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邓绍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出版》2019年08期。

100年前的5月4日，北京数千学生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外交，涌上街头，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全国纷纷响应，成立学生联合会，举行了示威游行，学生爱国运动由北京迅速扩大到全国，由此掀起了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广泛参加的全国性群众斗争。北洋政府最终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去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并于6月28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场五四运动不仅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而且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点，为中国的前进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

五四运动从内容到形式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出版业的大发展。中国新式出版机构纷纷涌现，出版物数量激增，“科学”与“民主”成为图书出版内容的主流，出版物语言形式发生变革，纷纷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1920年元旦，郑振铎曾发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总结了1919年中国出版的进步，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对中国出版界的影响：“中国的出版界，最热闹的恐怕就是一九一九年了！虽然不能谓之‘绝后’，而‘空前’却已有定论了！它的精神，就在定期出版物。‘五四’以前，受欧洲停战的影响，出产了好些定期出版物。‘五四’以后，受了爱国运动的影响，新思想传播得更快，定期出版物，出现得愈多。就十一月一个月里而论，我知道的，已经有二十余种的月刊、旬刊、周刊出现了！它们的论调，虽不能一致，却总有一个定向——就是向着平民主义而走。‘劳工神圣’、‘妇女解放’、‘社会改造’的思想，也大概可算得是一致。这真是极可乐观的事！”

站在百年历史的新起点，驻足回望，凝眸历史，梳理百年前五四运动图书的出版，那些震撼的事件、爱国的激情、勇猛的精神，冲破时间的阻隔，重新撞击着我们的心灵，书写着百年前五四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的爱国革命历史，承载着中国人民百年民族觉醒的历史记忆。

一、1919年五四运动图书的出版概况

在近代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百年前的1919年可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中国新闻出版界创制了我国第一部汉字打字机——舒震东式华文打字机，出版了我国一部语体文教科书——《新体国语教科书》，我国第一本新闻学刊物《新闻周刊》以文字横排形式刊行，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创刊了《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走上了革命宣传的道路，中国人第一本自撰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出版。五四运动爆发后，其声势之大，立即影响到当年的图书出版，各大书局相继出版五四运动图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推动了五四运动的革命车轮滚滚向前。1920年5月4日，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北京《晨报》和上海《民国日报》编辑出版了《五四纪念特刊》，阐发和评价了五四运动的意义、精神及成败得失。此后，每逢5月4日，全国有影响的报刊、各党各派的领袖人物，无不发表“五四”的讲演或文章，一年一度的五四运动纪念逐渐形成，一直延续至今。193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决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又称“五四青年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正式宣布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五四运动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为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近代史资料》杂志编辑部出版了该刊1959年第1号《五四爱国运动资料》，收辑了《青岛潮》《学界风潮纪》《上海罢市实录》《民潮七日记》《上海罢市救亡史》《章宗祥》《曹汝霖》等7种五四运动图书、一种档案和一份报刊辑录。197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近代史资料》杂志编辑部出版《五四爱国运动》（上下册），选辑了“文革”前《近代史资料》先后发表的五四运动相关资料15种，如《青岛潮》《学界风潮纪》《五四》《五四运动纪实》《五四爱国运动北京资料选录》《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五四运动在天津》《天津抵制日货的经过》《上海罢市实录》《民潮七日记》《上海罢市救亡史》《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东游挥汗录(选录)》《章宗祥》《曹汝霖》《五四——六三爱国运动大事日录》等。其中，9本是五四运动图书，有些则是档案，有些是后人的回忆和整理资料。在纪念五四运动90年之际，著名学者陈平原出版了《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其中评论五四运动图书的出版，“对于这场刚刚兴起的运动，国人投入极大的热情，报刊上的文章几乎一边倒，全都认定学生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而《上海罢市实录》（6月）《民潮七日记》（6月）《上海罢市救亡史》（7月）《五四》（7月）《青岛潮》（8月）《学界风潮纪》（9月）等书的出版，更令人惊讶出版界立场之坚定、反应之敏捷。”但是，这些五四运动图书的书目并不全面。2013年，《近代史资料》杂志编辑部重新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专刊：五四爱国运动（上下）》，在1979年《五四爱国运动》上下册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件重要而珍贵的五四运动史料，即周恩来五四运动时期编写的《警厅拘留记》（1920）和《检厅日录》（1926），翔实记录了当时天津学生斗争的情况。该书是关于五四爱国运动的旧资料类编，记录了在五四革命风暴中，全国罢课、罢市、罢工运动蓬勃开展的情形，已成为五四运动研究者经常征引的重要历史文献，但该书整理的五四运动图书也不够完整。

笔者查阅了诸大图书馆和图书数据库发现：据不完全统计，仅1919年各大印书局出版的五四运动图书就有15种，按照出版顺序整理出《1919年五四运动图书出版表》（表略）。

二、五四运动图书的历史书写内容

1919年出版的15种五四运动图书，其历史书写的主要内容包括四大方面内容：第一，叙述五四运动导火线——山东问题（青岛）及其国耻由来，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和经过，控诉日本侵略者侵华罪行，如《还我青岛》《国耻痛史》《国耻小史（增订）》《最近之青岛》《东游挥汗录》等。第二，揭露北洋政府及其官员的卖国行径，如《政海诛奸录》《卖国贼之一章宗祥》《卖国贼之二曹汝霖》等。第三，详细记载全国学生爱国运动发展过程，赞扬了学生的爱国精神和行为，如《学生潮》《青岛潮》《学界风潮纪》《五四》等。第四，详细记录全国工人罢工、市民罢市斗争及其胜利经过，如《民潮七日记》《上海罢市实录》《上海罢市救亡史》等。这些书都是五四当代人书写当代史，如实记载了当事人亲身所见所闻所感，保存了大量当时报刊档案的一手资料，从各个侧面构成了五四运动的全景图像。

1、叙述山东问题及其国耻由来，揭露日本侵华阴谋

在五四运动酝酿阶段，因山东问题（青岛）问题，密切关注巴黎和会进展，民众群情激昂，忧国忧民，冀雪国耻。但是，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时，日本坚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以退出和会为要挟。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和会拒绝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的合理要求，反而将德国原在山东的特权全部划给了日本。这一消息陆续传回中国后激起了国内民众的极大愤怒，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1919年的出版界立即行动，出版了《还我青岛》《国耻痛史》《国耻小史（增订）》《最近之青岛》《东游挥汗录》等五四运动图书，叙述山东问题及其国耻由来，揭露日本侵华阴谋。

1919年3月，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朱心佛怀着极大的义愤，收集中日交涉经过及中外舆论资料，编成《还我青岛》一书由上海大商公司出版。该书前页有徐世昌、陆徵祥、顾维均、王正廷的头像。全书共236页，分为序言（6页，由程瞻卢题词，吴枫隐、周瘦鹃、徐传霖、张碧梧、姚民哀分别作序，朱心佛自序）、评论（90页）、舆情（36页）、纪载（38页）、西讯（34页）、东讯（30页）六大目录。朱心佛在自序中说：“心佛不才，爰集海内外名人政客关于中日新交涉之著作，统约二十万言编为一集，题曰《还我青岛》。藉志国家外交之胜利，以为吾人之前途庆。他日使台湾复我版图，旅顺大连取消租借，亦将于是基之，而仅青岛云乎哉。”在巴黎和会争取山东利权的关键时刻，朱心佛审时度势，搜集资料，编辑出版《还我青岛》，并提出了中华民族大统一的愿景，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操和博大而深远的政治情怀。

1919年6月，在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在全国开展之际，上海公民救国团编辑出版《国耻痛史》。该书共290页，分上下两卷，从上卷的《中日古今交通之原委》一直谈到《日本违反国际同盟主义之外论》。1919年8月，哲学博士张武编辑出版了《最近之青岛》。该书记述内容重事实，今昔沿革，统计精确，共18章90页３万字，对于当时国民全面了解青岛概括有较大帮助。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国人关注。黄炎培在他8月14日日记中记载：“8月14日星期三晨八时上车。民政长代表、民政署长代表等皆送行，旦送免票。读《青岛之教育》《最近之青岛》《青岛攻城战之经过》《青岛要览》。”在叙述山东问题及其国耻由来、揭露日本侵华阴谋的新书不断出版之际，类似内容的旧书也得以再版。如中国图书公司出版了《国耻小史》增订第七版，叙述了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2、揭露北洋政府及其卖国贼罪行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历史大趋势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爱国救亡怒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除了因列强侵凌，还有军阀跋扈，才使得苦难的中国疮痍满目，民不聊生。因此，五四爆发后，学生和民众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过程中，1919年的出版界组织出版了《政海诛奸录》《卖国贼之一章宗祥》《卖国贼之二曹汝霖》等五四运动图书，揭露北洋政府及其官员的卖国行径。

1919年5月，冷红僧编撰的《政海诛奸录》，又名《秘密官场》由三不社出版，国耻四周年纪念日发行。权属104页，介绍了北洋政府徐世昌、冯国璋、张勋、曹汝霖、梁启超、章宗祥、段祺瑞等88位人物小传，对于了解北洋官场和当时的政治态势大有裨益。

6月，“大中华国民”编者出版了《卖国贼之一章宗祥》。其封面很有特色，顶端一行横排“卖国贼之一”五字，接下来横排一行是“章宗祥”黑体粗字，这两行占据封面篇幅三分之一；其下中间是章宗祥照片，左右竖排一副对联，“士颜奴性甘为伯寮，击汝不死呆肆市朝”。全书103页，主要内容叙述了章宗祥成长经历及其卖国罪行和六三运动后上海、广州的群众爱国运动情况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对他的评价。据当时《民国日报》广告说：“此次山东问题，关系吾国前途至巨，国民无不自爱其国者，天怒人怨，章氏于是乎死矣。民不可侮，于此可见。本馆为鼓舞民气，促国人一致救国，特搜集章氏一生历史，述其行为心术，旁及家庭轶事，惩既往而劝来兹。外交家之具奴性者，知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一一效忠于祖国，是则中华民国无疆之休也。凡我国人其共鉴之。”

同月，粤东闲鹤编撰出版《卖国贼之二曹汝霖》2卷。上卷主要介绍曹汝霖的各种事件揭露其卖国罪行，下卷讲述工商学对曹汝霖的声讨。其封面与《卖国贼之一章宗祥》设计一样。据《民国日报》广告说:“曹汝霖卖国之罪，十倍于章宗祥；人之欲知其历史，亦急于章宗祥。本社自发行章贼历史，即承爱国同胞垂询，谓罢学、罢市、罢工下绝大之牺牲，皆为对此之国贼而发。曹实巨魁，今虽免职，依然生存；苟不将其历史宣布天下，使国民晓于国贼之前因后果，则后之类于曹、章、陆者何惧而不卖国，即曹、章、陆又谁敢担保无死灰复燃之日。"

3、全程记载全国学生爱国运动，赞扬了学生爱国精神

五四运动直接由爱国学生点燃。运动发起后，1919年的出版界立即出版了《学生潮》《青岛潮》《学界风潮纪》《五四》等五四运动图书，详细记载全国学生爱国运动发展过程，赞扬了学生的爱国精神和行为。

6月，笔名竟民、无求、敬上、杏红、欣之等人编辑《学生潮》两册由吴承记印书局出版，上海梅溪省学生营业所发行，寰球中国学生会和各大书坊寄售。全书126页，上卷主要记述了学潮经过之北京学生爱国潮；下卷则介绍了学潮经过之沪校爱国潮，包括32家上海中等以上学校的爱国学生运动，然后是广州、山西等地的学生爱国运动，同时包括政府对付、日使抗议、各界赞助、学潮评论等内容。

8月10日，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青岛潮》。该书原编者龚振黄，鉴定者为曾松乔，发行者为赵南公。该书编撰于1919年6月间，系搜集当时报章杂志资料而成，书中有徐世昌、段祺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陆徵祥、王正廷、顾维钧等人画像。该书是“一本专纪此次抗争青岛之始末”，较为全面地描述了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经过和结局。

9月，丁詧盦编辑的《学界风潮纪》上下编，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上编用四号字印刷，内容主要为五四运动纪事，记述了五四到六三学生爱国运动的概况；下编用五号字印刷，为五四到六三有关学生爱国运动的文件，包括电文、演讲、评论等。该书对五四运动划分为三个时期：风潮酝酿时期、风潮激烈时期、风潮弥漫时期，“至第三时期，于是由京而沪，而各省，风潮几遍于全国，而终以罢学之结果。”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大学学生杨景工（亮功）和表兄蔡晓舟开始合作搜集资料。8月，《五四》一书编成，9月由北京同文印书局正式出版，北京大学出版部及各学校各大书坊均有销售。《五四》一书被认为是第一本关于五四运动的史料集，书中详尽描述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并对起因与影响作了分析，还广泛搜集了史料，为后人作了全景式的记录，是研究与记录五四运动最早的一部书。该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五四运动之前因、第二章五四学生示威之始末、第三章五四运动各界之响应、第四章舆论、第五章文电录要、第六章附录有陈百朋《国民大会对于青岛问题我之伤心语》和许绍獬的《许绍獬为国货根本问题敬告国人》两篇文章。前三章系叙述五四运动事实之经过，为该书重点之所在。第四第五两章所载有关舆论与文电亦不失为本书之重要部分。“因为从舆论方面，可以了解当时教育界对于此一运动之评价。从文电方面，可以了解此一运动之实质”。作者自荐说：“此一小书为记载五四运动最早出版的一本书。书中所载，皆系第一手资料。读者可以从这一本书，认清五四的真面目，体会五四的真意义。"

4、全程记录全国工人罢工、市民罢市斗争，讴歌爱国热情

6月25日，五四运动结束之际，海上闲人编撰《上海罢市实录》一书，由上海公义社出版。该书汇编了1919年6月5日至12日上海报纸关于市民罢市等爱国运动的记载和文件等材料，并附有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三位卖国贼照片。上卷为“罢市之舆论”，包括国人之评论和外人之评论；下卷为“罢市之实况”，分“上海罢市日记”逐日详细叙述了上海各地罢市斗争的进展，“罢市之官厅”、“罢市之学生”、“罢市之团体”，附录是“罢市之轶闻”。该书全景式地描述和记载了上海各地罢市斗争中各个阶层的政治态度和中外舆论反映。

6月28日，五四运动胜利之日，杨麈因编著的《民潮七日记》由上海公民社出版，7月7日发行。该书逐日记述了1919年6月5日到12日上海罢市风潮的发展过程，并附上海国民大会与罢市图片9帧。作者认为：“上海罢市风潮，兴自六月五日，而人民愤慨之动机，早准备于五月七日。其间酝酿匝月，各界人士之苦心呼号，已筋疲力尽。”

7月，吴中弼编纂的《上海罢市救亡史》，经李味青校阅，由上海中华国货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采用编年体，逐日记述了1919年5月1日到7月2日，尤其是五四、六三爱国运动的全国开展情况。本书虽名为《上海罢市救亡史》，但记述的是全国爱国运动的发展情况。编者在《序》中说：“《上海罢市救亡史》既成，或问是书既定名上海，何兼叙他省？既定名罢市，何兼叙他事？曰：上海之激成罢市，为京津学生被捕也。京津学生之被捕，为山东交涉失败，激于义愤而然也。故是书即自山东交涉，学生被捕始。且罢市之前，致提倡国货；罢市之后，一致拒绝签字。提倡国货为根本计划，拒绝签字为保全国家，此焉得不书。至于他省，或闻风兴起以为后援，或官吏阻通致使激动，此又焉得不书。而上海罢市，则使佥王同时去职，专使拒绝签字，国之不亡，不归之于上海罢市不可也。故以《上海罢市救亡史》名，且所以为异日借镜也。"

三、五四运动图书的历史书写特点和影响

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更是对记忆的书写。1919年出版的五四运动图书，是五四当代人对五四运动当代历史的书写。它们从五四运动前因后果、详细经过和主要任务和事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影响广泛而深远，为五四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编撰者们如实记载着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进而汇编资料，著书立说，力求为后人留下历史的事实真相。丁詧盦编辑的《学界风潮纪》在其“编辑大意”中就明确强调：“本书上编纪事，但叙事实，不列议论，以存真相。”再如《五四》一书，是杨亮功等人亲身经历，是当时人搜集当时材料，以记当时所发生之事，因而此书史料价值极为珍贵。有些五四运动图书一经问世，不断再版。如《卖国贼之一章宗祥》《卖国贼之二曹汝霖》6月初版后，很快售完，7月立即再版。王拱璧编撰完《东游挥汗录》后，大的书馆不敢印刷，只能在开封石印。初版1000册，3日立即售完。12月10日再版，1920年2月5日三版，一直连续在开封印刷了17版，均很快卖完。后来又到上海印了25万余册，也很快销售完，有力地配合了五四爱国运动。这些五四运动图书保存了当时大量的书籍报刊和电文档案资料，为后人研究五四运动保存了珍贵的第一手原始史料，从各个侧面构成了五四运动的全景图像，成为推动五四运动研究的基石。

五四青年和知识分子及出版人以当代人的身份书写了五四运动的当代史，他们身处其中，亲自经历，描述了准确的细节和真切的感受，具有很强的现场感，感情充沛，表达了情真意切的爱国热诚，达到“我手写我口”、“我笔写我心”、“我心抒我情”的历史书写境界。张碧梧在《还我青岛》序言中评价说：“用告国人，亟当勠力同心，为政府之后盾。”姚民哀也认为：“心佛辑此，其关心国事，警惕国人，卷卷爱国之心，正与渔父同。苟社会人士读此书血知所奋发，洗夙昔之委靡，令野心邻邦，不敢轻视我国。则朱心佛之功。宁非大有造于四万万人耶。”蔡晓舟在“序”中说：“我北京学生，五四一役，涵有二义，一为国家争主权，一为平民争人格。前者所以使外人知吾民有血性，而杀其觊觎之心；后者所以使公仆知吾国有主人，而正其僭窃之罪。虽然是二义，不可以徒立也。非具牺牲万有之精神，莫启其端，非得前仆后继之实力，莫刈厥果。五四特启端耳，安可无明确记载，白其旨趣于人人。此敝同人所以不揣谫陋，而有五四之书也。”王拱璧在《东游挥汗录》第一辑记载了自己参观靖国神社展览的感受，“余入此室观此遗物，觉一矛、一戈、一铳、一弹、一戌衣、一旌旄，莫不染我先烈之碧血，附我先烈之忠魂，觉我先烈披衣垢面，疾首蹙额，向余哭诉黄海战败全军覆没之辱。余入此室，冷汗浇背，热血充脑，复睹遗物，目眩欲倒。……正不知果何以慰先烈也。”

五四青年和知识分子及出版人在收集材料、整理资料、著书立说的编撰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创造了五四运动的书写历史。他们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创造者；出版的《还我青岛》《国耻痛史》《国耻小史（增订）》《最近之青岛》《东游挥汗录》《政海诛奸录》《卖国贼之一章宗祥》《卖国贼之二曹汝霖》《学生潮》《青岛潮》《学界风潮纪》《五四》《民潮七日记》《上海罢市实录》《上海罢市救亡史》等15种五四运动图书更是五四运动的记录者、见证者，甚至成为“五四运动”的历史命名者。

如杨亮功等人编撰的《五四》一书，不仅是第一本以“五四”命名的书籍，而且是第一本关于五四运动的史料集。该书保存的5月14日《致各省各团体电》，“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各学校、各报馆均鉴：大战虽终，天不悔祸；公理难伸，强权未已。青岛不复，中日间不平等之各约不废，正义人道之为饰文，而世界永久和平之终不可望，盖可知矣。学生等不忍坐视国家之垂亡，各本天良，共维国是。‘五四运动’，实为敌忾心之激发，亦即我四千年光荣民族性之表见。意在外讐仇国，内惩汉奸，振国民之雄风，作政府之后盾。事情原委及学生等不得已之初衷，叠经沥肝披胆，布告中外，固勿烦复言溷听者也。……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叩。寒。”在这篇电文中，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不仅提出了学生的行动大纲，而且第一次将5月4日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称之为“五四运动”。

历史是一面镜子。1919年出版的五四运动图书，至今已历百年，虽然孙伏园曾说“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但当拂去尘封的书面，通过学者们不懈努力研究和历史书写，具体印象也会更加清晰，打开五四运动图书泛黄的书页，触摸那段澎湃激昂的青春热血历史，感觉总是历久弥新，深远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