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京)2022年第20222期 第100-108，122页

内容提要：浦起龙校勘《史通》，虽然没有说过使用了哪些不同版本和以哪一版本为底本，但逐条考察其一千四百余条文字校勘成果后可以发现，他当时所能见到的陆深本、张之象本、张鼎思本、郭孔延本、王惟俭本、黄叔琳本和影宋抄本等七个主要版本，他都已见到并用以校勘，其中又以影宋抄本为校勘底本，此外他还利用了一部或一些不知名版本。除少量校勘条目不可确知其所用版本外，绝大部分条目都可以指实。

浦起龙(1679-1762)在乾隆十年(1745)开始撰写《史通通释》，十二年“岁除”之时完成初稿，次年又加修订并最终确定书名，此后付刻并继续修改，至乾隆十七年全书刊成。之后仍“屡有修改，所以初印本和后印本有很多不同”，王煦华先生点校整理时，就看到过三个不同的印本，最终选择了初刊本的最后一个印本，因为总的来说，后印本的文字胜过初印本①。但在从初创到修改的整个过程中，浦起龙不仅从来没有说过编撰该书所用的底本是哪一版本，而且也没有说过校勘《史通》文字时使用了哪些不同版本，他对所用诸本《史通》的版本极少指出其名称，以致有研究者说他所提到的各本称呼“到底指哪一个版本，今已不可指实”②。不过逐条考察浦起龙一千四百余条文字校勘成果后可以发现，这个说法过于夸大其词了，浦起龙校勘《史通》所用诸本除少量不可确知外，绝大部分都可以指实。但目前学界对此尚无专门研究，故笔者试撰此文，以梳理和揭示浦起龙校勘《史通》所用的不同版本情况。

一、浦起龙校勘《史通》工作的基本情况

浦起龙的《史通》校勘工作，不是专门对之前某一版本的校勘，而是汇校诸本，择善而从，做出一部新的《史通》版本。他编撰《史通通释》，乃有感于明代郭孔延对《史通》的评释、王惟俭对《史通》的注释尚有未能切合《史通》本身之意的缺陷，从而另起炉灶，借鉴二人的长处，按照自己的想法，以“通”《史通》之意为主旨，撰写的一部集注释、评论与校勘为一体的著作，是其自成一家之言的《史通》读本，按其自序所说，是希望能成为《史通》定本。因此，他在校勘时虽以影宋抄本为底本，但对诸本纷说异同之文句，选用他自己认为长者、胜者、是者写入正文，而将其余异说异文列为该正文之小注加以说明，以致有一些遵从其他版本文字而以宋本为别一参校本者。当然，所谓选用长者、胜者、是者，“所谓‘择善而从’，绝非易事。非精于斠雠者，以为善，未必即善也”③，浦起龙就存在这样的情况。在他的校勘中，既有以“一作”“或作”等形式列出异文而不断是非者，也有以“一作某字，非”等形式列出异文并指出其讹者，更有以“一脱”“一讹”“旧无”“旧有”“一无”“一有”“一多”“一少”等形式列出自己所不取，从而做出明确按断者，并有以“疑”“疑作”等形式提出己见但疑而不断者。从其按断是非正误的最后结果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别：一是以前某一版本无误，浦校亦不为误者，共225条；二是浦校列出异文而不断是非者，共498条；三是浦校失误者，共100条；四是浦校正确者，共525条；五是浦校仅提出怀疑性校勘意见，而未用以更改原文者，共62条。五类合计，共1410条。

此外，浦书中还有一些对文字的注释性校勘，如说“然则”作“然而”用，说“由”作“犹”字用；另有一些以其他典籍文字作异文校勘而不是以《史通》各版本之间的文字校勘者，如卷十四《申左》“而云诸侯失政”，浦氏在“政”下注“《传》作‘正’”，即《左传》作“正”字，卷十五《点烦》“《史记·五帝本纪》曰，诸侯之朝觐者”，浦氏在“之”下注“史无‘之’字”，即《史记》该句无“之”字等。这两类加在一起，足有一百余条，但都不属于以《史通》各版本间文句异同校勘的内容，因而本文不予讨论。谨特此说明，以免生歧义。

二、浦起龙可见《史通》传世诸本

《史通》自问世后，即有抄本在社会上流行，宋代时出现了多种不同刻本④。明初，蜀藩司曾翻刻宋代蜀刻本，一些学者家里也藏有抄本，但《史通》未能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嘉靖十四年(1535)，陆深以蜀藩司刻本为底本，参考其他抄本，刊成新的刻本传世，后世称为陆本或蜀本、嘉靖本。经过陆深的整理，“《史通》始可读”⑤，但仍远非善本，以致陆深自己就直言申明：“讹舛尚多，惜无别本可参对也，方俟君子。”⑥此后蜀藩司本便少为人提及，见到者就更少，而陆本则得到世人的普遍重视，成为事实上今传《史通》的最早版本。

万历三十年(1602)，张鼎思参校其他几部抄本，将陆本重新校刻，并收录其原有多种序跋，形成另一版本，后世称为鼎本。但鼎本与陆本毕竟属于同一系统，因而当时一些书贾在刊刻鼎本时，故意将张鼎思序言抽去，“欲以充陆深原本”⑦。这既说明了陆本在当时学界的重要影响，也反映了二者关系的密切。不过鼎本虽做了不少刊正工作，但陆本的一些文字舛讹和错简等问题，“姑仍其旧”⑧。

在张鼎思之前，张之象看到无锡友人秦柱家中所藏“宋刻本”《史通》，发现该本“字整句畅，大胜蜀刻，俨山(陆深)先生所未及睹者”，遂以这部宋刻本“为正”，“参合众本，丹铅点勘”⑨，在万历五年(1577)，重新校刻了一部《史通》行世，后人称之为象本或云间本，这是《史通》明代版本的另一系统。此本得到后世不少学者的高度评价，但仍然存在文字舛讹与错简等问题，清代何焯、黄叔琳都曾指出这一点⑩。

由于陆深所据明初蜀藩司刻本世所少见，其他明人所见抄本和宋刻本也都没有传世，故陆本、象本往往就被认为是今传《史通》的两个最早版本，而且也是两个不同的传流系统。此后，郭孔延先是以鼎本为底本，完成《史通评释》初稿，请正于前辈学者李维桢。李维桢得知其未见象本，遂回赠之。于是郭孔延又得以参校象本，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完成修订本行世，但文字主要还是以鼎本为主，这在诸本文字发生异同时，郭书往往与鼎本一致，即可显然得见。而李维桢受到郭书启发，也对《史通》进行了逐篇评论，因没有单独刊刻行世，其真实书名尚不清楚。有第三者，尤其可能是书贾，将其评论与郭孔延《史通评释》合刻在一起，书名题为《史通》，卷首作者项署为“李维桢评、附郭孔延评释”。显然，这一署名正是本末倒置，李维桢虽然年行在郭孔延之前，又曾对郭孔延写作提供重要帮助，但事实却是先有郭书，然后才出现李评(11)。不过无论如何，这部李郭评释合刻本即是单刻本郭孔延《史通评释》的另一版本，但因是另外刊行，书中有些文字与郭书单刻本不同，属于明显错误。从下文可知，这两种郭书，浦起龙都曾见到并用于校勘。

万历三十九年(1611)，王惟俭以郭书为底本完成《史通训故》初稿，又以象本参校刊定，形成定本。所以郭、王二书实际上已将上述两个不同系统合而为一，但因对不同版本文字异同的认识、选择有所区别，郭、王二书文字仍有所不同。

清代黄叔琳又以王书为底本，在乾隆十二年(1747)刊行《史通训故补》，主要是对王书注释进行删繁补正的工作，并间作评论，校勘并非其主要内容，且有不少独自妄改臆改之处。

除了以上六个版本之外，清代前期还存有一部华亭朱氏影宋抄本，为晚于浦起龙的卢文弨所见，他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校勘黄叔琳《史通训故补》，最重要的版本依据就是这部影宋抄本。

在浦起龙之前，《史通》相传旧本，从版本来源说，主要就是以上七本。可惜浦起龙在校勘过程中，从来没有说过他到底使用了哪些版本，正如已故《史通》研究专家赵吕甫所言：“浦起龙董理《史通》，曾参校明、清诸刻，其用力虽颇勤劬，但在校勘方法上则存在着显著缺点：明著版本名称者只占极少数，绝大部分皆仅标示‘一本作某’‘又一本作某’‘别本作某’‘俗本作某’‘古本作某’，措词含混不清，转令读者困惑。”(12)浦起龙在其书自序中，说见到了郭孔延《史通评释》、王惟俭《史通训故》、黄叔琳《史通训故补》(以下分别简称郭本、王本、黄本)，卷首“别本序三首”也是引录这三书序言，书中的一些校勘和注释条目也明确提及三本，可知这三本他肯定见到并用以参校。书中还明确提到了“义门订本”，也就是清初何焯校本，但浦起龙引述的是何焯的校勘记，而不是何焯所校勘的象本《史通》文字；虽然从理论上说，他既然见到了何焯校本，也就是见到了象本，但笔者下文还将对此进行考察，以便用事实说话，免生不必要的口舌之争。浦氏还提到“张本”(原文是“王、张诸本”)，但到底是张之象本还是张鼎思本，他没有说明。至于影宋抄本，浦起龙在书中曾提到“映抄古本”和简称“古本”的说法，从没用过影抄“宋”本这样明确的提法，这与其大量使用“一本”“俗本”“别本”等说法，而极少使用具体明确的“郭本”“王本”“黄本”的说法，是一致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总之，这一“映抄古本”(“古本”)到底是哪一版本，他在书中并没有说清楚。是则，浦起龙在书中明确提到的版本，就是郭本、王本、黄本，其他陆本、象本、鼎本和影宋抄本，他是否见过并用以校勘，都是有待证明的。而他见过的诸版本中，至少还有一部或一些不知名版本，由于他并未明确提及版本名称，我们根本不知道这部或这些不知名版本到底是某一部还是某几部。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地一一考察。

三、在郭、黄、王三本之外，浦起龙校勘《史通》所用诸本

(一)陆本

《史通通释》卷五《载文》“旧主蒙三恪之礼”句，浦起龙在“蒙”下注“一作‘加’”。按，象本、鼎本、郭本、王本、黄本皆作“蒙”(13)。赵吕甫用陆本和上述象本等五本校雠浦书后指出，陆本作“加”(14)。卢文弨用影宋抄本校勘黄本时，对此处有校正，但未提影宋抄本文字情况，则亦当作“蒙”字。是则陆本文字乃七本中唯一为浦起龙所说“一作某”者，因此浦起龙肯定见到了陆本，并用以参校。

与上条情况完全相同，卷五《邑里》“则知身生之前”句，卷七《探赜》“威陵强晋”句，卷八《人物》“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句，卷九《核才》“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句，陆本皆七本中唯一为浦起龙所说“一作某”“或讹某”者。

卷五《补注》“难为披览”句，浦起龙在“披”下注“一作‘搜’”。按，鼎本、郭本作“披”。象本也作“披”，但注云“蜀本作‘搜’，宋本作‘披’”；王本、黄本沿之。“蜀本”即陆深刻本，可知浦氏所说“一作‘搜’”者即陆本。赵吕甫用陆本和上述五本校雠浦书，也说“陆本作‘搜’”。卢文弨用影宋抄本校勘黄本时，对此未出校，则影宋抄本亦作“披”字，符合象本所说“宋本作‘披’”的总体特征。可见本条中，陆本文字仍是七本中唯一为浦起龙所说“一作某”者，因此本条也可以证明，浦起龙见到并使用陆本进行参校。

卷十《辨职》“必于史职求真”句，浦起龙在“求真”下注“二字或作‘求其若之’，一作‘求其若此’”。按，鼎本作“求真”，郭本作“求其若之”，象本、王本、黄本作“求其若斯”。卢文弨用影宋抄本校勘黄本时，不言影宋抄本作何字，则亦与黄本同作“求其若斯”。赵吕甫用陆本和象本等五本校雠浦书，说陆本作“求其若此”。浦氏既说“一作‘求其若此’”，则他必是见到了陆本。

总述以上七条例证，陆本文字都是各本中唯一为浦起龙所说“一作某”“或讹某”者，可知浦氏无疑见到了陆本，并用以参校。

(二)象本

《史通通释》卷一《六家》“《春秋》述鲁，文止哀公”句，浦起龙在“文”字下注“一作‘史’”。按，鼎本、郭本、王本、黄本作“史”，象本作“文”。赵吕甫用陆本和上述五本校雠浦书，仅说“陆本、鼎本、郭本作‘史’”，虽然疏漏较大，但由此也可知陆本亦作“史”字。卢文弨用影宋抄本校勘黄本时，仅是自己改“史”字为“文”，不言影宋抄本文字作何，可知亦是作“史”字。是则，浦氏此处写作“文”，采用的正是象本文字，而不是其他各本。

卷七《直书》“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句，浦起龙在“由”下注“一本‘由’作‘曲’，又多‘自陷’二字”。按，浦起龙此处采用的是鼎本、郭本、王本、黄本的文字，语意明白通畅；象本文字则与浦氏所说“一本”者相同。赵吕甫用陆本和上述五本校雠浦书，也说“象本‘由’作‘曲’，又衍‘自陷’二字”，可知浦氏所说“一本”是象本，而不是陆本。卢文弨用影宋抄本校勘黄本时，仅说影宋抄本有“自陷”二字，卢氏改“由”为“曲”乃是采纳何焯之论。是则，陆本、象本等六本文字本身和卢文弨使用影宋抄本所作校勘，都可证明浦氏所说“一本”者，无疑是象本，这是浦氏见到象本的有力证据。实际上，正如笔者上文所说，何焯所校既是象本，浦氏既见到了何焯校本，自然也就见到了象本。

卷八《摸拟》“虽为让”句，浦起龙在“虽”下注“一多‘则’字，一多‘其’字”。按，鼎本、郭本、王本、黄本作“虽其为让”，是为浦氏所说“一多‘其’字”者。卢文弨用影宋抄本校勘黄本时，说“其”字非，改为“则”字，但未提影宋抄本情况，则影宋抄本亦作“其”字。象本作“虽则为让”，是为浦氏所说“一多‘则’字”者。赵吕甫用陆本和上述象本等五本校雠浦书，说浦氏删去“则”字非，他“依卢说、余本补‘则’字”。所谓“卢”指卢文弨；“余本”指陆本和上述象本等五本，但鼎本、郭本、王本、黄本作“其”不作“则”，赵先生说法有误。笔者怀疑陆本亦作“其”字，因为鼎本是陆本的重校覆刻，郭本以鼎本为底本，二本均作“其”字，但也只是怀疑，因未见陆本，不敢妄断。不过赵先生之说因疏漏太大，他的这一版本对校已无积极意义。统观上述情况，可说本条亦是浦氏见到象本的证据。

卷十一《史官建置》“即今为载笔之别曹”句，浦起龙在“即”下注“依义门订本，一无‘即’字，一误作‘命’字”。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李维桢评、郭孔延评释本《史通》误作“命”字(15)。鼎本、郭本、王本、黄本皆有“即”字(16)，浦氏至少见过鼎本以外的其他三种版本，完全可以据此三本补校“即”字，不知为何还要引用何焯所作校记(17)。象本无“即”字，何焯所校即为象本，故而何焯才要补加“即”字。卢文弨用影宋抄本校勘黄本时，未提影宋抄本文字情况，他自己则认为“即”字为衍文，可知影宋抄本应与黄本一样，有“即”字。可见，浦氏所说“一无‘即’字”者即为象本，这也是他见过象本的明证。

总之，虽然浦氏没有明确提到象本的名称，但通过比对各本，还是可以确认浦氏见到了象本，并用以参校这一事实的。

(三)鼎本

《史通通释》卷十《辨职》“必于史职求真，斯乃特为难遇者矣”句，浦起龙在“求真”下注“二字或作‘求其若之’，一作‘求其若此’”。查检各本，鼎本作“求真”，与浦书正文相同。郭本作“求其若之”，象本、王本、黄本作“求其若斯”。卢文弨用影宋抄本校勘黄本时，仅说影宋抄本有“特”字，不言影宋抄本其他文字作何，则应与黄本文字同。赵吕甫用陆本和象本等五本校雠浦书，说陆本作“求其若此”。则浦书“求真”二字，从相传旧本来说，只能是沿自鼎本，这是其见过鼎本的明证。

卷十《自叙》“故作《解嘲》以酬之”句，浦起龙在“酬”下注“一讹‘训’”。象本、郭本、王本、黄本作“训”，鼎本作“詶”。赵吕甫用陆本和上述五本校雠浦书，说“鼎本作‘詶’，余本作‘训’”，可知陆本也作“训”。卢文弨用影宋抄本校勘黄本时，自己改“训”为“詶”，但不言影宋抄本文字情况，则影宋抄本也应作“训”字。如此，上述诸本中，唯有鼎本作“詶”字。“詶”同“酬”，浦书作“酬”，只能是沿自鼎本，可证浦氏一定是见到了鼎本。

卷十六《杂说上》“呜呼!向若二书不出，学者为古所惑，则代成聋瞽，无由觉悟也”句，浦起龙在“也”字下注：“‘呜呼’已下二十四字，王、张诸本多作细书，郭本作大书。详‘呜呼’字，非注体起法，姑从郭本。”按，不仅郭本作正字大书，张之象本、张鼎思本，以及王本、黄本皆作大书，无作“细书”者。卢文弨以影宋抄本校勘黄本，说影宋抄本在“二书”上有“此”字，但没说大书细书的问题，应该也是作正字大书。则浦氏所云“王、张诸本多作细书”者，实乃错误之说。赵吕甫用陆本和象本、鼎本、郭本、王本、黄本校雠浦书，也说“陆本、象本、鼎本大书，浦谓张本作细书，失之”，并特意在“张本”二字后注云“即象本、鼎本”，可知他认为浦氏所说“张本”是将二张刻本全部包括在内。如此，则浦氏自然也是见到了鼎本的。

总之，浦氏见到鼎本的证据，虽不像见到陆本、象本那样丰富而坚实，但要说他见到了鼎本并用以参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四)影宋抄本

卢文弨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校勘黄叔琳《史通训故补》，最重要的版本依据是华亭朱氏影宋抄本。之后卢文弨见到了浦起龙《史通通释》，发现浦书“虽并不言宋本，凡其作正字大书者，皆宋本也”(18)。由此可知，浦起龙在编纂《史通通释》时，见到并使用了影宋抄本，而且以影宋抄本为校勘底本。晚清时，陆心源家中也藏有一部影宋抄本《史通》，他将其与卢文弨著作比对，发现两部抄本“同出一源，其善处，卢氏已尽录于《群书拾补》中”。又经过与浦书互校，发现“浦本多与影宋本合……《通释》本虽不言所自，而与此本皆合，则当见影宋本矣……(惟)似所见宋本亦不全……间有从他本而以宋本为别一本者”(19)。他说浦书“多”与影宋抄本合，“当见影宋本矣”，但其所见可能有残缺，不是全本，而且浦书也“间有从他本”而以宋本为参校别本者，也就是浦书并不完全以宋本为校勘底本。这可证卢文弨所说浦书“凡其作正字大书者，皆宋本也”，有些绝对，未必就真的像“凡”和“皆”二字字面义那样丝毫不差，但也可证明，浦起龙见到并使用了影宋抄本作校勘底本。卢文弨和陆心源都曾将浦书与影宋抄本比对，因此他们的说法应属可信之论。

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中，没有提到影宋抄本的名称，但从他七次提到的“映抄古本”(书中又简称“古本”)文字情况看，其所说“映抄古本”即是影宋抄本，晚清杨守敬、近人向承周就都认为浦起龙所见此古本“即宋本”(20)，这当然也是对卢文弨、陆心源所持浦氏见到了影宋抄本之说的肯定。而比对诸本文字异同可知，不论是浦书以卢文弨所见影宋抄本文字列为正文，还是列为参校性的“一作”之异文，皆可证浦起龙确实见到了这一影宋抄本，并直接用来编纂《史通通释》。而查检浦书，不取象本、鼎本、郭本、王本、黄本相同之文字，单独以影宋抄本文字为正者，至少有六七十处，这都是浦起龙见到这一版本的明证。不过，浦起龙所见到的影宋抄本，也确实很可能如陆心源所说，是个有残缺之本。陆心源曾举出一例予以证明，此外书中还有其他两个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即使浦氏所见之影宋抄本不全，也不能说他没有见到这一版本，这也是毫无疑义的。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进行探讨，并对学术界近年的不同意见进行了辨析，故而此处仅略述基本情况，不再展开细论。

(五)其他版本

除了上述诸本外，笔者在逐条考察浦书校记过程中，发现浦起龙所说诸版本中，至少还有一部或一些不知名版本。换句话说，由于他并未明确提及版本名称，我们根本不知道这部不知名版本到底是某一种还是某几种。

自陆深研究和刊刻《史通》以后，明代社会逐渐出现了对《史通》研究的热潮，校勘和刻印《史通》全书者大有人在，注释和评论《史通》全书者也不乏其人，这都是明代以前少有的现象。其中，陆深刻本、张鼎思刻本不断有人翻刻；郭孔延《史通评释》流行一时，直到清代前期仍盛行于书塾，于是其间既有人将李维桢评论与郭书合刻在一起，刊行于世，又有江南书贾直接盗窃郭书，假借陈继儒之名，刊行所谓“陈继儒《史通订注》”，实际上只是郭书的改头换面而已(21)。但因各翻刻本的校勘工作严谨与疏忽有别，造成各本之间多有讹异之处。浦起龙所说的不知名版本，可能即是对明代陆本、象本、鼎本、郭本、王本的翻刻之本，至于具体是哪一部，则不得而知。下面我们例示部分条目，以见其一般。

《史通通释》卷一《六家》“撰成一书，言皆精练”句，浦起龙在“书”字下注“一作‘家’”。按，象本、鼎本、郭本、王本、黄本皆作“书”；赵吕甫用陆本和上述五本校雠浦书，也说“余本作‘书’”，则陆本亦作“书”字。卢文弨在以影宋抄本校勘黄本时，自己改“书”为“家”，而未提影宋抄本文字情况，则影宋抄本亦当作“书”字。何焯在校勘象本时校“书”为“家”，不知浦起龙是真的见到了“一作‘家’”的版本，还是由何焯之说而云“一作‘家’”。上述七个版本，此处皆不作“家”字。如果浦起龙所见《史通》不出这七个版本之外，则其“一作‘家’”的表述就是不严谨、不规范乃至错误的，因为只有存在这个“一作‘家’”的版本，才能使用“一作‘家’”的说法，无论是何焯的校改还是浦氏自己的校改，都只能是“校作‘家’”或“改作‘家’”。如果使用“一作‘家’”这样的说法，就表明社会上存在这样的版本。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称呼，不该也不能混为一谈。从上述七本及浦氏“一作‘家’”的表述来看，这个“一作”之本，可能是书坊书贾们翻刻陆本、象本、鼎本、郭本、王本而形成的。这是相信浦氏所说的“一作‘家’”之本是真实存在的。另一方面，从浦书来看，与上述七本文字不同而写为“一作”某字的情况，并不少见，而浦氏在校勘方法上存在的一个显著缺点，就是几乎全都不明著版本，措词含混不清，妄改臆改之处也较多。鉴于浦氏的这一缺陷，笔者也产生一个怀疑，这些与上述七本文字不同而写为“一作”某字的情况，是否可能并没有这样的“一作”之本，而是引述何焯的校记或出自浦氏本人的校改?如果这个怀疑是可能的，则此处浦氏所说“一作‘家’”就不能当真按照“一作”的意思来理解，只能理解为浦氏校作“家”，也就是说，并没有浦氏所说的“一作‘家’”的版本。这是不相信他所说的“一作‘家’”之本是真实存在的。这两种看法，笔者目前还没有更多资料以断是非，仅献此愚见，以供参考。

同篇“自尔迄今”句，浦起龙在“尔”字下注“一作‘迩’，一作‘古’”。按，象本、王本、黄本作“尔”，鼎本、郭本作“古”。赵吕甫用陆本和上述五本校雠浦书，说“‘尔’，象本、黄本同，余本作‘古’”，则陆本亦应作“古”，但王本作“尔”不作“古”，其言稍误。至于浦氏所说“一作‘迩’”者，不知为哪一版本，赵先生也未出校。

卷二《载言》“《尚书》阙纪”句，浦起龙在“纪”下注“载也，一作‘记’”。象本、鼎本、郭本、王本、黄本作“纪”。何焯在校勘象本时校“纪”为“记”，卢文弨校勘黄本时也改“纪”为“记”，但均未言明依据哪一版本。赵吕甫用陆本和上述象本等五本校雠浦书，仅说：“卢云：宋本作‘记’，‘纪’讹。”(22)可知陆本亦应作“纪”，但卢文弨所见影宋抄本并不作“记”。则浦氏所说“一作‘记’”者，到底为哪一版本，因他未能明确交代版本名称，不得而知。

卷四《断限》“其殆侵官离局者乎”句，浦起龙在“局”字下注“或作‘扃’”。按，象本、鼎本、郭本、王本、黄本皆作“局”，不知浦氏所说“或作‘扃’”者为哪一版本，赵吕甫用陆本和上述五本校雠浦书，但对此未出校。

卷七《鉴识》“荒庄少气”句，浦起龙在“庄”下注“草盛貌，一作‘拙’”。按，象本、鼎本、郭本、王本、黄本皆作“拙”；赵吕甫用陆本和上述五本校雠浦书，在引述浦氏之言后，说“余本讹‘拙’”，则陆本亦作“拙”。不知浦氏据哪一版本而写作“庄”字，他既然说“一作‘拙’”，从字面上说，则应是见到了作“庄”字之本，并以之为正文。

卷七《探赜》“案史之於书也”句，浦起龙在“於”字下注“一作‘所’”。按，象本、鼎本、郭本、王本、黄本作“於”；赵吕甫用陆本和上述五本校雠浦书，说“各本原作‘於’”，则陆本亦作“於”字。此前何焯曾校象本“於”字为“所”，之后卢文弨也改黄本“於”字为“所”，说“‘於’讹”。不知浦氏所说“一作‘所’”者，为哪一版本，还是他误把何焯的校改，当作了《史通》的一个版本?但这完全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同篇“若齐冏失德”句，浦起龙在“冏”下注“一作‘赵’”。按，象本、鼎本、王本、黄本作“伦”。郭本正文写作“伦”，但在眉批中指出应作“冏”(23)；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李维桢评、郭孔延评释本《史通》，正文写作“冏”(24)，是为浦氏所采用之本。不知浦氏所说“一作‘赵’”者，又是哪一版本。赵吕甫用陆本和上述五本校雠浦书，但对此未出校。

卷九《烦省》“议者苟嗤沈、萧之所记，事倍于孙、习；华、谢之所编，语烦于班、马”句(浦注删)，浦起龙校勘说，“此四句，旧本杂乱不成语”，随后在篇末“沈萧四句”注释中详述此事说：“初注此书，案头有二本，文异而误同……二本大、小书(即正文与夹注文字)杂乱，谬误录后。一本：‘议者苟嗤沈约(休文，梁人)著《宋书》，衍(字子显)著《齐书》，萧之所记，事倍于孙(孙盛，字安国，晋人也)当《晋书》。凿齿(字彦威)亦著《晋书》。习、华、谢之所编，语烦于班、马。’又一本：‘议者苟嗤沈约(休文，梁人，著《宋书》)、萧衍(字子显，著《齐书》，萧所记事倍于孙)、孙盛(字安国，晋人，著《晋书》)、习凿齿(字彦威，亦著《晋书》)之所编，语烦于班、马。’按：二本皆正文、夹注之互混也，其文不可以句，而‘衍’字、‘当’字等之误，更不待言。”浦氏此校涉及内容较多，这里仅谈其所说版本问题。在浦氏所说的“初注此书，案头有二本”中，“一本”文字错讹太多，与象本、鼎本、郭本、王本、黄本和卢文弨所见影宋抄本皆不同，可知是出于六本之外者。浦氏所言“又一本”者，文字与郭本一字不差(25)，可知至少应包括郭本在内。郭本虽以鼎本为底本，但此处比鼎本少一“也”字(孙盛字安国，晋人“也”)，可知“又一本”不是鼎本。赵吕甫说，“其‘又一本’即陆本、鼎本、郭本”，实则不该包括鼎本，陆本或即其所说。赵先生又说，“其‘一本’却与象本不同，疑即浦起龙所谓的‘古本’”。按，浦书中七处明确提到“映抄古本”和“古本”，其中四处与卢文弨所见影宋抄本相同，且都文字正确；另外三处，一处正确可从，两处属于有无均通的两可之说。如此，这七处“古本”文字皆非错误。故而笔者以为，此处文字错讹太多的“一本”，不应是浦氏所见“古本”，可能是上述七本之外，明代中后期以来书坊书贾们据陆本等转行翻刻者，由于目的仅在牟利，故而刻印质量非常堪忧。

卷十二《古今正史》“以纠其缪”句，浦起龙在“纠”字下注“一作‘砻’”。象本、鼎本、郭本、王本、黄本作“纠”(26)；赵吕甫用陆本和上述五本校雠浦书，说“余本”作“纠”，则陆本亦作“纠”。之前何焯在校勘象本时说“一作‘砻’”，之后卢文弨也在黄本“纠”字下注“一作‘砻’”，但他们与浦起龙一样，都没说“一作”之本是哪一版本。至于浦起龙，不知道是真的见到了这个“一作”之本，还是直接袭自何焯的校记。

同篇“建康太守索晖”句，浦起龙在“晖”下注“一作‘珲’”。象本、鼎本、郭本、王本、黄本皆作“晖”；赵吕甫用陆本和上述五本校雠浦书，在引述浦氏之言后说，“余本作‘晖’”，则陆本亦作“晖”。不知浦氏所说“一作‘珲’”者，为哪一版本。近代孙毓修《史通札记》说“邓本作‘珲’”(27)。据孙氏《史通札记跋》叙述所引各家校语，所谓“邓本”指邓邦述所藏“传临之本”《史通》上批写的校记，而非指该本《史通》正文。邓氏友人吴慈培经过比对手迹，确认邓本此校记出于何焯弟子沈岩，沈岩在自己所藏鼎本《史通》上，“临其师之校，兼及仲子(何焯弟何煌)之语，又以己意补所不及”(28)。如果沈氏不明注何焯、何煌与自己姓名，则其所作校记到底源出何人，就难以判定，孙毓修笼统地以“邓本”称之，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查笔者所用何焯校本，无“一作‘珲’”之校记(29)，但笔者所用，与浦起龙、卢文弨所见者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何焯校书常有副本，且往往一书多次校勘，有时有所增补，故各本之间，校记可能有所不同。从这个角度说，还不能贸然将何焯排除在改作“珲”字的校记作者之外。但校改终究与书籍本身即作“珲”字不同，不能因为何焯、沈岩等人的校改，就说也有“一作‘珲’”之《史通》版本，孙毓修直接说“邓本作‘珲’”，仍不够严谨，准确的表述应该是“邓本校作‘珲’”。

卷十三《疑古》“内释猜忌”句，浦起龙在“释”下注“一作‘怀’”。象本、鼎本、郭本、王本、黄本皆作“释”。赵吕甫以陆本和上述五本校雠浦书，在引述浦氏之言后说，“余本作‘释’”，可知陆本也不作“怀”。不知浦氏所说“一作‘怀’”者，为哪一版本。

此外，浦书中还有一些这类校勘条目，虽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目前尚无法查知浦氏所说“一作”等情况的版本。如果其说属实，确实存在这个或这些“一作”之本，则他必是见到了陆本、象本、鼎本、郭本(两种)、王本、黄本和卢文弨所说影宋抄本之外的版本。不过这些“一作”之本，应该是对陆本、象本、鼎本、郭本(两种)、王本的翻刻之本，从版本来源上说，似不出这五本之外。但因翻刻中校勘工作的严谨程度有别，各翻刻本之间会出现一些讹异的不同，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浦氏所批评的“杂乱不成语”的状况，质量极为堪忧。

四、结语

通过以上考索，可以发现，浦起龙所能看到的七个《史通》主要版本，他都已经见到并使用，这是他能够汇校诸本，择善而从的最主要基础，也是他取得很大校勘成绩的最重要基础。但他在校勘方法上存在着一个很大缺陷，这就是他虽曾使用“王本”“郭本”“北平本”“义门订本”这样明确的称呼，但是数量极少，与不注明者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绝大多数校勘条目都不明确具体地注出版本名称，“一作”“或作”“旧作”“一无”“一有”“旧有”“俗本”“行本”“今本”等称呼比比皆是，而且“旧本”“俗本”“行本”“今本”等称呼也无固定指称对象，全凭其个人兴之所至，随意使用。这种措词含糊不清的弊病，使得人们仅看浦书，几乎根本不知道他在讲论哪些版本，也就得不到其他版本的信息，这使其汇校《史通》的文献和版本价值大打折扣。虽然笔者专门研究浦书的校勘成就，通过一一比对，可以查知其绝大部分条目的各版本文字异同情况，并非完全是像某些学者所说的“‘旧作’到底指哪一个版本，今已不可指实”(30)，但仍有五十余条，不知其所说版本是哪一版本。而从方法和原则上说，不明注版本，毕竟不是校勘工作的严谨、规范的做法，不是校勘工作的正轨。当然，如果从浦氏所处时代来说，这应该也有校勘学发展尚不充分的客观原因，在他之前，何焯在校勘象本《史通》时，也很少注明版本；在他之后，卢文弨校勘黄本，除对影宋抄本文字信息一一注明外，对其他版本也很少直接注明。既然这样，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对浦起龙一人苛责过多。特别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人的学术成就，只是为了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促进当今学术的发展，而并非为了批评或夸赞古人。在辨明事实的基础上，借鉴古人成功的经验，避免古人所犯的错误，少走弯路，才是我们应取的态度和研究的目的。

注释：

①王煦华：《浦起龙的生平及其著述》，浦起龙《史通通释》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71页；《史通通释》点校“前言”，浦起龙《史通通释》卷首。

②刘海波：《清代〈史通〉学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21页。

③王叔岷：《斠雠学》(补订本)，《斠雠学斠雠别录》合编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8页。

④详见王嘉川《清前〈史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261页。

⑤陆深：《俨山集》卷86，《题蜀本史通》，《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8册，第551-552页。《四部丛刊》所收张鼎思校刻本《史通》卷末亦收录此文，但改名为“《题蜀本史通后》”。

⑥见《四部丛刊》所收张鼎思校刻本《史通》卷末所附陆深《题蜀本史通后》，但不见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陆深《俨山集》卷86，《题蜀本史通》。

⑦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页。

⑧张鼎思：《续校史通序》，《四部丛刊》所收张鼎思校刻本《史通》卷首。

⑨张之象：《史通序》，载刘知幾著，张之象刻《明本史通》卷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第1册，第8-9页。

⑩何焯之论，见刘知幾著，张之象刻《明本史通》卷末何焯跋语，第2册，第258页；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卷首《例言》(第1则)，《续修四库全书》第447册，第435页。

(11)王嘉川：《清前〈史通〉学研究》，第266-279页；《李维桢〈史通评〉编纂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12)赵吕甫：《史通新校注》卷首“凡例”(第2条)，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1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9册所收李维桢评，郭孔延评释本《史通》文字同，第71页。下引此书，凡与郭孔延《史通评释》文字相同者，不再注出。

(14)赵吕甫：《史通新校注》，第311页注释四十三。下引此书，凡有《史通》篇名出现者，不再注出。

(15)李维桢评，郭孔延评释《史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9册，第164页。

(16)赵吕甫用陆本和象本、鼎本、郭本、王本、黄本校雠浦书，但对浦氏所说“一无”“一误”二者，都未出校(《史通新校注》第662页注释二十三)。从鼎本、郭本文字来看，陆本也应有“即”字。

(17)笔者所见“义门订本”无此处校勘，见刘知幾著，张之象刻《明本史通》，第2册，第14页。统观浦起龙的校勘工作，他更重视自己对《史通》文本的研究，往往先是自己研究其文字的是非正误，等到有了研究结果，再去找其他版本来对校。他此处宁可引用何焯所作校记，也不用手中已有的郭本、王本、黄本来对校，应即是他这一校勘习惯的推演。实则他这种做法并不符合校勘的基本原则，因为“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陈垣《校勘学释例》第四十三《校法四例》，刘乃和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21页)，“广收异本，进行对校，择善而从，乃是校勘所应当首先采用的基本方法”(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397页)。

(18)卢文弨：《群书拾补·史通校正》后跋之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49册，第362页。

(19)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5，《影宋抄史通跋》，载《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4-85页。

(20)杨说见张三夕辑录《〈史通〉三家评校钞》，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12，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104页；向说见赵吕甫《史通新校注》，第823页注释二。

(21)王嘉川：《清前〈史通〉学研究》，第527页。

(22)赵吕甫：《史通新校注》，第78页注释四。但赵先生所说卢文弨观点则误，卢文弨仅是自己改“纪”为“记”，说“‘纪’讹”，并未言及影宋抄本文字情况，更没说“宋本作‘记’”。卢氏校记中，凡是征引影宋抄本者，皆明确标以“宋”字，故此处校勘并非依据影宋抄本，而是他自己所校改，赵先生误在不明卢氏校书体例。

(23)郭孔延：《史通评释》，《续修四库全书》第477册，第98页眉批。

(24)李维桢评，郭孔延评释：《史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9册，第115页。此本删去郭孔延《史通评释》单刻本所有眉批，故此处将郭氏眉批所作考证，直接应用在正文之中。

(2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9册所收李维桢评，郭孔延评释《史通》，将“习凿齿(字彦威，亦著《晋书》)”之“亦”字误作“人”字，第139页。

(2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9册所收李维桢评，郭孔延评释《史通》，作“糺”字，第171页。

(27)孙毓修：《史通札记》，《四部丛刊》所收鼎本《史通》附录。赵吕甫《史通新校注》引之，第743页注释二十六。

(28)傅增湘著，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史部(十二)史评类《史通二十卷》所引吴慈培跋文(第1则)，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6页。

(29)刘知幾著，张之象刻《明本史通》，第2册，第43页。

(30)刘海波：《清代〈史通〉学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