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书籍史研究的回望与前瞻

01书籍史是中国学者“自家的园地”

“书籍史”亦可以简称“书史”，二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意味上却有很大的区别。在现代大学的文献学和图书情报学领域中，早就有关于书史的教学和研究成果。可以说，在“书籍史”舶来以前，“书史”一名行之已久，至少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

  1958年，刘国钧根据自己历年授课的讲义，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书史简编》。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被用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材。1983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郑如斯订补本。此书论及图书的社会意义，提出书籍同时具有工艺产品和文化现象这两种属性，彰显了书史研究的两种新视角，但总体来看，本书的主要特点仍是以时代为序，讲述中国图书发展的过程。事实上，在《中国书史简编》之前，刘国钧于1952年、1955年先后出版过两种书史研究的著作《可爱的中国书》《中国书的故事》[2]。《中国书史简编》就是在这两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此三书是刘国钧数十年书史研究心得积累的结晶。可以说，刘国钧既是金陵大学的中国书史研究传统的开创者，也是中国现代书史研究的奠基者。中国书史研究与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关系，也由此可见一斑。新时期以来，书史更成为图书馆学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金陵大学的书史研究传统，有两个重要的分支。一个是海外的分支。193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曾选刘国钧中国书史课程的钱存训，后来出国留学，并以研究书史的学位论文The Pre-printing Records of China :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Inscriptions and Books，于195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经过多年补充和修改，于196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周宁森博士译成中文本《中国古代书史》。

  其后，此书在中国大陆也出版了多种简体版，影响更大。总体来看，钱存训的研究更加重视书籍的生产过程，尤其是物质与技术方面，包括造纸术、印刷术等因素，可以看出他立足于传统书史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方学术的影响[4]。金陵大学书史研究传统的另一个分支，是在中国古典文献学方面。程千帆先生1930年代初受教于刘国钧，1942年秋曾接替刘先生在金陵讲授校雠之学。早在1941年，程先生就明确提出“治书之学，旧号校雠”，而新的校雠学应该包括版本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藏之学[5]。他晚年与弟子徐有富合作完成的《校雠广义》，就包括版本编、校勘编、目录编、典藏编四个部分，建构了广义的校雠学体系[6]。这四个部分同样也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核心。因此，所谓广义的校雠学，既是广义的“治书之学”，也可以说是广义的书史研究，还可以说是核心的古典文献学。 李致忠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后来长期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是著名的版本学家和文献学家。1985年，他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书籍史》，此后又有《中国古代书籍史话》《<文苑英华>史话》《中国古籍十二讲》等多种书史著作面世[7]。他的书籍研究，仍多采取版本学、文献学的写法，这也与他的学术背景和工作经历相关。李致忠著作也使用了“书籍史”之名，但与西方书籍史显著不同。

  新世纪以来，西方书籍史研究的相关成果，被陆续引介到中国来。国外学者以西方书籍史的视角研究中国书籍史的成果，也有不少被译介到国内，引起学界的注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被国内同行所借鉴。系统而集中引进西方书籍史研究成果的，首推商务印书馆自2012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书史译丛”。这套专题译丛包括《书史导论》《莎士比亚与书》《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工具书的诞生：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图书馆的故事》《版权的起源》等[8]，从各自不同视角展现了西方的书籍史研究。此外，其他出版社对西方书籍史也有一些介绍，但规模性和系统性不及商务印书馆。严格说来，西方书籍史研究实际上包括两大类别：一类主要是以西方书籍史为研究对象，另一类主要以中国书籍史为研究对象。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与中国学者有同有异，无论同异，对于中国学者，都有他山之石的功用。总体而言，西方书籍史研究有如下四大特点：第一，强调书籍文化史研究视角，也就是强调书籍作为形塑社会文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如美国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9]。

  第二，强调书籍史中的各种动态过程，不是将书籍看作静态之物，而是将书籍看作具有广泛社会联系的、活跃的、有生命的主体。这一动态过程包括书籍的生产、印刷、销售、流通等，各家具体的关注点不同，也就导致了方法与视角的差异。有关注印刷技术及其与书之关系者，如《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印刷书的诞生》以及《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等[10]；有关注书籍与士人文化之互动者，如《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11]以及前文提到的《书史导论》。第三，重视书籍的阅读过程、方法及其意义，戴联斌在《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对书籍史与阅读史研究的关系有详细的阐发[12]，实际上，阅读史早已是书籍史的一部分。何谷理《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和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二书就是十分成功的案例[13]。

  第四，重视书籍商品性，重视商业出版及其背后的通俗文化。例如包筠雅的《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和贾晋珠的《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14]，观其书名，二书之宗旨一目了然。西方书籍史研究中所展现的宏通的眼光，见微知著的视角，以及注重将书置于中心并确认其主体地位的自觉意识，都值得我们借鉴参考。
  总之，从学术史和学术传统来看，书籍史研究是一片广阔的园地，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也是一片自家的园地。不管是文献学、图书馆学、出版学以及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都可以也值得在此领域投入精力、洒下汗水，也必将有可观之收获。这正是本期“书籍史专栏”意义之所在。

02书籍史研究的新进展

一部书籍往往拥有多种身份，不同的身份，意味着其在书籍史网络中处于不同的网格点上。从书籍史的角度来说，这就提供了不同的切入角度。例如，《思溪藏》既是一部宋刻书，又是一部佛教典籍。这意味着，它既是宋刻的代表，在宋代书籍生产尤其是版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又是佛教典籍史的重要代表。另一方面，这部典籍在中国失传已久，清末才由杨守敬购得而回流中土。从这一角度来看，它又属于域外汉籍，走过将近千年的漫长的“书籍之路”，可谓身世曲折。从宋版书籍、佛教典籍和海外汉籍三个角度，都可以展开书籍史的研究。王传龙《<思溪藏>刊刻事项汇考》虽然涉及了三个视角，但主要的视角集中在前两个视角，尤其是第一个视角。

  王传龙所谓“刊刻事项”，主要是指刊刻时间、刊刻地点、主持者等等。刊刻时间包括刊刻的起迄这两个时间点，就为理解整个刊刻过程提供了重要的时间座标。王传龙文所引日本京都南禅寺所藏《长阿含经》卷二十二卷首刊记，无疑是研判《思溪藏》刊刻时间的重要材料。这篇署“绍兴二年四月日谨题”的刊记称，捐资者王永从等人“谨发诚心，捐舍家财，开镂《大藏经版》总五百五十函，永远印造流通”。这段文字包含开镂、经版、函、印造、流通等有关书籍生产的专门术语，其中的“开镂”一词尤其值得注意。“开”“镂”二字实为同义并列，皆为雕刻之义。在北宋石刻中，镌字人常自称“开”“开石”“开字人”。例如，《挥麈录》三录卷二记九江琢玉坊碑工李仲宁，“刻字甚工”，自称“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15]，此处“开”即是雕镌之意。嘉祐二年（1057）龙川白云岩陈偁题名后，署刻“僧应玑开石”，“开石”亦即“刻石”[16]。明道二年（1033）刻《洛阳义从师幢》的洛阳刻工翟灵芝、熙宁三年（1070）刻《宁阳父母恩重经》的刻工梁玉，皆自称“开字人”[17]。可见，在宋代，雕刻之义的“开”字是相当常见的。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开雕”一词仍然屡见不鲜，例如《周易集传》提要谓“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谓通志堂刻《经解》时以其残缺，故未开雕云云”[18]，《新五代史记》提要谓“(欧阳）修殁之后，始诏取其书，付国子监开雕，遂至今列为正史”[19]，《双溪集》提要谓“此本乃明万历丙申尚宝司丞王鏻得沈一贯家旧本，为校正开雕者也”[20]，不胜枚举。凡此诸例，其意皆为雕刻，而非“开始雕刻”。

  王传龙文根据《思溪藏》的卷函数量以及刻版的工作效率作出判断，论定日本学者小野玄妙将“开镂《大藏经板》总五百五十函”理解为开工时间，是对“开镂”的一种歧义误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思溪藏》刊记中出现的“开镂”一词，却提示我们，至迟从宋代开始，“开”字作为一个专有术语，就已经为石刻生产和书籍生产所共用。石刻和书籍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献，彼此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关《思溪藏》“刊刻事项”的研究，虽然只是一个个案，却增加了我们对宋代书籍生产史的认知，为后续的书籍史研究夯实了文献基础，也为文献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思路。在追踪《思溪藏》“刊刻事项”的过程中，王传龙已经触及宋代刻书业的经济来源以及刻工问题，可惜限于主题，只能浅尝辄止。相关问题在丁红旗《再论南宋刻书业的利润与刻工生活》中得到更具体细致的讨论。丁红旗的研究展现了书籍经济史的视角，特色鲜明。在宋代书籍经济史方面，周生春、孔祥来《宋元图书的刻印、销售价与市场》、章宏伟《南宋书籍印造成本及其利润》已着先鞭。丁红旗从书籍刻工入手，角度是比较别致的。至少自南宋起，刻书工匠与刻碑工匠往往二任集于一身。王诗安就是“梓人而兼石工”的较早的例子：作为刻书工人，他刻有薛师石《瓜庐诗》行世；作为石工，他刻有《薛叔似墓志》[21]。元延祐四年（1317）刻《重修武安灵溪堰记》的万安泰，自署“黄州路绣梓”，曾毅公认为他就是“刻书工人而兼为石工者”[22]。

  明代安徽歙县仇村黄氏亦兼营刻书与刻石。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三十六《书赵松雪千文帖后》云：“吾乡锓梓刻石，必归之歙仇村黄氏。黄氏之彦曰文敬，尤以此得名。予刻先茔碑及锓《贻范集》，皆文敬率其子弟为之。”[23]著名的清代吴趋穆大展局，在南京亦设有分号，刻碑并兼刻书[24]。目前为止，关于宋代刻书价格的史料虽然很少，但仍有七种可用，而关于宋代刻石的价格史料，则几无所见。既然梓人石工常一身二任，那么，丁红旗文中关于南宋刻字工价、纸张价格的研究，对于同时代刻石价格的研究，显然也有有益的参照意义。除了宋代的刻书工匠，其他时代的刻工也有必要加以关注，不仅要关注他们的姓名及里籍背景，关注他们的板刻技术及传承，还要关注他们的社会生活及经济地位。

辨伪是古典文献学中的一门专门之学，《伪书通考》《续伪书通考》等书的流行，说明传统文献学界对于辨伪的重视[25]。从书籍史的视角观察伪书，观察伪书产生的背景，分析作伪者的动机及其伪书的材料来源，进而探究其背后的学术文化史价值，是很有意义的。

  众所周知，丰坊是明代伪书造作的代表人物，“其平生好作伪书，妄谬万端，至今为世诟厉”[26]，但是，另一方面，丰坊也为从书籍史的角度研究明代伪书生产提供了典型的案例。王赫《伪书的诞生：明中叶文化学术氛围与丰坊的作伪》指出，丰坊“遍伪群经的行为受到明中叶文化和学术氛围的直接影响”，“从疑经、改经到丰坊的伪经，体现了宋以后中国经学史和书籍史中一种独特的‘改写’传统，这一传统在丰坊处走向了极端和异端”。这是从伪书造作的角度观察得出的结论，更多着眼的是人的因素；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书籍再生产的角度观察，也就是从书的角度，特别是从书的形式、构成的角度进行观察，或有新的发现。明代是书籍史的重要阶段。传统对明代书籍史的认识，主要是继承自清人，还是比较粗线条的。清人多认为“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27]，对明人的图书再生产付之以鄙夷。这种态度很容易忽略明代书籍史的生动具体的细节，俞士玲在《明代图书生产与思想争鸣：以李贽的图书刊刻为中心》中，就为我们展示了一系列这样的书史细节。明人文集中存留的大量有关书信、序跋，为我们观察明代书籍史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刻书的过程，不仅是友朋之间社交往来的过程，更是学人之间思想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书商、中介、赞助者的作用，展示得更为清楚。明代学术思想生产、传播交流的方式也随之改变，李贽对于书籍刊刻的时间（万历二十八年是乡试年）、地点（南京是江南贡院所在地）的选择，透露了他对书籍传播的刻意。论文第五节提到的“遗书”，与王赫文中的“伪书”，作为书籍的两种特殊形态，都可以作为书籍史研究的课题。

编刊尺牍选本成为一时风气，初兴于明代末年，再兴于康熙初年。这是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书籍史现象。
  首先，这涉及书籍形式的转换问题，原来属于写本的单篇尺牍汇聚选编，通过版刻而转换为刻本书籍。其次，这一转换过程不仅涉及尺牍的篇章别裁，而且涉及撰写者、编选者与评点者之间复杂的社会交际和文化互动圈子。第三，在商业出版的大背景之下，书籍销售的商业利益与尺牍作品的文艺审美价值之间形成了张力，这种张力对于编选、营销、阅读诸事项的影响，也相当引人注目。围绕着书业同行竞争和同类出版物竞争，出现了不同的编刊策略，出现了盗版与正版之争，出现了南京、扬州、杭州三个出版中心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演出了明清书籍史上一场可以名为“三城记”的历史戏剧。因此，编刊尺牍选本既是书籍史研究的焦点，也是出版史研究的绝好案例。蔡燕梅和刘仁的两篇论文互涉性相当强。蔡燕梅论文题为《从<尺牍新语>编纂看明末清初尺牍选本的商业出版》，而刘仁论文题为《从匡赞分雅到鼓吹休隆：丛书与明清文化转型》。前者着眼于商业出版以及编刊策略，着眼于书的本体；后者则以《檀几丛书》和《昭代丛书》为例，着重探讨丛书编纂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政治和学术权力作用.

  前者聚焦尺牍编刊，而后者侧重丛书的编纂，表面上看，二者视角不同，论述重点也不同，但实质上，两篇论文所聚焦的时段相近，而且尺牍刊本对二文主旨的展开都至关重要。刘仁的论述能够展开，得力于丛书编辑者张潮所汇刊的、包含其与友朋之间的1500馀封信札的《尺牍偶存》《友声》。这两本尺牍汇刊犹如化石，凝固了以张潮为中心，横跨扬州、徽州、杭州等地，包括商人、文士、刻书家、编选家等的人际网络，这为刘仁剖析提供了切入口。张潮(1650—约1709)一生大致与康熙（1662-1722）时代相始终。康熙三十三年（1694），寓居扬州的徽州人张潮与杭州人王晫联手编刊《檀几丛书》，并于次年完成了初集的刊刻，二集刊刻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才完成。这是一套至今仍颇具时尚感的丛书。新旧世纪之交，上海文艺出版社曾约请饶宗颐、金克木、季羡林、程千帆等23位海内外华人学者，将他们研究成果中的精粹萃编成册，出版了一套“学苑英华”丛书，其颇具创意的萃编方式与张潮的《檀几丛书》异曲同工[28]。刘仁有个新奇的发现：“在《檀几丛书》初集与二集之间的康熙三十五年，张潮却进行了《昭代丛书》甲集的编纂与刊刻。”他从康熙三十六年春张潮致王士祯书中，找到了张潮突然改弦更张的原因：“拙选《檀几丛书》初集，原与武林王丹老共事，后闻侍卫中有欲进呈者，因以己意更选《昭代丛书》一部，发凡起例，与前本略有异同。”对张潮来说，这确是他书籍编刊史上的重要转向，从“怡悦性情”的小品文字《檀几丛书》，一变而为“鼓吹休隆”的“辉煌典籍”《昭代丛书》，两者的性质与意味迥然不同，而编者张潮的身份意识也焕然一新。

  书中所谓“侍卫中有欲进呈者”一事至今无法考实，限于传闻而已。仅仅是一条莫须有的传闻，就轻易改变了张潮的书籍编纂计划，这既证实了刘仁的结论：“书籍不仅是文化的被塑造物，而且是其构建力量”，也证明了明末清初学术思想史上确实存在王汎森所谓“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29]。饶有趣味的是，康熙三十七年冬孔尚任寄来《出山异数记》，以个人视角记述其面圣的经历，张潮建议将其改名为《幸鲁承恩私记》，强调“承恩”的一面，这是张潮自觉贯彻《昭代丛书》“鼓吹休隆”编辑策略的典型表现。鉴于上述事实，也许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在康熙三十四年至康熙三十五年之间，无论是中央的政策层面，还是地方的文化层面，究竟还发生了什么政治事件，以致于影响了张潮的抉择？在古代中国书籍史上，历代皆有官修之书，这些代表帝王旨意和王朝意志的“官书”，也可以称为“帝王之书”。围绕这些“官书”或“帝王之书”，展开了一部特殊的书籍史。宋初的四大书，明初的《永乐大典》，乾隆时编撰的《四库全书》，清代武英殿所刻的“清六通”，等等，都是官书。官书局，以及与编刻官书相关的其他机构设置、制度运营，都与“官书”书籍史密切相关。武英殿所刻“清六通”，究竟刊于何时，谁参与，谁主持，具体过程如何，在韩李良《清武英殿本“清六通”刊竣时间新考》中有详细的讨论。这是武英殿刻书史的一个片断，也是清代朝廷刻书的案例之一。

  传统文献学对于藏书与藏书家的关注，往往聚集在书的聚散以及书与人之间的因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视角与书籍史殊途同归。藏书家都是爱书之人，但各自的爱书方式又有不同，有的珍藏秘不示人，有的想方设法化身千百分享同好。近代著名藏书家徐乃昌影刻明崇祯赵氏小宛堂本《玉台新咏》，意在与同道分享。这部影刻“写刻精良，版风雅致，是近现代影刻古籍的代表作”，由于过于逼真，以致徐乃昌板片流出之后，有人故意挖去翻刻痕迹之后刷印，并成功地冒充明本，欺世牟利。南江涛《徐乃昌影刻<玉台新咏> 考》不仅详细考索了徐乃昌影刻《玉台新咏》的过程，而且探讨其动机与目的，指出徐氏影刻此书的用途，主要是作为“礼品书”。读完这篇论文，我对书籍的物质性有了更多层面的认识。在抄本时代，每个抄本之间肯定有不同，这是容易理解的。在刻本时代，同一底版的不同刻本之间，由于用纸、用墨、压印用力、装订用线等物质因素的影响，也会产生各本之间的个体差异。此其一。

  即使同一版次并且纸墨印装完全相同的印本，在流传过程中，也可能因为流传过程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序跋题识，并拥有各自的物质特征。此其二。
  同一版本书籍的这种物质性差异细节，如果不是目验手核，如果未受版本学或藏书学的相关实务训练，是不容易发现的。最近，有版本学研究者提出了“实物版本学”的概念[30]，我认为，这一概念有必要引入书籍史研究领域，建立一门“实物书籍史”和“书籍物质史”的分支。“实物书籍史”侧重的是切入对象的研究视角，与藏书楼及图书馆等联系较为密切，而“书籍物质史”着重的是对象的物质属性，与出版者、刻印者的关系更为密切。作为一部官修大类书，《永乐大典》的编纂、抄录、转运、传承以致流散亡佚，伴随着明朝迁都、明清易代、清末战乱以及民国以来的内乱外忧，经历了一个书运与国运相互联结纠缠的曲折的历史过程。从这个角度可以说，郑云艳《民国以来<永乐大典>海内外流通价格变迁考》不止是20世纪书籍价格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更是20世纪书籍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一种别致的展开。

03书籍史研究之前瞻

  王传龙文中所谓“刊刻事项”，亦可简称为“刊事”。刘仁在其研究书籍史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 “书事”的概念。所谓”书事”，包括书籍的编选、评阅以及借助书籍而开展的知识分享与礼物馈赠[31]。

  按我个人的理解，所谓“刊事”正是范围更广的“书事”的一部分。何予明在其《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中，标举“书文化”的视角。“书文化”一词涵盖最广，可以将“刊事”“书事”包括在内。文化史的视角，无疑是书籍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视角之一。
  中国书籍史研究方兴未艾，可以结合传统文献学、中国书史和西方书籍史研究的思路，建构中国的书籍史研究体系。首先，书籍史的研究，可以从各种专题史的角度展开。将书籍研究与各种史学、文化学相结合，开展书籍社会史、书籍经济史、书籍史料学、书籍阅读史、书籍艺术史、比较书籍史的研究[32]。所谓比较书籍史，既可以是中外书籍史的比较研究，也可以是各种汉籍之间的比较研究。域内汉籍与域外汉籍之间，东亚汉籍的和刻本、朝鲜本和越南本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是比较书籍史的内容。其次，书籍史的研究，可以从断代史、分类史、区域史等角度展开。断代的书籍史，关注宋代以降者居多，这自然是因为宋元明清书史资料较多之故。除了目录学的分类，书籍还有其他分类，例如从刊刻角度区分，有官刻、坊刻、家刻等类别；从用途角度区分，则有考试用书（制义刻本）、蒙学读物、礼品书、历书、日用类书、畅销书等类别。以区域划分的藏书史、刻书史，已有不少成果。

  贾晋珠《谋利而印》就是区域刻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被列入“福建印刷文化研究丛书”，这套丛书令人期待。需要说明的是，上一段所言各种专题史以及此段所言各种“区块史”，固然是整个书籍史研究框架中的“区块”，而更重要的是一种研究视角，可据以展开各种深入具体的研究。实际上，在具体研究中，不同的角度往往融合为用，例如何朝晖《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就是断代史与专题史视角的结合[33]。
  第三，书籍史的研究，应该注意从周边看中心。这里所谓“周边”，指的是往常不太为人看重的边缘人物和边缘史料。所谓边缘人物，包括代笔、代刻、代校、代书、赞助等各种人物，也包括书籍生产进程各阶段的各类“隐身人”“捉刀人”，如没有大声宣扬的赞助人、默默无闻的校阅者、少见经传的销售者、秘不作声的合作者等。所谓边缘史料，是指以往不太受到重视的书的各种副文本，以及零星散在各处而有待发掘的序跋、日记、书信、档案等史料。书籍史应该重视各种与书相关的史料，明清时代的各种写本文献尤其重要。

  第四，书籍史的研究，应该重视书与人的个案研究。书的个案研究，多集中在经典、名著、大书，也可以集中于某些有个性的小书。人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名家的阅读，书籍阅读对名家成长的影响，是“进”与“出”的关系，特别值得关注。宋代以后的书史，能够提供名家在阅读中成长的足够史料。此外，对于书籍的各种形式的消费与利用，也有必要展开个案研究。

  第五，书籍史的研究，应该有超越书籍史的胸襟和视野。研究中国书籍史和古典文献学的学者，对于简帛石刻等究竟是否属于书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简帛石刻以及其他各种写本文献等等都属于文献，大家是没有异议的。超越书籍史，就是打破书籍与简帛、石刻以及各种写本文献的界限，将其作为文献的一种，不仅立足于书文化史的角度，更立足于文献文化史的高度，获得更高远的视野。[34]换句话说，书籍史可以作为文献文化史的一部分，从书籍史角度，对传统文献学史中的各种史料作新的梳理，对各种论述作新的阐释，尝试理论提升，那么，中国传统的“治书之学”必将与时俱进，“其命维新”。

（原文刊登于《文献》杂志2020年第4期）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10&ZD130）阶段性研究成果。

[1]详参江曦：《陈彬龢、查猛济<中国书史>考辨》，《图书馆杂志》2018年第6期，第96页。

[2]刘国钧：《可爱的中国书》，建业书局，1952年；刘国钧：《中国书的故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此二书内容皆不及《中国书史简编》丰富。

[3]1987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郑如斯、肖东发编《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就是图书馆学专业的教学用书。

[4]参看别立谦：《钱存训对中国书史研究的贡献》，《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1期，第118-127页。吴格编：《坐拥书城 勤耕不辍：钱存训先生的志业与著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

[5]程千帆：《<校雠广义>叙录》《校雠广义版本编》，《程千帆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6]《校雠广义》有多种版本，最新的版本是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修订本），中华书局，2020年。仍分为四编。

[7]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商务印书馆，1996年；李致忠：《<文苑英华>史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李致忠、芦婷婷：《中国古籍十二讲》，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

[8][英] 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著，何朝晖译：《书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美]戴维·斯科特·卡斯顿著，郝田虎译：《莎士比亚与书》，商务印书馆，2012年；[法] 罗杰·夏蒂埃著，吴泓缈、张璐译：《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3年；[美] 安·布莱尔著，徐波译：《工具书的诞生：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商务印书馆，2014年；[英]马修·巴特尔斯著，赵雪倩译：《图书馆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13年；[美] 马克·罗斯著，杨明译：《版权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18年。

[9][美]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著，叶桐、顾杭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三联书店，2005年。

[10][美]伊利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L.Eisenstein）著，何道宽译：《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法]费夫贺（Lucien Febvre）、马尔坦 （Henri-Jean Martin）著、李鸿志译：《印刷书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美] 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撰，张志强等译：《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商务印书馆，2014年。

[11][美]周绍明著，何朝晖译：《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2]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新星出版社，2017年。

[13][美]何谷理（Robert E.Hegel）撰，刘诗秋译：《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中华书局，2019年。

[14][美] 包筠雅（Cynthia J.Brokaw）撰， 刘永华、饶佳荣等译：《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美]贾晋珠（Lucille Chia）撰，邱葵、邹秀英、柳颖、刘倩译：《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

[15]王明清：《挥麈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

[16]此条《石刻考工录》未注“开石”之题署，又误“偁”为“称”。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5页。参看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十五，《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5册，新文丰出版社，1977年，第3329页。

[17]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第40、48页。参看程章灿：《石 刻刻工研究》上编第三章《石刻刻工之题署及其身份之判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5-56页；又下编，第231页。

[1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中华书局，1965年，第25页。

[1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第411页。

[2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〇，第1376页。

[21]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第74页。按：原书“瓜庐”误作“瓜卢”。

[22]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第114页。

[23]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三十六《书赵松雪千文帖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参看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第60页。

[25]张心澂：《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1954年；郑良树：《续伪书通考》，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

[2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三，第964页。

[27]如陆心源《六经雅言图辨跋》称：“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陆心源撰，冯惠民整理：《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卷一，中华书局，2009年，第29页）

[28]“学苑英华”丛书于1996年至2002年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共计23种。

[29]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0]参看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绪论二之（二）“实物版本与实物版本学”，中西书局，2019年。

[31]参看刘仁：《张潮及其友朋书事考论》，南京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赵益教授指导），2020年。

[32]关于书籍艺术史，近年有陈亚建：《中国书籍艺术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更早的则有邱陵编著：《书籍装帧艺术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

[33]何朝晖：《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34]参看赵益：《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110-121页。