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七十岁的生日。在这七十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与伟大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

我们还是先来说说什么是“古籍整理”。按照黄永年先生的说法，古籍整理就是对古籍进行校勘、标点、注释、今译等加工，其目的是使古籍更便于今人和后人阅读利用。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所创造传承下来的文献典籍，其数量之丰富，内容之深厚，是其他任何民族和国家所无可比拟的，堪称举世无双。这些文献典籍，我们概称为“古籍”。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对这些文献典籍进行搜集、校勘、编订、抄刻、传播的整理工作从未中断过。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当代人要读懂这些古籍，已经十分不容易了。除了今人对古人的社会生活产生隔膜的影响之外，古籍本身在流传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错误，使得我们使用起来很不放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大多数古籍使用的是古代汉语，而在二十世纪初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以及语言文字都发生了巨变，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知识界、教育界的主流。中国人使用白话文阅读和书写，已接近百年了，因而对古籍的阅读使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障碍。

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白话文普及之后不久就已经开始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明确提出对历代史料文献进行“整理”。此后的十数年间，也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可惜这一良好的开端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几乎陷入停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同样面临从头起步。从1949年至1966年，我们开创性地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古籍整理管理体制，动员了全国的学术和出版力量，以丰硕的成果奠定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基础。虽然十年“文革”的动荡使得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蒙受了一定的损失，但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再度出发，迎来了一个持续四十年从未间断的稳定发展的黄金时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

这一辉煌成就，如果需要总结概括的话，也许可以这样来表述：七十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古籍整理工作者对中国古籍进行了全方位、大规模、成系统的整理，基本摸清了家底，推出了规模庞大、数量众多的古籍整理成果，其中的优秀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质量，成为体现古籍整理最高水平的代表之作和传世之作，基本满足了文化和学术研究的需求，为文化繁荣和民族复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一切，得益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更有赖于建立了一支稳定专业的古籍整理出版队伍。

七十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取得的新成就

第一，基本梳理了中华民族存世古籍的家底。

我们说中华民族文献典籍举世无双，但到底有多少种，都有哪些品种，存藏何处，却从来没有说清楚过，只能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有人做过估算，有八万种、十万种、十五万种等多种说法。摸清家底，早已成为几代学人的共同梦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及一大批馆藏目录和专科目录的编订，体现了学者们为此付出的艰苦努力。

从1992年开始，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古籍小组”）的指导下，《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计划全面启动。经过整整十七年和数百位专家的合作努力，2009年，《中国古籍总目》正式出版。作为一部著录中国现存汉文古籍的总目录，它包括了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以及部分海外图书馆的现存古籍的品种、版本和存藏情况，显示中国现存汉文古籍（含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丛书、方志、家谱等各类1911年以前的古籍）总数约二十万个品种。

1996年，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指导下，《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开始编纂，于2010年开始出版。《总目提要》体现了持续多年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抢救、保护、整理、出版成果，收录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以及古代民族文字的全部现存古籍，涉及三十九种少数民族文字的书册、典籍、口头传承、碑刻铭文等民族古籍，总计约三十万种。

汉文典籍加上少数民族文字典籍，总量达到五十万种，这就是中华民族存世典籍的基本家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代学人共同努力、逐步积累才最终完成的结果，是进一步进行古籍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基点，其成就和意义重大。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个数字，还远不是存世古籍的实际数量。一方面，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所创造贡献的文献典籍的大部分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损毁和亡佚了，现存的数字仅仅是实际存在过的一角。另一方面，作为汉文古籍来说，区域仍有局限，虽然涵盖面积已很广，但仍有海外的国家和地区还存藏着大量的中国古籍，包括汉文古籍和其他语种的古籍；而国内还有大量的地方文献、档案、文书以及出土文献等有待梳理。因此我们还需要对这份家底进行进一步的梳理。

第二，整理出版了数量巨大的古籍整理图书。

七十年间，我们到底整理出版了多少种古籍图书呢？由于统计口径和资料来源的不同，要提供精确数据实属不易，我们只能尝试进行估算。据不完全统计，前三十年出版的古籍整理类图书二千多种，而在1954年至1963年的十年间，就出版了一千八百多种，由此可见社会稳定对于古籍整理事业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全国出版汉文古籍图书约二万三千种（以书号计，不含丛书子目）。1978年出版七十八种，此后逐年增加，到1986年达到六百三十二种。此后，每年出版数量持续保持在六百种上下。当然在1992年之后，出书数量略高，最高值为1993年的九百四十九种。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影印类古籍（包括丛书、类书、工具书）合计一千多种，涉及的子目超过六万种。主要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累计出版的新版整理作品超过五千种。

据此，我们粗略估算，七十年来，我国整理出版的汉文古籍和少数民族古籍超过三万种，丛书子目超过六万种。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成就，标志着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拥有强大的整理出版能力，标志着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无比巨大的需求。由此，我们不禁可以生出一番联想，在古籍数字化技术日益成熟的条件下，我们把存世的二十万种汉文古籍和三十万种少数民族古籍全部进行数字化，并择其重要者整理出版，提供给全社会研究使用，这应该不算是一件遥不可及的目标吧！

第三，构建了有规划、成系统、分阶段推进的古籍整理出版大格局，全方位覆盖中国历代各个部类、各种形式以及多种语言。

民国时期的“整理国故”，其主体是对清代学术的延续与继承，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而新开拓的古籍整理出版领域，也包括对殷墟甲骨、敦煌遗书、清宫秘档的整理，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整理，和对域外汉籍的访求，新创之功，实不可没。

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从一开始就明确了“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指导方针，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所以，古籍整理确定了三方面的重点，一是体现古代文化精华的历代名著、为学术研究服务的史料汇编及工具书，二是以农书、中医书为主的科技古籍，三是供学生干部学习使用的普及性古籍名著的选注本、今译本。这三大类古籍构成了1966年以前整理出版的基本格局。

改革开放之后，古籍整理重新起步。198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布，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继承，成为最重要的指导思想。1982年发布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收录了文学、语言、历史、哲学、综合参考、今译、专著共七大类三千一百一十九个项目，其中传世基本古籍就超过三千种。同时，规划中也对丛书、少数民族古籍、科技古籍、地方志、档案、普及读物和散失国外的古籍资料等做出特别安排。这一规划体现了全方位整理历代典籍的国家意志，构建了特别重视传世基本典籍和分工协作地推进专业古籍整理的基本格局，顺应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需要。从此，中国的古籍整理事业走上了快车道。此后国家每十年制订的中长期规划，每五年制订的五年计划，基本上都按照这个格局和思路，全方位、大规模、成系统地推进古籍整理事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注重古籍数量的调查，强调扩大古籍整理出版的范围，鼓励高质量的普及读物，并首次提出“加快古籍整理出版手段现代化的步伐”，指的就是数字网络技术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应用。2000年以后，出土文献、档案文书、地方文献、科技文献、域外汉籍和古籍数字化渐次成为热点，广受关注。

从学术界的情况看，随着从事古籍整理的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和学术研究的急需，四部典籍中的传世名著、重要学者作家的作品整理一直是重点，成果也最丰富。整理的方式主要是以点校为主，深度整理则被认为是体现学术高度。从古籍出版界的情况看，八十年代是出版能力全面恢复的时期，展现出勃勃生机；九十年代因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版能力得到爆发式的增强；2000年之后激光照排技术的全面实施，客观上推动了古籍整理图书的出版。特别应该说明的是，影印古籍因其技术的成熟和市场的急需而异军突起，历代有名的丛书、类书、工具性图书基本都影印出版了，新创的专题文献类大型集成也层出不穷，实现了影印技术让古籍“化身千百”的目的，方便了全社会对传世古籍的搜求和使用。这一切因素，都共同推动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四十年的整体繁荣。

第四，整理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古籍整理传世之作，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古籍整理出版的最高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古籍整理，从一开始就表现为高水平和高质量。1952年10月出版的《水浒》（七十回本）、1956年10月出版的《资治通鉴》点校本、1959年10月出版的《史记》点校本都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典范。改革开放之后，各领域的古籍整理工作全面展开，四十年来，佳作频出，亮点纷呈。

2013年，在“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中，国家组织专家以最严格的标准，从上千种作品中评选出九十一种古籍（包括丛书），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优秀的作品，代表了古籍整理出版的最高水平。而历年在全国各种古籍整理图书的评奖评优活动中上榜的图书，也都属精品。据粗略统计，能够被学术界和出版界广泛认可的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应该有上千种。

这些优秀作品，普遍体现了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严格按照古籍整理规范整理，体例完善，校勘精审。二是绝大多数作品都是由学殖深厚的专家长期投入打磨而成的心血之作。三是一经推出，就被视作“定本”，为学术界广泛征引使用。

第五，建立了一整套以古籍小组为核心的行之有效的古籍整理管理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就开始探索古籍整理出版的管理体制。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标志着这套管理体系的初步建立。此后除了在“文革”中停顿之外，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充实、完善，也一直在持续有效地发挥领导和管理功能。这套管理体系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国家主导，方针明确，并一直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七十年间，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做出过重要指示。

二是以古籍小组为领导核心，在教育部、卫生部、农业部、文化部、国家民委以及在全国各省市，都设有相应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委员会和办公室，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行指导、统筹，实施有效管理。

三是依托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来实施指导。从1960年发布第一个规划之后，至今已经发布了七个全国性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各部委、各行业、甚至各古籍出版社都相应制定规划，指导实施。大量列入规划的重点项目得到各方重视，按计划完成出版，真正体现了古籍整理出版的系统性和计划性。

四是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和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拨出巨款来支持古籍整理的研究和出版。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用于古籍整理的资金额度也不断增加，古籍小组的年度资助从五百万元，增加到二千五百万元。而各省市、各行业的专项财政资金也大量地注入古籍整理中。近年来，专门用于古籍数字化的经费也不断增加。资金的持续稳定递增地投入，支撑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繁荣。

五是这套体系还包括古籍图书的质量保障机制和评优罚劣的评价机制，使古籍图书的整体质量得以保证。应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始终是在国家主导、规划有序、支持有力、管理有效的制度体系中向前推进的，取得辉煌成就顺理成章。

第六，建立了一支逐步壮大、长期稳定的专业古籍整理出版队伍。

古籍整理出版是一项专业性极强、准入门槛极高的学术性工作，从业人员必须经过长期培养和实践方可胜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古籍整理出版人才极度匮乏，1954年，北京筹组古籍出版社时，汇集的古籍编辑不足十人，且多为中老年。党和国家对古籍专业人才的培养一直十分重视。1958年，中华书局被确定为专业古籍出版社，时任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金灿然同志为延揽人才，特别制定了“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极为大胆的政策。1959年3月，古籍小组委托教育部在北京大学开设古典文献专业，9月开始招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系统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的开端。改革开放之后，人才培养工作全面提速。1983年建立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高校古委会”）专门负责人才培养和全国高校的统筹指导。八十年代，全国各高校的古籍整理教学科研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目前，在这些研究院（所）和古典文献专业工作的科研人员超过三千人，其中博士生导师近千人，并形成了本科生、研究生（硕士和博士）、研讨班三个层次的教学培养体系，至2017年，累计招收本科生二千四百九十四人、硕士生六千人、博士生一千七百七十七人。而历年在全国各行业各机构举办的各类培训班、研讨班、讲习班等受训的人员，更是难以计数。这是我国从事古籍整理的基础队伍。

古籍整理的成果最终是通过出版社来实现传播和利用的，所以古籍出版机构在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即依托中华书局等专业古籍出版社来实施。八十年代初，全国各地成立了二十多家专业古籍出版社，推动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九十年代之后，专业出版分工逐渐被突破，一些具有古籍出版能力的地方人民出版社、大学出版社、科技出版社等也纷纷加入古籍出版的队伍中，总数达上百家。其中，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工委”）所属的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主的专业古籍出版社，长期以来毫不动摇地坚持古籍出版，成为古籍整理出版队伍中的骨干。

以上是我们总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所获得的六大成就，仅仅是宏观地取其大端的粗略概括。这些辉煌成就的获得，是建立在七十年持续耕耘的伟大实践之上的，它使我们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其中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七十年来古籍整理出版的宝贵经验

第一，民族复兴，国家强盛，文化兴隆，是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

历史的经验证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综合实力的持续增强，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为古籍整理出版提供了强大的社会需求，成就了古籍整理出版的黄金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推动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持续繁荣，是我们这一代古籍整理出版人的神圣使命，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第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关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奠基与发展的，是在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正确方针政策，与时俱进中实现繁荣的。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是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关键。

第三，行之有效的古籍整理出版管理体系是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保障。

历史的经验证明，以古籍小组为核心的古籍整理出版管理体系的有效管理，保障了古籍整理事业的繁荣发展。当前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已经发展为古籍保护、古籍整理和古籍出版三位一体的格局。古籍保护指的是由文博系统对古籍文物的保存、修复和利用；古籍整理指的是由高校和科研机构对古籍内容进行整理、研究和阐发；古籍出版指的是由出版社对古籍保护和古籍整理的成果进行出版和传播。三者各具优势，同时又联系密切，形成上下游的互动。因为管理归属的不同，还存在分头出击、各自为战的现象，容易造成资源争夺，重复建设的情况。

我们认为，应进一步优化现行的古籍整理管理体系，强化古籍小组的核心地位，加强古籍保护、古籍整理、古籍出版三者的统筹协调，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充分贯彻国家意志，分工配合，形成合力。

第四，全面提高古籍整理作品的整体质量，不断推出古籍整理精品力作，是古籍整理事业繁荣发展的目标。

当前我国全方位、成系列、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出版格局已经建立，但整体的成果质量尚难满足新时代全社会的旺盛而又迫切的需求。因此，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思路要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来。这意味着国家古籍整理规划要服务社会发展的大局，要满足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要聚焦基础性、积累性、原创性的古籍整理重大工程；这意味着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规模要进一步扩大，力度要进一步增强，投放要进一步精准，并且长期稳定；这意味着文化出版企业要全力提高古籍整理图书的质量，而不能盲目追求数量和规模；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不能让古籍整理沦为追求经济效益的工具。归根结蒂，实施精品战略，让古籍整理的精品力作层出不穷，是古籍整理事业的根本目标。

第五，高质量的稳定壮大的古籍整理人才队伍，是古籍整理事业繁荣发展的基础。

古籍整理是一项专业性极强、准入门槛极高的学术性工作，而要胜任古籍古籍整理工作的人才，必须具备扎实的古代文化基础，必须具备文献学、考古学以及至少某一学科的专业知识，必须从事古籍整理的实践历练，必须经过长期的培养，必须具备长期坐冷板凳的耐力和静气，是十分不容易的。古籍整理人才队伍的现状是，面对古籍整理的需要，人才的总量仍然太少，素质有待提高，从业人员流失严重，综合性专业人才严重不足（如古籍数字化人才等），承担重大项目的领军人才稀缺。因此，要保证古籍整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仍须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加大投入进行规模化的培养。现有的人才教学培训体系需要进一步地强化提升，要扩大培养规模，创新培养方式；要提高古籍整理从业人员的地位和待遇，给予尊重，保证其能够长期稳定地工作。毕竟，古籍的精品，靠的是古籍人才一字一句打磨出来的。

第六，古籍整理的理论、方式、手段的全面创新，尤其是利用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是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古籍整理出版的实践，不断驱动着古籍整理规范的成熟，驱动着古籍整理理论的发展。只有遵守规范，创新理论，才可能在面对繁难的传世古籍、陌生的出土文献、全新的档案文书等新课题新要求时，拿出符合学术要求、妥善揭示其内涵的新的整理方式。而当下，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大的挑战，则来自数字科技，它已经把中国快速带入数字时代。我们必须承认，古籍整理工作在应用数字技术、网络科技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就如同数字融合正极大地改变着全社会的生存生活方式一样，数字融合也一定会在未来深刻改变古籍整理出版的整个生态。面对未来，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有太多的未知要我们去探索，有太多的挑战需要我们去应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的古籍整理出版历程，在经历了前三十年的曲折前行和后四十年的快速发展两个阶段之后，到今天，走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承担着新的使命、新的任务，也必将面临更多新的挑战。总结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唯有埋头苦干，方能不负时代。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