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戴震学说的传播 

出入扬州幕府，倏尔五年过去。其间，继《考工记图》之后，随着《句股割圆记》、《屈原赋注》诸书的先后付梓，戴震学说不胫而走。而凭藉多年校勘《大戴礼记》的积累，震又与前辈硕儒卢文弨合作，书札往复，精心切磋，克成《大戴礼记》善本。乾隆二十三年，卢见曾将文弨与戴震所校订《大戴礼记》收入《雅雨堂藏书》，有序记云：“《大戴礼记》十三卷，向不得注者名氏，……错乱难读，学者病之。余家召弓太史，于北平黄夫子家，借得元时刻本，以校今本之失，十得二三，注之为后人刊削者，亦得据以补焉。又与其友休宁戴东原震，泛滥群书，参互考订。既定，而以贻余。夫以戴书卢注，经千百年后，复有与之同氏族者，为之审正而发明之。其事盖有非偶然者，因亟授诸梓。”[1][33]两年之后，新刻《大戴礼记》蒇事，卢文弨亦有跋称：“吾宗雅雨先生，思以经术迪后进。于汉、唐诸儒说经之书，既遴得若干种，付剞劂氏以行世。犹以《大戴》者，孔门之遗言，周元公之旧典，多散见于是书，自宋、元以来诸本，日益讹舛，驯至不可读，欲加是正，以传诸学者。知文弨与休宁戴君震夙尝留意是书，因索其本，并集众家本，参伍以求其是。义有疑者，常手疏下问，往复再四而后定。凡二年始竣事，盖其慎也如此。”[1][34] 

乾隆二十七年，在经历三年前北闱乡试的挫折之后，戴震于是年秋举江南乡试，时年40岁。翌年入都会试，竟告败北。在京期间，震客居新安会馆，汪元亮、胡士震、段玉裁等追随问学。玉裁且将震所著《原善》三篇、《尚书今文古文考》、《春秋改元即位考》一一抄誊，后更自称弟子，执意师从。震虽一如先前之婉拒姚鼐，数度辞谢，终因玉裁心诚而默许。从此，遂在乾隆中叶以后的学术史上，写下了戴、段师友相得益彰的一页。 

乾隆三十年，戴震致力《水经注》校勘，别经于注，令经、注不相淆乱，成《水经考次》一卷。卷末，震有识语云：“夏六月，阅胡朏明《禹贡锥指》所引《水经注》，疑之。因检郦氏书，辗转推求，始知朏明所由致谬之故。”由释胡渭误入手，震进而揭出辨析《水经注》经文、注文的四条义例，即：“《水经》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不复重举水名。而注内详及所纳小水，加以采摭故实，彼此相杂，则一水之名不得不循文重举。《水经》叙次所过郡县，如云‘又东过某县南’之类，一语实赅一县。而注内则自县西至东，详记水历委曲。《水经》所列，即当时县治，至善长作注时，已县邑流移。注既附经，是以云迳某县故城，经无有称故城者也。凡经例云‘过’，注例云‘迳’。”篇末，震重申：“今就郦氏所注，考定经文，别为一卷，兼取注中前后例紊不可读者，为之订正，以附于后。是役也，为治郦氏书者棼如乱丝，而还其注之脉络，俾得条贯，非治《水经》而为之也。”[1][35] 

三十一年，震再度入都会试，复遭挫折。迄于三十七年，历届会试皆名落孙山。其间，震先后作幕晋冀，应聘主持《汾州府志》、《汾阳县志》和《直隶河渠书》纂修事宜。所著《声韵考》渐次成文，凡韵书之源流得失，古韵之部类离析，皆卓然有识，自成一家。戴震的博学多识，一度为在国子监求学的章学诚所倾倒，据章氏称：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憪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实”之说，指虽有异，理实无殊。充类至尽，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卒业，可为惭惕，可为寒心！[1][36] 

惟章学诚与段玉裁为人为学之旨趣不一，玉裁心悦诚服，执意师从；学诚无非耸动一时，别有追求。因之，段氏终身光大师门，言必称先生，年届耄耋，依然勤于纂辑《戴东原先生年谱》；而章氏不惟分道扬镳，而且反唇相向，以己之长，形人之短，恶意指斥，喋喋不休，直至戴震故世多年，始终耿耿于怀。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清廷开馆纂修《四库全书》。闰三月十一日，任命书馆正副总裁及一应纂修官员，并由民间征调学者来京修书。戴震以能考订古书原委，亦在指名征调之列。据《高宗实录》记，是日，大学士刘统勋等奏： 

纂辑《四库全书》，卷帙浩繁，必须斟酌综核，方免罣漏参差。请将现充纂修纪昀、提调陆锡熊，作为总办。原派纂修三十员外，应添纂修翰林十员。又查有郎中姚鼐，主事程晋芳、任大椿，学正汪如藻，降调学士翁方纲，留心典籍，应请派为纂修。又进士余集、邵晋涵、周永年，举人戴震、杨昌霖，于古书原委，俱能考订，应请旨调取来京，令其在分校上行走，更资集思广益之用。[1][37] 

此奏为高宗允行，调令下颁。此时，戴震正客游浙东，主持金华书院讲席。闻讯中断教学，临行，至宁波，在宁绍台兵备道署，与章学诚不期而遇。戴、章二人的此次晤面，与七年前初识迥异，双方竟因纂修地方志主张不一，各抒己见，不欢而散。据章学诚记：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与戴东原相遇于宁波道署，冯君弼方官宁绍台兵备道也。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见余《和州志例》，乃曰：“此于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余曰：“余于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于求古雅也。……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1][38] 

四、献身《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戴震奉召抵京，预修《四库全书》。书馆初开，意在自《永乐大典》中辑录散佚古籍，震获授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震校勘《水经注》多历年所，自上年起即在浙东刊刻自定《水经注》，未及四分之一，因奉调入京而中辍。入馆修书，有《永乐大典》可据，校订《水经注》遂成驾轻就熟的第一件工作。同时，则根据其为学所长，分任天文、算法、小学、方言、礼制诸书的辑录。是年十月三十日，戴震致书远在蜀中的段玉裁，告以抵京数月所为，有云：“数月来，纂次《永乐大典》内散篇，于《仪礼》得张淳《识误》、李如圭《集释》，于算学得《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夏侯阳》五种算经。皆久佚而存于是者，足宝贵也。”[1][39]历时年余，震校《水经注》、《九章算术》、《五经算术》诸书相继完成。 

乾隆四十年四月，戴震会试又告落第，奉高宗谕，准与贡士一体殿试，赐同进士出身。五月，入翰林院为庶吉士。震初入词馆，即因论学龃龉，先后同蒋士铨、钱载发生争执，尤其是与儒臣钱载的论辩，更成一桩学术公案，20余年之后，依然为学者重提。翁方纲乃钱、戴二人发生争议时的见证人之一，事后曾就此有专书致儒臣程晋芳，以平停二家争议。据称： 

昨箨石与东原议论相诋，皆未免于过激。戴东原新入词馆，斥詈前辈，亦箨石有以激成之，皆空言无实据耳。箨石谓东原破碎大道，箨石盖不知考订之学，此不能折服东原也。训诂名物，岂可目为破碎？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也。宋儒恃其义理明白，遂轻忽《尔雅》、《说文》，不几渐流于空谈耶？况宋儒每有执后世文字习用之义，辄定为诂训者，是尤蔑古之弊，大不可也。今日钱、戴二君之争辨，虽词皆过激，究必以东原说为正也。然二君皆为时所称，我辈当出一言持其平，使学者无歧惑焉。[1][40] 

当然，这场争议并非以翁方纲一言即可弭平。所以戴震故世20余年之后，章学诚又借端生事，称：“戴东原尝于筵间偶议秀水朱氏，箨石宗伯至于终身切齿，可为寒心。……戴氏之遭切齿，即在口谈。”[1][41] 

戴震家境本不宽裕，入京修书，官俸微薄，维持一家老少生计，更形拮据。早在入京之初，震即在致段玉裁书札中道出忧虑：“仆此行不可谓非幸邀，然两年中无分文以给旦夕。曩得自由，尚内顾不暇，今益以在都费用，不知何以堪之。”[1][42]修书既已辛劳，又有生计之虞，加之与同官争议所致愤懑，自乾隆四十一年三月起，戴震即已罹患足疾。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震致书段玉裁，开始萌生南旋之意。据称：“仆自三月初获足疾，至今不能行动，以纂修事未毕，仍在寓办理。拟明春告成，乞假南旋。久不与人交接，……仆于本月十六，移寓北官园范宅，在海岱门之西，前门之东，更远人迹。”[1][43]翌年正月十四日，震再致书段玉裁，重申南旋之想：“仆自上年三月初获足疾，至今不能出户，又目力大损。今夏纂修事似可毕，定于七八月间乞假南旋就医，觅一书院糊口，不复出矣。”[1][44] 

四十二年春，戴震得悉山东布政使陆燿著《切问斋文抄》，己撰《璿玑玉衡解》、《七政解》二文录入该书卷24《时宪》一门，欣然致书陆氏。书中，论及近儒理欲之说，并告南归心迹。春末，陆氏接书，后复书戴震，作同调之鸣，且邀游济南。据称： 

春杪接书，久未裁复，纷纭案牍之中，力小任重，日夜惶疚，即此稽缓，亦足见其才力之困也。阁下究心典籍，高出群儒，修述之事方期身任，胡遽有秋令假归之语？行止何如，临期尚祈示及。如果言旋，倘可迂道济南，一访鹊华之胜，尤所颙跂。来教举近儒理欲之说，而谓其以有蔽之心，发为意见，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理实谬。可谓切中俗儒之病。[1][45] 

戴震的同样心境，亦见于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致段玉裁书。书中有云：“仆足疾已逾一载，不能出户，定于秋初乞假南旋，实不复出也。拟卜居江宁，俟居定当开明，以便音问相通。……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1][46] 

此札发出二日，戴震病势转重。五月二十一日，强起致书段玉裁，明确告以拟于八月南归：“仆归山之志早定，八月准南旋。……仆归后，老亲七十有八，非得一书院不可。陕西毕公欲招之往，太远不能就也。”[1][47]殊不知天不遂人愿，七日之后，为庸医所误，一代大儒戴东原即在崇文门西范氏颖园客寓遽然长逝。 

自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入《四库全书》馆，迄于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五年之间，经戴震之手辑录校订的古籍，凡16种，计为：《水经注》、《九章算术》、《五经算术》、《海岛算经》、《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曹算经》、《仪礼识误》、《仪礼释宫》、《仪礼集释》、《项氏家说》、《蒙斋中庸讲义》、《大戴礼》、《方言》。戴震之于《四库全书》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五、《孟子字义疏证》及其遭遇 

戴震一生著述甚富，由早年著《考工记图》、《句股割圆记》、《屈原赋注》诸书始，迄于晚年成《孟子字义疏证》，多达30余种、一百余卷。其中，尤以《孟子字义疏证》最成体系，亦最能反映著者一生的学术追求。正如戴震逝世前一月所自言：“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1][48] 

关于戴震的毕生学术追求，他曾经对其弟子段玉裁讲过这样的话：“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1][49]这就是说，文字音韵、训诂考证以及天文历算等等，无非戴震为学的工具而已，他的根本追求则别有所在。至于这一追求之具体目标，用戴震的话来说，就是求之《六经》、孔孟以闻道，而闻道的途径只有一条，即故训，所以他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1][50] 

戴震的此一为学宗旨，发轫于早年在徽州问学程恂、江永，确立于中年在扬州与惠栋相识之后。从此，他便开始致力于《六经》理义的阐发。由至迟在乾隆二十八年完稿的《原善》三篇始，中经乾隆三十一年扩充为《原善》三章，再于乾隆三十七年前后修订，相继增补为《孟子私淑录》、《绪言》各三卷。尔后再集诸书精萃，删繁就简，区分类聚，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逝世前，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品《孟子字义疏证》。 

《孟子字义疏证》凡三卷，卷上释理，卷中释天道、性，卷下释才、道、仁义礼智、诚、权。全书以文字训诂的方式，就宋明理学家在阐发孟子学说中所论究的上述诸范畴，集中进行探本溯源。尤以对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学术主张的针砭，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思想体系。 

理与气的关系，这是宋明数百年理学家反复论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入清以后，迄于戴震的时代，理学中人重复前哲论究，陈陈相因，依然如故。就这一论究的终极目的而言，它所要解决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戴震不赞成朱子“理先气后”的主张，尤其反对把“理”界定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孟子字义疏证》从对理的集中诠释入手，以朱子学说为排击目标，提出了有力的辩诘。 

戴震认为，理字的本义很平实，并非如宋儒所说出自上天的赋予，而是可以在事物中把握的条理。他称引汉儒郑玄、许慎“理，分也”的解释以证成己说，指出：“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文理（亦曰文缕，理、缕，语之转耳）；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1][51]这就是说，归根结蒂，所谓理就是事物的条理。他进而把理和情结合起来，加以解释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戴震的结论是：“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因此，他否定以一己的意见为转移的私理，主张在事物中求条理。他说：“物者事也，语其事，不出乎日用饮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圣贤所谓理也。”这样，戴震通过对儒家经典中“理”字本来意义的还原，把理从“得于天”的玄谈召唤到现实的人世。沿着这样的逻辑程序走下去，“理在事中”、“理在情中”的命题，则已呼之欲出。 

事实上，理气之辩的是非，在戴震著《绪言》时即已解决。他在那部书中说得很明白： 

举凡天地、人物、事为，不闻无可言之理者也，《诗》曰“有物有则”是也。天地、人物、事为求其不易之则，是谓理。后儒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为之理，而转其语曰“理无不在”，以与气分本末，视之如一物然。岂理也哉！ 

因此，戴震断言，“理先气后”说，“将使学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合诸古贤圣之言牴牾不协”[1][52]。随着他思想的发展，《孟子字义疏证》出，其论究重点已转移到对天理、人欲关系的探讨，试图以此去对宋学进行彻底清算。 

天理、人欲关系的辨证，这是《孟子字义疏证》全书的论究核心，也是戴震思想最为成熟的形态。虽然这一思想在他早先撰写《原善》时即已萌芽，但是作为一种完整的系统思想主张揭出，则是由《孟子字义疏证》来完成的。 

在宋明理学的精致体系中，天理是最高的哲学范畴。理学家将传统的纲常伦理本体化，使之成为至高无上的天理，用以主宰天下的万事万物。在他们看来，与之相对而存在的，便是万恶之源的人欲，因此必须竭尽全力加以遏制。于是“存天理，灭人欲”遂成宋明数百年理学中人标榜的信条。入清以后，经过康熙后期确立朱子学独尊的格局，到戴震的时代，已是“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戴震对此深恶痛绝，为了正人心，救风俗，他与之针锋相对，在《孟子字义疏证》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理欲一本论。 

如同对理气之辨的探讨一样，在理欲观的论证上，戴震也采取了由训诂字义入手的方法。根据以情释理的一贯思想，他对天理的诠释也丝毫没有离开情。他说：“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又说：“情得其平，是为好恶之节，是为依乎天理。”这就是说，谈天理不能与人情对立，天理就在人情之中。戴震认为，这才是天理的原始界说。用他的话来说，就叫做：“古人所谓天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天理者矣。”显然，这同宋儒所说的天理就不是一回事情了。至于人欲，戴震同样没有如理学家那样视若洪水猛兽，他反复称引《诗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礼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儒家经典中语，以论证人的欲望存在的合理性。在他看来，人欲并不可怕，也不存在有无的问题，关键只是在于节制与否。所以他说：“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也就是说，只要能以情为尺度加以节制，那么天理就存在于人欲之中。 

至此，天理、人欲的鸿沟，在戴震的笔下顿然填平，宋儒“截然分理欲为二”的天理、人欲之辨，也就理所当然地应予否定。于是戴震“理者，存乎欲者也”的理欲一本论便宣告完成。他的结论是：“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戴震进而指出，宋儒所喋喋不休的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是为祸天下的理论根源。因此他断言：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1][53] 

以天理、人欲之辨为突破口，戴震一改先前著《原善》和《孟子私淑录》、《绪言》时的闪烁其词，对宋明理学进行了不妥协的批判。他既不再肯定程、朱之学“远于老、释而近于孔、孟”[1][54]；也不再承认“宋儒推崇理，于圣人之教不害”[1][55]。而是明确指出： 

自宋儒杂荀子及老、庄、释氏以入《六经》、孔、孟之书，学者莫知其非，而《六经》、孔、孟之道亡矣。[1][56] 

依戴震之所见，既然程、朱之学的流行，导致《六经》、孔、孟之道的中绝，那么这样一种学说高踞庙堂的局面，自然就不该继续下去了。晚近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评戴学，认为戴震“晚年欲夺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义疏证》”[1][57]，根据大概就在于此。不过，仅以“夺朱子之席”而赅括戴著宗旨，恐怕还可商量。《孟子字义疏证》的批判精神，绝不仅仅在于与朱熹立异，它还表现为对当权者“以理杀人”黑暗现状的不满和抨击。应当说这才是戴震著述的最终落脚之点。《孟子字义疏证》于此有过一段集中表述：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1][58] 

这样的社会政治格局，在戴震看来，同样不能再继续下去。因此，他在书中提出了“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政治主张，憧憬“与民同乐”；“省刑罚，薄税敛”；“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王道”。戴震的政治思想，虽然并未逾越孟子的“仁政”学说，但是它在乾隆中叶的问世，实质上正是清王朝盛极而衰现实的折射，蕴涵于其间的社会意义是不当低估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的理性思维，既是严峻社会现实的反映，也预示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已经来临。然而这种盛世危言，在戴震生前不仅没有引起共鸣，反而招致非议，甚至“横肆骂詈”。以进士而事佛学的彭绍升，读《孟子字义疏证》后，专为致书戴震，指斥该书势将“使人逐物而遗则，徇形色，薄天性，其害不细”[1][59]。戴震接信，于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抱病复书驳诘，表明学术旨趣与彭氏“尽异，无毫发之同”。重申正是因为宋儒淆乱《六经》、孔、孟之道，“不得已而有《疏证》之作”[1][60]。戴震去世后，其同郡后学洪榜为他撰写行状，文中全录答彭绍升书。翰林院编修朱筠见之，竟称：“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1][61]。一如朱筠的曲解戴学，戴震的生前友好，诸如钱大昕、王昶等，为他撰写的纪念文字，也对《孟子字义疏证》的学术价值不置一词。私淑戴震的凌廷堪撰《东原先生事略状》，虽然肯定《疏证》为“至道之书”，但却以“其书具在，俟后人之定论云尔”[1][62]，回避做具体的评价。就连戴震的高足段玉裁，对《疏证》精义也若明若暗，当他著《戴东原先生年谱》时，竟然把该书的成书时间误植于乾隆三十一年。《孟子字义疏证》在当时的遭遇，以及一时学术界的好尚，于此可见一斑。 

戴震崛起，正值乾隆中叶汉学发皇。他试图以《孟子字义疏证》去开创一种通过训诂以明义理的新学风。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复兴古学为职志的汉学方兴未艾，知识界沉溺于经史考据之中，如醉如痴，无法自拔。风气既成，要想扭转它，亦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就，更非个人意志所能转移。何况训诂之与义理，规律各异，不可取代。戴震所示范的训诂方法，并非探讨义理之学的必由之路。加以清廷文化专制的沉重制约，要企求知识界改弦易辙，实在是不实际的一厢情愿而已。因此，在戴震生前，他的《孟子字义疏证》罕有共鸣。他逝世之后，其文字训诂、天文历算、典章制度诸学，得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任大椿诸弟子张大而越阐越密，唯独其义理之学则无形萎缩，继响乏人。直到嘉庆间焦循脱颖而出，以《读书三十二赞》对《孟子字义疏证》加以表彰，并称引其说于所著《孟子正义》中，始肯定戴震“生平所得力，而精魄所属，专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1][63]。不过，此时与戴震辞世相去近40年，时移势易，学风将变，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