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全祖望对吕、黄关系评论失实之原因 

前文对全祖望在《小山堂祁氏遗书记》中提出的几点偏颇之见，均依据有关材料加以辨正。现从中可得出无疑结论：其对吕、黄关系名份的定位；对吕、黄二人失和与绝交之原因的分析；对吕、黄二人学术宗旨、学术影响的评价等，大都不符合基本事实，评论也有失客观和公正。全祖望作为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尤其是熟悉明末清初史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应有的失误呢？从研究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分析。 

依笔者之见，造成全祖望失误的原因不在其学术水平低，也不在其掌握的史料少。通读全祖望的有关著作可知，他对吕留良、黄宗羲乃至他们周围友人的生平、行事、思想与师友交往的情况大都有所了解。他作为一个既有思想、又功底扎实的史学家，如能依据其了解的史实，不怀私见，秉笔直书，客观评论，完全可以避免不实、不公之失误。遗憾的是却未能避免。在我看来，造成其失误的原因有两点：其一，囿于主观成见，未能摆脱门户之争，以致一叶障目；其二，慑于清廷文字狱的专制淫威，在吕留良遭“剖棺戮尸”的酷刑后，不敢说真话，人云亦云，随意贬低吕留良。 

本来，全祖望很擅长于学术史，他帮助黄宗羲补撰的《宋元学案》，总体上看体例完善，持论也算平允，体现了一种历史客观主义精神。对于各种学派的评价，尽力摆脱门户之见，他甚至批评其尊崇的黄宗羲“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1][51]。然而，从《小山堂》文中暴露出的失误看，他在理论与实践上有脱节，自己也未能跳出黄宗羲“门户之见深入”的巢臼。由于他对黄宗羲十分崇敬，以私淑黄氏自任，为抬高黄宗羲，贬低吕留良，便不顾事实，把本属朋友关系的吕、黄，硬说成是师生关系；吕、黄因合购淡生堂祁氏遗书发生了矛盾，对此，吕、黄各执一词，其他人也说法不一，在孰是孰非殊难定论的情况下，却偏袒黄宗羲，并只根据黄的说法，判定吕留良偷窃了黄宗羲已取得的《礼记集说》与《东都事略》。这些都显然是门户之见在作怪。 

由于门户之见作祟，全祖望不分是非，只采取黄门本派之说。吕留良在未与黄宗羲交友之前就宗奉程朱之学，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全祖望为了贬低吕留良学无根底，好意气用事，却信口说吕是在与黄交恶后，才“自妄讬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值得注意的是这也并非是全祖望的创见。早在吕、黄失和的当时，黄宗羲及其门生就公然说：“东庄之攻阳明，即所以攻梨洲”，“东庄之所以攻梨洲者，以梨洲虽曾有书致其失”[1][52]。面对黄门这些说法，留良及其门生也一目了然。吕留良本人就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姚江（按：指宗羲）近况，亦各行其志。但依附其门者，必见攻以示亲信，真可笑也。”[1][53]留良的门生严鸿逵也说：“有谓先生辟阳明，是欲与姚江之说相左耳。”[1][54]可见，全祖望之论完全是站在门户立场上吸取本门派原有之陈说。全祖望的门户之见，在它处也有同样表现，如张杨园本是刘宗周的高足，但其出师门后都转宗程朱。全祖望曾写有《子刘子祠堂配享碑》。其中列举了刘宗周的许多门生，却只字不提张杨园。对此，早就有学者批评说：“蕺山门下以桐乡张杨园先生为最醇，其悉力农桑，不涉世事，品诣亦高绝。谢山承梨洲之学，此文绝不道及杨园，殆门户之见。”[1][55]这样的事例在全祖望的著作中还所在多有。门户之见，常使一些学者，一叶障目，不顾事实。因此，笔者分析造成全祖望失误的原因，与其门户之见有关，绝非欲加之词。 

全祖望失误的原因除门户之见外，他之所以贬低吕留良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全祖望生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此时，清朝的统治已十分稳固，但清廷为加强其统治，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箝制人们的思想，滥行文字狱。全祖望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他曾写有《江浙两大狱记》一文，文中说：“本朝江、浙有两大狱，一为庄廷鑨史祸；一为戴名世《南山集》之祸，予备其始末，盖为妄作者戒也。”既然是备记其始末，当然对庄廷鑨的“明史案”与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有清楚的了解，但其撰文的出发点不是揭露清廷文字狱的酷毒，而是要为“妄作者戒”。不管其内心世界如何，落笔于文字上却是谴责案犯的。发生在雍正时期的曾静、吕留良案，株连之广，处理之残酷，比之庄戴两案，更为有过而无不及。全祖望对此，不仅身处其时，而且与牵涉案内的人有过直接接触，应该说这对其写《小生堂祁氏遗书记》有直接影响。

吕留良本来是明末清初很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生前与身后，都曾受到学界与社会上的推崇与高度评价，甚至被推举为“东海夫子”，“朱子后一人”。清廷举山林隐逸和开博学鸿词，他都屡被推荐。连雍正的亲信宠臣李卫任浙江巡抚时，都要到吕府拜望，还亲送匾额，以示尊崇，生前并未犯事。但在雍正六年（1728），吕留良去世45年之后，却发生了湖南士子曾静与其学生张熙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谋反案。经过地方与清廷的严加审讯，曾静、张熙具体招供他们的策反活动，乃受吕留良思想及其著作的影响。雍正为清除“华夷之辨”的影响，打击政敌，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场文字大狱。将死去40余年的吕留良以“著逆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反复无常”之罪名而被剖棺戮尸，其长子吕葆中、门生严鸿逵等也同遭此酷刑，其他吕氏亲属、门生、友人，以及刻书、卖书、买书等少有牵连者都广为株连，或处死，或判刑，或流放。雍正还以帝王之尊，亲自审问曾静，并写下《大义觉迷录》一书，连同命大学士朱轼等人编写的《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一书，发往全国，令家喻户晓。使吕留良成为全国共诛之、共讨之的局面。到了乾隆时期，又将吕留良的著作列为禁书，甚至其他人著作中凡是与吕有关的文字统统予以删除。雍正在审理吕案时，凡为吕申冤者或杖毙，如湖北之唐孙镐；或系狱（至乾隆时又处死）如齐周华。全祖望不仅历经吕留良案的整个过程，而且与受吕案株连的王豫是朋友，而王豫（字立甫）于雍正七年被捕至京，至雍正十年释放回乡，从捕至放前后与全祖望都有直接接触。他曾写有《王立甫圹志铭》，文中说：“顾立甫有膏盲之疾，莫甚于好名。以其好名，故不慎于择交，而连染之祸，至逮入京师。”[1][56]王豫无辜受吕案牵连，坐狱五年，导致家破人亡。作为朋友的全祖望在其死后所写墓铭中，还用贬词说其有“好名”之疾，因此“不慎择交”，故“连染”被捕。而对雍正借吕留良文字之罪名，兴起的大狱之残酷却不敢置喙。其所写《小生堂祁氏遗书记》一文，从文中所谓：“近者，石门之学固已一败涂地”，说明此文显然写在吕被“剖棺戮尸”之后。全文对吕留良的谴词用字，皆是贬词，诸如“窃出”，对黄“北面执经”、黄“绝其通门之籍”，“自妄讬于建安之徒”，“石门之学固已一败涂地”。对甚至对吕氏之学仍有影响，也诬称之是“潦水尽”而“潭未清”，指责仍推崇吕留良学说者，是“狺狺于时文批尾之间”“时文之陷溺人心一至于此”。足见，清廷酷毒的文化专制，对当时学者的学术与心理造成的影响。 

全祖望对有强烈反清民族思想的吕留良的评价，涉及如何看待其本人的民族气节问题。学术界对于全祖望是否“素负民族气节”有不同的看法。肯定者认为他大力表彰明末清初的忠节义士正是其素负民族气节的表现；否定者认为其所处的时代康、雍、乾已是清朝统治稳固时期，他表彰明末的忠节义士，可为标榜正统的清王朝树立为自己忠节思想之所需，并不反映全祖望本身“负有民族气节”。在笔者看来，后一种看法更符合全祖望的思想实际，因为他所表彰的明末清初的那些忠节义士，对清朝现实的统治已不构成威胁，反而可成为效忠于清朝的忠君死节的伦理教化典型。吕留良虽是已死的明末清初的反清思想家，但其思想学说，特别是“华夷之辨”的思想，为当时策动反清的人所利用，直接威胁到现实的清朝统治，因而便对吕留良大加挞伐，兴师问罪。全祖望正是慑于清朝的这种专制淫威，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把吕留良当作攻击的目标，予以肆意贬低。这说明，他虽然受祖辈及浙东前辈学者民族思想、民族气节的影响，本身也有一定的民族情结民族思想，因使之广为搜集乡邦文献，大力表彰明末清初的许多忠节义士，且笔底生花，使许多忠节义士不屈抗清的动人故事，跃然纸上，启迪后代。但是，其对于生活在、或影响于其同时代的危及清朝统治的反清民族思想，却噤若寒蝉，只能按统治者的调门予以谴责和贬低，何敢表彰。就此而论，不能说生活在雍、乾时期，一再肯定清朝统治为“圣朝得天命”、“圣朝应天人顺”，而且每有不少“圣德”、“圣恩”赞颂诗词。因而，很难说全祖望仍“负民族气节”。当然，如何看待全祖望的民族思想与民族气节，还可进一步讨论。 

以上对全祖望在《小心堂祁氏遗书记》中暴露出的不实、不公之词失误的原因所进行的分析，是否允当，请学术界的朋友进行讨论、批评与指正。但不容忽视的是全祖望此文对吕、黄关系的看法与评价，对后世研究清代学术文化造成的影响。由于全祖望继承发展了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史学，尤长于明末清初史事，向以搜集乡邦文献、表彰忠节义士为己任，学术成就很高，对后世影响亦大。其对吕留良、黄宗羲因淡生堂遗书事而提出的看法与评价也就直接影响到后人的看法与评价。兹举几例为证： 

如晚清的赵之谦曾有诗指斥吕留良： “清献过从求道学，梨洲绝交缘买书。取友必端非易事，南雷差幸胜三鱼（留良师事梨洲，后梨洲入江南，留良往山阴买祁氏书，梨洲属求卫湜《礼记集说》，留良得之而慝不与。梨洲大怒，遂削其籍。”[1][57]  

又如徐世昌在其主持编纂的《清儒学案》中，论及吕留良时亦说：“全谢山记其初师南雷，因争购祁氏淡生堂书，遂削弟子籍。屏陆、王而专尊程、朱，亦由是起。可见名心未静，终贾奇祸。”[1][58]明确表明其所论，乃据全祖望所言。 

再如当代史学家吴晗，青年时代在其所写《两浙藏书家史略》的《吕留良传》中，几乎全文引录全祖望之说：“全祖望《小心堂祁氏遗书记》，吾闻淡生堂书之初出也，其启争端多矣。初南雷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购淡生堂书。南雷亦束修之入参焉。……”[1][59]  

以上几则例证，足以反映全祖望之说对后世影响甚大，其对吕、黄关系的论述，几乎被后人视为定论，反复为据，实则乃以讹传讹，掩盖了事情之真相，以致造成“吕家既遭极祸，后世几目为匪人，毕生大节，鲜有识者”。为廓清事实，使人们了解事情的真像，并客观而实事求是地评价吕留良、黄宗羲及全祖望的学术思想，故撰此文辨正。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注：本文第二页倒数第三行“刀上”后为左“食”右“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