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斯特教授坦言,其著作《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所包含的六个部分和十七个章节其实皆可独立成书,后来其他学者确实也在此基础上开展诸多深入研究。不过,他不想一生都在撰写相同主题的著作,他希望不断挑战自己、书写新的主题。由于他此前教育背景不是历史或者科学史,而是文学,所以他在研究过程中特别关注隐喻(metaphor)。他想知道,科学家是否像小说家一样使用隐喻来思考?他们和小说家有何不同?他发现,科学家们确实会使用隐喻,比如他们认为自然就像一个有机体,它有一个完整的身体,有一种生命;或者自然就像资本主义市场,它教会了我们个体之间的竞争;或者自然是一个生态系统,就像电脑一样,它有一个流动的能量电路。他认为每种隐喻都带来了不同的物质和伦理偏见。而现在,生态学思想处于新的全球科学和哲学的核心地位,我们更需要思考生态学是否能将我们从“资本主义”或“现代文明”带入“生态文明”。因此,他鼓励听众要去思考“生态文明”的含义,思考这一概念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否意味着多样性与共同性兼具。他还由此探讨了可持续性这一核心概念以及生态学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定义可持续性。他还强调要对比“正义”一词的不同含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正义的不同认识。沃斯特教授认为,生态学诞生于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兴盛的文明时代,但是如今正在帮助我们创造一个后现代世界。
沃斯特教授最后提到,他在中国的教书经历使其研究转向行星史。他认为,来到中国虽然没有使其变成一名中国史研究者,但是他开始不再将自己定位为一名美国史研究者,而是着手从更大范围内思考行星史研究,并且在人民大学首先开始讲授相关课程。其最新思想便浓缩在《萎缩的地球》和《欲望行星》这两本专著之中。其核心是我们书写的历史不应该仅仅是关于人,还应该包括行星上的人与其一切相关生物的历史。尤其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我们需要思考如何照顾好我们仅有的星球。那么,生态学或环境科学如何能够帮助历史学家重新思考他们的研究?如果我们把生态学作为我们书写历史的新的理论基础,我们的历史将会如何呈现?在他最近的两本书里,他并未将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找到自己的历史书写尺度——行星史。他还提及夏明方教授等人已经在用生态学思考历史,并已做出突出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