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佳贵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6期，本文注释从略。

作为历久弥新的学界热点，近年“五四新文化”的研究已有从某些中心地域或人群向“地方”视角转移的趋势。一些成果借鉴传播学与欧美“阅读史”路径，基于地方上新文化支持者（主要是青年学生）的史料视角，梳理该风潮在非中心地域的传布情形。而最近，也已有论者引入地方上反对者的视角，使五四新文化的在地形态开始呈现其应有的、较为纷繁多歧的面貌。

上述路径诚是一种突破，只是笔者以为尚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现今多数的考察，似仍可被定性为全国意义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史在某些非中心地域的“投影”。而“地方史”自身的脉络，仍会被此“国史”的投影裁割成若干掐头去尾的残片，尤其是地方本身的“头”，是否总能被默认为之后成为时代风潮的“受体”打“基础”、作“铺垫”，实可商榷。二是若将“五四”取狭义（即指反日爱国运动），则其与“新文化”有何关联，乃至可否连称“五四新文化”（也即所谓“广义”的“五四”能否成立），时人与后人本有不同意见；相应地，“地方”其时对于二者关联建构的参与度究竟如何，也应纳入今人的反思检视之列。如周作人后来引一位燕京大学出身者所言：“由我们旁观者看去，五四从头至尾，是一个政治运动，而前头的一段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新文化运动，乃是焊接上去的。”本文之意，即是基于相对边缘性的视角，探讨此说能否成立；若成立，这一“焊接”行为又如何作用于个案化的、因而脉络较为完整的“地方史”，造成不同辈分或价值取向的知识人在大致同一边缘地域范围内的互动与博弈。

而选取温州地区为个案，是因其可大致反映这样一种“地方”类型：在行政与文教上向处“边缘”，可地方本身实际不甚“闭塞”。1877年开埠以后，位处浙江省东南隅的温州虽长期属于东南商贸水平偏低的“小口岸”，但因埠际轮船海运、近代邮政、电报先后兴起，向地方的知识信息传输已无甚大碍。由此可以保证此番讨论不至为“无米之炊”；而更重要的是，所谓时新书刊的密集出版与阅读、知识信息传输的“近代化”等现象，在晚清时期已经出现，绝非“五四”前后的新生事物，那么地方在“晚清”与在“五四”（广义）的因应之道，是否必会受此相似的地理交通、信息流通要素左右而一以贯之，便同样需要作一审慎的评估。

职是之故，本文不复详论某些中心城市“名刊”的地方传播，而是转以民元至“五四”时期的几份办于地方内部之行政与文教中心、编撰者众多、故相对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刊物为线索，着重揭示地方自身的相关“语境”及知识人的“能动性”。这当然不是说，其他各处的情形必与温州完全一致，而是要暂且摆脱常见的多地片断式举例，给出五四新文化之地方形态的一种较完整的“可能性”。至于“地方知识人”，指本文考察时段内或事件中居于、或言行关涉乡里的读书人，包括单有科举功名而未入学堂/学校求学的“士人”，也包括无论有无科名的晚清或民初“学生”。“五四”若无特别说明，则均取前述的狭义；另除非在引用时人或后人之话语的意义上，笔者不会自行使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连称。

一、 地方的“五四”前史

首先，略论温州地方的“五四”前史。因现今对“五四”之前的思想史考察，往往明确带有为“五四”（广义）找根源的目的性，本节尽量避免这种先入为主，以对民初以降地方知识人的思想概况作一“前情回顾”。

民国肇建后，与浙省多数府县地区类似，温州地区新老“知识”精英作为“地方”精英的权势地位，较之前清似乎未被削弱。除一部分出外升学、为官、为议员外，或是在乡任政府职员，或入县议会，或仍在学校，以“政党”活动之名，行地方“派系”权争之实。不过，也正由于精英们在学校、官场或议会中的互争益形激烈，加以通过亲友传闻与外界书报阅读得知举国政局亦颇纷扰，一些居乡者对此由“乡”及“国”之政情的观感，已开始趋于负面。如1915年瑞安县廪贡张棡（1860—1942）即曾感叹：“光复以还，政尚共和，天下方喁喁望治。乃两年来选举竞争，学堂倾轧，宦途庞杂，士习浇凌，综其弊端，盖较满清科举尤甚矣。” 1916年左右永嘉县廪贡王毓英（1852—1924）亦谓：“专制无制，共和不和，学堂无学，此关于有治法无治人，哀哉！”值得注意的是，其时科举已废十余年，“学堂”与“选举”、“士”与“宦”却仍有逻辑上自然的并列乃至递进关系。不仅如此，上述言说揭橥的“政”“学”两栖意味，对于更年轻的地方知识人仍可产生“示范”性的意义，如瑞安岁贡洪炳文（1848—1918）即曾形容：“东瓯亦有新人物，一出堂来便做官。”

当然，以上是身为“他者”的地方老辈对于乡里后进的评断。而1916—1917年间创办于永嘉县城（即原温州府城，时已取消府制，为瓯海道治所）的《瓯海潮》周刊，则可集中呈现地方青年学子自己的声音。该刊是现存民元至“五四”以前温州地区参与编撰者最众的刊物，1916年12月创办于永嘉县城洗马桥仁济医院内。经理人系仁济医院创办人吴劲（字或号性健、旸湖，永嘉人），乐清举人钱熊埙（伯吹，1867—1931）为该报作序。供稿者以原温属永嘉、瑞安两县人士为主，其间老辈，有永嘉陈祖绶（墨农，1856—1917，进士）、陈寿宸（子万，1857—1929，举人），瑞安王岳崧（啸牧，一作筱木，1850—1924，进士）、洪炳文，乐清朱鹏（味温，1874—1933，廪生）等；晚清民初学生辈，有永嘉郑猷（薑门，1883—1942）、陈闳慧（仲陶，1895—1953，陈寿宸子）、梅雨清（冷生，1895—1976），瑞安宋慈抱（墨庵，一作墨哀，1895—1958）等。栏目先论政后论文（旧体诗文），为首的“言论”栏目，分“社论”“时评”“杂评”诸目，除相对次要的“杂评”属文化杂谈外，“社论”与“时评”基本为政论，1880—1890年代出生者为撰者之主力。

据笔者统计，在所登11篇“社论”（连载算一篇）中，仅1篇与“政”确无关系，而论议“国”政者至少有8篇，其中5篇直指外交或中央政治，3篇关乎“商政”与“兵政”，关乎温州或浙南地方者仅2篇。在24篇“时评”中，议论国政者至少13篇，议论省政者约6篇，聚焦瓯海道或温州本地者至多仅5篇。 “政论”的主题，包括府院之争、南北政争、中国加入一战等时局热点。身处边缘之乡里的知识人，尤其是年轻辈据此实现了“处士横议”，而论“国”远多于论“乡”，所论基调亦与前引老辈近似，如1917年23岁的梅雨清言及府院之争中浙省独立事称：“脱离中央，宣告独立，此何等事！”而“吾民耳鼓中漠然若不闻者，良以政治不修，生灵困顿，……纵不有议员先生、督军大人们乱七八糟，而吾民叶落归根，亦同至于尽，复何言哉”！第17期周报中，且登出“征求选举鬼域〔蜮〕录”广告，欲借省议会改选之机，特辟此栏，“凡灼知此中黑幕，确而有征者”，无论长短，皆所欢迎。

以上正反映了某种对于时“政”极度失望的情绪。然在另一面，这些年轻的报文作者对于“议员”“督军”之流，也并非仅余鄙夷之情。因当时地方本身的政治与文化运作，很大程度上乃是晚清官场士林交往形式的一种顺延；科举废后，新式学堂/学校升学渠道始终狭窄（且往往又多一经济门槛），前途所系，这些尚未功成名就的地方学子似亦未从根本上质疑这一旧有运作形式的后续效用及相应的合理性。如永嘉陈闳慧，于辛亥鼎革后自浙省高等学堂卒业回里，为瓯海关监督冒广生（鹤亭，1873—1959）协理文案（并代永嘉吉士小学校长之职），借此与这位清初著名“遗民”冒辟疆的后裔，且系瑞安进士黄绍第（1855—1914）之婿的官员兼“名士”频相酬唱，订交立谊。梅雨清、宋慈抱早年所读或为私塾，于民初就读于永嘉进士徐定超（班侯，1845—1918，清监察御史，民初返乡主持温州军政分府）“私立”的东瓯法政学校，之后二人投身地方报务，即可被认为是他们在“乡”自谋出路、并与“国”建立某种补偿性的精神联系的一条可选路径。而1917年夏秋之际，宋慈抱与中学毕业后（宣统二年毕业自瑞安县私立中学堂）入读浙省法政专门学校、却因“膏伙不继”返乡的瑞安人薛钟斗（储石，1892—1920）受冒广生之邀，入设于永嘉之冒氏瓯隐园中继续攻书。可见“学生”与“士”亦未截然两分，传统上“外官”与“乡绅”（或“乡里士子”）的交谊形式，直至此时对于某些地方新辈知识人的“安顿”，仍可产生无可忽视的意义。

除却前清官场中人，民初出外发展的晚清学生亦有返乡“联络”之举。1917年，国会众议员黄群（溯初，1883—1945，平阳县籍，久居永嘉，晚清留学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洪彦远（岷初，1879—1958，瑞安人，晚清留学东京高师数学科）等回温联络士绅，在永嘉成立一“丁巳俱乐部”，后又改“浙江求是社瓯括分社”。而《瓯海潮》对此亦有报道，称黄群“自京回籍，一时瞻仰丰采者户限为穿”，后“以政党竞争旗鼓相当，深有赖夫群策群力”，故将俱乐部改瓯括分社，“联名发启者”达60余人，徐定超、余朝绅（1855—1917，乐清进士，久居永嘉）、吕渭英（1857—1924，永嘉举人）等地方“三大老”均表赞成。即当涉及具体的本乡政治人物，该报便又转成一赞许鼓吹的口吻。

总之，基于其时某些“地方”知识人的视角，1910年代中后期亦可谓一个“人心思变”的年代；唯所思之“变”，大体集中于其作为居乡之“士”对于“国政”的关怀忧思，而结合学生辈自身的言与行，地方内部新老辈在思想上的“代际”对立，实际并不显著。

二、 “五四”的地方理解

在前论基础上，接下来探讨1919年“五四”风潮发生后，温州地方知识人所给予的“理解”（而非地方运动过程的“细节”）。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事件后，5月12日，杭州各中等学校举行游行，后钱塘道其他地区（嘉兴、湖州）、会稽道（宁波、绍兴、台州）、金华等属纷起响应。而除北京、杭州等地的温籍学生活跃分子外，旧温属永嘉、乐清、瑞安等处师生亦于5月22日起陆续发表宣言、组织罢课游行。6月初，一些温州知识人于永嘉创办《救国讲演周刊》，以利在地的“救国”宣传。。

《救国讲演周刊》社址位于永嘉县城华盖山双忠祠内，系之前参与《瓯海潮》报务的永嘉人陈闳慧主办，时为永嘉膺符区学务委员的《瓯海潮》同人郑猷等亦参与其中。该刊主题虽因爱国反日而较集中，但刊载的部分诗文仍与学潮无关，应纯系填充篇幅之用。除却温州本地师生与未在学校的读书人，另有个别假期回乡的高校生，如返自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永嘉，文稿中署名“铎”）。而主编本意，也未将地方老辈排除在外，如第2期所登《征文启事》称：“吾瓯江山雄杰，人文蔚然，凡耆儒英俊、名媛闺秀，其有杜陵忧时之什、贾生痛哭之书，幸惠然见遗，以充篇幅。”

当然，之后“充篇幅”的多半仍是学生辈的稿件。然而其论议基调，却大体是晚清即已成形的、为地方新老辈所共享的内外交侵之时局观感，及相应之“救亡图强”话语的一个自然延续。首先是自撰之文字。如地方各界祝词，显见晚清进化论与梁启超之“新民体”的痕迹，如“一纸飞腾弥天演”，“驱风雷，决江藻，周行大地，作我中华庄严璀璨之自由神”等；而如永嘉县第一高等小学全体学生祝词（第2期），乃通篇出以四言：“咄尔三岛，翼自皇朝，敢忘厥本，遽称天骄。……冀其觉悟，一例取销。瞻彼泰岱，终古岧峣。”首期陈闳慧所作“宣言”，则是上述两类资源的混合，谓：“天祸中华，佞臣肆奸，睡狮未醒，国是日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流击楫，新亭堕泪，岂竟无人。……报纸之效，固十万毛瑟比也。”后引林则徐烧鸦片事，比拟学生焚烧日货；继在评论中称，当前国之危情系“外则强邻狙伺”，“内则佞臣在朝”。待曹、陆、章被解职，陈的理解也是“奸佞”终得果报，称北京政府“为学生所感而觉悟”，遂“免佞臣职，以谢天下”。周刊也登载了一些白话演讲稿，多出在校学生之手（包括郑振铎），可内容也仅是宣扬“为国家鞠躬尽瘁”、“若没有国，那里还有家”，除却对学生自身游行及查烧日货的记述，与清季地方知识精英在乡开演说会、向民众鼓吹为“国”之兴亡担起责任的论调，未见多少分别。

其次是转载之外界文字。其中篇幅最大的，亦是原刊于《新民丛报》的梁启超《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周刊中称“录自《饮冰室丛著》第九种外史鳞爪”，第1—4期连载）。另有《杨蓉初先生甲午十月致政府书》，即瑞安前清著名绅士孙锵鸣之婿台州人杨晨于光绪甲午年（1894）的上书（周刊第2—3期），及马君武译于1905年的斐伦（拜伦）《哀希腊》（节选，第2期）诗等。还有南社名宿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第2期）、《轩亭吊秋文》（第3期）、《徐自华传》（第4期），及徐自华的诗，这或是陈闳慧早先在浙江高等学堂时曾师事陈氏、自己亦入南社之故，其间固有作于民国者，但所叙大体皆清末之事。

显然，以上两个方面，其意主要在激扬“国”“族”意识，而激扬之法则在对于“晚清”知识思想资源的直接挪用。而1915年日本“二十一条”引致的“五九（或五七）国耻”纪念，亦可被认为是清季“救亡”话语在民初的一个自然延续。彼时的北京政府及全国教育联合会迅速将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且以提倡“国货”、弘扬“国粹”为之鼓吹。而1919年，杭州之江大学也是于5月9日在浙省首建“劝用国货会”，同日又成立杭州学生联合救国会。嘉、湖、宁、绍等地中等学校学生于5月9日集会，本亦是为纪念“国耻日”。具体到温州，1915年5月底地方已成立一“国货经售处”；该年及之后此经售处在《申报》等报上均登有告白，至“五四”时期，该经售处又作为《救国讲演周刊》除永嘉维新书局（或称书药局）以外的另一分售点，在《周刊》上大登五洲大药房药品、商务印书馆书本文具、南洋烟草公司香烟及其他日用品等“国货”的目录与广告。

总体而言，1919年五六月间温州地方的学生运动，基本出以游行、演说（相应生成面向地方民众的白话演讲稿）、抵制仇货（同时提倡国货）等形式，这些形式在晚清地方均已出现；而《救国讲演周刊》所表征的地方对于“五四”的响应，亦是建立在“晚清”与民初“五九”的延长线上，其独立的所谓“时代意义”，并未显露。在周刊同人外，如瑞安宋慈抱此期的诗中也仅是称：“强邻曰欧美，国际兴怨讟。蠢尔岛夷邦，垂涎中原鹿。……文学咸阳焚，征税猛虎酷。一切政治耑，咄咄惊心目。”又如永嘉籍晚清学生刘景晨（贞晦，1881—1960），民初在浙江缙云县知事任上因故入狱，在金华狱中尚可阅读书报，其对金华地方的“五四”运动亦持肯定态度，具体理解则是“外患内忧日相逼，马牛奴隶祸燃眉”，“国不自强天所弃，痛哭炎黄将不祀”。此外则作诗称：“间涉新学说，慎辨防伤莠；窃叹风雅衰，六经已覆瓿。”这也并非温州的特例，如1919年9月，上海《时事新报》刊载张东荪在苏州学生联合会的演讲记录，张虽称“五四”关乎“新思想”，系一“新运动”，有听者却不以为然，据自身观感强调“五四”（及“六五”）的大部分还是“国家主义的实现”、“竞争主义的结果”，“简直可以说是旧思想的新运动”。

除此以外，时任瓯海道尹黄庆澜（涵之，1875—1961,上海人），似因系北京政府任命的非浙籍浙省省长齐耀珊推荐到任，故也受到了地方“在野”人士依托刊物发起的攻击。不过，黄虽据称因为听闻《救国讲演周刊》对其未能遏止温州“漏海”（即偷运米粮或商货出海）的讥讽，而将此刊查封，却也曾明言各属学生“以爱国名义步武北京大学后尘，原未可以厚非”。而群趋“爱国”，且是“民气”的彰显，此类“民气”尚可被另一些已离校或未曾入校受学的知识人导引向一直在进行中的地方权力斗争。

如5月4日北京学潮爆发后，时在北大任教的瑞安人林损（1891—1940，晚清学生），对此事的第一反应亦是“民气不死，可见一斑”，而未将之与其痛恶的北大新派建立何种联系。之后，他便“代表”旧温属瑞安县劝用国货会全体会员（基本为学生）作致会长书，称有日煤偷运入温，被学生查扣，而这批日货的收受方，正是浙江省议员兼国货维持会总经理瑞安人项川（荫轩）。文称：“项川身列议席，兼倡国货，饕美名而犯道家之忌，居下流而为众恶所归；责人则重以周，待己则轻以约，不恕不仁，莫此为甚！”项川系瑞安著名绅士项湘藻堂弟，清季宣统年间，以项湘藻为首的项氏家族与同县陈黻宸等因县公立中学存废、省谘议局议员选举等事酿成难解的矛盾，身为陈黻宸外甥的林损便是要借此次项川身为国货会长带头贩运日货之事“运动”学生，打击项家的在地权势。

而1919年5月间，瑞安士人张棡返自永嘉县城的亲属告以“郡城演剧之妙，及抵制日货之学生等并将大街东洋堂俱一律捣毁”。他亦评论称：“未知此后日人有如何交涉否？然日人平日藐视我中国已甚，故此次风潮仍日人自取之，于中国何尤也。”不久后他在致时居杭州的同乡木节（幹斋，宣统二年浙江优级师范毕业生）的信中提及：“今日教育有江河日下之势，观于抵日风潮，全国学界已一律停课，则莘莘学子殆无求学思想。”可随即笔锋一转，点出作信本意，是因省立第十师范校长王镇雄（俊生，浙江台州人）之前未续聘张氏为该校教师，要请木节助其扳倒王氏。1919年末，复有十师学生主动联络张棡，张向其引介温州《大公报》办事员沈潜（墨池，一名沈翔，《瓯海潮》政论与文稿作者），后又自作讨伐王氏的宣言登于该报。12月底，十师爆发大规模学潮，王镇雄终在学生罢课与张棡等配合之地方舆论的双重压力之下倒台。

综上可见，温州地方在“五四”当时对于“五四”的理解，基本属于在时政观感上的“继往”，而无关文化上的“开来”。因外交连带内政问题，“五四”时的“民气”在各方舆论操作下有总爆发之势，致北京政府为“千夫所指”，而在此“千夫”之中，亦有非中心地域新老知识人的主动参与。上街者诚以地方学生为主，但地方上的鼓动者、撰文支持者大有人在，地方“五四”的“群众”基础堪称广泛，其间基于参与者身份及新老辈份之别的对于运动的理解差异，实际并不突出。此一理解和参与本自晚清以降亦新亦旧的“救亡”话语，且可被用以强化既有的地方权争；但与后来人所指称的五四“新思潮”或“新文化”，则未见有何关系，据此，“五四”学生运动就是新文化运动所孕育出来之类的提法，若放到个别中心城市的中心群体以外，或要打不小的折扣。至于老辈，如张棡在王镇雄倒台后不久，即从木节处获知新任十师校长杨文洵（效苏，浙江江山人）请永嘉人姜琦为“顾问官”，“凡王镇雄平日所用之人，姜君皆代为淘汰之”，张氏为之称快。1920年4月25日，十中、十师等校师生就山东问题在温开全体大会，演说至晚8点而学生未有去意，时已转至十中任教的张棡亦称其“可谓热心国事矣”。他此时对姜琦等人的“新文化”背景未有认识；至同年5月1日，他“赴（永嘉）府前日新书局看《新青年》报”，以胡适等为“扰乱文学界”的“怪物”，似乎才意识到更“新”也更令其反感的文学与文化潮流也已经被“运动”起来，并在各地蔓延之中。

三、 新学会与《新学报》：地方“新文化”之发端

显然，在张棡等人有所感知之前，“新文化运动”实已波及温州地方。但这一波及的时间点也未格外靠前，如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发现在五四事件以前，温州居乡知识人中有阅读《新青年》等新文化“名刊”的确据。可这也绝不是说这些刊物难以流传至此，相反，早在清末光绪丙申至戊戌（1896—1898）年间，温州地区订购《时务报》等时新刊物，数量即曾在全国位列前茅。且清季以降的京、沪等地均有温籍人士（包括学生）的活动，他们也应有面向地方的书刊信息传递。所以应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此期多数居乡学子及在外活动者，尚未认识到《新青年》等的“名刊”地位；其时温州新老知识人所普遍分享的，亦是《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全国各地流行的一些杂志。且如论者所指出，20年代初知识界所认知的“新文化运动”，多非以《新青年》创刊为起始，而是以“五四”为端绪；由此可以理解，即使曾读《新青年》，也并不意味着其必有特地记录或向人“宣称”的需要，这尤其在“五四”之前，应非一种个别的现象。

换句话说，能否接触到某些知识思想资源，与是否认识到这些资源具有别样的价值、乃至可以汇合成一种新的汹涌的“运动”，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而近年学者已大致公认，五四事件之后至1919年末、1920年初，才是“新文化”经由部分北大、国民党、研究系及江浙两省教育会中人的导向作用，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运动”起来的一个关键时期（这同时也是“新文化”与“五四”建构紧密关联的关键期）。具体到温州，早先地方刊物中也曾出现“新文化”一词，如1917年2月，平阳《教育杂志》刊载《论孔教会发起事》一文，其中即提到“吾国一般学者”直以中土旧学“为新文化之障碍”。但此处应近于晚清的意义，即“新”加“文化”，笼统指代彼时较新的一切知识文化资源。至1920年1月的永嘉《新学报》首期，始有可以大部归入“新文化运动”的文学、伦理、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多数文稿作于1919年10月及以后）。6月的第2期刊发郑振铎《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和态度》（作于1920年4月25日）一文，“新文化运动”一词才开始频繁地被使用；同期周邦楚（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学生）《创办永嘉通俗教育馆的商榷》（作于1920年4月26日），始将“五四”同时视作“群众运动和文化运动”的起点。该刊有一配套的“新学会”，于1919年7月25日成立于永嘉城内的省立十中大礼堂，后曾迁入城内道后乙种蚕业学校，再后复迁回十中校内。据称该会“前几年就有人商议了几次，不过因为种种困难，没有去办”；然其开初的活动，基本只是“夏令卫生”“传染病预防”之类的演讲宣传，其在《新学报》创刊前曾否自称参与“新文化运动”，则迄今未见确据。

新学会中人，与前述的地方“报人”显然不是一拨（有个别例外，见下节）。在《救国讲演周刊》作者中，郑振铎作为返乡学生仅是个例（且言说未见有异于居乡学子之处），而到新学会与《新学报》，他已“融入”规模可观、且开始自居新“潮流”诠释者的高学历“外来者”群体之中。该会初有会员41人，至1919年8月10日已增至64人，其中学校教职员14人（温州地方学界12人，包括十中、十师教员10人，十中校长1人，永嘉县教育会会长1人）、从医5人、经商3人、法政界2人，及在政学两界兼职者3人，其余大半，则基本是新近在外深造的大专学生。最高学历（包括在读）所在院校，北京有18人（北大11人，清华1人），江苏21人（其中上海10人），浙江16人（杭州13人，宁波斐迪2人，温州艺文1人），香港1人（港大），日本8人。而《新学报》首期刊于1920年1月，第2、3期均刊于6月，似也表明了其主要系外地学生供稿，并于假期在乡编辑的性质。且《新学报》三期分别系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北京公记印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而非如《瓯海潮》《救国讲演周刊》《慎社》《瓯社》等系于温州本地印刷，故对于该报，乡里地方作为“立足点”的意味相对较淡。《新学报》首期所登会员录，计73人。学报作者计约35人，背景目前可考者以北大最多（8人）；有12人在学会名录中未见，这或是因入会者均系永嘉籍，或其时居于永嘉城内（如十中校长青田人孙如诒、隶籍福建的郑振铎），《新学报》作者则不受此限制。而早期新学会64人中的非“校内”人士，除温州中国银行会计主任、新学会编辑部会计刘孔钧（复中）在第2期刊发《温州金融业之观察》一文外，似均未为学报供稿，该报与大中学校系统的紧密关联，于此可见一斑。

至于体例，该报首期明言：“本报文词以浅近文言或国语为限。”文稿之间掺有诸多外界报刊广告，而至第2期末所介绍的“新刊”中，“新文化”在思想派系上的所指开始明确，《新青年》《新潮》已赫然居首。相应地，学报自身向外推广的欲望亦颇强烈，代售点有北京、上海、吴淞、南京、天津、苏州、杭州、厦门、香港、温州等处，不过除北大、北高师、上海《时事新报》馆、群益书社（第3期无群益书社，增商务印书馆、泰东图书局）及温州“各书坊”外，均系在外师生个人的通讯地址。《新学报》且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有出版告白；1920年3月，复有沪报报道称新学会在温组织学术讲演，时任十中、十师校长均在演讲者之列。

新学会的牵头者与“干事长”，系永嘉籍晚清留日学生姜琦（伯韩，1885—1951，晚清入东京高等师范，未卒业）。事实上，民国肇建时姜氏与不少同乡留学生一样，本有意跻身“政坛”，曾入原浙省谘议局议长瑞安陈黻宸自杭回温后所设之“民国新政社”。该社旋因陈与浙省革命党的矛盾，被省政府下令解散，后又并入民主党；不久姜又入浙省同盟会，旋赴日本，留学于明治大学及东京高等师范（卒业）。1915年，回国出任永嘉省立十师校长。1917年，他加入研究系在温组织的“丁巳俱乐部”，复以十师校长的身份作意见书，欲在社会教育中提倡“孔道”，得到浙省当局的嘉许。同年姜氏又请平阳老辈刘绍宽为自己的《国民教育概论》作序，其中姜对当时较激进的“孔教”非“国家道德”之说不以为然，这便引起了刘绍宽莫大的“共鸣”，后者乃至在序中对“今世之奔走于国家社会者”摒弃孔孟之道，作了一番语气极为强烈的抨击。可见至此姜氏与地方老辈尚颇有共同语言，其亦未见对《新青年》等作出何种“超前”的积极反应。但之后他卸任校长，外任南京高师教员、上海暨南学校教务主任，于1919年为江苏教育会及北大、南高师等高校联合发起之新教育共进社的刊物《新教育》撰稿，由是开始探知全国范围内的“新潮”所向。之后，他便开始在各大报刊上大力传扬新文化；对此尚较他年轻6岁的林损曾讽刺道，姜氏“前于民国新政社，颇为吾党服役，含毫落纸，时嫌其钝，近亦知趋风气，作为白话文字以扬杜威。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岂不信耶”？揶揄之间，颇有视其为“吾党”之“叛徒”的意味。

《新学报》的发刊辞，即出于姜琦之手。不过，该文的调门也不甚尖锐，仅是主张将本乡的历史学术资源（“永嘉经制之学”）与“近今美国之‘实用主义’（Pragmatism）”相调和，因永嘉之学仍“不免陷于墨守成法之弊”，故当采“实用主义”，“以药我‘永嘉学派’之病”。可见姜氏与其接触较多的苏省新文化鼓吹者近似，尚属“预流”者中较为温和的一翼。但其他刊文作者或温和或激烈，论调并不一致。如首期泰顺吴孝乾（江冷，之江大学学生，可能于1919年8月入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科）《说新》一文中，虽称“新之于旧全相反对”，故而必然“争斗”，可下文复称新旧不可相对独立，且彼此无一定界限。而供稿者中毕竟以身在北京者居多，故表现出明确的攻击性者颇有人在。如同期周蘧（予同，1898—1981，以下均称周予同）《中等以下的学校为什么不应该设读经科？》，其矛头已直指本乡老辈，称其尽管主张尊孔、守旧，旧学水准却极低，在教学中连《古文尚书》篇章为伪都不知道，这便与他之前在外发表的旧体诗文中所引知识资源，及对在乡从学经历的些许“温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永嘉梅祖芬（思平，1896—1946，北大学生）作《中国学校国文教授之研究》，亦称现时国文教员“大半是科举时代的八股老先生，他们实在没有研究过教育原理，亦不甚明白中等学生学国文的目的”。第2期永嘉高卓（觉敷、荦夫，1896—1993，原在北高师，后入港大）作《中学四年的回顾》，回忆从民元至民国四年自己在省立十中的学习情况，更是将校中课程从国文、英文到数学通统数落一过；而老辈教员每每告以“学校里的科目以国文为最要紧”，遂致“中学四年的光阴，换不得一点科学的知识”，之后更令他“觉得有无限的悔恨”。由此，晚清以降地方教育的“成绩”几遭全盘抹煞，而那些在清季以降面目还不甚可憎的老辈教员，便被这些刚在外获得“新”资源的乡里后进重新归为中“科举的毒”的“老先生”，遭到了集体性的奚落与否定。

整体来看，《新学报》所标举之“新”与当时外界对“新文化”的一般诠释近似，主要包括白话新文学、新的“教育原理”及西方伦理、社会思潮等内容。而细究之下，在此“立”的一面或不免言人人殊（与中心城市新文化派内部的重点差异近似，或专注新文学，或主倡新教育，或倾心社会改造，兹不详论），而在“破”的一面，立场、态度或许才更为统一。换言之，正是到《新学报》，“新”“旧”之判然两立才在地方内部陡然凸显，乃至如上引表述反映的，二者的高下分野，亦开始空前明确地与地方新老“辈分”之别画上等号。

之后，更多新文化社团始在温州蔚起，而这一与之前的地方刊物旨趣明显有异的刊物样式亦开始风行。尤其是中等学校的“校刊”层见叠出，加上通过小学教授语体文及壬戌学制等制度上的变革，“后五四”时代的地方学生确乎开始了与其学生前辈颇为不同的知识文化养成。限于主题，此方面的详情不拟展开。唯须指出，笔者遍检1920年代温州本地自办的刊物，其中多由地方师生发起，但其投稿简章与实际录稿，基本都是文白皆可。而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尽管1920年即有办于北京、面向乡里、大力攻击旧文化与旧伦理的半月刊《瓯海新潮》行世，但至1928年，温属瑞安县立中学校刊《瑞中》的发刊辞仍称“五四”以降的地方尚且外于全国蓬勃的“新文化”潮流，是“死一般的文化落后”，“一般扰扰攘攘的醉生梦死之徒，那一个不是沉浸于宗法的思想，流恋着残余的礼教呢？”问题在于，“文化落后”的主因或非地方“闭塞”，前述地方对于“五四”本身的响应可以较为迅速敏锐，即为一大反证。因此我们尚须将目光移出当时的校内趋新群体之外，对大致同一地域空间内其他知识人的后续言与行的历程，作一集中的探讨。

四、 慎社与瓯社：“晚清”的延续

1920年，与《新学报》创刊同年，永嘉县又成立一“慎社”。其主要发起人为永嘉梅雨清，而早先介入地方报务的永嘉吴劲、陈闳慧、郑猷、李骧（仲骞，1897—1972）、瑞安宋慈抱，及与梅氏交好的永嘉夏承焘（癯禅，一作瞿禅，1900—1986）、瑞安薛钟斗（时任瑞安县公立图书馆馆长）、李笠（咢臣，一作鹤臣，又字雁晴，1894—1962）、李翘（孟楚，1896—1970，曾刊发作品，但非社员）、郑闳达（剑西，1901—1958）等均有参与。在背景可考的年轻学子中，大都是新近未能出外升入大专学校者。如周予同的中学同学郑闳达，在瑞安县中学毕业后未能升学，遂于1916年受前清科举望族瑞安黄家之托，至黄家在瑞的藏书楼蔘绥阁编校书目，次年又往教私塾，第三年始执教于本地小学与中学。不过，与新学会中的郑振铎一样，慎社成员如夏承焘、陈闳慧、郑猷、李骧等也都参与了地方上的“五四”反日运动；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必是，或将成为“新文化”的拥趸。如1916年毕业于省立十师的夏承焘，1919年“五四”前后在永嘉乡区高小任国文教员，据其学生忆述，夏的教法虽较“新颖”，但教的基本是《古文观止》，而这也并不妨碍他积极倡导高小学生走出校门，组织面向当地乡村民众的“救国”宣传活动。

具体到慎社，其早在数年前已有筹设之动议。约在1917年，薛钟斗作信回复梅雨清在永嘉筹建“瓯社”的倡议，已称“朴学沦胥，国故坠地，振起宗风，责在吾辈”，会社之结，正是为保存“国粹”。他早先曾借鉴晚清寓居瑞安的乐清县人陈虬之“布衣会”，及近时冒广生发起之“瓯隐园社”，发起一“晦鸣社”于杭州；而此番在温设社，且以“瓯”名，便更应“注重乡邦”。现今“吾瓯学术之粹，亦几中绝矣；故保存一郡之粹，尤急于一国之粹也”。因瓯江一名蜃江或慎江，他又提议“瓯社”应改称“慎社”，“既动乡国之情，又作垂绅之诫”，这一意见便终为梅雨清所采纳。

此外，薛钟斗且是“南社”中人。据南社《社友姓氏录》，南社中浙江籍226人，含温州10人，薛属于其中填写入社书最晚者。10人中有未填入社书者3人，其中则有永嘉陈闳慧。如前所述，陈在浙省高等学堂时师从陈去病，后陈去病且数次致信陈闳慧，邀其投赠诗文稿以供编集。梅雨清虽未入南社，据他后来忆述，他与南社领袖柳亚子（1887—1958）等亦本有书信往来，故南社也应是慎社的仿效对象之一。

1920年5月间，慎社成立于永嘉城内道前街。其基本活动形式与传统士人结社（包括南社）无甚差别，均是在地“雅集”之后汇刊旧体诗文，同时也接纳另行投赠的诗文。社员开初多为年轻辈学子，首期“慎社交信录”中，似仅永嘉廪贡王毓英一人为老辈“名士”；之后，永嘉举人吕渭英自广东省银行卸去行长之职归来，经王毓英介绍加入，后平阳刘绍宽、王理孚、姜会明（啸樵，拔贡）、黄光（1872—1945，生员）及永嘉举人陈寿宸等亦先后加入，因“这些人均系各县大绅士”，“慎社声誉鹊起，要求入社者顿增”。第1—3集中的“交信录”也反映了这一点，首集社员计39人，至第2集时骤增至73人，第3集时又增至87人（永嘉42人，瑞安14人，平阳6人，乐清2人，另有原处州府属县籍10人）。足见居乡老辈，至此在地方仍有着跨越“辈分”的强大号召力。社员中还有一些非瓯海道籍人氏，如余杭人王渡（梅伯），系温属清理官产处处长，湖北汉阳人龚均（雪澄）为其幕僚；安徽休宁人汪莹（楚生），存记瓯海道尹，后去嘉兴莅任，浙江吴兴人林鹍翔（铁尊），为继汪之后的瓯海道尹。1921年，梅雨清、王渡等复提请林鹍翔依之前冒广生在瓯海关署内所设之永嘉诗人祠堂，及杭州西溪两浙词人祠堂之例，建一永嘉词人祠堂，并在此另立名为“瓯社”的词社。后瓯社社刊所载姓氏录，社中有慎社社员夏承焘、郑猷、梅雨清、龚均、王渡、黄光等15人。词社作品还曾通过林鹍翔，寄赠寓居沪上的朱祖谋（彊村）、况周颐（蕙风）等词坛老辈审阅。可见两社的活动，皆明取传统“官”“绅”交游的形式，乡里后进一直厕身其间，并扮演主动积极的角色。

其时已是“五四”学潮之后，“新文化”勃兴之时。《慎社》首集中余杭王渡所作序，即称：“慎社同人手无寸铁，欲凭三寸毛锥支榰风雅，扶翼文教，……况值此新思潮腾地涌跃之际，移宫换羽，国粹式微，千钧系于一发，危矣哉！”永嘉王毓英，以“慎”字古作上“真”下“心”立论，以“真伪”为切入点，径称：“时际二十世纪之交，名为共和，实甚专制，国体伪也。虽曰地大物博，其实外强中干，政治伪也。学说簧鼓，横议滔天，废孔背经，人道几绝，学术伪也。慎何有哉！真心何有哉！”对时局乱象的描述由“政”及“学”，开出的药方则由“学”及“政”，标出从小学、经、史到理学的“读书次第”，“由此著为词章，发为经济，乃为有用之学”，至于“其学之自外嘘入者，用其学适足以乱国而有余”。之后王毓英及林鹍翔、吕渭英、浙江镇海人胡振霖（药农）等所登诗文，亦均称当前乱象根源在于“士风嚣张”，“醉心欧化”，而应以尊孔、读经、宣扬本土固有之学理文教以拯救之。而年轻学子的刊文，论调亦可与老辈如出一辙。如1897年生人的永嘉陈珩（字或号纯白、志冲，1897—1964），感于“近世道德沦丧”，乃作文抨击新说，倡言妇女的“三从四德”。生于1895年的宋慈抱，且将晚清瑞安名儒孙诒让本意在印证西政西学之合法性的《周礼政要》（1902年刊行），“曲解”为意在抨击“新学自负，裂冕毁冠”的著作。而对于当下的趋新者，宋则以叔孙通、法正目之，并引原出《礼记·儒行》的“儒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为自己的不愿预此“新潮”辩护。

再如瓯海道龙泉县人吴嘉彦（梓培，贡生）作《读〈浙江新潮〉》组诗，分“非《非孝》”“刺废婚姻”“刺刺孔”数首，中称：“咄咄新文化，魔王诋孔丘，……何怪东厂臣，配享期千秋？”明言攻击的是“新文化”，然而这仅是个例。这是因为集中的一些文稿或系旧作，而此时投赠编集，可能更多的还是反映了这些人重又依托密切联结“学”与“政”的思维方式，将新近之新潮添入晚清以降的趋新“大势”之内，以塑成一“世风日下”的线性意象。结合首节分析，这些地方知识人对于时“政”可能同样一贯心怀不满，但对于“学”或文化之变的必要性与向度，其意见可以与新文化人大相径庭，乃至将设想之敌推到敌方自身所反对的一方去（如“军阀”），视为肇乱祸国的“一丘之貉”。

不过，再换个角度，这里的地方老辈，也并未纯以“守旧”自居。如文稿中语气最激烈的王毓英，对于晚清以降的外来思潮，尤其是近代欧美教育思潮实亦有不少的了解与肯定。今有学者已注意到此类人的思想状况，引当时的称呼，谓之曰“老新党”；问题在于“老新党”实可不甚“老”，地方“新党”在“新文化”广播之前是“老”是“少”也不见得必会成为一个问题。实际上，即便在《慎社》汇集中，亦屡见晚清意义上的“新”内容，如首期永嘉郑猷刊登演剧社广告，将中国古戏剧与摆伦（拜伦）、莎士比亚并举；瑞安木节刊发《天体发微序》，大谈“天演进化”“星地交通”之理，申论万物应在竞争中求统一。只是民国代清后，一些老辈便开始将时局乱象归因于时人趋“新”太过、对国家“妄施以新奇之险剂”。而年轻如宋慈抱，亦称“耶稣、摩罕默德之道德，柏拉图、孟的斯鸠、伯伦知理之理想，我国学者固可以服膺拳拳，补旧说所未及”，可仍应“以孔教为国教，而力求推广之，砥柱尚足以障狂澜，一发尚可以维于钩〔千钧〕，否则茫茫浩劫直归诸尽已”。薛钟斗虽据称与宋“学术不同，器识又异”，但在支持地方革新之余，亦认可林纾“后日或延东洋人而授中学，斯则至可悲之事，吾不能不预为防之”之言，并对冒广生谓“甲午中日之战，犹未足为国耻，若五十年后学术不振，聘日人为教师，此真国之大耻也”，深以为然。据此而论，民初以降地方新老辈的观念异同，或本在一以折中新旧为正道的“晚清”语境的延伸范围之内；而接上“五四”的“新文化”在地方可能只是新促成了两种“联合”：一为新近在外密切接触“新潮”者与部分地方在校师生的联合，一为其他久居乡里者中新辈与老辈的联合——后一联合中本可能有的一些思想分异，遂反而在此新文化的反衬下，在一个延长了的“晚清”语境中归于淡化甚或消泯。

再结合第二、三节所述，可以说，“五四”固可较自然地接续在地方之“晚清”语境的延长线上，可“新文化”的地方进程，却只可说是清季以降地域意义上的“中心”与“边缘”之间思想文化分异的进一步发展，而不见得是早先地方自身思想文化歧异的顺理成章的发展。不单如是，另有一些温州知识人，且有意自行理解“新文化”，可理解的结果，或也不尽合乎外界公认的某些新文化“领袖”的期许。如慎社与新学会在人员上尚有个别交集，永嘉谷旸（寅侯，1894—1975）、陈闳慧就同时参加了两个团体。但陈仅为慎社与瓯社供稿，在1921年《浙江十中期刊》等刊物上乃是登载旧体诗作，之后亦始终以旧诗称名。另如1921年由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变迁史略》，作者或即永嘉刘景晨，他在金华出狱后，经人介绍去厦门大学任教，此或为其厦大白话讲义，文中开始正面介绍白话新文学。可他仍大力肯定保存“国粹”的一方，且称旧文学亦可包“新学理”，而该“新学理”，实指《天演论》《群学肄言》等清季严复译著。再后，他固曾作诗吹捧同乡姜琦“脑根扫陈想，学府导新术”，可他本人几乎只写旧体诗文，而未见与此“新文化”再发生何种交集。

进一步讲，不少今人研究业已指出，除却以白话为尊的新文学、杜威学说等方面，“新文化”在内容上或也未必真有许多在晚清资源以外另起炉灶的意味；其某些时候着力加强的，也仅是对于预设之对象及对象所认可之“旧”的“攻击性”而已。这些对象诚然众说纷纭，但公认的应有两类，一为“军阀”或被认为倚仗军阀的“官方”，另一即为各地士绅，尤其是老辈士绅。如瑞安张棡所敏感与反感的，很大程度上便是通过《新青年》等书报接触到的陈独秀、胡适、周予同等人言论的“攻击性”。且如上节所述，此种与“攻击性”相应的新旧“界别”建构，也已开始空前地深入地方内部。由此，这些地方老辈亦愈发强化对此“新文化”之“名”的恶感，在双方表述的共同作用下，某种立场、态度更为决绝，但具体内容界线仍不一定有多清晰的新的壁垒分野遂得以愈趋显明。

据笔者所见，温州地方似乎从未出现如吴虞、吴稚晖、高凤谦（梦旦）一般力倡新文化的“老英雄”“老少年”。而上述张棡、刘绍宽、王毓英等老辈均系晚清地方文教革新的积极参与者（且在清季“新政”十年间他们也已届中年），故可推测，新文化在地方知识人中的“群众”基础，也只会小于尚未坐实新老“代际”对立的晚清新风。相形之下，民初的地方学生辈对新文化的攻讦似要少一些，且此后在地方文教事业中（如瑞安知行社、籀庼学会），亦偶有不拘新旧的合作。只是关于他们的进身出处，“新文化”长期也仅是选项之一，而并未挟此“潮流”之威，转化为其间多数自我实现的“必由”之路。

1922年后，慎社解散（具体时间不明）；至于瓯社，1925年永嘉仍有以之为名的“诗钟”活动。总的来看，两社为期虽然不长，但对参与者而言还是留下了一笔重要的遗产。如梅雨清后来忆称，其组织慎社的动机之一，即是“冀能爬上绅士地位”。当时亦有趋新的省立十中学生作小说抨击此一现象，称有学生“程度太低”进不了大学，但可以做地方的“大绅士”，“今日见道尹，明日拜知事，专门替别人家作禀递呈，种种卑劣的行为”。大致说来，在地新发展出的“官”“绅”交谊，且可继续协助青年出外谋前程，如梅雨清即通过慎社与瓯社奠定的人际网络，经林鹍翔等大力支持，成功当选为第三届浙江省议员。

其他社员中的多数，应是继续居乡，以课徒（学校或塾馆）、行医、卖字画为生。而如陈闳慧，之后与1924年代理瓯海道尹的张宗祥（1882—1965，浙江海宁人）频相酬唱往来，再后又与寓居苏州的耆老陈衍结交，从习诗学。郑闳达因之前为瑞安黄氏蔘绥阁编书目的经历，受北京电话局总工程师黄曾铭（述西，1887—1934，黄绍第之子）之邀赴京，在交通部电政司任办事员，因部门清闲，他得以有时间、精力发展传统“文学艺术”（主要是戏曲）上的专长。夏承焘1921年夏经同县陈珩之邀，赴京任永嘉籍国会议员林卓（立夫）主办的《民意报》副刊编辑，不久又受林之荐随陕西省教育厅长沙明远去西安，初在教育厅，后执教西安诸中校。夏自承“在陕五年，治宋明理学”；之后复回浙省，在宁波省立四中、严州省立九中等处继续执教中学。在严州，他主攻词学，而因身处中学，对白话新文学亦屡有接触，对之褒贬参半，并无成见。且曾有一段时间他有意尽弃旧学，而转向“新文学”。然而到1930年，他已与其同乡瑞安李笠、李翘，及江苏无锡人钱穆近似，未有高等学历而正式入之江大学执教，自是以研治“旧学”为终身志业。

结语

以浙南温州地区为个案，以地方刊物为线索，将“五四”与“新文化”指代的时代风潮之发端，置入具体的“地方史”脉络的考察，其意非仅在于重申“五四新文化”在一般地方的接受度可能有限，而是要析论这一情形可能的“地方”形成机制。简言之，此机制的一大要点正在于“五四”与“新文化”的衔接处：一方面，对于“五四”反日风潮，相对边缘之地的知识人可以依托前已形成的、面向地方的书报信息渠道与观念基础，较为主动地做出反应，并给出偏于正面的理解；尽管科举制已于清末“新政”中期废除，可联结“学”与“政”、“士”与“宦”的行动与思维方式，至民初仍有显见的惯性与跨越代际的传承能力，“五四”的地方回应，很大程度上是既往士人身在“草野”而心系“魏阙”之传统与清季近代意义上的“国族”话语的混合物在民国阶段的一个延伸。但另一方面，对于“新文化”，则须在外密切接触“新潮”者重点借助大中学校系统，另行实现地方的响应。于是，与1915年的“五九”不同，“五四”时的新老地方知识人在时政观感上共同参与拉开了一个大豁口，里面却冲出了他们多未预判到的、实被“焊”进豁口中的思想文化“潮流”；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反将此潮流补入时局乱象的“根源”之内，也难掩盖其早先在“五四”现场的“当局者迷”。由是而论，并非揭示面向边缘之地的书刊流通情况，即可充分解释五四新文化的地方进程；“五四”与“新文化”二者之传播机制本有不容抹煞的差异，该差异及二者关联建构之“地方”参与度的有限性，从边缘之地本身的视角看，应可较从个别“中心”城市或群体的视角看得更为分明。

换言之，在通常宏观的五四新文化的形成脉络之下，依然可能涌动着一个延续着的“晚清”（而非单纯的“旧”或“传统”）；这个“晚清”攸关的言行逻辑较顺遂地促成了某些不甚闭塞之地对于“五四”的反应，可地方的“五四”若要再接上“新文化”，尚须借助外力另行建构此一关联（且建构的参与者与“五四”的地方参与者并不一致），视二者为自然衔接乃至推出“广义”的“五四”，即是对于这层建构之新增性质的一种涂饰与遮蔽。“五四”与“新文化”的地方化渠道及在地方知识人中的参与者本有不同，此后地方的思想观念版图更形分裂，便在情理之中。相应地，之后某些人的未能“预流”，也已绝非耻辱，这便与清季庚子辛丑以后某些地域近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的情形，形成了颇为显明的对比。今有学者在讨论近代以降四川的思想学术时指出：“道咸时期是蜀学承‘新’而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蜀学则在一定程度上以‘旧’为荣。”结合本案例，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在晚清以趋时为荣、到1920年代之后一定程度上反以不够“新”为荣的，似也不会仅仅是一个“蜀学”。

再作稍许引申，可以说，从晚清到“五九”“五四”再到“五卅”，近代的“国”“族”意识本身对于各地各种辈分与价值取向的知识人，或一直存在相当的吸引力；只是思想文化的“新旧”之辨，不时与此“国族”议题相缠结，其具体的缠结方式或正或反，也比今人一般想象的更为多歧，值得结合“地方”角度作进一步的清理。而至于上述的“分裂”是否会因新文化重点借助学校教育系统实现的深化而渐趋弥合，尚须详论1920年代初之后尤其是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政学的变迁，当俟另文展开。不过，如慎社之后，温州地方尚有达社、戊社、瓯风社等文社/学社继之而起；在温州以外，旧式诗文及学术结社，乃至办刊之风习至全面抗战爆发前亦从未歇绝。1930年代中期，复有呼声颇高的“中小学文言运动”与学校尊孔读经之议，引致胡适等的强烈不满。除却国府当局自身的因素，这也应有相当的“地方”基础，即连上“五四”的“新文化”虽每每自称大势所趋，但可能也从未在寥寥数个中心点以外的边缘地方知识人群体之中（而不仅是普通民众），取得何种普遍的、风行草偃式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