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林存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摘要：“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以学术杀人”、“以理杀人”是宋代以后先后出现的一系列说法，这类说法的源头可追溯至先秦，盛行于明、清，影响及至近代，与中国传统学术之发展相始终。“以学术杀人”诸说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儒学正统、排斥异端，但它在明、清时期的频繁出现，则于无形中逐渐消解了作为当时学术正统的理学的权威，促使当时学者回到经典文本本身思考“何为异端”的问题，为清代朴学思潮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学术或思想的发展与转型，固然基于不断地后先相承，而对往代成说加以反思、彼此激荡，则尤能促发思想活力，进而形成新的治学理念和思想观念。自先秦诸子学说的勃兴，以至清代学术的集大成，其间所呈现的诸多思想碰撞，既显示出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对释道等挑战或冲击的应对，也彰显出其内部不同流派间存在的纠葛与纷争，如经今古文之争，程朱、陆王之争，义理、考据之争，以及道统之辨，等等。而不同形式的纷争，虽说体现了对学术之真的追求，但也反映出学者对正统地位、话语权的诉求，以及夹杂其间的门户之见、意气之逞。此一态势，无疑对整个学术生态，尤其是学术嬗变、思想走向，具有重要影响。“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以学术杀人”、“以理杀人”等话语或理念，便是其中颇具典型性的现象。

“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以学术杀人”、“以理杀人”等话语或理念，是自宋代以降出现并流行起来的，它们都强调学术对社会风气和政治秩序的深远影响，视“异端”学术为杀人之具。除了今天最为人熟知的戴震“以理杀人”之说，诸如宋代的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湛若水、顾宪成，清代的孙奇逢、颜元、阎若璩等学者，在反思前代或批评当时学术时，皆使用过类似的说法。此类话语或理念的频繁出现，反映出宋代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儒学内部程朱与陆王、汉学与宋学之间学术观点的歧异。而学者们对“学术何以杀人”的不同解释，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们对于事功、性理、考据等问题认识的差异所决定。不仅如此，“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到“以理杀人”之说的演变，还与宋明理学到清代学术的演进密切相关。

对于“学术杀人”诸说，前人已有一定的关注，但多围绕戴震“以理杀人”说展开，对于其他诸说虽亦有所参照、比较，然多将之视为“以理杀人”说的先声，强调诸说与“以理杀人”说在思想上的渊源性与继承性。相关研究或反思“学术杀人”现象本身，或阐扬诸说“反传统”的进步价值与启蒙作用，或从传统政治与学术关系的角度对诸说加以解读 。不过，在梳理诸说之流变基础上，关注其内涵的变化，探究其背后所反映的学术观念演进脉络的研究，则并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对“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诸说之流变进行初步梳理的基础上，着重讨论诸说流变与明清学术嬗变间的内在联系。

一、“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诸说脉络的考察

“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以学术杀人”、“以理杀人”作为一系列相近的说法，相继出现于宋代以后。大体而言，“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说出现最早，“以学术杀人”说则是其变异的结果，“以理杀人”说指代最为明确，出现也最晚。简单来说，“以学术杀天下后世”更多的是批判“异端”学术祸乱政治、败坏风俗的危害；“以学术杀人”、“以理杀人”则侧重批判“异端”学术抹杀人才，禁锢思想，乃至于以礼教权威的形式真的杀人的现象。但诸说之意并非截然划分，具体意涵还需结合使用者使用相关话语时的历史语境来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对诸说之流变予以动态的把握。

上述诸说从渊源上而言，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孟子》中批驳杨朱、墨子之学，即曾将杨、墨之学与“洪水猛兽”并称，认为“杨氏无君，墨氏无父”，杨、墨之学乃“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以至于“率兽食人”，即依稀可见“学术杀人”之说的影子。两汉以后，学者从儒家立场出发，对先秦诸子学说亦时有类似的批评。三国时蜀国名士秦宓谈及《战国策》，认为纵横家合纵、连横之说是战国时期各国互相征伐、战乱不断的重要原因，故而他指责“仪、秦之术，杀人自生，亡人自存，经之所疾”，这一说法与“学术杀人”之说已比较接近。西晋灭亡后，后人多将亡国之祸归罪于清谈之风，学术批评的矛头开始指向魏晋玄学，其中范宁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他批评王弼、何晏“蔑弃文典，不遵礼度”，祸乱众心，使士风虚浮，以致“礼乐崩坏，中原倾覆”，其罪甚于桀、纣。范宁对何、王二人所作“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自丧之衅小，迷众之愆大”之评价，已颇有几分“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的意味。

时至北宋末年，在以上诸说的铺垫下，“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正式出现。参诸宋人笔记，“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语，较早出现在当时号为“高尚处士”的隐士刘卞功之口。刘卞功用“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讽刺当时世俗之风气，以其道士的身份言，其所指向的矛头乃是儒学，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这四句话无疑是在批判王安石的新政与新学所引发的政治、学术斗争及社会乱象。虽然在后人的家训、笔记、文集中这四句话常见提及，然而“以学术杀天下后世”的思想价值和意义，却经过后人删改、阐发后方才展现出来。南宋时，陆九渊与友人论学，则单取“以学术杀天下”一句，暗指朱熹“持敬”之说。菊坡学派的创始人崔与之删改此语为“无以嗜欲杀身，无以货财杀子孙，无以政事杀民，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崔与之身居高位，又有事功之学倾向与王安石相似，而他生活的时代正是“王霸义利”之辨最为激烈的时期，故而其将此语引为座右铭，用以自警。陆九渊与崔与之皆为南宋十分著名的学者，两人所论又皆见于各自文集、语录中相当显要的位置，因此为后人所熟知。在南宋时期，“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虽然仍然被用于批判儒学，但话语的主导权已经转移到儒家士大夫身上，后世儒家常将崔氏座右铭与张载“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圣继绝学，万世开太平”相并列。“横渠四句”为宋明儒家所尊崇，“无以嗜欲杀身，无以货财杀子孙，无以政事杀民，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得以与“横渠四句”相并列，可见此时这一说法已深深地融入宋明儒家的话语体系之中。明、清两代，“以学术杀天下”开始频繁出现在士人关于儒学道统传承的讨论中，且常与孟子批评杨、墨之学乃“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以至于“率兽食人”的说法并举，用之于学术批评。诸如明代的王阳明、湛若水、何良俊、顾宪成、冯从吾，以至清代的孙奇逢、王夫之、吕留良等人，在品评学术、针砭时弊时，皆曾从自身的学术立场出发，使用类似的说法，批判异己之学（诸说详后）。

     与“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相比，“学术杀人”之说正式出现则稍迟。这一说法大概源自“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两句的变异，也或多或少受到“医术杀人”等说法的影响。南宋时，朱熹论及王安石新法，即曾将王安石比作用砒霜救人的庸医，称“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可视为此说之雏形。其所言杀人之术，其实正是指王安石“急功就利”的新政与儒学，与“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所指对象相同。

及至晚明，泰州后学夏廷美批评时人李士龙供奉和尚讲佛经，混淆儒、释，对李士龙之子有“汝父以学术杀人，奈何不诤？”的斥责之语，此一事迹见于耿定向的文集。耿定向还专门作《活人忠告》一文，发明“学术杀人”之大意，该文开篇即将学术与医术类比，指出“医以活人为术，仁术也；顾术之弗精，或以杀人，学术亦若是已”，这大概可视为“学术杀人”之说正式出现的标志{1}，而其所言对象，显然是已背离儒家正统学说的王学末流。此后，明末学者金声也曾将世风、心术与学术联系起来，以“学术杀人”批评当时学术是时人心术不正、世风败坏以至于流毒后世的罪魁祸首。不过，此说的广泛流传却在清代。在朴学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逐渐被“以学术杀人”、“以理杀人”说取代，颜元、戴震先后以“以学术杀人”、“以理杀人”为罪名，将批评矛头指向宋明诸儒的心性义理之学，视其为一人之意见，无根之浮说。其后方东树、朱一新等人则站在理学的立场上对此做出回击（见方东树《汉学商兑》、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如此来回往复，“以学术杀人”、“以理杀人”两说遂随着清代的“汉宋之争”而风靡学界，成为诸说中更为流行的说法，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五四以后流行的“礼教吃人”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亦是“学术杀人”之说的赓续和变异。

二、谁是“杀天下后世”的“异端”之学

不论是“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还是“以学术杀人”、“以理杀人”等说，其所批评的主体都是学术，反映了批评者从自身学术立场出发，对异己之学的排斥。因此，每当儒家学说受到“异端”学说的挑战，或者儒学内部斗争激烈的时候，这类说法就会出现。在先秦时期，不仅孟子批判杨、墨之学，诸子对儒家亦有类似的批评，如《庄子·盗跖篇》、《墨子·非儒篇》、《韩非子·显学篇》中都曾尖锐地批评儒家学说，孟子“率兽食人”之言既是对同为当时显学的杨、墨之学的回应，也是各家学说激烈斗争的反映。汉代以后，儒家学者对诸子之学的批评之声依旧不断，但由于儒家已经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这种声音并非时代之最强音。魏晋玄学的兴起对于儒学正统是一个挑战，因此，学术批评的主体开始由诸子之学转向魏晋玄学，范宁之说便是此一背景下的产物。

唐代是学术、文化开放的时代。李唐皇族不仅以老子后裔自居，对道教也颇为提倡，唐玄宗还曾亲自为《道德经》作注，故而道家学说在唐代很受重视。同时，随着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深入，华严、天台、法相、禅宗诸家学说也先后在士大夫阶层广泛流行。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尽管造就了唐代的文化繁荣，但也造成了三教争衡、三家学术相互渗透的局面，这使得儒学面临着丧失思想、学术正统地位的危险。唐中叶以后，国势的衰落使士大夫危机感被激发出来，在学术层面，以韩愈《原道》为发轫，儒家的正统意识亦随着道统论的出现而开始复苏。

    随着两宋时期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士大夫心中的学术正统意识逐步增强，宋儒所构建的由孔、孟至程、朱的学术道统逐渐形成，这是“以学术杀人”形成并进入宋明以降儒家话语体系的关键。理学家对“杀天下后世”异端邪说的攻击与对道统的建构是相辅相成的，所谓“正学出而反经兴行，道统之一治也；伪学出而近理夺朱，道统之一乱也。道统乱而以学术杀人心”。理学家一方面强调理学乃孔孟真传的“正学”，一方面批判其他学说为伪学，乱道统，杀人心，对“学术杀人”、“学术杀天下后世”等说的阐发、使用，正是儒学正统意识强化的结果。“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吾无是四者，岂不快哉”，最初不过是高尚处士刘卞功的超然自逸之语，其所指“杀天下后世”的学术即是儒家学说，然而这种尖锐的批评经崔与之删改、转引后，却变成了儒家学者尤其是理学家批评异端学说的思想武器。“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诞生后，后世也有不少学者用其批评先秦诸子之说。但此时，由于在事功、义理等问题上，儒学内部分歧日益明显，“学术杀人”等说的主要矛头开始由儒学之外转向儒学内部。朱熹借用此语所批评的是王安石之“新学”，对陆九渊之学也不无暗讽之意。而在陆九渊那里，“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则是指向朱熹一派之学术。他曾感叹：“惟其生于后世，学绝道丧，异端邪说，充塞弥满，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与世间凡庸恣情纵欲之人，均其陷溺，此岂非以学术杀天下哉？”但随即又说：“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显然，陆九渊在阐述自己“心即理”主张的同时，无疑将朱熹“性即理”学说排斥于正统之外，置于“杀天下”之异端邪说的地位。由此可见，“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针对的主要对象已然开始改变。

      元代理学经姚枢、许衡等人之提倡而大盛。仁宗延佑时定科举法，除《礼记》外诸经皆用程朱一派之说，此时陆学自然不能与朱学相对抗，故而“学术杀人”诸说不显，偶见引用，也多是站在为儒学正名，回击批评儒学“杀天下后世”的立场上。但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王阳明“致良知”之学异军突起，理学内部关于学术正统的讨论再次出现，程朱与陆王学派间激烈的斗争都在“学术杀人”诸说的流传和使用上得到反映。王阳明指出，在“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在其眼中“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者”正是自命为儒家正统的程朱后学。阳明将朱子后学视作当世之杨、墨，自然不能不激起宗程朱者的激烈反对，湛若水、顾宪成等人就曾站在程朱一派的立场上予以回击。湛若水直斥阳明“致良知”学说“欺人自欺”，才是真正的“杀天下后世”之学。顾宪成亦批驳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论，认为其学“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才正是“以学术杀天下万世”者。由此可见，虽然关于何为“杀天下后世”的“异端”之学，并未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各自的语境中，异己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异端”。

       阳明心学崛起引发的门户之争，是“以学术杀人”诸说得以流传的重要推力。明清易代后，“学术杀天下后世”、“学术杀人”诸说的出现更是频繁，孙奇逢、王夫之、吕留良、颜元、阎若璩、戴震皆曾使用类似的说法。众多名师大家引用此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在清代流传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同时也表明清代儒学内部的进一步分化，以及各学派间存在着纷繁复杂的纠葛与矛盾。程朱、陆王之间，汉、宋之间，今、古文之间的学者，关于学术价值与追求的认识，皆不尽相同，因此“学术杀人”所指向的对象更是因人而异，王夫之以之批评王安石之新学，吕留良、阎若璩以之批判陆王心学，戴震以之批判程朱理学，颜元则以之批判整个宋明理学之传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术杀人”之说在清代的流传逐渐广泛、影响逐渐加深，正是传统儒学内部学术取向进一步分化、学派意识进一步加强的体现。

      当“学术杀人”诸说用于儒学之外时，可以起到维护儒学正统地位、排斥异端之学的效果，理学的兴起便或多或少受益于“学术杀人”诸说；但当诸说被用于理学内部对正统话语权的争夺时，却是一把双刃剑。在晚明，围绕“学术杀天下后世”、“学术杀人”展开的正统、异端之争，在很多人看来并非学术之争，而是意气、利益之争。如泰州后学夏廷美所言，“今人读孔、孟书，只为荣肥计，便是异端，如何又辟异端”？程朱、陆王两派使用“学术杀天下后世”等说互相攻驳，指斥对方为异端时，固然可以起到震撼人心的效果，为自己争取到暂时的有利地位，然而理学作为“孔孟之真传”的合法性，却因为他们的互相质疑而逐渐丧失。清初大儒孙奇逢指出，当时讲理学者“凡能自好稍有执持者，皆其有意见者也”，他们“不能克己，苛求前辈，此个病痛，全是有意见人，自负为知学者”！与孙奇逢同时代的潘平格也认为，时人“不论有识无识，各有一意见”。自诩为圣人之真传的理学家之言在许多清代学者心目中已变成了一人、一派之“意见”，这个观念的变化恰恰为清代学术取理学而代之提供了重要契机。

在清初的孙奇逢、李颙、吕留良等人那里，使用“学术杀天下后世”的批评对象主要是阳明后学，但这些批评并没有使程朱一派重新获得独尊的地位。“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对阳明后学的批评和反思，很快扩大为对整个理学传统的批评与反思。颜元甚至认为，“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不然，则终此乾坤，圣道不明，苍生无命矣”；戴震更是认为宋儒“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直斥“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他们使用“以学术杀人”、“以理杀人”所批评的对象已不再是理学内部的某个派别的具体观点，而是整个理学的以心性义理、格致诚正为中心的学术传统。经颜元、戴震二人阐发后，“理学杀人”之说更加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理学家之意见提出质疑，尝试通过文字、训诂从六经之中寻求圣人之真意。理学尽管得到官方的提倡，但其权威已然衰微，不再是学术界的主流，正学之名也受到冲击，逐步被考证之学取代。从学术的角度看，清儒由文字、训诂以求其道的学术取向，与宋明理学正心、诚意以求其道之学异趣，但在思想层面，清儒则沿用了源自宋儒的“学术杀人”之说，来破除自宋代以来形成的理学内部的一贯传统，这无异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此而言，清代与宋明可谓一脉相承。

三、学术何以杀人及与明清学术嬗变的关联

“学术杀人”诸说自诞生后，为后来学者所赓续，逐步流传开来并成为重要的学术话语，但诸说在演变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我们注意到，宋明时期在学术界流传和使用最多的是“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但到了清代，这种说法逐渐被“学术杀人心”、“学术杀人”、“以理杀人”所取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学术何以“杀人”乃至于“杀天下后世”。

大体而言，学术本身并无“杀人”或者“杀天下后世”之功效，但士大夫的双重身份却将学术与政治、社会关联起来。在传统社会中，儒家学者常以士的姿态出现，他们是儒家之道的践行者，也是实际政治的参与者。学术通过他们影响于实际政治及社会生活，才能“杀人”以至于“杀天下后世”，所谓“秀才学术所系不浅，善则足以福斯民，不善则足以乱天下”、“以学术杀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都是在表达这个意思。于此，颜元的认识很具代表性，在他看来，“盖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在“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诞生之初，“杀天下后世”的学术主要是指政术或功利至上的事功之学。朱熹等人的论述中，尤其特指王安石之新学与新政。事功之学可以直接影响于政治、社会，以至于“杀天下后世”，但以陆九渊为标志，“杀天下后世”的学术的指代已然发生了变化，到了晚明，则更是如此。何良俊质疑空谈心性义理之学，不仅有可能“坐忘废务，祸及家国”，甚至有可能因所言心性义理与经典本意间“毫厘之差”而“以学术杀天下”。程朱、陆王两派之间使用“学术杀天下后世”互相批评时，他们所谓的“杀天下后世”之学不是直接作用于政治、功利至上的事功之学，而是有所偏差或掺杂了释道之说的心性义理之学。程朱、陆王所谓“杀天下后世”的学术的具体内容虽不相同，但本质上都是心性义理之学，毕竟他们都是在理学的范畴内讨论何为“杀人”、“杀天下后世”的学术。那么，以心性义理之学如何“杀天下后世”呢？

      清初学者李颙认为，“人心不正，由于学术不正，生心害政，烈于洪水猛兽，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大概学问影响人才之心术，人才影响于政治，最后由政治之好坏直接决定天下之治乱。如果“格致诚正”之法有所偏差或掺入释道之说，不但达不到“修齐治平”的效果，相反，还会流毒于天下后世，故而李颙指出，“夫以履仁蹈义为事，其源少偏，犹不能无弊。矧所习惟在于词章，所志惟在于名利，其源已非，流弊又何所底止。此其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尤酷，比之‘洪水猛兽’，尤为何如也？”理学“杀天下后世”正以此。心性义理之学最直接影响于人心，而人心变化才会逐渐影响于政治、社会。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语境中，“学术杀天下后世”是间接的，“杀人”或“杀人心”却是直接的。虽然“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听起来更加动人心魄，但在此时“学术杀人”说的表述显然更加切实。戴震“以理杀人”说则更进一步，表述显然更加明确。“学术杀人”、“以理杀人”说在清代逐渐取代“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使用频率更高，正是由于“学术”指代的变化及其直接所“杀”对象的变化。

      更进一步来说，“学术杀天下后世”、“学术杀人”诸说的流变反映了传统学术与政治的复杂纠葛。由于传统学术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政治的失败常常被归咎于学术的因素。无论是“学术杀天下后世”，还是“学术杀人”，其实都在强调学术对政治带来的负面作用。经历了北宋政治变革尝试的失败及政权的倾覆，“学术杀天下后世”所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功利至上的事功之学。在理学家看来，要想解决“修齐治平”的问题，必须从更为根本的“格致诚正”入手，类似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学者逐渐走向与实际政治并不直接相关的心性义理之学。同样，在程朱、陆王两派间以“学术杀天下后世”等说互相攻驳时，焦点则集中在对方“格致诚正”之法对于人心、风俗的影响。明清鼎革，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学术杀天下后世”变成了无可辩驳的事实，阳明心学也因此成为众矢之的，程朱理学亦受影响，学者在使用“学术杀天下后世”、“学术杀人”诸说批评理学、反思学术时，其实也于无形之中加深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界限。清儒逐渐走向与政治距离更远的考证之途去寻求圣人之道，可能并不仅仅由于外在的政治高压，关于“学术杀天下后世”、“学术杀人”的讨论，学术可能对政治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学者的心理压力。学术避免杀人或天下后世的最好方法，便是远离政治，而这也正是很多乾嘉学人的选择。

      除了“学术杀天下后世”到“学术杀人”、“以理杀人”表述上的变化外，我们还应留意其内涵的变化。钱钟书先生认为，孟子指斥杨、墨之学为“邪说淫词”，与“洪水猛兽”并列时，并未详论，范宁之说的进步意义在于，他不仅论及学术何以杀人，而且进一步指出，学术不正不仅可以杀人，而且足以流毒后世，因此孟子之说“得范《论》而意大申”。在钱先生看来，相较于孟子“率兽食人”之说，范宁之说论述更加具体，逻辑更加清晰。“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诸说在流变过程中，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学术杀天下后世”、“学术杀人”等说诞生之初只是类似名言、座右铭的话，并没有太多具体的解释或阐发，但后来学者引用、转述，将之用于攻击“异端”之学时，对于学术何以“杀人”以至于“杀天下后世”的解释却越来越详尽，逻辑也越来越严密。金声曾详论“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过程，他指出，“天下之难治，世变之日趋而下也，莫不起于人人怀急功就利之心，而无复知有正谊明道之意”，而“聪明有学术者，见而倡其说”，众人怀急功就利之心，而学者顺势倡导急功近利之学，众人不明所以，轻易从之，进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而不自知，所谓“天下之人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先慕其所以不必然之事，未必能其事，而先以败其心，败其心而事烈，日已卑而愈无能为，至于极败，而尚不知悔其所从起，著书立言者之以学术杀人至于此”（金声：《燕诒阁集》卷二，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前文提到的李颙对“学术杀天下”之说的解释也很详尽。不过，这种逻辑严密的解释，虽然足以说明学术具备“杀人”或者“杀天下后世”的可能，却并不能说明是何种学术才是真正的“杀人”或“杀天下后世”之学，因为学术“杀人”或“杀天下后世”的效果并不能即刻得到证明。

      在明清时期，学者为了证明异己之学才是“杀人”或“杀天下后世”的罪魁祸首时，往往会采取两种做法。一是将诸说与具体的学术批评结合起来，攻击对方学术理路或某些具体学术观点中存在的漏洞或错误，以此说明对方之学何以“杀天下后世”。王阳明批评朱熹格物致知之学，指斥程朱后学“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以至于“杀天下后世”时，不厌其烦地论述程朱后学“认理为外，认物为外”的漏洞；湛若水指责阳明之学“杀天下后世”时，也主要在强调《传习录》中“此念本善，更何思善”一语的纰漏。所谓“朱子看陆子之弊甚透，王子看朱子之弊亦甚透，武承（张烈——引者注）看王子之弊又甚透”。宗程朱者指责宗陆王者之空疏，宗陆王者指责宗程朱者之支离，如此来回往复间，理学内部程朱、陆王学说的缺陷与漏洞暴露无遗，理学在丧失合法性的同时亦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合理性危机。如钱穆先生所言，“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当理学走向穷途之时，考证学遂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型态登上历史舞台。

       从学术理路或者具体学术观点的角度入手，去攻击对方学术中存在的漏洞，进而说明对方学术才是真正的“杀人”或“杀天下后世”的罪魁祸首，固然有效，但还不够有力，毕竟学术之高下、得失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证明异己之学是“杀人”或“杀天下后世”之学还有另一种更直接的方法，那便是证明异己之学是与儒家经典偏离、或以私意杜撰的“伪学”。“伪学”在某种程度上即等同于异端，“伪学杀人”或者“杀天下后世”在宋明理学的语境中是不证自明的。陆九渊暗讽朱熹之学“杀天下后世”论及朱熹“存诚、持敬”之语时即曾指出，“‘存诚’字于古有考，‘持敬’字乃后人杜撰”。在明清时期，学者在使用“学术杀人”诸说时，更是常常从这个角度论证异己之学乃“伪学”。王阳明强调《大学古本》本无脱误，朱熹将之补辑、分章是“毫厘之差，千里之缪”的做法，流弊足以“杀天下后世”。与王阳明同时代的崔铣攻击陆九渊之学“杀天下后世”，亦强调其“性之故，学之方，茫乎无可索”（崔铣:《洹词》卷十一，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明末，顾宪成批评王阳明之学，则称其学“轻侮先圣，注脚六经”，且“率多杜撰”。清初学者刘宗泗认为“异学”之所以为“世道人心害”，根本还在于“纯杂真伪”之难辨，因此他认为“我辈讲学，必先辨其纯杂，别其真伪，庶几后之学者不至迷于所往”。阎若璩所谓“注《本草》误以药物杀人之身，注六经误以学术杀人之心”，亦与之类似。甚至连康熙帝也抛出了“理学真伪论”的命题。到底是谁的学术空疏无依据？到底是谁的学术为杜撰？到底谁的学术才是与圣人之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杀天下后世”之说？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在理学范畴内所能一一解答的，毕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凌廷堪此言可谓切中理学是非真伪难辨的要害。洪榜指出：“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诸六经。”也就是说，要回答这些问题，回归儒家经典文献本身尤有必要，而从事辨伪、考证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工作，因为若有“实事在前”，则“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因此，经由清初顾炎武诸儒“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倡导，至乾嘉学人“通经明道”的努力，清代学术遂呈现出与宋明理学旨趣大异的新型态。而明清学术嬗变之消息，显然与“以学术杀人”等话语或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综观而言，作为一种学术话语的“学术杀人”说经宋代学者挖掘后，在明清两代广泛流传，并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这个学术话语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明清两代思想的继承关系。“学术杀人”说着重强调学术对政治的消极影响，这是宋代以后学术整体上与政治渐行渐远的重要原因。“学术杀人”说的本质是学术正统对异端的批评、排斥，但当它被用于理学内部时则无形之中消解了理学的权威；同时，随着时代的推移，“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至“以学术杀人”不仅在表述上有所变化，其内涵亦越来越丰富，围绕“学术杀人”说为中心展开的深入讨论与辩难，加深了理学的理论困境，这些皆为考证学的兴起提供了可能。尽管“以学术杀人”诸说的流传与演变并非明清学术嬗变的决定性因素，但它从多个侧面反映出其间学术转型的内在逻辑。关注和剖析此一现象，不仅有助于对传统学术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与把握，或许对当下学术生态、学术批评，以及学术价值的定位等，亦具有一定的儆戒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