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1884年期间，近代著名的书法家张祖翼在英国有过一年多的游历，他把自己在异域的所见所思以竹枝词的形式留给后人，其中也有对英国婚恋观念和习俗的介绍。作为文案的池仲祐于1880年底，随同提督丁汝昌“赴英国接带新购快船”。年轻且性格外向、好交往的池仲祐，在英国期间与诸多当地的男女青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频繁而深入的交往，令他对当地的风俗人文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比如，其所撰《西行日记》中就有对英国婚姻制度的专门介绍，以及与友人交流中国婚嫁及娶妾的情形，引起了英国诸友“异哉！天下有是事乎？”的惊讶和不解。1890年，新任英法比义大使的薛福成出使欧洲，很快他就对西方的婚嫁习俗有了了解，谓：“子女年满二十一岁，即谓有自主之权，婚嫁不请命于父母”。

刘锡鸿对西方的婚姻制度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说：“男女婚配皆自择。女有所悦于男，则约男至家相款洽（其俗女荡而男贞，女有所悦辄问其有妻否，无则狎而约之，男不敢先也），常避人密语，相将出游，父母不之禁。款洽既久，两意投合，告父母互访家私，家私不称不为配也（苟访查不确而被欺，则虽既嫁、既娶后，女仍不以男为婿，男仍不以女为妻，等诸婢仆而已）；称，则以语男女，使自主焉。聘定之后（以戒指为定礼，约之使不他悦也），偕出入，益惟其意”。刘锡鸿对于西方婚姻制度有所了解，但却一知半解。在他看来，西方女性在婚恋方面有绝对的主动权和选择权，即女人处于主动的一方，男人则处于被动的一方，显然失之偏颇。此外，他曾在日记中专门对不愿受婚姻束缚的“洋妇”予以评价，云：“洋妇喜出游，亦喜见男子，然必与夫偕。夫不在而出游见客者，巨家多不如是……故女子恒厌有夫之拘束，不如无夫之放荡自得，以是终身不嫁者比比。”刘锡鸿在英国期间，频频参加舞会、茶会，看到了西方女性奔放的一面，对她们公开场合“袒胸露肩”以及与男性搂抱、亲吻等行为颇不适应，进而对西女有一些类似于“女荡而男贞”的负面看法。

某日，一西人与随同刘锡鸿出使的刘孚翊讨论中国阃教之严，发出了“妇女亦人也，何独幽诸室而不出”的疑问，刘孚翊无言以答。与刘孚翊有过同样经历的还有1889年被清政府委派为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的崔国因，曾有人问他“中国重男而轻女，夫有权而妻无权，信乎？”在未得到崔国因的回答后，此人又继续追问“美国女子均读书，均出游，均承父母之产。妇不得凌其夫，夫亦不得虐其妇也。中国之妇人似苦矣”。绕不过去的崔国因，只能尴尬地“答以习俗使然，夫亦各有所当也”。与刘孚翊、崔国因面对西人的追问无言以对不同，刘锡鸿对此自有一套论调，谓：“胸吾体，背亦吾体，何为胸则前而背则后乎？以胸阳而背阴也。头吾皮肤，少腹以下亦吾皮肤，何为头则露，而少腹则覆之乎？以头阳而少腹阴也。”刘锡鸿用阴阳之说辩解和支撑中国女教之传统，虽颇荒谬，但却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刘锡鸿的这番论调想必西人根本无法理解，也听不明白，但是刘锡鸿却自以为此番说辞极具说服力，在日记中他不无得意地说：“他日刘君述之，博（指西人博朗）亦无以答（洋人性情，能于论辩间据理相驳，愈透彻则愈佩服。否则，自以为是，其焰遂张）。”

对西方女性的观察与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对西方女性的整体情况以及她们的社会地位等更深层次方面的思考和认知显然较为浅薄，让人不得不感叹这个时代的悲哀。

三、教育与职业：对西方女性独立性的认知

在传统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根深蒂固。以现代职业的概念来衡量，传统女性所从事的劳动，比如桑蚕、纺织、种植、帮佣等基本上都属于家庭劳动的范畴，从而很难逃离自己所承担家庭角色的限制。所谓“女子之天职，趋重于家庭，而不趋重于社会，社会上恒托男子之代理，家庭中则维女子所掌管”，家庭或者家族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女性与社会、女性与职业之间的藩篱。即便是长期倡导变法与西学，甚至鼓吹女学的郑观应在看待女性外出就业的问题上也依然较为保守，他曾痛斥“我国妇女粗得西学皮毛，日习自由，不求品学之优长，只求衣饰之炫耀，慕外而不慕内，以致不守规则之事时有所闻”的现象，提出了“男女平等，女子亦须出外谋生，则训男育女与及家中一切之事谁为料理”的疑问。因为他认为“男子治外，女子治内，实男女一天然界限也。女子既以治内为职……男子无内顾之忧，然后专用力以治外……如是女子方不愧‘内助’二字，方能克尽女子之天职”。对待女性从事职业的问题上郑观应尚且如此，何况他人？

与中国的这种传统大为不同，在西方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产业分类越来越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劳动力需求越来越旺盛，促成了女性从家庭传统劳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参与到各行各业，逐渐走向经济上的自立自强，从而拥有更加独立的人格和可支配的生活。刚刚入住巴黎不久的斌椿受邀观戏，戏中众多西女演员美丽动人、表演精彩，让他惊叹妙不可思：戏剧至子正始散，扮演皆古时事。台之大，可容二三百人。山水楼阁，顷刻变幻。衣着鲜明，光刻夺目。女优登台，多者五六十人，美丽居其半，率裸半身跳舞。剧中能作山水瀑布，日月光辉，倏而见佛像，或神女数十人自中降，祥光射人，其妙不可思议。观者千余人，咸拍掌称赏。

很显然，戏剧中演出的女子系演艺职业者。在中国，从事这种职业的人长久以来都被蔑称为“戏子”，在三教九流的职业划分中，被划分到下九流。但是在西方，能够从事戏剧演艺职业，恰恰深受大众欢迎和敬佩，这与中国有着天壤之别。国人出访欧洲，接待方常常邀请他们观看戏剧、马戏，就足以说明其受重视程度。女子从事演艺行业，只是西方女性从事的众多职业中的一种，基本上在当时的西方社会，除了个别职业不大适合女性之外，绝大多数的行业中都能看到女性的身影，甚至有些行业已经贴上了女性专属的标签，比如护士、话务员、出纳、纺织等一些能够发挥女性特长的职业。张德彝初至巴黎，就发现“开铺者多是须眉男子，而伙计则多婀娜佳人。若铺中一无女子，恐终年不售一物也”。崔国因出使美国后，发现“美国各部公事，皆用女人誊写，列肆亦用女子，邮政局写字亦用女人，每个月工资银五六十元至八十元不等。闻英国亦然”，“此间列肆，均以女子坐肆贸易，大约自十六岁至二十岁未适人者，貌亦端雅，言甚和婉，索值不二价”。清末新政后“立宪”呼声日涨，戴鸿慈、端方等人出洋考察政治，在参观美国“户部衙门（应为某金融机构）”时，发现“司事多用妇人，盖谓妇人性质灵细，视男子为优，故电话交换、银行出入恒用之，亦其风俗使然也”。曾在湖北武备学堂译书局工作，后来创办武昌耀华玻璃厂的无锡人蒋煦，于1903年自费赴欧洲考察玻璃生产。某日，在德国维登堡的某咖啡店小憩时，蒋煦发现：“凡加菲馆游玩之妇女，手中仍工作不辍，于极奢侈而极富豪之妇女，无一刻忘工作”，遂发出了“此安得不富乎”的感叹。摆脱家庭的束缚成为职业女性，对于女性来说除了能够得到固定收入外，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方面有了自立的可能，这是西方女性社会地位、家庭地位得以提升的重要经济基础。因此，相比于依附于丈夫或者家庭的中国女性而言，西方女性显得更为独立和自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独立与自主，往往更能促进其个人的自信、乐观与豁达。

毫无疑问，职业的背后体现的是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长期以来，中国在女子教育方面与西方列强有不小的差距，中国古训“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教育长期缺位，导致了绝大多数中国女子不识一字。教育的缺失，限制了中国女子的职业领域和社会活动范围，使其只能接受依附于丈夫或家庭的现实，从而在根本上制约了女子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在西方，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西方女性逐渐得到了与男性同等地位的受教育权利，成为西方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从西方国家教育制度的安排来看，男女之间至少在制度层面上并没有被区别对待，无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或是高等教育，并不因性别而区别对待，这对于提升国民素质和促进社会进步来说至关重要。很显然，晚清时期的出洋士人观察到了这一点。

比如，王韬对于英国的教育制度的考察非常用心，且对英国女性能够得到平等教育的权利印象深刻，认为“英人是重文学”，即重视国民教育，他看到：“（英国人）童稚之年，入塾受业。至壮而经营四方；故呈贱工粗役，率多知书识字。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与王韬的观察一样，郭嵩焘认为“西人尚学问，男女一也”。张德彝对西国教育有诸多介绍，其一云：“英国教养子女，其绅富或自延师，或公建学堂。都镇乡村，各有义塾……经费有公捐，有独捐……贫而无力就学者，皆收此教，供其衣食，不听他处。男有男师，女有女师。一些循规蹈矩，法律严明。凡生子女皆报官。乡官岁核户册，已届五岁者即令入塾，故英国男女无一不识字者，虽车夫匠役，每于工作暇时，鲜有不阅新闻纸而广闻见者。”1887年受邀赴德国讲学的潘飞声在篇幅不长的《柏林竹枝词》中特地介绍了德国的女子教育，云：“蕊榜簪花女塾师，广栽桃李绛纱帷。怪他娇小垂髫女，也解看书也唱诗。（德国幼女至七岁，无论贫富，必入塾读书，兼习歌调，故举国无不知书能歌者。塾中女师，亦须考授。）”

女子适龄即入学接受初等教育，到成年之后基本都能够知书识字，这相比于“男尊女卑”社会中大字不识的中国女性有着天壤之别。王韬、郭嵩焘、张德彝、潘飞声发出上述感慨后多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开设女童书院，反对的有之，赞成的有之，议论之声四起。其中，《点石斋画报》刊登《女塾宏开》一文，对女子入学作出正面评价，谓：“西人轻男重女，而女子之能事亦不亚于男。读书也，弹琴也，以及一切杂艺，无不与男子相若。人第见西国闺才辈出，而不知其童而习之，有由来矣。”尽管该文所说“西人轻男重女”并非事实，但所述“女子之能事亦不亚于男”却基本符合实际。志刚对于西人轻男重女一说也有所耳闻，但却另有一番见解，其在《初使泰西记》中载：“有英国执政之妻来会晤，其夫弟随之。谈次，指其嫂曰，此我家之大君主也。西人贵女，以此观之，未见其甘心也。”

同样是跟随龚照瑗出使欧洲，凤凌对西方女性的观察就比描述了一段风花雪月的吴宗濂深刻得多。凤凌在出访期间敏锐地观察到了西方女性的教育与职业问题，非但作出了“妇女无所谓闺阃，但聪明有志者，皆得自主而有为”这样的总结，还多次谈及并涉及了西方社会对女性独立的尊重：“伦敦居民聚众，而男则无事耕嫁，女则不习女红。乡间之男女，均以工艺谋生。园种菜类，兼有麦者。至茶社酒馆，以及各货店铺掌理，女居其半。盖西俗虽系夫妇，亦必各有养身之业。”

西方女性相比于中国女性在教育和职业方面所拥有的优势，并非出洋士人们所独见。事实上，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中西交流走向深入，越来越多的西方女性由于各种原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生活和工作。由于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的侵略与掠夺，中国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最初难免怀有抵触甚至敌意，甚至在中国普通民众中仍不时出现一些针对西方女教士和护士等群体的谣言，但却并不能阻止她们在中国的存在成为常态，以及逐渐得到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接受与认可。《申报》曾刊登《西女精医》一文，对西方女医生高超的医疗诊治水平予以赞赏，云：“天津去年设立女医院，西国女医赫慧德极精岐黄之术，李傅相之夫人前者患病颇危，经该西女医治获痊。刻下傅相之太夫人亦闻抱病，故傅相邀请该女医至武昌疗治，想妙手可以回春，定卜萱荫常茂也。”一般来说，从医都是男人的事，《申报》以西女医生治好了病危的李鸿章夫人为例，肯定了西方女医生医术之高明，也侧面反映了其对女性作为医生的立场。《申报》是近代中国发行最早、社会影响最为广泛的现代中文商业报纸之一，创刊后由于文字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等原因，大受读者欢迎。《申报》对在中国从事各种职业的西方女性，给予了一定的关注，除了女医生外，还曾介绍过从事茶师、演艺、杂技等各类职业西女。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教育和职业待遇，是当时西方世界正在走向深入的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从出洋士人日记文本的解读来看，尽管这些出洋士人已经或多或少地关注或了解到了西方女性在争取女权方面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这方面的内容予以忽略或者回避，想必其中除了一些人固有的保守观念外，可能某些政治因素也是他们不得不考量的东西。对于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全球化链条以及与西方交流势不可挡的中国来说，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潮传导至中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早晚的事，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洋士人尽管并没有直面妇女解放这样的命题。

四、才情与素养：对西方女性整体素质的印象

由于社会、家庭、教育、职业等各方面、全方位的影响，沐浴先进文明的西方女性，毫无疑问在整体素质方面要明显高于同时期的中国女性，这些方面并不仅限于文化水平，而是更多地体现在人文素养、才艺技能、社会交往、精神面貌等方方面面。尽管鲜有出洋士人对这些方面有全面的、综合性的评价或议论，但从一些日记内容中，我们仍然可以体会到其中的应有之义。据出洋士人日记中所记，西人在接待重要客人时，往往会携带家眷共同参与，以示重视和诚意，主人一方的女眷们大多待人接物相当得体，且往往能够大方地向客人们展示才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西方女性在个人素养方面的提升以及西方社会的多元文化和社会包容度。张德彝总结说：“盖洋女先读书，后习天文算学，针黹女红一切略而不讲，性嗜游玩、歌唱、弹琴、作画、跳舞等事。”张德彝所说洋女性嗜游玩、歌唱、弹琴、作画、跳舞，至少能够反映出他们所接触到的西女普遍具有一定的才艺、才情、开朗活泼的性格、易于交往以及充满自信等方面的特点。池仲祐在英国纽卡斯尔与当地西人有很深的交游，其中有一段对女性朋友的描写颇能印证张德彝的看法，云：“鸦梨通法国语言文字，兼工刺绣。少顷，有童子弹琴，八女子同舞，停顿步伐，妩媚风流。”

同治五年四月十七日，斌椿在伦敦勒姓大臣家中，听到了悠扬动听的歌声，笔记云：“女客有鼓琴者，歌声绕梁，音韵动人，疑董双成下蕊珠宫而来伦敦也。”五月十八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斌椿在游览了动物园后，受邀赴园官家中做客，园官的夫人和女儿陪同款待。斌椿对园官女儿印象深刻，赞赏有加，谓“十五女郎，秀俊可人，见客无缩瑟态，亲导各屋遍观，且索照像。”该女不但长相秀俊，见到客人也落落大方，不但引导大家参观，还大方地问斌椿索要相片。五月二十一日晚，在德国汉堡前天津税司威立士的家中，威尔士夫人以及夫人的姊妹还弹琴唱歌用以助兴，令斌椿印象深刻，心情愉悦。对此，斌椿作诗云：“主人情重倍相亲，佳果香醪次第陈。难得亭亭贤内助，瑶琴一曲代留宾。阿姨年纪正芳龄，宛转歌喉把盏听。好似湘龄来鼓瑟，曲终湖上数峰青。”

可见，这些接待斌椿的女眷们，不但模样美丽动人，待人接物也是落落大方，更让客人们称赞的还有她们往往还精于乐器和歌舞，真可谓才貌双全。如果说才艺方面的素养，更容易让出洋士人们产生视觉、听觉等方面的共鸣，那么某些西女在思想、学识与文化方面的造诣和成就，尤其是对中国学问的关注，则更会让出洋士人们感到惊讶和赞叹。郭嵩焘在日记中多次述及他与深谙中国学问的西方女性进行问题探讨的经历。比如：“嘎尔得尔，女士之以学问名者，每茶会，邀集知名士谈学问。兼通中国文理，尝言及见中国《大清律例》，义深词美，叹为尽善。”又如：“（哈尔得夫人认为）孟子之功不在孔子下，其言善启发人，然孔孟立言旨趣亦微有不同处。孔子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直须寻个实落所在。非有实落，他便不说。孟子止管发明他的道理，尽许腾空说去。”哈尔得夫人的此番议论，让饱学之士郭嵩焘惊叹不已。1878年接替郭嵩焘担任出使英法大臣的曾纪泽，在任时也遇到过几位类似的女性，其中卡尔德夫人曾与其“论孔孟之道良久”；“喜读华书”的马塞罗施太太与其“畅谈极久”。得益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长期以来对汉学的重视，这种精通中国学问的西方女性实际上并非寥寥无几，但足以让这些出洋士人惊叹不可思议。与西方女性才艺、知识等方面的素养以及外向自信的个性有着天壤之别的是在传统礼教束缚中压抑的和无法释放本真与潜能的中国女性。实事求是地说，东西方女性之间存在的这种差别是普遍的且一目了然的，尤其是出洋士人接触的中上层西方女性与普通的中国女性之间的对比是很鲜明的，无论是外在的，比如个性、自信甚至体态、语言表达等方面，或者是内在，比如知识水平、文化修养等方面。

中国人初见西方女性，特别是初见具有一定知识素养、举止大方的西方女性，很容易被她们外在的美貌和热情所感染，那么这种感觉只是一种初步的甚至浅表的认知。经过更长时间和更加深入的接触与交流，更多内在的东西会得到充分展现，且更加能够打动人心，从而对这些多才多艺、具有较高个人素养的西方女性怀有更多的好感和更深的敬意，而这种好感和敬意一般来说又往往很容易上升为对西方女性整个群体的印象。同时，尽管这些女性只是来自社会中上层的部分女性，但实事求是地说一些出洋士人却实现了由此前更愿意关注西方女性的外在形象，进而发展至尝试对其整体素质方面进行认知和描绘的思想跨越，而这种跨越无疑也反映出了中国人对西方女性特别是西方中上层女性的形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知过程。正如《申报》刊登的《中西男女轻重不同说》一文，不仅介绍了西方女性在教育、职业、社交等方面的相关情况，还全面分析了中西女性之间在个性方面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

五、缺点聚焦与放大：对底层西方女性的观察

相对于令出洋士人们心神荡漾的贵妇名媛，底层妇女的悲惨生活其实更值得同情与唏嘘，在某种情况下也更容易引起共情。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由林纾于1897年翻译后为国人所知。小说讲述了一个出身于乡下贫民家庭，却游走于巴黎上流社会的美丽妓女努力追求爱情，最终却因伦理和门第不容导致病亡的爱情悲剧。《茶花女》的悲剧，既不同于西方“王子与公主”般的童话故事，亦非中国“才子与佳人”式的美丽传说，它背后所体现出的阶层分野与阶级差别是深入骨髓的，上流与末流，富贵与贫穷，奢华与困顿，本身就泾渭分明、人鬼殊途。这种泾渭分明也体现在出洋士人日记中，在他们的日记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前一段还在大谈特谈上流社会西方女性的光彩照人与超凡魅力，下一段就笔锋陡转勾勒出了某些底层女性的窘迫与无知。

由于身份使然，这些出洋的士人们接触和记录的大多是处于社会中上阶层的贵妇名媛，对于底层妇女的描写总的来说并不多。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对底层女性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一无所知。有多次出洋任职经历的张德彝一共留下了8部日记，在他的这些日记中有诸多对于西方女性的介绍和描述，其除了花费大量的篇幅不厌其烦地介绍上流社会的西方女性及其社交、礼仪、饮食外，还在底层女性身上着墨甚多，所记录过的底层女性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诸如女仆、妓女、歌女、舞女、女店员、女招待、女厨师、乡村妇女等，无一不予以详细介绍。从张德彝的描述及涉及的篇幅来看，他对于西方底层女性还是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基本上也可以代表整个出洋士人群体对西方底层女性的观察、认知及所持态度，同时也为我们全面了解西方底层女性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提供了线索和可能。

比如，张德彝在《随使英俄记》中记录了在伦敦时听闻的两件事，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西方底层女性中最为贫困的一批人的窘迫生活：第一件事情系女子未婚生育，诞下一儿一女后，无力养活，遂将两婴儿溺死江中；第二件事情系贫困的母亲将刚足月的一对儿女通过邮寄的方式寄给生父之事败露。张祖翼的竹枝词也有诸多对英国底层女性的观察，其笔下的贫穷女小贩“红草绒冠黑布裙，摆摊终日戏园口”、女佣人“不堪扫地焚香外，跪捧清泉洗石阶”，虽寥寥数笔，却道出了她们生活的艰辛。可见，在高楼掩映、繁华似锦的欧洲大都市，不仅仅只有舞会、歌剧和佳肴美酒，也不仅仅只有光鲜亮丽、摇曳生姿的西洋美女，即便是在伦敦、巴黎这样的繁华都市，也依然有一些无力养活自己的骨肉至亲的极为贫困的底层女性，这里的底层女性的生活遭遇其实与中国底层女性的生活并无二致。

有意思的是，尽管中西方底层女性有诸多相似处，但是出洋士人们对于西方底层女性的评价似乎更加苛刻，这种苛刻既反映在一些直接的毫不客气的批评中，也反映在一些近乎蔑视的文字表述中。驻德使馆所雇洋女仆未婚产子，张德彝难以理解且在日记中予以强烈批评，云：“处女生子，遍示馆中各人，忝不为耻，西域已化之大国皆如是乎?余至今疑之。”张德彝将女仆未婚产子视为不知羞耻，提出了西方文明国家是否都如此的反问，且说自己“至今疑之”。说明张德彝非但无法接受西方社会存在的未婚生子现象，而且也很难理解西方社会对于未婚生子现象予以宽容的态度以及这种宽容背后的逻辑。即便是经常夜夜笙歌、流连于烟花柳巷的王韬，对参与其中的女性亦毫不留情地予以严厉批评，他说：“妓女亦入肆招客，男女嘲笑戏狎，满室春生”，“客意有属即可问津”，“足见风俗之淫浃”。至于女人的贞操，则“求其贞蕤自守，皓璧无瑕，千万中罕一二，其有不夫怀妊、未嫁抱子者恬不以为耻”。与张德彝、王韬激烈的批评态度不同，薛福成的批评比较婉转，他说：“西俗贵女贱男。男子在道，遇见妇女，则让之先行。宴会诸礼皆女先于男。夫人有外遇，虽公侯之夫人，往往弃其故夫，而再醮不以为异。夫有外遇，其妻可鸣官究治，正与古者扶阳抑阴之义相反。女子未嫁，每多男友，甚或生子不以为嫌。所以女子颇多终身不嫁者，恶其受夫之拘束也。此其夫妇一轮，稍违圣人之道者也。”

张德彝、王韬等人对西方底层女性的苛责，与他们对西方中上层女性不吝笔墨、令人心神荡漾的描述截然相反，个中原因较为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他们以心目中中国传统贞洁女子的形象来衡量、评价甚至“规范”和“臆想”西方女性。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及封建礼教之中，出洋士人与大多数的中国男人一样对于女性的评价标准基本趋同和固化，尤其是对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佳人配才子才是最能接受和最为理想的结局，而佳人却又必须是遵守儒家女德的，即便是深陷淤泥之中，也丝毫不会被沾染的冰清玉洁的贞女，这似乎也就不难理解林鍼、王韬等人笔下西洋佳人的情深意切与忠贞之情了。也正因此，在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眼中，出身名门的贵妇名媛，因容貌、教养、性情、才情各方面俱佳，与他们理想中的佳人并无二致，所以导致了她们身上的优点被明显地放大，而缺点却被有意无意地弱化或忽视了。相比之下，底层女性距离他们理想中的佳人的距离太过遥远，其身上所体现出的缺乏教养、放浪淫荡之类的缺点就会被聚焦和放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笔下，即便同样是“袒胸露背”，发生在贵妇名媛身上往往是因为“礼制”使然，而发生在底层女性身上却往往被认为粗鄙不堪。郭嵩焘认为西女如此穿戴，系“此间妇人觐见之礼也”。刘锡鸿对此持有类似的观点，即“西洋妇女以袒露胸背为至敬”。王以宣也认为“妇人官服，以袒为敬。故凡赴茶会之衣，胸背半露，鸡头微掩，藕臂双弯……裙之长者，后幅垂地尺又咫，非后妃及爵夫人，下至众命妇，不得衣此服”。薛福成则同样认为“（西方）妇人裙皆曳地数尺，裙之外复有拖裳，在后曳一丈以外，盖以愈长为愈敬”。显然，郭、刘、王、薛等人所指的西洋妇女并不是底层女性。

晚清中国人的西方认知可分为多个层次，如可见的器物层面（西方的科技）、不可见但可以感知的制度层面以及不可见又不易认知理解的思想文化观念层面。而对西方女性的认知主要涉及后两个层面。晚清时期中国人对于西方女性形象的认知的形成及其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视之为一个较为复杂的中西方文化文明交流与冲突过程中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折射和思维惯性投射。一方面，这种整体形象的认知形成来自中国人对某个西方女性非常具体的观察和认知的累积，亦来自西方女性无论是个人或群体在中国人面前的表现与展示。另一方面，晚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女性形象的认知，相当程度建立在顽固且保守的中华传统女德基础之上，甚至对其进行了基于自身价值观的主观改造或者想象。此外，囿于“华夷之辨”与“男尊女卑”观念仍大有市场的局限，相当部分的出洋士人不由自主地将一些自身固有的观念或者以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为标杆，套用到所观察和接触到的某些西方女性身上，进而给予评价或批评，甚至加以某种主观臆想的改造。所以，这也就可能解释了出洋士人笔下出现了大量西国佳人形象刻画和描写的现象。同时，可能是由于出洋士人“述奇”的需要，也可能是由于中国传统“才子佳人”戏剧和小说的影响，他们往往放大或者更加关注那些具有良好素养和美好形象的中上层西方女性，从而或多或少地回避或忽视了对底层女性的关注和描述。

出洋士人对西方女性的描述与评价，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印象良好的态度或倾向，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西方女性为中国人接触和了解越久（尽管在国内，可能会有一些误解，比如女教士偷儿挖睛、采生折割等谣言；甚至是出现某种极端行为，比如由于民族仇恨或谣言误解而发生的击杀外国人事件等），就越可能得到后者的接受与认可。西方女性在生产生活中的表现亦根植于西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与制度规范，这是西方女性对外形象展示的内在根源。晚清出洋人士所描述的女性形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文化和制度方面存在的差异，体现出了他们在面对陌生的西方世界时的某些理解与思考。但是，他们却不可能真正理解其中根源性的东西，对西方女性认知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对西方文化乃至于西方文明的认知，即西方女性的独立、自主性所形成的社会、文化根源。能否由对西方女性的行为、举止、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观察引发对中西文化或者文明更为深层次的思考，这些本是应有之义，但却是晚清中国出洋人士难以逾越的思维限制与时代局限。

囿于出洋士人长期固有的文化观念，我们无法苛求身处那个时代的他们能够西方世界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进步，西方女性逐渐得到接受与认可，既是她们自身的表现使然，也有中西之间交流成为时代常态的因素。换句话说，近代中国被动的走向开放，客观上为西方女性向中国人展示自我提供了历史机遇。在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交往过程中，西方女性的整体形象逐渐在中国人心中得以形成。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对于西方女性的认知，从外在走向内在，从表面走向深层，从感性走向理性。这种整体形象的认知是建立在中国人对一个又一个西方女性个体形象认知和勾画的基础上综合而成。她们，无论年轻，或者年长，无论是何种职业，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足迹，展现了自我，最终汇集成为西人群体的一个面相。不仅如此，这种整体的形象或者面相的变化还会反过来对中国社会及其变迁产生某些重要的影响，20世纪初频繁出现于报端书籍的“西方美人”，诸如少女贞德、罗兰夫人等西方女英雄和重要人物广为传播，就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

总之，晚清出洋人士游历西方实际上是两个世界、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作为中国传统礼教观念最为深刻的人群，出洋士人在这个过程中与西方女性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较为深入的交流，他们中几乎每一个人都给予了西方女性高度的关注，甚至予以全面的了解和评价。但是，他们能否真正理解西方女性的独立性、自主性、知识性（如婚姻、恋爱、教育、职业等）及其背后蕴含的社会文化因素，却是一个十分具有探讨价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