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 语
严复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外来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严复因其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殊经历而使其思想受到更多的西学思潮洗礼,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近代资产阶级文化观。戊戌维新运动兴起后,他首先以近化论、民权说为理论武器,对封建主义展开深刻的批判,极大地震动了中国思想界,揭开了近代思想启蒙的新一页。继之,他以精彩的译笔翻译了《天演论》、《法意》等一批西学名著,不仅向国人介绍了以往不曾注意的新学说、新理论、新思想,给正在成长的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对于近代科学、民主做出高于他人一筹的论述,而且以出色的翻译成就完成了中国人民在引进西学上的由被动接受向主动汲取的历史性转变,对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做出杰出的贡献。严复所进行的一系列文化活动,无论是对封建旧文化的破除,还是对近代新文化的确立,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称严复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奠基者”是当之无愧的。
任何历史人物都有他的局限性,严复也不例外。他在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政治主张的保守性制约了文化启蒙思想的先进性。严复的文化思想是相当先进的,对西学的理解和认识水平、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的抨击,在同时代进步思想家中罕有能企及者,然而,他并未重视封建旧文化与封建专制政治的密切关系,因而也未从自己的进步文化观中得出“革命”的结论,而是强调“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问题,把教育国民放在政治变革的首位。他说:“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1][80]。国民教育固然重要,但在变革时代开展国民教育与进行政治斗争有着轻重缓急之分,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甚至把教育置于政治斗争之上。因此,严复在清末所采取的保守政治立场是不可取的,这也是他在民国以后思想落伍的重要原因。当然,严复的这些不足远远不能与他对近代思想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相比,丝毫不能动摇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正由于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把严复列入“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行列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