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研究员

摘 要：文章对古籍整理的七大追求进行了分析归纳，包括古籍求存、古籍求源、古籍求全、古籍求是、古籍求便、古籍求传、古籍求美等，并从学理分析、历史源流和实践案例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古籍整理；古籍普查；古籍保护；古籍校勘；古籍标点；古籍今译；古籍数字化；古籍传播；古籍装帧；古籍人才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如何在新的基础上和新的环境下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促进古籍事业发展，这是古籍整理工作需要深入思考并予以实践推进的命题。本文试图从求存、求源、求全、求是、求便、求传、求美的七大追求的维度，谈谈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求存

古籍整理第一位的工作就是“求存”。古籍求存需要从多个方面展开。

首先是摸清家底。

《意见》指出：“深入开展古籍普查，加强基础信息采集，完善书目数据，编纂总目提要，摸清国内外中华古籍资源和保存状况。”中国目录学史就是一部不断摸清文献家底的历史。西汉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家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六艺略》、有《诸子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文献的工作成为中国文献发展史上第一次较为全面的存佚图书摸清家底工作。《隋书·经籍志》在对汉代至隋代的目录工作进行了回顾之后指出：“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虽未能研几探賾，穷其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可见，《隋书·经籍志》是以“无遗阙”的全覆盖求存追求作为当年存佚图书整理使命的。《四库全书总目》（或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文献普查工作对清乾隆之前的存佚进行了较为完备的调查搜集和书录解题，中华书局在出版说明中认为：“《总目》著录的书，据我们这次整理时的仔细统计，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这些书籍，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书籍收辑更为完备）。”在《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的前后，围绕《四库全书》采进图书和未收补遗等主题，又先后编制了《四库采进书目》（商务印书馆1960年，附有《江苏采辑遗书目录简录》、《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四库撤毁书提要》、《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中华书局1993年、齐鲁书社1996年）、《四库禁毁书丛刊》和杜泽逊所撰《四库存目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等，对存佚历史文献的普查和研究又各具文献和学术价值。

20世纪50年代开始，先后有多次有质量的主题古籍普查，如上海图书馆1959年至1962年编制的《中国丛书综录》，共著录了古籍丛书38891种（其中子目著录更多达7万多种）；朱士嘉先生于1958编成出版的《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现存方志7413种，1982年北京天文台在进一步普查的基础上增加至12863种；顾廷龙先生（1904-1998）主编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自1989年至1998年（经部1989年、史部1993年、子部1996年、集部1998年、丛部1990年）先后出版，从1978年3月文化部召开编纂会议至1995年3月全部完稿，共从近800个藏书机构中集中了古籍卡片138471种，近6万种古籍善本得以汇总著录。由傅璇琮、杨牧之主编的《中国古籍总目》经过自1992年至2009年历时17年的努力，2009-年至2012年由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经部2012年、史部2009年、子部2010年、集部2012年、丛部2009年、索引2013年），成为截至2009年中国古籍流传与存藏状况最为全面的古籍普查成果，将中国古籍第一次明确有据地著录为约20万种。从而为多少年来中国现存古籍总数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数字。

从2012年开始，全国进行了更为全面、更为彻底、更为深入的古籍普查工作，进一步规范了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范围、内容、原则、步骤、办法、成果等。其中古籍普查登记又根据实际情况分为必填项目和选填项目：必填项目包括索书号、题名卷数、著作、版本、册数、存缺卷数；选填项目包括分类、批校题跋、版式、装帧形式、丛书子目、书影、破损状况等。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院《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数据汇总册》和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向笔者提供的最新数据，全国古籍普查工作至2020年基本完成全国古籍普查的登记工作，历时不到十年，全国共完成汉文古籍2737014部并1.8万函，另有藏文古籍1.8万部，占预计汉文古籍总量的94%以上；全国30个省份的2861家单位完成普查登记工作（其中西藏自治区的藏文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尚在进行之中），占预计单位总数的96%以上。

与此同时，从2008年至2020年，《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先后分六批公布并出版：2008年3月1日，《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发布，包括了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2009年6月9日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4478部；2010年6月11日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2989部；2013年3月8日公布了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1516部（与前三批合计总数达11375部），另有7家单位收藏的53872片甲骨首次入选；2016年3月27日公布了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899部（与前四批合计总数达12274部）；2020年10月30日公布了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752部。以上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08年12月至2023年8月先后出版。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普查范围除公共图书馆外，还涵盖了教育、文物、档案、社科、民委、宗教、党校、卫生等多个系统和领域。

需要指出的是，古籍摸清家底的工作并非一劳永逸的事情，需要持续不断地久久为功，这从数千年的目录学史和20世纪50年代以来多次大型的古籍普查工作中可以了解其中的逻辑和规律。

其次是化身千百。

孤本不孤、化身千百是古籍整理前辈学者的重要识见和20世纪以来古籍整理的重要经验。顾廷龙先生在其《我和图书馆》一文中写道：“当我跨入上海图书馆大门第一天起，就提出使孤本不‘孤’的印书计划，并特地筹建了上图自己的影印工场，使五十年代末至‘文革’前，先后有三十种馆藏珍贵文献公诸于世。”1981年7月，顾廷龙先生在《张元济书札跋》中指出：“昔黄黎洲言，藏书难，藏久尤难。龙从事图书资料之搜集保存工作有年，初亦有此同感，且谓保存固难，搜集实尤不易。既而思之，今日缩微照相之业日益发展，若随手采获，即付摄影，亦可化身千百，以垂久远。斯可解黄黎洲之惑矣！”1989年8月，顾廷龙先生在北京北苑居所提出呼吁：“希望出版界对现存古籍，择其稀见者为续命之谋，终使孤本不孤、秘本不秘，有利于学术研究，岂不善哉！。”孤本不孤、化身千百可谓是顾廷龙先生自1939年起主持合众图书馆后近60年的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的一贯思想，也为今天更高质量推进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重要思路和具体方法。

第三是多法合存。

古籍文献在聚藏流传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天灾与人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种种刧难。因此，古籍求存需要采取正本副本以及多地保存的方法，这从明代《永乐大典》正副本保存和《四库全书》七阁抄本七地保存中均得到了历史的验证。2022年7月，中国国家版本馆落成，这是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由中央总馆文瀚阁、西安分馆文济阁、杭州分馆文润阁、广州分馆文沁阁组成，将全面履行国家版本资源保藏传承职责。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中强调：“建设版本馆的初心就是收藏，就是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把自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此外，古籍聚藏流传中会出现同一种古籍散佚分藏各处的现象，也有同一类古籍分存各存藏机构的现象，这就需要通过各类珠联璧合的古籍整理方法予以合存。

第四是文献辑存。

文献辑存是指从现存文献中辑录已经散佚的文献以求完全或部分恢复散佚文献原貌的古籍整理工作。这种文献辑存工作，有的是在原书尚存的情况下辑录补充所佚所缺，有的是在其书名亡实存的情况下从他书中辑录全书，还有的是虽全书亡佚但尚可从他书中钩沉片断只句以存万一。宋代黄伯思（？-1118）所辑《相鹤经》和王应麟（1222-1296）所辑《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等成为中国文献发展史上较早的文献辑佚工作。南宋郑椎（1104=1162）在《通志·校雠略》中写有一篇《书有名亡实不亡说》，成为较早提倡和研究文献辑存理论和方法的文献。文献辑存在清代成为专门的学术事业。值得今天古籍整理求存工作的传承和借鉴。其中有专辑某学科著作的，如余萧客（1729-1777）的《古经解钩沉》三十卷，辑存了唐代以前的群经训诂；也有专辑某书注解的，如臧庸（1767-1811）的《尔雅汉注》三卷，辑存了汉代各家注释《尔雅》的文字；还有专辑某人著作的，如袁钧的《郑玄佚书》七十九卷，辑存了郑玄的一些著作。特别是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已经亡佚的古代典籍385种。而马国翰（1794-1857）的《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清道光年间人，《清史列传》卷六十九有传）的《汉学堂丛书》（又名《黄氏佚书考》），严可均（1762-1843）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成为清代颇具规模和学术影响力的文献辑佚整理工作。古籍的文献辑存工作中需要防止并克服各种可能的不足，如辑录而不遍检全书之漏，本非佚文而指鹿为马之滥，据误本劣本辑录之误，失考文献体例源流之陋等。历史上文献辑存多据类书、总集、方志、古注、金石等文献类型，而20世纪以来不断出土的文献和新发现的域内外文献则丰富了今天的古籍辑存工作并拓展了古籍研究的文献源和视野。2023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中就包括了“出土文献整理与先秦秦汉文学研究新进展”。

第五是域外访存。

胡道静先生（1913-2003）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上曾发表了《谈古籍的普查情报》的文章，对今天古籍整理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他在文章中专门提到了域外访存古籍，包括日本和朝鲜播刻的中国古籍、域外中国古籍的收藏，并建议“需要设立外文译本古籍书库”。胡先生认为，古籍整理工作一方面是需要集中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清家底的普查工作，另一方面则是长期的情报工作，由图书馆、文物单位、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出版单位、学者以及广泛的关疏人士的通力协作，随着把新的情况互通信息，交流分析成果。后者需要有个信息中枢，担负输入、存储、运算分析和输出的机能。尽管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胡先生关于古籍整理域外访存等的真知灼见为我们今天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令人可喜的是，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机构已先后出版了不少域外的古籍保存普查与整理汇集的成果，而开展海外古籍调查工作、摸清各国藏书情况，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海外卷）也已列入国家古籍整理计划。

第六是修复保存。

随着古籍文献的不断增长，相应的古籍修复保存技术也随之不断发展和提高，主要表现在建筑保护技术、药物防害技术和装帧保护技术三个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有近30种直接讨论古籍修复保护的著作持续正式面世，包括技术、讲义、论文集、探索、案例、图解、标准、传习、图录、口述史以及专门古籍修复等，对古籍的装帧与修复进行了经验性的技艺介绍、理论性的分析阐述和历史性的回顾总结。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以及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一些古籍修复专家学者先后出版了研究专著。如肖振棠、丁瑜所著《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潘美娣所著《古籍修复与装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初版，2013年增补版），朱赛虹所著《古籍修复技艺》（文物出版社2001年），童芷珍所著《古文献的形制和装修技法》（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作者又曾增补成《古籍修复技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杜伟生所著《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中华书局2013年再版），文化部发布的《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张志清、陈红彦所主编的《古籍保护新探索》（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林明所著《中国古代文献保护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张平、吴澍时所著《古籍修复案例述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刘家真所著《古籍保护原理与方法》（国家图书馆出版主2015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所编《妙手补书书可春——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1年），等等。令人可喜的是，在中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在古籍保护修复工作的推进中也分别编辑出版了相关的著作，如浙江图书馆所编《中国古籍修复纸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所编《古籍修复理论与实践》（甘肃人民出版社2018年），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所编《蝶变记——山东省图书馆宋刻本〈文选〉保护与修复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 2020年），天津图书馆所编《古籍修复知识辞典》（天津古籍出版社 2022年），等等。此外，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国家图书馆经典文化推广中心主办的《文津流觞》于2007年总第18期专门组织了“修复与保护专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于2015年起专门组织编辑出版了《古籍保护研究》，至2023年已出11辑（大象出版社2015年起）。除直接讨论古籍修复保护的著作外，还有数以十计的著作是以文献（历史文献）、档案、藏书、文物、地图、纸绢与纸质图书等为研究对象，对包括古籍修复保护在内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总结研究和知识普及。以上著述从个人与主题的经验总结、中外研讨的论文汇集、技法的归纳举例、修复的艺术发展、文献的书录解题等维度对古籍的修复保存进行了有益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与探索。自1964年国家文物局开办古籍修复人才培训班以来，特别是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国家图书馆于2007年5月加挂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牌子，全国举办了各类古籍修复的培训班和主题展览，通过集中教学、现场演示、参观学习、图文展示、拜师学艺、互动交流等方式，推动了古籍修复保存工作走深走实。2009年2月，原国家文化部公布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首批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2013年6月，“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揭牌，截至2023年11月，“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已先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47家传习所，聘请导师39人，收徒300余人。以上举措都极大地推动了古籍修复和装帧技艺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而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融入也为古籍修复保存增添了不一般的力量。

二、求源

古籍整理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求追溯文献发展的源头与发展的脉胳轨迹。从中国文献发展史观察，文献载体主要有甲骨、金文、缣帛、竹简、纸张、雕版、活字等；信息技术发展之后，又有磁盘、唱片、胶片、数据库等，但无论文献载体如何变化，其内容形式一定会有一个本源的初始。古籍整理之所以特别重视石经与写本等文献类型，就是因为在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文献的雕石与书写数量少且不易变化，有一些则属于孤本。古籍整理格外重视宋代版本，也是因为宋代版本往往保留了古代文献的原貌，最接近古籍的源头。清代学者黄丕烈在经历了无数的校勘经验之后，在为毛抄本《棠湖诗稿不分卷》所作题跋中发出了如下的感叹：“书必宋刻乃佳，此论甚确。否则汲古如毛氏而一经影写，已多歧异，何论书经三写者乎！”杨成凯先生在讨论宋刻本的文献价值时指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古书，大都出自宋代刻本，正是宋本赋予它们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定型。因为经过校勘整理，宋代刻印的古书一般内容完整，文字可靠，适合作为定本，流行于世。宋刻古书最可贵之处是内容最为接近古书原貌，后代翻刻本虽然大都直接或间接出自宋本，但是有时是有意更改，有时是疏忽失校，免不了要有些出入。历代学者整理古书时，都是千方百计地搜求宋本，作为根据。”需要说明的是，宋本作为许多古籍的源头，有时会有多个源头，需要进行互校比勘。如《尔雅》单注本，存世宋刻本就分别有《古逸丛书》所收影覆宋蜀大字本、《天禄琳琅丛书》所收宋刊监本、铁琴铜剑楼旧藏宋刊十行本，各版互有参差，它们作为相对较早的源头互相之间有何关系，这些较早的源头对以后的各支流脉产生了如何的影响和变化，是否存在更早的源头，都需要经过古籍整理的求源工作以及期待新出土文献来予以证实。

古籍整理工作中求源与证流往往互相联系。2023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的《南史》修订本正式出版，整理点校者在总结时提到：我们将现存具有代表性的《南史》版本都纳入到校勘范围之内，再从“源”和“流”两方面把相关文献纳入他校范围。《南史》是既有“源”又有“流”。“源”是指史料来源，“流”是指后世的引用、版本流传。因此，此次修订同时兼顾“源”“流”两方面，以竭泽而渔的办法进行广泛比较，力求使问题点或校勘点不致遗漏。为人们提供了古籍整理工作中“求源”证流的新案例。

三、求全

文献整理的“求全”工作很早就开始了。一些古籍的书名中有“一切”、“全”、“林”等用词为我们提供了部分这方面的相关信息。如唐释元应整理有《一切经音义》，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用《开元释教录》语，认为释元应“捃拾藏经，为之音义，注释训解，援引群籍”，此书在《新唐书·艺文志》子部著录为“玄应《大唐众经音义》二十五卷”，从同书异名中也可以领略其求全的文献整理旨趣。又如《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著录有康熙四十二年（1703）《御定全唐诗》九百卷，提要云：“诗莫备于唐，然自北宋以来，但有选录之总集，而无辑一代之诗共为一集者，明海盐胡震亨《唐音统籤》，始蒐罗成帙，粗见规模，然尚多所舛漏。是编禀承圣训，以震亨书为稿本，而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又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凡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力求“网罗赅备，细大不遗”，“得此一编，而唐诗之源流正变始末釐然，自有总集以来，更无如是之既博且精者矣”。这里同样可以看到古人在整理文献中的求全追求。20世纪前后期，先后有两部以“林”字名书的文字训诂学大型古籍整理工具书问世。一是丁福保（1874-1952）所编《说文解字诂林》，丁氏22岁时即开始收集类聚文献中论《说文》者，依许书之次第，逐字类聚，前后用力三十多年，形成了聚数百人腹笥渊博之说于一编的求全目标。另一部是由李玲璞教授（1934-2012）主编的《古文字诂林》，曾作为20世纪90年代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重点项目，于1999年-2004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受《说文解字诂林》古籍整理求全方法路径的启发，《古文字诂林》致力于集万卷于一册，汇众说于一编，成为一部汇录历代学者关于古文字形音义考释成果的大型工具书。

古籍整理的求全是相对的，今天的全并不意味着明天的全，因为种种原因，古籍会有重新发现和考古出土的机率，因此，比较符合古籍实际情况的科学观点应当是：古籍求全只能说是更全，一般不能主观地说就是最全。

从数十年来中国古籍整理的实践看，古籍整理的求全工作一直在进行之中，并形成了历代求全、断代求全、主题求全、专人求全、专书求全等古籍整理的方法和路径。如《历代方志方言文献集成》（中华书局）、《全元文》（凤凰出版社）、《文选旧注辑存》（凤凰出版社）、《船山全书》（岳麓书社）、《朱子著述宋刻集成》《元明刻本朱子著述集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古农书集成》（中国农业出版社）等，而一些求全的古籍整理项目也分别列入了各出版社的出版规划。

四、求是

“求是”是古籍整理的重要追求，包括古籍目录版本之是，古籍文字形音义之是，古籍本身或古籍整理中立说之是，甚至某种或某批古籍的辨伪等。对于求是，清段玉裁（1735-1815）曾专门写有《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文（载《经韵楼集》卷十二），其中提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二者不分，轇轕如治丝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实而瞀乱乃至不可理。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可见，古籍整理的求是，与古籍整理的求源是紧密相联的。关于求是，有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

古籍整理工作有“择优而从”（或曰“择善而从”）之说，这是需要讨论的。“择优而从”往往是整理者的自以为是。顾廷龙先生对这样的“择优而从”不以为然。1990年3月20日，顾先生在写给王绍曾先生（1910-2007）的信中曾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近读《古籍整理校勘》（全称已记不起）第二期中有一文，极言校勘不能择优而从，甚是甚是！择优而从，伸缩性太大。况现代学者与古之学者所见差距尤大，岂能一言为定，没有作过校勘工作者，他不理解，真所谓夏虫不可与语冰。‘思误一适’，岂可与外行道哉！”所谓“择优而从”，存在整理者对优劣的选择。以古籍经典为例，在经历了经注、正义和音义三合之的文献发展过程，其间所据版本各异并经前后互相改易，这样就产生了许多是非问题，如择优而从，就有很大的或然性和主观性，难以做到必然性和客观性，故在古籍整理中不宜提倡“择优而从”之说。崔文印先生曾撰写《论‘择善而从’不是校勘的普遍原则》一文，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古籍校勘的普遍原则是求“真”而非择“善”。

在古籍整理工作中，会遇到自己并不知道、尚不清楚或缺乏有力证据的问题，这就需要在求是的追求中提倡“存疑阙如”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顾廷龙先生在《周秦名字解故跋》中谓：“余尝谓考据如猜无底之谜，皆只近似，莫获其真，是在读者之审辨矣。”他在为抱经堂刻《方言》初印样本作跋中又提到，是书中有多人笔校，其中墨笔校者或似丁杰（小雅）笔，而不敢决。审定古籍中的笔迹如此，鉴定版本更是如此。1980年5月，顾先生曾专程赴天津面见周叔弢先生（1891-1984）以敦聘周先生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顾问，两位先生在交谈中，顾先生提到：“窃谓鉴定版本，非见真凭实据者，不宜轻改前人之说，举以相质，承许鄙言为不谬。”

古籍校勘如扫尘，旋扫旋生，其他方式的古籍整理同样如此，需要不断求是。胡道静先生（1913-2003）对于《梦溪笔谈》的整理成为其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胡先生自青少年起就开始了《梦溪笔谈》的整理，经数十年后有了《梦溪笔谈校证》1956年的初版，但胡先生对此书的整理并未止步，当《梦溪笔谈校证》1962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新一版和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新一版影印时，胡先生均增补增入了相关新内容。胡先生在《梦溪笔谈校正》重印后记中回忆道：“《校证》问世以后的两年间，我又多读了一些书，有的书则温习过，在这里面陆续得到不少可与《笔谈》印证的资料，同时也发现了若干过去思考不谨，粗鲁欠密之处。随时纠失补阙，笔札所录，逾十万言。”至文革前，胡先生的补证工作曾积累至40多万字。胡先生对古籍整理持续求是的精神令人感动。顾颉刚先生（1893-1980）曾夸奖《梦溪笔谈校证》有似裴松之注《三国志》，这是对胡先生古籍整理求是工作的很高评价。

古籍整理的不断求是中，需要注意出土文献和新发现的古籍资料，2020年中西书局与清华大学共同主办的《出土文献》创刊，为古籍整理领域了解出土文献及研究进展提供了专业期刊。

五、求便

古籍整理的“求便”主要包括古籍查寻获取的便捷，也包括古籍阅读携带的便捷。古籍整理的求便需要树立以读者为本的思想，也要在古籍存藏机构中进一步确立起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理念，破除文献围墙和数据烟囱，鼓励向社会公众提供古籍资源服务，提高古籍资源开放共享水平；在智慧图书馆等的持续推进中，为读者带来更为数智化的古籍获取方式和路径，促进古籍的有效利用。

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已出现了版框狭小的袖珍型的巾箱本，以后历代或有传承，现代出版中也或有开本较小的口袋书，这显然是为了方便读者携带阅读而设计的古籍版本类型。而各类古籍目录索引和书录解题及专门辞典的编制，既方便了古籍的学术研究，也方便了古籍文献的检索和内容的了解。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古籍检索从书本检索发展至机算机检索，从书名、作者、篇名等检索发展至全文检索和内容检索，从确定性检索发展至模糊性检索和相关性检索，古籍阅读载体也从书本拓展至机算机、平板电脑、手机等终端，阅读场所也突破了图书馆和家庭的限制，形成了处处可读、时时可读、人人可读的全新阅读方式，为读者带来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便利。

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古籍的数字化进程日新月异，各类综合性和主题型的数字化平台在不断完善中向公众开放，各类主题古籍数据库和光盘等数字化的产品也不断问世，一些古籍相关的工具书也都有了网络版和线上获取的路径通道。许多古籍存藏机构和出版机构已将古籍资源的整合放上了议事日程。这些古籍求便的举措，不仅为读者带来了便捷，也提高了古籍整理的质量，推动了古籍整理的交流互动。在古籍数字化进程中，如何实现古籍资源的汇聚共享，真正实现古籍巨量文献的开放获取，如何实现更加方便读者的古籍一体化平台发展和一站式信息获取，如何使古籍整理跟上快速迭代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发挥科技赋能的作用，推动古籍信息向智慧数据提炼转化，促进数字人文的发展，加速推动古籍整理利用转型升级并融入数字时代的潮流，这是面向未来的古籍整理求便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需要补充的是，在古籍数字化的进程中，一些数字化平台将古籍版式和文字作了调整，已无法看到原书版本和文字的样貌；而一些善本再造等影印的古籍在清晰度和长久保持清晰度等方面还存有不足，这是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古籍整理研究者而言，这样的不足令他们在获取和利用这些古籍时总有不踏实之感，只能将其作为第二手资料，在古籍整理中遇到的求源求是以及文字点划等诸多问题时，也迫使整理研究者不得不化费时间精力到古籍存藏机构去核对第一手原书。

六、求传

与求存求源等有所不同，“求传”是指让古籍能够广为传播，在民众之中普及，让更多的读者能够读懂理解。在古籍整理中，求传有各种方式，如标点、今译、导读、史话等，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为古籍整理的求传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并极大地提升了传播的效益。

以古籍标点而言，这是古籍整理不可或缺的基础（影印古籍除外），也是体现古籍整理学识水平的重要检验维度。标点古称句读或句逗，文献中的文字语句有所绝止，逗而识之也。中国古代的教育中，在入学的第一年，便把句读作为首要的学习程序。《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汉郑玄注：“离经，断句绝也。”张舜徽先生（1911-1992）在所著《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第一章中在讨论阅读古籍的技能时，专门提到了“辨明句读”问题。他指出：“我国过去一般历史书籍，除乡塾所用启蒙读物外，绝大部分是没有圈点和句读的。我们要理解它，便必须把句读弄清楚。”杨树达（1885-1956）在20世纪上半期任教清华大学时，也“曾以古书句读授中国文学系诸生”，后授课的讲义在增益的基础上以《古书句读释例》的书名于193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杨先生又取经自己增删的手校本于1954由中华书局再版。1949年建国以来所整理的许多古籍，都是将标点作为古籍整理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对人名、地名、书名、专名等阅读理解难度较大古籍内容的标点，还有的则采用了选编选注的古籍整理方法，这些对古籍的传播和理解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与古籍标点有所不同的是古籍今译，这同样是古籍传播和理解的重要途径。黄永年先生（1925-2007）曾对古籍整理中的今译问题谈了他的看法：“问题是有些注本、选注本虽用白话文作了浅显易懂的注释，总不可能每字每句都注到；即使每字每句都注到了，但全篇的意思对水平不够的读者来说仍不容易通晓。这就需要进一步用白话文把全篇、全书翻译过来，这样读者就可把白话的译文和文言的原文对照起来读，或者先看白话译文再读文言原文，从而把原文读懂读通。”这样就把古籍今译的目的讲得十分明白了。因此，古籍加注并全译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成果形式。但古籍今译应当适度，一方面需要将古籍今译的范围进行必要的设定（因为并非所有古籍都需要今译），另一方面还应注意避免古籍今译的重复进行并提升其质量。在古籍今译中，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识读翻译也开始引起重视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是值得注重的方面。

古籍的导读和史话也是古籍求传的重要形式。有人说一个汉字就是一部文化史，那么一部经典古籍或一部古籍名著更是一部文化史。2012年年底，中国国家图书馆启动了“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项目，旨在为书立史、为书修史、为书存史，选择了《国家珍贵典籍名录》中收录的蕴含丰富历史故事的珍贵典籍，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为读者提供这些典籍的书名旨趣、篇卷序次、抄写印刻、聚藏流传、学术意义、时代价值、阅读方法等，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读者讲述珍贵典籍的生动故事，在传播中让古籍焕发出新的活力。

还有些古籍整理的成果如一些主题古籍集成与地方的古籍汇编、与古籍整理相关辞典的编纂等也对古籍求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些大型古籍丛书或发行单行本也是为读者考虑的求传求便的路径方法。

近年来，古籍题材的音视频节目制作（如《穿越时空的古籍》等）层出不穷，各级各类古籍存藏机构和整理出版单位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古籍专题展览展示和讲座讲解、通过协同创新开展了古籍内容创意季和古籍寻游记等活动，提供优质的融媒体服务，这些形成了古籍普及传播的全新气象和巨大效益，也加强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

七、求美

将装帧艺术与审美情趣融入古籍整理的保护修复与出版发行也是古籍整理的追求目标之一。

中国古代在古籍印刷与古籍保存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不少“求美”的技术和方法。汉代时，古籍或裹之以袱，名之为袠。《说文解字》卷七巾部“帙”篆释云：“书衣也。袟，帙或从衣。”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云：“‘书衣’谓用裹书者，亦谓之幒。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三十卷，合为三袟。今人曰函。”古人以函裹盛图书，有缣帙、青缣帙、布帙、绢帙等多种材料。《隋书·经籍志》序中曾述及魏代编制《中经》《新簿》，当时的古书“盛以缥囊，书用缃素”；隋代炀帝时，“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以上均提供了古人在文献整理中求㺯的相关信息。古人还曾先后创制了卷轴装、旋风装（或称龙麟装、旋风叶）、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古籍的不同形制，并从域外引进了梵夹装的形制，加上设计独特的各类盒匣，展现出丰富多样的古籍装帧和存放形式，既方便了古籍的长久保存与阅读翻检，也提供了书籍的轴带褾签、鳞次栉比、蝴蝶展翅、针眼包角、金镶玉装等颇多的审㺯维度，给人们带来了古籍外在美的享受。

2003年，中国开启了包括古籍整理成果出版在内的美书之旅，首次推出“中国·最美的书”评选活动以参加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评选。20年来，有诸多古籍整理的出版物在历年的评审中跻身中国最美的书的行列，如《淳化阁帖最善本》（2004）、《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名家手稿》（2006）、《论语》（2006）、《离骚》（2012）、跨超本《红楼梦》（2014）、《藏区民间所藏藏文珍稀文献丛刊》（2016）、《古地图上的长城》（2022）等。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在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的历年评选中看到中国古籍的书影，如《曹雪芹风筝艺术》（2006荣誉奖）、《诗经》（2010荣誉奖）、《园冶注释》（2018银奖）、《茶典》（2018荣誉奖）等。以上的古籍在整理出版中，通过用纸、色彩、字体、油墨、配画、装订、贴签、封套、手感等方式，为读者带来了古籍的典雅和古朴的质感和美的享受，也丰富了中国古籍出版的设计艺术水平，推动了古籍出版在中西交流互鉴中走向世界。

在古籍整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程中，近年来许多古籍存藏机构与社会各界合作，设计创制了颇为精美的各类古籍文创产品，既典雅又实用，有的则结合古籍展览讲座和年节假日等予以推广，从而深度挖掘提炼了古籍中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精髓，为广大公众提供了学习和了解古籍的又一途径，提升了更美好文化生活的品质，同时也激发了古籍整理的活力，为古籍整理事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结 语

需要说明的是，古籍整理工作的七大追求，需要有数量众多的各类古籍整理专门人才，而古籍整理工作本身不仅促进了相关人才的成长，也促进古籍专业学科的跨学科交叉融合和整理研究的深入发展。随着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发展，特别是通用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进步，正在为古籍整理注入动力、活力和智力，为古籍整理的“七求”带来了全新的获取路径、研究方法和展示形态，古籍整理的“七求”已经并将开辟人机融合的数智化新时代。古籍整理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展现新气象和新作为，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添砖加瓦。

（2024年为顾廷龙师诞辰120周年，学生撰写此文以表达对导师的怀念之情。本文撰写过程中，清华大学张涛、国家图书馆张志清、申晓娟、吴澍时，故宫博物馆朱赛虹，天津师范大学周余姣等同志分别提供了有关文献、数据和案例，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本文发表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此为作者word版，发表时标题为《论古籍整理追求旨趣的七个维度》，引用请以该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