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爱平：《皇权与教化：清代武英殿修书处研究》序 |
| 来源：历史文献 作者： 历史文献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0-09-22
|
《皇权与教化：清代武英殿修书处研究》序
黄爱平
在项旋的《皇权与教化：清代武英殿修书处研究》得以入选“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之际，作者特嘱我为之作序。作为项旋的指导教师和是书最早的读者，我由衷地为他获此殊荣感到欣喜，同时也很愿意在此谈谈阅读之后的一点感受。
武英殿修书处是清代专门从事书籍校勘、刷印和装潢工作的中央刻书机构。自康熙十九年（1680）设立，至1912年随清朝灭亡而终结，这一机构持续运转了230余年。所刻印殿本数量总计达674种，历来以“精校精刊”著称于世，在清代出版史、藏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是书即聚焦于武英殿修书处，在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大量发掘利用档案、官书、政典、方志、年谱、目录、文集、笔记等文献资料，对武英殿修书处的设立、制度、运作、管理和书籍刊刻、校勘、装潢、流通等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系统梳理了修书处的历史渊源、发展历程、职官设置、制度运作、日常管理等基本问题，全面考察了殿本的形成过程、版刻特征及其流通情形，深入揭示了武英殿修书处这一清代“皇家出版社”的政治文化内涵，从而立体、动态、细致地呈现出武英殿修书处的整体面貌，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个人认为，是书的研究具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色。
一、档案资料的发掘利用
学界公认，档案是最为原始的历史记录，其真实性、可靠性要高于其他种类的文献。中国古人很早就十分重视对祭祀、战争等重大事件的记载，也很早就形成了完备的史官制度，甲骨卜辞中即保存了殷商时期有关国家征伐、狩猎、畜牧、农事、祭祀等诸多方面的记载，《尚书》则收录了夏、商、周三代最高统治者的重要诰命、誓词、言论以及臣对等，二者堪称最早的档案文书及档案文献汇编。延及后世，官府文书档案日益成为国史、政书、诏令、奏议、谱牒等重要典籍纂修的基本史料来源。职此之故，中国古代的文书档案大多以实录、会要、玉牒、诏令集、奏议集等文献编纂的方式保存下来，档案文书本身则大多散失亡佚，或被人为销毁，人们很难看到其原始面貌。亦因如此，当民国初年清内阁大库档案“八千麻袋”事件发生，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历朝诏令、朱谕、奏章、题本、表章、科举试卷等档案以其本来面貌流散民间并为人所知之时，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空前的震动，而且给全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自此而后，档案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知，学术研究尤其是清史研究有必要利用档案资料成为学界共识。是书即在档案资料的发掘利用方面有相当大的突破。
如关于武英殿修书处设立的时间以及与之相关的名称问题，学界历来存在较大分歧。就时间而言，分别有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十九年（1680）、康熙二十九年（1690）、雍正七年（1729）的不同观点；从名称来看，有认为先设立修书处，后改名为造办处者，有认为初为武英殿造办处，后改为武英殿修书处者。在各种说法中，多数学者依据嘉庆、光绪两朝《大清会典事例》“康熙十九年奉旨，武英殿设造办处……（雍正）七年，铸给武英殿修书处图记”之记载，认为武英殿修书处初为武英殿造办处，康熙十九年设置，雍正七年改为武英殿修书处。对此，作者爬梳《八旗通志》《钦定日下旧闻考》《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以及《大清会典事例》等清代官书，仔细辨析其中的异同出入，进而证以档案、笔记等相关记载，确切地说明武英殿修书处设立于康熙十九年十一月，隶属于同年初成立的武英殿造办处；武英殿修书处与武英殿造办处名称相近，且常在文献中同时出现，极易混淆，但实际上二者并非同一机构。尤其是对学界以雍正七年“铸给武英殿修书处图记”作为其正式设立依据的说法，作者发掘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有力地证实武英殿修书处与养心殿、中正殿等七处内府机构，同时于雍正七年十一月由广储司铸造图记，铸造的缘由是为方便内府旗人办事出入，与旗人管理相关。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武英殿修书处始设于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原隶属于武英殿造办处，雍正七年内务府铸给“武英殿修书处图记”，标志着武英殿修书处职能得以进一步加强，正式升格为直属总管内务府的专门刻书机构。这一结论，显然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的。
他如利用近年来新出版的《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考证武英殿修书处下属刻字作的实际情形，特别是宫外两处刻字作的名称、所在地及其与写字局的关系，从而纠正学术界的误解；爬梳中国第一历档案馆所藏清宫内务府、军机处等档案记载，逐一辨析武英殿修书处下属负责木活字印刷的机构聚珍馆办理处所及其开馆、闭馆时间，机构组成、人员设置等具体情形，进而推进学术界的研究，都确凿可信，多有创新。
由此不难看出，发掘利用档案等原始资料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事实上，对于包括档案在内的新史料的发现之于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前辈学者已然有所定论。王国维于1925年应邀前往清华大学作演讲之时，即倡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并将殷墟甲骨、敦煌文献、居延汉简和内阁大库档案等新史料的发现与汉代孔壁古文、西晋汲冢竹简相提并论，视之为“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盛称“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而20世纪以来迄今百余年间，愈来愈多的档案资料陆续得到公布乃至整理出版，无疑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以此观之，对大量档案资料的发掘利用，堪称是书最大的亮点，不仅为其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其创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研究视角、方法的多元化
中国传统学术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极富特色并且行之有效的传统研究方法。近现代以来，在与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中，学人士子又接受了西学的影响，研究视角更加拓展，研究方法也更为多元。是书对武英殿修书处及其殿本的全方位研究，即具有多元化、跨学科的特点。
其一，历史脉络的梳理。
武英殿修书处作为清代最为重要的中央专门刻书机构，其设置的缘由何在？其发展的脉络如何？其与清廷的官方意志和统治者的政治、文化导向又有何关联？凡此种种，都是研究者必须探讨的重要问题。对此，作者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在追溯清廷设置武英殿修书处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的基础上，详细梳理其发展脉络和制度沿革，将武英殿修书处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康熙朝为创始期，雍正、乾隆朝为鼎盛期，嘉庆、道光朝为式微期，咸丰至宣统为衰亡期。并结合其制度发展变化和殿本刊刻数量、质量以及印刷技术等因素，力图还原每一时期的基本状况，分析各个时期的不同特色，以揭示武英殿修书处的设置、发展、衰亡与有清一代历史发展变化的联系，凸显其中所反映的官方意志和统治思想，呈现刻书背后的政治考量和文化内涵。这样的梳理和分析，既有史实考据，又有理论探讨，显然大有裨于人们对武英殿修书处的深入了解和全面认知。
其二，“活”的制度史的探讨。
对典章制度的关注和梳理，历来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最受推崇的纪传体史书中，就有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专篇。始自《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迄于《清朝续文献通考》的“十通”，更是记载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专门著述。而对制度史的研究，也同样是史学领域尤其是政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进入新世纪以来，学者在以往研究积淀的深厚基础上，进而提出“活”的制度史的概念，主张贯通的长时段的研究，注重制度形成与运行的动态过程，强调制度与制度之间各种内在、外在的关系，尤为关注制度与人事相互之间的联系，从而树立起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是书对武英殿修书处的研究，即借鉴了“活”的制度史的研究范式，重视考察武英殿修书处的制度损益和运作机制，关注武英殿修书处制度的渊源、流变及交互关系，在以往大多依据文献记载进行静态研究的基础上，进而着眼于实际运作和日常管理的动态研究，从而立体地呈现出武英殿修书处的运行机制和整体面貌。以其机构设置和人员组成为例。作者深入考察了武英殿修书处下属监造处和校刊翰林处两大机构的组成、分工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认为监造处负责书籍的刷印和装潢，校刊翰林处则负责缮写和校勘，二者是两套相对独立的系统，各有分工，亦有密切合作。凡属更改板上字画、刊刷部数、校正板样、装潢书籍式样、领取纸张等，校刊翰林处都须行文给监造处，由该处官员下达其所属刻字作、刷印作等部门办理。凡刷印、修改正本等项，校刊翰林处需会同监造处一同监修、监刊、监刷。监造处和校刊翰林处彼此分工合作，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既有利于武英殿修书处的正常运转，也保障了缮写、刷印、校勘、装潢等工作有序进行。而在对武英殿修书处人员组成的研究中，作者在逐一查考不同时期各职能部门职官设置及其变化，稽考其历任总裁、监造等上层官员姓名及任职时间的同时，特别把重点放在具体负责书籍写刻、刷印、裁切、装裱等实际工作的下层匠役身上，通过爬梳档案记载，指出武英殿修书处匠役分为食钱粮匠役和外雇匠役两类，并一一钩稽出刻字匠、写字匠、刷印匠、折配匠、钩字匠、裁书匠、裱匠、界画匠等各种匠役的来源、职责及其待遇、工价，既大大充实了清代官方刻书的相关研究，也为中国古代印刷史、书籍史提供了鲜活的实证案例。
其三，书籍史的研究视角。
书籍史是20世纪中叶在法国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以年鉴学派费夫贺、马尔坦合撰的《印刷书的诞生》一书为标志，其后逐渐影响到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这一研究重视书籍的经济分析，从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书籍的生产流程包括原料、成本、工价、设备、制作等环节以及书籍的商业性流通，并关注书籍的生产、传播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近年来，海外学者运用书籍史的方法考察中国民间社会的书籍活动特别是明清时代书籍的生产流通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出现了诸如《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美]周绍明著、何朝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美]包筠雅著、刘永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美]贾晋珠著、邱葵等译、李国庆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等代表性成果。但对中国古代官方层面有关书籍的刊刻和流通等问题，学界尚鲜涉及。具体到武英殿修书处这一“皇家出版社”，其经费收支、物料采办以及制作工序情况如何？其刊刻的书籍亦即殿本是怎样流通、传播的？其中反映出怎样的“皇家”色彩和统治者意志？对这些以往学者较少关注的问题，作者借鉴书籍史的方法，进行了颇有意义的探讨。
以殿本的流通为例。作者利用发掘的档案文献，梳理了殿本的流通过程，包括进呈与陈设、颁赐与回缴，以及翻刻与售卖等各个环节。如进呈本皆为初刻初印本，纸墨佳善，刊印精美，装潢华丽，专用于进呈御览以便皇帝审查；陈设本主要陈列于宫中各殿堂、书斋、馆阁及皇家苑囿、行宫等专门处所，以供皇帝随时翻阅。二者都是作为皇帝的御用之物进行装潢、陈设，带有浓厚的皇权色彩。而殿本的颁发赏赐均有严格的程序，必须经由内阁议奏，请旨拟定殿本颁赐对象和范围，具有极强的政治目的性。一般而言，颁赐较多的是儒家经典、礼法诏谕类书籍，颁发的对象包括内外衙门、国子监、翰林院、各省书院等处，赏赐对象则涵盖皇亲国戚、督抚大臣、有功之臣民及各国使节等。对殿本的售卖问题，作者用力尤深。不仅详晰考述了武英殿修书处售卖殿本制度的建立过程和殿本售卖的实际情形，而且通过爬梳发掘《内阁大库清册》（乾隆前期）、《武英殿颁发通行书籍目录》（乾隆后期）、《清同治光绪间武英殿卖书底簿》等多份殿本售卖书目，对殿本的定价方式，不同文字、不同纸张的殿本价格差异，不同时期的殿本价格变化，以及袖珍本、聚珍本等特殊殿本的售卖价格等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特别是利用《武英殿颁发通行书籍目录》所载154种殿本书名、册数、用纸、书价等信息，核算出每册平均售价0.097966两银，由此得出清代乾隆时期殿本书价每册约为0.1两这一比较准确的数字，殊属不易。
他如经费收支、物料采办以及制作工序的具体情形，作者也依据丰富的档案资料，考察了武英殿修书处的经费来源、领取程序、支出情况，还原了其所需板片、纸张、笔墨、绫绢、棉布等各种物料的领用情形及采办细节，分析了殿本写刻、刷印、校勘、装潢等各个流程。指出武英殿修书处的经费、物料来源主要依靠“奉天子之家事”的内务府，其殿本制作往往不惜工本，追求精校精刊，尽善尽美。这些研究，无疑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武英殿修书处及其官刻书籍的具体认知。
其四，文献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浩瀚的文献典籍，也形成了以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考据、辨伪、辑佚等为核心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文献学研究方法。是书在对武英殿修书处及其殿本的研究中，即综合运用了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考据学、辨伪学等文献学研究方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揭示殿本的校勘流程，考察殿本的基本特征，辨析殿本著录的讹误等，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新的突破。
以殿本的基本特征为例。作为清代皇家刻书机构武英殿修书处精刊精印的殿本，其在字体、行款、版式、装潢等方面究竟有何独到之处？以往的研究对此多为概括性的描述，许多细节不甚清晰。作者在爬梳文献档案记载、考察相关书目著录的基础上，尽可能进行实物验证，利用一切机会，遍阅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海内外各主要收藏机构所藏殿本，手披目验，参互比较，由此厘清殿本的诸多细节问题，并总结归纳出殿本的基本特征。诸如殿本多使用宋字字体，版框多为双栏，版心绝大多数为白口，其上常记书名、卷数以及子目名称和页数，并以单鱼尾本居多。其开本则有大、中、小多种规格，而以大本、中本为多。其装潢亦据其进呈、陈设、颁赏、通行等不同用途而有明显区别，上者一般有杉木板，黄绫套、黄绫面页和杉木板、石青杭细套、石青杭细面页两种形制；中者一般为布套、古色纸面页；下者则多为纸捻粗装的散本。总体而言，殿本大多版式宽大，行格疏朗，写刻工致，纸张优良，墨色亮泽，特别是其中的进呈本和宫内陈设本，装潢尤为考究，反映出典型的帝王气派和皇家风格。可以说，这些细节问题的厘清，无疑将学界对武英殿修书处及其殿本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疑难问题的考证辨析
对武英殿修书处及其殿本的研究，应该说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这不仅因为所研究的对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涉及到制度史、书籍史、文化史以及文献学等诸多方面，而且还因为其中有太多的疑点和难点问题，需要作者予以考辨和厘清。对此，作者以极大的学术勇气，严谨的治学态度，爬梳史料，目验实物，努力拨开迷雾，寻求真相，解决了不少关键性的疑难问题，从而把相关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以殿本的数量统计为例。在以往的研究以及书目著录中，不乏对殿本数量的统计，但几乎言人人殊，如《北平故宫博物院报告》（1929）统计为441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1933）为881部，《故宫所藏殿板书目》（1933）著录468种，《清代殿版书目》（1936）为497种，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目录》（1983）为560余种，《清代殿本图书》（1985）为595种，《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1995）为572种等，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在作者看来，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在于统计著录标准的不一致，二在于文献档案资料的缺失。因而作者首先致力于殿本概念的厘清，针对此前学界“往往不分刻本、写本，只要是清内廷的，统统划归殿本范围”，由此造成殿本著录统计混乱的情形，作者回到清人语境，通过梳理官书、笔记有关“殿本”、“殿版”之记载，严格界定殿本概念，认为殿本特指康熙十九年武英殿修书处成立后在武英殿刊刻、装潢完成的内府典籍，其他内府写本、抄本、石印本，铅印本以及地方进呈本均不属于殿本范畴。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而爬梳武英殿修书处的相关文献档案记载，综合参考《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清代殿版书目》《清代殿本图书》《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等多种书目资料，并结合存世殿本的实际情形，订讹补阙，去伪存真，编成《清代殿本编年总目（1680-1912）》，逐一著录每种殿本的书名、卷数、刻竣时间、版本、函册、版式各项信息，最终统计出清代殿本总数为674种。这一数字，堪称迄今最为严谨、精确的殿本数量统计，不仅为作者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学界更为科学合理的认知殿本提供了重要依据。
再就殿本用纸问题而言，长期以来，学界及出版界均有清代殿本多用开化纸刷印的说法，言之凿凿，俨然成为定论。近年来，随着日益增多的清宫档案的发掘和公布，学者开始注意到档案记载中刷印殿本多用连四纸而罕见开化纸的现象，并尝试作出解释。但囿于成说，仍试图牵合二者，认为“所谓连四纸，即人们常说的开化纸”，二者“其名虽异，其义则一”。那么，开化纸的说法从何而来？殿本刷印究竟使用哪种纸张？民间盛传的开化纸与清宫档案中常见的连四纸是同一种纸张吗？对此，作者首先沿流溯源，考证开化纸说法的来源，说明开化纸产生于明代，万历年间曾大量使用。而将开化纸与清代殿本尤其是殿本精品相互勾连的记载，较早见于清末时期的报刊、笔记。至民国初年，以收藏殿本著称的陶湘，则是进一步建构并强化开化纸与殿本关系的重要人物，陶湘本人也因此获得“陶开化”之盛名。自此而后，开化纸的影响越来越大，殿本多用开化纸刷印的说法也不胫而走，受到学人士子的一致认同。而实际上，清代刻书档案中，多见连四纸、竹纸之记载，而鲜少开化纸之踪迹。作者广泛检核清代刻书档案，考察其中刷印用纸的记载，特别是对那些学界及民间认定的开化纸殿本如《御选唐诗》《古今图书集成》等细加查考，证实其所用或为连四纸、竹纸，或为棉纸、竹纸，皆非开化纸。由此说明，殿本常用连四纸、竹纸等纸张刷印，绝少以开化纸刷印的记载；清宫内府使用开化纸的典籍实为钦天监刷印的《时宪书》。并且，根据档案中多次同时出现连四纸、竹纸、开化榜纸等用纸记载，亦可认定，开化纸（开化榜纸）与连四纸是两种不同的纸张，近代以来“殿本多为开化纸”刷印的说法应是一种讹传。这样的考证和辨析，正本清源，证据确凿，显然是颇令人信服的。
综上，是书对清代武英殿修书处及其殿本的研究，可谓史料丰富，视角多元，考辨确凿，分析深入，新意迭出，亮点纷呈，堪称迄今对武英殿修书处及其殿本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不仅对清代出版史、藏书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当今的图书出版和管理工作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当然，任何课题的学术研究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是书也同样还有值得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以“皇权与教化”而论，这是作者对武英殿修书处及其殿本所体现的政治文化内涵的高度概括，也是其研究意欲凸显的核心主题。清朝皇帝通过典籍的编印，宣传和阐释皇权政治合法性、官方文化主导性、统治政策权威性及统治秩序稳定性，借此教化臣民，统一思想，巩固统治。武英殿修书处及所刊刻殿本，也由此成为彰显清廷政治文化及思想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对此，作者在研究中虽有分析揭示，但仍略显不足。如殿本的进呈与陈设、颁赐与回缴，实际上都是殿本极为特殊的流通方式，既反映了武英殿修书处作为“皇家出版社”本身所具有的浓厚的皇权色彩，也体现出统治者期冀借助书籍所欲达到的政治目的。特别是其中的回缴，实为殿本特殊流通方式中的特例，既非定制，亦非常态，且限于个别特殊殿本，各有不同的政治文化考量。即以作者所列举的《大义觉迷录》的回缴而言，就涉及民族思想、反清意识、帝王权威、统治策略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其目的并非“掩盖是非”一语便能赅括。此外，如何通过武英殿修书处的日常管理和运作机制、殿本的选择标准与刊印范围，来管窥清代统治策略和政治文化特质，也有必要深入探讨分析，以提升研究的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
尽管如此，是书仍不愧是迄今研究清代武英殿修书处及其殿本最有分量、最具价值的学术专著，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可谓实至名归。而作者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非偶然，也绝非一蹴而就。项旋本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经推荐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先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其间虽然碰到困难和挫折，有过犹豫和彷徨，但他很快调整了过来，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和研究，努力夯实专业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问题意识，提高研究能力。在读博期间，不仅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联合培养，而且连续三年获得国家级奖学金，入选并完成“中国人民大学拔尖创新人才计划”。为研究武英殿修书处这一课题，他反复爬梳《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等多种档案文献，多次前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处上谕档、内务府奏销档等档案资料，还利用赴台湾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专程去往台北“中央研究院”发掘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为考察殿本实物，他不仅广泛调阅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珍藏，还借助赴美访学深造的机会，遍访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东亚图书馆，先后目验殿本数量总计近300部。所有这些艰辛的付出，都成为他难得的人生历练，也最终转化为他迈向成功的阶梯。
古人有言：“江山代有才人出。”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贡献。对项旋他们这一代年青学人来说，无疑置身于最好的学术环境之中，既掌握现今最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能够方便快捷地查阅利用包括档案在内的各种文献资料，又具有中西文化的广阔视野，足以及时了解最新的中外学术动态，参考借鉴最新的研究方法。只要他们能沉下心来，发扬实事求是之精神，秉承无征不信之准则，持之以恒，踏实认真，一步一个脚印，就一定能够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取得更大的成就。为此，我在衷心祝贺项旋新著问世之时，更对他们这一代年青学人寄予厚望。是为序。
2020年盛夏
于中国人民大学
|
|
|
|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