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尊朱辟王是吕留良一贯的治学宗旨 

全祖望在其《小心堂祁氏遗书记》说：吕留良与黄宗羲自同购淡生堂遗书产生牴牾后“遂反而操戈，而妄自讬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似乎吕氏本来并不尊奉朱子之学，也不力辟王阳明，只是在与黄宗羲交恶后才率而尊朱辟王。然而此论却极不符合事实，其实尊朱辟王是吕氏一贯的治学宗旨。吕氏晚年曾回忆说：“某生平无他识，自幼读书，即笃信朱子之说，至今老而病，且将死矣，终不敢有毫髮之疑，真所谓宾宾然守一先生之言也。”[1][19] 

吕葆中在为其父留良所作之《行略》中说：其父“方在髫龄，辄能发明紫阳之学”，这里所说留良在七八岁的髫龄之际就能发明朱学，未免有些夸大其词，却也说明留良自幼就喜读朱熹之书，并善于思考，他确在13岁时就读朱熹的《四书集注》。对此，其姊丈朱声始曾有具体印证说：“晚村十三岁时，跳踯花坛间，忽轩渠顾余曰：‘今人崇尚阳明之说，牴牾朱子。吾读《集注》，但见其与圣言吻合尔’。余警曰：‘吾子乃尔聪明，但尚须沈潜，未便自信也。’”[1][20]朱声始本人亦尊奉朱子，当发现幼小的留良能读《四书集注》，且有自己的独立见解，非常高兴，便因势引导，希望他能更加认真阅读，深入思考。不料，这却引发吕留良终生走上尊朱辟王的学术道路。吕留良在谈及姊丈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影响时也说过：“此数端者（笔者按：指对朱子学的尊信），自幼抱之，惟姊夫朱声始颇有奇其神合，故某喜从其论证，余皆之不信也。”[1][21] 

甲申事变前后，留良一家“散万金之家以结客”，投入抗清斗争。失败后又过了几年逃亡的生活，直到顺治五年（1648）其20岁时才“归理笔札”[1][22]。据留良《书旧本朱子语类》云：“壬辰夏（顺治九年1652年）买此书”，文中还叙说他阅读中发现该书缺页重复的情况，反映了他认真阅读《朱子语类》。不仅自己阅读朱子之书，还将朱熹的《近思录》赠其挚友吴孟举阅读。在此前后的几年中，留良还一度与友人一起评选时文，如顺治十二年（1655）曾《选五科程墨》在其所作《五科程墨序》中说：“滓者变而为清，谲者变而为正，荒怪者变而为醇雅，震震然知文之必本于理，殆将以开文运之复乎？由此进之，使孔、曾、思、孟以及周、张、程、朱之书，灿然复明于天下”[1][23]。吕留良对程朱的思想学说、特别是朱熹的思想，可谓坚守笃信，身体力行，如他自己所说：“幼读《朱子集注》而笃信之，因朱子而信周程，因程朱而知信孔孟，故与友人言，必举朱子为断”[1][24]。他认为“凡朱子之书，有大醇而无小疵，当笃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凿于其间”[1][25]。 

由于自明中叶以来王阳明心性之学泛滥，朱学式微，因而吕留良尊朱必然辟王，且较之同时代的学者更为尖锐和激烈。他认为王阳明等“皆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贼人”。因而“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他主张“凡天下辨道理，阐绝学，固有一不合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者，盖不独一王学也，王学其尤著者尔”[1][26]。他还再三申明，他之力辟王学并非出于门户之争，而是为了明辨是非，明道救世，他说：“道之不明也，几五百年矣，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治乱之源，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1][27] 

吕留良之尊朱辟王还表现在对朱学的传播方面，他一方面将自己的学术思想渗透到其评注的时文之中，广为传播；另方面又与当时另一著名理学家张履祥一起编刻程朱遗书，已刻的有《二程遗书》、《朱子遗书》、《朱子语录》等。这在朱学一度式微的情况下，许多人研读程朱的著作，就是借助吕留良编刻的这些程朱之书。 

吕留良对朱学的阐发与传布成就昭著，不仅使之成为当时著名的理学家，且形成重大影响，受到高度评价，时人就认为其乃“朱子后一人”，“至吕晚村氏，始大声疾呼以号于一世……率其同志，精思力究，南方风气，为之一变”[1][28]。陆陇其亦是清初著名理学家，而且是清代第一个从祀孔庙的理学名臣，他在回忆自己的治学道路时，曾满怀深情地说明吕留良对他的影响：“陇其不敏，四十以前，亦尝反复于程朱之书，粗知其梗概，继而纵观诸家语录，珷玞并列，反生淆惑。壬子（康熙十一年）癸丑（康熙十二年），始遇先生，从容指示，我志始坚，不可复变”[1][29]。稍晚于吕留良而早于全祖望的著名学者戴名世也曾评价说：“吾读先生之书，而叹其维挽风气，力挽狂澜，其功不可没也。”又说：“二十年来，家颂程朱之书，人知伪体之辨，实自吕氏倡之。”[1][30]他如顾炎武、阎若璩、王锡阐、王宏撰等，对吕留良的治学与为人也都有高度评价。 

从当时学术界对吕留良的评价可见，吕留良的学术思想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否则，当顺治十七年他与黄宗羲、宗炎兄弟及高旦中等相识交友时，宗炎在赠吕留良红云砚并题写《红云砚诗》时，就不可能写“语溪吕子间世才，刃锋凛凛辟尘埃。义理深究紫阳旨，经纶自喜管乐比”这样的诗句。宗炎的题诗还证明，黄氏兄弟亦深知，吕留良在与他们交友之前，就尊奉朱子之学，且能深究朱学义理之旨。全祖望深谙明末清初史事，且为此时许多学者作过传、状、碑、铭，而对黄氏兄弟的情况更了解。但却不顾事实，硬是说吕与黄交恶后，才为攻击黄宗羲而尊朱辟王，“妄自讬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实大谬不然，何以为此？殊耐人寻味。 

五、 吕、黄绝交有个过程且有多方面原因 

吕留良与黄宗羲之间从友谊甚笃到反目成仇，是当时与后世学界尽知的事实，而原因何在，却始终是个尚未解开的谜。按全祖望的说法，吕、黄交恶主要是由于合购淡生堂遗书产生争端，由此使“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吕留良“亦遂反而操戈”，从而断绝友谊，不相往来。这种说法，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既不符合事实，也是只看表面的皮毛之见。其实，淡生堂遗书事，仅是友谊产生裂痕的导火线，他们最终绝交既有逐渐发展的过程，又有多方面的原因，需要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作具体分析。 

吕、黄相交之初友谊甚笃，虽然都了解各自有不同的治学宗旨，并未影响相互间结下友谊。是因为有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相互都以明遗民的民族气节相砥砺。康熙五年因合购淡生堂遗书事而发生矛盾，关系逐渐有疏远，如此事之后，吕作有《后耦耕诗》，诗中说：“故交疏索尤相惜，旧学孤危转自危”，据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所作诗注：“故交疏索，时太冲辈已疏”，但诗中对与宗羲交往稀疏尚抱惋惜之情。至康熙六年初，黄宗羲离开吕家到宁波清朝官吏姜定庵家作馆，据说还传播有对留良的怨言。使吕留良对宗羲在内心中产生不满，曾作有《问燕》与《燕答》，用拟人手法，以燕喻人，通过对燕的质问与燕的回答，讥讽宗羲弃旧友而攀新贵。其中在《问燕》中说：“寒堂无伴老孤影，满眼春风慰孤寂。何图今岁得雕梁，翻然一饱成飞飏。”又在《燕答》中用被讽者的口吻说：“畴昔置我虚斋里，茶烟香缕清如水”。“投林择深木择荣，安能郁郁久居此”。“自古恶宾胜旧友，世情如是君知否”。纵妙维肖地刻画了一个厌旧喜新者的形象。据严鸿逵所作诗注解：“皆为太冲所作也……其轻薄情事又与燕相类者，故得以为喻”。而且很具体的注解说：“盖自丙午子（指留良）弃诸生，太冲次年便去，而馆于宁波姜定庵家，所以诬诉子者无所不至。此《问燕》、《答燕》之所为作也。”[1][31]联系到留良又在文中说，“有故人诬诉余与显者之家”[1][32]。很明显是指黄宗羲在姜定庵家说他的坏话。与之同时，吕还在给一位好友的信中说：“春间无事时，戏作《问燕》、《答燕》二诗，别纸录去，聊发远噱。弟已不愿向世间疏明本末，因吾兄知之深，屡荷远念，故纵言及之耳，不足为外人道也”[1][33]。上几则材料相互映证，吕留良之《问燕》与《答燕》无疑是针对黄宗羲，说明二人间的矛盾与隔阂又进一步加深，内心深处已十分不满。不过，都还不愿将矛盾公开化。宗羲对留良的不满是背后议论而流于传言；留良对宗羲的不满，又是以隐喻的诗语来表达，或者是在给挚友的信中吐露，也还不愿“向世间疏其本末”。 

康熙六年还有两件事使留良对宗羲更加不满：其一是姜定庵出资由黄宗羲裁定编刻其先师的《刘宗周遗书》，在事先未征得吕留良同意的情况下，却将吕氏父子以“后学”的身份列名校对于卷末。为此，留良写信给主持者姜定庵之子说：“某未尝磨对者，及每卷数见，尤所不安”，而且对以“后学”之称更是不满。他说：“岂此本为太冲之私书乎？果其为太冲之书，则某‘后学’之称，于心又所未安也。望老兄一一为某刊去。”[1][34]明确要求削去其父子校对之名。这可能就是全祖望所说的：“并削去《蕺山学案》私淑，为南雷也”，不过却张冠李戴，将《刘宗周遗书》误以为《蕺山学案》。另一件事，尤使吕留良对黄宗羲不满。当年夏天，他从由宁波来的友人高旦中、万斯同等人处得知，宗羲曾写有《与吕用晦书》，书中“淋漓切直”地指责留良的过失，曾在友人中传阅，却始终未直接寄给留良本人。留良为此还询问过高旦中，高说：“诚有之，不过责善意耳。”对此吕大惑不解地说：“太冲有责善之言，正某之所与闻，奈何书成而不一示之耶！”也有人对留良说：“此太冲绝交之恶声耳，非真责善也，子必欲见之，是又起争端也。”这更加使留良要求：“千万录示，以卒余教”，“此某之所以引领拳拳也”[1][35]。 

上述事情的发生，说明吕、黄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正在步步加深，已逐渐公开化。不过，直到康熙八年，留良还有《答黄太冲书》，信中不仅没有相互指责的言词，而且还带送给宗羲“敝衣”与“松萝”，“聊为寒夜著述之供”[1][36]。这也说明二人虽都心存芥蒂，成见很深，但面子上还礼尚往来，并不像全祖望所说，因淡生堂遗书争端就断绝了往来。 

至康熙九年（1670），由于高旦中病逝引发的矛盾，则几乎使吕、黄之间关系的恶化达到绝交的程度。是年五月，二者共同的朋友高旦中病逝，他们先后到高家去帮助料理丧事。黄宗羲还受旦中后人之托写了《高旦中墓志铭》，但在铭文中却对旦中大加贬低，说高的医术不精，主要是经人标榜，加上旦中本人“又工揣人情”，才徒具虚名，并说旦中“日短心长，身就名剥”[1][37]。吕留良对此十分恼怒，他认为“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何况高旦中“聪明慷慨，干才卓越”，“精于医术，名震吴越”，又“嗜声气节义”，当年为营救将被清廷杀害的黄宗炎曾“毁家以救友之死。有所求，不惜脑髓以狥”，又曾为周济宗羲、宗炎兄弟的贫困为之“提囊行市，所得辄以相济”。而今旦中刚刚死去，宗羲竟如此“微词醜诋，此何为者也”，因力加阻止，使黄宗羲《墓志铭》“遂不复刻”[1][38]。但当友人将吕留良的看法转告黄宗羲后，他不仅不予修改，反而声称其所写《墓志铭》符合铭文写法，并反唇相讥：“说者必欲高抬其术，非为旦中也。学旦中之医，旦中死，起而代之。下旦中之品，即代者之品亦与俱下，……弟焉得膏唇贩舌，媚死及生，周旋其刻薄之心乎！”[1][39]宗羲此说，乃针对吕留良曾学医于高旦中，其贬损死者，实际上是为打击生者。当时，友人们对于高旦中的医术与人品，包括黄宗炎在内都评价极高，黄宗羲的答辩实过于尖酸刻薄，有失厚道，既有负于死者，也有伤生者。实际上这也是吕、黄走上最后绝交的关键原因之一。 

以至到康熙十四年，吕留良与黄宗羲曾先后到杭州，并不曾晤面，为挽回局面，宗羲派其子百家持书信与扇面诗三首并想索取留良字，却遭到吕之拒绝。吕氏曾有《黄太冲书来三诗见怀依韵答之》，其中一首说：“越山吴树两相勤，何日忘之诗不云。倚壁蛛丝名士榻，荒碑宿草故人墳。相从歧路招扬子，谁云芦州载伍员。渐愧尝音重鼓动，枯桐久已断声闻。”[1][40]诗中所谓“名士榻”，指宗羲；“故人墳”指高旦中，对黄之诉毁旦中仍耿耿于怀，铭刻在心。按严鸿逵对此诗的注解：“方太冲馆子家也，将归必亲送之杭，归后必频寄书附物，其勤如此。今太冲与子绝，子固无日忘也，名士榻，斥太冲；故人墳，蓋指鼓峰（旦中），鼓峰始终笃谊，而太冲后来凶隙。故因太冲之绝交而遂念鼓峰之不可作也，故又言有从歧路招扬子者，无出芦州而载伍员，双承上意也。结语则正言已不求人之意，而毅然绝之矣！” [1][41]从此绝交，再不复往来。 

吕、黄绝交不相往来后，都在自己的诗文中，相互攻击，无所顾忌，甚至破口谩骂。如黄宗羲作有《七怪》一文，文中说：“昔之学者，学道者也。今之学者，学骂者也。矜气节者，则骂为标榜。志经世者，则骂为功利。读书作文者，则骂为玩物丧志。留心事务者，则骂为俗吏……所谓墙外悍妇，声飞灰灭，为猪嘶狗嗥者也。”[1][42]关于宗羲此文，其门生万斯大在其《吾悔集序》中说：“兹录《七怪》二则，盖意兼指留良也。”吕留良对于黄宗羲也毫不示弱，当黄宗羲的《南雷文案》行世后，留良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惠示《南雷文案》，雨中无事，卒阅之。其议论乖角，心术锲薄，触目皆是”。又说：“太冲有云：昔之学者，学道也，今之学者，学骂者也。观《南雷文案》一部，岂非学骂者之巨子乎？……夫骂焉而当，则曰惩曰戒，骂苟不当，则曰悖曰乱。”[1][43]吕留良还在不少诗文中，指黄宗羲民族气节不坚贞，不择手段，结交清廷地方官员与朝中权贵，如姜定庵、许三礼、徐元文等辈。而黄宗羲在自己的著作中，连吕留良的名字也不屑提，大都蔑称为“书贾”。对吕氏的学问也卑视为“时文选家”、“纸尾之学”。各自的门生也都与乃师的调门为出一辄，互相攻击谩骂，确如当时学者邵廷采所言：“若近梨洲门庭者，专谤晚村；依晚村门庭者，专毁梨洲。”[1][44]门户对垒，如同水火，成为学术界之笑谈。 

以上列举了吕、黄交恶过程中发生的主要事件与各种材料，从中可以说明几点：其一，二人始欢终隙有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并非像全祖望所说，因合购淡生堂遗书便绝交。另外，导致友谊破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治学宗旨不同，吕宗程朱，黄宗陆王，起初为友时，适值清初，共同而强烈的反清政治立场，淡化了学术宗旨的不同，并能互相理解，而当政治局势和缓，各自的治学宗旨更充分展现时，产生学术争论，伴以门户之见，形成矛盾，甚至谩骂攻击，诋毁人格，刺痛内心，伤害友情，以致绝交。 

其二，吕、黄待友之道不同，留良是视友人为性命之人，待友至诚，正直坦率，对待友人不惜身家性命。日常乐于助人，行侠好义，仗义疏财，扶困济贫。其箴言是：“宁人负我，毋我负人。”这从其所作《质亡集》一书所列49位友人，相互往来中的动人事迹可充分证明。宗羲在这方面则远不如留良，从其所写高旦中《墓志铭》所反映出的对旦中的态度可想象而知。对于高旦中之医术与为人，不仅只是吕留良肯定，许多人都予高度赞扬，如张履祥谓：“旦中，志尚士也。先世以医名家。变乱后，旦中术益工。来游三吴，三吴之人争得之，全活甚众。其学传于浙西，厥功匪小。”[1][45]吴之振亦谓：“鼓峰（旦中）习医术已二十余年，原本性命理学之要，穷研于《灵枢》。《素问》之旨，活人甚多。”[1][46]就是全祖望所写《高隐君斗魁小传》亦记“先世负用世才，虽因丧乱而自放，然不肯袖手。是时江上诸遗民，日有患难，先生为之奔走，多所全活。论者以为有贾伟节之风”。[1][47]然而，黄宗羲却在其所写高旦中《墓志铭》中说其医术不高，工于人情，“日短心长，身就名剥”，以致引起吕留良之义愤，认为其“议论乖角，心术锲薄”，在其给黄的绝交诗中还指责其对高旦中的伤害：“倚壁蛛丝名士榻，荒碑宿草故人坟。”  

其三，二人在保持明遗民气节，对清朝应持的态度方面，有所不同。吕留良与黄宗羲在清兵征服江南过程中，均参加过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又都以坚持民族气节相砥砺。再后，清朝的统治逐渐稳定后，吕留良仍坚守明遗民身份，不与清廷合作，不与清朝官吏共事，强调出处去就，要站稳脚根，甚至削发为僧。他曾告诫自己的儿子不要贪图富贵，不要参加科举应试，认为“父为隐者，子为新贵，谁能不嗤鄙。父为志士，子承其志，其为荣重，又岂举人进士之足语议也耶？”[1][48]黄宗羲晚年虽仍坚持遗民身份，不应征博学鸿词，不参加明史馆，派学生万斯同参修《明史》，也是以布衣身份。但不拒绝与清朝官吏来往，曾先后在宁波姜定庵、海昌许三礼等官员家教書，还给徐元文等朝中要员写信，为自己的儿子谋职等，为此，“黄梨洲晚年居乡甚不满于众口”[1][49]。吕对黄的这些表现亦很不满，在不少诗文中都予以讥刺。这也正是全祖望为宗羲所辩护的：“若谓先生以故国遗老，不应与时人交接，以是为风节之玷，则又不然。”“是可以知先生之所以自处，固有大不可得已者。盖先生老而有母，岂得尽废甘旨之奉。但使大节无亏，固不能意避世以为洁。”[1][50]今天，我们如何分析评价吕、黄各自的民族气节应另当别论。但在当时，二人因在出处、去就上有所不同，无疑是他们失和的重要原因，全祖望对此虽有辩护当然也有难言之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