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引自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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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涌泉现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他在此次访谈之中，谈到了写本文献学的定义、前景和他本人对此的理解。

您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设立写本文献学的建议，能否先请您谈谈何谓写本文献？

张涌泉：写本文献主要是指用毛笔及硬笔书写在纸张上的古籍或文字资料。简帛文献也是写本，但学术界通常称为简牍帛书或简帛文献，而以写本文献专属于纸写本文献。

按通行的时间先后，传世的文献资料大概可以分为铭刻、简帛、写本、印本这样四个序列。铭刻文献是指用刀或硬笔刻写在甲骨、铜器、陶器、碑石上的文字资料，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及石刻文字等，主要流行于商周及秦汉时期（石刻文字）。简帛文献是指用毛笔或硬笔蘸墨或朱砂抄写在竹、木、帛等材料上的文献，流行于春秋以后至公元五世纪。印本是指刻写或排版后通过批量印刷流通的文献，发端于晚唐，宋代以后成为古代文献传布的主流。

写本文献介于简帛与印本之间，大约始行于汉代。东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官方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从此纸张取代其他文字载体，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于是书籍的流传从简帛时期迈向纸写本时期，并一直行用到晚唐五代，其主要流通期约为七百年。其实即便宋代印本流行以后，写本作为人们日常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写本文献与印本文献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或者说，作为一门学科的写本文献学的最大特质是什么？

张涌泉：写本即区别于印本而言。写本文献与印本文献的主要区别在于——

与印本相比，写本更多的是个人行为，抄手包括各色人等，抄写的目的不是给人看，而是自己用，以个人使用为最大诉求；抄写的内容往往带有个人色彩，包括大量的实用图书和私人文书，如往来的书信、收支的账单、借贷的契约、官司的案卷、社邑的通知，等等，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更多地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是我们研究当时各阶层社会文化生活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所抄文字大多没有经过加工改造，语言粗糙，大众化，原生态，有各式各样的校读符号，属于非定本；抄写格式千人千面，没有定式，即便是传抄古书，人们在传抄过程中，也可以根据当时抄书的惯例和抄手自己的理解加以改造，从而使古书的内容、用词、用字、抄写格式等都会或多或少发生一些变化，都会带上时代和抄者个人的烙印。而印本文献大抵以社会上层人士为中心，有较为浓烈的官方色彩，印什么不印什么是根据市场或政治需要确定的，是商业行为甚至政治行为，所以流传下来的往往是四部典籍及与政治、宗教有关的高文大典；刊印的内容往往是经过加工改造的，带有定本性质，是为了给人看的；而且古书一经刊刻，随即化身千百，既促进了书籍的普及，也使古书的内容、语言、格式逐渐被定型化。

传世的写本文献主要有哪些？写本文献在中华文明传承中的作用如何？

张涌泉：相对于写本，印本的优势地位是决定性的。因此进入印刷时代后，写本书籍几乎全被废弃了。我国传世的古书，主要是以宋以后刻本的面貌呈现的。所以以前人们谈论古籍，主要依靠刻本，而尤以宋版元版为珍贵。而刻本之前写本的情况如何，则往往不甚了然。

清末以来，写本文献大发现，包括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等，数量巨大，震动世界，写本文献才又重新回到世人的视域之中。于是，写本文献开始和刻本文献比肩而立，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两翼，互相补充。

写本文献是古代文献传承中的重要一环。唐代以前的古籍流传到今天，必然要经过宋代以前一次又一次手抄相传的过程，写本是古代文献传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以前由于传世的写本太少，古书传写的情况不明。现在随着大批写本古籍的出现，使我们对写本阶段的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原先的许多疑难，也因写本的发现而得以解决。如《老子》的成书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上个世纪先后发现了马王堆汉墓帛书甲、乙本，郭店楚简本，这些古本《老子》与今本差别很大。如今本前为《道经》、后为《德经》，全书分八十一章，但帛书本则《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基本不分章，所以论者或以为从帛书本到今本之间似乎存在“文本递嬗变化上的断裂”，“其间当有一段文本演变的历程需要走过”。而敦煌文献中有《老子》写本凡76号（其中白文本53号，注疏本23号，可缀合为五十件），大多按《道经》《德经》的顺序分篇，并以空格或另段提行书写的形式区分章节，已具备今传通行本八十一章的分章体系，只是未标明章名章次。通过敦煌写本，古本《老子》和今本《老子》之间就架起了一座桥梁，原来“断裂”的一环便失而复得了。

写本文献保存了大批世无传本的佚典。写本文献中既有传世古籍较早的抄本，也有大批世无传本的佚典。不少以往仅在书目或传说中有记载的古书我们在写本文献中找到了传本。如西晋道士王浮撰《老子化胡经》，是反映当时道教与佛教斗争的重要资料，唐高宗、唐中宗都曾下令禁止，后又列元世祖下令焚毁的《道藏》伪经之首，从此亡佚，而敦煌文献中却有该书的六个写卷，我们可藉以窥知原书的基本面貌。又如晚唐韦庄《秦妇吟》诗，为现存唐诗第一巨制，借一个少妇之口，描绘了黄巢农民起义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结构恢宏，描写生动，是当时家喻户晓、风靡一时的名篇，韦庄也因此被称为“《秦妇吟》秀才”，但不久以后该诗却突然失传了；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九个《秦妇吟》写本，其中唐天复五年（905）敦煌金光明寺学仕郎张龟写本，距韦庄创作此诗的中和癸卯（883）仅隔二十二年。诸如此类，不少久已失传的古书在敦煌写本文献中得到了保存，一线孤悬，殊可宝贵。

写本文献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学术史。二十世纪初叶以来，大量写本文献的发现，对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影响是空前的，中国古代的学术史不得不因之而重新改写。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在谈到敦煌的俗文学时曾经这样说过：“在敦煌的书洞里，有许多唐、五代、北宋的俗文学作品。从那些僧寺的‘五更转’‘十二时’，我们可以知道‘填词’的来源。从那些‘季布’、‘秋胡’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小说的来源；从那些‘《维摩诘》唱文’，我们可以知道弹词的来源。”其实胡适当年所见仅仅是敦煌写本的一小部分，他涉及的也仅仅是其中的“五更转”“十二时”“变文”等俗文学写本一类，然而对文学史的研究，这小小的一部分影响就有如此之大，那么，所有敦煌写本乃至其他写本文献的学术价值之巨，恐怕我们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

写本文献推动了一批新学问的诞生。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写本文献的发现和刊布，同样催生了一批新的学问。诸如吐鲁番学、敦煌学、徽学等等，都是在相关文献资料发现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又如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中的变文、曲子词、王梵志诗，以及愿文、契约等社会经济文书，宋元契约文书，大抵以当时当地的口语方言为主体，包含着大量的方俗语词，是近代汉语语料的渊薮，为汉语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孕育并推动了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俗语词研究等一些新兴学科的诞生和发展。

您的著作《敦煌俗字研究》也属于写本文献学的范围，我们知道中国有训诂、音韵等小学研究，以及西方文献的语文学研究，这些研究似乎有些共通之处，您能谈谈吗？

张涌泉：我国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古代统称之为小学，它们作为经学的附庸，主要是为秦汉古书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离章断句、解字释词服务的。西方的语文学研究，同样偏重于文献的校读和注释。写本文献主要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抄手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下里巴人”，笔下文字千人千面，语言粗糙，文词鄙俗，口语俗字，盈纸满目，堪称魏晋以来各种字体积存的大宝库，是异体俗字、方俗口语的渊薮。因此，对写本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来说，文本校录、字词释读的任务就比印本文献更为迫切而繁重。我的老师蒋礼鸿先生的名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主要是解释敦煌变文写本里的口语词的，学术界评价很高，称为“研究中国通俗文学的指路明灯”。我的著作《敦煌俗字研究》则主要是为了扫除敦煌写本俗字的障碍。周一良先生称许我的书和蒋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堪称“双璧”，恐怕主要就是从解决写本文献校录的两大难点着眼的。

您能举例谈谈什么是俗字吗？

张涌泉：所谓俗字是指与正字相对而言的主要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字体。俗字是一种不规范的字形。比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称当时有一批“自有讹谬，过成鄙俗”的字，“不可不治”，其中举的第一个例子是“亂旁为舌”，即指“亂”的俗字“乱”而言。这个字应该是受“辭”的俗字“辞”的影响类推产生的。先秦古字有“辭”字，又有“辤”字，汉代字书《说文解字》以为二字，其实本一字之分化，故二字古多混用无别；“辤”异体作“辝”，后者汉代前后俗书讹变作“辞”，故“辞”亦或径被视作“辭”之简体俗字，这样的用例魏晋以后的出土文献举不胜举。元李文仲《字鉴》卷一之韵云：“辭，俗作辞。”是这样的用法最早在辞书上得到记载。“辭”既简省作“辞”，据之类推，则“亂”字亦简省作“乱”矣。“乱”字魏晋碑刻已见用例，大约是稍晚于“辞”产生的俗字。建国后推行简化汉字，俗字“辞”“乱”则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正式承认的规范汉字了。

又如“果”俗字增旁作“菓”（“果”本是“象果形在木之上”的象形字，但字形隶定以后，上部的果形表意功能大大弱化，于是俚俗便加上一个草头以强化其为蔬果）。敦煌写本伯2011号唐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哿韵》：“果，木实。加草者非。”唐颜元孙《干禄字书》：“菓果：果木字上俗下正。”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三《佛说睒子经》“果蓏”条音义：“果，经文从艸作菓，俗字也。”指称蔬果之“菓”的可靠例子，2004年出土的湖南郴州苏仙桥西晋简中有用例，盖魏晋俗字。从敦煌文献中的用例来看，“菓”字一般只用于蔬果的“果”，其他结果、成果、果然、果敢、果断、果报、果真、如果等表抽象义的“果”则不加草头，可见俗字“菓”其实还有区别词义的功能。

无论写本文献还是刻本文献，都有俗字的存在。但写本文献主要为抄手自用，抄手书写追求简易方便，而不会刻意讲求规范，于是俗字就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而刻本流行以后，以正楷为主的印刷体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字体逐渐趋于一尊，人们的书写有了可遵循的范本，就大大减少了俗字存在的机会和市场。像上面提到的“辞”“乱”“菓”，在魏晋以后的写本文献中使用都非常普遍；但在宋以后的官方及比较严谨的民间刻本中往往就难觅踪迹。尤其是“菓”字，宋以后刻本中的使用在不断减少，地位也不断下降。及至到了1955年，国家颁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菓”便作为“果”的异体字被划入“一律停止使用”之列了。

您的著作《敦煌写本文献学》构建了写本文献学的理论体系。作为一门新学科，你觉得写本文献学还有哪些需要亟待加强研究的地方？

张涌泉：2013年底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著作《敦煌写本文献学》，全书共分绪论、字词、抄例、校例四编，凡二十章，试图对敦煌写本的语言特点和书写特例进行系统全面的归纳和总结，建构敦煌写本文献学的理论体系。该书出版后，各方好评甚多，认为该书是“构建写本文献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在构建敦煌乃至整个手写纸本文献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本书又是一部发凡起例的开创之作”；“堪称古代写本学的奠基之作”。

然而，正如书名所揭示，《敦煌写本文献学》所论主要限于敦煌写本及部分吐鲁番文书，还有更多的写本文献如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该书仅做了初步的介绍，而未能作深入的讨论。很有必要在该书的基础上，把范围拓展到所有写本文献，撰写一部更为系统全面的“写本文献学”。另外，写本的形制、纸张、笔墨、符号、辨伪，等等，也有必要在目验原卷或原件的基础上，作更深入的专题研究，推出有分量的专门著作。一些大宗写本文献，如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则可比照《敦煌写本文献学》撰写单独的通论性著作。

前些年，我主持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字库”子项目“手写纸本文献用字的搜集与整理”，为此专门建立了“手写纸本文献资料中心”，后来又建立了“中国契约文书博物馆”，率领一批年轻学人及博士、硕士研究生开展写本文献出版物及民间写本文书的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一批硕士生、博士生均围绕写本文献撰写学位论文。凡此种种，都为我准备着手进行的“写本文献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大约十年前，方广锠教授曾撰文热情呼唤“写本学”的诞生，他说：“敦煌遗书还将孕育一门新的学问——写本学，这一学问的产生将对中国中古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开拓作出贡献。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问。随着敦煌遗书的逐次公布，开创写本学的条件也逐渐成熟。那么，写本学是否会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学问之一呢？”十年后的今天，一门崭新的学问——写本学已然诞生。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写本学时代的到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