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伟

从康熙十六年（1677）《铁岭县志》问世，到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清代东北地方志修成119种，其中亡佚11种，现存108种。在康熙年间编修《大清一统志》推动下，盛京地区修志事业兴起；乾隆年间成书的两部《钦定盛京通志》，由乾隆皇帝下旨敕修，于军机处方略馆中纂办，体现统治者对发祥重地编修通志的重视，是官方修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东北地区人口剧增，新设一批府厅州县，相应带来规模空前的修志热潮，既对旧有州县志进行了重修，新设州县也开始编修方志，其中乡土志数量尤多。清代东北方志的纂修历程，反映出清代东北边疆内地化的进程。

清朝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完备的行政体制，带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也是现存古代东北地方志绝大部分集中在清朝的根本原因。此前学界对东北方志纂修问题的整体考论不多。因此，本文利用档案、实录、正史、别史、笔记、文集等资料，对清朝东北方志的纂修过程进行系统考述，诸多问题作新的考补，并总结清朝东北修志全面发展的原因和特点。

一、清代东北方志的纂修历程

康熙年间为修纂《大清一统志》，清廷下令盛京将军所属各府、州、县呈送志书，以资参考，促成了清朝东北地区修志活动的兴起，此期间共修成通志、府志、州志、县志13种。康熙十六年（1677）成书的《铁岭县志》，是清朝东北地区首部修成的方志。康熙十七年（1678）《开原县志》成书、康熙二十年（1681）《辽阳州志》成书、康熙二十二年（1683）《广宁县志》《锦县志》《宁远州志》《锦州府志》成书，并补辑了《铁岭县志》。《锦州府志》是锦州府在所属广宁、锦县、宁远三县志基础上“并三属志，手为裁定，删繁就简，订讹补缺”（清）刘源溥、孙成修，范勋纂：（康熙）《锦州府志》孙成序，《中国地方志集成·辽宁府县志辑》第16册，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而成。康熙二十三年（1684）奉天府统合此前府、州、县志，修成32卷本《盛京通志》，又补辑了《开原县志》。康熙二十四年（1685）修成《盖平县志》《海城县志》《承德县志》（后二志已亡佚）。至此，清初东北官修方志事业告竣，取得了东北方志编纂史上的空前成绩。康熙三十年（1691）林本裕纂成《辽载前集》，为清朝东北首部私纂志书，内容抄自《盛京通志》者颇多，但也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盛京通志》为清前期东北方志的集大成之作，经多次续修，版本较多、内容丰富，而且经历了修纂权由地方向中央的转移。共有四个版本系统：一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康熙五十年（1711）补刻本；二是雍正十二年（1734）抄本，乾隆元年（1736）刻本，咸丰二年（1852）补刻本；三是乾隆十三年（1748）武英殿本；四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乃至于今形成的其他版本均为上述四种版本的抄本或印本。

陈加《〈盛京通志〉纂修考》认为，《盛京通志》编修“始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然而，据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中《代高京兆〈盛京通志〉序》的记载可知，此志先由奉天府尹高尔位主修，“会同镇帅，合乌喇、宁古塔详加稽访，勒成全书”；“逾年而规模略定”。可知康熙二十二年时，该志已修了一年有余，且基本完成初稿。康熙二十二年（1683）“夏六月京兆臣董秉忠甫任即檄令各属咸至，量能授事，分类采辑……数阅月而稿成，帙虽简约，大义悉该，寻付梓”。董秉忠接替高尔位任奉天府尹，在陈梦雷主纂的初稿基础上续加纂辑。因此该志纂修时间实始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河南通志》为样本，参照《大明一统志》的体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初成书。康熙五十年（1711）时任奉天府尹的廖腾奎以“此书颁行日久，印刷滋多，梨枣蒙翳”，因而“协力订正，锓板一新”，修板重印。

雍正十二年（1734）奉天府尹吕耀曾、王河相继主持《盛京通志》的首次续修工作，并完成初稿，即现所见雍正十二年抄本。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收藏的一份内阁大库档案记载，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户部准署奉天府府尹王：将所有已经纂就《盛京通志》抄本，合先咨送等因前来，应将送到《盛京通志》抄本一部十本转送内阁一统志馆”。说明该本当时已送呈朝廷一统志馆。王河序载，“本朝《一统志》，典制所昭，久有成书。今经数十余年，化与日新，治偕时懋，规画益加宏远，采辑更宜精核。圣虑周详，爰诏直省重加增订，次第献之阙廷。俾珥笔之臣，荟萃成帙，用扬盛美。臣河荷承恩命，督学东土，兼署尹篆，值《盛京通志》尚未告竣，谨率所属分类纂辑……自夏至冬五阅月而稿就。值奉天府尹臣宋筠到任……复集原纂辑诸臣细加校雠，益为增补，又七阅月再易稿而后成”。新任奉天府尹宋筠在前稿基础上，门类未动，而内容稍加增补，于雍正十三年（1735）成书，乾隆元年刊印。

雍正十二年（1734）33卷抄本与乾隆元年48卷刊本实质是一书，金毓黼指出“其志目写本凡三十三各为卷，刊本四十八卷，志目仍同，唯《关梁》改为《关隘》，而事实较增，此实一书并非二书”。咸丰二年（1852）奉天府丞雷以诚，以衙门所藏乾隆元年本《盛京通志》书板，因“岁月深久，版刊字迹脱落弥多”修板重印，与当时盛京地方官员“合力捐资，鸠工付剞”，使得该志流传较广。

乾隆八年（1743），清高宗第二次东巡陪都盛京时，以“旧纂《通志》，未为精核，特命重修”。第三次编修于乾隆十三年（1748）成书，32卷，武英殿刊印，为大学士汪由敦奉敕修纂。军机处方略馆，不仅负责编修方略，也承旨纂修其他史书，尤其在乾隆时期变为常设史馆，承修史籍颇多。《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乾隆五十年（1785）七月初七日《军机大臣阿桂等奏为咨取誊录缮写全书留空书函折》载，“将方略馆历次所辑《一统志》《元史》《明史》《盛京通志》《平定金川方略》《满洲源流考》《蒙古源流》《兰州纪略》《石峰堡纪略》各书，开明应缮分数，知照前来”。说明乾隆年间朝廷组织纂修的两个版本，乃于军机处方略馆中纂办。

第四次纂修由大学士阿桂奉敕主持，纂办期间，军机处曾多次行文盛京将军衙门、奉天府、盛京内务府索取资料。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清朝盛京内务府档案和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朝内务府全宗档案中，记载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十六年（1781）、四十七年（1782）、四十九年（1784）军机处多次向盛京地方官府征集资料。“乾隆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本处钦奉谕旨，令将《盛京通志》续行详加纂辑，钦此。钦遵当即行文贵将军处，将应行添纂事宜查明，移咨军机处。”说明此次续修的实际起始时间为乾隆四十四年（1779）七月。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十七日《军机大臣奏查各馆依限完竣及逾限未完各书情形片》记载，“《盛京通志》，原限四十八年九月完竣，原定一百卷。今恭遇四十八年皇上四谒祖陵，曾于上年四月内奏明添纂至一百三十卷，请展限于四十九年秋季全竣。已进一百二十六卷，未进只有六卷。（黄签：此书于四十九年七月办竣）”说明该志本定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修竣，但由于当年清高宗第四次东巡陪都，故又增加了部分资料，而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七月正式修竣。成书130卷，距第一部《盛京通志》问世的时间刚好100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校订后，收入《四库全书》。

从雍正元年（1723）至光绪三十年（1904），181年间东北地区仅修成志书20余种，修志事业发展十分缓慢。乾隆三十八年（1773）塔子沟厅理事通判清格私纂的《塔子沟纪略》成书。乾隆五十六年（1791）《开原县志》续修（已佚），咸丰本中可见其序。嘉庆和道光年间各有一部私纂志书成书。嘉庆十五年（1810）西清纂成《黑龙江外记》，作者曾在黑龙江为吏，根据官府所藏图籍档案，以及亲身调查写就此书。虽然未标明各门目名称，但每卷内容以类相从，与一般见闻笔记有明显区别，内容广泛、记载详实，可视为黑龙江地区最早的地方志。《吉林外记》于道光七年（1827）成书，是吉林省最早的方志。不论是明朝的《辽东志》，还是清前期编修的《盛京通志》，“以盛京为主，吉林及黑龙江特从附载”。萨英额有感于“天下府、州莫不有志，盛京有《通志》，黑龙江有《志》又有《记》。吉林为我朝发祥根本之地，并无记载，岂非阙典？”而自行纂述。此书抄自《盛京通志》的内容较多，《吉林通志》言其“抄录通志，兼及吏牍”。

咸丰二年（1852）金州人隋汝龄纂成160卷的《辽海志略》，为清朝东北篇帙最大的地方志。该志最晚出现的一条史料为卷18《选举》中记载咸丰庚申（咸丰十年，1860）恩科东北进士，说明该志成书后又有续补。金毓黼认为该志“盖就诸史《地理志》、明《辽东》《全辽》两志、《盛京通志》汇聚而成”。“以其书多录自《盛京志》者，不必再印，唯取前志所未俱者，细为选录，约为二十余卷”。金先生的摘录本现已无存，的确需要将其与《盛京通志》对比，能够补其未备的内容，才是此书史料价值之所在。

“丁巳清和月，大宪下符，各州县征取事实，续修通志。”咸丰七年（1857）四月，盛京地区有重修《盛京通志》之议，谕各府州县补辑邑乘，但由于当时政局不稳，此议遂搁浅，仅有《岫岩志略》和《开原县志》于是年修成。《开原县志》“毕费数千缗，均都人士所输。余虽捐廉为助，不过司牧者分内事耳”。知县全禄与地方士绅共同捐资编修、出版。同治年间修成《铁岭县志》，光绪二年（1876）修成《朝阳县志》（二书已佚）。

有学者认为《长春厅志》成书于光绪十年（1884），但没有推论出该志是何人所修。志书直接以某通志、府志、厅志、州志、县志为名，一般是官修方志。而官修志书的主修者通常是该行政单位的最高长官。据《清史列传》记载，李金镛于光绪九年（1883）至十二年（1886）间，任长春厅通判。故笔者推论，该志为李金镛所修。光绪十一年（1885）《奉化县志》成书，由知县钱开震捐修。光绪十二年（1886）《珲春地理志》成书。光绪十五年（1889）黑龙江将军恭镗的幕僚徐宗亮私纂的《黑龙江述略》成书。

《吉林通志》是吉林省第一部官修方志，“谨依《钦定盛京通志》成式，酌加损益，以适事宜”。实际所记载的范围包括了今天黑龙江省的许多辖区。修志准备工作从光绪十三年（1887）开始。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军机处档案中，有光绪十七年九月初三日吉林将军长顺《奏为创修〈吉林通志〉事》，说明光绪十七年（1891）吉林将军长顺正式主持开局修《吉林通志》。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十七日长顺《奏为创修〈吉林通志〉稿缮写呈览事》载，初稿纂成，“凡为卷百十有六，分装四匣，并与舆图一匣随折进呈”。该本现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长顺《奏为刊刻〈吉林通志〉刷印成书恭呈御览事》载，“续有所得，拟再校正删益……共成书百二十二卷，较前此缮本卷帙加多，词句微有异同，现已刊刻印刷完竣”。光绪二十六年（1900）定稿并刊印。

光绪二十二年黑龙江舆图局兼通志局启用，翌年二月黑龙江将军恩泽主持拟定了《黑龙江通志条目》，开启官修黑龙江省通志的修志事业。但却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停办，原因有二：一是“自康熙年间设官驻兵以来，一切档案多系国书，必须详细检核，译成汉文，方便编辑……翻译既需时日，编纂尚待多才，条理既烦，仓促断难集事”。二是“现在图局经费又苦支绌”。成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墨尔根志》即按《条目》编纂。光绪二十四年（1898）成书的《吉林舆地略》，大部分内容摘自《吉林通志》卷10至卷24中的《沿革志》和《舆地志》，“盖不必读通志全书，而边徼形势，如在目前矣”。

从光绪十七年（1891）开始，东北地区开始了乡土志的编修。清末民初出现的乡土志既是初等小学堂乡土教科书，也是地方志编修的素材。作为一种“准方志”，特点在于文简而事核，篇幅较小、语言较为通俗，但仍然追求记事详实。《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伯都讷乡土志》《宁古塔地方乡土志》《三姓乡土志》《阿勒楚喀乡土志》，均修成于光绪十七年，是为纂修《吉林通志》而收集整理呈报的材料。

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宣统三年（1911），是清朝的最后七年，但是方志编修却十分兴盛，共修成方志83种。

光绪三十三年（1907）修成《兴京厅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修成《开原县志》《辽阳州志》《辽中县志》《宁远州志》《安东县志摘要》《承德县志》（佚）以及奉天公署文牍寿鹏飞私纂的《奉天新志略》，“为初级小学堂乡土教科书之用”。宣统元年修成《彰武县志》《铁岭县志》《怀仁县志》《海城县志》《新民府志》《巴彦州志略》（佚），吴廷燮私纂《奉天郡邑志》成书。

宣统二年（1910）修成《承德县志书》《奉天辉南厅志》《昌图府志》《绥中县志》（佚）。《呼兰府志》“编辑始于光绪三十四年，迄宣统二年脱稿。一官转徙，重以水火疾疫兵戈之事，全稿强半散失。壬子以后，里居无事，复搜丛稿补成之，视原稿约损十之三四”。现所见者为民国初年补辑本。同年成书的还有筹备长白府设治委员张凤台私纂的《长白汇征录》。光绪三十一年（1905）程德全任黑龙江将军，又有修通志之议，张国淦“适在江幕中，委以黑龙江通志总纂之役。自公之暇，乃先以平时所搜葺者，竭月余之力，分别部居，叙其大概”。于宣统二年（1910）纂成《黑龙江志略》，原稿本佚，现存民初补辑本。

宣统三年（1911）修成《安图县志》《庄河厅志》《辽源州志书》《奉天省靖安县志》《奉天凤凰直隶厅宽甸县分志》《抚顺县志略》《兴京府志》（佚）。《西安县志略》“付之活锓一千本，综核刊赀、笔札，用千余缗。书以一百本，副在邑校图书馆，以俟后增，余或上之长官、贻之同人”。清末随着石印等新技术的使用，方志印数也明显增多。

清朝最后七年，东北乡土志编修兴盛，成书54种：光绪三十一年（1905）修成《农安县乡土志》；光绪三十二年（1906）修成《辑安县乡土志》《兴京厅乡土志》《宽甸县乡土志》《义州乡土志》《铁岭乡土志》；光绪三十三年（1907）修成《柳河县乡土志》《长寿县乡土志》《开通县乡土志》《铁岭乡土志》《盘山厅乡土志》《西丰县乡土志》《义州乡土志》《镇安县乡土志》《海城县乡土志》《锦县乡土志》《法库厅乡土志》《新民府乡土志》《广宁县乡土志》《复州乡土志》《怀仁县乡土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修成《海龙府乡土志》《洮南府乡土志》《怀德县乡土志》《怀德县乡土志续补》《奉天海龙府东平县乡土志》《奉化县乡土志》《西安县乡土志》《靖安县乡土志》《绥中县乡土志》《锦州府乡土志》《开原县乡土志》《辽阳乡土志》《盖平县乡土志》（二种）、《宁远州乡土志》《广宁县乡土志》《怀仁县乡土志》《辽中县乡土志》《昌图府乡土志》《康平县乡土志》《彰武县乡土志》《凤凰厅乡土志》《锦西厅乡土志》（佚）；宣统元年（1909）修成《靖安县乡土志》《辽源州乡土志》《岫岩州乡土志》；宣统二年（1910）修成《东平县乡土志》《通化县乡土志》《辽阳乡土志》（佚）；宣统三年（1911）修成《安广县乡土志》《南金乡土志》《锦西厅乡土志》《黑龙江乡土志》。

二、清代东北修志的主要推动因素

首先，康熙年间文化流人的贡献。东北是清前期流人流放最多的地区，其中有不少流人文士。流人或成为州县的编户齐民，或被编入八旗，对边疆经济开发、边防戍守、文化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流人的到来给康熙年间盛京地区修志提供了有力支持。

《古今图书集成》纂辑者陈梦雷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被流放到盛京，受到奉天府尹高尔位的器重，令其参与《盛京通志》的编修。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9《序》中有《代高京兆〈盛京通志〉序》《代董京兆〈盛京通志〉序》、《盛京通志》小序26首、《承德县志》序及小序27首、《海城县志》序及小序26首、《盖平县志》序及小序24首。陈氏参与了以上四志的编纂和修订工作。康熙《承德县志》《海城县志》已佚，但二志之序保存在《松鹤山房文集》中，可据以知其大概。另据《辽左见闻录》记载：“甲子、乙丑间，修《奉天府志》……秉笔者，原任编修陈梦雷也。”这里的《奉天府志》指的是《盛京通志》，陈梦雷为主要纂辑者。

此外，《铁岭县志》修志人员为：“纂辑：董国祥。搜采：孙楩、罗继谟。校正：邢为枢、左玮生、左昕生。”以上均为清初徙居铁岭的文化流人。可见流人文士群体对清初盛京地区修志事业作出杰出贡献。

其次，朝廷的修志诏令。清朝是中国古代最重视编修地方志的朝代，朝廷多次向全国各地下达修志诏令。康熙年间清朝统一局面形成，政治稳定、经济恢复发展，为大规模方志编修创造了有利条件。康熙十一年（1672）七月，大学士卫周祚进奏，“请敕下直省各督抚聘集宿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康熙帝诏允其请，以便将各地修志成果汇为《大清一统志》。于是，在朝廷修《大清一统志》推动下，康熙年间东北方志纂修蔚然兴起。《盛京通志》张鼎彝序称，“纂修《大清一统志》以昭来兹，爰敕奉天府尹先修《盛京通志》，以便汇辑为诸省弁冕”。《大清一统志》采于省志，而省志采于府州县志。康熙十六年（1677）铁岭县知县贾弘文言，“余未受简命之先，已奉有旨令，直省府州县各修志书数年矣。莅任以后，府檄频催”。在奉天府尹催促下，各州县陆续开设志局，延请地方士绅参加修志。由是，从康熙十六年至二十四年，盛京地区官修方志12种。

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二十八日，“《大清一统志》总裁蒋廷锡等奏言：本朝名宦、人物，各省志书既多缺略。即有采录，又不无冒滥，必得详查确核。采其行义事迹，卓然可传者，方足以励俗维风，信今传后。请谕各该督抚，将本省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一应事实，详细查核，无缺无滥。”随即上谕：“着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摭采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为尽快完成《大清一统志》，雍正皇帝令各省重修通志。雍正九年（1731）九月二十二日奉天府尹杨超曾上奏，“现在咨访故实，悉心料理”，开始着手《盛京通志》的首次重修。乾隆朝两次重修《盛京通志》，乃由乾隆帝亲自下旨，命大学士于军机处方略馆中纂办，武英殿刊印，且书名加“钦定”二字。地方志由朝廷组织修纂，是颇为特殊的现象，足见清高宗对《盛京通志》纂修的重视。

之所以东北于清末出现修志热潮，和光绪末年清政府会典馆、民政部、陆军部、学部征修方志的旨令密不可分。光绪十五年（1889），清廷因重修《会典》而征集天下志书，谕令各地修志。《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序载，“印务处案呈，于十五年十二月初七日，准将军咨开：案查前准会典馆行知，测绘全省舆图，经派员前往，周历测绘，业经照会贵衙门查照，选派熟悉地理之员，帮同覆勘，并饬吉林道在省设立志书局，以凭辑成志书，随图呈进在案”。《吉林舆地略》为“将军咨送会典馆者也”。说明光绪《吉林通志》的编修受到朝廷修《会典》的影响。而为修《吉林通志》，又督促所辖各衙门编修乡土志或资料清册。

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部颁布《乡土志例目》，通令全国各地纂修乡土志，促成东北编修乡土志的热潮。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民政部给东三省总督下达咨文，调取各省府州厅县志，“图志为各项行政之根基，关系极为重要，当此宪政进行，一切沿革利病，尤待考求。况时代迁移，建置规模亦复不同，按诸旧志，殊有未备，更或行省创置未久，及板片散佚无存，亟宜因时搜集，以资参考。相应咨行贵督酌量设局，重修通志，仍饬令各属先修分志，以期早日纂辑，俾得观成”。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随即饬令所属各府厅州县修志。

光绪末陆军部为筹备军务，咨取各地方志。《安东县志摘要》序载，“今者陆军部咨各直省饬属造送新图新志，诚要务也”。《承德县志书》序载，“爰奉督部堂札饬准陆军部咨取各省府厅州县等项志书，因关系军事参，至为重要。行令迅速编辑，荟萃成帙，报部备案”。

再次，行政建置的增设。清朝对东北边疆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开发。清初配合朝廷招垦政策的推行，鼓励汉族人民到东北垦荒，为管辖汉人民户而在重要农垦区设置民政机构。顺治、康熙年间在盛京地区建立了二府、九州县的建制。方志为政府佐治之书，地方行政建置的新设必然带来该地修志工作的展开。

但是从康熙六年（1667）以后，清廷开始限制辽东、封禁边外。在乾隆五、六、七年分别颁布盛京、吉林、黑龙江的封禁令，禁止内地民人出关谋生。根本原因是在东北旗地不断转化为民地的趋势下，保护关系旗人生计的旗地。封禁政策迟滞了东北人口的增长、土地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州县新设较少，修志事业日益落后于关内。另外，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以清初修建的柳条边为大致分界线，边内辽沈平原为满汉杂居的农业区，边外是少数民族部落的渔猎区，人口较少，经济落后。吉林地区于乾隆十二年（1747）始置民治机构吉林厅。黑龙江将军辖区在同治元年（1862）始置民治机构呼兰厅。这是二地修志既晚且少的根本原因。

随着流民出关日益增多，以及巩固东北边防的需要，咸丰十年（1860）东北三省局部开禁，关内流民纷纷涌入，东北人口大幅上升。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后全面开禁，带来了新一轮人口增长和相应行政管理机构的增加。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北废除三省将军军署衙门，设三省行省公署和东三省总督。各驻防八旗都统衙门相继被裁撤，实行内地的府厅州县制。八旗体制转为民治体制，标志着东北边疆与内地行政管理体制一体化进程最终完成。清政府在新开发地区设立相当数量的府、厅、州、县，至清末，奉天省共有8府、5直隶厅、3厅、6州、32县；吉林省有11府、1直隶厅、4厅、1直隶州、2州、18县；黑龙江省共有3道、7府、6厅、1州、7县。修纂方志，象征着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力控制。东北地区行政建置的创建和完善，促成了修志活动高潮阶段的到来。与此前一百多年较为沉寂的状态相比，清末东北方志数量呈“爆发式增长”的态势。

最后，清末东北边疆危机的刺激。鸦片战争后，东北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的焦点之一。自咸丰八年（1858）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被迫签订《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东北地区疆土丢失最多，受害深重。中国知识分子充满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开始关注边疆问题，了解现实情况、汲取历史经验，以抵御列强侵略。晚清研究边疆史地的著作空前丰富了起来，与此趋势相一致，东北边疆方志的编修也空前兴盛，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应对危机、救亡图存的需要。

（宣统）《彰武县志》樊宝青序载，“自日俄战役而后，入外人之势力范围者甚深。尝阅所着《满洲要览》一书，其于地方之政治、民族、物产等纤悉毕举、如数家珍，可想见泛海陟山，搜辑调查，以成此一编，最有关系之大文字。惜乎吾斯土父老子弟茫茫昧昧，生长于斯、聚族于斯，数典忘祖，竟不知是地之情状，反不如相隔数万里之外族，尚能考察周详，记载精确，编纂成帙，以贡世界之观瞻。宝青言念及此，不禁深为之隐忧”。日本人为进一步展开侵略活动，撰写了不少关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调查报告，此举引起了东北地区知识分子的担忧，从而希望通过方志编修，让国人了解本地情况。进而“激刺普通人之爱国心”、“务期于人心社会进化概念能相合，而借以鼓吹其精神”。唤起地方百姓的爱国意识。

三、清代东北方志编修的特点

（一）时空分布、志书体裁不均衡

从时间来看，清朝东北方志的编修集中于清末。康熙年间盛京地区修志13种。从雍正元年（1723）至光绪三十年（1904），181年间东北地区仅修成志书23种。其中雍正年间1种，乾隆年间4种，嘉庆、道光年间各1种，咸丰年间3种，同治年间1种，光绪元年（1875）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12种。总体上看，修志数量少，修志事业欠发达。但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始，至宣统三年（1911）七年时间里，修成志书多达83种，占清朝东北修志总数119种的近70%。

就地域空间而言，奉天地区修志数量远多于黑龙江和吉林。东北三省中奉天地区方志形成时间最早、数量最多。黑龙江地区，从较为严格的方志体例来看，最早的方志是嘉庆年间成书的《黑龙江外记》。吉林地区从道光年间才开始有方志——《吉林外记》问世。清朝黑龙江地区修成方志10种，吉林地区31种，奉天地区78种，清朝吉林和黑龙江地区修志总数约为奉天地区的一半。

从志书体裁上看，比于省、府、厅、州、县志，清末乡土志数量居多。清末东北编修乡土志共计59种，除去《阿勒楚喀乡土志》和光绪三十三年（1907）《怀仁县乡土志》脱离传统方志体例，不能视作地方志，其余57种乡土志几乎占据清朝东北修志总数的一半。

（二）求真征实、文辞质实

清朝东北方志多注重对史料的考辨，内容上求真征实，志风谨严、不尚虚文。既受到清朝考据学朴实学风的影响，也与东北质朴的地域文化特征有关。

康熙年间成书的《铁岭县志》，以“辽东旧志草本舛谬良多，今凡关沿革、古迹悉照辽、金二史细加考订”。并非直接抄录旧志内容，而是对其加以考订。记山川、城堡，“有考据者则详，疑者则阙，里巷附会之说不敢入志，传信故也”。核实史料，不以传闻入志。乾隆元年本《盛京通志》“凡事关国朝典制，皆咨请四部、内务府，历查旧案，往返再三，然后入志。其他土地、名物，古今互异，其有可据者从古，无可据者从今。信则传信，疑则传疑”。对典章制度的记载尤为慎重，多次查阅档案文书，对其他内容的记载也直书实录。

咸丰年间成书的《岫岩志略》“据事直书，立言戒烦”。《开原县志》“意严笔简，不溢美、不掩善、不失实，以存志体”。清末《安图县志》以考据精详著称，有7篇考证专篇：象纬考、沿革考、区域考、长白山考、群山考、水考、物产考。私修志书中《辽海志略》“惟核、惟谨要，于言必雅驯，事无偏党”。《吉林外记》“事必征实，言皆有据”。《长白汇征录》“言虽不文，事皆征实”。志书内容详核是其发挥“资治”和“存史”功能的前提。总之，不论官修还是私纂的东北方志，大都以求真征实、文辞质实为重要的修志原则。

（三）注重实地调查和口述史料

古代东北地区保存文献典籍相对较少，加之明清战争的蹂躏，给辽东经济、文化造成极大破坏，人口锐减。有学者统计，“在明代后期辽东地区大约300万汉人中，有250万左右外迁。另有一大批死于兵火或被满人掳为奴隶”。“清代初年辽东土著人口大约只有30万”。清初“从龙入关”的满人“约有26—27万”。清初盛京地区无论典册图籍，还是耆老乡绅都很少，方志编修面临巨大困难，“一时从龙之家，皆入京师。老成既远又无图籍，虽欲详之亦乌从而详之”。“边城既乏典册，而故土皆新人，罕有知三十年以前事者……但苦文献两缺”。

方志与其他史书在史料采择方面的不同之处在于，更注重实地调查采访。尤其在缺少文字资料的情况下，实地勘测和口述史料则显得尤为重要。康熙年间修《盛京通志》，“三韩以北故都旧邑，断碣残碑，靡不搜剔。而内地编户隶二三有司，亦咸悉心咨诹耆旧，捃摭异闻”。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甲子、乙丑间，修《奉天府志》，各州县官挟画工而行，分诣边外深山穷谷中，阅历殆遍，图其形而归，逾年志成”。修《辽阳州志》，“时事、山川、地名必考实于乡产父老，然后登载”。修《锦州府志》，“非陟巘穷源，即扪读残碑断碣，或访高年问遗事”。可见，清初盛京地区为修纂方志，作了大量实地考察和采访工作。

清末东北方志编修同样面临“文献无征”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晚清内地汉人出关谋生日益增多，而新设不少州县，这些地区原本人迹罕至，修志更属首创。如（光绪）《奉化县志》序中所言，“其事则文献阙如，其古迹则绝无留存，其新进则多非原籍。当此之时，欲创造邑乘，昭示来兹，诚戛戛乎难哉”。类似的记载多见于清末东北方志的序言中。另一方面，清末东北又遭遇庚子事变、日俄侵略、盗贼蜂起的局面，致使“旧时案牍亦毁于兵燹，掌故无征，文物凋丧”。

虽然设治较晚，清末东北地方官员在主持修志工作时尚能博访周咨，进行大量调查采访工作。如修《吉林通志》时，吉林将军衙门“饬下省城及旗属并咨行各城副都统，行查各旗世职，令其具录先世姓氏、里居、官阶、勋绩，详细册报，径送来局，以资编辑作传”。《安图县志》编修，“举凡山川之夷险，道路之通塞，距离之远近，与夫民风土俗之所宜，出产之郁积繁富，农田之垦辟，渔猎之经营，靡不躬亲目验，博访周咨”。《呼兰府志》“得之父老传说者十之三四，得之实地调查十之四五，得之于旧记者十之二三”。可知该志大部分资料都来自实地调查采访。

不少修志者还提出以审慎的态度对待口碑史料。如《长白汇征录》的编修，“以所见所闻者质诸往籍，并以往籍质诸见闻，躬亲目睹，反复研求”。见闻、典籍和实地考察“三重证据”相互印证。《岫岩志略》中，“人物之得于采访者，询谋佥同，乃为信史。若出一人偏见，及亲故相为标榜者，不敢滥入”。不以一人的说辞为准，而根据众人言论，求其同者入志，尤注意亲故对人物之评价是否有溢美之词。

（四）少数民族与中外关系内容较多

东北边疆在清朝的特殊地位，造就了清朝东北方志的独特性。一方面，东北地区自先秦时期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在清朝又是满洲贵族的发祥地，因而方志中有关少数民族的史料颇多。风俗志记录了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各类人物传记、艺文志中收录了不少少数民族杰出人物及其诗文，学校志记录了八旗官学义学，田赋志记录了旗田官庄的情况。康熙、雍正、乾隆元年本《盛京通志》均设帝王志，专为辽、金帝王及后妃设传。《盛京通志》有京城志、坛庙志、山陵志、宫殿志、苑囿志，（康熙）《辽阳州志》也有京城志、宫殿志、苑囿志，为除京师外其他地区方志所无，显示出作为“满洲故里”的东北边疆，在方志编纂体例上的不同。

近代中国在大一统王朝国家向近代主权国家演变的过程中，主要民族矛盾也由“夷夏之辨”转向“中外之防”。晚清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东北地区。在边疆危机刺激下，清末东北方志中国家主权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萌发，志书中宣扬爱国思想，彰显民族意识，探求守卫边疆、抵御外侮之道。仅从志书一级类目上看，《呼兰府志》有外交略、《辽源州志书》有租界、《安图县志》有韩侨志、《怀仁县志》有侨寓、《黑龙江志略》有外交。与其他地区相比，关乎中外交涉的类目是清末东北方志比较特殊的部分。在志书政治、疆域、交通、艺文等诸多门类中均包含不少中日、中俄、中韩关系的宝贵史料，体现出近代东北文献的特点。此外，清末东北乡土志兵事录中揭露列强侵略东北暴行的记载颇多。

结 语

清朝东北边疆地区由此前历朝“羁縻”而治，变为朝廷直接管辖和全面开发。清朝东北方志的编修与东北边疆内地化的进程是一致的。康熙年间，盛京地区府州县设置逐渐完善，在朝廷编修《大清一统志》的推动下，盛京地区修志活动兴起。《盛京通志》为清前期东北方志的精华荟萃，其编修以及数次续修是清前期最重要的东北方志纂修活动。从乾隆晚期直至光绪前期，东北方志编修进展十分缓慢。这与乾隆年间，为保护满人根本利益不受损害，清廷封禁关外的政策有必然联系，此举迟滞了东北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但在此期间，《吉林通志》的编修，以及官员士子私纂的《黑龙江外记》《吉林外记》《辽海志略》《黑龙江述略》仍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清末东北全面开禁，关内汉民大量涌入，东北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与内地相同的省府州县制。加之清政府征修方志的旨令和东北边疆抵御外侮的需要，共同促成了清末东北修志的兴盛局面。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