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影响与汉宋互动

士人频繁的修禊雅集与时代变局不无关系，同时也不能忽视学术传衍与互动。现有研究虽然也涉及士风与学术的关系，但一般所谓“学”多着眼于文学，尤其是桐城派文辞之学的传衍。事实上，嘉道年间更重要的学术背景仍然是汉、宋之学，这是士人经世意识逐渐扩展的主要载体。文学是当时士人交游、尤其是雅集的重要纽带；但从学术上看，经世意识最初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宋学。宋学的修身主题和社会关怀通过修禊雅集而广泛传播，获得汉学群体的认同和互动，从而引起学术风气的变化。

乾隆年间，宣南士林的中心人物是朱筠和程晋芳。程卒后，“京师为之语曰：‘自竹君先生死，士无谈处；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谓朱筠及晋芳也。”[1]这说明宣南士人中存在汉学（朱筠）和宋学（程晋芳）两个学术中心。两者成员虽有交叉，学术上也有相互调和、汲取的情形，而基本学术取向有所不同。汉学家讲求名物训诂，经世意识大多淡薄。而宋学家批评繁琐考据，较明确地传衍了经世思想。宋学家陆燿于乾隆四十一年编成的《切问斋文钞》接续清初程朱理学，受到程晋芳等宋学家的称道。该书收所文章、奏议多涉社会事务，蕴含经世思想，但不像明末清初经世学者那样具有改革倾向。

乾嘉之际，汉学虽然盛极一时，而汉学遭受的责难及汉、宋调融趋势正在增长，宋学渐趋活跃。朝廷重视汉学的同时，也看重宋学的社会价值。嘉庆二十二年上谕云：“宋儒朱子全书因足以阐明经术，而五经及四子书炳若日星，若在官者能身体力行，以为编氓倡率，亦何不可收世道人心之益。”[2]这就是继续重视经学考据外，也试图以宋学救治世道人心。道光朝士大夫记载：和珅专权时，朝堂之上多“急功近名之士，故习理学者日少，至书贾不售理学书籍，……近年睿皇帝讲求实学，今上复以恭俭率天下，故在朝大吏，无不屏声色，灭驺从，深衣布袍，遽以理学自命矣”。[3]从乾隆年间汉学盛极，到道咸以后理学复兴，其间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除了时代变局之外，这也与嘉庆年间几位著名宋学家的倡导及有效的学术传播途径直接相关。嘉庆初年，宣南诗社和苏斋诗会是两个主要的交游圈子，其成员包括宋学家、汉学家和学术倾向不明的诗人学者，但翁方纲周围的宋学（理学）人物一直发挥了主导作用。

宣南诗社的前身是嘉庆七年进士的“消寒会”，与苏斋诗会一样，成员多没有传承汉学的背景。参加宣南诗社的二十多人中，主要成员如陶澍、陈用光、梁章钜、钱仪吉、贺长龄、林则徐学术上均根柢于宋学，有些偏于文辞者如吴嵩梁、李彦章、刘嗣绾则受宋学家翁方纲的影响。嘉庆七（壬戌）年会试的座师是纪昀、熊枚等，主要是汉学家。“消寒会”的成员并不是最受朝廷器重的进士，当时职务也确属闲散清苦的中小京官，与后来成为封疆大吏、督抚一方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偏于宋学的学术背景与身处朝政边缘的地位，使宣南诗社不断吸引着失意士人，也与“苏斋”结下不解之缘。

宣南诗社及苏斋诗会成员赋诗唱酬，也重视思想学术的交流。诗社成员受宋学的影响，注重陶养德性，强调士人修身与节操。钱仪吉说：“学圣人之道盖始于洁而成于物之莫可尚。嗟乎，风俗日下，或貌为中行而与时波靡，或托于不屑不洁，而其不洁也自若”。“吾居京师十余年，所严事及交游若而人，其志意趋舍不必同，大要皆期于洁。……且夫洁非徒俭而已，剪其榛楛苛娆之习，直其道以立简易之政，此洁之效也。”[4]又如朱珔“经学一宗汉儒”，“而立身行己，规行矩步，道范俨然，则又以宋儒为法”。[5]顾莼“性严正，尚气节，晚益负时望，从游者众，类能砥励自立”。[6]但是，他们所强调的德性修养与一般宋学家流于心性空谈不同，而是直接与社会现实相关，尤其重视转变仕风与士风。梁章钜曾说：“昔人言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仕风变则天下自治。然仕风与士风却是一贯。士习果正，则仕风未有不清者，此正本清源之说也。”[7]故其宋学根柢的意义既在于修养德性，又在于重视学术践履，讲求实用。后者为淡化学术门户、讲求经世实学开辟了道路。

作为宋学家，翁方纲虽治金石考据，却不满汉学家忽略义理、烦琐无用的偏向。他说：“穷经以致用也，苟措诸实事而不可施行，而必泥执一家之言以为古说，其不为邪说畔道不止，可勿戒诸？”[8]在他看来，考据必须适应经世致用的需要：“夫考订之学，大则裨益于人心风俗，小则关涉于典故名物，然一言以约之曰：取资于用而已。经曰不作无益。有裨于用者则当考之，其无益者则不必考之。”[9]因此，他强调考据之学应贯通义理，批评汉学家沉迷考据、不问国事民生的偏向。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对宣南诗社的弟子们显然有所影响。李彦章有诗云：“此身未悔登门晚，同气相求学海真。熟听杜公诗律细，莫言牛鬼与蛇神。”[10]可见其中的学术交流。在诗社成员中，梁章钜的叔父曾是翁门弟子，梁自己较晚才成为“苏斋弟子”，但翁方纲说：梁章钜作诗“手腕境界迥异时流，又最笃信余说。……盖不名一家而能奄有诸家之美者也”。[11]这虽就诗而论，却也涉及学术思想方面。梁章钜既治汉学，又重宋学。他的文章如《退庵随笔》推重宋人修身、治学的经验，也多引清人顾炎武、李光地、钱大昕、纪昀、阮元、翁方纲等人的著述。

翁方纲强调笃实学风，传播经世关怀。他曾对李彦章“既勉以朴学考订，又于古文、诗期以沉博典则。盖其归里后，即来趋职秘省，以实学践诸实用矣。”[12]翁氏对实学、实用的推重无疑对门生弟子产生了影响。李彦章秉承师说，认为“道学、文章、功名、气节，皆当一以贯之实学、实用。”[13]他在仕宦生涯中向士人倡导汉、宋之学，尤注重发扬宋学的经世传统：“本府已于阳明书院总设实学、实用二斋，又分为经义、史论、道古、通今、德性、文艺、象舆、仓雅、礼乐、兵农、知音、读律、水利、算学、金石、书画十六轩，及濂学、洛学、关学、闽学、许学、郑学、选学、词学、古学、诗学十斋”。[14]显然，他重视宋学而不流于心性空谈，倾向于实学、实用。“苏斋”弟子多带有宋学经世派的学术特征。

陶澍不是“苏斋”弟子，却是传衍湖湘理学的重镇，学术上与翁门不谋而合。他早年随父亲游岳麓书院山长罗典的门下，研习汉学，而更深入地浸染于理学，受罗典“坚定德性，明习时务”学风的熏陶，也受宋学家严如熤的经世思想影响，“少负经世志，尤邃史志舆地之学”。[15]贺长龄早年也深受湖湘理学熏陶，注重义理，敦饬躬行，被人看作“明体达用”之才。与同邑理学家唐鉴交往密切，均究心理学，往来书札多论学切磋。林则徐早年问学于福建学者陈寿祺。陈氏本治宋学，早年就学于福州鳌峰书院。清初理学家张伯行创办鳌峰书院时宣称：“不佞欲与士之贤而秀者，讲明濂洛关闽之学，以羽翼经传。”[16]其宋学重心已不言而喻。嘉庆四年，陈寿祺中进士后始接受座师阮元的建议转治汉学，学术上兼采汉、宋。林则徐早年受此熏陶，究心于修身立志，具有兼通汉、宋的特征。嘉庆三年，14岁的林则徐考取秀才，随即入福建鳌峰书院学习。鳌峰书院的山长郑光策也是一位讲究气节，注重经世之学的学者，以志节和经世之学课士。林则徐与陶、贺一样，虽非“苏斋”弟子，却深受宋学的熏染。

宣南诗社和苏斋诗会的成员学术上多根柢于宋学，也注重志节修养和社会关怀。但是，这些宋学家基本上没有门户观念，这为其思想意识扩展到汉学群体创造了条件。翁方纲告诫弟子们既尊程朱，又不排斥汉学。他对李彦章“勉以朴学考订”，并以二言相告“曰博综训诂，曰勿畔程朱”。[17]钱仪吉承浙西理学之余绪，恪守程朱，宗主义理，但不薄考据之学，对门户党伐之见深恶痛绝。此外如陶澍、陈用光、梁章钜、贺长龄、林则徐等人学术上虽重宋学，却又汲取汉学，调融汉、宋。陶澍反对门户之见，曾就《易》学指出：“余于《易》无所得，窃以为汉人言象数，宋人言义理，不可偏废。无义理则象数为诞，离象数则义理为虚。”[18] 诗社祭祀郑玄已表明学术上兼重汉学的取向，祭祀清初诗人王士祯也不仅仅因其文学地位，而在于学术影响。当时，吴县惠周惕、惠士奇父子均从王士祯治学，后来惠栋又为其诗作注。故有学者认为，“乾嘉诸儒，因重惠栋之学，而并及士禎之诗”。[19]

宣南诗社的汉学家胡承珙、程恩泽等人也主张调和汉、宋。程恩泽提倡在训诂的基础上讲求义理。他致书湖南学者、诗人邓显鹤云：“窃以为留心义理、推之事功为有用之学，而制度名物昧于所从来，亦不足以识古先圣王礼乐之深意。……故设教时谆谆以通训诂、明义理为属。”  [20]这番议论虽针对嘉道间湘学仍偏重义理的情形，却体现汉学主流对宋学价值的肯定。胡承珙反对党同伐异，而认为“治经无训诂义理之分，惟求其是者而已；为学亦无汉宋之分，惟取其是之多者而已。”[21]

嘉道之际，汉、宋畛域的淡化为宋学观念向汉学群体渗透提供了可能。汉学作为清中叶学术主流，对宋学家的治学方法有所影响，而汉学家也潜移默化地受宋学修身主题和经世意识的熏染。士人的修禊雅集加速了宋学观念更广泛地向汉学领域扩散。至道光初年的修禊雅集活动中，宋学群体仍发挥一定作用，而汉学人物明显增加。在这些活动中，汉学家不自觉地接受了宋学观念，注重敦饬行谊，渐渐将立身与行事统一起来，由一般的经史考据转向关心社会现实。

道光朝前期，经世学者黄爵滋、徐宝善在京师修禊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严禁鸦片需要士人的广泛支持，宣南诗社的进士、翰林身份限制不复存在，参与者的学术传承也更加宽泛，汉学家较嘉庆年间明显增多，汉、宋之间的学术交融进一步深入。以“江亭展禊” 为例，其主角有宋学家或偏重宋学的黄爵滋、潘德舆、梅曾亮、吴嘉宾、徐宝善、马沅，有汉学家陈庆镛、汪喜孙、刘宝楠、丁晏等，还有关注时政的诗人张际亮等。“江亭展禊”的参与者多是调融汉、宋的学者，六位发起人都倾向于调和汉、宋，讲求经世致用。黄爵滋、徐宝善根柢于宋学，也在修禊活动中彰显了宋学的修身主题和经世意识。“江亭展禊”的请帖云：“因见而逮闻，由分而得合，在《易》则义叶从虎，于《诗》则道征鸣鹤，岂惟时会之乘，实亦人伦之鉴。”[22]可见，在发起人的心目中，陶养人伦、声应气求是修禊活动的重要因素。

黄爵滋究心汉学，又推崇宋学，认为古今之儒者、古今之学者“无异”。“汉儒去圣未远，实事求是，时明则献之于上，世紊则守之于下。……无汉儒之训诂则宋儒之性道无由而发，无宋儒之性道则汉儒之训诂无由而归。”[23]黄爵滋试图以宋学为根柢而讲求经世致用，认为“学者欲不为圣人之徒则已，欲为圣人之徒，以探圣人之心，舍朱子曷从哉！……朱子尝曰：四海利病视斯民休戚，斯民休戚视守令贤否。诚大明其学以正士习而厚民风，大贤之教行，圣人之道复矣！”[24]他希望讲求宋儒的内圣修养，改变不良士习，转移社会风气。徐宝善说：“朋友为五伦之一，交不可不慎”。自己25岁以前“换帖”的“朋友”只有马沅可称兄弟，其他人“或其品不足以为友，或其学不足以为友，心甚悔之”。“迩年以来，以为交谊浅深不必形迹，是以王爱堂、周石生、常南陔、高南渠、黄树斋、鲍馨山辈俱未换帖。同年之中相契者亦未换帖，尤觉浑融尔兄弟，渐有朋友之乐。”[25]他也认为：“读经以明理为先，读史以卓识为主。如此则品与学交进，纵终身不得科第，亦何损其为正士通人。”[26]显然，他重视“明理”与“修身”，带有宋学特征。此外，如潘德舆认为“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27]他希望以学术来救治人心风俗，强调 “居今日而有结志忠厚，叙政事以侃直，以归于端饬其行谊者，此何人？曰此真士大夫也，曰此即诗人之所以为诗人也。”[28]他们把诗文唱和当作端饬行谊的途径。

这些汉、宋学家之间交往频繁，有的还是好友。徐宝善、黄爵滋与宣南诗社的“苏斋”弟子吴嵩梁、李彦章、陈用光是好友。陈用光诗学“苏斋”，文宗桐城，是兼容汉、宋的典型。陈用光与汉学家也多交往，提倡汉学的祁寯藻是其女婿。陈用光对新一代经世学者张际亮很赏识，且在江亭修禊和顾祠修禊的士人中享有声誉，可谓宋学家直接影响汉学家的典型。道光二十年，黄爵滋、祁寯藻一同赴福建查办禁烟，主张一致。陈庆镛早年从陈寿祺治经，后又出阮元之门，也常参加“苏斋”的诗酒唱和，[29]对嘉道间京师著名汉学家程恩泽也“心往久之”，多有交往。他的朋友既有治汉学的何绍基、张穆、赵振祚、苗夔、丁晏，又有宋学家朱琦、梅曾亮，还有偏重今文经的龚自珍、魏源。刘宝楠与宋学家刘开、姚莹等交好，常有诗作赠答。此外，汉学家丁晏与潘德舆、朱琦等宋学家及包世臣、周济等经世学者密切交往。晚清甚至有人认为，道咸以后只有丁晏“能以汉学通宋学”。[30]这些交往并不完全起缘于修禊雅集，而频繁的修禊雅集不仅为交往提供了契机，而且增进他们之间的友谊和思想交流。

一些汉学家显然直接或间接地受了宋学的影响。陈庆镛“生平精研汉学，而服膺宋儒，尝谓‘六经宗许、郑，百行学程、朱，亭林之言，吾辈当以自励’”。[31]他以宋学的品性修养自励，与宋学家朱琦、苏廷魁被士人称为谏垣三直。汉学家刘宝楠的从叔刘台拱是翁方纲的门生，刘宝楠少从刘台拱读书，后来又专治《论语》，也与宋学的间接影响有一定关系。此外，如诗人张际亮颇不满于考据之学，有感于姚鼐“考据好利，辞章好色”一语，他指斥“考据者皆以京师大儒自命”，“行丑而诈者殆不可悉数也”。张际亮“因姚先生之言而慨二者之敝，则思有以救之”。[32]故他倡导清议，反对士人沉迷于考据著述。在他看来，“若近代考据家穿凿附会，著书动数百卷，党伐纷纭，急一时之名而不顾千秋是非定论，则诚不如空谈至道者犹为无害于人心也”。[33]张际亮转向经世实务，名重一时。这类言论对汉学家的学术调整无疑有所影响。

道光后期，京师士人的频繁交游进一步淡化了汉、宋隔阂。宋学观念不断向汉学群体渗透，卷入修禊雅集的汉学家日益增多，逐渐认同原来宋学家或经世学者的学术取向，成为传衍经世意识的主角。“顾祠修禊”的初期参与者以汉学家为主，其组织者何绍基、张穆、苗夔等多是汉学家阮元、程恩泽的门生，而其经世意识与宣南诗社和江亭修禊时期一脉相承，并有所发展。随着汉学家成为修禊的主体，崇祀的重心也必然有所变化。而顾炎武作为清代经学的开辟者，兼容汉、宋，注重气节修身而又关心社会实务，自然是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于是，士人修禊雅集崇祀的重心也由欧阳修、苏轼等文学家，或郑玄等汉学家，而转移到顾炎武这样的学术宗师。

顾祠修禊的主角张穆、何绍基、苗夔等多根柢于汉学，而且他们如阮元、程恩泽等人一样主张汲取宋学，调和汉、宋。张穆因触犯科考规则而无功名，但深得祁寯藻、阮元赏识。阮元家居时，见张穆所著书，“叹曰：二百年来无此作也，称为硕儒。一时名士若俞理初、何子贞、王箓友、陈颂南、何秋涛皆与订交，推为祭酒。”[34]阮元赠联云：“讲学是非求实事，读书愚知在虚心”。张穆“书二语于座右以自箴”。[35]张穆的顾祠修禊诗云：“吾从何君后，岁时絜椒奠。岂有门户私，讲堂拟首善。将以证实学，觊或化辟喭。”[36]但是他们在文学上与梅曾亮等桐城古文家不无隔阂。阮元推重六朝骈文，或肯定骈散合一，这与桐城派尊崇唐宋古文凿枘不合。故顾祠修禊已少有文学唱和的内容，而主要是学术上认同崇实、经世的取向。

顾祠修禊的基本内容是给汉学宗师重新定位，赋予汉学新的（经世）内涵，文学的重要性已明显减少。顾炎武倡导“经学即理学”，讲求实学，注重博采考订，对清代经学的兴起功不可没。他又以五经为基础阐述义理，并且关心国计民情和经世实务。顾炎武曾谓：“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世。”[37]可惜除了引起个别学者如汪中、章学诚的注意外，亭林之学并未在乾嘉时期产生回响。当时大多数士人标榜仿效的汉学家是疑古辨伪的阎若璩、胡渭。嘉庆年间，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置黄宗羲、顾炎武于卷末，宗派意识明显可见。博学的汉学家如纪昀，也对顾氏的经世之学不以为然，谓其“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惟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38]这很能反映当时的价值取向。顾、阎两人实际上反映出清代汉学的两种传统。阎若璩代表了清代温和的经学传统，治学专精，但缺少社会关怀和思想创见，对封建统治者也采取合作态度。顾炎武具有激进色彩，倡导经学、关心民情世务，注重博学及思想创新，对封建政府往往采取批判或不合作的态度。

嘉道年间，顾炎武的地位逐渐上升，直至出现顾祠修禊。这种变化与宋学经世传统的发展及汉学的反思均有关系，尤需注意的背景一是阮元的学术取向，二是江南经世学风。嘉庆十七年，注重调融汉、宋，关注经世实务的汉学名臣阮元辑纂《儒林传》时，已将顾炎武列为清代学术第一人。道光初年，正是江南经世学风迅速发展之时，宣南诗社成员纷纷出任江南大员。魏源、贺长龄于道光六年编成《皇朝经世文编》，影响巨大。宋学经世传统与江南今文经学融为一体，经世学风迅速弥漫大江南北。道光十八年，阮元休致归里，次年在仪征建立了“南万柳堂”，与宣南万柳堂遥相呼应，也成为江南士人拜谒的学术殿堂。两江总督陶澍对顾炎武的经世之学和气节均十分敬佩，并说：“闻其墓在昆山城外，不封不树，为若敖氏之馁。前此余在吴门，未及表彰，至今缺然以为憾。”[39]道光十九年，陶澍病逝，由林则徐接任，而当时的江苏学政是祁寯藻。道光二十年，因鸦片战争事起，江南地方大员频频更换。梁章钜于道光二十一年再任江苏巡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江苏巡抚会同江苏学政疏请顾炎武入祀昆山乡贤祠。经礼部奏称：昆山县先儒顾炎武“植躬清峻，砥行端方，讲求经世之学。历览天下府州县志及历代奏疏文集，复周行西北边塞，得之目验，成一百二十卷，曰《天下郡国利病书》。别有一百卷曰《肇域志》，又著有《音学五书》，考古功深，斟酌允当。其余所著有《日知录》三十二卷，……不可枚举。”于是，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奉旨准顾炎武入祀乡贤祠。[40]除了社会变局的大背景之外，从学术渊源上看，顾祠修禊正是以宣南诗社为代表的宋学经世传统与阮元为代表的汉学经世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事实上，阮元之子阮福在咸丰初年多次参与了顾祠修禊。

顾祠修禊的底蕴是推崇亭林的学术取向和气节。道光二十四年春祭顾炎武，张穆的祭文云：“先生生当叔季，业贯汉唐，学堪为王者师。……况乎志存淑世，娄构书堂，雅慕伏波，厉精田牧。皋比不拥，惩东林复社之末流；墨突未黔，弃濂泾桑庄如弊屣。”[41]陈庆镛有诗云：“龙兴硕儒起，亭林开其先。抗志景前哲，学海障百川。著述遵郑孔，卓识继史迁。郡国察利病，雕菰留遗篇。音韵订沈陆，金石穷搜研。昔尝游齐鲁，载书到蓟燕。侯门绝干谒，奇气薄云天。[42]”张穆祭亭林生日文亦云：“先生行成忠孝，学洞古今，惩末造之蹈虚，进吾徒以考实。”[43]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顾炎武的经世实学和忠孝气节的推崇。顾祠修禊延续此前的士人修禊雅集，但更体现了汉学群体讲求经世致用的学术自觉。何绍基治学兼采汉、宋，出任四川学政期间，告诫诸生要“讲求朴学，尚友古人，发为精深奥博之文”，且“无取轻浮，必求渊雅，在学者贵通经以致用，在使者期得人以事君。勉殚实事求是之功，以副虚己甄才之意”。[44]嘉道以后，一些学者仍然研经考史，但汉学的经世关怀有所增长。             

从汉学的演变来看，经世意识的进一步落实明显体现在一些汉学家转治边疆史地。一些根柢于汉、宋之学而注重经世的学者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徐继畬、沈垚、何秋涛、俞正燮等一批人均究心于边疆史地，而徐松、张穆在京师尤有影响。大兴徐松，嘉庆十年进士，曾入值南书房，究心经术，精于史事，考据学造诣深厚，其“读书处曰治朴学斋，朝野名流相见恨晚，而身后遗书散佚殆尽”。[45]他早年涉猎“四库全书”，好钟鼎碑碣文字，后任湖南学政，因获罪谪戍伊犁，开始留心、熟谙边疆史地。此前，流戍新疆的祁韵士（祁寯藻之父）奉伊犁将军之命于嘉庆初年撰成《西陲总统事略》，记录西北史地，为后人研究奠定了基础。徐松预感到沙俄将成为中国边疆大患，通过实地考察，又汲取祁韵士的部分资料，援古证今，成书十二卷。后经道光帝赐序刊行，名《新疆识略》。徐松还撰有《西域水道记》、《西域水道记校记》、《西夏地理考》等著作，奠定了清代边疆史地学的基础。徐松被释还京后，名声益噪，与他交游的西北地理学者有张穆、沈垚、魏源、龚自珍、俞正燮、董佑诚等一批人。龚自珍诗云：“笥河寂寂覃谿死，此席今时定属公”，[46]视之为继朱筠、翁方纲之后宣南士林的中心人物。就官位和学术影响来说，徐松不及朱、翁二人，但宣南三位大兴名人的学术取向反映了京师学风的流变。

顾祠修禊的主角张穆 “学不专主一家，而皆得其精诣，涉历世故，益讲求经世之学，于兵制、农政、水利、钱法尤所究心。”[47]他侨居宣南，闭门著书，写出了《蒙古游牧记》，惟作者去世时，此书尚未完稿，后经其好友何秋涛（陈庆镛的弟子）补校完成，对内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地蒙古部落的游牧所在、山川形势、历史演变、风土人情、王公谱系事迹及与清廷的关系等，都有详细记述。此书由祁寯藻作序推介，被看作既能“实事求是”地“陈古义”，又能“经世致用”地“论今事”的著作。张穆还有未完成的著作《延昌地形图》，一些内容后来辑入魏源的《海国图志》。张穆的祖父曾在安徽歙县为官，故与歙县学者郑复光结识，曾从郑氏治算学，并刊刻其光学著作《镜镜詅痴》。魏源曾说嘉道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48]事实上，不惟今文学，在古文经学及史地考据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种特色。

综上所述，在嘉道年间士人经世意识的觉醒过程中，宋学群体发挥了先导和推动作用，而随着社会变局和士人修禊雅集活动的发展，经世意识逐渐在汉学群体中广泛传衍。至顾祠修禊初期，汉学群体已发挥主导作用，经世思潮随之迅速兴起。另一方面，嘉道年间汉、宋学者之间也相互影响，尤其是道咸以后，汉学家的学术取向也影响了宋学家。如顾祠修禊初期，汉学家发挥了主导作用，而道光二十六年之后，宋学家的作用明显增强。除原先参与祭祀的朱琦、罗惇衍、苏廷魁等宋学家之外，又有梅曾亮、吴嘉宾、孔宪彝、邵懿辰、宗稷辰等一批宋学家成为顾祠修禊的主角。加之，道光二十九年张穆逝世，道光末年何绍基离京， “自是与祭者浸希矣，不及曩昔之盛”。直到咸丰六年，“补修禊事，事复盛”。[49]故道光末年以后，汉学家在顾祠修禊的重要性有所减弱。咸丰六年以后顾祠修禊复盛后，主持其事者常常是朱琦、宗稷辰、张祥河等宋学家，罗惇衍更是同治初年的重要主祭人物。顾祠修禊的主题是发扬亭林之学，实际上也是重新诠释汉学传统。而后来宋学家从形式上继承、发扬了顾祠修禊的主题。其间，汉学传统对宋学家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结语

嘉道年间，潜伏的社会危机逐渐显露，敏感于时的士大夫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一些宋学家及少数汉学家也明确或委婉地不满繁琐考据。当时，士人的书信往返及师门传承是传播学术与思想的重要途径，但影响有限，文集的出版又多在作者身后数十年。而士人的修禊雅集在官方权力系统之外创造了一个交流思想学术的空间。修禊雅集的参与者最初意图可能不尽一致，但这种较具规模的聚会成为士人传播现实关怀、唤醒经世意识的重要途径。于是，最初主要流播于宋学群体及少数汉学家的经世意识经过频繁的修禊雅集，逐渐得到学术主流群体的认同。士林风气为之一变，一些有识之士还将经世思想付诸实行。

随着经世意识的传播，广大士人的治学取向也逐渐发生深刻变化。在江南，经世派宋学与取向相似的今文学结合起来，推动常州学派及整个汉学加速向讲求义理和经世致用方向发展。而在京师，研究边疆史地之学蔚然成风，汉学的经世色彩明显增强，嘉道学术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

原载郑大华、邹小站主编《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