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跃山：《读礼通考》研究；指导教师：黄爱平

摘要：丧礼是生者以“哀”处理死者遗体、以“敬”安顿死者灵魂并在丧期之内节哀顺变的礼仪。《读礼通考》是以丧礼为中心的历史文献。从康熙十六年（1677）开始编辑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刊刻完竣，历时二十载，三易其稿。是书120卷，分为丧期、丧服、丧仪节、葬考、丧具、变礼、丧制、庙制八类，全面呈现先秦到康熙年间的丧礼文献和丧礼文化，在中国礼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本文以康熙三十五年冠山堂刻本《读礼通考》为研究对象，分五章来研究该书产生的渊源与背景、编者、编辑、乾学案、文献价值与学术影响诸问题。

明末清初，经世思想助力实学成潮，实学思潮推动经学复兴、礼学蔚起，《仪礼》之学倡其先声，丧礼受到陈确、毛奇龄、汪琬、顾炎武等学者之重视。清儒关注社会现实，提倡躬行实践，陆陇其、盛敬、阎若璩、毛骙等皆能谨守丧礼规范，可是居丧毁卒、停丧不葬等违礼现象依然广泛存在，故陶望龄生“教衰礼坏”之感、汪琬兴“丧礼废坏”之叹。为振衰起颓，顺治帝厘定宫中丧制，以律法严明丧礼之禁。康熙帝崇经倡礼，重视教化，改革丧俗。学术思想、社会环境和文化政策众因辐辏、综合作用，推动《读礼通考》之编辑。

《读礼通考》的编者是徐乾学。徐乾学赓续中国居丧读礼编书的文化传统，在为母亲居丧期间旁搜群籍，编辑《读礼通考》，不仅希望保存丧礼以资学者之考证，还希望人们通过《读礼通考》能够知礼、行礼、守礼，借以移风易俗，拯救人心，建设礼秩，体现爱礼存羊的文化精神、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移风易俗的时代担当。万斯同与《读礼通考》关系密切，参与编纂此书。《读礼通考》以“万斯同曰”和“乾学案”两种方式呈现万斯同的丧礼研究成果。该书所载664条“乾学案”中有23条与《群书疑辨》“万斯同按”的内容完全相同，却以“乾学案”的方式呈现，表明徐乾学在编辑《读礼通考》过程中存在不严谨之处。四库馆臣认为《读礼通考》是“徐乾学撰”的观点正确，其“合众力以为之”的说法具有合理性。

《读礼通考·引用书目》著录文献649种，《引用书目》和《传是楼书目》皆著录之书有328种，故传是楼藏书奠定徐乾学编辑《读礼通考》的文献基础。由于《引用书目》著录的97种书并未见诸《读礼通考》正文，故《引用书目》实为《参考书目》。此外，《引用书目》著录的书名、人名存在讹误之处。在材料搜集方面，徐乾学以“补偏救弊”“财成断制”和“有案无断”三个辑书之法为指导，遍及四部，巨细靡遗，体现“兼收并蓄”和“意主备考”的旨趣。在材料编排方面，徐乾学大体以《仪礼》《礼记》所载材料为先，以郑玄之注和贾公彦、孔颖达之疏次之，诸家之说复次之，最后是“乾学案”。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读礼通考》稿本，应属处于编辑后期的过程稿而非定稿。

从《读礼通考》的文本内容来看，在灵魂不死观念影响下，生者借助丧具、葬具来处理死者的遗体，借助重、木主、神帛、画像等来处理死者的灵魂，在送形而往和迎精而返的仪式中体现悲哀之情，在居丧期间的衣食住行中体现节哀顺变之义，彰显事死如生、慎终追远、仁孝诚敬的文化精神。丧礼因守礼者而存、因过礼者而变，既体现孝子哀情又不以死伤生，此其蕴涵的中庸之道。

“乾学案”是徐乾学丧礼研究成果和礼学思想的文本体现。“说明类”案语反映徐乾学的文献编辑思想和善于总结礼例的学术识见。“考证类”案语反映徐乾学在丧期、丧服、丧制、丧仪、丧俗等众多领域的考证成就，体现援引证据、以经证经、经史互证等考证方法，案而有断的研究特点和遵经守传的学术立场。案语不仅体现徐乾学重视依据的征实思想、辨章学术的贯通思想、关心社会的经世思想，还反映其对郑玄等论礼诸儒、霍韬等议礼官员的批评观念。

《读礼通考》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不仅保存反映传统丧礼文化的材料（如亡佚文献所载材料、中国传统国恤制度、汉唐时期礼议成果以及与无服之亲相关材料），还保存反映清初丧礼研究的成果（如黄宗羲、顾炎武、万斯大、阎若璩、顾湄等学者群体的丧礼研究），具有存礼、汇辑之功，体现继承性和时代性特征。在流传过程中，《读礼通考》对十八世纪以降秦蕙田、凌曙、黄以周、张锡恭等中国学者和尹凤九、杨应秀、丁若镛、洪奭周、金迈淳、洪直弼、金正喜、许传、郭钟锡等朝鲜学者的丧礼研究皆产生一定学术影响。

总之，《读礼通考》是先秦到清代康熙年间丧礼材料之渊薮，是中国传统丧礼文化在清初的文本体现，对清代中后期礼学文献的编纂和礼学考证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在中国礼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读礼通考》；丧礼；徐乾学；礼学考证

二、高学姣：清代官修书籍流通传播研究；指导教师：黄爱平

摘要：清代统治者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主导或干预官修书籍的编纂、刊印、流通、传播、接受等生命历程的各个环节，其中官修书籍产生后的“流通”“传播”环节，使得官修书籍在社会中动态流转并最终到达不同“读者”手中被阅读接受，进而产生相应的社会作用。清代官修书籍的流通传播由中央与地方不同的机构与部门协同完成，具体过程有固定的程序、规范以及惯例，本文理清了相关部门的职司分工以及具体的流播过程，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清代官修书籍流通传播的原始图景，让原本静态存在的官修书籍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同时，清代官修书籍的流通传播对清代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长时段的视角观察不同书籍在不同政治环境中的表现，探究书籍流播与政治变迁、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呈现出官修书籍流通传播过程中蕴含的丰富的政治意涵。

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七章，第一章回溯清代官方利用及管控书籍的历史，以时间为序，讨论从清初到清末，官方如何利用书籍的编纂、刊刻、流通、传播以及管控、禁抑、删改、销毁等方式来规训、控制、引导其治下的臣民，并在不同时期分别实现“文化治理”“文化统治”和“文治守成”的具体情况。第二章考述清代官修书籍流通传播的具体情况，分别讨论清代进入流通传播领域的官修书籍类别、具体的去向、流通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机构运作情况，理清清代官修书籍流通的基本规律与相关规范。第三、四、五、六章是具体的个案分析，本文作为研究个案的有辅助治理的教化书籍《劝善要言》；有推广统治思想及政治主张、褒贬是非、定论定调的政治宣传书籍《大义觉迷录》；有规范制度运行过程、维护王朝统治的典制书籍《大清律例》；以及清代官修书籍流通传播研究中的特例——具有“官方身份”的私修书籍，如官员幕府私修的西域志书《新疆识略》、辑录民间团练之法的《乡守辑要合钞》以及记载救荒理论与具体措施的荒政书籍《康济录》《筹济编》。这些书籍的编刊、流通、传播均有政治权力的广泛参与，但以往的研究通常集中在书籍编纂及意义、价值的讨论，本文则系统还原了其流通传播的原始情景及产生的具体作用。第七章总结清代官修书籍流通传播个案研究的特质及意义，在此基础上回溯中国书籍史传统的研究路径，评述西方书籍社会史的理论框架、发展脉络及其在中国本土的实践成果和理论创新。通过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尝试思考更符合中国古代历史环境与书籍特色的书籍史研究思路——“书籍政治史”，使之与书籍社会史共同帮助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中国书籍史。

关键词：清代；官修书籍；流通；传播；书籍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