔播放影片为契机，发动的一场针对金大基督教青年会的打击活动。在影片事件发生后，金大学生会立即向校方提出“封闭金大青年会”的要求。虽然最终校方未将该会强行关闭，但也令“金陵大学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辞职”。此后不久，金大又在教育部要求下被迫取消了宗教学系，宗教势力在金大校园内的影响力再次受到重挫。

      而在此事件发生前不久，校方曾试图对学生出版物进行管理，不再允许学生自由出版；同时，国民政府下令取缔金大学生会、建立学生自治委员会。这对学生组织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束缚。从这一角度来看，结合影片事件酝酿发展的过程，可能学生群体推动这一影片风波的主要目的正是要打击校园内的宗教活动，遏制宗教团体在校园内的发展势头，同时提高金大学生会在学生群体中的影响，争夺校园内的发展空间，在校园内外争取更多的支持力量。

     可以说，金大影片事件是金大校园内的党派势力与宗教势力为争夺学校资源和发展空间的一次激烈交锋，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国共两党都以不同的形式获得了利益，宗教势力则一败涂地。对于金大学生会来说，这是其组织推动的一次非常成功的运动，它借助民族主义将义愤填膺的学生们成功划到了自己的阵营，不仅争夺到了更多的追随者和发展空间、沉重打击了校内的宗教势力，更是对国民政府要求取缔学生会这一命令的强烈反抗；而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这一事件使他们进一步控制了金陵大学，成功打压了金大的宗教势力，并通过对辱华影片事件的妥善处理和成功的外交交涉，进一步增强了其社会威望。

（二）金大加强影片拍摄管理与放映审查，更加慎重地选聘外籍教师

      金陵大学影片事件发生后，在国民政府、社会舆论、校内学生的多重压力下，校长陈裕光四处奔波，积极周旋此事，全体外籍员工在这一时期亦不得不谨言慎行、如履薄冰，避免再次触发类似事件，使金陵大学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最终，校长陈裕光颁布了五项处理办法，明确指出“校内各团体，以后无论放映任何电影，均须先经过审查”，并要求学校美国教职员工不要再自行拍摄任何关于南京现实情况的照片或影片，对校内影片放映和外籍教职员工拍摄行为加强审查、管理和监督。

     然而，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薛佛尔此后的行为却让人出乎意料。薛佛尔在道歉信中称其拍摄动机是“为社会学班学生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之材料与参考”、“绝无向外宣传之作用”、“更无对中国人民有侮辱之意思”，并表示自己初来中国，“于中国风俗习惯，自不免稍有隔阂之处”。那么在经历了这样一场舆论风波之后，薛佛尔理应熟悉了中国的“风俗习惯”。但是，5月初，他仍然被发现在四处拍照，甚至在被警告之后，学生们仍看到他在街上拍照，并且之后还去相馆处理底片，并将照片发送出去。

      薛佛尔的言行不一惹恼了爱国的青年学生，影响了金大的社会声誉，也让金大外籍教员们感到费解和焦虑。金大财务主管毕律斯特起初对薛佛尔拍摄影片的行为尚持一种较为包容的态度，但当看到薛佛尔在给学校惹了许多麻烦之后仍不思悔改地公然进行拍摄，毕律斯特表示十分厌烦和失望。她在给包文的信中说：“薛佛尔要么是愚钝，要么就是特别固执，我担心可能是后者”，“尽管一些外籍教师已经告诫他要小心谨慎，但他似乎还是不懂中国的‘规则’”，“这看起来确实不可宽恕。就像一些中国人说的，薛佛尔不是孩子，他是一个成年人。党部理所当然地可以要求将他立刻驱逐出境，而我们没有多少辩解和抗争的余地。我认为如果他不能遵守中国政府的建议、不愿规范自身行为，那么他最好回国。”鉴于薛佛尔不理智、不成熟的举动，毕律斯特希望再派遣来华的传教士是老成持重的人，她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距离上次影片事件仅一个月，就再次发生这种事情。一个被派往传教之地的成年人，本应能够理性地根据当地习俗规范自身行为”，“再挑选来南京的人选时一定要特别谨慎。我们无法承受另一个薛佛尔了，而且我们不希望再来年轻人。正如我们一个管理者说的‘年轻人太嫩了’，几个星期前他的行为使我们陷入了非常严重的困境。……最近他已经被学生们疏远了。我不怪中国人有不希望来更多外国人这样的想法。我和其他人一样，为此事感到羞愧”，“或许我们应该找年长一些的人，这样会更安全。我烦透了现在这些年轻传教士们。”毕律斯特甚至开始担心薛佛尔的精神状态，认为“目前尚不确定他是否因为课堂外这些事情而被深深伤害了。他已经失去了作为教师的信心，显然学生们对他的目的有一些奇怪的想法。例如一个学生因对得到的分数感到愤怒而对老师说：‘你就是和薛佛尔一样恨我们中国人！’”

     无论薛佛尔做出这些行为是何原因，他擅自拍摄和放映辱华影片的行为以及后续不妥当的做法，不仅受到学生群体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给金陵大学带来了困扰、给其他外籍教员带来了压力，也使自己陷入了被金陵大学全体师生共同埋怨和愤恨的境地。此后，金陵大学进一步加强对外籍教职员工拍摄、放映影片的审查和管理，并在选派外籍教师时更多了一些政治上的考量。

（三）推动国家影片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中国影片管理制度是伴随着电影播放技术的发展、各类影片事件的发生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之兴起，国人对于外国影片中对中国情形的负面描写日渐敏感”，而美国片商“不顾民族平等之道德信念，仍然不断以辱华影片，作其营业之号召”。辱华影片事件层出不穷，广受社会舆论的关注。美国学者陶乐赛•琼斯指出：“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美国银幕把中国描绘成罪恶渊薮，已经达到了顶点。”

     1929年上海市特设电影检查委员会，专门负责电影审查工作，检查标准为“不违反党义及国体”、“不妨害风化及公安者”和“不提倡迷信邪说及封建思想者”。电影检查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影片管理问题。此时，尚未对外国人在华拍摄影片的行为进行规范。

     1930年金陵大学发生辱华影片事件前后，在上海等地上映了《不怕死》（Welcome Danger）、《月宫宝盒》（又译为：《巴格达小偷》，The Thief of Bagdad）等美国影片。与金陵大学影片事件类似，这些影片中充斥着小脚女人、长辫男人、偷窃抢劫者等负面华人形象，放映之后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时人评论道： “好莱坞中影片公司近来出产描写中国人生活情状的影片，确有风起云涌之势。其中有所谓辱华影片者，多陈意恶劣，描写失实之处，美国人观之对于中国实况，易引起一种误解，而对于我国人民，即不增加其轻蔑之心，亦必视华人或东方人为一种残酷阴险之人类。吾人对此，颇生愤慨。”

      其中，罗克主演的《不怕死》影片上映之后，“复旦大学教授洪深，在看这张影片时，激于义愤，当场演说，竟被掮洋商招牌的大光明中国人精力唆使巡捕，押送捕房，历四五小时，始得释出”。洪深事件使民众对辱华影片的愤怒情绪进一步发酵，并促使政府开始重视对外国影片的管理。上海市特别电影检查委员会对此事作出议决：“呈市政府请与美国领事严重交涉”，“通令各戏院，不准在开演此片”。1930年3月29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上海特别市电影检查委员会联合发布公告，要求各报馆、各影戏院 “凡未经检查许可之影片，一律不准登载广告”。

      1930年金陵大学影片事件发生时，正值《不怕死》案尚未解决之际，相继发生的辱华影片事件共同引发了社会舆 论的深切关注。有时论认为金大影片事件的性质更为严重，称：“首都的金陵大学里又发现一位更不怕死的薛佛尔先生了。薛先生与罗克先生一样，同属于让我们挨骂的中国人最表好感的美国籍。薛先生的影片似乎比罗克的更进一步。因为罗克的影片是戏剧性质的，而薛先生的影片却是新闻性质的。谁都知道新闻影片所摄取的是事实，而戏剧影片所摄取的不顾是虚构的表演而已。”并有时论指出：“南京是中国的首都，金大是中国的学校，薛福尔是中国学校里的一个雇员，这恐怕不能和《不怕死》相提并论吧！首都不是租界，有直接的取缔权，凡侮辱中国的‘物’或‘人’有随时没收和拘罚的权力。金大是在首都的学校，不是托庇外人的大光明影戏院，凡有侮辱中国的‘物’或‘人’在里面，当然随时可以没收和拘罚。”

     1930年4月15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召开执委会，决议：“罗克主演之《不怕死》影片，侮辱国人，在罗克未向我国国民道歉以前，请各地党部政府，凡罗克主演一切影片，一概严予取缔”。4月18日，行政院秘书处致函外交部，称：“案据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呈请禁止外人在我国内地摄影，及摄取影片一案，相应函达查照办理。”

     1930年7月，尽管美方已对辱华影片事件致歉，为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防止外国电影公司在中国境内随意拍摄影片，内政部、教育部和外交部共同“电致各方”，“一律禁止外人在我国内拍摄取电影，以重国体”；教育部长蒋梦麟和外交部长王正廷 “特严令各地市县当局，嗣后遇有外人在我国内地摄取影片，应一律严加禁止。”

     1930年11月3日，国民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法》，进一步规定：“凡电影片无论本国制或外国制，非依本法经检查核准后不得映演”，并第一次提出“有损中华民族之尊严者”不得映演。1932年9月，国民政府出台了《外国人在华摄制电影片规程》，规定外国人取材时，应避免“有损中华民国体面之事件”、“非本国善良风俗”和“含有迷信或怪异之事件”，明确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私自摄制“辱华”影片。

     正如汪朝光先生所说，“对于道德教化的关怀与民族主义情感是创立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两个基本因素，前者与各国电影检查制度的起源大体一致，后者则源于中国近代的特殊环境。”在外国辱华影片的刺激与推动下，中国影片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并且中国开始发展自己的电影业，努力塑造国人心目中的民族形象。

     金陵大学影片事件是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发生在基督教大学校园里的因播放辱华影片引发的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其意义是多层面的：第一，金陵大学影片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诸多辱华影片事件中的一起个案，与同时代其他辱华影片一样，刺激了中国电影业的发展，促使国家电影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第二，金陵大学影片事件是激进学生群体对校内宗教势力的一次打压，是党派势力和宗教势力在校园内争夺发展空间的一次激烈交锋，金大学生会借此抒发其反帝反文化侵略的政治诉求，经过这一事件，金大校园内的宗教势力被进一步打压，中共在校园内的势力不断增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党部与金陵大学校方的往来也更为密切，国共两党以不同的方式进一步掌控和影响着金陵大学。第三，金陵大学影片事件及同时期其他辱华影片事件的成功交涉，标志着这一反帝反文化侵略诉求的胜利，它进一步鼓舞了学生群体和广大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