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桂林)2011年6期第139～143页

【作者简介】 宾长初(1962－)，男，广西平乐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内容提要】 在太平天国文献中，太平天国领导人反复申论正与邪的问题，内容涉及宗教、政治、社会诸问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宗教观念、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在宗教上，确立皇上帝独一真神权威，信奉、敬拜上帝是正，其他一切不符合上帝教教义的人、事、物皆为妖邪；在政治上，主张“奉天诛妖”、“斩邪留正”，把清政府统治者视为最大的妖邪；在社会理想上，号召人们“修好炼正”，并以严厉手段改造社会恶习，以实行社会的公平乃至天下太平。太平天国的正邪观，反映在宗教上有其积极作用，也有其负面影响；反映在政治上有其合理的成分，也有其荒谬的因素；反映在社会理想上，有其良好的愿望，也有其不近情理的做法。

【关 键 词】太平天国/正/邪

    船山曾云：“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1]此三点亦适合评价太平天国。关于太平天国的功过是非，学术界已多有评述。近年来有人认为太平天国宗教为邪教，陈蕴茜对此作文辨正[2]，夏春涛先生也有详尽辨析[3]，此不赘言。实际上，在太平天国时期，清朝统治者就已经将太平天国宗教诬为邪教，如张德坚云：“自古草寇之徒，多藉邪教以倡乱……粤匪……初或藉邪教为倡乱之资，既寓诡计于邪教之中，更逞其私智，懈我将帅，惊我兵士，惑我人民。逆焰日张，而崇奉其教日笃，遂毁先王圣人之道，废山川岳渎诸神，惟耶稣是奉，几欲变中华为夷俗。”[4]第三册，249－251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被诬为妖邪者亦反指对方为妖邪，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也把清朝统治者斥为邪佞。洪秀全在他的金印上刻有“奉天诛妖，斩邪留正”[4]第三册，116字样；他们还在发布的告示、刊布的书刊中反复申论正与邪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以当事人以及对手的评价为定论。

    揆诸太平天国史籍，太平天国的正邪观涉及宗教、政治、社会诸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太平天国领导者的宗教观念、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本文对此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前辈和同道。

    一、宗教观念：一心遵正，皈依皇上帝真道

    太平天国创立上帝会，主张信奉上帝，把上帝视为“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万能神祇，它主宰着世间的万事万物，决定着人类的生老病死。“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所生，生于皇上帝，长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仰观夫天，一切日月星辰雷雨风云莫非皇上帝之灵妙；俯察夫地，一切山原川泽飞潜动植莫非皇上帝之功能。昭然可见，灼然易知，如是乃谓真神，如是乃为天下凡间所当朝朝夕拜。”[4]第一册，94因此，人类要虔诚地敬拜上帝，才能够生前得其保佑，死后荣升天堂，享福永无了期。

    按照上帝教的观念来看，皇上帝是独一真神，“皇上帝之外无神也……尔凡人跪拜各偶像，正是惹鬼”。拜上帝和信邪神，将会获致截然相反的结果：“敬拜皇上帝则为皇上帝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顾，死后魂升天堂，永远在天上享福，何等快活威风？溺信各邪神，则变成妖徒鬼卒，生前惹鬼缠，死后被鬼捉。永远在地狱受苦，何等羞辱愁烦？”[4]第一册，97

    太平天国领导人仿《摩西十诫》，创《十款天条》，声称：“自今以后，凡晓得在皇上帝面前悔罪，不拜邪神，不行邪事，不犯天条者准上天堂享福，千年万万载威风无了期；凡不晓得在皇上帝面前悔罪，仍拜邪神，仍行邪事，仍犯天条者定罚地狱受苦，千年万万载哀痛无了期。”[5]第一册，1还规定：“食饭要谢皇上帝。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时时遵守十款天条，切不可拜世间一切邪神，犹不可行世间一切邪事。”[5]第一册，3在其中的第二天条“不好拜邪神”中作了如是注释：“皇上帝曰：‘除我外不可有别神也。’故皇上帝以外，皆是邪神迷惑害累世人者，断不可拜。凡拜一切邪神者是犯天条。”[5]第一册，5

    在宗教上，信奉上帝、敬拜上帝就是正，受到推崇和褒扬。《天父诗》对此反复申述，其第九十八首言：“妖邪莫真正要真，真真妖邪永苦辛，真真正气方有救，各人真草对真神。天下万国千祈遵正。”[4]第二册，447第四百五十三首为：“正真善真爷真道，行着真道得好报，行着真道爷边人，鬼想害尔不得到。”[4]第二册，494其第四百五十四首则说：“好心遵旨就转天，心醒心正脱妖缠，速醒悔改行真道，打马回头转爷边。”[4]第二册，447总之，把心炼正，诚心皈依皇上帝真道，即可祛灾享福：“正直善真得上天，正直善真福万千，正直善真无冤牵，正直善真万万年。”[4]第二册，496

    洪秀全曾就删改《诗经》一书的内容下过一道诏令：“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语，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6]39据有的研究者考证，太平天国要删改的儒家经典中的“妖语”、“妖怪话”、“鬼话”、“邪语”主要是指“鬼神”以及与“鬼神”有关的内容。根据上帝教理论，皇上帝之外无神，一个人生前对人类有功有德，死后灵魂升天，故不会在人间为神享受祭祀和保佑世人；倘若生前作恶多端，死后其灵魂将进入地狱，也不会在世间为鬼作祟害人。因此，相信人间有鬼神，是与上帝教条款相违背的，宣传鬼神思想的言论都是“鬼话”、“妖语”、“妖怪话”、“邪语”，必须删去。这里的“妖”、“邪”显然是不符合上帝教教义的事物。

    太平天国把不符合上帝教条款的事物视为“妖邪”，有所谓“死妖”、“生妖”之说：“土、木、石、金、纸、瓦像，死妖该杀约六样。邪教、粉色、烟、酒、戏、堪舆、卜、筮、祝、命、相、聃、佛、娼、优、尼、女巫、奸、赌，生妖十九项。”[7]132死妖显然是指用各种材料制成的异教神像，即被太平天国领袖所谓“无知无识之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闻、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之蠢物”。[4]第一册，96而生妖则是指19类人，除粉色、烟、酒、戏、娼、优、奸、赌与宗教、迷信无涉外，邪教、堪舆、卜、筮、祝、命、相、聃、佛、尼、女巫等11种人，均是崇奉迷信、异教的。可见，太平天国领袖对宗教是多么重视：一切不符合上帝教教义的人、事、物，均被列入清除扫荡之列。

    二、政治抱负：斩邪留正，推翻清王朝统治

    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不乏以宗教相号召者，太平天国就是突出的例子。太平天国领导者极力推崇上帝教，除了以此为工具发动群众外，还借此否定现行统治的权威，为推翻清政府统治制造舆论。所以，它既是一种宗教宣传，也是一种政治号召。

    洪秀全把皇上帝视为独一真神，是独一无二的皇帝，从而否定了历代帝王的合法性。“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4]第一册，97在永安封王时，洪秀全又强调：“天父上主皇上帝才是真神，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非神也。天父上主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样样上，又无一人非其所生所养，才是上，才是帝。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皆不得僭称上、僭称帝也。”[6]35－36除皇上帝外，有胆敢称皇帝者，“论天法该过云中雪也”[4]第三册，191。以此推断，竟敢称帝的“咸丰妖酋”理应“该过云中雪”。这样就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清朝最高统治者。而在太平天国政权里，洪秀全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自封“天王”。这一方面借神权来强化君权，突出太平天国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否定了清政府的合法性。这样，宗教上的“正”与“邪”就与政治上的是与非联系起来了。

    太平天国的“斩邪留正”，无非是遵奉天父上主皇上帝旨意“杀尽妖魔”。而清朝统治者就是最大的妖。他们专拜邪神，是妖人：“胡虏目为妖人者何？邪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不仅如此，“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乘中国之无人，盗据华夏。御座之设，野狐升据；朝堂之上，沐猴而冠”[6]105－106。而今妖人反盗我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他们令削发、变衣冠、乱人伦、改制度，贪污腐化、贿赂公行，“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清弥天罪孽”。[6]105太平天国将清朝统治者视为邪孽、妖魔，不惜以夸张的语言进行诋毁性宣传，目的是推翻清朝的统治。“满妖”专门与天作对，窃据中国，“变人类为妖类，弃真神拜邪神”，“胡罪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清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华夏，恭行天罚”。[6]110太平天国把推翻清朝统治视为替天行道，赋予了起义的合法性和道义感。

    清朝统治者天生就是妖类，其罪行之最大者是拜邪神、行邪事，因此人人得而诛之：“今满妖咸丰原属胡奴，乃我中国世雠。兼之率人类变妖类，拜邪神，逆真神，大叛逆皇上帝，天所不容，所必诛者也。”[6]107－108

    皇上帝是太平天国的精神领袖，不信奉皇上帝就是逆天，要遭天诛。但是，要打倒人间的敌人，还得靠人间的力量，于是，太平天国便把天王打扮成皇上帝的代理人，在人间传扬真道，并替天行道：“天遣我主为天王，自此真道始显扬，天聪天明越凡众，心性仁慈实无量。斩邪留正奉天命，赏罚分明天法彰。”[4]第一册，244太平天国能够在起义之后，以摧枯拉朽之势打破铜关铁卡，占领半壁江山，均是皇上帝遣天王奉行真道、以正诛邪的结果：“(皇上帝)复遣我主天王下凡为真命主，诛灭妖魔，化醒天下，抚绥万邦，同享真福。天聪天明，知识超迈凡众；仁慈宽厚，度量广大无涯。除妖安良，政教皆本天法；斩邪留正，生杀胥秉致公。故自金田首倡大义，万众欢腾，诛灭群妖，焚毁妖庙，扫尽邪秽，尽返真醇。”[4]第一册，240

    太平天国的政治目标是推翻清朝统治，所以其领导人认为：“妖胡为天父上帝所深谴所必诛的罪人”[6]41。而在清政府中效力的汉人，只是“受蛇魔之迷缠”，“暂受妖权所制、妖官污弄”，只要弃暗投明，亦可脱鬼成人。因此，号召普通群众、名儒学士、英雄豪杰“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雠，共立勤王之勋”。[6]108太平天国这样做，目的是分化统治阶级，减少斗争的阻力。不过，太平天国的领导者认为，有皇上帝的看顾与帮扶，推翻清朝的统治是不成问题的：“独不思天既生真主以御民，自必扶天王以开国，纵妖魔百万，诡计千端，焉能同天打斗乎？”[6]108

    三、社会理想：修好炼正，实现普天下太平

    太平天国的社会改造方案，是从正心开始的。洪秀全游历广西、传布圣道时，曾作有《原□□经》、《劝世真文》、《百正歌》、《改邪归正》等五十余篇文章。[4]第二册，689可惜这些文章大多已经散佚，但从保存下来的《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可以透视洪秀全早期的正邪观以及由此所反映的社会改造思想。

    《百正歌》广泛征引中国历史典故，宣扬“正”的道德观念，要求世人皆以“正道”行事，反对“不正”言行。对于什么是“正”，洪秀全没有给出正面答案，但从他对尧、舜、禹、周文、孔丘这些君正、臣正、父正、子正的典范的赞美，以及桀、纣、齐襄公、楚平王这些暴虐荒淫的不正君主的笔伐，可以看出洪秀全的“正”没有超出儒家的观念。正与不正关乎个人的祸福甚至国家的兴衰：“百正歌，歌百正，真正食天禄，真正畏天命，真正作公作侯，真正作善作正，真正鬼服人钦，真正民安国定，真正邪谋远避，真正天心顺应。……百正歌，歌百正，正乃人禽攸分，正乃古今所敬，正乃天爵尊崇，正乃人生本性。能正可享天堂福，不正终归地狱境。正可立地顶天，正可靖奸摄佞，正可行蛮貊，正可锄强梗。身不正民从所好，身能正民从所令；身不正亲戚所畔，身能正天下所信；身不正祸因恶积，身能正福缘善庆。贵不正终为人倾轧，富不正终为人兼并。男不正人类终非，女不正妖孽究竟。一家不正多乖逆，一国不正多争竞。从来正可制邪，自古邪难胜正。一正福禄日加增，一正祸灾自消尽。”[4]第一册，90－91可见，洪秀全所宣扬的不过是正心诚意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在《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一再强调皇上帝是普天下大众共同的独一真神，人人当敬拜，“勿拜邪神，须作正人”。“不正天所恶，能正天所亲”，他把夏禹、伯夷、叔齐、周文、孔丘、颜回、杨震等人树为“正道”的典范，从而宣传孝顺、忠厚、廉耻等传统观念。在该书中洪秀全明确阐发了“六不正”的表现：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为赌博。他奉劝世人拜上帝，学正人，捐妄念。“自古君师无异任，只将正道觉斯民；自古善正无异德，只将正道淑其身。”[4]第一册，88只要“君师”以“正道觉斯民”，大众以“直道淑其身”，邪恶社会一定能够得到拯救。

    《原道醒世训》继续对邪恶社会加以批判，谴责“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批判人世间“此疆彼界”“尔吞我并”之争，向往唐虞三代“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尚德”的大同之世。他呼吁天下凡间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就可以“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乖漓浇薄之世”就可以变为“公平正直之世”，“陵夺斗杀之世”就会变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4]第一册，91－92可见，洪秀全社会改造的途径仍然是人心修养。

    在洪秀全等人看来，人的灵魂是上帝赐予的，所以“正乃人生本性”。但是，世间充满诱惑与陷阱，如果被鬼缠心，走上鬼路，人就会失去理智，干出邪恶之事，从而造成污浊不堪的乱世。因此，人们一方面要认清真道、正道，“一条真道小心行”；另一方面要修好炼正，“人炼得正正，人炼得直直，人炼得善善，人炼得真真，就转得天也”。[4]第二册，435人人修好炼正，不但个人得转高天，还能改善社会风气，实现“国安民定”，天下太平。

    太平天国要求人们修好炼正，毕竟是一种道德的说教。当太平天国以武力手段改造社会时，仅仅依靠道德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采用法律手段。面对强大的对手，拥有严明的纪律才能够保障强大的战斗力。在这样的形势下，太平天国一方面继续强调修身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一切邪行实行严厉的制裁。这在太平天国文献中俯拾即是，如《天父诗》告诫道：“斩邪留正是天令，炼得正正方成人，玉清不好起邪心，多多放醒顾头筋。”[4]第二册，453甚至规定，“耳邪变妖耳该切”，“眼邪变妖眼该挖”，“喙邪变妖喙该割”，“心邪变妖心该刳”，“手邪变妖手该断”，“脚邪变妖脚该斩”。[4]第二册，446太平天国《十款天条》第七条规定“不好奸邪淫乱”，其后有详细注释：“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妖，最大犯天条。即丢邪眼、起邪心向人，及吹洋烟、唱邪歌，皆是犯天条。”[5]第一册，6按照太平天国的法律，“凡天条书中各条如有违犯，斩首不留”[4]第三册，229。此外，太平天国把抽鸦片烟、饮酒、赌博、嫖娼宿妓视为社会恶习，均厉行严禁，如规定：“凡吹洋烟者斩首不留。”[4]第三册，231

    四、综合评价：正邪之间，不以概念定是非

    太平天国借“正”和“邪”这对概念宣传自己的宗教观念、政治抱负、社会理想和道德理念，有其积极作用，也有其负面影响。

    太平天国反复申述正邪问题，首先在于宣传上帝是独一真神的一神论宗教思想。信仰上帝是正道，其他一切信仰都是邪道。这对于打破封建精神枷锁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太平天国领导人认为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独一真神，从而否定了传统的思想权威和统治秩序。更值得一提的是，信奉上帝教的太平天国将士，相信有上帝看顾，在世享天福，死后升天堂。因此，在同打江山的事业中，表现得异常勇敢、团结，即洪仁玕所说的“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4]第二册，662。这可以说是宗教对太平天国的积极作用。

    上帝教强调信奉、敬拜上帝，当天京事变发生后，代天父传言的杨秀清被杀，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自相残杀，动摇了人们的信仰，出现了“人心冷淡”的现象。洪秀全至死都深陷于自己所创设的宗教迷梦中不能自拔，发展到晚期“信天不信人”，以至于在天京因无粮草援兵而将失守、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时，洪秀全严词斥责：“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8]而太平天国在宗教中的所谓“正”，尽管融合了许多儒家思想，但与人们的信仰习惯仍有差异，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比如上帝教宣扬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是对中国传统的人伦关系的否定。曾国藩正是抓住这一点，对太平天国大肆诋毁：“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9]这些都是宗教对太平天国的负面影响。

    太平天国树立皇上帝与阎罗妖两个一正一邪的形象，正邪势不两立，隐含了太平天国的政治态度。洪秀全宣称，他是由天父在天嘱咐战妖魔并派到人间作真主的；而清朝统治者则是敬拜“邪魔阎罗妖邪鬼”的妖人。太平天国“斩邪留正”、“奉天诛妖”，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就成了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太平天国对妖邪的判断，既有政治标准，也有道德标准。以政治标准而论，则有所谓六种“死妖”和十九种“生妖”之分；以道德标准而论，则掺杂着个人的好恶等感情因素，带有很大的弹性乃至随意性。“天父天兄最恼邪，最恼曲，最恼恶，最恼假。人有手指头一些邪，人有手指头一些曲，人有手指头一些恶，人有手指头一些假，还是妖，还是鬼，都不转得天也。”[4]第二册，435“手指头”在客家方言中是“少”、“些许”的意思，太平天国认为人们只要有些许的邪、曲、恶、假，就是妖、鬼。如果连这些内部矛盾也要用斩、诛的非常手段来处理，势必扩大斗争的目标，不利于政治理想的实现。

    从社会理想的角度而言，太平天国希望通过人们的道德修养，改造不正的社会恶习以及不公的社会现象，使“乖漓浇薄之世”一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这种愿望和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太平天国要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并不局限于道德的说教，更多的时候是用法律的手段来推行宗教条款。“邪就是妖妖可恶，曲便似鬼鬼余辜，恶即成魔魔落地，假即变怪怪该诛。”[4]第二册，442诸如抽鸦片烟、饮酒、赌博、嫖娼宿妓、缠足、演戏等均被视为社会恶习，在理论上是要被处以死罪的。尤其是在处理男女关系上，太平天国的做法更是不近情理。在从广西到南京的进军途中，为了保证战斗力，男女别营，禁止男女来往，尚可理解。而定都天京后，仍规定男女别途，不得混杂，即使是哥妹、哥嫂也不能在一起讲话，如果“瞒天混杂”，便是行为不正的“妖魔”，[6]85－86便是犯天条，要受到严厉惩处。男子省视母亲、探看妻子，“只宜在门首问答，相离数武之地，声音务要响亮，不得径进姊妹营中，男女混杂”。[4]第一册，384夫妇不能同居，私自同居者被视为“变妖”、“变怪”，将要受到严厉惩处。甲寅四年(1854)正月二十七日，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审讯陈宗扬、卢贤拔私自与妻子团聚一案。陈宗扬被处死，卢贤拔被削职收监。[10j这绝不是唯一案例，“自一路以来，所有不遵天令，夫妇私自团聚者，无不被天父指出，奉行天法，重究在案”[4]第一册，389。这些做法又使得太平天国社会改造理想的积极意义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的正邪观，反映在宗教上有其积极作用，也有其负面影响；反映在政治上有其合理的成分，也有其荒谬的因素；反映在社会理想上，有其良好的愿望，也有不近情理的做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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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王庆成．天父天兄圣旨[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