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晓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作者新著《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一书第六章“欧化白话：中国现代白话的开启”第三节“欧化白话的文化解读”。

在欧洲各个现代民族国家语言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圣经翻译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引导和推进作用。欧洲现代国家语言的诞生，在欧洲各个区域民族主义的努力下，以挣脱古老的神圣语言——拉丁文——的束缚，挣脱一种普遍使用的共同语，逐渐向地方方言靠拢和发展，并通过现代印刷语言实现了欧洲地方语的恢复与发展。

中国现代民族共同语言的产生之路，则与欧洲完全不同。它是通过推倒艰深晦涩、占据知识垄断地位士大夫阶层的古典文言文体，在古白话的基础上，吸收印欧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结构、语序等，重新构建“言文一致”的现代白话书面语言的书写体系而达成的。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使分歧差异的区域性方言向共同的民族统一语靠拢，以达到“国语统一”的目的，尤其是语言文字的读音统一的目的。

英语钦定圣经译本和德语路德圣经译本对创建欧洲各民族语言和确立本土语言地位的先声引导作用，是任何汉语圣经汉译本都无法望其项背的。但圣经汉译本的思想意义和语言影响，绝不仅限于中国基督宗教的狭窄范围内。在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汉语言白话历史上最具纲领性和号角性的文章——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唯一共同提到的白话文献就是基督教的圣经翻译。“不料这种官话土白，竟成了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锋。”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清末民初希望通过改造汉语言文字来达到改造社会的先行者们，都曾关注并受到圣经汉译的影响和启发，希望将这种“新式的、欧化的白话”作为改造汉语言文字的工具和方法。

1.欧化白话：现代白话的基本坐标

中国语言文字从文言文占统治地位到全社会使用白话文（文言文及其相关文化的衰落），只用了一两代人的时间。这是一个让人惊讶和无限感叹的历史变化。

文言与白话历来并存，但在晚清以前，白话的影响力要远远小于文言。几千年来，文人士大夫牢牢把握着知识话语权，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文化霸权传统，成为中国语言的主流传统。文字书写将中国的文人和大众截然分开，中国知识分子写文章，是其精英身份的呈现。毕竟，唯我独尊的文言一直是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手段与目的，是其安身立命的“文化资本”。白话非主流小传统一直在“不入流、边缘化”的处境中挣扎。

白话文不是晚清以至“五四”白话文运动所创造的新语言。即使从唐宋起算，白话文也有千余年历史，比英语的历史还要长一些。晚清、“五四”之前，已经相当成熟的白话文书面语，有世存的四大名著等为佐证。传统白话文虽然在唐宋已经出现，但直到清朝末年，仍然局限于章回体小说等有限的领域。清末改良派发起的白话文运动半途而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才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书面语主体身份。

19世纪末，中国社会还出现过改革文言的意图。人们想通过引进新词汇和外来词汇的方法，让文言继续执行书写的任务。这种渐进主义适合于文字改良的第一阶段，但很快就让位于全面改革，出现了以官话白话取代文言作为标准的书写文字，以及对以文言文为载体的旧文化的广泛抨击。1876年3月30日（清光绪二年），《申报》创办了第一份白话报《民报》，但很快就夭折了。1897年（清光绪二十二年）11月创刊的《演义白话报》，真正成为白话报的先声。晚清时期，白话报纸已经有150余种，目的是运用浅白的汉语启发民智，挽救民族危亡。“五四”新文化时期，全民都开始使用白话，几千年文言文运用的历史就此结束了。

传统白话文在长达千年的演变中，未曾有过什么“欧化”。欧化绝不是语言发展自然的变化，而是人为的事变。所谓汉语欧化，是指受印欧语言影响，而产生的与印欧语言使用习惯相同或相近，而与汉语本身使用相背离的现象。相对有千年历史的汉语古白话来讲，现代白话是以欧化的词汇、句式和语序等表达方法构成了语言的共核。没有欧化的词汇、句式和语序，就无法表达近代向西方交流学习后的、带有西化冲击和印记的语言文化思想，也就没有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现代白话是在对本土传统的传承与延续中，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历经了与古白话对峙、交融、衍生等环节，最终整合而成的。

作为“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白话文运动试图通过汉语书面语的改造和转型，使中国的思想和文学挣脱文言文和旧白话的束缚，从而实现思想解放和创造新文学的目标，并最终以全面取代文言文、融入欧化成分的现代白话代替传统白话。

中国现代白话想要表达转型后的中国现代新文化，其书面语言文字和文学就要摆脱古典主义的束缚，就要建立与古代汉语语法不同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现代白话书面语的形成与建立，需要适度借助欧化的方式进行。例如，在词语上，尽量输入日本或欧美的外来词以弥补汉语语汇的不足；在句法上，采用印欧句法，借鉴印欧语言的表达方式。所谓“理想的白话文”，按照新文化运动干将傅斯年的理解，就是“欧化的白话文”，“要改造旧白话，创造新白话，就要把使国语欧化当做不破的主义”。欧化白话改造了传统汉语，促进汉语精细化、明确化，丰富扩大了汉语的表现能力，因此成为现代白话的标志。而发展建立现代白话的过程，也就是古白话逐渐欧化的过程，是将原来觉得“不顺”的新式白话也逐渐变“顺”的过程。

正如朱自清先生曾写到的那样：

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语在加速的变化。这种变化，一般称为欧化，但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该有人清算一番，指出这条路子那些地方走通了，那些地方走不通，好教写作的人知道努力的方向，大家共同创造“文学的国语”。

2.双语者的汉语“迁移”实践

学术界一直认为，欧化汉语的现象最容易产生在翻译作品中。这些“与西洋语言结不解缘的翻译者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将印欧语言中的语法语汇句法等都转移到了汉语中。翻译北京官话圣经译本的传教士，作为使用印欧语—汉语的双语者，在将印欧语言翻译成汉语白话的过程里，在交替使用和表现印欧语和汉语的情况下，将印欧母语中的一些语言形式“迁移”到汉语翻译中，不仅可以说是可能的，而且可以说是必然的。而这种语言的“迁移”，最终导致传教士翻译作品中的汉语白话与《红楼梦》等作品使用的传统白话很不相同。

《圣经》作为基督宗教的唯一经典，其重要地位不容置疑。在翻译为汉语的过程中，译者不能像翻译其他文学或科学、哲学著作一样，考虑中国读者的阅读接受程度和习惯，随意增加或减少书中内容，或做辅助性的解释，而只能采取所谓“硬译”的方式。他们不但“硬译”圣经语句，甚至还译出了《圣经》在不同民族语言形成过程中出现的词汇。例如，“以马内利”译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些客观不得已的现实问题和翻译者的宗教使命和追求，使北京官话圣经译本的“欧化”成分更多了。对那个时代来讲，过于欧化的文体也成了当时社会批评《圣经》译文文辞太差、不能吸引中国传统士人的重要原因，成为宗教社会语言学应讨论的其他问题。

汉语的欧化语法现象是受印欧语言，特别是受英语的影响而产生的。因为中国人懂英语的人数远远高于懂其他印欧语言的人，所以汉语的欧化大致就是英语化。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大量的印欧语言作品被翻译成汉语，其中译自英语的最多，因此英语对汉语的影响就最大。19世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绝大部分来自讲英语的英国和美国，具体到圣经翻译者或主管圣经出版机构者，则几乎全部都是操英语的英美传教士。北京官话圣经译本的翻译者则全部是英美国家的传教士，虽然圣经新、旧约原文为希腊文、希伯来文和亚兰文。

现代汉语白话的形成既是汉语文字与汉语口语结合的过程，也是外语与汉语口语结合的过程，更是外语译成汉语的文化再创造过程。传教士既是汉语欧化白话的创建者，也是传统白话的继承者。他们的中文创作和译作作品，已经进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语言文字的范围。在汉语言文字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这些从印欧语言翻译而成的作品，在某些方面甚至成为引领语言文字变化的范式，成为启发社会改造语言文字的信息源和参照标本。

十几年前，社会上一班人的见地皆以教会中人为无学识的，因为教会中的书籍多是官话或白话的原故，为的是普及读经，易于明晓；但任如何解释，他们总以为教会中的人无学问，所以鄙视圣经，并且轻看教会中的人。……自从新文化运动一重看白话文，大家就拿基督教中的圣经作为白话文的老师。

3.“言文一致”中的“语”向“文”的提升

自有《马氏文通》以来，汉语学界就比照西方的语法体系来“以西律中”，试图建构新的汉语语法体系。晚清的白话文学翻译和创作提倡的是包容“欧化”的国粹观；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旗手们已经明确了，在创建现代白话这种“新国粹”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借鉴“杂以外国语法”的新文体，吸收外来语的新词汇，来提纯古白话的表现力和美感，增加现代白话的精密性、准确性、新活力和表现力。这种吸收和借鉴了西方文化的现代中国语言文化，在“追求世界进步”“民族富强”的远景动力下，得以最终实现。

文言和白话之间，古白话和现代白话之间，并不单是“之乎者也”和“的、吗、了、呢”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印欧语系的框架和借鉴之下，人们对古白话的改造和丰富发展。19世纪是中国文化自身致力于向外探求新知识的时代，整个民族知识体系的提升，需要印欧语言中大量的新知识来丰富汉语的知识体系，需要印欧语言的精密严谨来提升汉语句子的逻辑性。因此，历史也对汉语提出了欧化的要求。

外国传教士没有如鲁迅、胡适、周作人、傅斯年等人通过翻译来改造汉语言文字的意愿和追求，但却有通过翻译的双语“迁移”实践，提供改造汉语言文字的某种手段和方法。这些给倡导新文化新文学的先行者们以启示。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言：“近世基督《圣经》的官话翻译，也增富了我们的语言。”现代白话与传统白话的显著区别之一，就是现代白话中有许多欧化的成分，而且基本限于书面语。这些语法上的欧化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现代白话的面貌。以往的学术研究更多强调的是晚清至新文化运动中“言文一致”的努力和实践，强调“文”向“语”的靠拢，强调“白话”中“话”的一面，而很少提到“语”向“文”的提升，使“语”（口语、白话）向“文”（书面文）靠近。欧化就是“语”向“文”的转变和实践，它使语句更严密，更符合逻辑，更精确。欧化“往往只在文章上出现，还不大看见它在口语里出现，所以多数的欧化的语法只是文法上的欧化，不是语法上的欧化”。在“言文一致”的提倡下，与“白话口语”略有差异、更严密丰富的书面现代白话文——一种新型的“语”和“文”的互相渗透和交织的结晶——形成了。

4.新文化运动者的倡导与实践

19世纪后半期，传统白话渐渐退出日常生活，欧化白话开始登场，并于20世纪最终取代文言，成为我们新的“存在之栖居”，由此揭开了中国文学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的新篇章。

一个世纪以来，学界普遍认为现代白话文的诞生始于“五四”前后以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毕竟，没有他们的奔走呼吁、身体力行，现代白话文的发展不会如此迅速地登堂入室，轻易取代文言，成为国家的主流语言。他们是中国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他们大量的白话文创作和翻译奠定了现代汉语的基础。白话文运动一开始，就伴随着对欧化的提倡。改造语言，这曾经是胡适、鲁迅一代人萦绕不去的梦想。

以直译为基本翻译方式的白话圣经影响到几乎所有现代著名作家和文学家。几乎所有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现代白话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许地山、林语堂、田汉、成仿吾、冰心、闻一多、老舍等，都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了圣经的语言、典故，或对其进行介绍与评述。有些作家，如郁达夫、郭沫若、巴金、曹禺等，多次提到自己的创作受到圣经的指引。郭沫若甚至认为，白话圣经对现代语言文学的影响几乎可与佛经翻译对隋唐以来语言文学的影响相提并论。

周作人早在1901—1906年求学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时，就曾到三一书院旁听《路加福音》讲义，觉得“《圣经》是好文学”，知道“学英文不可不看《圣书》……也在身边带着一册《新旧约全书》”。那时，周作人看到的圣经是文言译本。他对此不甚满意，甚至打算重新翻译。他“想将《四福音书》重译一遍，不但改正钦定本的错处，还要使文章古雅，可以和佛经抗衡”。1920年，当他看到官话和合本圣经后，觉得已经够好了，以前的计划才完全取消。

1920年，周作人在燕京大学文学会做了《圣书与中国文学》的讲演，其中征引了圣经中的三节，包括《何西阿书》第14章第5—6节、《雅歌》第2章第15节和《启示录》第17章第7—8节。将周作人的引文与1919年的和合本相对照，我们发现字句分毫不差，可见圣经对这位新文学奠基人的直接影响。他甚至还说：“圣经白话的译本实在很好，在文学上也有很大的价值；我们虽然不能决定怎样是最好，指定一种尽美的模范，但可以说在现今少见的好的白话文。原作的文学趣味保存的很多，所以也使译文的文学价值增高了。”

鲁迅是极力肯定欧化白话的倡导者。在他看来，中国的语言太贫乏，语法的不精密也就证明了思维的不精密。所以他认为，中国现代语言应该引进大量新的成分，包括欧化的语法结构。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在语言上就体现了不同于传统白话的风格，具有相当程度的欧化特点。它开创了一种可称之为“欧化语”的新语言，并利用这种欧化语言表达了深刻的思想。鲁迅在其早期作品中，就有不少“亚当之故家”“弥尔之乐园”“神赫斯怒、湮以洪水”“撒旦”等来自圣经的内容和词语。早在1919年，鲁迅还直接提到“《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在1925年的散文《复仇（其二）》之中，他更是通篇改写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故事。这也说明鲁迅的创作受到圣经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讲，20世纪初的汉语欧化就不再仅仅是汉语语体或语法的变化。当中国人突破了古代汉语言文字的藩篱，向西语吸收语汇和语法表达时，这就意味着中国人认知方式和视界图景的转变，意味着中国人知识体系的提升和对世界认识的改变。

在晚清到民国初年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欧化”绝不仅仅代表一种新的语言形式，而是意味着新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的逐渐形成。“欧化”为现代汉语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使中华民族的知识体系得以调整，使整个民族加速革新的思想表达成为可能，使表达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及文学经验成为可能。这些都决定了欧化白话在当时背景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翻译作品起到了最重要的带头作用，而以北京官话圣经译本为代表的传教士翻译文献，作为最早的由印欧语系译成的汉语白话文本，为这些可能提供了方法、手段和视角。其功不可没，这一点需要得到学者的更多关注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