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及其学术价值

解树明

摘要：山东大学图书馆藏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此本保存了顾颉刚的大量圈点和两段题记，另外还有顾颉刚过录崔适对《新学伪经考》的评点7处，以及容肇祖关于《新学伪经考》校记两条。此书自顾颉刚1915年购入，直至抗战期间散出，伴随着顾颉刚走过了疑古辨伪的黄金时期。因此，对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作全面细致的考查，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康有为对顾颉刚古史辨伪的影响，凸显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的重要文献价值和学术史价值。

关键词：顾颉刚 古史辨 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一经问世，便引起学界巨大震荡，梁启超赞叹此书为当时“思想界之一大飓风”。此书对近代疑古思潮产生重大影响。顾颉刚曾说：“我深信一个人的真理就是大家的真理。《伪经考》这书，议论或有错误，但是这个中心思想及其考证的方法是不错的。他虽没有完工，但已指示我们一条继续工作的路”。[1]537山东大学图书馆藏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此本保存了顾颉刚的大量圈点和两段题记，另外还有顾颉刚过录崔适对《新学伪经考》的评点7处，以及容肇祖关于《新学伪经考》校记两条。此书自顾颉刚1915年购入，直至抗战期间散出，伴随着他走过了疑古辨伪的黄金时期。

1.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流传考

顾颉刚(1893-1980)，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江苏苏州人，著名历史学家。他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1915年因病回乡，休学一年，是年在苏州护龙街某旧书店购得第一部“光绪十七年秋七月广州康氏万木草堂刊”《新学伪经考》。1954年7月，顾颉刚在上海温知书店再一次见到光绪十七年（1891）广州万木草堂刊本《新学伪经考》，“如睹旧友，喜而购之，计距始见时几四十年矣”[2]762。并在1954年8月，为再次购到的《新学伪经考》作了一篇题记，云：“予年二十三，始得此本于苏州，喜其条析明备，可以识西汉学术之系统。及二十五，受业于崔觯甫先生，入其室，见其有平点之本，喜其标记窾要，借归过录一通。至卅余，常与钱玄同先生接席谈经学，又屡及此书，予谓当标点印行。玄同先生云，余有两本，当以所点一本付君资参考。会日军军阀启衅，京津时有被夺之虞，生活不安，竟未践约。而玄同先生一本及予旧藏之一本同于太平洋事变后为寇掠取，滋可慨已。”[2]762

此处，顾颉刚粗陈其得书、散佚之经过，有关具体细节却语焉不详，其女顾潮在《顾颉刚先生与顾廷龙先生的交谊》一文中，记述尤为详尽，今撮举概要如下：

1937年，顾颉刚离开北平，遂将其所有存留在燕京大学成府寓所的书籍、稿件、信札，均交付顾廷龙代为保管。顾廷龙将顾颉刚藏书分作三个地方隐藏：一是燕京大学临湖轩司徒雷登校务长[1]住宅之地窖内，一是燕京大学学生宿舍四楼楼顶上，还有一部分书稿存入天津英美租界中国银行仓库。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侵占燕京大学，顾颉刚的藏书也在被劫掠之列。抗战胜利之后，顾颉刚藏在天津英美租界中国银行仓库的图书辗转得以保存；存于燕京大学的藏书，部分被偷、部分被日本人劫掠后，或存于燕京大学图书馆，或存于日本使馆，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教育部特派员办事处接收。顾潮称这三处藏书，顾廷龙均编有目录，最终仅得十分之六，皆为学生宿舍四楼与天津英美租界中国银行仓库的藏书；而存于临湖轩者仍一无所见。[3]128

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有多部十四卷本《新学伪经考》，其中一部为顾颉刚批校本，该本为光绪十七年（1891）七月广州康氏万木草堂刊本。此本半页10行，行20字，黑口，单黑鱼尾，左右双边，版心记书名、卷数、页数。一函8册，每册首页下端均有该书入馆登记号。第一册书衣上有墨笔行书“新学伪经考”5字，书名页有署名“诵坤”朱笔题识一段，此段文字分列书名两侧。与书名同页者，有楷书双行牌记“光绪十七年秋七月广州康氏万木草堂刊”，另有顾颉刚墨笔批注一句，内容为“十五、十一、廿一，以元胎校本注二条”。又，该书最后一册，后护封书衣内侧有顾颉刚乙卯年（1915）墨笔行书题识一段。此书每册第一页右下角有“吴县顾颉刚藏书”“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藏”“山东大学图书馆藏书”朱文藏书印3方。此书数卷之中，满满都是朱笔圈点，又有朱笔眉批7处，墨笔眉批两处。

通过释读顾颉刚乙卯年（1915）七月初六撰写的题识，可知顾颉刚1915年始获《新学伪经考》一书于苏州护龙街某书肆中。此年顾颉刚23岁，因病休学一年，回苏州老家养病[4]11，因此有《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卷二所说“予年二十三，始得见此本（《新学伪经考》）于苏州”一段文字，而此段文字正与山东大学图书馆所藏顾颉刚批校本所作题识相一致。又《新学伪经考》书名页题识：“丁巳（1917年）二月假崔先生评点本照记一过。先生之为《史记探源》，实得力于此书。”崔先生即崔适。崔适，字觯甫，受业于俞樾，著有《史记探源》《春秋复始》等书。1916年崔适始任教北大，这与顾颉刚“及二十五（1917年），受业于崔觯甫先生，入其室，见其有平点之本，喜其标记窾要，借归过录一通”所言相合。

由此可知，山东大学图书馆所藏顾颉刚题识与批校的《新学伪经考》，正是顾颉刚1915年购于苏州护龙街某书肆的本子。那么，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是如何进入山东大学图书馆的呢？山东大学图书馆所藏顾颉刚批校本有“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藏”印章，考山东大学历史沿革，称“国立山东大学”者，当为1932年至1949年之间。经查《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采访股登记簿》，第1276页有民国三十八年（1949）五月四日《新学伪经考》一书登记信息，登记号为029134-029141，每册一个登记号；又“来源”一栏注有“教育部平津图书处理委员会分配”，由登记号可知，此本正是顾颉刚批校本，其来源与顾潮先生所说“一部分存于日本使馆，后由教育部特派员办事处接收”相吻合。

2.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的价值

山东大学图书馆藏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其一，保存了顾颉刚对《新学伪经考》一书的两则题识，这两则题识未见于《缓斋藏书题记》《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年谱》，起到了拾遗补阙的作用；其二，保存了崔适对《新学伪经考》的评点；其三，存有容肇祖关于《新学伪经考》一书的两则校记；其四，保存了顾颉刚的重要圈点；最后，保存了顾颉刚的校订。下面我们分别从这5个方面予以阐释。

2.1顾颉刚之于《新学伪经考》题识两则

（1）乙卯（1915年）七月初六日，顾颉刚于《新学伪经考》第8册书衣内侧写道：

长素先生集今文学之大成著此书，在清末遭禁毁，固自有震骇一世者矣。久觅不得，语朋辈殆遍，果也获于护龙街某书肆中，剑秋之力也，为之狂喜。归途复得善化皮氏《经学史》，对此二书足以握今文学之纲要矣。乙卯七月初六日，颉刚识于媿道斋。

这一段题识讲述顾氏得书之经过，从中可看出他为求购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一书的急切心情，正如民国四年（1915）五月五日他在《增广翼教丛编》一书上所作的题识：“此书盖承戊戌政变之后，康党斥逐方尽，书贾编集，用以趋时贸利耳。然在此时观之，则于清末学术、政治极有关系。余以无意得此，翻阅二日，尚不能穷尽其趣。久求《伪经考》不可得，览此亦稍喻其旨，中心为之大慰，所谓炳烛在此而进贤在彼也”。[2]791顾颉刚苦苦寻觅，遍访友朋，是年，终获此书于苏州护龙街。归途，复得善化皮锡瑞《经学历史》，故有“此二书足以握今文学之纲要矣”之感慨，并对康有为“集今文学之大成”作出高度评价。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顾颉刚为何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有如此大的兴趣，以至于他久久寻觅，终不肯放弃？1914年，顾颉刚得同学毛准引介，有机会听取章太炎讲习古文经学。事后，他感慨道：“我当时愿意在经学上做一个古文家，只因听了太炎先生的话，以为古文家是合理的，今文家则全是些妄人。但我改不掉的博览的习性总想寻找今文家的著述，看它如何坏法。果然，《新学伪经考》买到了。翻览一过，知道它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长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因此，使我对于今文家平心了不少”。[5]26此后顾颉刚又读到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对康有为敏锐的观察力及治学精神愈加敬佩。

（2）丁巳年（1917）二月，顾颉刚于《新学伪经考》第1册书名页题曰：

丁巳二月假崔先生评点本照记一过，按先生《春秋复始》提要云：“康先生揭伪孔学为《新学伪经考》，鄙人所作《史记探源》，亦多发其所未发。非谓管见有过于通人，后出之书因先出者所发明而加以探索，则事半功倍，亦理所必然。”则先生之为《史记探源》，实得力于此书，其所点识，虽简少，要自得其精要者为我先导，所乐受也。诵坤识。

此段题识，讲述顾颉刚1917年借得崔适评点本《新学伪经考》，并且照记一过。这段题识明确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中的评点为崔适所作，同时保存了崔适为《春秋复始》所撰的提要。该提要以崔适本人的口吻，阐明《史记探源》一书撰作缘由，为我们研究崔适《史记探源》与《新学伪经考》的关系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顾颉刚25岁（即1917年）时，始受业于崔适。崔适原本深深服膺乃师俞樾古文之学，但自从在俞樾处读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便大讲特讲今文经学，称康氏此书“字字精确”“古今无比”。[6]3崔适在北大任教期间，对钱玄同、顾颉刚影响最深。这些影响的根源，正是他们读了康氏《新学伪经考》的结果。

2.2崔适评点：“其精要者为我先导”

1917年，顾颉刚借得崔适评点本《新学伪经考》，将崔适评点照记一过，并称“其精要者为我先导”。细审此书，我们发现有9处眉批，其中7处为朱笔眉批，另外两处为墨笔眉批；据顾颉刚1917年所作的题记，可以判定这7处朱笔眉批是顾颉刚过录崔适的评语。现朱笔眉批依所在卷次先后过录于下：

（1）卷二第二十七页：“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观》之《否》。贾逵曰：‘坤下巽上《观》，坤下乾上《否》，《观》爻在四六，变而之《否》。’按，六爻有‘变象’，有‘互体’”。朱笔眉批曰：“六爻有‘变象’二句，乃杜预语，不当与贾逵混。”

（2）卷三上第三十七页：“若以《中庸》本在《记》内，此为说耳，不可数，则《记》百九十篇，《儒家》除《李氏春秋》二篇似窜入外，实二百四篇。是则二百四篇者，七十子后学记原篇，人所共知。”上有朱笔眉批曰：“《中庸》说不数，亦二百四篇，何云百九十篇？惜此二百四篇之数任意弃取，安见窜入二篇必属《李氏春秋》，徐子以下必无采入者耶？”

（3）卷十第九页：“歆《周官》《尔雅》《月令》，无事不托于周公。”上有眉批曰：“《月令》出《吕氏春秋》，岂歆作乎？”

（4）卷十第九页：“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上有眉批曰：“康尚不知周之称王自文王始，可怪也。”

（5）卷十一第八页：“《史记·周本纪》‘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疵’与‘挚’、‘强’与‘阳’音近。”上有眉批曰：“《古今人表》列太师疵、少师强于二等，在毕公后属周，与列于三等之贽（挚）、阳属殷者不同，以‘疵’‘贽（挚）’‘强’‘阳’音近而误合为一，始自段玉裁，康亦不考而从之。”

（6）卷十三第十页：“王充生刘歆之后，故祖述《汉书·儒林传》之说，以为张霸伪书实采《书序》，不知据张霸书有《百两篇》，是即张霸不采《书序》，并霸时未有《书序》之明证。”上有眉批曰：“张霸实无其人，《百两篇》亦无其书，皆刘歆伪造，康氏尚不知。”

（7）卷十三第十四页：“《汉书·孙宝传》：‘平帝立，宝为大司农，孔光、马宫等咸称王莽功德比周公。宝曰：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此引《周书·君奭》之序也。”上有眉批：“《史记·燕世家》亦载之。”

以上7条崔适批注，或辨证康有为的误说，如第5条，崔适引《古今人表》称“太师疵、少师强于二等，在毕公后属周，与列于三等之贽（挚）、阳属殷者不同”，又考证出康有为援引段玉裁之说而不加辨证，致使康有为以“疵”“贽”“强”“阳”音近而误合为一。崔适考证精细，言之凿凿。

或对康氏说法提出质疑，如第3条崔适批注“《月令》出《吕氏春秋》，岂歆作乎？”按，唐孔颖达《礼记正义》：“郑《目录》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者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月令》一篇在郑康成时就被指出来自《吕氏春秋》，且不合周法。孔颖达又列举4条证据，论证《月令》出自《吕氏春秋》[7]1352，言之有据。崔适在此处虽未条列证据，仅一反问足见其对康有为说法的质疑。

或由康氏说法加以延伸，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如第1条崔适批注“六爻有‘变象’二句，乃杜预语，不当与贾逵混。”按，崔适《史记探源》卷一有《变象互体》：“《说卦》曰：‘观变于阴阳而成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又曰：‘《易》六画而成卦。’至于成卦之后，不言六爻有变象，有互体也。杜预始发此例。”[8]7

从崔适的这些评点可以看出，虽然崔适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推崇备至，并称此书“字字精确”“古今无比”，但是他仍然能用客观公正的态度评判此书。崔适在《新学伪经考》的基础上作《史记探源》《春秋复始》，多发康氏所未发，并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因此，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康有为之后“有崔适者，著《史记探原（源）》《春秋复始》二书，皆引申有为之说，益加精密，今文派之后劲也。”[9]74

2.3容肇祖之于《新学伪经考》校语二条

顾颉刚在《新学伪经考》牌记页有墨笔行书批注“十五、十一、廿一，以元胎校本注二条。”“十五、十一、廿一”，即民国十五年（1926）十一月二十一日。元胎，即容肇祖字。由此可判定顾氏所说“以元胎校本注二条”应是容肇祖的校语。这两条校语，分别位于卷三上第三十二页与卷十三第十七页书眉处，均为墨笔行草书，显然是顾氏为区别于崔适评点而有意为之的。现将顾颉刚过录容肇祖两处校语释读于下：

《新学伪经考》卷三上第三十二页：“《礼经》虽十七篇，而《丧服》为子夏作，故《大戴》附之于末，则孔子所手定者实十六篇；云“十七”者，合《丧服传》言之，则高堂生之目，犹《易》上下二篇外之有《系辞》也。《逸礼》之说，西汉无言之者。”墨笔眉批曰：“一本作‘而《丧服》子夏先传，故《大戴》附之于末。《隋书·经籍志》云：《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诸儒多为注解，今又别行。此《丧服》所以附末篇。《逸礼》说西汉无言之者。’”

又《新学伪经考》卷十三第十七页：“《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而唯取十六。（原注：孔子经十六篇，《丧服》乃传，别有说。）”墨笔眉批曰：“一本作‘而唯取十七，其别裁独断如此。（无小注）’。”

将光绪十七年（1891）《新学伪经考》刻本与1917年《伪经考》（此时书名改为《伪经考》）重刻本校对发现，其中容肇祖的这两条校语均为1917年康氏重刻本改正者。可见，在研究《新学伪经考》版本变迁这一问题上，容肇祖的这两条校语功不可没。

2.4保存了顾颉刚的重要圈点

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除七、八、九三卷没有圈点外，其余均有或多或少的朱笔圈点。同时，顾颉刚在重要的圈点处往往将这一页的书角折叠，以此作为他写作时的提示，如卷二第三十二页在康有为辨“五帝无少皞之说”处，有顾颉刚作的折角。顾颉刚于1930年6月5日的《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自序二》中，记述了他在中山大学时“曾任上古史一课，我始把上古史的材料作系统的收集。（以前，我虽有志研究古史，但只希望作小问题的研究，并不曾想建立一个大系统而把所有的材料收来，作为说明此系统之用。）我便把康先生辨少皞的话钞了出来，以崔先生论终始五德的话校之，更以其它的古史系统证之，始确知《世经》和《月令》的古史系统只是王莽的古史系统，这个系统是为他受禅的张本的。”[1]90又如卷二《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之“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处有折角。总之，全书的折角有10多处。山东大学图书馆所藏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完好地保存了顾颉刚的圈点及其所作的标识，由此，我们可以窥探到顾颉刚利用《新学伪经考》一书辨伪古史的具体路径；他考辨古史的一些重大议题，以及相关资料的获取，多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助。

2.5保存有顾颉刚的校订

《新学伪经考》卷七第一页第二行有“汉儒愤攻考伪经弟七”9字，顾颉刚在“考”与“伪经”之间加一文字倒置符号，这一符号对我们明晰《新学伪经考》初刻本先印后印问题至关重要。

同样是光绪十七年（1891）秋七月广州康氏万木草堂刊本，有楷书牌记本和隶书牌记本两种。顾颉刚批校《新学伪经考》为“光绪十七年秋七月广州康氏万木草堂刊”楷书牌记本，我们一般较为容易得到的本子却是隶书牌记本，如《续修四库全书》《广州大典》本，牌记为“光绪十有七年秋七月广州康氏万木草堂刊”。那是否光绪十七年秋七月，康氏万木草堂刊刻了两次，或者如钱玄同在《重印新学伪经考序》中所说“他这部书于公历一八九一（清光绪十七，辛卯）刻成木板，一出版，就有翻刻和石印的本子”[5]1？经校对，光绪十七年秋七月刊刻的《新学伪经考》，楷书牌记本和隶书牌记本为同一板。版刻的断板一致，如第一页八行与九行的栏线中下部断开，九行与十行栏线与下边框断开（见下图）。两个版本只是刷印时间存在先后而已。楷书牌记本为先印本，因为先印本存在刊刻错误，在隶书牌记本中已剜改过来了，如上面提到的卷七第一页第二行，楷书牌记本作“汉儒愤攻考伪经弟七”，而隶书牌记本作“汉儒愤攻伪经考第七”。剜改是否正确？以《新学伪经考目录》校之，显然以隶书牌记本为是。由此可以确认，光绪十七年（1891）七月广州康氏万木草堂刊本只有一个版本，楷书牌记本为先印本，隶书牌记本为后印本，先印本存在讹误，后印本对此予以改正。为了区分先印本与后印本，刻书人将楷书牌记换成隶书牌记。正是因为顾颉刚的这一校订符号，为我们研究《新学伪经考》初刊本先印后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楷书牌记本《广州大典》影印隶书牌记本

小 结

1915年，顾颉刚在购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一书后，盛赞“长素先生集今文学之大成著此书”。纵观顾颉刚一生，他对康有为是“情有独钟”的。他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考辨上古史的方法称道不已，对康有为善于发现上古史存在问题的敏锐眼光极为钦佩。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几经辗转，最终完好地保存于山东大学图书馆。首先，此书保存了顾颉刚的两段题识，这两段题识未见于《缓斋藏书题记》《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年谱》。两段题识体现了顾氏对今文经学的重新认识，并将《新学伪经考》与皮锡瑞《经学历史》相提并论，称二书“足以握今文学之纲要”。其次，此书完整地保存了崔适的评点。崔适的评点或辨证康有为误说，或对康氏说法提出质疑。崔适的这些评点，对顾颉刚疑古辨伪起到导夫先路的作用。顾氏正是在康、崔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遂成为“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再次，容肇祖的两条校语以及顾颉刚在此书中留下的标识，对于我们研究《新学伪经考》的版本问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最后，从顾颉刚的大量圈点中，可窥见其利用《新学伪经考》考辨古史的方法。因此，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的文献价值和学术史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参考文献：

[1]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M]∥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2]顾洪,张顺华.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M]∥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3]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先生纪念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4]王煦华.顾颉刚先生主要学术活动年表[J].文献,1981,8(1):11.[5]顾颉刚.古史辨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钱玄同.重印新学伪经考序[M]∥新学伪经考.北京:北平文化学社,1931.[7]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8]崔适.史记探源[M].北京:中华书局,1986.[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岳麓书社,2010.

注释：

[1]1937年司徒雷登应为燕京大学校长。1919年，司徒雷登在北京创办燕京大学，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司徒雷登一直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抗战胜利后，司徒雷登继续担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详见熊月之主编：《大辞海·中国近现代史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595页。

【作者简介】

解树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代石刻文献学、目录版本学。

注：本文发表于《图书馆杂志》2019年第10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