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古代石刻文献整理出版综论

赵超/张家麟

　　 古代石刻，广义上包括造像、刻铭、刻绘等一切在石质材料上雕刻图像及记载文字的行为成果，以往一般单指有文字的石刻，称为古代石刻文献。改革开放以来，在广泛的考古与田野考察中，大量的石刻被发现，新资料不断积累起来，加之信息传播技术空前发达，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刻出版物是有关古代石刻文献整理、研究所形成的图书。本文试图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石刻文献图书出版①的情况为研究对象，以期对未来有关石刻文献的整理、研究及出版的趋势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

　　 一、近四十年古代石刻文献整理出版综述

　　 1.石刻文献图书出版成就巨大

　　 近四十年，国内各出版社编辑整理出版的各种石刻文献著录图书，总数达上千种，成就巨大。

　　 石刻最常见的整理方法是汇编。汇编之法，多种多样。有据图书馆所藏石刻编辑的，如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与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编《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有各级地方石刻汇编，如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碑碣》(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余华青、张廷皓主编《陕西碑石精华》(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薛仰敬主编《兰州古今碑刻》(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赵君平编《邙洛碑志三百种》(中华书局，2004年版)；有按照断代汇编者，如赵超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周阿根著《五代墓志汇考》(黄山书社，2012年版)；有地方性断代汇编者，如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编《北京辽金元拓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版)；有分类汇编者，如陈垣编《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也有按照地域再分类汇编的，如潘明权、柴志光编《上海佛教碑刻资料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王大方、张文芳编《草原金石录》(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也有一地、一点的石刻资料汇编，如中国佛教协会编《房山石经》(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王小圣、卢家俭主编《古村郭峪碑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华山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还有个人收藏资料汇编，如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凡此种种，难以一一列举。②

　　 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是近四十年石刻史料汇编的重镇。如《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的整理出版，以朝代为单位，收录战国、秦汉到明清、民国各类石刻拓本20000余种，共100册。该书“如实地再现了各种石刻的原貌，行款字数，损坏存佚，神韵风貌，原原本本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加之每种拓本均有简短说明，便于了解各种拓本的高广尺寸、拓本真伪、收藏情况”。[1]因是拓本汇编，规模宏大，不便内容释读，故而在全集末附“索引”一册，为第101册，以便检索。1989年，此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推出，大图书馆或专业性图书馆、研究机构有藏，实现了北京图书馆石刻拓本分地收藏，起到文物保护的作用，也便于研究者查阅，意义重大。

　　 古代墓志是四十年来汇编类出版物亮点。堪称经典的图书是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全二册)(以下简称《汇编》)。《汇编》始于1966年以前，1988年完成整理，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墓志4000件，其中近一半墓志拓本是周绍良先生的私家收藏，无异于私家整理的石刻资料集，品位很高，全部录文约300万字。[2]此书出版后，周绍良先生又组织了《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的整理，收录全国各地1700余种唐代墓志的录文。此后，周绍良先生又建议整理出版《新中国出土墓志》，由中国文物研究所与各地文博部门组织整理，2003年起陆续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以上几种古代墓志图书的出版，使得古代墓志史料大量面世，也为墓志著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以后，又有大量有关历代墓志的汇编性著录陆续问世，因此，学术界对墓志的文献价值认知大大提高，纠正了传统的重碑刻而忽略墓志的学术倾向。2003年，赵超撰《古代墓志通论》，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是在墓志著录基础上对墓志研究的新成果。

　　 古代石经是儒家、佛家、道家经典传播的重要载体，有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等，对石经的整理和研究有重要价值。中国佛教协会编《房山石经》是石刻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成果。该书出版后，房山石经原石回藏地下，起到保护文物又便于研究的作用。2018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虞万里编《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收录王国维、陈垣、傅增湘等专家对历代儒家经典石刻的论述，兼具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3]

　　 据2021年1月30日公布的《当代新修地方金石碑刻书备忘录》统计，地方金石碑刻书北京34种，东北及内蒙古22种，山西114种，陕西45种，山东50种，河南56种，河北及天津46种，甘肃31种，宁夏及青海5种，四川及重庆39种，云南及贵州32种，湖南及湖北20种，广东及广西47种，浙江44种，江苏及上海48种，安徽7种，江西7种，福建30种，海南1种，***7种，共计685种。这一统计虽未涵盖所有省份，仅是不完全数字，但也可推知近四十年来有关出版物数字庞大，总数至少超千种，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石刻史料，其中包括很大比例的新发现史料，是近四十年石刻出版对社会的基本贡献。③

　　 从以上梳理内容可见近四十年石刻文献整理出版的大致面貌，然而相对于全国所存碑刻的实际存量，这个统计数量又显得很少。所以，有关古代石刻的整理和出版，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正需要当代出版人奋力开拓，做出更好的成绩。

　　 2.石刻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有关石刻的研究，现存最早的图书是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王象之《舆地碑记目》等，清代金石学盛行，著述甚多，其研究以著录、编目、集录、考释、补证为基本方法。晚清至民国时期，学者眼光开阔，出现许多石刻方面的名家名著，因此，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陆和九《中国金石学》，开始建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金石学体系。

　　 近四十年古代石刻的高端研究成果，基本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石刻文献丰富、研究人员多的机构。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碑帖专家杨震方编著《碑帖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北京文物商店老专家张彦生著《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故宫博物院马子云、施安昌著《碑帖鉴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超著《古代墓志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中华书局2019年增订版)等。

　　 《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是赵超1987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授课的讲义。宿白建议由讲义扩展成书，于1989年完成，199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2019年，中华书局出版增订版，达66万字。《概论》涵盖中国古代石刻铭文方面的基本内容，将所有古代与文字相关的石刻做出详细分类，其中第四节“专用文字石刻”是核心内容，是金石学方面总结性的著作。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仲威是当今石刻研究颇具特色的学者。他精于对碑帖的鉴定，普及鉴定知识，提供鉴定样板，符合近四十年来有关石刻拓本收藏升温的趋势，使石刻的知识普及到大众。他还善于利用文献做综合鉴定，如《碑帖鉴定要解》中“《封龙山颂》碑石缺角之谜”，因碑石不存，遂根据张穆、顾沅题跋鉴定，一反传统的以全本拓为早、缺字拓为晚的常规思维方法，得出缺字拓本最早的结论，认为这是中国碑帖鉴定中的孤例。并进一步指出，因现代作伪技术提高，“今后的碑帖鉴定工作，对拓本的流传有序，古人的题跋鉴别的依赖性会越来越强”，[4]是极有见地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批年轻的石刻研究者涌现出来，如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赵成杰，其在攻读博士期间即研究金石学，201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石萃编〉与清代金石学》，对清代以《金石萃编》为主的金石学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总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体现出当代石刻研究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

　　 3.石刻利用成果大量出版

　　 石刻文献涉及面极其广阔，研究石刻的根本目的在于利用石刻史料，以新材料解决有关学科的问题。这一学术动向已受到众多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关注，并涌现出大量转化性成果。

　　 2002年，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冯俊杰等整理的《山西戏曲碑刻辑考》，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入宋代到清代的戏曲碑刻100种，著录其全部内容，并做出详细考释。2005年，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王福才整理出版《山西师范大学戏曲博物馆馆藏拓本目录》，收录山西、河南、陕西、湖南、甘肃五省的戏曲碑帖。20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车文明主编的《戏曲碑刻(一)》，收录宋代碑刻9通、金代碑刻16通、元代碑刻32通、明代碑刻80通。2021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曹飞主编的《山西戏曲碑刻集成》，收录全国各地的戏曲碑刻千余种，在以上诸书中规模最大。

　　 有关石刻资料利用的成果并不限于上述例证，如考古学家马长寿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版)，对唐王朝兴起前关中部族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考证，增添了许多新史料；周绍良、赵超在编纂《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之时，即留意唐代宰相家族的记载，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进行补充校对，1998年在中华书局出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2018年又出版了修订本，完善了“二十四史”中唯一的帝王王室之外的世系表。

　　 4.古籍专业出版社是石刻文献图书出版的主体

　　 中国古代石刻著作的出版，以全国各地的社科类出版社为主。社科出版社之中，又以大学出版社、图书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古籍专业出版社为主。其中，古籍专业出版社是古代石刻文献整理出版的主力军。据四十年来各类石刻出版物统计，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约百分之六的古籍专业出版社，出版的石刻类图书占总量的半数以上，④体现出专业出版社在专业出版领域的突出优势。

　　 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统计，重要的石刻整理项目，大多列入国家古籍规划项目，并主要由古籍出版社承担编辑出版任务。如河南张钫《千唐志斋藏志》(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曲石精庐藏唐墓志》(1986年齐鲁书社出版)、《清代碑传全集》(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隋唐五代墓志汇编》(1991年到1992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陕西金石文献汇集》(1990年至2019年三秦出版社出版)、《房山石经》(2000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三晋石刻大全》(2011年到2020年三晋出版社出版)。

　　 应注意到，未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石刻文献出版项目占绝大多数，同样以古籍专业出版社为主要出版单位。古籍专业出版社之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以及各省的人民出版社、美术出版社、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都出版过许多石刻文献图书，组成近四十年来中国古代石刻图书的庞大阵容。

　　 5.民间力量积极推动石刻文献整理出版

　　 在图书馆、大学、文物考古系统等收藏和研究机构纷纷推出大型石刻史料出版物的同时，借助各地大力推进文化建设的东风，民间整理出版石刻文献的积极性高涨。

　　 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成立不久即着手普查山西石刻，先期出版了《三晋石刻总目》，共收录20000余条石刻目录，是一个总结性、基础性的成果。“如果像编写《三晋石刻总目》这样地区性石刻详细目录的工作能够在全国开展起来，最终形成一部《中国石刻总目》，那么必将对中国古代石刻的保护与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5]

　　 以《三晋石刻总目》为基础，三晋文化研究会与三晋出版社合作，联合推出《三晋石刻大全》丛书(以下简称《大全》)。该项目2010年列入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从2011年起正式出版，迄今为止，出版72个县(市、区)的石刻史料，超过山西119县(市、区)的60％。

　　 经过10年整理出版，《大全》实际收录近30000通古代石刻文献，如果将全省各县(区、市)石刻文献整理出版完毕，收录总量将超50000通石刻，是《三晋石刻总目》所收石刻条目的两倍多，体现出山西是名副其实的石刻大省、石刻文献出版大省。

　　 二、古代石刻整理、研究与出版分析

　　 1.古籍石刻类出版物的动机与效益问题

　　 近四十年来，古代石刻的整理与出版呈现繁荣景象，其主要动因是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蓬勃发展，古籍整理出版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加大了扶持资助力度，调动了各级出版社主动承担石刻文献类图书出版的积极性。在此背景下，许多石刻文献的整理性著作或被列入国家出版十年规划、社科基金规划等，或获得国家出版基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等专项资助，或得到地方政府的补贴，得以顺利出版，为社会提供了大量鲜见的史料。全国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前古籍出版社联合体)成立至今，一直坚持由专家评选古籍优秀图书，其中有不少石刻图书获得荣誉，仅2019年、2020年，就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中国丛帖综录》《晋商碑刻资料选编》等多项石刻文献著录图书和石刻研究图书入选年度优秀古籍图书。

　　 可见，四十年来，改革开放为古籍整理的图书提供了强大动力，国家和地方政府为古代石刻文献的整理、研究及出版提供了大力资助和支持，为古代石刻文献出版提供了基本保障。在保证相关出版社获得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取得了基本的经济效益，这是石刻文献出版获得空前成就的根本原因。

　　 2.石刻整理出版方式

　　 近四十年来，石刻文献著录性图书是石刻整理出版的主体，有全编、集成、汇编、汇存、汇录、辑录、辑存、萃编等名目，如前述之《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三晋石刻总目》等。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整理，具备一定学术研究含量，有校补，如罗尔纲编著《金石萃编校补》(中华书局，2003年版)；有校证，如金文明、赵明诚《金石录校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有辑校，如王新英《全金石刻文辑校》(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有校注，如刘雁翔《天水金石文献辑录校注》(三秦出版社，2017年版)；有释录，如杨作龙等《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有辑释，如水赉佑《淳化阁帖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有汇释，如毛远明、李海峰《西南大学新藏石刻拓本汇释》(中华书局，2019年版)。这一类出版物一般为录文汇集性质。

　　 此外，目录学也是古籍整理出版的入门路径。石刻研究中基础性工作应是编排石刻目录类图书，这类图书近年来也多有出版。如三晋文化研究会、山西古籍出版社编《三晋石刻总目》(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⑤徐自强编著《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朱保炯、谢沛霖编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骆兆平、谢典勋编著《天一阁碑帖目录汇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赵成杰编著《云南石刻文献目录集存(初辑)》(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等。

　　 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孙贯文先生开始下大力气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20000余种石刻拓本，编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上下册)(以下简称《草目》)，收入汉代至唐末的石刻目录4000余条。2020年5月，该书出版，这是一部高质量的石刻目录著作。通过这部《草目》收集的历代金石著录情况、有关石刻的传世流转、存佚情况和简要考证等，可以了解有关石刻的历史沿革、真伪流传、翻刻复刻、古代拓本情况、历代研究著述情况等重要的学术信息，且体现出作者大量的考证工作成果。[6]

　　 3.石刻文献出版的质量问题及对策

　　 石刻类著作大量出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资料，推动了学术研究进程。但从出版质量看，也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特别是录文一类图书看似简单，但由于石刻本身多有残泐，文字异体多出，文体变化繁多，做出完全正确的录文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现有石刻著作中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误释、重出、标点错误等问题。

　　 (1)体例设计不准确。《三晋石刻总目》编纂前，先编纂目录，后编纂石刻内容，是科学的规划，⑥但在石刻文献编纂时，将现代石刻收录，而现代石刻书写一般是简体字，故不可避免地产生繁体字与简体字同现一书的情况。

　　 (2)汇编类石刻出版物未编索引或索引不完备。石刻类出版物实质上是史料图书，如果无索引，必将使对石刻史料的利用大打折扣。《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项目庞大，编就了篇名笔画索引和石刻所在地索引，《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有人名索引；但有些出版物，如《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新中国出土墓志》等后出的众多著录无索引。未编辑索引的原因很多，有编纂人员不是专业出身、编纂之初欠缺索引设计等；抑或出版社在项目洽谈、接受书稿等环节上，未尽到建议责任；甚至有的非古籍出版社缺乏专业编辑，更谈不上编辑索引。近年来，随着编辑专业性提高，索引编辑技术普及，汇编性石刻出版物编辑索引已较普遍，然而索引的类型基本限于篇目、地名、人名之类，还是显得单调，难以实现编辑更多用途的索引。

　　 (3)编校质量不尽如人意。古代石刻类出版物，涉及内容极其庞杂，石刻史料的整理者，往往愿意编辑石刻拓片，因为这样出版速度快，文字错误少。而石刻录文类著作更多涉及前期文字释读和后期校对，出现的问题比较多。问题一，对典故、典章、石刻规制等不了解，造成断句错误。问题二，对繁难的石刻文字缺乏准确的认读。问题三，校对不精。前二者主要是整理者的职责，是保证文字质量的基础。如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因未运用《明代登科录汇编》《会试录》等一手资料进行校勘，以致其不能彻底纠正《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的错误。[7]又如文物出版社出版《千唐志斋藏志》后，张忱石撰文，列出此书的编纂错误有“排校之误”“误认碑别字”“脱漏志主及撰者姓名”“次序错乱”“纪年之讹”等问题。[8]再如根据陈垣先生稿本整理出版的《道家金石略》，“对全书中所收用韵的文字，有些没有按韵分标。如许多碑后的铭文，古人习惯是两句一韵，而校补者没有恪守这一通例，往往四句或四句以上施一句号，中间全逗，虽未碍文意，但终不符古制”。[9]寻求以上问题的原因，除学识原因之外，不外主观与客观两方面：主观方面是重视程度不够；客观方面是受制于出版时限，如急于完成项目、或急于上市销售、或急于完成社会效益考核。

　　 (4)古籍编辑队伍参差不齐。古籍专业出版社内部，面临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非古籍专业出版社，往往缺少专业的古籍编辑；编辑队伍人员整体不足，不能满足石刻整理出版方面日益广泛的社会需求。

　　 图书质量是图书的生命，石刻文献出版物是学术研究的基础，须遵从进度服从质量的原则，作者和出版社都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出版社应该努力早做规划、早接触作者、早发现问题，避免被动接受书稿，消极处理质量问题。对编校质量，应因著作情况安排编辑，对容量大的著作，审慎确定编辑人选并做出保证进度和质量的安排。

　　 三、石刻文献整理出版趋势分析

　　 石刻史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整理出版石刻史料，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工程，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近四十年出版的大量石刻文献图书建立了海量的石刻史料库，在此基础上，石刻研究图书和数量庞大的石刻研究论文不断问世。此背景下，蕴含着未来石刻整理、研究以及出版的趋向，是值得积极探寻的。

　　 1.石刻文献的整理和出版的趋向

　　 石刻文献整理和出版，是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内容，需要在不断发现的基础上持续整理出版，是一项长期性的繁难的工作。其一，汇编类出版物如前所出版的宗教石刻、戏曲石刻、林业石刻、少数民族石刻，通过反复组合，将加快向跨学科方向发展的速度。其二，新发现的出土类石刻，将继续出版补遗一类汇编图书；其三，地方性的石刻汇编，或将取代超大型石刻汇编，成为主要的石刻著录方向，在一地或一处石刻史料汇编基础上出版小型化石刻图书。其四，利用石刻史料，服务现实，服务大局。如黄河流域留存着大量水利石刻史料，近年来，国家出版基金加大资助有关出版社和研究部门合作的力度，出版黄河水利石刻，推动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其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信息传播实现快速化、综合化，已经出版的大量石刻出版物需加速整理成电子图书、网络版，打破大图书馆等收藏机构垄断石刻文献的局面，从而改变石刻文献的发布方式及研究方式，因此，出版形式将向纸质版图书与电子版图书并存的方向发展。

　　 中国出版集团总经理李岩指出：“古籍整理出版本质上有特定的读者对象与受众群体，定位清晰的专业出版，建设标准化的数据库，进行已有古籍内容出版资源的整合开发，实现多重开发利用与下载使用，可以通过售卖数据库的服务和多种形态的产品，产生复合效应。”[10]这一观点指出石刻的整理出版的现状，有着重要的行业指导价值。

　　 2.石刻文献研究的趋向

　　 石刻的研究，以石刻文献为基础，但不是唯一的基础，所以石刻研究的趋势，其一是综合性趋向。民间学者刘勇近年来专注于考察山西石刻，他特别指出：“在传统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交集之下，如今我们对石刻文物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文字信息，更需要结合石刻文物保存的图像信息、周围环境，综合评价其整体价值，历史的、艺术的、宗教的……可做的事情很多。”[11]其二是单一化、小型化趋向。即着眼于一个点，一个类型，也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微型出版物；一个地点的石刻，如四大佛教名山的石刻、五岳的石刻、重要石窟寺的石刻，可在史料、文本、艺术诸方面，产生读者走向明确的出版物。其三是跨学科研究趋向。新一代思想活跃的石刻研究者绝不会满足于简单的史料汇编与释读、考证，而是将石刻文献与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融合，产生新的研究成果。其四是石刻研究的时间下限可能延展。

　　 3.石刻文献研究主体的趋向

　　 石刻文献的研究主体，将趋向扁平化、大众化。近四十年有关石刻史料公开出版，且多数整理为电子版，使广大读者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石刻史料，而地方史、家谱编纂、文化旅行等趋热，对石刻的民间研究成为必要之举，民间有关石刻史料的研究队伍有可能成为未来石刻研究的主体，有利于将石刻研究做大。未来的石刻文献出版重在质量把关，依托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石刻研究者，引领石刻研究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出版趋向。

　　 出版社作为出版石刻图书的主体，因其出版性质和专业性的原因，将不会有大的改变。经过四十年锤炼的古籍编辑出版队伍，正在完成新老交替，将在古代石刻编辑出版方面继续扮演主力军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