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伟，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21年第6期，本文注释从略。

国家员工的雏形可溯源至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企业员工。民国初年，中国现代国家开始形成，但其时现代政治构架尚不稳定，国家员工的文化特征亦不明显。南京国民政府始有对国家员工实质性塑造，其文化特征初步形成。国民党首先确定了国营事业的范围。1928年11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六二次会议通过的《建设大纲草案》规定了由国家建设经营的各项事业，即“国营事业（国有产业）”，铁路居于国营交通事业的首要位置。然后，确定了铁路员工的性质。1929年1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九二次会议通过了《海员铁路特别党部宣传工作实施方案》，指出宣传的注意点之一是使海员、铁路职工明了其“国家公务人员”之身份。其时，被称为国家员工的还有邮电员工、行局员工等。

自铁路在近代中国出现以来，其重要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凸显。1928年11月铁道部的成立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对铁路系统的重视，这不仅在于经济诉求，亦在乎政治意图。国营铁路员工被纳入“以党治国”的训政框架，成为当政者意识形态的灌输对象。当然，政治效果及评判并非本研究之旨趣所在，早已有学者指出国民党“党治”名不符实，相比之下文化史视角的讨论则较少。在现代转型的重要过渡时期，意识形态灌输可看作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对现代国家员工的文化塑造行为，由此产生的文化特征亦是中国铁路文化样态的一部分。对此，无论是就民国文化史还是铁路史而言，均值得探讨。

一、国民党治下的国家员工塑造

官方政治文化向国营事业单位的浸入是真正意义上国家员工塑造的开始。1920年前后，中国向党治国家转变是其重要的时代背景。与欧美经典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元政治体系不同，一元政党体制下当政者强调国营事业单位员工的政治属性。就中国而言，相对于农业文明时代王朝国家通过赐爵、科举等官方文化措施将农业生产经营者笼络为稳定统治的基础，向工业文明过渡时期的民族国家亦需要现代产业部门能够生成巩固政权的群体基础。南京国民政府对国营事业员工灌输官方意识形态以制造精神认同即是出于此目的，更何况其时国民党执政地位尚不稳固，亟待将其政治话语体系的控制向经济领域扩展。不过，政治价值的是非判定之外，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历史中我们依然可以从文化史视角找到一定程度上延续性的精神文化形式或内容。譬如，官方意识形态主导的文化路径，党、国、领袖的符号文化，政治纪念日的仪式文化，党义研究的组织文化，突显的民族意识及精神等。国家员工文化特征的初步形成则是党治体制塑造社会的缩影。国民党在国营事业单位中推行官方政治文化，用以塑造国家员工，并将其确立为国家员工群体的主导文化，是首要的文化特征。

近代国家员工的形成，首先取决于国营事业单位的出现，即经济上国家所属性的实现，而国家当政者意识形态的灌输则是产生文化上国家所属性的途径，是进一步深入塑造国家员工的体现。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在国营事业单位推行党国文化，是转型过渡时期国家员工政治文化塑造的开始。国民党试图将国家员工训育成为其思想理念的接受者和贯彻者，使原本属于经济文化范畴的产业企业的职业员工文化被释以党义国义的政治文化内涵。其时，在国民党而言，国家员工被视为维护统治的重要群体基础，是其意识形态笼络的重要对象。当然，国民党并未成功有效地实现对现代国家员工及其文化特征的塑造。不过，由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主导国家员工文化样态的生成，从而塑造国家员工群体，成为一贯的选择。国家员工文化样态的基本定型将有赖于国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确定。政治文化主导国家员工文化，而国家员工文化亦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并随着政治文化的变迁而变化。因此，近代中国转型过渡时期国家员工的塑造，在文化层面打上了鲜明的政治文化烙印，从而打开了确立员工国家所属性的文化路径。

国营事业由南京国民政府建设经营，被国民党赋予国家及民族事业之名，国家员工实质上受任或受雇于政府，责任文化尤显突出和重大，是本质的文化特征。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极力训诫国营事业单位员工，将以谋生为目的的个人职业与以救亡复兴为使命的国家事业相联系，赋予其民族责任的崇高精神内涵。国营事业单位具有企业性质，民族责任实质上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要求。对于铁路员工工作精神问题的关注及纠正在北京政府时期即已有措施，但将职业层面的工作精神提升至为国家民族服务的高度则是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开始的。由于“国营业务关系国计民生殊巨”，国民政府认为国家员工应负有保障国家经济的责任，亦负有“恪守国家行政纪律，共相维护，以保安宁”的政治责任。因此，国家员工的责任文化包含了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责任，稳固物质基础的国家经济责任以及维护统治秩序的政治责任三方面内容，并且作为当政者以国家名义任命或雇佣的工作人员，“对国家之责任，较普通民众当为尤重”，具有突显性。当然，诸此意义的前提是国民党执政具有合道性和合法性，因为责任文化实质上衍生于政治文化，但不管怎样，国家员工是被国民党寄予维护统治的政治责任的。如果说政治文化是南京国民政府塑造国家员工的工具，反映了国家员工身份存在的属性，那么责任文化则是其塑造国家员工的目的，体现了国家员工身份存在的价值。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国民党各党部牵头下，邮电、航运、金融、铁路等重要国营事业部门均展开了意识形态的灌输。交通部于1928年8月即令轮船招商局、各交通大学、各铁路局、邮政及电政总局、无线电管理处实施研究党义。翌年，交通部职工事务所即派委员分赴各地邮电各工会演讲党义。上海邮政六区二十四分部则成立了邮局职工党义训练委员会。上海邮务工会代表全国邮务同人致函交通部王伯群，称“我邮务同人尽皆受吾党义之熏陶”。关于总理纪念周，交通部指令邮政总局将管理部分和业务部分分别办理，管理部分长官及高级人员必须参加，“以重党纪”；业务部分员工由于“人数众多，同时齐集，势须暂停工作，且无适当场所”，则免于参加。邮政员工亦被赋予崇高的民族责任，1934年11月上海邮务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全国邮务总工会代表朱学范致训词时指出，邮政员工“非仅谋自身之福利，尤应联合全国邮工，求国家民族之复兴”。全面抗战之初，广东邮政协会号召全国邮界投身“神圣民族战争”，抓住“实验‘共赴国难’的好机会”。

中华海员特别党部对“宣传党义”“不遗余力”，印赠《本党为海员唯一的保姆》《海员应了解过去所受帝国主义者压迫之痛苦》等党义小册，后又刊行《海声周报》。1934年7月中华海员工会由筹委会改为主任委员制后，举办了一场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出席者有该会全体委职员及海员团体代表百余人，“盛极一时”。中华海员一向负有推动“关系民族存亡的民族复兴运动”的责任。全面抗战时期，海员工会号召工友称，海员身为国家员工，“所负救亡图存之使命重大”，尤宜“竭尽个人力量，贡献国家”。

南京国民政府四行二局的金融体系至1935年基本形成，因而行局单位政治文化活动开展较迟。中国农民银行至1936年年底才举办了第一次总理纪念周，由总经理赵棣华做演讲。该行原本并无国民党组织，1941年10月始建区分部，通过小组训练和阅读书籍的方式研究党义，并举行国父纪念周。中国农民银行为“国家金融机构之一”，负“执行国策”“推行党的主义”之“使命尤大”。全面抗战“敌我生死存亡之争”，进而成为“经济的竞赛”，中国农民银行亦负有“义不容辞的民族使命”。

国民党治下国家员工塑造的政治文化主导性和责任文化突显性较为全面充分地体现于铁路系统的意识形态灌输中。铁路国有化自清末始，至1934年国营铁路约1.2万公里，占全国的67%，国营铁路员工总数约13万人，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国营事业，国民党深知其重要性。为牢固掌控铁路系统，1931年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即向各铁路特别党部发布训令，要求“以党员训练与工人训练为中心”。铁路员工群体庞大，既相对集中，又分布较广；人员性质多样，既有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又有经营管理的路局员司，还有生产服务一线的普通工人。铁路关系国计民生，国民党尤为重视，采取部制专属管理。国民党在铁路系统的党部组织较为完备，意识形态的灌输较其他国营事业更为强烈，文化特征塑造的印记亦更为明显。党义教育、纪念仪式、话语训诫成为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塑造铁路员工的三个重要方面。

二、通过党义教育向铁路员工传布党治文化

早在1923年10月的一次演说中，孙中山即指出所谓“以党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然实际情况却是“大多数人民不了解本党的主义”。尽管与代表劳工的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仍自称尊奉“总理遗教”，党义教育自然成为重要任务。为“贯彻党治起见”，中常会议准由中央训练部拟具的《政军警各机关工作人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并于1928年8月6日经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施行。依照训令，铁路系统上自铁道部下至各路局纷纷设立党义研究会，并出台一系列相关规定及办法，党义教育亦成为工人各类培训的首要项目，从而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铁路党治文化现象。

党义研究会的目的是对党义“作有系统的研究以期彻底明了”，主要面向“政军警各机关之工作人员”。铁道部工作人员自当在内，然路局方面则不甚明确。沪宁沪杭甬（1929年改称京沪沪杭甬）铁路特别党部所设党义研究会成员的主体是国民党党员，非党员职工如愿加入，需两名党员介绍才能成为临时会员，两路党义研究会则规定凡两路“员司”皆为会员；而大多数路局的党义研究会，如津浦、胶济、南浔、平汉、粤汉湘鄂段等路局，均将本路全体员工视为组织对象。这实际上是将范围从铁道部工作人员扩大至普通铁路工人。国民党意识到“铁路的工友，是一般工人中的健将，他们的地位，谁也都知道”，由于惧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动能力，认为“有从速受党的训练的必要”。因此，党义研究会自是国民党在铁路系统推行“以党治国”的工具，更是其试图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共产党争夺铁路工人的手段。

“训政”开始后，国民党认为：“党的一切理论政纲之最高原则，应从总理遗教及本党最高权力机关之解释，各级党部及党员个人，不得妄出己见。”因而铁道部及各路局对党义研究内容的规定与中央训练部的要求保持完全一致，将“总理遗著及其他一切与党义有关之书籍”作为研究对象的唯一出处，具体分六期依次进行：第一期研究三民主义及民权初步，第二期研究五权宪法及实业计划，第三期研究本党组织法、建国大纲及孙文学说，第四期研究本党历次重要宣言及决议案，第五期研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不平等条约，第六期研究关于其他发挥党义之重要书籍及刊物，均采取阅读、讨论、讲演、发行刊物四种办法。党义研究内容的统一是国民党树立政治权威的方式，也是铁路党治文化“一元性”特征的体现。

关于党义研究会的组织，中央训练部并未明确规定，仅指出“为便于研究起见”，可分组进行，具体组织法“由各该机关自定之”。在铁路系统，党义研究会的上层组织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主席制（或会长制），设正副主席（或会长），一般由部门正副负责人兼任，由支委派若干人员成立干事会，分理党义研究会相关事宜，铁道部、沪宁沪杭甬铁路、南浔铁路、胶济铁路等皆采此制。另一种是委员制，由部门负责人选派人员组成委员会，主任委员（或常务委员）由委员公推，并召集会议分派处理党义研究会相关事宜，津浦铁路、平汉铁路、粤汉铁路湘鄂段等均行此制。下层则分组研究党义，各路局情况主体相似，略有不同。管理局内一般分为总务、工务、车务、机务、会计五组，局外主要按路段或区域分别成组，其下再按分部设小组。至于铁路附属之各工厂、学校、医院、警所（保安队）等单位，根据各路情况，或分属各段（各区）合组，或个别单列成组，或大部单列成组。无论是在主席制下还是在委员制下，党义研究会被嵌入铁路系统管理层，党义研究成为主要负责人工作的一部分；研究分组以铁路业务单位为基础划分，意图将党义研究全面覆盖，深人至铁路工作的各个角落。

不过，由于铁路职工整体知识水平低下，铁路党义教育效果实难如国民党之期望。据铁道部劳工课调查，1932年国营铁路职工不识字和略识字者占全路工人数的68.62%。简单认字阅读尚成问题，何谈理解党义理论书籍。对此，路局也有一些弥补措施。粤汉铁路湘鄂段党义研究会查本局工友“知文者恐乏其人”，党义书籍“未必能使诵读了然”，希望特别党部能够“编纂粗浅白话读本”。对于完全不识字的工友，南浔铁路局则由本路区党部训练部“派员亲向讲演”。不仅如此，铁道部还专门修改《铁路职工教育计划纲要》第九条，对职工识字学校课程加上“应采用三民主义千字课”的规定，党义亦被规定为各路职工训练所的必修课程。总之，国民党试图达到党义教育与知识培训并举的目的。

同时，对待党义研究会活动的主观态度也普遍存在问题。湘鄂铁路职工对党义测验或许存在较多不配合行为，以致路局出台的惩戒条例明令指出将对“辄交白卷或置之不理”的会员“严加惩罚”；无独有偶，京沪沪杭甬路局也有对测试题目“至少须答半数以上”的类似规定。这表明对待党义测试的态度非铁路员工可以自由表达，对党义试题作答的程度亦非考试者可以自行做出，因为这已不是单纯考查文化知识的活动，而是一项带有党治含义的政治任务。消极态度在党义研究会的组长会议上亦可窥见一斑。在京沪沪杭甬路局党义研究会第九次组长会议上，有干事指出“每次开会时，到会组数仅过法定人数，尚有十数组不常出席”，甚至出现不足法定人数以致流会的尴尬局面。各组组长通常由路局各单位负责人兼任，单位负责人的态度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铁路员工。可见，无论从大部分受众的知识水平还是总体的主观认同来看，国民党在铁路系统推行党治文化均遭遇困境。

事实上，国民党的党义教育亦未得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广泛认同。丁文江认为，中国期待的“新信仰和新主张决不是国民党的党纲所能代表的”，从“党义教课的无人过问”就可以得知。即便是国民党内也有反对的声音，认为所谓党治只不过是“把圣谕广训换成了总理遗嘱及三民主义”。

三、通过纪念仪式为铁路员工营造国家意义

摒弃“王权天授”的亘古政治文化，民国作为“一个自我创制的社会必须把创制行动本身神圣化”。政治节日益于神圣性的重建，北京政府时即法定武昌起义之日为国庆日。然国民党亦声称辛亥革命“所成功之点，皆未能彻底”，自须重设纪念日及仪式，以重树其法统地位，创制“党国”的神圣性。铁路系统成为国民党营造“党国”意义的重要国营事业，铁路员工成为其培养“党国”神圣感的重要群体对象。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重要的国家纪念日有总理纪念周和成系列的“革命”纪念日。

1926年1月16日，纪念总理仪式规定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写入《中国国民党总章》，要求“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接着，更为详细的《总理纪念周条例》于2月12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公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沪宁沪杭甬铁路局即发布了此条例，铁路系统成为较早开始执行总理纪念周规定的国营事业系统。

成系列的“革命”纪念日规定源于1929年2月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制定的《省党务训练所纪念节日一览表》，7月1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常务会议第20次会议通过“革命”纪念日纪念式及《“革命”纪念日简明表》，确立了其国家纪念日的地位。相较前者，除撤去“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纪念”外，原列纪念日基本保留，决议主要增加了“史略”“纪念式”“宣传要点”等详细规定。1930年出现重大调整，合并取消了多项纪念日，并分列“国定纪念日”和“本党纪念日”。1934年和1935年又做了两次修正，但并无实质性改变。对此，铁路系统均遵照执行，详情见表1。（表略）

无论是纪念周，还是纪念日，在纪念仪式上皆趋同化，主要有肃立、唱党歌、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礼、恭读总理遗嘱、默念、演说报告等六项流程。其中，党国旗及总理遗像又成为仪式过程中每项程序操演的指向，也是纪念场域内每位参与者言行的焦点。如是仪式普遍被各项纪念活动采用，如与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相关的纪念周及广州蒙难、逝世等纪念日，再有反映国家、政府、军队的“国庆纪念日”“革命政府纪念日”“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日”等国定纪念日，广泛出现在各主要政治领域。无论《简明表》内已撤去或合并的，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三”济南惨案、“五四”学生运动、“五卅”上海惨案等纪念日，还是《简明表》外新增的新生活运动纪念日，也都曾用或沿用该仪式，俨然成为惯用的政治纪念模式。亦无论其时党内的先烈——陈英士先生殉国纪念，还是旧世的圣人先哲——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和禁烟先哲林则徐先生焚毁鸦片纪念，均能通用实行，意在取得涵盖古今的政治代表性。纪念仪式趋同的原因无非是国民党试图为国家及其建立的政府“寻找新的崇拜基础”，造成民众的“同质化”。

实质上，如此纪念仪式是“党”“国”“父”三位一体的政治文化表现形式。“党”即国民党，党歌、党旗；“国”即中华民国，国旗；“父”即国父孙中山，遗像、遗嘱。形式上的一体在于：党国旗及总理遗像在位置上的集中，成为视觉上的集成符号，党歌亦国歌，国旗含党旗，总理即国父。内涵上的一体在于：孙中山“首创中华民国更革国体”，国民党声言奉总理遗教“以党治国”，并自诩“训政保姆”，其“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孙中山的遗像则是关键，携党、国旗于左右，成为抽象旗帜符号的形象记忆和精神纽带，亦符合偶像崇拜的文化习惯。然而，这种近乎宗教礼拜式的总理纪念周只不过是国民党“标榜自己信仰三民主义的表演场域”，违背了孙中山倡导民主自由的革命初衷，导致其对现代国家意义的错位表现，即便在国民党内也有人将纪念周演说斥之为“八股文”。在铁路系统，路局本部尚能按时举行纪念周活动，但各处应交的报告资料“尚付阙如”，员司“到者渐少”，代人签名或签名后旱退，甚至无故缺席的现象较为严重，以致要以“罚薪一日示儆”；业务繁重的基层厂站“改为每月举行一次，或延不举行者，亦复不少”，结果遭到上级严伤“切实奉行”。

国家意义的错位还表现在政治纪念日设置时的选择性弱化。1928年1月，国民党即宣布“在本党未确定计划以前，一切民众运动都应暂时停止”，国家纪念日调整的结果从侧面反映了变化的倾向。1929年和1930年，与民众运动相关的四个纪念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纪念、国际妇女节、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日，不再被国民党中央认定为国家纪念日。这与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对民众运动态度及政策的变化有关。此后，诸此纪念节日虽仍有举行，或是“未经中央规定，应否举行”而使人彷徨，或是在军警戒备下“平静过去”，或是受当局防范“勿令滋生事端”，总之再也没有过1929年劳动节与五月“革命”纪念周联动的情形。值得一提的是，奉令停止民众运动之际，上海工会界认为“二七”为“民众革命有价值之牺牲”，应“每年按期举行纪念不容稍有间断”，并提请将此日作为中国劳动纪念日，与国际“五一”劳动节相媲美，以“留民众革命历史上之光荣”，然而并未得到国民党重视。1930年之后，“二匕”纪念基本仅限于平汉铁路范围。

1930年“革命”纪念日设置的另一大变动是将国耻诸纪念日合并为一，本意为避免“相类似之纪念日过于重复转致减却意义”。可是，在外患未消反渐加重的形势下，形式上归并之余，国民党并未从国家意义的高度更新国耻纪念日的仪式及内涵，以加深民众对国耻的认识。国耻纪念日本应达到警醒国人知耻后勇奋发强国的目的，而此后铁路系统每年的纪念活动寥寥，且基本悄无声息，更遑论效果。这种情形亦为国民党所担忧。1933年国耻纪念日之际，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在告工友同志书中称，对于国耻“每每只有五分钟的热度，而不能‘勇’于雪耻的，就是因为知耻的工夫还没有做到”。尽管国民政府明令国耻纪念日各游艺场停止娱乐，其时上海南京路上三大公司娱乐场提出“娱乐救国”之荒唐口号，照常“锣鼓喧天”，首都南京“有闲阶级”转而齐集玄武湖上“狂欢竟日”，其中甚有机关公务员“高歌作乐”。

可见，国民党弱化与民众运动相关的纪念仪式，造成民众对其“党国”政治文化缺乏认同，也是其抗战时期民众动员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合并国耻纪念日而不再重复，但并没有阻止“减却意义”。任何纪念节日都是历史记忆的文化表现形式，历史记忆是国家意义生成的来源，片面化和形式化的历史记忆最终会导致国家意义建构的错位。

四、通过话语训诫赋予铁路员工民族责任

铁路之于近代中国，不仅拥有经济层面的运输功能，还被赋予更多政治层面的民族责任。民国肇始，孙中山旅京期间曾指出：铁路是“立国之本”，亦实为“中国生死存亡之问题”。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有学者详细论述了“完成西南铁路系统与民族复兴”的命题，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张嘉璈在中央广播电台演讲时更是提出“铁路救国”的口号。宣教民族自强和救亡的政治文化亦作为国民党统制铁路系统和凝聚铁路员工的重要手段。

事实上，铁路系统关于民族意识的教育在党义研究、职工训练、纪念仪式等活动中均有所涉及。党义研究会抓住民族主义主题，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及不平等条约被明确列为第五期内容，京沪沪杭甬路局曾以“民族主义怎么样方可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怎么样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精神”等作为民族主义讨论的题目。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甫在本部总理纪念周上演讲告诫铁路同人：铁路的效用“有关国家民族之生命”，与“交通国防经济文化，均有密切之关系”，必须“认清个人对于国家民族之责任”。《铁路工人训练暂行纲领》规定的训练方针要求在思想方面要使铁路工人明了自身对于“国家社会所负之责任”，自身的解放“必须中国整个民族解放方能实现”，路局训练班在要求受训工友识字同时，还需“唤起其民族意识”。可见，铁路系统全体员工，上至铁道部领导及职员，下至普通铁路工人，均须明确铁路对于民族的重要性以及应负之民族责任。

对此，铁路系统上级部门或领导通过出台法规、发布命令、训话、讲演、刊文等方式，对下级单位或员工进行精神训诫，极力教导铁路“工作与服务，服务与事业，事业与国家……互相连锁不可或分之关系”，从而赋予铁路行业及铁路工作重大民族责任的精神内涵。

其时，铁路员工工作的精神状态存在诸多问题。津浦路检票员不遵章查票，服务态度“多简慢”，员工“玩忽敷衍”“漫不经心”，以致酿成各种“行车事变”，员司恶习“赌博冶游”“最干例禁”“馈遗酬酢”“殊玷清名”；平汉路各站闸夫“怠惰疏忽者”屡见不鲜，“泄沓成风，不自振作”；胶济路车务处外站员工夏日服务精神“易弛怠”“萎靡颓懈”；浙赣路内外员司间有“精神萎靡”“办事迂缓”，甚或“意见纷歧”，以致“事变迭出”。诸如此类，皆因服务精神不振所致，各路局为此屡屡通饬训诫。津浦路则专门制定了奖惩办法，以期“鼓励员工振作精神，努力服务，以遏止事变于未然”；另对员工采取军事训练，自诩受训后精神和态度“都非常振作有力”。对此，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早在1930年即指出训练铁路工人的原则之一是应“养成其为民族社会服务的能力与精神”。

这实际上是将铁路员工的个人职业服务要求提升至为民族铁路事业服务精神的高度。正如1937年伊始铁道部部长张嘉璈向铁道员工发出的“新年新精神”的号召中提到的：所谓事业，其功不仅在个人，而“须在国家”；铁路事业的兴替即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兴替”，为铁路服务即如同“为社会为国家而服务”。潘光迥在1936年年底给铁道部铁道员工军事干部训练班同学录的寄语中曾勉励道：为铁路事业服务，非仅为交通某部门工作，而“实为整个国家而奋斗”，亦“非仅仅为尽单纯的铁道员工之责任”，而“实为负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使命”。若要履行国家及民族之使命，铁路员工需能“养成内外上下分工合作之精神”，贯彻“自强不息继续不辍”的进取精神，具备“于极困难中寻获途径”的“苦干精神”。将铁路员工的职业道德与国家及民族的事业精神相联系，意在给个人铁路工作增加国家使命的政治荣誉感和民族责任的文化神圣感。然而，此时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及民族代表性仍存在质疑与挑战，精神说教的信服力会大打折扣，从而削弱国民党话语铁路民族责任的崇高感和凝聚力。因此，铁路系统的精神训诫存在尚未消除的政治层面的矛盾。

铁路的民族责任于内为自强，于外即救亡。1935年曾养甫对浙江铁路局干部人员训话时指出：在国势危险的趋势之下，铁路精神应包含“救国之精神”，即“救国运之危险”。全面抗战前夕张嘉璈训示铁路员工对于国防“在精神上具有一种不可推诿抑且不能推诿之责任”。事实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时任铁道部部长连声海曾电令各路员工“淬励精神，努力工作，共纾国难”。可是，国民党中央虽设立“九一八周年纪念日”以抚民众抗日之情绪，但并不愿看到民众掀起救国的浪潮，甚至“诚恐反动份子乘机扰乱”而严加防范，禁止各界集会纪念。铁路系统除铁道部中央机构自行集会纪念外，各路局“照常工作”，并无实质性纪念活动。如此自相矛盾的救亡状态和名不符实的国耻纪念，实为国民党在“攘外”与“安内”之间艰难权衡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使铁路民族责任的精神训诫陷入尴尬。

不过，随着日本侵略步步紧逼，国民党对内政策有所变动，1934年九一八周年纪念办法允许各界集会纪念。抗战全面爆发后，精神训诫主要表现为对日战争的精神动员。津浦铁路早于1937年7月30日即刊文号召“共起作神（精）神动员与物质动员”，而全国性的精神总动员两年后才正式开始。据此，浙赣铁路特别党部制定了实施精神总动员工作计划，主要内容有：举办宣传周，编印宣传大纲告员工书、宣传周特刊，翻印总动员纲领，举行月会、演讲，组织职工交谊会扩大宣传，出版大规模壁报，组建宣传队去车站宣传，研讨实践办法。为“逐级督促，普遍贯彻起见”，交通部还奉令转饬该路派遣调查考察人员视察精神动员情形，并随时报转国民精神总动员会。提高民族意识成为战时铁路工人职业教育的首要任务，要使职工“认定己身的生死利害，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胶结在一块不可分离”，全国南北各路职工以“严整英勇的姿态”配合军事行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五、余论

与其他国营事业相比，铁路行业最大的特点是需要在广袤的地域范围，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圈及行政区之间实现联动运营，“内外上下分工合作之精神”应是其行业文化特点。民国初年，铁路联运逐渐被政府及各界重视，虽获一定程度的实现，但受时局动荡和军阀混战的影响，直至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成立之初，铁路联运业务仍基本停顿。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考虑，铁路管理的改进和联运的恢复发展均是国民党迫切欲意推进的经济工作，而国营铁路员工则是直接的参与者。对此，1936年张嘉璈视察西南各路后认为：由于铁路系统“各路职员人数太多”，且“出身各各不同”，“思想各异”导致“铁路之管理与改革之计划不易推进”，而“铁道对国家责任之重大，吾人益宜无分上下，无间内外，协力同心，共一认识，同一精神，以新认识培养新思想，以新精神负荷新事业”。因此，统一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和突出国家民族整体的责任文化与铁路行业的文化特征是相符的。当然，国民党灌输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逻辑与铁路系统的经济行业逻辑却不甚相合，从而出现诸多问题，终至失败。

同一国家的政治文化与工业文化之间存在内生逻辑的相长性，转型时期国家员工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国民党党治文化的传布有密切关系，而塑造过程中的困境、错位及矛盾则反映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存在冲突与竞争的总体文化生态。文化亦是社会在不断鼎新革故的激荡与平复之间逐步沉淀后的产物，是相对深层和稳定的因素。国营铁路员工无疑是近代中国转型时期国家员工的典型代表，其文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中国铁路的文化内核，引导着丰富多样的铁路文化样态的形成，从而构成了国营铁路文化的基本面。不仅如此，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建设经营事业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从此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转型过渡时期国家员工的文化特征也可视为中国工业文化基本特征的一个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